試論農業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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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農業轉變

【摘要】進入21世紀，中國全面實施第三步戰略，旨在提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追趕發達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中國農業發展的根本任務就在于適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加速農業轉變，提前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世界農業發展規律表明，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如日本在60年代，韓國在70年代），基礎工作是加速傳統農業改造，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轉變。我們需要借鑒國外經驗，初步認識農業轉變理論，依靠創新機制，加速傳統農業轉變，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1農業轉變理論

1.1農業轉變理論內涵

農業轉變理論源于經濟學理論中從總量經濟到經濟結構變化的理論。

早在20世紀70年代，西蒙•庫茲涅茨開創性地發表了《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和生產結構》著作，人們開始重視三次產業比例變化（產值和就業結構）以及部門內部的比例關系（結構變化）。H.錢納里將經濟結構理論提升為結構轉變理論。他于1979年的研究成果《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和1986年的研究成果《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吸收了庫茲涅茨關于經濟結構理論的內涵，重點研究了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工業化問題，提出了經濟結構轉變理論。

庫茲涅茨認為，經濟結構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不斷變動，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消費需求變化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根據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根據變化了的技術水平調整經濟結構。經濟結構理論體現了由市場決定的消費需求和不斷的技術創新對結構變動和總量增長的巨大作用，這一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經濟結構和產業轉變奠定了基礎。

而H.錢納里則明確提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結構轉變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關系，不僅表現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經濟結構狀況不同，也表現為經濟結構轉變可以加速經濟增長，特別是在非均衡條件下（要素市場分割和調整滯后等），經濟結構轉變有顯著作用。這些作用包括：結構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隨發展水平而變動，結構轉變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各階段不同部門、不同要素對增長貢獻的相對重要性也不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增長過程不同是由于結構關系不同所致，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變對于經濟增長的潛力和意義遠比發達國家更大，發展中國家更需要注意非均衡條件下結構轉變要依靠技術創新。H.錢納里的研究成果基本確立了產業轉變（經濟結構轉變）理論

農業轉變，就其一般含義而言，是指欠發達國家在追趕中等發達國家或向發達國家演進過程中，根據國內外兩個市場需求的變化，運用現代科學知識（包括先進適用技術和現代制度），動態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不斷提高農業發展水平，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以達到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適應非農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和實現農業現代化要求的整個過程。農業轉變具有世界農業發展的一般特征，如加速傳統農業技術改造，不斷調整和完善農業發展體制，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和產業水平，不僅突出結構動態優化，更在于強調農業整體水平。因此，農業轉變是一個世界通用的經濟學概念。

發展經濟學理論都十分強調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的農業轉變，如西奧多•W.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著作中和約翰•梅爾在《農業經濟發展學》一書中都強調了農業轉變及其重要性。當然，不同的國家，農業轉變有先有后，各有側重和特色，但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實踐已經證明農業轉變理論具有普遍性，如日本、法國、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等國家和地區都先后成功地實現了農業轉變。

1.2農業轉變與結構調整的關系

應該看到，目前中國農業結構性問題很突出，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農業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確實存在著與建設現代農業極不適應的問題，加強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必要的。然而，中國農業發展不僅僅是結構調整問題，整個農業發展也不僅僅是通過結構調整就可以解決的，如農業總體實力、農業體制、技術進步、政府職能、農民知識化、農業市場體系建設等關系到現代農業的重大因素，都是新時期中國農業發展所必須重視的問題。因此，中國農業主要面臨的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農業差距，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就需要從農業轉變角度去認識和關注中國農業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21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業發展，遠不是“農業結構調整”這條“口袋”完全可以包含的，對此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中國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主要是針對農業內部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而言的，毫無疑問這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從農產品品種結構看，中國南方地區市場需求彈性低的早秈谷，北方地區的常規品種如梨、蘋果等，產量低且品質不高的南方玉米和小麥，常規水產品和耗糧系數較高的生豬生產等農產品將會逐步調減。從農業內部產業結構看，在種植業中要調減常規糧食作物和蔬菜作物，擴大園藝作物生產；林業要擴大公益性林業面積，增加具有速生性、高附加值的名優新特種經濟林木果品生產；大力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畜牧業和現代水產養殖增殖業。然而，農業轉變并不僅是上述以“農業生產經濟”為主體的變化，而是廣泛涉及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各個環節的變化；也不僅是以農業經濟產出為唯一內容，它要求在工業化過程中，將過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使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個產業分布中更為合理；也不僅僅是農業產品的生產，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建立與農業轉變相適應的農業經營和組織體制，建立適應現代農業要求的市場機制，更多的依靠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持續高效地推進農業轉變。

之所以強調以農業結構調整為基礎的農業轉變，就在于從過去主要以農業抓農業的傳統農業發展模式中解放出來，將農業產中環節與產前和產后環節有機地聯系起來，將農業生產內在要素合理地結合起來，在于將總量發展與結構變化關聯起來，促使農業自身發展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相適應，將國內農業供求與全球農業一體化要求一致起來，適應農業現代化建設需要，把中國現代農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因此，中國農業轉變要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處時期，根據中國農業發展所處階段，不斷調整農業轉變的重點，由此確定不同時期的農業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建立現代農業組織體制和發展機制，不斷調整有利于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宏觀控制性政策，進一步完善農業創新機制。

2中國農業產業進化與農業轉變

新中國經過51年發展，農業產業形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農業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順利實現了解決溫飽和小康二大目標。在國內外經濟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宏觀背景下，中央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做出了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大戰略決策，為新時期農業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

2.1中國農業產業進化

中國是一個有著完全產業形態（即三次產業齊全）、由傳統農業向工業化推進進而實現現代化偉大宏愿的發展中國家，農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產業，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或很不完善的條件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將是農業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業發展對國民經濟成長作出過重大貢獻，對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起過重大推動作用，農業內部產業形態成功地經歷了二次大的發展演變過程，形成了以糧食經濟和多種經營全面發展為主要內容的階段性農業經濟特色，基本完成了傳統產業的進化。

第一次是建國以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的農業發展階段，可以稱之為糧食經濟時期。特別是在80年代初期，糧食等基本農作物生產得到快速發展，基本解決了中國長期難于解決的溫飽問題。這一時期，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性能量釋放，中國長期形成的精耕細作的糧食生產優勢得到全面發揮和體現，到199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46億噸，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到390公斤。同期，棉花、油料、糖料、大宗蔬菜等基本農產品都獲得巨大增長。

第二次是90年代形成的以多種經營、畜牧業和水產業快速成長為特色的傳統農業經濟，可以稱之為傳統畜漁經濟。這一時期，在繼續重視糧棉等基本農產品生產的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素逐步發揮作用，商品農業快速發展，生產重心開始由糧食向非糧食物轉變，農業生產結構在傳統農業框架下得到較大調整，農民收入快速增長，農民生活達到小康，提前實現了中國第二步戰略目標。在80年代中期出現基本農產品階段性過剩后，中國農民并沒有滿足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輝煌，而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要求，開始將農業生產要素資源逐步向高效益的農業領域轉移，沿海地區水產業迅猛發展，中原大地農區畜牧業生產規模成倍擴大，丘陵地區利用豐富的園地資源發展水果業，山區農業綜合開發以及商品性林業經濟得到較大發展，全國農業資源得到更充分利用，非糧農業全面增長，長期形成的以糧食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產業格局有了根本改善。

用糧棉產量和畜漁業產出的邊際變化對中國農業內部產業變動過程作實證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農業產業形態的演進過程。按照農業生產大致3-4年為一個周期，計算糧棉實物產量和畜漁業產出的簡單算術平均數，作三年期移動平均，然后求出農業邊際變動率（以百分比計算），可以得出如圖1所示的糧棉和畜漁邊際率變化曲線。由此可見，中國糧棉邊際增長率由改革開放以前低于2%增長到1984年前后最高約8%形成單峰后于1990年前后結束了4%的較高增長率（圖1中的“糧棉邊際增長率”），我把這一時期簡要地稱之為糧棉經濟時期，或農業轉變準備時期（或第一時期）。用畜牧業和漁業產值代表商品農業發展，根據畜牧業和漁業產值指數作算術平均后求出的商品農業邊際增長率（圖1中的“畜漁邊際率”）曲線表明，三年移動平均的商品農業產出在糧棉等基本農產品增長乏力后于1990年前后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其邊際增長速度開始遠遠大于糧棉邊際率，雖然畜牧和漁業產品的商品率遠遠高于糧食生產的商品率，但生產方式仍是傳統型的，因此我稱之為傳統畜漁經濟時期，或農業轉變的啟動時期（或第二時期）。大致從目前（2000年前后）開始將進入以優質糧食、園藝業、現代畜牧和現代漁業為特征的農業新時期（或新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顯然有別于前兩個時期，這是一個現代農業將會得到全面發展和快速成長的新的時期，可以稱這一時期為現代農業進入時期或農業轉變時期。

根據農業轉變理論和上述實證分

Y邊際增長率析，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產業演進路徑

十分明晰，有著典型的農業轉變軌跡，通過圖形抽象，可以得到如圖2所示的農業轉變模型。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以時間T為橫軸，以縱軸Y表示農業產業邊際增長率（%），用A曲線表示以糧棉等基本農產品為特色的典型傳統農業經濟成長過程，B曲線表示傳統畜漁經濟為特色的非糧類傳統農業經濟發展過程，C曲線表示現代農業進步過程，每一個時期都是一個較為完整的單峰變動曲線。第二時期的B曲線與第一時期的A曲線及第三時期的C曲線的時間序列交點分別為a點和b點，大致在1990年和2000年。如果將A線、B線和C線分別作切線，將切點相連并作出農業產業變動長期曲線，這一變動過程正好可以用F曲線近似地表示，這便是中國農業轉變或農業產業進化的長期變動曲線。

中國農業轉變和內部產業進化已經開始由B曲線轉移到C曲線，并將沿著C曲線移動，經過目前已經開始的第三次農業內部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產業移動，會抬升表示農業總體發展態勢的長期曲線F，加速完成這次農業轉變。然而，由于宏觀局面的巨大變化而使中國農業轉變更具緊迫性。分析表明，中國農業發展仍然存在著突出的不適應性，如農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不適應，與增加農民收入要求不適應，與市場需求不適應，這是21世紀初期中國農業轉變需要高度重視的三個主要問題。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還應該看到，中國農業發展存在的問題，不僅表現在資源稟賦、財政支農、現代要素投入和市場建設等硬指標上，還反映在諸如人員素質、經營機制、組織化程度、管理水平等方面，中國農業發展差距還很大，農業轉變任務還十分艱巨。

2.2新時期農業轉變的政策信號

應該看到，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總體實力不斷增強、國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及國際經濟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為了加速農業轉變和建設相適應的農業產業，中國農業政策逐步開始了重大調整，相繼出臺了以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為重點的系列政策，逐步拉開農業轉變的序幕。

一是1998年5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從而使全國糧食生產與收購格局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使計劃經濟體制下以糧食生產為主要制約因素所形成的調整傳統農業結構難于奏效的格局開始有了改變，全國各地逐步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并拉開了農業轉變的序幕。

二是1998年10月初，總書記在江浙滬三地農村考察時指出，“沿海地區要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繼續深化農村改革，加快發展農業生產力，建設發達農業，爭取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隨后召開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并通過了《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次會議確定了到2010年中國農業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和相應政策，使中國農業轉變開始成為跨世紀發展的一項重大內容。

三是2000年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做好2000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中國農業形勢作出明確判斷，農業和農村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實際上就是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的階段”，大力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意見》要求重點抓好三個環節，一是全面優化農作物品種，努力提高農產品質量；二是積極發展畜牧水產業，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三是調整農業生產布局，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同時指出，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要合理調整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發展高效農業和創匯農業。農業結構調整，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著力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農業主導產品和支柱產業。從而使各地重點圍繞農業生產結構戰略性調整，實質性地邁出農業轉變步伐。

四是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時期”，農業要加強，要鞏固，要在發展中面向市場調整。在農產品結構方面，要以優化品種、提高質量、增加效益為中心，提出要加快發展畜牧和水產業并提高農產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合理調整農業生產的區域布局以發揮各地農業的比較優勢，大力推進以科技服務和信息服務為重點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支持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使先進適用技術進入更多農戶。加快建立農產品市場信息、食品安全和質量標準體系，引導農民按市場需求生產優質農產品。《建議》進一步明確了“十五”期間中國農業轉變的重要任務，不僅僅是調整農業結構，而是從多方面加速農業發展。

中國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經過1995年和1996年對糧食供給這一制約農業轉變的根本因素進行全國乃至世界范圍的大討論，在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世界浪潮的強烈推動下，逐步形成的這些政策，為全國整體性農業大轉變奠定了基礎。同時，隨著中國融入農業全球化進程的步伐加快，農業發展面臨著新的戰略性機遇和從未有過的重大挑戰。在既不放松糧食生產又要加速傳統農業改造的情況下，根據市場配置農業資源原則和吸取發達國家現代農業發展經驗，推進農業轉變勢在必行。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次農業轉變，是繼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發展的又一次重大變革，是中國農業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二次農業革命。我們理應大膽進取，抓住機遇，利用全國統一的農業大市場框架基本形成和全球農業一體化條件較為成熟等有利時機，加速這次農業轉變。全面推進中國農業轉變的時機已逐步成熟，一個全面推進農業轉變的新的發展時期開始到來。

3農業轉變沒有固定模式

加速中國農業轉變，需要抓住傳統農業生產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將產品農業提升為質量農業，推進一國范圍的自給性農業向全球范圍的商品性農業等基本特征，其目的在于促進包括農業資源要素、農業生產結構、農業技術和農業體制（包括制度和組織）的全面升級，提高生產者科技水平，提升農產品檔次，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開拓農業市場，使中國農業盡早趕上中等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農業水平，實現農業現代化。中國這次農業轉變，實際上也是21世紀初期農業現代化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實現農業轉變并沒有各地共同可以通用的農業轉變模式。

中國由東到西、由南而北，各地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社會需求等差異較大，甚至中國許多省的面積和人口都達到或超過了歐美一些國家的規模，多數省市區都有著完整的產業形態，農業對于中國和一些地區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礎部門，農業轉變是一個從全國到地方的共同任務，但如何促進農業轉變卻沒有固定的模式，需要在農業比較優勢原則下根據市場規律因地制宜地推進。

沿海地區與中部和西部地區相比，除農耕業外，還有獨特的海洋資源，根據資源稟賦決定農業結構的原則，水產業就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部地區由于僅靠淡水資源發展水產業就遠不如沿海地區；西部內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水資源，但由于地勢較高且起伏大，河流水域利用率低，只能利用庫、塘、渠等水體資源發展淡水養殖，水產業比例就很低。最主要的是，東部地區在熱量、淡水和土壤資源條件方面配合較好，農業發展歷史悠久，人口稠密，是中國農耕業、農區畜牧業和漁業的集中產區；而西部地區氣候比較干旱，熱量、水利、土質等資源條件的配合上有較大缺陷，加上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耕地小而分散，農業發展相對粗放，沒有東部那樣精耕細作，但以放牧為主的畜牧業潛力超過了東部地區。

除東西部地區這些差異是農業轉變所要考慮的因素外，南北方之間的差別也是需要重視的，然而卻很少引起重視，中國南北地區農業生產條件的差異也是中國農業轉變所必須看到的。從下表數據可見，以秦嶺和淮河為地理標志的中國南北方地區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

表1中國南北方地區經濟社會條件比較

土地面積總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農民純收入地方財政收入進出口總額

(萬平方公里)(%)(萬人)(%)(億元)(%)(元/人)(倍數)(億元)(%)(億美元)(%)

南方地區260.5627.497111157.6848685.358.823701.102941.559.022372.173.23

北方地區687.3872.515217142.3234095.041.221050.972042.540.98867.126.77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有關數據計算。其中，“土地面積”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表中土地面積的比例、總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均按分省合計數計算。農民純收入倍數以全國平均數為1計算。

中國南北方地區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自然條件差異，如降水、溫度、土壤、日照等，淮河以北的東部北方地區，旱地為耕地的基本形態，發展了一整套旱地農業生產制度，是中國旱糧作物和棉花、花生、大豆、甜菜和溫帶水果的主產區；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以水田作為耕地的基本形態，發展了一整套水田農業生產制度，是水稻以及油菜和甘蔗、桑、茶、柑桔等各種亞熱帶、熱帶經濟作物的主產區。在北方地區西部，又以祁連山為界，在祁連山以北的甘新地區，是廣大的干旱氣候區，荒漠化嚴重，種植業完全依賴于灌溉，畜牧業以山地放牧業為主且相對發達；在祁連山以南的青藏高寒地區，是以放牧業為主的地區，除少數河谷地帶外，牲畜、農作物都帶有高寒地區的特點。二是經濟社會條件，與北方地區相比，南方地區人口較多、城市和農村工業較為發達、農業技術擴散速度較快、農民敢冒風險勇于闖市場等，這就決定了南方地區應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的農業產業。

當然，中國地域的廣闊性遠不是東西部的經濟劃分和南北方的地理劃分可以囊括的，對于農業發展而言，各地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更有其不同的特點，如農業綜合區劃將全國劃分為10個農業區（一級農業區），這種區域劃分顯然更有利于指導各地的農業轉變。陸地部分的九個農業區在農業發展上各有側重，東北區墾植較晚，人均耕地較多，是全國重要的商品糧、大豆、木材等農林產品生產基地；內蒙古及長城沿線區農牧兼營，是國家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區；黃淮海區平原廣闊，耕地資源豐富，灌溉條件好，是全國主要的商品糧棉主產區；黃土高原區大部分為黃土高原，以旱雜糧生產為主；長江中下游區人多地少，水熱資源豐富，農林牧漁業比較發達，農業生產水平較高，有利于提前實現農業現代化；西南區以山地丘陵為主，系國家重要的農林生產基地；華南區地處南亞熱帶及熱帶，是唯一適宜發展熱帶作物的地區，現代園藝業有著廣闊前景；甘新區氣候干旱，地廣人稀，少數民族聚居，以依靠灌溉的綠洲農業和荒漠放牧業為主，將逐步成為中國重要的畜牧業產區；青藏區是國家重要的牧區和林區之一。

即使在省域內部，也因具體條件不同而使農業發展有所不同，如各縣之間，甚至鄉鎮之間亦是如此。因此，各地農業轉變沒有固定模型，需要根據自身條件和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與策略，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業轉變，發展現代農業，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

4依靠創新機制促進農業轉變

a

資源稟賦技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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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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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稟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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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誘致性創新模型及要素關系

如何促進中國農業轉變，速水佑次郎和弗農•拉坦提出的“誘致性創新模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這是一個開放式的、超常規的一般均衡模型，勾畫了資源稟賦、文化稟賦、技術和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它有助于我們深入分析農業轉變的關鍵要素及相互間的重大關系，下面是模型圖示。

“誘致性創新模型”表明，資源和技術對制度的影響表現為C線和B線的正向關系，要求根據資源比較優勢，采取相應的制度，如我們可以利用突出的人力資源優勢，作出采取勞動密集型制度安排，通過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建立相應的農業生產制度；D線表示諸如農民生產偏好行為等文化因素對農業制度的影響；而A線和F線則表明資源稟賦對農業技術的要求以及文化稟賦對資源利用因素的影響；E線表示技術因素對文化稟賦巨大影響作用。相反，它們之間也存在反向影響關系，模型中的小寫字母a表示技術對資源稟賦的作用，b線表示制度對技術的影響，c線表示制度因素影響資源利用的影響，d線表示制度因素對文化因素的影響，e線表示文化因素對技術的作用，而f線則為資源狀況影響文化稟賦的變化。從這一模型可以得到的啟示是，中國開始處在農業轉變的初期，需要重點抓好創新機制，以體制創新推動技術創新，通過創新機制調整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充分文化稟賦的作用。

如何通過創新加速農業轉變，近期需要重點抓好以信息為中心、以政策和技術為手段、提高農業生產者知識水平為基礎，溝通政府宏觀決策與農民微觀生產行為，緊密連結國內外兩個市場，抓創新系統建設。這就是，從供求關系角度上，讓農業生產主體明確市場需要什么產品（Product），政府部門根據國家農產品安全需要在對那只“看不見的手”作出充分識別后制定指導性政策（Policy），始終不斷地向農民提供農業知識（Technology，包括技術和技能），這里將之概稱為“PPT”系統建設。只有將產品市場、政府決策和知識農民相結合并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支持系統，才能較好地完成這次農業戰略性轉變，才能推進農業市場體系建設和農業現代化進程。

4.1建立農產品供求信息系統

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梅勒認為，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過程中，由于商品化加速發展、收入增長對非糧類鮮活農產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以及改善市場管理效率等三種變化引起市場重要性的迅速增加，非贏利性的政府組織向農民以各種形式提供農民急需的農產品供求信息則是至關重要的。作者最近在江浙滬三地農村調查發現，目前農民仍主要依靠政府銷售大宗農產品（糧食和生豬等），而水果、水產品、蔬菜及花木等高附加值農產品主要靠零散的“運銷戶+提籃小賣”傳統方式，農民往往由于農產品信息不靈導致巨大損失。浙江省長興縣長橋鄉東埠村是長江三角洲有名的“草莓村”，種植歷史已有10年，一直靠外地客商在當地設點低價收購（2000年4月中旬，較小的草莓每公斤僅2元）和外出提籃零賣，由于對外地售價不清楚，不僅導致收入大打折扣，而且每年都有一些草莓爛掉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農產品供求信息系統建設中最基本的是建立國家級的農產品信息系統，起碼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農民，二是政府部門。對農民而言，尚需提高農民搏擊市場的綜合能力，建立農產品產、銷、加各環節相互溝通的合作組織，培育專業性販銷大戶等；而政府部門的作用卻是最重要的，這不僅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的要求，更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政府農業部門要加速服務職能轉變和改變工作方式，增強直接面向分散農民的產品購銷服務功能。建立農產品供求信息系統，需要國家和地方多級聯動，利用政府占有信息資源的優勢，在研究、篩選、分析基礎上，以國家農業部門為基礎，構建全國范圍的農產品供求信息系統。借助現代通訊設施和手段，以政府網絡形式，聯通地方各級農產品供求網絡，指導地方農產品調劑。通過向農民農產品供求信息，使農民能在生產之前自行調節生產計劃，在產后可以選擇適合的市場投放其農產品，無疑有助于提高農產品經濟效益。

4.2構建國家、省、縣、鄉（鎮）四級雙向反饋決策系統

農民家庭生產計劃信息越是充分，微觀生產計劃（農戶生產計劃）就越能適應市場需求，其產品也就越有銷路。農民所需要的信息除上面提到的農產品供求信息外，還有農業技術信息、勞務信息等，但政策信息尤為重要，特別是正確的政策信息是農戶微觀生產計劃前農戶決策的基礎。正如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特麗•西庫勒考察中國80年代以來的農業發展后認為，中國未來“有效的農業政策要求考慮全面和注意政策協調，并要把農業放在與其他產業真正平等的地位上”。因此，各級政府需要及時為農戶提供農業發展的政策信息。需要建立國家、省、縣、鄉（鎮）四級互通的決策信息系統，定期向下國家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農業稅收、農民減負等政府政策信息，由下而上傳遞農戶決策、農戶調查、生產動態等信息。通過政府農業專業信息網絡的建立和四級雙向反饋傳遞網絡的完善，不僅可以使農民能及時了解國家農業政策、各級地方農業政策，而且使各級政府能及時了解農戶計劃、農業生產行情，從而減少農戶和政府的錯誤決策的概率，提高農業轉變的有效性。

4.3逐步建立現代“知識農民”培訓教育系統

重要的是教育農民，向農民投資，培育類似于日本“核心農戶”那樣的農民階層，需要建立“知識農民”培訓教育系統，這是中國農業轉變的一項基礎工作，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一項長期任務。日本是一個農業現代化國家，這是因為“即使在戰前，日本農民就已經受過很好的教育，日本農民幾乎沒有文盲”，這是日本著名農業專家小倉武一剖析日本農業現代化后得出的一條成功經驗。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在其《改造傳統農業》名著中也認為，農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實現農業現代化中是頭等重要的，這些能力與資本品一樣是被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人力資本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增長的關鍵在于獲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現代生產要素，如果要獲得農民對新要素的有效地持續增長需要，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的經濟增長。對農民的技術和文化培訓、知識教育和智力投資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

國家“知識農民”系統建設可以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建立“知識農民”體系要做到短期和長期相結合，通過建立“知識農民”系統來實現農業轉變的長效性和提高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有效性。二是制定鼓勵已獲“綠色證書”的農民和農業大戶穩定或擴大農業生產經營政策，這是近期有效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加速實現農業轉變的重要方面，如在耕地調整、新品種定點試驗（大田試驗）、農技推廣示范、方便農貸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三是鼓勵農村非農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有計劃地選擇一些縣、鄉鎮或村進行“筑巢引鳳”，吸引農業院校畢業生創辦“農業公司”，以這些專業技術人員為骨干，通過多級智力投資，對當地農民進行傳幫帶，可以加快“知識農民”工程建設步伐。四是設立全國性的“知識農民”基金制度，制定旨在推進“知識農民”進程的“知識農民”培養計劃，各地可建立本地區的“知識農民”基金制度，選擇務農意愿強烈的高中畢業生或在讀農函大務農青年予以資助，采取學校理論學習和個人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式，可以每年培養若干名這樣的農業專門人才，多渠道培育知識型農業骨干。五是將智力投資與困難扶持相結合，將工作深入到農戶這一微觀層面，把調整的著眼點聚焦于貧困地區和困難農戶。對那些最困難的農戶，有關部門可在西部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山區旱地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對那些長期實行高復種的種植制度進行改造，對以糧食生產為主又缺乏技術的農戶給予種植結構調整或糧食轉作的專項扶持，可以先行試點然后全面推開，從各級財政拿出資金給予扶持，把智力投資與農戶微觀結構調整科學合理地結合起來，提高扶貧效率，促進貧困地區農業轉變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