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創新黨課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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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

教學目的：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深刻認識創新是人類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要想有大量創新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把我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就必須努力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在價值觀上要真正實現由權力本位向知識本位轉變外，在思維方式上還必須實現由直觀向抽象的調整。

教學時間：1.5小時

創新是人類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加速現代化的最佳選擇，是參與國際競爭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我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迫切需要。因此，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反復強調，要大力提倡“自主創新”，努力構建創新型國家。

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全面、配套地進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學學奠基人之一默頓早就講過：“科學是社會和文化的子系統，如果得不到社會文化的支持，科學不能自立，也就沒有發展余地。”要想有大量創新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把我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就必須努力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肅清封建余毒——從“家長作風”到“民主管理”

近代以來，我們之所以鮮有創新，越來越落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因此，要使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具有的無窮無盡的創造潛能發揮出來，從政治體制和思想角度講，就是要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余毒，變家長制領導為真正的民主管理。

創新、探索、求真，這是一種創造性的精神勞作，它不同于體力勞動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可能在高壓和威逼之下發揮到極至。相反，只有在愉悅的心境下，才能激發出靈感，才能專心致志，進行深入的、極其抽象的邏輯思考。縱觀人類的創新史，任何創新都是一個極其艱苦的過程，都很難一帆風順，都要經歷艱難曲折的探索甚至磨難，特別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隨多次挫折和失敗。而且，探索過程的挫折和失敗的次數總是要遠遠多于最終的成功次數。這就決定了，我們對待科學研究過程中的挫折和失誤必須寬容，不允許出現挫折和失敗等于不允許探索，這在客觀上無異于不讓創新。還有，真理與謬誤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不同學派、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自由討論、爭辯、互相啟發、取長補短，這是科學創新不可缺少的外部環境和內在動力，也是科學發展的重要規律。要做到這一點，這就需要不同觀點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寬容。行政不僅不干預學術，而且應當鼓勵科學家們在學術領域進行自由爭鳴，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樣的方針尤為必要。

講要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余毒，變家長制領導為真正的民主管理對于創新很重要，這還是由我國的社會現實決定的。

眾所周知，歐洲中世紀只經歷了幾百年，前后反封建的思想斗爭就進行了上千年。而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在這一過程中權力的獨斷專橫達到無以復加、莫此為甚的地步，但中國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斗爭時間比較短，導致封建主義思想的殘余，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新中國的成立推翻了壓在人們身上長達幾千年之久的封建主義的大山，人們的思想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改革開放的巨大推動力又把人們的思想帶到了一個新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春天，為人們創新精神的發揮提供了較為廣闊的舞臺。但不可否認，作為從舊社會脫胎出來只有半個多世紀的新社會，封建主義的殘余在某些方面還有深重的影響，以致成為橫在我們探索創新道路上一塊巨大的絆腳石。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

封建專制主義影響之大，讓很多人不敢講真話。、鄧小平、、等幾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都大聲疾呼，要廣大干部和群眾講真話。其中，尤以同志強調得最厲害。他提出人們要為此做到“五不怕”：不怕開除黨籍，不怕丟官，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為何講真話還需要做好這樣五種心理準備呢？就是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后事實上還存在著由于說真話最終落得了上述五種下場的事。不少負責干部自以為有了權就有了真理，仿佛地位越高自己掌握的真理就越多，到處作指示，發號施令，而且不許別人有不同意見。更談不上虛心向專家請教，尊重專家學者了。這反映出我們的某些領導人還是官本位，還深受封建專制主義余毒的影響。試想，這種家長制的領導方式不改變，真正民主的管理模式形不成，科學、民主，“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怎么可能形成，大量的創新怎么可能出現？！講真話大部分還屬于對既有事實的忠實陳述，而創新則是要講前人從未講過的，做前人未做過的，社會理解、接受它需要一個過程，這就更容易為受封建專制思想影響嚴重的領導所不容。

由于鄧小平同志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和謙虛謹慎的態度，特別是由于他對科技創新本身特點的深刻認識，1978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時對黨應當如何領導科技工作論述得就極其深刻、精辟。他說：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為了把科學研究搞上去，還必須做好后勤保證工作，為科學技術人員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并明確表示，愿意當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長。

為了保證我們國家有大量重大創新不斷涌現，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要以鄧小平同志為榜樣，學習他的民主精神，變家長制領導為真正的民主管理，成為專家學者的知心朋友、后勤部長與幫手。

轉變價值取向——從“權力本位”到“知識本位”

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人大都為士人出身，很少有家境特別殷實的。這一特點決定了他們創立的文化必然是“權力本位”。他們不愿意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又希望能生活得好些，就必然要提倡“學而優則仕”，當不上官，也要給當大官的當幕僚、食客。這就使自己帶有嚴重的依附性。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社會中，人要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境遇，惟一辦法就是通過苦讀、考科舉、弄個官當。這就使“權力本位”的價值觀空前鞏固起來，深入到每個人的細胞和骨髓。

在“學而優則仕”、權力本位價值觀的影響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視念書就是為了當官。這種情況今天仍存在。不管是什么專業的，大學畢業，研究生畢業，甚至拿到博士學位，很多人的第一志愿都是選擇當公務員，不少博士、博士后，如機關答應給他一個副處長或處長，他們就會毫不猶豫把自己多年苦心鉆研的、本可以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甚至重大貢獻的專業特長毫不猶豫地扔到一邊。在這些人心目中，學問再大，在其他方面的貢獻再大，如果不弄個官當，仿佛人生價值就得不到體現似的。

公務員也需要優秀人才，但它所需要的主要是學哲學、法律、經濟、政治、社會學、文學、歷史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專業人才，學理工的去當公務員并非他們的特長。但這些人也流向行政，使迫切需要創新能力的科技領域嚴重缺乏高水平的人才，這樣勢必造成極大的浪費，嚴重影響中國的科技創新。

在“學而優則仕”、“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下，一些在科技戰線有了突出創新成就的專家，往往也必須給他弄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部長當當，否則，仿佛就對不起他，好像也不好向人民交待。其實這些專家只是在他們的領域是專家，并非是無所不能的天才。給他安上許多頭銜他們未必能勝任，誤事不說，還讓他們不得不疲于應付各種會議和場面上的事，弄得他們從此再不能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科學研究，再也出不了創新成果。這不能不說對國家是一個重大損失。

當然，“官本位”思想，也不單是由于“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的影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觀念、價值取向歸根到底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在“朕即國家”的專制獨裁統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由于它是嚴格的官位等級制，是人治，社會不可能建立起任何有實質性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這樣，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權力越大所擁有的就越多越好：聲望、物質利益、工作條件等，甚至是違紀、犯法的權力。這樣的專制體制毫無疑問會阻礙創新的發展。

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性質根本不同。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級干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我們的一些干部還受到舊思想影響，也因為我們的法制還不夠健全，加上又有了市場經濟，這樣，客觀上當干部比干其他工作包括搞科學研究還是好處多。當了一定級別的負責干部在媒體上可經常露面，受人尊重，顯得很榮耀；自己手中有權，辦事方便；在物質待遇和工作條件方面有公車，收入穩定，比一般行業也高。所以，要真正在價值觀上變“權力本位”為“知識本位”，從根本上講，還是要用制度表明，當公務員就是為人民謀福利，而不可能比干其他工作對自己更有好處，尤其是不能比在科技創新方面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名，更受社會尊重。

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創新多，從文化學根源上講，西方文化奠基人的興趣就是追求知識。他們為知識而知識，把當知識分子當作自己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把人生的使命看作就是求真求知，把能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多少新東西，看作是自己人生價值的象征，甚至把知識的多寡作為衡量人格高低的象征。一句話，他們是知識本位。在他們這種價值取向的影響下，西方不少知識分子對當官沒有興趣。他們為了弄清一個因果關系寧愿不要王位，西方文化奠基人亞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如此。他的一個學生后來當了馬其頓王，請他去料理國家行政事務，但被他拒絕了。提出“相對論”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深受猶太人擁戴。猶太復國后，很多猶太名人聯名寫信，吁請他回以色列當第二任總統，卻被愛因斯坦拒絕了。像他那樣偉大的科學家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特長并非政務，而他在科學上的作為并不比任何國家任何一位總統對人類的貢獻小。

所以，要想構建起創新型社會，就必須實現由權力本位向知識本位轉變。

調整思維方式——從“感性直觀”到“理性抽象”

要想建成創新型國家，除了整個民族的個性要得到進一步的解放，在價值觀上要真正實現由權力本位向知識本位轉變外，在思維方式上還必須實現由直觀向抽象的調整。

恩格斯前后花了八年多的時間研究當時自然科學各個方面的最新成就后曾深刻地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科學地揭示了科學創新對高度發達的理論思維能力的依賴。

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創新巨匠愛因斯坦也根據自己的科學研究經驗反復強調：高度發達的抽象思維能力是科學研究過程中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講，“要創立一門理論，僅僅收集一下記錄在案的現象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深入事物本質的大膽的創造性的思維能力”。他還說：“如果我們探索得愈是深入，我們理論所包括的范圍愈是廣大，……那么，經驗知識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小”。

科學研究主要通過對實驗過程、經驗材料和原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綜合，通過正確地運用科學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方法達到對原有的看法的突破，實現觀念上的創新。對此恩格斯也講過：“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甚至連形式邏輯也首先是探尋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法”。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關于光有引力質量存在的論斷，就是靠理論推導得出，直到1919年5月29日愛丁頓勛爵的觀察隊對日全蝕的觀測才被證實的。

西方文化非常重視邏輯推演和抽象思維能力，西方文化還把求真看得高于一切，就是要真正洞察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奧秘，在這種思想影響下，西方人在世代努力探索真理的過程中，認識世界的能力——“理性思維”也得到了鍛煉，普遍有了提高，這也是近代以來，他們科學技術之所以能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傳統始終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儒學是輝煌的，值得我們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意義的東西，但從其基本部分的形成來看，它畢竟是人類早年的思想成就。它們體現出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基本特征還是憑感性直觀和敏銳的直覺從總體上把握事物。而長期以來，這種儒學又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捧到嚇人的地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容許任何人在思想上對它有任何偏離，從而使憑感性直觀和敏銳的直覺從總體上把握事物成為中國人思維的一種定勢，這就嚴重地影響了抽象思維能力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真正對邏輯作過較多研究的就是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但在儒學一統的情況下，他們都未能發展起來，后來還成了絕學。

至于說對辯證邏輯的系統研究，在中國歷史上做得就更不夠了。盡管早在老子的《道德經》中，就有關于內部矛盾是事物運動的天才猜測，已包含有許多辯證法的思想，對立的相互聯系、相互統一的思想貫穿中國封建社會的整個哲學史，像宋代的周敦頤、程顥，清代的魏源等人，他們的著作中都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這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些關于辯證法的思想尚具有自發的、素樸的性質。他們所講的矛盾，僅僅是對立雙方外在的互相補充、互相規定，尚不是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這種辯證法還有非此即彼的相對主義性質，還不可能使人的認識深入到事物的本質中去，使人無法看到對立面之間無限豐富的內在聯系，從而也就不可能看到對立面之間客觀存在的轉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因而他們講否定，就只能是完全、絕對的否定，而不可能是揚棄——即真正意義上的辯證否定。講矛盾轉化，就成了對立面無窮的循環往復式地互相更疊的過程，而不可能是現實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前進運動和發展的本質與規律的科學概括。而且，這方面的研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什么深化。這些思想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特征。

在西學東漸時，中國一些有眼光的學者通過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已準確地認識到，中國文化“空疏”，西方文化“實用”。正是在這種認識推動下，明末清初的中國有識之士曾一度對邏輯有所重視，出現了改變中國人思維特征的可能。可惜的是，中國文化積淀太過深重，使這種可能最終還是未能有效地變成現實。

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主要憑感性直觀和敏銳的直覺而非通過邏輯把握事物的特征，決定了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得到的知識是整體的，而非分析的；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往往也是表面的，不深刻、不精確的，不易得到關于事物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方面的系統知識，有的還可能是似是而非的。

長期以來，這樣的思維特征，不僅使我國未能產生康德、黑格爾這樣的世界級大思想家，也使我們很難真正掌握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從而使我國思想界、學術界鮮有創新觀念，“術榮學萎”——在古代就有極為豐富的各種實用技術，但在科學上重大發現卻不多見，更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和重大的科學理論。

因此，我們要想有大量創新成果不斷涌現，就必須在思維方式上實現由生動的直觀向抽象思維的根本轉變。

(作者：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教學參考之一:

自主創新與建設創新型國家學習參考資料

《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努力奮斗》：2006年1月9日，總書記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發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號令。在講話中，總書記強調：要深刻認識世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要扎實完成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要動員全黨全社會力量，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斗。詳見《人民日報》2006年1月10日。

《認真實施科技發展規劃綱要，開創我國科技發展的新局面》：2006年1月9日，總理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深刻認識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年-2020年）》的重大意義，準確把握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和目標（建設創新型國家），明確我國中長期科技發展的重點任務，落實推進科技發展的政策措施，同時指出了實施《規劃綱要》需要把握的幾個重大關系（經濟與科技、政府與市場、自主創新與引進技術、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統籌兼顧與保證重點、近期與長遠）。詳見《人民日報》2006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全文分為五個部分：實施《規劃綱要》，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堅持自主創新，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創新體制機制，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制定配套政策，激勵自主創新；動員全黨全社會力量，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斗。詳見《人民日報》2006年2月10日。

《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人民日報》2006年1月9日。

《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綱領性文件——寫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年-2020年）〉之際》：《光明日報》2006年2月10日。

《自主創新的時代藍圖——寫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之際》：《科技日報》2006年2月10日。

教學參考之二:

建國以來幾次重要的全國科技大會

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總理代表黨中央傳達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到1962年，全國的科研機構從1956年的381個增加到了1296個，科研人員從6萬多人增加到20多萬人。這一時期，我國在油田研發、原子彈研制等許多科技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杰出的人才”。會后，“七五”、“八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星火計劃”、“火炬計劃”、“863計劃”等一系列科技發展規劃陸續出臺。此后，長征運載火箭、雜交稻、高性能計算機等科技成果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崛起，國家科技水平大幅提高，科技實力顯著增強。

1995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號召全國人民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此后，納米科學、基礎軟件、載人航天、基因組研究、“中國芯”等一系列科技成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增強了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總書記明確提出，到2020年，使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教學參考之三:

聚焦創新型國家戰略

基本內涵：

什么是創新型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眾多國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點上，努力尋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一些國家主要依靠自身豐富的自然資源增加國民財富，如中東產油國家；一些國家主要依附于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和技術，如一些拉美國家；還有一些國家把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形成日益強大的競爭優勢，國際學術界把這一類國家稱之為創新型國家。

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有20個左右。這些國家的共同特征是：創新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在70%以上，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一般在30%以下。此外，這些國家所獲得的三方專利（美國、歐洲和日本授權的專利）數占世界數量的絕大多數。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較弱，根據有關研究報告，2004年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處于中等水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步入關鍵階段之際，根據特定的國情和需求，我國提出，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為何提出：

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勞動力、資本和科技進步。根據測算，要實現2020年翻兩番的目標，即使投資率在今后繼續保持40％，科技進步貢獻率也必須由當前的39％提高到60％。第二，我國人均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供應嚴重不足，面臨越來越緊迫的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只有靠科技進步。第三，中國企業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國際競爭壓力。由于缺乏核心技術，我國生產的手機價格的20％、計算機價格的30％、程控數控機床價格的40％不得不付給國外專利擁有者。此外，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我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不斷弱化。

具體措施：

“十一五”期間，發展改革委員會將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采取以下四方面措施推動企業自主創新：

進一步完善激勵企業自主創新的政策環境。有關部門將抓緊研究制定激勵企業自主創新的具體實施細則。

加快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十一五”期間，國家將加大投資力度，建設上海同步輻射光源等12項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推進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三期工程建設。

組織實施企業自主創新專項。今后五年，國家將投資建設100個國家工程實驗室。建設下一代互聯網等50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組織實施面向企業的高技術產業化專項。

加強重大技術裝備研制和重大產業技術研發。今后五年，國家將組織研制大型核電站、高速鐵路裝備等16項重大成套技術裝備。

有利條件：

建設創新型國家，任務雖然艱巨，但我們也具備很多有利條件。首先，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幾代人努力，我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家才具備的、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第二，我們有充足的科技人力資源。根據統計，我國科技人力資源達到3850萬人，在世界上名列第一。第三，我國已經具備了比較強的科技實力，在生物、納米、航天等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水平。第四，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重視教育、辯證思維、集體主義精神和豐厚的文化積累，都為未來的創新創造了多樣化的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