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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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國，推行外貿制是當前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國有外貿企業在市場機制下求生存、謀發展的重要競爭手段。近年來，不少學者運用社會分工理論、市場營銷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對我國推行外貿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進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們認為，對外貿制進行研究，還存在另外一條思路，即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對稱現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對當前討論較多的幾種外貿制形式進行分析比較，尋找一種符合中國國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對稱信息所帶來的內在缺陷的較優契約安排形式。本文擬從這個角度出發，主要以出口為例，對外貿制在我國的推廣及優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對外貿制的基本認識及研究思路

1.為了便于討論，我們首先將已在國內外實踐中出現的外貿形式歸納為三種：形式Ⅰ：直接（又稱傭金）；形式Ⅱ：中國現行的出口形式（我們稱其為中國式風險）；形式Ⅲ：間接（又稱行紀）。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貿企業）在權限內，以本人（生產企業）的名義同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辦理進出口業務，并收取一定傭金，人對第三人不承擔責任，也不享受權利；而形式Ⅲ（間接）也是國際通行的外貿的一種形式，它指間接人（行紀人）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計算，但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并收取一定傭金，同時對第三人承擔合同中的義務，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權；最后，形式Ⅱ（中國式風險）是中國現存外貿體制的產物，它的產生系以我國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基礎，并在非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訂立進出口合同，以幫助生產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顯而易見，這三種外貿形式在傭金分配、風險劃分及約束法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為便于后文分析，現將其作一比較并列于下表中：

三種外貿制形式的比較

比較項目風險收益

比較內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風險=0傭金>0(中等)

中國式風險(Ⅱ)風險>0相對較小

間接(Ⅲ)風險>>0傭金較高

比較項目約束法規人與本

比較內容人間關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國式風險(Ⅱ)1991年《暫行規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對外貿易法》第13條

間接(Ⅲ)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進而，我們對當前外貿制的改革與現狀談兩個基本認識：（1）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必須以大力推行外貿制作為主要方向之一。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外貿經營的計劃體制，大部分外貿業務由壟斷的外貿專業公司經營，經營方式以收購制為主，但這種做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其缺陷也越來越突出。對于這點，已有眾多文章加以論述，這里不予展開。另一方面，經過試點企業的實踐表明，外貿制適合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外貿壟斷制解體后的形勢，它有利于生產企業擴大對外貿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外貿制已被提上外貿體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對外經濟貿易部門專門制定了《關于對外貿易制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1994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13條對外貿制也做了原則性規定。這都為外貿制在國內的真正實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礎。（2）近幾年的實踐也表明，外貿制的推廣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外貿是實現跨國交易的一種較為復雜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權利及義務分配問題。因此它的順利推行必須具備一定的內外部條件。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貿制這一新事物與舊的外貿經營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導致了外貿制難以有效推廣。據資料顯示，近些年來，外貿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過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趨勢。

3.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針對外貿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原因與可能改革方向進行了大量理論探討，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貿制的形式選擇問題。這些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在目前條件下，是否應立即從現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間接（形式Ⅲ）轉換；其二，假定轉換條件不具備，則對于現有的形式Ⅱ，我們又應從哪些方面對其進行規范及改善。具體說來，目前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主要順著以下兩種研究思路展開：

思路Ⅰ：法律不規范論。這種思路主要從我國現行外貿制的外部法律環境出發，認為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在于法律的不規范性及相應造成的行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這一思路強調有關外貿制的立法相互不協調。根據《暫行規定》，我們當前應選擇的形式為形式Ⅱ，而這種選擇又缺乏民法基礎，因為按照《民法》所給出的形式應為形式Ⅰ。這樣就造成實際操作部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形式選擇的矛盾性。其次，這一思路認為現存的外貿法規條例對行為涉及的三方（生產企業、外貿企業及外國客戶）的責、權、利界定不盡合理。這種不足尤其體現于人的權、責比例不協調。外貿企業在現行外貿制下既不具備間接（形式Ⅲ）中的行紀人所享有的多種權利（如介入權等），又必須承擔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擔的較高風險。因此，持此類觀點者建議可從以下兩條道路擇一而行：或由《暫行規定》所規定的外貿制向國際通行的間接（形式Ⅲ）過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規定的，依據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來規范現行制，這樣可使行政規范與法律基礎相一致。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鑒于目前制形式的沖突，可考慮在修改的統一合同法中規定間接（行紀）合同，使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規定的間接（形式Ⅲ）并行。同時為了避免沖突，對民法通則的制定細則，使外貿的各種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與經濟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條件不具備論。這種思路認為，目前無論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對外部條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體到某一給定的外貿制形式，又必須在相應的外部條件下才能得到順利推行。例如，對應于《民法》所規定的形式Ⅰ，我國目前的外部環境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不具備：一是外貿經營權審批制尚未取消，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礙，因此加快放開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是推行外貿制的必要條件；二是市場條件及國有企業內部機制不具備。就市場條件而言，國內市場不成熟這一外部條件不利于人與委托人按國際規范的委托方式承擔責任與義務；而作為委托主體的國有生產企業與外貿企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也會對制的推廣造成相當困難。

以上兩種思路分別從法律與外部環境的角度討論了推行外貿制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貿制的形式選擇方面作出了具體分析，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認為，外貿制的順利推行及具體形式的正確選擇，除應具備必要的法律規范與外部環境外，還應具備高效率的內在激勵機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擁有、風險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內在結構。因此，關于外貿制形式選擇的問題，我們建議還必須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去探討，以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形式。

三、委托理論與外貿制

（一）不對稱信息與委托一般理論。

不對稱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參與人擁有但另一方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近些年來，對交易中不對稱信息存在的關注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基本事實一樣，不對稱信息也是一種市場的常態。因此研究非對稱信息條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約安排具有相當實際的意義。

分析不對稱信息是通過委托模型來實現的。信息經濟學上的委托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信息的市場。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劣勢；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優勢。非知情者將不得不因為知情者的信息優勢付出更大的交易代價。在這里，擬主要利用兩種模型，來為我們分析中國現行外貿制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模型Ⅰ：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簽約后人所選擇的行動以及人所面臨的自然狀態（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變量，如市場狀況、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觀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觀測到由人行動和自然狀態所共同決定的交易結果。而委托人的目標是設計激勵合同使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委托人有利的行動。

模型Ⅱ：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選擇發生于簽約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狀況、類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選擇模型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一種契約設計來獲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國現行外貿制（形式Ⅱ）實踐中的契約機制缺陷。

運用委托一般理論，我們首先來探討一下現行外貿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納起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不對稱的放大。在一般的條件下，外貿人擁有國際市場信息，以及自己業務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則不完全擁有這些信息。而現行的外貿體制和制形式擴大了這種信息不對稱傾向：（1）外貿制中存在著“一頂帽子大家戴”的情況，即由于外貿經營權沒有放開，無外貿權的企業掛靠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使合同產生法律糾紛的隱患，同時使委托人認定外貿人的資格和真實業務能力存在障礙。同時使一些信譽良好的人退出市場，不愿做業務，因此這個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問題，這也是外貿制推而不廣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擁有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幾十年來的收購制使生產企業處于與國際市場隔離的狀態，在推行制后，生產企業依然處于信息劣勢，與國際市場仍處于半隔離狀態。（3）現行外貿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規范，常以訂單代替委托合同，關于人如實報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義務，沒有在法律上確立下來。同時現行制缺乏補償條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開人直接同外商簽約，因此產生“互不信任”，從而產生機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鎖與保密，即會出現前述的道德風險問題。

2.風險分擔缺陷。現行外貿制做法使外貿公司墊付資金，且產生所謂“拿1％的手續費，承擔100％風險”的狀況，而生產企業承擔的風險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產企業無外貿經營權，從而成為被動的風險中立者。但人承擔全部風險，應意味著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潤應由人所有。現行做法對費用的計算標準是采用硬性的收費標準，即合同標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費。這種做法實際上使外貿人通過合同所獲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然導致合同產出與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勵機制的缺陷。根據生產博奕模型來分析，在不對稱信息下，外貿制的合同應是一種獎懲合同，根據外貿人的業務水平、積極工作水平進行獎懲。現行外貿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選擇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動，同時由于傭金不合理，使外貿人在出現合同糾紛時消極應訴、索賠，從而產生外部效應。從這個角度說，現行外貿制契約設計中，委托人并沒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貿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條件之上。而激勵機制應是一個動態系統：一方面人的激勵來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讓與，另一方面，外貿人的積極行動增大了合同產出增加的可能性，從而促進生產企業增加對外貿企業的激勵。

（三）從委托理論看我國外貿制的形式選擇。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外貿制的發展有三種選擇：一是改變現行外貿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發展；二是從形式Ⅱ直接向間接（形式Ⅲ）發展；三是在現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規，健全機制，疏通信息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看，以上三種選擇在具體實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關于外貿制改革的舉措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在信息擁有因素及其對應的風險分布權衡利弊，據中國具體國情作出正確選擇。以下將就其作出具體分析：

其一，三種制形式優劣比較。

對于直接（形式Ⅰ）來說，由于委托人可觀測到人的選擇同時也可觀察到外生變量（即人所選擇的自然狀態），且委托人可參與交易磋商的全過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從而激勵相容約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設計強制合同，根據進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確定傭金的支付，因此人沒有選擇消極工作的余地。這種方式下，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最優合同要求人的收入應是相對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潤，但同時也不承擔風險。

行紀（形式Ⅲ）與中國現行外貿做法都是以人的名義對外簽約，因此人履行委托義務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著對委托人的道德風險。然而行紀由于規定了人的直接履約權和介入權及規范了指定價格交易及其余利潤歸人所有的權利，使人權利和風險都相應增大。由于行紀使人真正成為風險中立者，承擔全部風險，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紀相應地克服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對人激勵來自于人對自己潛在利益與風險的關注，出于這種內在動力的驅使，人如同為自己工作一樣，不會選擇消極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與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對稱方面較形式Ⅱ而言有相對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照搬國際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為解決我國外貿制所遇到困難的一條坦途。這是因為，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形式的固有內在缺陷，無論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形式轉換過程中必須對這一問題引起充分重視。例如：現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們必須承擔100％的風險，而要求盡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實上，按照米爾利斯闡述的原理，人所承擔的風險大小應與其所占有的信息優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認為外貿企業目前承擔100％風險與其在過程中占有信息絕對優勢是相協調的。這樣，如果轉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風險的同時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絕對優勢則成為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與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場狀態下才能較好地解決了保險與激勵問題，而在現有中國市場條件下，由于非市場行為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必然會成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風險。因此推行國際規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來還須假以時日。

其二，完善中國現行外貿制：對信息不對稱的克服。

如果目前從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轉換時機尚不成熟，我們應做的就是在現有形式Ⅱ的條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對稱在內的各種弊端與問題，在這里我們擬提出五個對策。

對策Ⅰ：外貿人資格的認定。對于現行外貿制的人來說，如果其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的類型信息和能力信息傳遞給處于信息劣勢的委托人，則可以實現事前交易的改進。實現信息傳遞的渠道是：（1）外貿企業傳遞其無形資產價值，如信譽、政府認證等。（2）委托合同中強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及無法人資格權的違約內容。這樣，無法人資格權的人則不會輕易從事此項業務，這也從間接傳遞了外貿人的真實背景。

對策Ⅱ：應該有效地實現對人的獎懲。按照米爾利斯—霍姆斯拉姆條件，信息不對稱下，人的收入應有更大的波動性，因為人的行動不可完全觀測，為了實現有效獎懲，可將另一些除人行動之外的其它可觀測信息寫入合同，如商品的國際市場可比成交價格，以及競爭對手簽約價格等，這樣委托人對人的激勵不僅依賴于產出，還可依賴于此可觀測變量。而且當此可觀測變量包含有關人行動的信息時，即使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也可達到交易的最優實現。

對策Ⅲ：力圖使委托合同標準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條件。比如人如實的交易報告義務，就應是合同的一項基本條款，也是人的基本義務。另外，可以制定補償條款以解決人對委托人不信任而產生的信息封鎖問題。從國際實踐上看，對制定統一法規及合同標準是一種趨勢。

對策Ⅳ：傭金設計應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規定，以實現對人的激勵。以德國的貿易業務為例：德國所有行業的平均傭金率為5％，但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傭金率一般為18％，而大宗消費品則為2％。因此借鑒國外做法，我國對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尤其不應采取固定傭金形式。同時在中國目前現實下，傭金不僅包括費用，還應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讓與，這和人相應承擔部分風險是相對應的，同時應以外銷合同為基礎簽定委托合同，以實現對人的有效獎懲。

對策Ⅴ：政府不應局限在僅僅以行政手段強行推動制的實施。因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過市場內在要求來推動的。西方的現代商業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和時間的共同作用，逐漸克服機制缺陷而成熟起來的。因此中國外貿制在目前過渡階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斷地創造和完善外部條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發展。具體說來，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應包括疏通信息渠道，進一步下放外貿經營權，建立外貿業務公司的審評機制，界定外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克服逆向選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借鑒韓國做法。《韓國對外貿易法》中明文規定了只有具有一定業務渠道的人才有從事進出口業的資格。

四、結論

本文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對我國外貿制的現狀及改革思路作了具體分析。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在現實國情制約下，如果立即在全國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間接（形式Ⅲ），則政府部門必須對這一過程必然出現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視，采取相應克服措施。目前較為可行的是，在現行外貿制（形式Ⅱ）框架下，通過完善激勵機制及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揮政府部門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責權利不平衡及相應的效率損失降到最小，從而推動我國外貿制的發展。

【參考文獻】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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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依存度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外貿發展速度超過GDP增速的情況下，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增加。在此，我們分別用兩種方法計算外貿依存度。

第一種算法是用外貿(包括進出口總額、出口和進口)占GDP的比重計算，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算法。按照這種算法，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伊始，外貿依存度只有9.8%，此后持續上升，到2005年已高達63.9%，其中出口依存度為34.2%，進口依存度為29.7%。

第二種算法是外貿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就是工業的外貿依存度，這種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不可貿易品對外貿依存度的影響，世界銀行就采取了這種辦法計算和比較各經濟體的對外開放程度。按此計算，1978年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為22.1%，2004年為152.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78.2%，進口依存度為73.9%。

(二)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變化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依存度呈現不斷增加的態勢，但不同時期我國外貿依存度增速出現很大差異。1980年到199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間提高約17個百分點，這段時間外貿依存度增長較快與改革開放初期外貿基數很低有關。1990年到200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間提高了約10個百分點，在這段時間內，外貿依存度出現波動，其原因一方面是外貿增長受匯率調整、亞洲金融危機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內我國外貿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2001年到2005年是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最快的5年，到2005年，外貿依存度上升到63.9%，5年間提高了約24個百分點。其中2003年和2004年是外貿依存度增加最快的時候，幾乎每年外貿依存度上升8～9個百分點。這段時間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少見的。

從外貿依存度變化還可以看到，伴隨著長期的貿易順差，1993年以后，我國出口依存度持續高于進口依存度。如果對兩種外貿依存度的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與外貿依存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978年，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是外貿依存度的2.3倍，而到了2005年變成2.4倍，變化幅度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比重變化不大。

二、我國外貿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原因

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快速提高，既有體制上的原因，又與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主要表現為：第一，我國內需嚴重不足，亟須通過出口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第二，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起飛和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加人世貿后，我國外貿體制改革步伐不斷加快，外貿經營主體積極性提高，導致進出口額持續增長；第三，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逐步增加，發達國家不斷向我國進行產業轉移，我國“世界工廠”的功能日漸形成，促使我國加工貿易快速發展；第四，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造成資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長，需要大量進口石油、鐵礦石等，如2004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就高達45.15%；第五，世界經濟持續好轉、美元不斷貶值等因素也為我國出口增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導致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

三、外貿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對中國的影響

外貿依存度快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加國際化，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加深，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不斷加強，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國際貿易規模迅速膨脹，各國的外貿依存度總體上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因此，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來勢迅猛，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大幅度攀升也是一種必然。外貿依存度大幅提高帶來的一個最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走向與國際接軌的道路。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屬于中國自身，而且屬于世界，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具有了較強的國際層面意義。

篇3

傳統的比較優勢概念源于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比較優勢系指各國在土地、勞動力及金融資本等有形資源稟賦上存在著差異，而使一個國家可以在某類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形成比較生產費用優勢，據此說明其參與國際分工的依據和條件。由于受時代的局限，該理論的缺陷在于：生產要素僅局限于土地，勞動力及資本等有形資源要素上，沒有考慮知識、技術、商譽等后天累積形成的無形資源要素會對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形成比較生產費用優勢產生重要影響，也不可能考慮以產業政策為主要調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預是影響比較優勢變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國提升比較優勢，重塑國際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環節，日本、韓國的興起就是一例。

2.比較優勢和外貿競爭力

外貿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可貿易的本國產品、產業以及從事外貿的企業向本國開放的外國市場上所具有的開拓，占據其市場并以此獲得利潤的能力。從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變化可以看到比較優勢仍然在外貿競爭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就中國而言，勞動力豐富而低廉，這正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所在。因此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由勞動密集型產品構成。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一定是具有競爭力的，就一定能夠打入國際市場了。理論上可以想象，在一個兩各國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其貿易伙伴的市場上是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在一個多國世界中，如果各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或生產技術完全不同，各自都生產一種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產品，這種產品同時也是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然而，各國的要素稟賦或者生產技術并不會完全不同，因此各國生產的產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當幾個具有相似比較優勢的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出口相同產品時，哪一個國家的產品能在該市場上取勝就取決于競爭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了。

競爭力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因此，在一個多國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個勞動力豐裕的國家并不必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競爭力，以我國輸往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的產品來看，總體上根據比較優勢我們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由于我們出口的這些產品大多數還是粗加工低檔次的產品，主要依靠低價競爭，因此我們的產品一方面面臨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相似產品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發達國家的傾銷指控。總之，從整體上說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意味著勞動工資成本相對較低。不可否認，我國的紡織業具有先天的資源比較優勢，然而以上優勢屬于低層次優勢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趕，近年來我國工資水平有了較大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單位產品所耗的勞動力成本有上升趨勢，勞動力工資成本己經超過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國等國家。我國紡織業目前競爭優勢缺乏。長期以來紡織業單純依靠價格優勢，忽略了技術創新，缺乏技術優勢；我國的紡織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國際知名品牌，缺乏品牌優勢；雖然從1999年以來，紡織機械的進口一直維持在20%以上，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裝備落后，自動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優勢；管理水平不高、專業人才缺乏、研發創新能力不足、營銷網絡不健全，缺乏軟件方面的優勢；工廠規模小，缺乏內部規模效應、產業集群不夠，缺乏外部規模效應；信息不靈，市場敏感度不夠，缺乏對市場的快速反應機制，并不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是具有比較優勢產品并意味著它會自動具有競爭力。

3.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飛躍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了競爭優勢的概念。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使其公司或產業在一定的領域創造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波特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中心思想是一國興衰的報本在于國際競爭中是否贏得優勢，它強調不僅一國的所有行業和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并且要形成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的取得，關鍵在于需求條件、要素條件、相關于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四個基本要素和機遇及政府行為兩個輔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的戰略措施——提高外貿競爭力的戰略措施

(1)發揮比較優勢是實現競爭優勢的基礎。比較優勢認為，產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充裕程度。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是以各國生產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其假設前提都是各國的生產要素不可流動，供給條件、生產條件不可改變。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生產要素方面的天然優勢不再被一國所有；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到來，自然資源可以被改進、替代、培養；隨著人力資本的投入，發達國家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數量上的不足；隨著消費觀念的轉變，產業內貿易、差異化產品快速發展。比較優勢退位，競爭優勢表現在依靠搶先投入發展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依靠長期積累并持續對設備、技術、R&D投入獲得的技術優勢；依靠個性化產品、個性化服務所獲得的差異化優勢；依靠長期在營銷上投資而獲得的優勢；依靠持續的創新改善、升級換代獲得的自我提升優勢；依靠政府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環境優勢；領先獨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優勢；依靠挑剔的消費者和有力的競爭對手帶來的壓力優勢；依靠網絡信息、電子商務平臺以及對市場敏感而做出瞬間反應優勢等。對于我國來說，充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發揮比較優勢，有效利用資源，為增強外貿競爭力創造條件。這也等于相對提高了資本及技術資源的豐富程度。資本積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對稀缺到相對充裕，就可以較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資源、技術及產業結構上的差距，從而加快了資源及產業結構的提升，增強了產業的競爭優勢。相映之下，不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則這些產業不可能較經濟地，并在較短時間內產生競爭優勢。如中國的騎車業、電子信息產業以目前狀況很難進入國際市場。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積累，漸進的過程，知識經濟的來臨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契機，更是雙重壓力（工業經濟體系的完善及知識經濟帶來的產業變革）和更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發揮比較優勢，穩步前進才是提高競爭優勢的捷徑。

（2）發揮政府作用促進外貿競爭力提高。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在確保強有力的競爭，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培訓方面扮演積極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國家是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家能創造并保持企業的競爭條件，國家不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戰略，也是創造并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源于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機遇以及政府行為六個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前四個基本要素可能很長時間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認為提高我國外貿競爭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發展教育產業，積累人力資本。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提高熟練勞動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較優勢的關鍵環節。對我國來說，技術、知識是稀缺生產要素，知識經濟的來臨使智力資源成為發展經濟的戰略性資源，要提高外貿競爭力，就必須通過勞動力素質和技術創新來提高效率和開發新產品。而我國人力資源開發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國民收入總額比例為2%-3%之間，低于發展中國家的3.5%,造成人力資源匱乏；我國在全部勞動力人口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為86%；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場所，高等教育投入更為不足。因此，我國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具體如增加勞動力進行終身教育和培訓機會；改革教育體制，在培養“通才教育”的同時，注意培養創新精神，這對于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企業家階層，對于提高基礎研究水平，自主開發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進企業的自主研究與開發。我國技術開發能力低下是制約外貿競爭力的因素，而技術開發能力低下除了企業規模小，勞動力素質不高外，R&D投入嚴重不足，如R&D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1996年為0.5%，同期發展中國家為1%，發達國家為2%。按波特的觀點，先進要素在競爭優勢中起決定作用。先進要素不同于自然賦予的基本要素。先進要素是個人、企業及政府投資的結果。為培養先進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創造一種有利于先進要素生成和循環轉化的環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還應該加大R&D投入，支持企業的研究與開發，促進企業進行創新。

第三，制定產業傾斜政策，保護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確保強有力的競爭。對于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如關稅保護、出口補貼等方式。高技術產業對于改善中國產業結構，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起著重大作用，政府應對這些產業戰略性扶持。就當前來說，為取得或保護在一些高科技產業或關鍵性產業上的優勢地位，發達國家廣泛采用了多種扶持政策和保護措施，僅美國而言，就頻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銷售安排，單方面的貿易制裁等手段。我國為了盡快提高外貿競爭力，有必要對一些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的高技術產業，進行適當的、一定時期的保護，建立有效的高科技產業風險基金，如，應繼續對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實行退稅優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國內產業結構向高科技化發展。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發達地區由于工資成本上升，逐漸失去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我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發達地區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同時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充分利用我國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

參考文獻：

[1]陳春寶.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與外貿競爭力.東北財經人學出版社，1997.

[2]黃順荃.走向知識經濟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篇4

作為一個剛剛起步的企業，問題一定會存在，能夠發現問題就有助于解決問題，也就能做得更好。

（一）“蘇州造”的網站設置與知名

電商過于相似“蘇州造”網站的頁面設置與京東等知名電商太過相像，消費者可能會由此覺得企業似乎不看重創新，在實際操作能力上也有缺乏可陳之處，所以將頁面設置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改版就非常重要，用一個嶄新的形象去吸引更多顧客；作為網絡上的銷售網站而言，讓消費者能夠對所需要的貨物有所了解，在售后可以反饋十分重要比如淘寶。在十幾年前，很少有人會相信還沒拿到商品，就能把自己的錢交到別人的手上，是因為淘寶的整個購買流程的完善推動了電商的發展，所以對于一個專業的電商而言有售前與售后的留言回復就十分重要，最基本的東西一定要注意。

（二）“蘇州造”的網絡營銷力度不大

除了在網站建設方面的問題，對于網絡營銷的整個力度并不給力。“蘇州造”的理念是把蘇州生產的商品賣到蘇州以外的地區甚至于國外。所以在營銷定位上就不應該單純的立足于造福蘇州市民，而應該將“蘇州造”打造成一個品牌，就像蘇州作為一個十分優秀的旅游城市一樣，給所有的蘇州制造做一個包裝，讓它和大眾心中美好的蘇州的形象靠近，一個企業的形象定位非常重要。

（三）“蘇州造”的產品營銷應與其他電商合作

“蘇州造”應該積極與網絡上與蘇州旅游有關的綜合電商平臺合作，最近十分興旺的諸如阿里巴巴旗下旅游網站“去啊！”等主打旅游的網站就十分適合作為“蘇州造”的推廣。對于那些來蘇州旅游沒有買夠特產或者愛上蘇州美食而自己的所在的地區并未銷售的游客來說，“蘇州造”簡直是他們的私人訂制。

（四）特有品牌的扶持力度不大

作為集二百多個品牌于一身的外貿網絡銷售平臺，有必要主推幾個重點品牌。各大電商品牌都以主要競爭品牌的價格戰來打出自己網站“便宜”“正品”的口號，所以“蘇州造”勢必要最先爭取到蘇州優秀的外貿企業并將其發展成特有品牌，并借品牌發展自身平臺。

二、對“蘇州造”外貿網站的發展策略

篇5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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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

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4]劉昌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當代亞太，2002(6).

[5]［美］邁克爾·波特等著.日本還有競爭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處】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陽

【原刊期號】200302

【原刊頁號】119～123

【分類號】F52

【分類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5

【標題】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與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標題】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劉向麗/車

【作者簡介】劉向麗(1971-)，女，遼寧本溪人，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車(1954-)，男，遼寧沈陽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則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雁行模式業已結束。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本文對比了日本與“四小龍”和部分東盟國家出口主導產品的差異，闡明了日本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說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關鍵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篇6

【論文關鍵詞】 FDI對外貿易結構調整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

發展對外貿易，是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州FDI流入與外貿總額持續增長。例如，1992年，蘇州實際利用FDI為8.36億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億美元;同期，外貿總額分別為10.35億美元和21405.89億美元，增幅很大。FDI與外貿發展是否存在相關性?現有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相關性存在不確定性。本文以蘇州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與外貿的關系，探究蘇州地區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文獻綜述

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替代論和互補論。替代論的代表是羅伯特·蒙代爾，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理論基礎上， 提出貿易障礙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或者直接投資。蒙代爾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而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小島清的互補論。小島清認為，生產要素流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

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或統計方法的缺陷，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實證研究來看，支持互補性關系、替代性關系及關系存在多樣性的研究都已出現，并各有自己的論據，國內學者也對中國引進外資和推動出口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理論和實證方面的分析。

例如，楊全發(1999)通過對廣東利用外資與出口增長的實證研究，認為廣東總的出口貿易和一般出口貿易與外資的關系并不顯著;施敏穎(2001)則認為，FDI與我國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謝冰(2000)依據1980年～1997年問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FDI對我國出口的增長作用顯著。 二、實證分析 1.蘇州地區FDI與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數據采用了蘇州市1992年～2005年間進出口與FDI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在這14年間，蘇州進出口總額與FDI呈快速增長。例如，進出口總額由從1992年的10.35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05.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45.9%。FDI由從1992年的8.36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13.4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22.2%。

1992年～2005年蘇州進出口總額及FDI情況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為了進一步討論FDI對蘇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擬采用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建立FDI對進出口貿易的乘數效應模型。分別以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出口額為因變量，以當年FDI與累計FDI(累計FDI是指滯后一年的FDI余額)為自變量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由于考慮到FDI存量也會對當年的進出口總額產生一定影響，所以也將其設為自變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數額，b0，b1，b2，d0，d1，d2，f0，f1，f2為待定參數，ut，vt，wt為隨機誤差項。對該模型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得出回歸方程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6.63>t0.025(11)。

上述三個方程的擬合度和顯著性都非常高，回歸方程能夠很好的解釋FDI與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之間的關系。所以Yt，Mt，Xt與FDIt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根據上述回歸方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當年FDI每增加1億美元，蘇州的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3.51億美元，其中，進口額可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可增加6.757億美元。FDI對蘇州的對外貿易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乘數效應非常大。 2.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衡量外商投資企業對出口貿易貢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情況。因此筆者引入兩個衡量指標。一個是外資企業出口額在蘇州出口額中占的比重;另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度。貢獻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蘇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蘇州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統計(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蘇州每年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始終很高，平均達到77.6%。顯然，蘇州的出口依賴于外資企業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總出口保持著正的貢獻度，特別是在1995年，P值高達457.3%，表明當年蘇州對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資企業出口拉動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長是蘇州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進蘇州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FDI對蘇州對外貿易起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蘇州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但隨著FDI的不斷投入，一些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

1.外商投資在產業間的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5年，在蘇州吸收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蘇州市利用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35%、88.77%、10.87%。雖然今年第一季度情況有所緩和，但總體來看，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很不樂觀。三次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導致蘇州對外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發展，最終將延緩蘇州的工業化進程。

2.蘇州對外貿易對FDI依賴過大。從模型中可以發現，FDI對蘇州對外貿易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個結論還能這樣理解：蘇州的對外貿易對FDI的依賴性也很強。蘇州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過分地依賴對外貿易量的增長，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年，FDI對外貿的這種促進作用進而可以傳遞到對蘇州經濟的影響。一旦蘇州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消失，FDI的減少將會以乘數效應對蘇州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 3.對外貿易中出口過度依賴進口。從模型中還發現，FDI每增加1億美元，進口額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增加6.757億美元，兩者幾乎相等。這是由于蘇州的對外貿易形式以加工貿易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過度依賴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因此出口的增長實際上主要取決于進口的規模。進口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產業結構優化、技術的進步，而是為了維持出口數量的擴張。外商投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在出口商品的價格構 成中，主要是進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蘇州僅僅處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這樣的格局使得蘇州雖然在對外貿易的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蘇州當地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社會福利并非有利。 四、對策建議 針對當前FDI對蘇州對外貿易具有強大促進作用的現狀，蘇州目前仍應該不斷吸引FDI，從而帶動對外貿易及經濟的發展。

但在吸引FDI時應該改變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投資結構，改善貿易結構。當前蘇州加工貿易的主要問題在于本身還處于低級階段，企業只是發揮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而要創收更多的外匯，就只有大量進口和大量出口。要改變這種情況，蘇州在吸引外商投資時就必須同時注意“量”和“質”，對進入蘇州的外商投資企業要逐步提高進入標準(主要是技術含量門檻)，鼓勵高技術產業進入蘇州。并逐步優化外資在三產業中的比重，尤其是增加在第三產業上的投資。

篇7

1.能源資源價格猛漲

今年以來，國際油價屢創新高，由年初的突破100美元大關節節攀升至目前的140美元，而且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隨油價突破每桶100美元已成為現實，高盛認為在有“突發事件”時，油價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上漲至每桶200美元。隨著全世界對石油需求的不斷上升，而石油供給卻有可能在未來有減少的趨勢，油價上漲已經變成一個大家公認的事實。

除了油價外，今年鐵礦石價格比去年大漲了65%，鐵礦石大漲了刺激銅價突破8000美元高位，并刺激銅礦股大漲。受鐵礦石大漲65%影響，倫敦期貨交易市場金屬價格全面上漲。尤其是倫銅一舉突破8000美元/噸大關。

2.貨幣政策繼續緊縮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0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貨幣政策如今將由“穩健”直接改為“從緊”，從緊的貨幣政策由此“全新登場”，并將在明年的宏觀調控中發揮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速過快以及銀行流動性偏多是目前我國經濟比較突出的兩大問題。為抑制流動性過剩和緩解貸款增速過快，央行除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外，還三次運用加息、減征利息稅等手段，連續出臺多項政策，打出宏觀調控組合拳。

3.CPI高企和工資上升

從2008年年初開始，受雪災影響，CPI已經成為一個熱點的名詞。2008年前4個月都保持8%以上的上漲，5月份同比上升7.7%，6月份同比上升7.1%。CPI不斷上升引發了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擔心。引領CPI上漲的諸因素中，食品類上漲仍是主因。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11日在此間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地區、規模、經濟類型以及不同行業企業的物料采購價格和人工成本普遍上升。認為人工成本“上升”的企業家占調查總量的85.6%，比認為“下降”的多85個百分點。

4.人民幣升值

統計顯示，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步伐明顯加快，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幅度已經超過4%。而按照2005年7月匯改時8.11的匯率計算，累計升值已超過15%。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兌美元首度升值“破8”，而這之后用了近一年半時間，也就是在2007年10月24日，首次漲到7.5元。而這次人民幣再升值0.5元，卻僅用了不到6個月時間。

二、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的問題

本文中生產型外貿企業定義為本身有自己的生產基地的外貿企業，出口的產品都是由自己生產的。面對上述宏觀經濟的特點，生產型外貿企業將面臨什么樣的問題？

1.由于原材料漲價，生產成本上升

近幾年以來,國際石油價格一路飆升,不斷創出新高。高漲的油價經過一段時間的傳導后,現已逐步反映出來,成本的逐步提高正蠶食著企業利潤。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4年10月,全國142個城市378家企業的24種主要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平均比9月下旬上漲3.5%,漲幅增加3.2個百分點。在油、煤、有色金屬等24種主要生產資料中,15種產品出廠價格呈上升態勢。石油價格上漲帶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從而引發了交通運輸、冶金、石化、輕工、漁業、農業等各相關產業大范圍的企業成本增加。油價的上漲也拉動了石油中下游相關產品價格的上漲。塑料、化纖等制品以基本石化產品為原料,由于原料成本占生產成本比重大,對原油價格變化較為敏感。

2.貨幣政策進所導致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生產外貿企業融資困難

在國內，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老大難”問題。而在2008年，由于央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各家銀行紛紛收緊信貸規模，銀行信貸緊縮，致使本來就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中小企業融資更加困難。今年浙江省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貸款由2007年的1487.27億元縮減為1093.69億元，減少了四分之一。

據《小康·財智》記者調查，受信貸規模緊縮影響，很多銀行傾向于支持安全系數較高的大企業，致使中小企業“融資焦渴”癥狀更加嚴重。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針對100戶小企業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2008年1-3月份，南京市反映資金“緊張”的小企業達35%；部分自有資金比例偏低的企業稱，如果得不到增量資金的支持，或者貸款被壓縮，生產經營將陷入困境。

3.CPI高企導致生活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

由于CPI的上漲，特別是結構性上漲，主要是食品，特別是肉、禽、蛋和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物品的上漲，就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導致人們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必然要求工資上升，最終會引起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同時，因為近幾年我們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預計到未來的效益會比較好，再加上國家機關的制度改革，導致整個全社會工資增長的水平應該這兩年有加快的趨勢，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企業用工成本普遍上漲了5%-10%，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尤甚。

4.人民幣升值導致生產型外貿企業不堪重負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外貿企業的影響比較大（因為外貿多數是以美元計算的，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以后），出口企業的利潤因為美元貶值而減少。雖然貨幣升值實際上并不影響進出口商品本身價值,只是改變了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3%相當于出口產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競爭力降低了3%。一國貨幣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經濟學中存在替代效應,外國消費者在同樣價格下購買進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從而使企業出口受到制約。進口規模得以擴大。

三、生產型外貿企業的對策分析

面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特點，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很多問題，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本文認為應該從三個層次，即國家、行業和企業本身來解決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的問題。

1.國家層面

對于國家來說，面對外貿企業的嚴峻形勢，可以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加大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力度。

1）財政政策方面

為了應對今年下半年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國可以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政策保持出口增長。宏觀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真正有貢獻的不是總出口，而是貿易順差。今年上半年，進出口貿易順差又達226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8億美元，增長26.6%。這種外匯供大于求的狀況，使人民幣不但沒有貶值的可能，反而有升值的壓力。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出口退稅提高8個百分點，對出口的刺激作用相當于人民幣貶值16%。林毅夫認為，要刺激對美、歐、非和其他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的出口，可供選擇的途徑很多，提高出口退稅率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辦法。如果出口退稅進一步增加，對出口的刺激也會相應增加。目前我國的出口退稅率和增值稅法定稅率基本吻合，但我國平均退稅率已調整到12%左右，大大低于17%的平均征稅率，這樣不利于我國出口商品以不含稅價格公平地參與國際競爭。根據有關機構計算，出口退稅率下降幅度與出口成本上升幅度大致相等，出口退稅率每下調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增加約1個百分點，出口退稅率與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呈負相關效應。

2）貨幣政策方面

貨幣政策方面，除直接增加低息外貿貸款，扶植生產型外貿企業出口以外。主要是要解決長期困擾中小型外貿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大銀行雖在中小企業信貸領域推出了不少服務品牌，受政策影響較前更關注中小企業客戶；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中小企業希望從大銀行得到貸款并非易事。一方面，無論從長期“壘大戶”形成的業務慣性看，還是從目前信貸額度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把“好鋼用在刀刃上”看，大銀行都更樂意選擇大企業作為放貸對象；另一方面，盡管政策提倡，融資環境日益改善，但中小企業風險較高，貸款額度小導致的規模不經濟情況，短期內很難有太大變化，所以從成本收益分析，排除掉政策性原因，大銀行往往不關注中小企業貸款業務。造成對中小型企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需要靠市場競爭導致小銀行分化被迫進入這一領域，還需要擁有網絡、資金等方面優勢的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揮作用。在國家層面上，應該鼓勵“大銀行”要從過去緊盯大企業、大集團，開始調整信貸結構，轉向小企業。與那些大銀行相比，國家更應該鼓勵眾多小銀行貸款政策向中小企業的傾斜，則更具實質性意義。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應該出臺具體的中小企業貸款政策，在貸款額度、執行過程中的存貸比例等方面給與適當的優惠。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民營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加快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完善的中小企業服務組織體系，積極推動中小型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充分發揮中小型企業擔保機構的作用，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因素，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息支持。

2.行業層面

人民幣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成本等原因造成工廠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導致工廠倒閉。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為什么就沒有倒閉？如果這些都不足以解釋生產型外貿企業倒閉，那生產型外貿企業倒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這些鞋廠沒有定價權，在人民幣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鞋廠不能提高產品價格，因為這樣的企業根本沒有任何實力談定價權,定價權幾乎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里,產品成本的增加無法得到轉嫁，而成本一旦成本超過價格，倒閉就在所難免。

以東莞制鞋業為例，不能提高價格，是由制鞋業的內在屬性決定的。制鞋業屬于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上，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有定價權，鞋的市場價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廠和消費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像糧食的價格由所有生產者和消費者決定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制鞋和種糧食沒有區別。所有的鞋廠只能接受這個市場價格，而無力改變這個價格。雖然東莞號稱“世界鞋都”，產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這是就總量而言，就單個鞋廠來說，沒有任何一家鞋廠的規模大到能影響價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農場都不足以影響世界糧食價格一樣。核心的問題在于，東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達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個國家如果愿意都能生產。東莞能生產，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幣沒有升值的時候，在人工成本還比較低的時候，東莞的鞋比其他國家的鞋有優勢，也就是價格一些便宜。

在中國，不僅是大型的外貿公司，還是小型的制鞋廠，在成本壓力不斷上升的今天，都缺失定價權。為什么缺失定價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單個公司的力量太薄弱，所占的市場份額較少，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同質化現象較嚴重，當一家企業提高價格后，外商完全可以選擇其他的企業作為他的供貨商。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如果從行業層面，則需要行業出面，整合行業內生產型外貿企業的力量，集體和外商進行價格談判。只要提出的價格仍然低于中國市場以外的廠商的價格，中國制造還是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的。

3.企業層面

1）面對能源上漲，降低能耗成為首要選擇

面對能源資源價格不斷上漲，對于普通的生產型外貿企業來說，降低能耗是緩解能源資源約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建立節能降耗的長效機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生產型外貿企業要大力進行科技含量高、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建立與資源節約型社會相適應的產業體系，通過本身企業結構調整逐步降低企業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

2）面對融資困難，拓寬融資渠道

作為生產型外貿企業不能只盯著銀行，應該著眼于構建有效的、多層次的融資系統，從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方面同時著手。貸款難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信息不對稱。我國眾多的中小企業屬于非國有企業，并且很多中小企業存在管理不規范、賬物混亂等現象，致使貸款的管理成本高、風險大，從而使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信用相對低下，這些都導致了所謂的所有制歧視現象。因此從自身來講，中小型企業要加強自身的管理，特別是財務管理和長遠規劃，爭取盡可能的融資機會。同時，在拓展間接融資渠道的同時，要充分重視直接融資渠道的拓展，這是當前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瓶頸的根本出路。企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融資方式，比如，權益性融資比較適合企業初創和成長時期，對進入穩定期的企業更適合債務型的融資。

3）面對人民幣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產品科技含量

我國是一個制造大國,若某種產品暢銷,一夜之間就會有眾多名目繁多的同質化產品出現,出口企業更是如此,我國的很多企業都處在求生存的階段,缺乏品牌長遠規劃,出口產品大多以低價取勝。生產型外貿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擴大質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的綜合競爭力,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幣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業進行產品的升級換代,從質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競爭力。目前,很多產品特別是輕工業出口產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仍然較少,企業應該逐步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和資源整合,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實施出口的多元化戰略,實現由產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品牌輸出,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加大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力度。抓住人民幣升值,進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機遇,積極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關鍵零部件,促進出口產業結構轉型和技術升級,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2）從外向走向“內需”

在中國經濟由外向內的轉型進程中，人民幣升值只是其中一個環節。據悉，從2007年開始，國家不斷從宏觀方面出臺環保、利用外資、調整進口結構等多項政策促進我國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而新勞動合同、兩稅合并、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以及對相關產業降低出口退稅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業逐漸將目光鎖定國內市場。隨著生產型外貿企業利潤微薄，企業本身必須調整相應的戰略部署。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影響迫使企業加速調整節奏。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場，企業進行國內貿易時，容易避免匯率波動的影響。對生產型外貿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不是個好消息，但客觀上也逼迫這些“中國制造”們開始考慮向“中國品牌”靠攏。

（3）對外結算工具改用其他貨幣

面對美元持續貶值,OPEC成員國的做法值得借鑒。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來計價美元不斷貶值，直接影響著OPEC成員國以及俄羅斯、安哥拉等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產品進出易以非美元貨幣來結算，使得石油輸出國承受因美元貶值而帶來的出口收入減少、進口成本增加的損失。為此，在2007年11月OPEC組織利雅得會議上，伊朗和委內瑞拉提議用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作為該組織各成員國石油交易貨幣的計劃。伊朗目前已經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貨幣進行石油交易結算。生產型外貿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由于美元貶值的影響，建議不用美元議價和結算，為避匯率損失，應該采取非美元結算方式（歐元）或人民幣議價和結算。即便以美元議價，有效期也應由過去的1-2個月縮短為現在的一星期，甚至生產型外貿企業在簽三個月以內的訂單時，可以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確定為某一個固定比例。

四、小結

國際宏觀經濟形勢天天在改變，作為生產型外貿企業所面臨的困難會有很多，不管有什么樣的對策，企業本身做大做強仍是生產型外貿企業永久唯一的出路。

篇8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進出口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1988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27.9億美元；之后經過6年的發展，于1994年再邁一個千億美元的臺階；1997年，外貿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并首次躋身世界10大貿易國行列。

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對外貿易更是煥發出勃勃生機，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04年對外貿易進出口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高達1.7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并進一步縮小與第二大貿易國的差距；加入世貿組織5年間合計進出口總值已超過從改革開放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23年的總和；2006年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

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對于解決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乃至對世界經濟的推動，都表現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國經濟結構，加速工業化進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向型經濟部門不斷壯大，通過擴大出口，利用獲得的資金，引進工業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品、原材料、技術等，加速工業化進程，改變傳統產業格局，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總體競爭力。

二是推動國內技術進步，體現“后發優勢”。對外貿易是我國獲得技術的重要渠道，知識產權的跨國交易本身就構成了現代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生產線，實現了產品出口結構的不斷優化，推動了國內技術進步，這種“后發優勢”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是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通過出口國內生產相對過剩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可以緩解國內供求矛盾，提高經濟效益。當前我國手機、電冰箱、電視機、摩托車、服裝鞋帽類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70%以上。而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緊缺原料，也能夠通過對外貿易得以實現，2005年我國已成為世界鐵礦砂、氧化鋁進口第一大國和原油進口第三大國。由于進出口的良性運作，不僅彌補了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結構失衡，提高了總產出水平，而且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增強了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四是促進資本積累，提升規模效益。

多年來，我國貨物貿易的順差一直是外匯儲備快速上升的重要來源。2001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剛剛超過2000億美元，2006年底突破1萬億美元，同期貨物貿易順差累計達到3675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外匯儲備增量的43%。貿易順差為企業的資本積累提供了資金來源，提高了生產廠商對未來市場的預期，刺激了投資需求，提升了企業的規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帶動了國內就業。外向型經濟的日趨活躍，帶動了國內就業水平的提高。據有關專家分析，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達到70%左右，有效帶動了國內就業，新增城鎮就業人口1184萬人，是近年來新增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積極作用。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更具開放性，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更大，多年來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長。據有關專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對全球經濟的全面復蘇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貿易順差是我國積極利用外資政策和特有貿易結構的必然結果，也是國內經濟長期健康快速發展的正常表現

長期以來，我國擁有良好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近幾年世界經濟全面增長，為我國積極利用外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要貿易方式、以外商投資企業為進出口主體的我國特有的貿易結構。這是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保持順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貿易發展勢頭迅猛。一方面，我國良好的工業配套能力和大量廉價勞動力，加速全球制造業向我國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貿易實行保稅政策，對于外資投入加工貿易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長期以來，加工貿易成為我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加工貿易是一種增值的貿易形式，必然產生貿易順差。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總額為1775億美元，其中，進出口為逆差的貿易方式有：外商投資企業設備進口逆差278億美元，保稅區、保稅倉庫進出口逆差600億美元，還有其他貿易方式有部分逆差；進出口為順差的貿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貿易進出口順差831億美元，而加工貿易進出口順差則高達1889億美元，超過了貿易順差總額。由此可見，當前加工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持續增長。2006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達630億美元，已經連續3年保持在60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業中。目前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90個，全球500強已有480多家在華投資，我國已成為一些重要工業品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鞏固。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生產，替代了部分進口需求。鋼材、汽車及零部件、機械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尿素等產品進出口態勢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有限，外商投資企業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態勢。

除上述兩個長期因素外，我國貿易順差問題也與下面三個短期因素有較大關系：

一是部分企業在出口退稅率調整前突擊出口。近兩年，國家對“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相繼調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率。企業往往根據政策調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擊出口。如2006年鋼材、服裝等產品集中突擊出口現象較為明顯。

二是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促使企業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相比匯改前累計升值幅度已達6%。從長遠看，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擁有高流動性或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將會帶來好處，而對以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則會帶來沖擊，如電子、紡織、機械等行業。為了減小或避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沖擊，許多企業紛紛加快出口步伐，而對進口采購則持觀望態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由于近年來國內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價格上升，導致企業出口成本上升，許多企業通過提高出口價格轉嫁部分成本。與2005年相比，2006年我國出口價格總體上升4.2%，而進口價格總體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國家打擊出口騙稅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企業守法自律意識的不斷加強，企業出口騙稅違法行為逐步減少；導致出口價格總體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幣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總體上升。因此，從海關統計角度分析，所謂“大量出口高報價格以騙取出口退稅、導致巨額虛假貿易順差”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除此以外，少數發達國家或地區對我國實行高精技術及其產品出口封鎖，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所急需的技術及其設備進口不足，這也是造成大額貿易順差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必須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貿易順差大幅增長帶來的新問題

我國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和特有的貿易結構，決定了我國貿易順差現象將長期存在。國際上判斷貿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貿易順(逆)差額與當年進出口總額相比，在10%以內的為基本正常，這個10%也可稱為貿易失衡“警戒線”。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約占當年進出口總額的10.1%，剛剛觸及“警戒線”。從當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德國的情況來看，德國從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間，對外貿易均為順差，2002年貿易順差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過1900億美元。其中貿易不平衡度超過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達12.7%，超過我國目前的貿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國目前存在的大額貿易順差基本是正常的。

但是，大額貿易順差也給我們帶來新的問題。如：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加大，出口企業遭遇國際貿易壁壘的風險增大；我國外匯管理面臨更加放開的國際壓力；國內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潛在風險等。對此，必須高度重視，采取既積極、又穩妥的辦法，確保經濟健康發展。

篇9

1.1外語能力欠缺外貿人才既需要掌握大量的英語基礎知識，又得具有一定的英語應用能力.但目前，絕大部分高校并沒有將國際貿易專業的外語能力放在培養的重點上，僅局限于應試教育，學生在聽力和口語上較弱，難以達到用人單位的要求，因此，短期內很難找到和適應工作.

1.2對學生的實踐活動較少外貿企業目前對畢業生的需求就是希望畢業生在參加工作后能更快的參與到企業的外貿活動中，所以外貿企業希望學生擁有更高的實際運用能力.現如今，大多數學校都是以課堂教學為主，對學生的時間課程卻非常少甚至沒有，并且大學的課堂教材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進而使得盡管畢業生在校成績良好，但是工作中卻能力不強.

1.3師資隊伍有待提升外貿行業發展快，知識更新也快，但目前絕大多數高校國際貿易專業的教師都缺乏實際的外貿領域工作經驗，或是多年未從事外貿工作，真正從事過多年外貿相關工作后進入大學進行教書育人的人才是非常少的，進而導致大學的師資隊伍跟不上社會的發展需求，最終致使大學教師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以及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得不到提升，企業在人才培養方面所花費的資金和時間更高的現象.

2新形勢下企業對外貿人才需求的新變化

2.1管理類人才的需求增大目前我國國內企業，尤其是剛剛進入外貿行業的中小企業，對優秀的管理類人才的需求正慢慢的睜大.這些企業需要這些人才根據海外市場的需求為企業提供更長遠的目標，并為企業選擇具備更大潛力的市場，以及建立優秀的出口營銷體系；這些人才還需要將企業與國際客戶的關系進一步的拉近，增加公司的收入.這些優秀的管理型人才是決定外貿企業的發展目標的關鍵人才.現如今，我國面臨的巨大難題就是，我國的中高層管理者并沒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海外市場的需求，致使其企業很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獲得一片合適的地位，使得公司缺少合理的管理方案.因此，我國外貿企業非常需要優秀的管理型人才，為公司做出巨大的貢獻.例如在營銷方面優秀的管理人才的年薪可達40萬，而負責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的減去獎勵性收入后的年薪在50萬~200萬的范圍之內.

2.2談判類人才的需求增大國際貿易中所出現的交易金額往往是非常大的，因此外貿企業擁有一批優秀的國際談判師是非常有優勢的.這些談判師的責任和風險是非常大的.因為國際商務談判中需要各方面的因素參與，所以優秀的談判師不僅僅需要掌握國際貿易、國際商法、國際金融等那些與國際經濟相關的專業知識，還需要學會掌握人的心理，掌握其所要談判項目的各個細節，也就是說，談判類人才是屬于一種綜合素質極高，且應變能力極強的高端人才.

2.3對法律、訴訟類人才的需求勞動力成本低廉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使得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存在很強的價格優勢，但這也導致我國外貿企業頻繁遭受其他國家的反傾銷，截止到2013年，中國已連續17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由此看來外貿企業對法律、訴訟類人才的需求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如今我國盡管擁有十四萬人從事律師行業，但是僅僅只有兩千人屬于涉外法律人才，并且他們的絕大多數僅僅是參與國內外商投資或者兼并收購等業務，僅僅有一兩百的人才掌握了國際貿易法律等相關知識，并代表我國企業進行維護權益.這些人才的所在地主要是出于我國的大城市里，如北京、上海等，在其他地區這類人才幾乎是沒有的.

3改善我國外貿人才隊伍的建議

3.1明確培養目標，加快完善專業培養體系培養適應外貿企業發展需要的國際貿易人才，所要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如下：富有責任感，能夠承受艱苦環境，誠實有信用；熟悉法律，能夠遵紀守法的完成國際貿易業務；有一定的商務英語基礎，懂得商務禮儀，能夠參加國際貿易活動；熟練運用計算機常用軟件，并具備一定的中英文錄入能力，能夠快速的利用網絡查找所需信息的能力.大學的課程應該放棄原本的教學模式，根據市場需求將其專業的設置合理的安排，重視學生的實踐能力，根據市場需求為學生建立“一專多能”的教學模式.在相關的專業的課堂中，練習國際的市場需求，將課堂的專業性聯系到國際，并在確保其專業課程的課時量足夠的前提下，為學生開設有國際接軌的相關課程[5]；提高學生的商務英語能力，以及交際英語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綜合英語能力；可以適當的減少不必要的公共基礎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活動機會，以深化和熟練運用其專業知識，為學生的上崗就業提供良好的根基.

3.2加強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素質外貿專業是屬于一種實踐性比較強的專業，因此，大學不僅僅需要為學生提供專業課程還需要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在大學的課程中，適當的為學生提供實踐性教學，并在專業性的課堂中以優秀的案例為學生講解，進而使得學生能夠在實踐中更好的發揮專業知識.增加試驗性教學，提高學生的國際貿易經營能力，讓學生能夠真正領悟真實的商戰；為畢業生提供更好的實習機會，為學生爭取那些外貿崗位大的實習職位，讓學生更有機會運用其所需的專業知識，進而更快的使畢業生在就業之前就能掌握外貿工作的流程.只有為學生提供更好更多的時間機會，才能提升學生的應用能力，并增強學生就業的自信心和工作環境的適應能力.

3.3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一個優秀的外貿專業教師不僅僅需要有充足的理論知識，以及對國內市場需求具有良好的了解，而且還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并了解國際性.僅具備理論知識的外貿專業老師是難以培養出適應國際環境變化的復合型外貿人才.各高校應聯合海外辦學，盡可能多的吸引國內外優秀的人才，高薪聘請海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并根據我國出國留學的根本方針定時的安排優秀的教師到海內外的知名院校進行學習和研究；提高校際之間的溝通，優化我國國內院校的教師資源，采用優勢互補等方式，建立我國優秀的專業教師團隊；與各大外貿公司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加優秀的實習環境，安排優秀教師進入外貿企業進行實踐鍛煉，并以最快的速度分析最新的市場行情，為我國高校的課程提供更好的參考，進一步的提升高校課程質量，為高校的實踐創新提供更優秀的基礎.

篇10

（一）實施科技興貿戰略,著力優化進出口結構

著力優化進出口結構。繼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擴大高新技術產品、服務產品和農產品出口，進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出口商品價格要全面反映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和資源環境代價。鼓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規范出口秩序，遏制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低價競銷和惡性競爭。進一步優化進口商品結構，抓住當前國際石油價格回落的有利時機，適時擴大原油進口，充實國家石油戰略儲備。進一步提高進口的便利化程度，適當減少進口自動許可目錄產品。抓緊研究進口信貸、進口融資擔保等政策，為促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創造條件此外，實施科技興貿工程，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增強。科技興貿工程是商務部13項重點工程之一，通過建設一批科技興貿出口創新基地，運用政府相關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貼息以及新型產品的研發和資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勵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以及再創新，進而使得企業能夠獲得屬于自己的高新技術產品，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二）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對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國外貿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貿企業利潤的提高,因此，在我國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轉變期職能，即是必從過去的外貿經營者轉變為外貿宏觀調控者,從直接的行政干預轉變為通過匯率、關稅等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進而通過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和管理提高產品在國際的競爭力，簡單而言，由于我國現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職能必須有所改變，必須要與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簡單來說，政府在改變職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樹立正確的經營指導思想，明確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將一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2、轉換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使外貿企業真正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道路。

3、開展工貿、技貿、農貿結合，走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道路。

4、抓緊出口生產企業的技術改造，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質量，增強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增加適銷對路產品的出口，提高外銷價格，從而提高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

5、加強經濟核算，節省費用開支。

6、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業素質，特別是提高外貿工作人員的素質.

（三）以競爭優勢導向為主的平衡型發展戰略

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式來看，出口導向戰略是我國的現行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的基本戰略，由于該戰略使得對外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并沒有與對外貿易數量同種程度增長，這也使得粗放型經濟貿易增長方式容易出現，從而影響了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競爭力。因此，實行平衡型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戰略是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根據我國的基本情況來看，我國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等資源稀缺，因此，必須要充分利用國外的優秀資源。同時，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正在加強，我國對世界各國的依賴性和競爭性也在逐漸加強。所以，我國還要將競爭優勢作為自己的導向，通過增加對外經濟貿易，增大就業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