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經濟發展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地區經濟發展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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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條件惡劣，交通不便

涼山州民族地區地貌復雜多變，盆地、平原、丘陵、高原等地貌交錯，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相差5653米，平均海拔超過2500米，70%以上區域在海拔1000米以上。這些地區海拔懸殊，氣候垂直變化大，降水量少，土地貧瘠，地廣人稀，經濟分散，經濟總量小，不適合大規模農業開墾。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差異大，直接影響了各縣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除涼山州安寧河谷流域的五縣一市經濟較好外，其余少數民族為主的11個縣均為國家級貧困縣。究其原因，安寧河流域地處涼山州的交通干線-成昆鐵路和108公路國道，其他縣以公路為主，甚至個別鄉村還存在公路未通的落后情況。落后的交通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該區域的有色金屬、稀有金屬等礦產資源，都難以進行大規模地開發利用。據統計，2009年國慶期間，涼山州有超過90%的旅行社因買不到團隊返程票而停業，可見對經濟的制約明顯。

（二）經濟開發粗放，環境污染破壞嚴重

涼山州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區，以種植業或畜牧業生產為主，對土地的依賴性較強。并且，由于少數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區土地貧瘠，水資源匱乏以及粗放的農牧業生產方式，導致出現過度墾殖，水土流失加劇而導致土地更加貧瘠的情況。此外，涼山州的礦山開采集約化程度差，礦產資源利用方式粗放，開采技術落后，導致采選回收率低，采礦成本高以及綜合利用率不高等情況；私挖濫采，采富棄貧，破壞浪費礦產資源的現象比比皆是。許多礦產企業粗放地開采礦產資源，不妥善處理選礦尾渣、采礦廢石和采空區，對礦山及周邊森林植被造成嚴重破壞，引起水土流失以及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有些企業還不做處理直接把選礦水排入河道中，造成水體污染等各種環境問題。即使第三產業旅游業發展也以觀光為主，片面追求旅游業的觀光人群數量等指標，這對于生態脆弱的多民族聚居區來說影響相當嚴重。

（三）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不足

2012年，涼山州民族地區生產總值1122.7億元，比上年增長13.8%，位列我國少數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位。2012年，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18.8億元，同比增長4.6%；第二產業增加值為587.9億元，同比增長18.8%；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16.0億元，同比增長11.3%。涼山州三大產業結構比為19.5：52.4：28.1，第二產業的比重和對經濟的主導作用顯著，根據西蒙•庫茲涅茨三大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關系判斷，涼山州工業化水平尚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但是，由于歷史、自然、環境等因素，涼山州的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2014年較發達的安寧河流域六縣一市生產總值占到涼山州的72.7%，而彝區和藏區11個縣生產總值僅占全州的27.3%。在民族地區勞動力仍然高度集中在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發展不足，難以吸納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涼州民族旅游發展又存在過度商業化和庸俗化、民族文化“同化”現象，同時缺乏科學、系統的促銷方案，省外的知名度低，沒有形成品牌效應，也就不能吸納更多就業者。（四）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制約涼山少數民族的貧困主要表現為彝族的貧困。2012年涼山州總人口497.24萬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為269.28萬人（彝族人口252.13萬人），占總人口的54.15%（50.71%），全州彝族人口的一半多，130萬彝族人口都居住在涼山州的12個貧困縣。此外，由于彝族是直接從奴隸社會跨入現代社會，大多數彝族又居住在山間和高寒山區，因此彝族聚居的農村都維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使涼山彝族地區農業發展滯后，農村勞動力一直未得到有效轉移，大多數勞動力仍滯留于第一產業。民族地區勞動者普遍存在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總體素質教育水平偏低，難于直接轉移到第二、三產業，2008年，我國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為32.7%，而涼山州還不到20%，特別是在母語“彝語”為主的彝族聚集地更為明顯。因此，民族地區要實現經濟增長，還需要積極推動民族地區第一產業的發展。

二、積極推動四川涼山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出臺相關政策措施鼓勵扶持當地發展

1.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涼山州民族貧困地區由于地域復雜、人口稀少，整體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直接影響到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要加大基礎設施、環境改造和公共服務等投入，解決民族地區電力、通訊、交通和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條件。其中，旅游交通是旅游資源開發的前提，方便、快捷、低廉的旅游交通直接影響旅游地的可進入性，從而影響旅游業的發展。尤其是涼山州地區位處我國西南內陸地區，游客進入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較高。因此，應該大力加強旅游交通建設，重點發展大眾性航空、高速公路、快速鐵路對西部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業發展具有關鍵性意義。

2.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涼山州民族地區的發展應該根據開發者付費、受益者補償以及破壞者賠償的原則，建立少數民族地區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補償機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項目支持等舉措，從國家、地區、產業三個角度，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合理補償，這是為實現少數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3.增加教育資金投入

目前我國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的資金來源由中央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實際上很多民族貧困地區中央財政投入所占比例低，而地方財政又比較困難，導致義務教育難以實施。應該增加中央財政對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的投入，減輕民族地區地方財政和農民的經濟負擔，改善貧困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素質水平。

（二）民族地區應大力發展優勢低碳產業

1.依托資源稟賦發展特色工業

民族地區把資源優勢與低碳經濟相結合，是民族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必然的選擇，因此，涼山州少數民族地區應該以資源優勢為依托發展特色工業，以其地理區位、自然資源等資源稟賦為依托，對區域內部各經濟要素與生態環境間相互整合、協調發展。從少數民族自身利益出發，開發特色產品和產業，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一方面發展清潔能源，根據各民族地區自身特點，發展風能、水電、太陽能和地熱能等，以解決能源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礦產資源開發模式應該向精深加工轉型，走延伸礦產資源產業鏈的發展方向。因此應該加快成都-涼山工業園區、西昌釩鈦產業園區等重點產業布局的建設，重點發展優勢產業包括水電、有色金屬、稀土等，建立相關產業集群，構筑現代工業發展體系，以工業振興帶動經濟全面發展。

2.發展生態特色品牌旅游

要保護涼山州當地民族原生態環境旅游開發，就應該尊重涼山州當地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重點進行民俗文化結合生態深度旅游的方式開發，并進行多項資源整合和綜合深度全方位開發，以單項旅游開發為主導，兼涉其他的綜合項目開發，多層次的、多角度地充分發掘出吃、住、行、游、娛、購的獨具特色的民族風情和民俗風貌，在部分較為深入民族生態居住區域可以采用小眾旅游的開發模式。例如探險、遠足等旅游模式，開發規模、服務方式和營銷策略都針對部分特殊的市場或消費者。這樣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從而對涼山州民族地區民俗進行整體性開發。

3.發展生態特色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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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溝域及溝域經濟的基本特征。

1.1溝域是可度量的相對封閉區域。依據溝域長度、溝域寬度、溝域面積、溝域形狀、溝域高差、溝域方向等指標可以量化溝域的發育形態。溝域作為一個可度量的相對封閉區域，溝域的生態承載力、旅游的承載力等經濟空間開發限制指標亦具有可量化性。此外，溝域作為一個可度量的經濟主體，通過溝域的GDP、人均收入、經濟增長速度等指標衡量整個溝域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從而制定優化、協調的發展規劃更加可行。

1.2溝域內人類經濟活動強度和范圍受自然條件制約。山區溝域內路網河道的分布、溝域地形、自然條件等因素限制了人類行為活動。同一條溝域內，上游地區海拔較高，氣溫差異大，農業產業開發較困難；下游地區地勢平坦，水資源豐富，交通便利，但洪澇災害頻發；中游地區氣候、土壤、水環境等條件最優越，并且具有向溝域其他區域或其他溝域的輻射能力。因此，溝域內的人類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沿溝谷和溝邊，分布在以主路軸的平坦條帶狀區域上，并以此為基礎向兩側坡面擴展且受地形限制而強度逐漸減弱。基于溝域這一特性，溝域經濟的開發應因地制宜。

1.3溝域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基于溝域內森林資源、野生動物資源、潔凈空氣、優質的水資源、交通道路等具有跨行政區域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購于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對于公共物品，市場“無形的手”的資源配置是無效或者低效的，需要政府發揮“有形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對溝域內共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

1.4溝域經濟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溝域內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可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所謂溝域經濟的正外部性是指溝域內生態治理和碳匯經濟發展，改善了區域生態和保護城市環境，享受優質環境的人們無須為此支付費用；所謂溝域經濟的負外部性是指溝域資源(礦藏、景觀)的過度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水體污染等，影響到下游人類的生產生活，也增加了社會邊際成本。由于溝域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和生態保護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溝域經濟發展中必須正確處理治理保護與開發的關系，克服負外部性，發揮正外部性，實現生態效應和經濟效益，局部效益和整體效益協調的發展。

2.溝域經濟的主要發展模式

2.1文化創意先導模式。通過創新思維改變人們現有的消費理念、方式和途徑，依托自然、歷史、文化資源開發文化創意產業，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2.2特色產業主導模式。利用已有的特色支柱產業資源，注入科技、綠色、健康內涵，配套發展環境友好型生態產業，延伸產業鏈，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發展特色產業。

2.3龍頭景區帶動模式。以國家認定的景區為龍頭，加快推進旅游項目建設，提升休閑旅游業發展水平和產業培育層次,帶動周邊地區產業發展，形成輻射面較大的經濟區域。

2.4自然風光旅游模式。依托現有自然景區，重點發展休閑觀光旅游業,并帶動特色林果業、農業觀光園區和休閑農業等產業發展。

2.5民俗文化展示模式。依托傳統民居、宗教寺廟、革命遺址等人文景觀，重點發展民俗旅游、文化旅游和紅色旅游，并帶動特色林果業、休閑農業和農業科技園區的發展。

二、地區溝域經濟發展現狀及問題分析

地區位于我國西部——青藏高原西南邊緣，當地居民依山溝而居，山溝頂部地帶多為高寒草地，不適宜農耕，僅作放牧用；山溝中部地帶，有高山草場和部分耕地，形成小規模的半農半牧區。地區溝域經濟伴隨時間的流逝有一定發展，但仍存在嚴重的制約性：首先，地區溝域格局推動傳統經濟發展。地區山溝相對較封閉，每條山溝是相對獨立的經濟系統，居民據地力而耕種，逐水草而放牧，資源稟賦決定生產布局，土地承載力決定生產規模。生產的進行主要依靠山溝內縱向的勞動力交流和物物交換得以實現,因此，在生產環節上，當地生產者尊崇自然法則安排生產，做到生產與自然的均衡。在消費環節上，消費偏好受資源和環境約束，消費水平受資源的承載力約束并與其基本保持均衡。其次，高山深溝阻斷了人、物和信息的橫向交流。盡管地區山溝的封閉正在被快速打破，道路與通訊的建設將條條山溝與產業發達、信息集中的中心城鎮橫向相連，但溝域中居民依然缺乏走出山溝去參與外面經濟活動的能力。長期生活在封閉的自然經濟的狀態中，溝域中居民喪失了與惡劣環境抗爭的能力，也缺乏相應的抗爭愿望，因此，當地居民形成了“靠天而生”的生活理念。最后，溝域農牧業效率低下。溝域中耕地草地分布區海拔高、氣候條件差、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不暢，長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導致自然環境和交通狀況等較好的草地放牧利用過度，生態功能劣變，而偏遠山區草地利用不充分。粗放式的發展模式使牲畜存欄時間和消耗的飼草多，飼草、料轉化率低，產出少，經濟收益低。

三、北京山區溝域經濟發展經驗借鑒

1.基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理念，堅持生態先行，發展綠色產業。例如北京市懷柔區雁棲“不夜谷”，2008年接待游客113萬人次，旅游收入1136億元，平均每戶增收2000元。

2.實行“以點成線，以線帶面”的產業發展布局。例如北京市昌平區以興壽鎮麥辛路為主線，形成帶動5個鄉鎮發展草莓產業的區域，目前種植面積已達4500畝，農民純收入較以前有較大程度提升。

3.倡導“統一規劃、政府扶持、集體搭臺、農民主體、社會參與、聚集人氣”的建設模式。例如，齋堂川古村落建設、湯河司馬臺紫草香堤均有社會資金注入，雁棲“不夜谷”沿線108家休閑度假場所建設的90%源于社會投資。

4.注重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新的融合，倡導創意農業。例如，延慶縣柳溝村，迎合市民追求安全、養生的需求，在傳統的豆腐加工技術的基礎上，創意出遠近聞名的豆腐火盆鍋盛宴。

四、地區溝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地區山地氣候的垂直地帶差異，形成了“山頂至山麓畜牧業——山腰半農半牧混合農業——河谷種植業”的復合系統。地區溝域經濟發展應尊重當地自然稟賦，結合當地現實狀況進行。具體的發展路徑如下：

1.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綠色產業。青藏高原長期“靠天吃飯”的單一的、無計劃的、低水平的放牧式養蓄，已引發草原退化、生態惡化等問題頻發。因此，在謀求發展時關注生態環境是未來地區溝域經濟發展的重點。通過種植牧草，緩解草畜矛盾，保護天然草場，促進農業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

2.實行產業間互融互助發展模式。溝域經濟中種植業、畜牧業、果蔬業作為主導產業，其發展的好壞直接決定溝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產業間的互融互助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地區應加強種植業與畜牧業、畜牧業與果蔬業的結合。

3.夯實政府扶持，營造良好的溝域發展環境。地區經濟發展遲緩，很重要的原因是資金匱乏，資金投入有限。因此，地區應加大資金投入，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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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慶陽；經濟；可持續發展

甘肅省慶陽市位于“北控河套,南屏關中”的黃土高原第一塬——董志塬中部。改革開放以來,慶陽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迅速發展,但由于原有起點、發展條件、國家政策傾斜等因素制約。慶陽與西部一些大城市和東部地區的差距仍然不小。權衡經濟發展帶來的正負效應,慶陽市應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一、慶陽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一)資源豐富,前景廣闊

第一,氣候資源優勢。主要有太陽能和風能,太陽輻射年總量是5280-5710兆焦/平方米:有效風能年總時數在2000-5000小時之間。

第二,動植物資源優勢。市內獸類動物中以早勝牛、慶陽驢、環縣灘羊最為有名,以梅花鹿最為珍貴,以兔類、羊類分布區域最廣,數量最多。飛禽中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達9種、長居鳥類有50余種、夏候鳥40余種,建國后還引進了荷蘭牛、新疆馬、遼寧羊、江南魚等良種動物。全市的植物有700種,其中糧食作物148種、經濟作物75種、木本植物350多種、草本植物170多種、菌藻類6種。

第三,能源優勢。慶陽境內蘊藏著豐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資源,折合這些能源相當于1230億噸油,這個儲量僅次于“中國第一資源大市”——陜西榆林。現已探明,慶陽油氣資源總量達40億噸。煤炭儲量2360億噸,占甘肅省預測總量的97%。境內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下含油氣120千克、含煤8噸,可以說具備建設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地基礎條件和優勢,

第四,特色資源優勢。豐富的紅色文化、深厚的黃土文化資源既是特色,又是優勢。以南梁為核心的紅色旅游景區建設正在進行,以“香包、剪紙、刺繡、道情”為代表的黃土民俗文化產業已經創匯,并長足發展。

(二)以西峰區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

西峰區位于董志原腹地,全市商貿流通、文化、交通中心。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落實,為西峰區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建國60多年的建設成就,為西峰區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西峰區的快速變化帶動了全市的發展,促進了慶陽城市化的進程。目前全區城市建設工作一系列重點舉措的輻射作用北達慶城、南至寧縣、西毗鎮原、東望合水。

隨著西峰區的不斷繁榮。以其為中心的引力作用與日俱增,對全市的人才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等進行了有效的整合與優化,使其成為甘肅“兩翼齊飛”規劃的東部核心。在此進程中,慶陽市普遍出現了以新城區和小城鎮重心外移為特征的城市規模擴張趨勢,基礎設施和新興產業投入呈現出向西峰區集中的態勢,使具有一定科技經濟基礎力量和招商引資地緣優勢的慶陽能夠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新興產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甘肅省慶陽市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民間民俗文化底蘊深厚,以香包為代表的民間刺繡、皮影和剪紙等民俗藝術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慶陽是中國民俗學會命名的“中國香包刺繡之鄉”、“道情皮影之鄉”、“民間剪紙之鄉”,是中央電視臺等12家權威媒體評選命名的“最具藝術氣質的西部名城”。文化產業——“香包、刺繡、剪紙、道情”既是農耕文化與民俗文化結合的產物,又是農民脫貧致富的一條重要途徑。把民俗文化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以其特有的新姿態輻射到周邊地區,可以預見,它將成為慶陽市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增長點。

全市旅游業發展迅速。目前,北石窟寺、小崆峒山、隴東民俗博物館、南梁紅色旅游區、周祖陵、窯洞民居等景點初具游覽規模,游客直線上升。它們不僅占有西部區域性市場,而且其文化價值在多元化的新市場份額也不輕。

二、慶陽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因素

(一)自然災害頻發、生態惡化

慶陽地處西北黃土高原中心地帶,遠離海洋、靠近沙漠。自古以來,自然災害頻繁,奇異現象突出。從民國到20世紀末,共發生各種自然災害231次。其中旱災43次、洪災48次、冰雹46次、霜凍41次、風沙20次、病蟲害19次、鼠害4次、地震10次。嚴重的自然災害給慶陽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損害,也導致了生態環境脆弱、生物資源再生能力差,這些已成為制約慶陽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硬約束”。

(二)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

慶陽雖然經濟實力明顯增強,但城鄉發展不平衡嚴重制約著本市乃至全省經濟的發展,是影響慶陽綜合實力的“瓶頸”。經濟核心區帶動作用不夠,邊緣區發展緩慢。西峰區、各縣城、示范鎮、國道省道沿線一帶發展很快,而廣大農村依然落后。促進慶陽經濟可持續發展重點應放在實現城鄉平衡,促進全面發展上。科技競爭力強、市場廣闊、區位優越的西峰區示范效應要繼續增強,形成強有力的輻射中心。區中心帶動縣城、縣城與示范鎮帶動鄉和村,逐級帶動、臨近示范、區縣鄉村協調發展,形成點、帶狀產業帶,使這種差距逐漸縮小。

(三)人口眾多,整體素質不高

慶陽市人口現在約252萬,少數民族19個,再加上地域遼闊、人口居住分散、教育機會不平等,盲率高,與人均GDP水平呈負相關。特別是廣大貧困山區,居民的科技知識和文化素質偏低,是制約老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同時,許多單位、企業由于對人才問題重視不夠,導致人才流失嚴重。因此,更談不上吸引外部高素質的人才。

(四)產業結構單一,農業基礎薄弱

自從國家批準建設能源化工基地以來,慶陽以煤、石油、天然氣為主的化工企業有所發展。大規模的開發資源占用了大量農地、資本和勞動力,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業比重直線下降,產業結構發生了巨變,制約了農業和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必然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農業基礎的薄弱,使文化產業和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和有力支撐,出現了“資源富、財政富、農業弱”的局面。

三、可持續發展集體措施

(一)堅持走一體化綜合開發的道路

在資源利用上,按照“既利用又保護”的策略,謀劃產業布局的技術路線,延長產業鏈條,走循環經濟的綠色發展通道。同時,切實加強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等后續和相關產業。提升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設的承載能力,把目光盯在世界500強,全國100強企業上,引進大型央企,采用最先進的技術、裝備進行開發,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占領競爭制高點,贏得發展主動權。圍繞“率先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諧發展”的主題,建設西峰、正寧、長慶橋、延環江4個工業集中區,發展石油化工、煤氣、煤化工、精細化工、建材五大產業,實現“工業強市、產業富民”。

(二)開發特色文化產業的內在潛力。

慶陽是革命老區,又是農耕文化發祥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跨越崛起,一方面,要把紅色旅游產業開發作為主線,積極爭取國家政策、項目,開發一批適應市場需求的紅色旅游精品線路,實現與延安紅色旅游圈的全面對接,努力把慶陽打造成為全國重要的紅色旅游勝地:另一方面,要把特色文化產業發展作為提升慶陽市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全民創業,大力發展香包、刺繡、剪紙、道情的民俗文化創意產業,創出一條具有慶陽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不斷增強慶陽發展的軟實力和競爭力。

(三)加強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事業發展

重點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向導、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優勢產業的大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有機結合的知識創新體系,建立支持自主研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服務體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推進區域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強化科技能力建設。針對雄厚的農業經濟基礎,繼續實施科技興農戰略。增強農業競爭力。充分發揮全市特色果品、優質瓜果、品牌牲畜等農業優勢,打造綠色無公害農業品牌。大力開展高科技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業設施化應用。針對資源的規模化開發和能源化工產業的迅速崛起,積極鼓勵能源化工企業開展能源開采、煤電、煤化工、石油、天然氣化工、安全生產、減排節能等領域的技術開發,提高能源開發利用效率。

(四)重視生態環境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

加強地企合作,實施油區飲水解困工程、安全飲水工程和百萬畝“碳匯林”基地建設,逐步修復改善老區生態環境,創造油田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同步推進發展模式。

生態方面,重點抓好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三北防護林。積極實施董志塬綜合治理項目。加快改善生態環境,達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發展目標,實現慶陽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語

雖然慶陽采礦業(正南煤田、西峰油田能源儲量巨大)、農業、服務業(香包、旅游文化產業)發展前景看好,但應辯證地看待甘肅慶陽經濟快速發展問題,切莫放松環境保護、過度開采能源。愛護生態環境,參與環境教育,讓“生態、環保”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全新態度,全面實現慶陽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潘玉君,地理科學導論[M],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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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韓國稅收負擔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指出韓國稅收在社會公平分配中起到的積極作用，對完善我國相關稅制具有借鑒意義。

一般認為，所得稅和財產稅屬于直接稅，商品課稅屬于間接稅。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由于采用累進稅率，可以很好地貫徹稅收公平的原則。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組織財政收入，但不利于實現稅收的公平原則。下文考察韓國宏觀稅負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并探討其對我國的啟示。

所得稅能夠很好地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不同地區的人民收入發生變化，購買力就會發生變化，也就會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可以用收入效應來說明稅收的這種作用。這里的稅制結構是指稅收制度中稅種的構成及各稅種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關系。以稅負能否轉嫁為標準進行劃分，即凡是稅負能夠轉嫁的稅種，歸屬于間接稅，凡是稅負不能轉嫁的稅種，歸屬于直接稅。

韓國稅收負擔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

（一）韓國直接稅和間接稅分析

首先是韓國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例。從圖1可以看出韓國的直接稅所占比例大于間接稅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趨勢。直接稅具有不易轉嫁的特點，具有良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韓國企業所得稅情況。圖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韓國企業所得稅的納稅情況，從圖2可以看出，首爾廳的稅收收入優勢明顯，然后是中部廳、大丘廳和釜山廳，大田廳和光州廳最差。這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是相適應的，首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廳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廳所在的大丘地區和慶北地區；釜山廳所在的釜山地區、蔚山和慶南地區。最差的就是大田廳所在的忠清道地區和光州廳所在的全羅到地區。企業所得稅是直接稅，且韓國的企業所得稅是累進稅率，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再看韓國的個人所得稅的情況。圖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韓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情況，從圖3可以看出，首爾廳的稅收收入優勢明顯，然后是中部廳、大丘廳和釜山廳，大田廳和光州廳最差。這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是相適應的，首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廳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廳所在的大丘地區和慶北地區；釜山廳所在的釜山地區、蔚山和慶南地區。最差的就是大田廳所在的忠清道地區和光州廳所在的全羅到地區。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且韓國的企業所得稅是累進稅率，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最后，分析韓國的增值稅情況。圖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增值稅的納稅情況，從圖4可以看出，除了首爾廳的收入相對明顯外，其他地區的增值稅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為韓國的增值稅是消費型的增值稅，且增值稅是間接稅，調節收入的作用不明顯。

圖5表明了2004年韓國分道（省）和廣域市（直轄市）的企業所得稅納稅情況，也是和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相適應的，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韓國的地方稅主要是由財產稅制組成的，屬于直接稅，也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如圖6所示。

（二）韓國企業所得稅分收入規模納稅情況分析

表1表明了韓國企業所得稅分收入規模納稅情況，把韓國的企業按照收入分類，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業群繳納稅收多，還是低收入的企業群繳納稅收多。

從圖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業群繳納的稅收明顯高于收入低的企業群。

本文依照收入規模進行分類，以100億韓元為標準，分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業群納稅多，還是低收入的企業群納稅多。結果發現，1000億以上法人企業納稅總額占全部納稅額的79%，1000億以下法人企業納稅總額占全部納稅額的21%。高收入的企業群多納稅，符合稅收的公平原則。1000億以上法人納稅人數卻只占總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數的1%，而1000億以下法人納稅人數卻占總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數的99%，少數富裕的企業群繳納了大部分的稅收，說明韓國的企業所得稅起到了很好的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進而也能起到調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

優化稅收制度以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在增值稅方面，目前我國所實行的是不分地區經濟差異、統一稅率的生產型“增值稅”，經濟落后的西部地區稅負遠遠高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歷來是我國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大中型企業，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嚴重制約了西部企業的資本積累和技術改造，導致粗放經營，生產效率低下，經濟增長乏力。另外，以農產品初級加工和資源開發為主的西部地區，增值稅稅負明顯高于東部地區。我國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在西部地區客觀上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如果把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西部地區能從中得到更多的稅收抵扣，也符合國家的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

參考文獻：

1.吳朝霞.我國宏觀稅收負擔的優化及策略[J].經濟師，2007（10）

2.王盛尹.我國的稅收負擔：現狀與完善[J].科技經濟市場，2006（12）

篇5

[論文摘要] 中國在促進自身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提供了新動力，而東亞經濟整體實力的增強，也為 中國經濟 持續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已呈現出良性互動的發展趨勢。

一、中國經濟的崛起

中國經濟能在如此長的時間里保持強勁的增長，其驅動力總體而言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2.生產率的提高和 人力 資本的投資所帶來的內生增長。持續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僅僅依靠資本的投資來維持，更為重要的是源于知識增長所取得的技術進步。中國所擁有低廉優質的勞動力資源是維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而市場機制以及國外先進技術和 管理 經驗的引入又極大地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3.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制度保障。中國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不僅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也從制度上保障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各種非公有制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截至到2005年底，私營企業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產值對GDP的貢獻已達到65％，大大超過國有經濟，中國商務部預計，到2010年，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有望達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國公司 都在中國有業務往來，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上述因素將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仍將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吸引力，通過高儲蓄和高投資的良性循環來完成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同時，中國的經濟體制和 政治 體制也將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保持經濟的健康穩定和持續的增長。

二、中國經濟崛起與東亞經濟合作的良性互動

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普遍被稱為是正在崛起的地區經濟大國，構成了對東亞地區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中國超過10％的經濟增長率為東亞地區經濟總體增長奠定了基礎。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繼續成為整個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4.中國逐漸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創導者和推動者。中國一貫奉行“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策，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的發展與合作，積極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建設。2002年中國啟動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倡議以來，整個東亞經濟合作的進程就發生了新的飛躍。中國的行動促使日本、韓國也不斷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隨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與東盟發表了旨在加強經濟、 政治 和安全關系的《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日本與東盟的關系發展如此之迅速，顯然也是自認為來自中國的壓力。為了不落后與中國與日本的步伐，韓國也加快了發展與東盟的經濟關系。可見，在中國的推動下，東亞合作機制中的3個“10＋1”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同時“10＋3”的合作進程也不斷得到推進，東亞合作呈顯出一片勃勃生機。

當然，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伴隨著與東亞其他經濟體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系的過程。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的條件。首先，東亞始終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和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地，2006年中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額達到5024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僅香港、日本、 臺灣 、8新加坡和韓國5個東亞經濟體占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達到67％。2005年，東亞10個經濟體占中國引進外資實際使用金額的58.6％。東亞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對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資金不足和加快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次，東亞合作進程的推進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周邊 環境 。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希望得到東亞周邊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與合作。對于中國來說,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要成為地區經濟強國,乃至世界經濟強國離不開周邊國家的支持與合作,而加強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合作、積極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是為了營造中國經濟崛起所需要的周邊環境。

總之，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在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參加到東亞崛起的進程中來，而東亞經濟整體實力的增強，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活力。因此，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已呈現出良性互動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2][3]陸建人:中國經濟增長對東盟國家經濟的積極影響.亞非縱橫[J].2007年第1期

[4]馬修·薩恩 弗雷德·蓋爾:中國:快速增長研究，ers.usda.gov/

篇6

論文關鍵詞：臺州對外貿易，區域經濟增長

 

一、引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外貿易的作用也顯而易見，它在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外貿易不僅通過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生產工藝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結構，使我國的產業向縱深層次發展，而且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途徑，同國內消費和投資一起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具有得天獨厚的對外貿易優勢經濟論文，其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加深刻的烙下了對外貿易的烙印，對外貿易對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同時也對其區域內的產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研究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于認清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以及發展重心的選擇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相關實證研究，其中劉方等在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數據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對外貿易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張燦亭、江凌基于江蘇省1885-2004年的相關數據證實了，從長期來看，對外貿易尤其進出口與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即進出口與經濟增長具有同向性；梁碧波等人對通過對廣東省1987-200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外，李偉等對浙江省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論文開題報告。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貿易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路徑主要體現為對外貿易帶來區域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集聚資本的形成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看經濟論文，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正相關關系，為了深刻的分析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是否存在這樣一種關系，本文以浙江沿海地區臺州1994年—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貿易數據為依據，通過一定的統計分析揭示對外貿易對臺州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從總體上來看，臺州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94年的2.4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70億美元（表1），遠遠高于GDP的年均增長速度，而且進出口與GDP的變化趨勢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另外，從反映區域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關系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來分析，對外貿易在臺州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呈現總體上升趨勢，這一情況在臺州外貿依存度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表2）。

臺州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說明了臺州經濟增長中對外貿易的貢獻和份額不斷提升，同時也說明臺州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也不斷加深。從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歷史來看，外貿依存度提高的過程也往往是一國或地區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的過程經濟論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于成熟，則其外貿依存度也將趨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呈現一定正相關關系，為了佐證這種相關關系，以及探討對外貿易指標對區域經濟或者GDP的增長有著怎樣一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方法做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與相關性檢驗，來論證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及區域經濟的增長是否與對外貿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相關關系。

表1 臺州市1994—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情況（單位：億元）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

進出口總額

出口額

進口額

1994

270.08

2.4496

2.0314

0.4182

1995

380.04

3.2591

2.7778

0.4813

1996

445.79

4.0111

3.2857

0.7254

1997

466.97

4.6636

3.5757

1.0879

1998

505.42

4.7337

3.7969

0.9368

1999

550.62

6.5932

4.9001

1.6931

2000

613.31

11.4436

8.6877

2.7559

2001

680.8

15.4277

11.7860

3.6417

2002

782.85

21.9125

18.0240

3.8885

2003

908.87

32.8806

26.5072

6.3734

2004

1076.48

47.8862

37.9895

9.8967

2005

1251.77

63.5301

51.9553

11.5748

2006

1463.31

84.3174

70.3475

13.9699

2007

1721.84

110.9292

93.6472

17.2820

2008

1965.27

138.1114

117.6443

20.4671

2009

2025.47

120.3152

100.6683

19.6469

2010

2415.12

170.0189

篇7

論文摘 要：本文從特色經濟的概念、理論基礎和特征出發．在分析了西部地區發展特色經濟的重要性基礎上．探討了特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特色產業選擇與應注意的問題．對西部地區特色經濟發展有一定的 指導 意義。

近幾年來．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東西部地區差異日益加大．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國家戰略層面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國家在推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為西部地區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但是在國家有限的資金投入情況下．如何利用現有資源得到最大效益．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首要解決的問題。據此．西部地區應該依據本區域的特點．發展特色經濟．以達到經濟快速發展的目標。

一、特色經濟的概念、理論基礎和特征

有人認為特色經濟就是區域經濟；有人認為特色經濟是效率經濟；也有人認為特色經濟就是 市場 經濟。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總體而言．特色經濟主要是指一定的區域范圍內．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區域優勢資源為依托．依靠科學技術和資源的差異性．形成具有規模化、異質化的特色產業群．能將產前、產中、產后諸多環節連接起來．從而帶動本行業、本地區的發展．同時兼顧經濟、 社會 、生態效益．最終能夠成為本地區經濟新的增長點。

特色經濟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優勢理論基礎之上的。最早的優勢理論是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理論。主要觀點是每個國家都有其絕對有利的、適宜于某些特定產品的生產條件。如果按其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來進行專業化生產．各國的資源就能得到正確的分配和有效的利用。繼斯密之后．李嘉圖根據絕對優勢理論：于1817年提出相對優勢理論．認為只要 成本 比率在各國存在差異．各國就能夠生產各自的比較優勢產品．并在國家間進行交換．通過貿易增進利益。其后．赫克歇爾和俄林又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提出了要素稟賦論．簡稱H-O理論。該理論解釋了比較優勢理論中比較成本差異的來源．認為各國國內商品價格比例或比較成本的不同．是由于各國之間生產要素稟賦的不同和生產各種商品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比重不同。

依據上述理論．我們認為區域應該集中主要力量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獲得比較利益．才能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由于特色經濟是比較而言的．特色經濟也是可以轉化的。今天視為特色的．明天就不一定有特色；這方面有特色．其他方面就不一定有特色；這一層次上或范圍內有特色．在另一層次上或范圍中就不一定有特色。從這個角度來講．特色經濟又是不斷開拓進取、創新的經濟。特色經濟具有開放性、優勢性、規模性、連帶性和動態性等基本特征。它是揚優成勢的經濟．也是追求高起點、高質量、高效益、高水平的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大力發展特色經濟才能把優勢凝聚起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西部地區發展特色經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西部地區產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緩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貧困 人口 多．生態 環境 脆弱。雖然資源豐富．但在很大程度上尚不能將潛在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和現實的生產力。西部地區應沖破原區際分工中的角色，改變傳統的發展觀念．按照梯度理論的理念，發展自有特色，創造自有技術。特色經濟無疑是西部地區的必然選擇。

西部地區雖屬落后地區，但同樣要面臨國際化的競爭。在國際競爭中，西部地區同樣面臨著技術革命的挑戰。目前，各種新技術并不因其已在生產中獲得應用而放慢速度，而是在生產和開發兩個方面迅速推進，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更新換代。西部地區要適應國際化的這種競爭，就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發展適用技術，開發特色產品，以“人無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優、人優我特”的特色經濟為方式。

三、特色 經濟 發展中必須重點解決的幾個問題

特色經濟的發展一定要根據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精。所以區域選擇某一產業作為特色經濟的主導特色產業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本地區的特色資源為基礎

以本地區的特色資源為依托，是西部地區發展特色經濟的內在要求。西部地區產業基礎薄弱，資金、人才、技術缺乏，盲目追風，發展高技術產業顯然不是明智之舉。應緊抓資源優勢型產業，通過逐步加深資源的開發力度、增加相關產品的附加值來逐步增加區域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加快區域經濟騰飛。區域的資源稟賦情況是發展特色經濟的基礎。

(二)以 市場 為導向

特色經濟的發展如果脫離了市場的作用就不會是特色經濟，而且沒有市場前景的產業是無法長久生存的。因而，選擇主導特色產業時，一定要關注它是否具有市場前景，是否能快速占領市場，是否能快速將產品轉化為利潤。

(三)注重產業關聯度

西部地區在發展特色經濟時應大力培植關聯度大的特色產業，并將其作為本區域的主導特色產業。關聯度大的產業其鏈條一般很長，對其他產業的帶動效應較大，因而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顯著。同時由于環節較多，還可以達到產業持續發展目的。反之則會使經濟發展空間受限，導致經濟發展不能持久。所以特色經濟中主導特色產業是否具有較大的關聯度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四)注重產業的潛在發展規模

選擇主導特色產業時，應首先預測其潛在發展規模。只有可以發展為較大規模的產業才能不斷獲得規模效益，有可能不斷發展適用技術，提高市場競爭力，發展出自己特有的品牌，有較大的帶動效益，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西部地區應結合市場的需求情況，預測產業的發展規模，著力培植具有較大規模趨勢的產業。

(五)注重 環境 保護

(六)注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

地區經濟發展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不斷增強產業的競爭力，而產業競爭力又突出表現在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方面。西部地區若想使本地區真正形成特色經濟，就要在利用資源特色優勢的同時，有意識地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和研究，不斷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并根據市場需求不斷開發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新產品。還要注重對人才和資金的吸引，使特色經濟永葆活力。

(七)重視發展產業的動態調整

篇8

關鍵詞：產業集群 區位商 發展模式

“集群”這一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企業戰略專家邁克爾?波特于1990年在其代表作《國家競爭優勢》中提出的。他強調，產業集群具有特定的“產業內涵”，集群內企業呈現出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經營、市場化聯動、社會化協作等基本特征。產業集群正是指在有限地域的特定產業或產品生產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企業及其相關支撐機構（包括供應商、生產商、顧客、地方政府、中介組織、知識生產機構等），依靠比較穩定的分工協作和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形成有利于產業組織協調的空間集聚體。它是介于市場和等級制之間的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組織形式，是當今世界工業化過程中一個強大的發展趨勢。產業集群的發展水平和程度已經成為考察某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對于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并制定相應政策可以提供積極的幫助。

隨著西部大開發步伐的加快，如何實現陜西省的跨越式發展，帶動陜西省的經濟騰飛，成為陜西省經濟謀求大發展的當務之急。2002年3月和7月，國家科技部先后批準在陜西關中地區建設國家關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和國家關中星火產業帶，這為陜西實施“一線兩帶”戰略，建設西部經濟發展“火車頭”帶來了一個良好機遇。陜西省尤其是陜西中部的關中地區，這一地區科教實力雄厚，有大專院校50多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工程研究中心100多個，高科技專業技術人才70多萬。這里城鎮連綿，產業密集，聚集了全省60%的人口、80%的科技實力、73%的國內生產總值，經過幾年的發展，區內已建成4個國家級開發區和示范區、3個省級開發區、20多個各種類型的產業園區，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都超過30%。

陜西省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強省，2009年全省生產總值8186.65億元，比上年增長13.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789.63億元，增長4.9%，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6%；第二產業增加值4312.11億元，增長14.7%，占52.7%；第三產業增加值3084.91億元，增長14.1%，占37.7%。人均生產總值21732元，比上年增長13.3%。隨著陜西省經濟的發展，陜西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規模。

產業集群的模式

產業集群是在某一特定產業內互相聯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機構的集合。作為影響區域經濟的一種產業組織模式，產業集群對提升區域乃至國家的競爭優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6 年，美國學者馬庫森對產業集群做了四種類型的劃分：一是馬歇爾式產業集群，即意大利式集群。馬歇爾式產業集群是指那些由大量、無核心、專業化的中小企業組成的產業集群；二是輪軸式產業集群，是一種類似輪軸的集群，由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圍繞一個或多個核心企業而形成的產業區；三是衛星平臺式產業集群，衛星平臺式產業集群與輪軸式產業集群的主要區別是核資形成；四是政府依賴型產業集群，即政府部門對某個地區提供投資和科研支持，而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又主要向政府供貨（鄭春華，2008）。

陜西產業集群狀況

現有測定某個產業集群的集聚程度是指集群產業的集中指數（index of concentration），即計算產業集群聚度的主要方法有兩種：一是運用區位商系數LQ（Location Quotient）判別產業集群存在的可能行，一是基于空間基尼系數G（spatial Gini coefficient）計算產業集群聚度。兩者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LQ=(Eij / Ei)/(Ekj / Ek)

G=∑i(si-mi)2

其中：Eij指地區產業j的就業，Ei指i地區總就業，Ekj指國家k產業j的總就業，Ek指國家k的總就業，LQ指區位商系數；Si是i地區某產業就業人數占全國該產業就業人數的比重，mi是i地區就業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比重，指空間基尼系數（王麗霞，2006）。

通過運用區域經濟學中區位商系數對陜西省制造業中38個行業集聚度進行測量。包括工業總產值區位商系數、工業增加值區位商系數、就業人數區位商系數、主營業務區位商系數、固定資產投資區位商系數，如表1所示。

通過上面區位商系數，可以得出陜西省目前形成了四大產業集群：醫藥制造業、能源礦產業、裝備制造業、農產品制造業。

陜西產業集群的適宜發展模式

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是在一定的資源、市場、區位、國家法律政策、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適宜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會促進該地區經濟較快發展。

（一）輪軸式產業集群發展模式

輪軸式產業集群中的核心企業是整個產業集群的中心，其他企業處在他們的；核心企業與企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合作和聯系，核心企業常常控制著資金、技術和商業服務等，往往關心企業的發展。

在陜西裝備工業、現代加工制造業是陜西地區的傳統支柱產業，陜西地區不論是中央企業還是區屬企業大部分是國有經濟成份，這種基本屬于國有壟斷的產業組織結構，使資源配置流動不暢，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因此，采取更靠近層級組織一端的依托企業集團的輪軸式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能夠既克服內部組織效率低下，同時又能保持較緊密的組織形式。

而且輪軸式集群模式是汽車產業集群的基本組織形態。在汽車工業中，依托現有大中型企業，如陜西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比亞迪汽車有限公司，圍繞核心企業的技術及裝備優勢，采取輪軸式產業發展模式，形成從零部件生產到整車組裝的產業鏈完整的汽車產業集群。采用分層轉包和多層次轉包體制引領整車與零部件轉包協作的配套企業集聚，形成金字塔式的穩定權力結構是國內外汽車產業集群發展的基本組織模式。大型汽車集團擁有汽車產業集群的核心功能群體， 如汽車產品制造公司、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汽車產品銷售公司等，對產業集群核心產品生產、制造、銷售功能群體的發展戰略、規劃、投資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汽車產業集群培育、推動和發展的主要力量。

陜西重型汽車有限公司產品覆蓋重型軍用越野車、重型卡車、大客車（底盤）、中型卡車及農用車等，具有國內領先的專有技術和獨特優勢，形成了集整車銷售、配件供應、技術服務、信息反饋四位一體的銷售服務體系，因此汽車工業應以西安城郊和寶雞蔡家坡為基地，重點發展重型車、豪華大客車、微型車、家用車、大客車底盤、變速器、車橋等生產，盡快形成規模集聚優勢，建設成國家西部重要的重型、微型車、家用車和零部件生產基地。同時，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擴大高檔醫療車和運鈔車等專業汽車生產規模。

現代加工制造業、裝備工業等產業應依托現有大中型企業，如西安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航天四院、六院、西安航空發動機公司、陜西鼓風機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通過股份制或其它契約方式，將產業關聯緊密的中小企業聯合在一起，組織完善各自的產業集群（張俊杰，2006）。

（二）衛星平臺式產業集群發展模式

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選擇衛星平臺模式發展特色產業集群，是增強地區競爭優勢，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這一模式中不可忽視核心大企業在產業集群中的樞紐作用，努力形成以核同心企業為主導的縱向一體化分工網絡。

以衛星平臺式集群發展模式來發展陜西農產品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以醫藥制造業為例，應充分發揮國有、民營、外資企業三大力量，依托西安楊森、利君制藥、東盛、步長、金花等企業，加強與國內外著名企業的聯合合作，加大資本重組步伐，增強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能力，擴大國內市場占有份額。

生物醫藥、果業、特色農業等特色產業根據其產業特點圍繞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西安利君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東盛集團有限公司、咸陽步長集團、西安銀橋股份有限公司、恒興果汁飲料有限公司等“核心大企業”采用中衛型產業集群發展模式。

陜西關中醫藥工業總體實力居全國中上水平，上交利稅居全國前列。西安楊森、西安利君、西安正大、東盛科技、金花集團、西安高科技實業、陜西步長等均為在國內有影響的知名企業，其中楊森、利君制藥經濟效益綜合指數在全國名列前茅。目前，嗎丁林、西比靈、息斯敏、達克寧、利君沙、腦心通、轉移因子口服液、維奧欣、甲苯咪哇等系列產品在全國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陜西省中藥材資源豐富，是全國重要的中藥材基地之一。

陜西醫藥科技實力雄厚，擁有第四軍醫大學、交大醫學院等一批科研院所和大量的科研成果，科技人員數量高于全國同行業平均水平，是國家重要的中醫藥科研基地、國家衛生部臨床藥理基地之一。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建設國家生物制劑、中藥加工產業基地。充分發揮國有、民營、外資企業三大力量，依托西安楊森、利君制藥、東盛、步長、金花等企業，加強與國內外著名企業的聯合合作，加大資本重組步伐，增強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能力，擴大國內市場占有份額，推進化學合成藥和生物制劑生產規模化、集團化和跨區域發展。充分利用關中的科技實力，圍繞秦巴“天然藥庫”中藥資源的開發，在陜西省加快構筑中藥現代化技術研發平臺，有重點地發展對秦巴山區中藥產業化具有帶動作用的高技術深加工生產，建成關中中藥現代化科研和深加工生產基地，為我國中藥產業化、現代化、國際化做出貢獻。

結論

陜西省“十二五”規劃中指出，這個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西部強省目標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大幅提升綜合實力、闊步邁向中等發達省份的重要時期。并且要注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構建現代優勢特色產業體系。

近年來，陜西省大力發展產業集群，產業聚集程度不斷提高，產業規模迅速擴大，產業結構不斷完善，發展方式進一步轉變，產業結構呈現出以大企業為核心主導、主要龍頭企業發展勢頭強勁、主導產品優勢不斷提升、產業主體向園區集聚的突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大集團引領、大項目支撐、集群化推進、園區化承載”工業發展戰略，把發展產業集群作為主導模式和重要抓手，以優勢資源、優勢產業和重點項目為支撐，突出體制機制和技術創新，選擇適合的產業集群發展模式，加大產業集群培育和推進力度，使產業集群整體發展再上一個新水平，實現陜西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1.鄭春華.輪軸式產業集群的合作競爭現象及效應[N].吉林工商學院學報，2008.7

篇9

近幾年來，隨著新經濟地理學（NEG）的興起，空間和區域經濟發展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改變了傳統將區域發展不平衡歸結為傾向性政策的觀點（例如對外開放等），而把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并稱為影響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兩大主要因素（陸銘，陳釗，2005）。從新古典增長理論到內生增長理論，要素稟賦的差異通常被視為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主要因素，但是NEG改變了這一思考方式，它更強調“貨幣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而不是知識和技術的外部性，“貨幣外部性”產生了所謂的“本土市場效應”（HomeMarketEffect）的作用，它反映本地市場需求的一個外生變化會導致更大的產業生產份額聚集到本地區，從而產生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聚。這是由于本地更大的市場份額導致該區域生產和交換更加便利，對于居民來說，由于消費品成本較低，他們能夠享受到較低的物價水平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流入本地區；對于企業來講，在更接近市場的地區投資生產由于運輸成本較低，因而利潤升高，吸引更多的“腳底松”（Footloose）資本流入該地區，產生經濟集聚。保羅•克魯格曼（Krugman，1991）在1991年的論文是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他建立的“核心—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成為之后諸多研究的基準模型，而“本土市場效應”則成為NEG的核心思想。后來的“腳底松資本”（FootlooseCapital，簡稱FC）模型（Martin和Rogers，1995）、“腳底松企業”（FootlooseEnterprises，簡稱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和Ottaviano，2003）、“建設性資本”（ConstructedCapital，簡稱CC）模型（Martin，1999）、“全局溢出”（GlobalSpillovers，簡稱GS）模型和“局部溢出”（LocalizedSpillovers，簡稱LS）模型（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等，2001）以及其他變形。“本土市場效應”暗示，如果公共財政政策能夠外生地變化本地市場的需求，那么就有可能產生經濟集聚，提高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縮小與地區間的差距（Trionfetti，1997；Martin和Ottaviano，1999；Brakmanetal，2002）。Kubin和Petraglia（2007）認為上述文獻只是闡述了財政支出的“需求效應”，實際上還存在著“生產力效應”（ProductiveEffect），在這個模型中，政府生產性支出不僅影響工業品生產的區位，還影響資本存量的長期水平，資本存量的高低又進一步加強或削弱了對工業品生產資本的吸引力。本文嘗試從公共支出的“需求效應”和“生產效應”的角度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發展不平衡做出一個新的解釋。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公共支出在上述過程中分別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加速了還是緩解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二、分析框架

公共支出可以通過以下幾個傳導途徑影響中國的產業集聚和經濟發展不平等。

（一）公共支出的“需求效應”1.通過勞動力和“腳底松”企業流動的“需求效應”。通過勞動力和“腳底松”企業的流動，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支出都會產生“本土市場效應”，尤其是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內陸省份來說，增加本地區在基本建設、科技研發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能夠顯著改善本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從而增加對勞動力和企業的吸引力，形成經濟集聚。因而，激勵地方政府本級支出、尤其是落后地區的公共支出有利于緩解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現象。但是，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來說，由于很多內地省份還有比較濃厚的二元經濟特征，政府的本級支出可能會更偏向城鎮基本建設投資和城鎮公共品的提供而忽視農村基本建設投資和農村公共品的提供，從而加劇地區內城鄉不平等；這個問題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省份來說可能并不嚴重，因為當地的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本級政府公共支出只會從內地省份或者其他沿海省份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和企業到本地區。即使考慮到戶籍等因素使得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是有限的，政府公共支出仍有可能通過“垂直關聯效應”（VerticalLink-ageEffect）使得沿海—內地原有的產業分工結構產業結構得以強化而不是削弱，因而導致地區不平等程度提高，這一點還沒有在相關的文獻中得到深入的討論。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和開放模式在很大程度導致沿海—內地之間產業結構的差異，在沿海地區形成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加工出口產業聚集地，而內陸地區的產業結構主要以農業、原材料、能源等初級和中間產品部門為主，內地各省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部門的產出作為中間品被運到沿海省份進行最終產品的生產，然后銷往出口國外。由于沿海地區以民營經濟為主的企業生產效率遠高于內陸地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企業生產效率，這導致中間品的生產收益率低于最終產品的生產收益率，最終產品所得利潤大部分為東部沿海省份獲得。如果政府公共支出提供的基礎設施僅僅是有利于降低內陸地區中間品的跨省運輸成本，它反而會強化原有的不平等的市場分工，加速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從而加劇沿海—內陸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2.通過“腳底松”資本的“需求效應”。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支出擴大了內部市場需求，從而吸引更多“腳底松”資本的流入，縱使這些資本的流入只是尋求政策優惠和利用本地區廉價的勞動力進行生產而不會從實質上提高本地區的生產效率，但是市場規模的擴大無疑會使得內部交易的信息成本降低，進而產生經濟活動集聚。這種形式的經濟集聚有利于提高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和居民收入，因而有利于緩解沿海—內陸地區之間的經濟不平等。與勞動力和企業流動的情況一樣，一旦考慮到產業間的“垂直關聯效應”，這種集聚不一定會降低沿海-內地經濟發展的不平等，由于強化了內陸地區初級產品和中間產品生產的專業分工程度反而導致沿海—內地差距增加。這是因為，如果“腳底松”資本主要投入到資本流出地產業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生產行業，那么資本的流入只會強化本地區在產業分工中所處的邊緣地位，使得外來資本攫取本地區更多的利益。如果放松FC模型的一個假設，“腳底松”資本的流入是為了節省運輸成本、更好地滿足本地區市場的消費需求而進行生產，那么沿海—內地企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就是水平型的，本地政府的公共投資會促進本地區市場擴大的同時，還會進一步刺激“本土市場效應”的形成，從而逐漸改變在產業鏈中不利的分工地位。從這個角度上講，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如果有利于本地區居民消費升級，刺激消費需求，那么會吸引資本流入的同時，提高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縮減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二）公共支出的“生產效應”1.公共投資改善了本地區的基礎設施，從而提高了私人資本的收益率。私人資本收益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吸引“腳底松”企業進入本地區，另一方面有利于本地區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從而形成經濟集聚，這是FE模型和CC模型的內在含義。這種形式的經濟集聚不會強化產業分工鏈中處于邊緣地位地區的不利地位，反而有可能通過內在資本的積累促進更高級產業的形成，從而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2.如果考慮產業聚集過程中知識生產的“學習效應”，我們還可以發現，知識資本在地區間的“全局溢出”和地區內的“局部溢出”都加速形成經濟集聚。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初始收入水平比較高的地區由于有較高的知識積累，因而會生產更多的知識資本，從而本地區收入提高，與貧窮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時候，落后地區增加對知識資本生產的投入，例如教育、研發和創新活動等，會增強本地區知識資本溢出效應，提高本地區生產效率，從而縮減與富裕地區的收入差距。

三、政策含義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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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增長要素 靜態面板 動態面板 區域差異

一、引言

2010年國家安排對口援疆資金達110億元人民幣，10年累計約1600億元。研究表明，要素投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地區發展差距問題成為了研究的焦點。推動新疆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是要切實有效地找出影響各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各地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其自身運轉的規律或特點，首先必須搞清各地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運行機理。本文采用短期以及長期產出彈性系數衡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二、變量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選取1997-2009年新疆16個地州(市)數據，因變量Y=實際GDP/總就業人口，實際GDP=名義GDP，Yt年實際GDP= Yt-1年GDP*Yt年GDP指數，將自變量指標定義為：（1）技術進步A=科研經費支出/全社會總就業人口。（2）物質資本K為使用全社會固定資產存量。（3）人力資本H=中專生及以上畢業生人數/全社會總就業人口。各變量及其相關含義如表1所示。

三、實證研究及結果

為了體現經濟增長要素的區域差異影響，本文將新疆的16個地州（市）分為北、南疆兩大地區，其中北疆包括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吐魯番地區、哈密地區、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伊犁州直屬縣(市)、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11個地州（市）；南疆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蘇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區和田地區5個地州市。

（一）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結果

利用靜態面板數據，先進行模型具體設定形式的檢驗，結果表明全疆、北疆應采用變截距模型，南疆用不變系數不變截距模型。由于該研究關注樣本本身，選用固定效應模型。為消除異方差影響，采用截面加權估計方法。表2中R2 、F、SSE值可知模型擬合較好，技術進步、物質資本的系數均顯著，且3種要素投入對新疆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并且新疆的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大于其他因素。

為了評價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需要對回歸殘差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由表3殘差單位根檢驗結果來看，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檢驗，說明殘差不存在單位根，靜態面板數據平穩，同時協整檢驗p值小于0.05，說明拒絕原假設，即存在協整關系。

（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結果

1.系統廣義矩SYS-GMM估計結果。為了揭示不同經濟增長要素對新疆經濟增長的動態效應和區域差異，用EVIEWS6.0分別對全疆、南、北疆進行動態面板估計，得出J統計量，再根據原假設成立的條件為nj～ X2（L-k），得出均接受原假設，也就是說工具變量設置有效。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2.模型檢驗。為了評價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需要對回歸殘差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由表5可知工具變量的設置有效。由表5殘差單位根檢驗結果來看，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PP和Levin-Lin-Chu檢驗，說明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動態面板數據平穩，GMM方法估計有效。

3.結果分析。表4中lnY(-1)列度量滯后一期經濟發展對當期經濟的影響。上年度產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使全疆當年總體的產出增加0.677828個百分點。從區域層面來看， p值都在1%水平下顯著。從系數大小來看，北疆地區系數高于南疆地區，高于全疆水平。這種差異的產生在于不同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制度等因素的不同。lnA技術進步促進了全疆、南、北疆經濟增長，國家加大了對南疆的財政支持，促使南疆彈性大于北疆。lnK技術進步對新疆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南疆地區的物質資本產出彈性大于北疆地區，說明北疆地區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密集化過程。lnH人力資本促進全疆、北疆，從動態角度來看，北疆略高于南疆地區，這與傳統觀點一致。另外，表4計算的是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彈性系數，長期彈性系數可以由公式：長期彈性系數=短期彈性系數/（1-滯后一期產出彈性系數）得到，具體結果如表6所示。

（三）靜態與動態模型估計結果的比較

1.技術進步資本產出彈性下降。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中，技術進步產出彈性在南北疆地區上數值下降，原因在于靜態面板數據沒有考慮產出滯后一期因素的影響，而技術進步的作用的發揮具有長期性特征，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中會高估技術進步的作用。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中可以得出無法量化因素對經濟的影響，使得技術進步的作用更為準確。

2.物質資本產出彈性下降，發生這樣變化的原因在于：固定資產投資表現在當年具有的投資需求拉動上，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的良性機制，因投資而產生的經濟過熱，一旦從動態的角度衡量物質資本的產出貢獻，難免出現產出彈性下降的情況。因此，從動態的角度可以得出較為準確的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南疆經濟增長絕大部分依靠物質資本。

3.人力資本效應更為顯著。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中，人力資本產出彈性在南北疆地區上數值下，由于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具有長期性特征，同時也跟地理位置、制度、市場成熟程度等無法量化因素息息相關，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中會高估人力資本的作用。另外從系數上看，人力資本在動態面板中系數較大，在全疆、北疆地區人力資本產出彈性高于技術進步的產出彈性，說明新疆經濟增長絕大部分依靠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投入只對北疆更有效。

四、結論

本文利用1997-2009年新疆區域面板數據，對新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進行再檢驗，在靜態和動態條件下分析物質資本、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以及區域差異，得到如下結論：（一）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比較顯著。（二）市場成熟程度、人文等無法量化因素對經濟增長以及要素投入影響突出。（三）在要素投入效應的區域差異上，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南、北疆差異。

參考文獻：

[1]閆俊強,李大勝.我國廣義農業經濟增長的要素貢獻研究 [J].經濟問題，2009（3）.

[2]張振剛，陳志明.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效應及其區域差異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