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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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漢字 東亞文化圈 日本 韓國

本文圍繞著東亞文化圈與漢字這一論題，再次強調漢字在東亞文化圈中的作用。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將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它各個廣泛領域里。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

一、東亞文化圈

（一）東亞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論是德國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與奧地利學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來的。根據他們的敘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個文化圈，每個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內；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邊緣（文化收容區）這兩個要素構成；

③核心影響邊緣，邊緣反過來作用于核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諸多要素的影響，核心與邊緣的位置有可能會置換；

中國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3]稱文化圈是一種‘文明系統’，系統中的諸多國家享有基本共同的傳統文化屬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現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強調同質性的同時，也不能完全否認它的異質性。

東亞文化圈即屬于地域概念，也屬于語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漢字文化和傳統儒教文化影響的亞洲東部一些國家。東亞文化圈的地理范疇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其邊緣地區包括越南﹑日本﹑韓國、朝鮮等地區。東亞文化圈不是由單純的政治或者軍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環境為優先條件，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關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產物。

（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東亞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大概有著五千年的歷史，經歷了起源﹑形成﹑發展﹑中衰以及裂變、興起等階段。它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演變過程也是以深厚的歷史﹑政治﹑文化等背景為基礎。

東亞文化圈起源于中國的華夏文化，后來漸漸擴展到周邊國家，并與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國文化，邊緣文化是越南﹑日本﹑韓國、北朝鮮等地區的文化。東亞文化圈的發展過程既是中國文化不斷向周邊擴展和被接受的過程，也是其他地區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并不斷深化和豐富整個東亞文化圈的過程。

19世紀中期，西方文明給東亞文化圈帶來劇烈的沖擊，作為核心地區的中國以及邊緣地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的日本迅速地擺脫了邊緣地區的位置，通過吸取西方文明主義的道路以和實施野蠻的軍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華強教授[1]指出，東亞文化圈在近生的兩次裂變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變是日本侵占琉球﹑臺灣和吞并朝鮮半島而導致的，第二次裂變是日本發動全面的和太平洋戰爭而引起的。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戰爭給東亞文化帶來了莫大的物質以及精神損失。在戰爭結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經過兩次重大裂變之后的東亞文化圈發生巨大變化，它需要建立一個嶄新的東亞共同體。

二、東亞文化圈與漢字

談到東亞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漢字。因為盡管東亞文化圈里有漢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諸多共同要素，但漢字始終作為文化積淀﹑傳承和交流的主要載體，承擔著不可欠缺的歷史任務。它在東亞地區所擔當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從古代中國的儒教與佛教傳播到邊緣地區，到人們解讀和精通這些儒教和佛教書籍，都是要靠漢字作為載體；

第二﹑邊緣地區為了建立自己的語言文字體系，借用大量漢字來標記本土語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統里；

第三﹑日本和韓國等地區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漢字來翻譯或創造一些新文化用語；

第四﹑在現代社會里，漢字仍然在東西方以及東亞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產業鏈交流，首先就需要進行大量專業用語的翻譯工作。

第五﹑另外，從提高人們的知識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來講，仍有必要在東亞各地區堅持漢字教育。

漢字在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如此非凡的作用，與它自身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如上所述，漢字屬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際（大約在公元前17世紀前后）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源頭是河南安陽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塊字形是漢字最突出的個性之一，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具有獨立的意義，使人們很快就能記住并適應漢字。而且漢字的形﹑聲﹑義三者在方塊字中形成一種完美的結合，造字方法非常獨特。漢字除了這些構形方面的優點，還具有超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特點。這些都為漢字負載豐富的文化信息，鋪墊了良好的基礎。每一個漢字都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無文字時代的文明信息，又蘊含著有文字時期文明進化的韻律，體現了多維的價值。東亞文化圈的復興之路也是實現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道路。這條路雖然比較坎坷，但有了漢字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就見到了一線燦爛的光明一樣，它的前途也是無量的。

每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歷史階段和發展過程，‘東亞文化圈’也應遵循這個原理。‘東亞文化圈’一度崛起﹑發展，又由于各種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現過裂變時期。隨著“東亞文化圈”的發展和變遷，漢字也在東亞各地區有了不同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東亞文化圈與漢字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韓日兩國為對比研究對象，考察漢字在這兩個國家的傳播、接受以及應用與發展情況。筆者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韓日兩國的漢字傳播階段、接受形式以及相關文字政策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三、漢字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接受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體符號，給東亞各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不菲的貢獻。在韓國和日本等地區處于無文字時期的時候，漢字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長期借用下去，并充當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漢字傳播時期，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為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著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的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爭先想靠近的對象。有關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最初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現象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過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2]。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漢字與東亞各地區之間的接觸是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漢字傳播與使用問題，如語音變化、詞匯與語法、應用等現象是考察東亞各國國語史和發展過程的重要線索。漢字雖然屬于語言學領域的概念，可它廣泛地滲透在歷史、經濟、政治以及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領域里。數千年來，漢字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逐漸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以及越南等周邊地區，并形成所謂的東亞文化圈，之后又在東亞各地區的文字系統里不斷地發展成新的文字形態。漢字在東亞各國的應用與發展并不是很順坦，越南和北朝鮮現在已經徹底廢除了漢字的使用，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字系統，而韓國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識地限制漢字的使用。韓日兩國都具有符合本國實情的漢字標記法和使用方法，這些地區仍然在使用著漢字。韓國雖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場合中徹底廢除了漢字標記，但在人名和道路標識等領域里還保留著漢字標記法。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和漢字影響最深的一個國家，它通過頒布當用漢字表和常用漢字表等一系列漢字相關政策，使日本人至今還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地應用著漢字。

至今為止，東亞各地區各自實施了截然不同的漢字相關政策，其過程中也陸陸續續出現過漢字廢除論、漢字限制論、漢字簡化論等不同的論點，漢字在一些國家也漸漸失去了蹤影。如果我們不顧一切，極端地廢除或扼殺漢字的適當應用，東亞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就會出現‘斷層現象’。為了維護共同文化圈的持續發展，也為了實現經濟一體化，各地區應該客觀地接受漢字的實用性和功能，為漢字今后更好的發展未來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強有力的經濟發展，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有能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的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地區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之下，吸取相互的經驗教訓，摸索符合時展的正確方向。

我們不僅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國的漢字傳播與使用情況，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還應考慮到東亞地區的繁榮昌盛，徹底研究和分析漢字在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領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責任，并確立出嶄新的課題和解決方向。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所創造出來的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而正確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燦爛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特別注釋：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注釋：

[1]馮天瑜（2003）.漢字文化圈論略《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 50頁

[2]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0頁

[3]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7頁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學博士論文1頁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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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J].國際觀察，第2期

[25]林龍飛（2006）.東亞漢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論析[J].東南亞縱橫，第8期

篇2

關鍵詞：漢字；去漢字化；再漢字化；漢字轉向

H12

一、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這個題目以“普通語言學”的眼光審視，暗含著一個“制度陷阱”，因為它預設了漢字的文化屬性，而文字的定義――依西方文化的教誨――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內涵。手頭一本已經翻爛了的倫敦應用科學出版社《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譯本）對文字的定義是：“用慣用的、可見的符號或字符在物體表面把語言記錄下來的過程或結果。”也就是說，文字的存在價值僅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個冰冷的定義讓中國人顯然很不舒服，它和我們傳統語文對漢字的溫暖感受――“咬文嚼字”、“龍飛鳳舞”乃至“字里乾坤”――距離太遠了！抽出我們的《辭海》，看看它對文字的定義：“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擴大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用的文化工具，對人類的文明起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就在西方語境中盡可能照顧了中國人獨有的漢字感覺。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首先是因為漢字字形有豐富的古代文明內涵。且不說漢字構形映射物質文明的林林總總，即在思想，如《左傳》“止戈為武”，《韓非子》“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字形的分析總是一種理論的闡釋，人文的視角。姜亮夫先生說得好：“整個漢字的精神，是從人（更確切一點說，是人的身體全部）出發的。一切物質的存在，是從人的眼所見，耳所聞、手所觸、鼻所嗅、舌所嘗出的（而尤以‘見’為重要）。……畫一個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輕重為判。牛羊虎以頭，人所易知也；龍鳳最詳，人所崇敬也。總之，它是從人看事物，從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們可以說漢字的解析從一開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義，而不僅僅是純語言學的意義。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又因為漢字構形體現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結構規則甚至帶有文化元編碼性質，這種元編碼成為中國人各種文化行為的精神理據。漢字在表意的過程中，自覺地對事象進行分析，根據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組合，設計漢字的結構。每一個字的構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者說是造字者對事象內在邏輯的一種理解，而這種樣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為基礎的。也說是說，漢字的孳乳，是一個由“一”到“二”的過程，由單體到合體的過程，這正體貼了漢民族“物生有兩”、“二氣感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文化心理。

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意象使漢字具有卓越的組義性。萊布尼茨曾說漢語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世界夢寐以求的組義語言，而這一特點離不開表意漢字的創造。在漢語發展中大量的詞語組合來自漢字書面語的創新，由此大大豐富了漢語書面詞匯。組義使得漢字具有了超越口語的強大的語言功能。饒宗頤曾說：“漢人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2]183他說的正是漢字極富想象力且靈活多變的組義性。難怪有人說漢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漢字可以無限地組合，而拼音文字則是“雕版印刷”了。比較一下“鼻炎”與“rhinitis”，我們就可以體會組義的長處。《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準備上醫學院了，卻站在介紹課程的公告欄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個將要上大學的人，對要學的專業居然“一字不識”，這樣的情節在中國人聽來匪夷所思。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更在于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語言”作用，維系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漢字的這一獨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索緒爾晚年在病榻上學習漢字，明白了“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的詞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3]51漢字對漢語“言語異聲”的表達進行觀念整合，達到“多元統一”。這樣一種“調洽殊方，溝貫異代”（錢穆語）的功能，堪稱“天下主義”！一位日本友人說，外國人講日語，哪怕再流暢，日本人也能發現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國大地，中國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為她是香港人或臺灣人；而在南方，人們則以為她是維族人。中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整合性，在這位日本人看來，與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語。（當然，漢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義是不一樣的。）漢字的觀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極富包容性的諧音將漢語各方言文化的異質性在維護其“言語異聲”差別性的同時織入統一的文化經緯，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極富想象力的意象將統一的文化觀念傳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質文化的規范和力量。由此我們可知，漢字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是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正如柏楊所說：“中華字像一條看不見的魔線一樣，把言語不同，風俗習慣不同，血統不同的人民的心聲，縫在一起，成為一種自覺的中國人。”[4]472

與漢字的觀念整合性相聯系的，是漢字的諧音性使地方戲曲有了生存空間。漢字的觀念整合走意會的路徑，不涉音軌，客觀上宕開了方音藝術的生存天地。在漢字的語音包容下，漢語各方言區草根性的戲文唱腔與官話標準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相安無事，中國幾百種地方戲曲源遠流長，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難以想象的異彩多姿。漢字保護了方言文化生態多樣性，也就保護了中國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認同和家園意識。當然，這種保護是有代價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戲曲，不再具有漢字的書寫性，從而不再在中華“雅文化”或者說主流文化中具有話語權。

漢字作為一種文化，在漢民族獨特的文學樣式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這里，與其說是漢字記錄了漢文學，毋寧說是漢字創造了漢文學的樣式。在文字產生前的遠古時代，文化的傳承憑記憶而口耳相傳。為便于記誦，韻文形式的歌舞成為一種“講史”的儀式。聞一多解釋“詩言志”之古義即一種歷史敘事。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韻文史”漸漸不堪記憶和敘事之重負，西方產生了散文化的敘事詩，而中國卻是詩歌在與散文的“混戰”中“大權旁落”，淡出講史的領域，反過來強化其詩。在這一過程中，漢字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復旦大學的張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頗有見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決定一種詩的存在方式。”一方面，“與西方文字相比，中國文字具有單音的特點。單音易于詞句整齊劃一。‘我去君來’，‘桃紅柳綠’，稍有比較，即成排偶。而意義排偶與聲音對仗是律詩的基本特征。”西方藝術雖然也強調對稱，但“音義對稱在英文中是極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單復音錯雜。”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嚴密，不如中文字句構造可以自由伸縮顛倒，使句子對得工整。”張新認為，“中國文字這種高度凝聚力，對短小的抒情能勝任，而對需要鋪張展開描述的敘事卻反而顯得太凝重與累贅。所以中國詩向來注重含蓄。所謂練字、詩眼，其實質就是詩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復旦大學的“語言與文化”課上，一位2003級新聞系同學對漢語是什么的回答，此時聽來更有體會：漢語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漢宮秋月；是珠落玉盤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門，“吹”、“綠”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詩經》，魂兮歸來的《楚辭》；是千古絕唱的詩詞曲賦，是功垂青史的《四庫全書》……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漢字記載了浩瀚的歷史文獻，漢字形成了獨特的書法和篆刻藝術，漢字具有很強的民間游戲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們用新的視角審視這個歷久常新的問題，我們就會從中找到中西語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學術的根本分野。此時，我們完全可以重新為漢字定義：漢字是漢民族思維和交際最重要的書面符號系統。

二、從去漢字化到再漢字化

中國獨特的人文傳統有三個通融性：

其一是小學（語言文字學）與經學的通融。許慎強調想接緒歷史傳統、讀懂儒家典籍，就必須對漢字的形音義關系進行正本清源，字義明乃經義明，小學明乃經學明，強調漢字是“經藝之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說文解字序》）許慎的“本立而道生”實際上借助字學（小學）建立了經學與識古（史學）之間的同構關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帶來的歷史認同危機。經學建立的記載闡釋歷史的模式得以延續。

其二是經學內部表現為文史哲的通融。蘇軾說：“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在我們看來，這“意”，就是漢字元編碼為傳統文史哲提供了統一的思想資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經學家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經、史之所以相通，實際上基于漢字的表意思維或元編碼：表意漢字既是一種對事實的照錄（“史”的方式），又是一種對世界的形象表達（“文”的方式），還是一種對現實獨特的認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實為漢字表意性元編碼的體現。

其三是小學內部表現為語言與文字、書寫文本與非書寫文本的通融。我們分別表述為字詞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詞通融：漢字傾向于使自身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符號來記錄漢語的語符（語素或詞），這要求漢字保持一個有意義的形體、一個音節、一個詞義三位一體。這種對應使得漢字的字義與詞義、字形與詞形之間難分難舍，呈現一種跨界、整體通融性，體現了漢字與漢語獨特的既分離又統一的張力關系。再看名物通融：從言文關系看，漢字代表的是一個語言概念單位，而從名物關系看，漢字對應的則是一個現實物，這就要求漢字對現實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繪畫性特征。如“仙”這個簡化字，字面義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達某個現實物的。漢字的這種意象性打通了書寫與繪畫、書寫與物象的界線。這種書寫與非書寫之間的越界，進一步造就了漢字書法、文人畫這樣的書寫編碼與非書寫圖像編碼相通融的文化景觀。

這三個通融顯示了漢字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說明漢字不僅是漢文化的載體和存在基礎，也是中國語文得以建構的基本條件。

中國語言學的科學主義轉型主要發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時期。該思潮引進了西方語言中心主義的立場，把文字看作是單純的記錄口語、承載語言的科學工具，因此將是否有效地記錄語言和口語看作是文字優劣的唯一標準。根據此標準，遠離口語的漢字成為五四先驅們的眾矢之的。廢除漢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話文， 進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顛覆，這成為“五四”時代的主流思潮。我們將這種思潮稱之為“去漢字化”運動。此后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去漢字化”一直是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八十年代起，去漢字化所造成的傳統斷層越來越受到關注和批評。不斷有學者強調寫意的漢字與寫音的字母之間的文化差異，認為漢字是獨立于漢語的符號系統，要求對漢語、漢字文化特性重新評估，提出藝術、文學創作的“字思維”或漢字書寫原則，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于“寫”和“說”、“字”和“詞”。對去漢字化和全盤西化的批判，越來越表現出回歸漢字的情緒，“再漢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語言學，是“再漢字化”思潮的先聲。文化語言學把語言學看作是一種人學，把漢語言文字看作漢文化存在和建構的基本條件。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中以陳望道、張世祿、郭紹虞等前輩學者為代表的本土學派的研究傳統的繼續，文化語言學強調漢字漢語獨特的人文精神，強調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漢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漢語，尤其注重漢語中的語文精神即漢字所負載的傳統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紹虞是最早提出漢語的字本位性的學者，文化語言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并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匯通中國社會科學諸領域，進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設兩大主題。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評五四以來漢語研究的西方語本位立場[6]，五四以來現代漢語研究是“印歐語的眼光”[7]，將“五四”以來的歸結為“去漢字化運動”[8]，五四以來中國學術在西方文論面前患了“失語癥”[9]，五四白話文運動過于強調語言的斷裂性，要對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走向進行重估[10]，反思現當代文學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對八九十年代出現的以漢字本位為特征的“母語寫作”思潮進行總結[12]，《詩探索》從1995年第2期起開辟專欄，發表了大量有關“字思維”的文章。有論者認為，關于母語思維與寫作的討論，“將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前一次可能扭轉今后中華文化乾坤的大討論。”

文化建設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強調漢字對漢語的影響及漢語的字本位性質，提出文化語言學理論、漢字人文精神論（申小龍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語言理論（徐通鏘1992、1998，蘇新春1994，潘文國2002）；提出或倡導文學的“字思維”原則（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漢字書寫的“春秋筆法”是中國學術的話語模式（曹順慶1997）；中國經學是“書寫中心主義”（楊乃喬1998）；提出以漢字和漢語的融合為特征的“語文思維”概念（劉曉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于“寫”和“說”、“字”和“詞”（葉秀山1991）；提出漢字是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強調漢字與漢語的關系既是漢語的最基本問題，也是漢文化的基本問題（孟華2004）。

“再漢字化”思潮或中國學術的“漢字轉向”的核心問題是漢字與漢語、漢字與漢文化的關系以及漢字在這種關系中的本位性。

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學術轉型都是圍繞漢字問題展開的，抓住這一點，中國學術和中國思想史的許多根本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國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學術界普遍將文字看作是語言的工具，文字學甚至不是語言學內部的獨立學科。國內學術界自五四以來引進了一種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文字學立場，將漢字處理為記錄漢語的工具，漢字的性質取決于它所記錄的漢語的性質，漢字獨立的符號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嚴重忽視。重新評估漢語言文化的漢字性問題就是文化語言學的“再漢字化”立場。它不是簡單地對傳統語文學的肯定和回歸，而是要求重新估價漢字在漢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實現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差別化和對話：一方面使自己成為西方學術的一個有積極建設意義的“他者”，同時又使西方學術成為中國學術的積極發現者。因此，中國學術二十一世紀面臨一個“漢字轉向”的問題：漢語和漢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漢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這是中國學術，包括漢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存在的基本條件。這種“再漢字化”立場，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為世界學術所貢獻出的最為獨特的東方理論視角。

“再漢字化”轉向，也順應了世界學術的大趨勢。當代世界學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轉向，一是語言學轉向、二是文字學或圖像轉向。

所謂語言學轉向，主要表現在文史哲諸人文領域開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條件是建立在語言的可能性基礎上的，文學、史學、哲學都開始關注語言問題，并從語言學那里吸取方法論立場。復旦大學的文化語言學在八十年代舉起了中國學術語言學轉向的大旗，其語言文化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界、文學界等人文學科領域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所謂的文字學轉向，一般認為肇始于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他的“文字”概念是廣義的，泛指一切視象符號，如圖像、雕塑、表演、音樂、建筑、儀式等等，當然也包括漢字、拉丁字母這樣的狹義文字。德里達的基本觀點是，現實、知識、真理和歷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慮自己研究對象的存在條件時，由對其語言性的思考再進一步轉向對語言、文字、圖像三者關系性的思考。因為現實、歷史和知識不僅僅是以語言為存在條件的，文字、圖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讀圖時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漢字是一種極為獨特的符號系統，它處在語言和圖像中間的樞紐位置，它既具有圖像符號的視覺思維特性，又具有語言之書寫符號的口語精神。中國文化的漢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圖像思維，又抑制了漢語方言的話語精神，漢字自身替代了圖像、話語，成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學、知識、思維、現實存在的最基本條件。這就是漢字的“本位性”問題。該問題構成了中國學術、中國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問題，學術界和文化界對該問題的覺醒和重新闡釋，這就是“漢字轉向”或“再漢字化”。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引領中國上個世紀末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學轉向”的旗幟，這是時代所賦予的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再漢字化提出的漢字文化的新視角，基于這樣一種學術理念：語言（言）、文字（文）和視象符號（象）三者構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條件。中國語言、學術、文化的基本問題是一個漢字的問題，即以漢字為樞紐，在言、文、象三者的對立統一關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個要素，并將這種以漢字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離又統一看作是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條件。它要求我們沖破傳統學科分治的壁壘，在一個大漢字文化觀的格局下進行學術研究。這種學術立場也可叫做“新語文”主義。

以“再漢字化”為宗旨的漢字文化新視角研究，具體圍繞五個基本主題：

第一，漢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漢字的語言性研究。

第三，漢字的符號性研究。

第四，漢字書面語研究，具體分為三個層次：

（1）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歷史發展研究。

（2）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文化特性研究。

（3）現代漢字書面語的網絡形態研究。

漢字文化新視角的研究，預示著中國語言文化研究在一個世紀的“去漢字化”的歷程之后，將要實現“再漢字化”的世紀轉向。這一轉向的本質就是在中國文化的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重新確認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遠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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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文化符號學，龔鵬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符號。初文與字母一漢字樹，饒宗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高友工，三聯書店，2008

從“文”到“文學”的變遷表明，中國文學觀念受到現代西方影響，逐步轉換為對“心聲”的訴求，強調文學作品與主體心靈之間的內在關聯，而這里的文學作品主要被理解為那種在場的聲音語言，然后才是作為語言之記錄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論進程中仍有不少學者尊重或堅持傳統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語言)與文學的相關性。這種復雜的情況，最突出莫如魯迅。魯迅的新文化新文學立場非常鮮明，但1926年在廈門大學時撰《中國文學史略》講義(后改名《漢文學史綱要》)，則以“自文字至文章”開篇，強調自古以來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聲為主的漢字可“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對文學的理解上，魯迅堅持“感動”的指標，但在相當程度上調整了早年的文學“心聲”觀念，即轉而堅持文學與“文字”較強的相關性。這一思路既有西來影響，但更源自師輩學術及其背后的小學傳統：章太炎《文學總略》有“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的說法，而劉師培《文章源始》則明言：“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學中不少學者有類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紹虞、臺靜農等，都一直深受“語”與“文”對待問題的纏繞。筆者以為，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現代際遇的把握。

，概括地說，“文字性”就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很多深層方面的以文字為準、系于書面文字甚至最終歸于文字化的特點。當然，在特定的具體情況中，“文字性”的內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時代的文學和文化而言，它可能體現在作為文學的語文層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過視覺化的文字藝術而突出出來的趣味情懷，更可能是整個文化傳統所體現出的深察名號、專論字義的行為模式和潛在的文化意識。

首先看文學的語言文字層面。在中西文學傳統的比較中，語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異相當突出。西方因為拼音文字的關系，言文一致，大體均以語言為其基型。而漢文學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書?訂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則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說，古代長期的文學和文化傳統是，語言往往趨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發揮影響，體現價值：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中分析而言，所謂“文”，相當意義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體中的規定性和影響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堅持的“雅言”，或者是數千年來作為統一的文化共同體所采用或接納的文字化傳統。在特定場合說話寫文章做事情，必須突破現場語音的具體性和隨意性，而訴諸規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語文樣式，以實現某種超越和提拔，獲得相應的普遍性。郭紹虞先生認為，長期以來漢語反過來受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連續性的文字的規定與影響，理應稱為“文字語”。這是相當有道理的。由此看來，中國文學或漢文學與西方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就有大為不同的地方，即文學在文化落熟的中國或漢文化圈，名為語言藝術，其實是文字藝術。

那么，古代民間就沒有口傳的文學嗎?當然有。但在傳統中國，總的情況是“言語文學，厥科本異”，民間風俗與書面雅言“溝分畛域，無使兩傷”。并且“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可以想見，沒有形諸文字，也往往在歷史流傳中消逝無形。而作為直接現實的，則是被紀錄下來的、同時亦被文字化的文學。即就近世古典小說言，在唐宋以降，由講唱變文和說話而來的小說其實越發文人化，“講的故事”漸被“看的小說”取代，而就社會地位而言，過去的職業編書人或說話人也遠不及吳承恩、吳敬梓、李汝珍、紀昀和曹雪芹這樣的文人小說家。大的趨勢即是：語言藝術變成了語言文字藝術，最后乃或變成文字的藝術了。

五四是個古今中外各種思潮交鋒劇烈、文化方向紛紜的時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擇。也正因此，對自己文化與文學的根性問題往往未及深入追問，文字性即是諸多問題之一。而在當代中文學界，相關追問和探討日漸出現，并且這種追索已經深入到社會文化深層次的內在肌理。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為深廣的研究，當數龔鵬程的《文化符號學》。在龔氏看來，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統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階層、文學藝術等所形成之相關文化狀況……不知此，即不能體會中國人的行動、思維與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國社會之底蘊。”該著氣魄宏大，內涵高迥，其核心觀點即在強調，中國文化中無論是文人還是儒道釋，無論各類文藝還是各家學術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濃重的尊崇文字、文書化、文學化的傳統。而這一點與西方文化重視語言、邏輯和(句子)文法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定勢頗不相同。中國文化在語文訓詁、思維方式和文學寫作諸方面都突出體現出“專論字義”的作風和特點，“訓詁明而義理明”的夸說更體現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號”的正統名分意識和行思方式。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是顛撲不破的，“名”落實于現實生活中，當然可以是人們言語中的名號，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實到某種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訓為“字”!通過這種“哲學文字學”對中國文化深層肌理的探討和描述，龔氏宣稱，由文字而文學進而文化，整個古典中國社會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學化，形成了一個以文字文化為核心的文學社會。

就不同角度和現象而言，“文字性”特點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對其內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總是無可避免地涉入漢字、文學與文化的關聯域及其邏輯和歷史根源的分析。這實在是一個幽微難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設想“文字性”特點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異性，亦即在世界范圍內看來的漢文字的特異性。早期進入中土的傳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識和語言學把握，但更多基于經驗的認識和把握上的困難而對漢語文頗多惡聲。目前看來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確實需要很好的語言哲學(就漢語文而言或可稱“語文哲學”)高度。比如德國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異于時俗的理解：雖然中國人并不追求語法的精確概念和表達的清晰性與邏輯性，但這并不能排除漢語文在形式上沒有的東西可能意味著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處實則優

勢所在，現代人所熟悉的獨體(實體)的分析的思維所不能把握的內涵很可能在中國人的關系化、結構化的思維和語文中包含著，并且中國思維和文化較多地帶有審美和倫理的色彩。這些觀點竟然成為相當多一部分中國文化學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細細審度。

對這個問題另有一種探討思路，就是具體化到語言文字之學的歷史研究，或者從追源早期中國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邏輯入手，并且必須在比較語言學的角度與其他早期文明進行比對。也就是說，需要經驗的實證史學的印證。在百年相當實證化的學術傳統中，人們對此相關的具體細節和科際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來，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較有限。饒宗頤的《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在窮諸方資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對：“古代交通困難，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來。我想每個地區可能有它自己的語言。觀揚雄在西漢所調查，其復雜可見，三代以前更難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復雜，唯有用文字來作為控制工具，幸而漢語是單音語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記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屬之名)，在古代漢民族圈內，文字的社會功能，不是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語言，在這種情形之下文字與語言是游離的。不像西亞，文字必須與語言結合，為了方便才發明字母來記錄口頭語言，才可取得語、文必須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說，其一，文字系統的生成及其使用狀況也必須結合著古代經濟技術基礎及相應文化分層的狀況，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屬于上層階級并且較多用于相應文化圈內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這種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現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內在機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與蘇美爾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財產記錄和經濟計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歷記時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華夏民族直至漢代的文字文化從總體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記名，書以記姓名、主名山川。猶有進者，饒氏對漢字對文化的規定性狀況及其歷史演化有較為深入的辨析：“漢字屬單音制，在形成的過程上，大體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構造，以形聲字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個形符與聲符組成。形符主視覺，聲符取其讀音，與語言維持相當聯系，前者保存漢字的圖象性的美感，形符聲符二者相輔而行，雙軌并進，形成了文學上的形文與聲文結合的文章體制，奠定漢字不必去追逐語言，脫離了語言的羈絆，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禮制上作為某種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識別，簡單明了，不必與語言結合，所以我說漢字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這種觀點看來是從另一個角度發明了魯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際整合，進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漢字發生學的脈絡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緣由，需要更多平實征信的歷史印證和文化比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學和文化的起源學而從中國抒情文學傳統之書寫機制上著手，專力于探討漢語文之“文字性”潛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這方面探討最深入和成果最細致的當數高友工的《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他認為，漢文字自有特點，但中國抒情傳統之形成其實更多地在于中國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國的孤立語，由于中國的象意字，也許更由于中國人對內在意象的重視，竟能用我們最古老的文字語言來象征，舍細節而取主旨，輕實證而重印象，以至現實時間反而要通過心理空間來表現，“內在經驗居然能用純形象語言的象征來保存。這是文化史的一個關鍵。它奠定中國語言，甚至思想的發展方向，決定了文學和美學的理想。”與前一種思路顯然相同，高氏不欲將“文字性”或“文字文化”這些范疇本質化，而專從漢語文的使用狀況上來把握漢文字之藝術潛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國的文字語言”的潛能及其在抒情傳統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國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語言的運用上著重文字的內涵，而忽視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語言的運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語言脫離實存，集中在它的性質、本性，也就是把語言視為和音樂、抽象美術一樣的媒介”，正是在這種“文字語言”的基礎上，復雜的抒情才可能誕生，中國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從美感經驗的條件上看以外觀和代表為主，走向對單個藝術品的分析、解釋和評價，而在中國抒情美典，則以內化和象意為主，無論是創作還是欣賞，都需由形窺神，趨向主體經驗和理想。因此文學和文化(包括文字、詩文、書法乃至繪畫一切文人施為)都特別重視一種有限制的藝術形式，很容易孤立地來看，而非融入人際活動的現實訊息的傳達。獨立的書語倒與個人內心情態、活動可以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書寫活動心態，進一步就成為更趨極端的藝術活動類型。“文字語言”已然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從總體上看，這種研究掘進到中西比較、史論相融而抽繹原理的理論化階段，發人興味，也難能可貴。

上述兩種思路一者著力辨析漢字特性把握傳統文章體制擺脫語言羈絆的歷史演化軌跡，一者把握文字潛能和主體取向之兩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學抒情美典的審美機制。前者聚焦于在作為基礎的文字系統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體書寫對文字體制及其潛能的利用。但顯而易見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國特色的“文字語言”相對于西方語文的特點及其在民族文學和文化傳統中的基礎性地位，都把握住了傳統文人對“書面雅言”和“文字語”的重視。如果再考慮到傳統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選大力誦讀以“因聲求氣”等等諸種功夫，中國文學和文化及其文字書寫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現出來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廬文議》中所言“兩千多年來知識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

篇4

【論文摘要】對外漢語教學不僅是語言知識的傳授，還包括文化的傳播與交流。要在語言教學中有效地實施文化教育，首先應該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除了加強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還應有針對性地學習本地的地域文化，也要有意識地學習世界文化、歷史等多方面的知識。其次，應采取恰當的方式方法，才有利于促進文化的有效傳播。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優美、最豐富的語言之一，與人類文明的進程相生相伴。文化與語言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對外漢語教學需要承載文化內容，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如何在語言教學中有效地傳播文化，使語言學習與文化交流和諧統一，仍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礎 

    語言的學習，決不可能脫離文化，因為語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傳播的媒介。因此，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老師，不能僅僅滿足于傳授語言知識，必然承載傳播文化的使命，除了具備豐富扎實的漢語言知識，還必須具備相應的文化底蘊。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見于《周易》“貴卦象傳”，其文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漢劉向《說苑·指武》中出現了“文化”一詞:“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從此以后，“文化”一詞使用頻率和范圍漸增，大致都沿著“以文教化”的意思。現在，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別是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文化現象十分復雜，形態多種多樣。但是，凡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經驗、感知、科學、技術、理論、謬論以及財產、制度、教育、語言、文字等，都屬于文化現象;大至宇宙觀、時空觀、人生觀、價值觀，小到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語言方式、等級觀念、角色地位、道德規范、價值標準等等，都屬于文化的范疇，可見文化涉及范圍之廣、包含內容之豐富。 

    文化的諸現象，可以有多種分類。如從結構的角度，可以分為物態文化、關系文化、心態文化等。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豐富多彩的文化內容，對外漢語教學的老師除了思想上充分認識文化傳播在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外，還必須加強學習，不斷充實自己，切實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和水平，增強自身的文化底蘊。 

    首先，應加強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傳統是指歷史傳承下來的具有根本性模型、模式、準則的總和。通過傳統，社會的精神成就和物質成就才能得以保存和發展。這里，需要對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兩個概念加以區別:所謂文化傳統是指歷史上形成并為后人所承襲下來的思想意識中的東西，諸如精神、心態、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隱形的軟文化;所謂傳統文化則是指歷史上由人類創造的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的東西，諸如建筑、器物、典章制度、文學藝術、文物古跡和風物特產等顯形的硬文化。對文化傳統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對傳統文化則只能保護、珍愛并使之傳承下去。經歷了數千年的薪火相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內容已十分繁富，而這些內容，對外國人來說，都是極富吸引力的，拿最基本的漢字來說，漢字本身就有十分豐富的文化積淀。漢字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它不是用字母和符號來記錄漢語語音，而是用幾萬個符號(基本符號和由基本符號組成的合體符號)來表示單音節的詞或詞素。因此漢字與英、法、俄、西班牙等拼音文字相比，顯得更有趣。留學生普遍反映漢字難寫、難記、難認，但如果教師教學時能將關于漢字的構造、漢字的表意特點、漢字的形體特點等相關內容有機地融人進去，就可以使學習者體會到漢字與其本國文字之不同，領略學習漢字的樂趣，從而激發學習熱情，提高學習興趣。 

    除了漢字的學習，對外漢語教學中有許多內容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聯系。例如，有的學生會問“農歷”是怎么回事?“農歷”與“公歷”有什么不同?什么是“二十四節氣”?為什么會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不同的說法?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給他們介紹中國的傳統歷法。“農歷”即通常所說的“陰歷”，是相傳創始于夏代的一種歷法。這種歷法是我們的祖先根據月球繞地球運行的周期而制定的。平年十二個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全年354或355天。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數比太陽年約差十一天，所以在十九年里設置七個閏月，有閏月的年份全年383或384天。又根據太陽的位置，把一個太陽年分成二十四個節氣，表明氣候變化和農事季節。紀年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搭配，六十年周而復始，因而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對這些中國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識，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應該也必須掌握。對于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宗教、科技、民俗等方面的知識，都要多加學習和研究，并融會貫通。 

   其次，應有針對性地學習本地的地域文化。留學生到國內來學習漢語，通常對當地的歷史文化都有強烈的了解欲望。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各有特色。教師應對本地的歷史文化有相應的了解，教學中涉及相關問題時才可能從容應對。如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具有濃郁涼山特色的彝族文化是民族文化寶庫中一顆燦爛的明珠。涼山也是古樸久遠的民族傳統文化保留最為完整的地區，相對封閉的居住環境，讓歷史奇特地定格在多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保留著原始母系社會、奴隸社會、農奴社會、封建社會等歷史痕跡，沉淀了極其豐厚、風情獨特、極具魅力的民族傳統文化。有風情獨特的彝族火把節、古老的彝族文字、神秘奇特的畢摩(原始宗教)文化;有被譽為“母系氏族社會最后一塊活化石”的神秘而唯一的滬沽湖摩梭風情和社會遺風;還有“香巴拉”神秘領地為主要載體的藏傳佛教文化—“旭米”文化等等。這些獨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和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節慶、禁忌、習俗等民俗文化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國文化寶庫中不可多得的財富。學習了解這些獨特的民族文化，當然有助于更好地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工作。 

    再次，還要有意識地學習世界文化、歷史等多方面的知識。學習漢語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教師對學習者所在國的宗教、歷史、文化、風俗等，都應該給予尊重。因此教師自己首先要對學習者所在國的宗教、歷史、文化、風俗等有所了解、研究，否則，教學中就可能出現一些小則尷尬、大則影響國家、民族團結和睦的錯誤，而這也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大忌。 

二恰當的方式方法是促進文化有效傳播的保障 

    筆者以為，文化的傳播，應該融匯在教學的過程中，而不應是為傳播而傳播。在學習過程中，涉及到相關內容時，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內容來，這樣的方式學生不會覺得生硬，也能收到較好的效果。例如，學到“節日”這個詞時，就可引出中國的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春節等等，通過對這些傳統節日的來歷、習俗的介紹，讓學生了解到相關的傳統文化知識，還可通過與學習者所在國的傳統節日的比較，來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從而加深印象，也拓展了教學的內容。如端午節，是中國古老的傳統節日，始于春秋戰國時期，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過端午節，是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傳統習慣。端午節在陰歷五月初五，也叫“端陽節”、“蒲節”、“天中節”、“大長節”、“沐蘭節”、“女)l節”、“小)l節”。關于端午節的由來，傳說很多，有紀念屈原說、紀念伍子青說、紀念孝女曹娥說、古越民族圖騰祭等，現在普遍認同紀念屈原說。它是漢族的傳統節日之一，由于地域廣大，民族眾多，部分蒙古、回、藏、苗、彝等少數民族也過此節，雖然名稱不同，但總體上說，各地人民過節的習俗還是同多于異的，其內容主要有:女兒回娘家，掛鐘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葉符，懸掛營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備牲醋，賽龍舟，比武，擊球，蕩秋千，給小孩涂雄黃，飲用雄黃酒、營蒲酒，吃五毒餅、咸蛋、粽子和時令鮮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動漸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傳中國各地及鄰近諸國。有些活動，如賽龍舟等，已得到新的發展，突破了時間、地域界線，成為了國際性的體育賽事。 

    僅僅一個端午節，便可引申出如此豐富的內容，中國文化的浩瀚宏富由此可見。 

篇5

關鍵詞： 語言文字； 思維； 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 G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6-0084-02

語言是一個文明最為基本的特征，它是人們、國家和各種文明之間溝通的基本工具。沒有語言，人們就無法交往，更談不上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中國使用的漢字是當今世界唯一仍然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歐洲文明則屬于多語種文明，不同國家的人們使用不同的語言文字，共同點是在歐洲文明的區域內，使用的都是印歐語系語言，文字也都屬于拼音文字。現代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文字的形式對表達方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由此也影響思維形式，因為思想首先要依靠表達的媒介――語言。德國語言學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認為，各種語言之間的差異并不是語言或記號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差異。

一、漢語言文字重綜合、重形象；西方語言重詞匯、重語法

中國的漢語言文字是綜合性的，圖象感很強。雖然它現在已經不完全是象形字而主要是形聲字了，可是早期它卻是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至今殘存著相當多的象形特點，因此它就容易在我們的大腦當中熏陶出一種象形定勢的思維。中國人在理解事物時，就容易側重從形象方面去了解它，從宏觀整體方面去把握一個事物。而西方印歐語系語言文字則是非常精細的一種語言文字。比如英語，有性、數、格，有主語、賓語，狀語、定語等。在學習語言時，西方人注重語法教育。西方在16世紀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語教學的小學、中學就叫grammar school，直譯就是語法學校。所以由于世代強化的語法訓練，經過日積月累的熏陶，在西方就形成了誘導、暗示、推理的思維方式。而中國的語言文字中語法形態比較隱晦。事物發展往往有自我協調、自我完善的趨勢。當出現某種缺陷的時候，就往往會產生另一種優勢來加以彌補。漢語言文字自身有語法規律，可是由于它的語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強大，遠遠超過印歐語系語言文字，所以它就無須強調語法功能。單從它的文字來看，其圖像特點強，寫一個門就象一道門，寫一個山，就象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語法系統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達的含意。所以你必須把它們一個個死記住，記住一個個形象的符號，從符號的形象就可以大體了解含義，所以漢語是一種表意文字形式。

印歐語系的文字缺乏表意功能，它只能以發達的語法系統來彌補。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統需要一個龐大的語法系統來加以界定，使每個字詞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號所定位，被繁瑣的語法規則所制約。我們看到一個英語單詞，通常是絕不可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它的含義，必須把它的含義死死記住。因此學習英語，就得積累一萬單詞左右，才能真正無障礙地閱讀英文原版書報。而中國的文字只要記住三、四千漢字就可以讀書看報了。這種語言文字特點的不同就導致了中國人注重形象思維，西方人注重推理思維。我們還會注意到中國的理論文章往往篇幅較短，西方的理論文章往往片幅較長。這是因為漢字平面式的方塊形體比現行的拼音文字能儲存更豐富的信息量，更具有綜合性。

二、漢語言文字注重文字的規范；西方語言文字注重語音變化

語言和文字是兩個不同的符號體系，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西方的語言可以看成是規范了的文字，中國的文字可以看成是規范了的語言。

西方語言注重語音變化，但聲音語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很容易發生流變。一旦流變，它的拼寫就必須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從語言本身的變遷，因此變化的機會比較多。這就使得文字跟著語言走。結果就是語言在規范文字。

漢語語言跟著文字走，如果由于表達的需要，或者是方言土語中出現了新的語詞，那么我們就可以新造一個字，但是這個詞也是在過去已有的相形字的基礎上造出來的。所以說在漢語中，是文字在規范語言。

從秦始皇統一文字以來，中國有許多民族，說著各式各樣的語言，它們的發音是各式各樣的，有的讓另一個地方的人聽起來就像外國語一樣，但在文字上卻是統一的。比如，我們在唱粵語歌曲時用的也是漢字。這是因為有文字在規范語言，語言必須以書面文字為準。因為文字規范語言，所以，文字成為中國社會強有力的統一因子，使得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得以長治久安地存在下來，沒有被中斷。這就表現漢字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固性，從而體現了漢字的規范性。

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個國家有一種語言就有一種文字，所以古老的文化都曾經被徹底地毀滅過。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都經歷過這樣的命運。而中國呢，文化從未中斷，非常的穩定。中國這種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得益于中國的文字的超穩定結構。中國遠古時期的甲骨文雖然只有古文字專家經過研究才能識別，但是兩千多年以前的四書五經，只要有一定的古漢語知識就可以認識。可是西方的語言文字就不同了，不要說幾千年，就是三、四百年前的英語，讓英國人看起來就相當吃力了。英國的《蓋爾書》雖然只有七、八百年，但是卻像中國的甲骨文一樣，難以看懂。就是莎士比亞的著作，距今只有今天只有四、五百年，如果不將它的拼寫現代化，很多人要看懂也是非常吃力的。這就體現出英語語言文字的易變性。

歐洲的國家都很小，一般都不如中國的一個大的省份大，而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這是因為文字是跟著語言走的，語言不斷變化，文字拼寫就跟著變，結果變出了很多種語言，因此歐洲就分成了很多分散的、各式各樣的小國家。如果歐洲有一個統一的文字，就會成為一個統一的歐洲。反過來如果中國沒有統一的文字，也就會成為很多分散的小國家。所以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語言文字起到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凝聚作用。這種強有力的凝聚作用，自然會影響到民族文化的穩定。

三、語言文字導致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思維模式不同

從思維模式方面來看，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維模式是不一樣的。之所以不一樣，也是跟語言文字分不開的。中國人的思維是立體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維是流線型的。

西方流線型思維跟流線型文字一樣，彎彎曲曲的，一環扣一環。中國的漢字筆畫是四通八達的。各個方面橫的、豎的都可以伸展。因此這就誘導了思維多向發展。所以中國人想事情總是事先把各種東西都預見到，給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說話也總是留有余地，不會把什么事都說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維不是這樣，它是二元對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這就是所謂真理只有一個，二者必居其一。

中國人不光考慮對立性，也考慮合的一面，即合二而一的一面。這就是中國文化中陰陽互補的思維模式。陰陽太極圖中的所謂陰陽魚，一黑，一白，它是中國人思維模式的圖示化。你看這兩個陰陽魚互相交織在一塊，它們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們旋轉起來，首尾相接。在旋轉起來的每一瞬間，你會發現它們既是陰又是陽，既是陽又是陰，不斷地變化。中國人看待事物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他是以流變的觀點來看。

四、結束語

語言文字，可以說，它是人類思維的外顯，甚至就是人類的思維。語言文字，其實就是外部世界與人類的大腦等等感知器官相互作用。文字的差異的存在，就會對我們的大腦的不同區域產生不同的刺激，使我們的大腦的某些區域更加發達，我們長久地接觸一種文字，會使我們的思維方式一代代沉積下來并傳承下去。因此，我們可以從文字差異的角度管窺思維方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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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菁.從英漢表情感的成語看中西“天人關系”的哲學觀[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3）：30-33.

篇6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極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如何介紹這部分中國文化的精髓，本著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教學，如何創新教學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依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需要而設置的課程。一般在留學生本科四年級講授。“古代文學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留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紹這部分中國文化的精髓，本著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教學，如何創新教學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確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體系 

我國現行的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培養目標要求學生掌握漢語言技能課程、漢語言理論課程、中國人文知識課程、經濟管理課程。漢語言技能課程包括綜合漢語、漢語口語、漢語閱讀、漢語聽力、漢語寫作、漢語翻譯、商務漢語等；漢語言理論課程包括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字與文化、漢語語法精講、現代修辭學引論等；中國人文知識課程包括中國概況、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簡史、跨文化交流導論等；經濟管理課程包括進出口貿易實務、市場營銷學、國際貿易等。通過講授這些課程力求優化留學生的知識結構，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其中，中國古代文學課主要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知識，要求學生大致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概況，熟悉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樣式、源流變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學生了解、熟悉一定數量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并對古代作品的藝術表現特點有初步認識。在內容安排上以時代先后為序，將中國古代文學分為詩歌（詞曲）、散文和小說三大類，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紹，力求突出重點，讓學生形象而具體地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這門課程能使外國留學生較多地了解中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閱讀能力，屬于提高留學生整體漢語水平的課程，為留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文化課程奠定基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進行漢語教授的同時，傳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讓留學生在學習漢語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切實提高學生素質，是對外漢語教學的根本目的。 

二、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古代文學 

對外漢語教學中教授中國古代文學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國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竅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國古典文化向他們展現開來，得到共鳴，非常困難。所以，當代對外漢語教學應借助現代教育技術的理念，使用多媒體技術向外國學生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是切實的選擇。 

多媒體技術能拓展課堂，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和熱情。因此，在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應當盡可能地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教師應注意搜集和整理有關素材，向學生傳播。比如周杰倫的《發如雪》、《臺》，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詞含蓄優美的佳作、香港藝人黃霑創作的許多古韻詞曲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影視歌曲，教師還可以自己動手創作一些中國古代文學課件。 

但是，推行教學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表現中國古代文學應注意適度原則。不能將多媒體的“白板”變成擴大的“黑板”，不能將古代文學課變成影視賞析課。多媒體技術手段只是教學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學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濫用、喧賓奪主。在影視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編的問題，教師要以文本為主體，處理好原著和改編的關系，切忌以改編代替原著，混淆視聽。 

三、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 

國內對外漢語教學界對古代文學課的定位多是服務于語言的研究，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目標在于培養留學生的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古代文學課是為學習語言而設置的課型，將古代文學課邊緣化、弱勢化和冷漠化。其實，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非常感興趣。國外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古代文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漢城大學為例，29個課目中與古文相關的課目就有11個。 

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教學正是出于這個目的。對教師來說，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將古代文學課程的講授真正應用于當代留學生的生活。如何用當代意識去激活古代文學，將“死”的文本還原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學教學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首要問題。 

四、切實處理好文學史與作品選的比重問題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由文學發展史與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很好地銜接文學史與作品選的內容，如何具體分配它們在課堂教學中的時間比例，怎樣更合理地采用與各自的內容相適應的教學方法是教學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講作品，不講文學史，也不能只側重文學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筆者建議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主持編寫的“對外漢語教學· 中國文化系列”教材。該教材收錄了從先秦至明清的文學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說、詩歌、賦等多種體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詳盡的注釋，以便于留學生理解。書中還對每個時代的文學發展情況進行了概述。該書適合中級以上漢語水平的外國留學生學習或自讀，也是普通高校大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總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一項非常復雜、具有很大難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師不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靈活的現代意識，同時還必須具備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必須熟練地掌握現代教育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將對外古代文學課傳授好。 

 

參考文獻： 

[1]涂文暉.論對外漢語高級階段古代文學教學的特殊性[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 

[2]楊冬梅，訾希坤.對外漢語專業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研究[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 

篇7

論文摘要：隨著中國經濟和國際地位的迅速增長，世界范圍內的漢語熱持續升溫。“漢語熱”現象的出現，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漢語，中國在世界各地都創辦了“孔子學院”，漢語的傳播和教學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或是初學階段，這種學習方式更趨向一種民間的、非正式的教學方式，“漢語熱”更多的以這種形式出現，在組織形式、教學方式等方面都規范的“正規軍”—高校中的漢語教學方面，無論從關注程度、研究方面都是相對欠缺的。本文將從歷史、時代背景出發探討越南高校漢語教學情況，從而為我云南省更好地制定在對外漢語教學和國家文化交流方面提出一些很好的措施和建議。

一、“漢語熱”的背景

第一、隨著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對通曉漢語的技術人才的需求量有了較大增加。

“漢語熱”現象的出現主要是由于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各個國家都把中國作為潛力很大的銷售市場和投資市場，失去了中國市場將意味著丟掉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說國外“漢語熱”的背景之一是中國的快速發展，沒有人愿意錯過“中國機會”。不管是旅游業還是外貿行業，漢語已經成為很多從業人員的必備素質之一。

第二、伴隨著中國經濟走向世界，中國文化撩開了以往神秘的面紗，走到各國友人的面前，漢學也因此成為“顯學”。

中國與國際的交流，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國的文化;了解到中國的語言。他們通過電影、電視和書籍了解到中國的孔子、孟子和莊子等;了解到中國的李連杰;了解到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些都刺激每一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學習漢語。黔之更多的來自一種個人的、民間的行為。

第三、中國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大，使得全球范圍內的民眾更想直接了解當代中國。

以上都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地位的不斷提升，給漢語的學習構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對于世界人民對漢語學習的一種需求，中國政府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中國政府也在有意識地推廣這一漢語熱潮，目前在世界各地普遍開花的“孔子學院”就是專門向外國人推廣漢語和介紹中國文化的機構。現在“孔子學院”已經成為與英國的“英國文化協會”、德國的“歌德學院”、法國的“法語聯盟”齊名的國際文化推廣機構。①中國自2004年在韓國首爾成立第一所孔子學院，政府計劃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500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已經成為傳播中國文化和推廣漢語教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截至2007年12月6日孔子學院達二百一十所，分布在64個國家和地區。

二、漢語教學在越南的基本情況

中國與越南有悠久的歷史，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的前214年，派大軍越過嶺南占領今日越南北部和廣西、廣東、福建，征服當地的百越諸部族，秦朝在這一帶大量移民，設立了三個郡，其中越南北部歸屬于象郡管理。越南歷史上是講漢語的，后來1884年法國占領了越南，法國傳教士為本來采用漢字的越南，設計了一套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就是現在越南人稱呼為「國語的拉丁化越南文字。歷史事件就不在這里詳述，我主要想表明的是越南和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聯系，越南語很多是根據中國文字而生成的，從這個角度講，漢語的教學在越南來講，較母語是英語系的國家是相對容易一些，畢竟兩種語言有共同之處。上面講的是在越南歷史上，確切地說，是在1884年法國占領越南之前越南人講的是漢語。

漢語在越南的再次學習是從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后開始的。1991年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合作發展迅速。兩國在文化、科技、教育和軍事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黨、政、軍、群眾團體和地方省市交往日趨活躍，合作領域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的3223萬美元增至2004年上半年實現承包合同額2億美元，全年可望突破4億美元盧數字表明中越的合作是突飛猛進的，合作是離不開交流的，語言的障礙無疑給合作的順暢進行帶來了不便。具體到越南市場，便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的公司和企業都紛紛到越南投資、辦廠，使越南社會對漢語人才的需求急劇增長。這便是越南人對漢語學習興起的一個歷史背景過程。越南人對漢語的學習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在中小學階段，華文教育在越南蓬勃發展，同時越南高校也在越中關系正常化之后就開始了正常化的漢語教學，為中越交流合作培養高層次的人才。

三、越南高校漢語教學的基本情況

以上提到的歷史背景導致了大學中文系成了熱門系，中文專業成了熱門專業，于是越南高校的漢語教學很快地發展起來。據統計，目前(2004年)，越南數十所高校開設有中文系或中文專業，在校的中文專業學生約有一萬人。此外，許多高校都把漢語作為主要外語之一來開設課程。烏越南設有中文系和中文專業的學校一般都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供其他專業的學生選修。這樣就可以在師資相對缺乏的條件下為更多的學生提供學習漢語的機會，使更多高素質的非漢語專業的人才接受到漢語教學，這樣為未來中越的合作和交往無疑是有助的。中越發展所面臨的語言和文化障礙將被掃清，這是一個構想，也是一種趨勢，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飛速發展的必然趨勢。

越南高校中開設漢語專業的機構在韋錦海的文章中提到的有四種:公辦大學的中文系和中文專業、民辦或半公辦大學中文系或中文專業、在職教育(成人教育)的中文專業、普通高校的漢喃專業及中國學專業。作者分別陳述這幾類的情況，對各類機構都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在這里就不一一陳述:者認為越南高校漢語教學中主要存在的問題有:漢語師資缺口大;學歷水平、職稱結構普遍偏低;對漢語教學缺乏全國性的總體設計;缺乏適用的教科書、參考書、工具書和必要的教學設備。這些給了我們一些思考，越南與我國的云南接壤，越南與云南在地理位置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越南和云南在經濟上的合作和聯系也是很密切的，據統計，在2005年上半年，云南省與越南進出口累計完成4.8億美元，同比增長142.1 %，超越澳大利亞、緬甸，成為云南省第一大貿易伙伴。;法南利用地理優勢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越南漢語教學方面已經落后于其他省份了，尤其是廣西省在與越南在漢語教學方面已經走在了云南的前面，這個問題是值得深思的。我想探討的就是云南省如何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教育資源、教學經驗，在“文化出口”這個方面做出成績。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可以在國際土壤中生根、中國的文化得以更大范圍的傳播;同時也解決了越南高校中師資缺乏、教材匾乏的現狀。

四、筆者對于云南在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的一些建議

(一)將對外漢語教學與國外的學校建立一種合作關系

中國一些高校開設有對外漢語教學專業，但是這個專業的人才培養出來未必都投身到對外漢語的教學中，這其中就有很多人學習了對外漢語專業但找不到這方面理想的工作，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應該在國外，但有幾個人可以出國，來投身于這項事業呢?一些國家的漢語教學的師資是缺乏，而我們中國培養出來的人才卻面臨著找不到工作的窘境，這中間缺乏一種機制，缺乏一種將教師資源與需要這些教師的學校連接起來的紐帶。這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這是關系到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傳播，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窗口，或是一個國外了解中國的推動器。巾國不僅要將中國文化傳向歐美，還要傳到東南亞。很多學子也是很希望去歐美學習深造，很少有人想到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這樣國家應該鼓勵更多的學子去這些需要漢語教師又沒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給他們之間搭建橋梁。中國對外漢語教師與國外的學校建立良好的長期的合作關系，不僅可以使中國的學子的所學有用武之地，而且還改善了國外學校師資缺乏的現狀，同時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和世界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我想這種長期的合作關系要比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活動對越南漢語教學師資有更大的幫助，穩定的教師資源，可靠的教學質量，這恰好解決了越南高校漢語教師缺乏的問題，很多教師供職于幾所學校，他們無暇做好備課，自然不能保證教學質量。

而云南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云南高校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可以與越南高的漢語學專業之間建立一種合作，通過這種合作對于對外漢語教學這一專業來說也是一種促進，讓這門專業更能符合國外者:7語言學特點為茸根供豐富的教學經驗;同時，越南高校的漢語教學專業的教學質量得以保證。

(二)定期進行交流學習和溝通作為輔助手段

在建立合作關系的基礎上，定期舉行一些學術交流，這一方面可以交流經驗，可以把在教學中的成功的經驗讓大家一起分享，或是將教學中的疑問一起解決，另一方面對于中越高校教師之間也是一種情感的交流，形成一種教師之間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良好局面。

(三)在優秀的學生中選派一些交換生，體驗語言教學環境

語言這種學科離開了交流的土壤，離開了語言環境，它就只能是一種文字。同時，作為一門外語教學的老師，同時要了解國外學習者的語言特點，了解他們的文化，尤其是越南文字是由漢字編的，這兩種語言天然的聯系為對外漢語教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越南高校可以在漢語學專業中挑選一些作為交換生，讓他們到中國高校的對外漢語教學或是其他相關專業感受語言氛圍，而中國的交換生可以到越南高校去做一些漢語教學專業的助教，可以幫助在漢語學習中遇到困難的越南學生。這種點點滴滴的長期的工作對于越南學習漢語的學生是很大的幫助。這既可以讓越南的漢語教學專業的學生學有所成早日投人到他們本國漢語教學事業中，又讓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學習在實踐中將知識鞏固和深化，這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篇8

關鍵詞：對外漢語 教學法 研究

一、什么是對外漢語教學法

（一）對外漢語教學法的概念

對外漢語教學，是漢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教學。對外漢語教學法，是實現對外漢語教學的總目標和基本原則。教學法是教學模式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我們要認真研究此課題，特別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一線工作者更需要掌握，因為教學方法直接影響教學的效果。[1]

（二）對外漢語教學法的研究任務

對外漢語教學法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的常用術語，（1）盛炎認為，它的教學任務是是建立一個系統的語文教學理論，它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是一種分析和綜合的方法，是一個容納各種觀察、現象和活動的概念框架。（2）任元認為，“對外漢語教學”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從宏觀上看，它是一種完整的系統的教學理論，也是對于學習過程的一系列指導原則的各種各樣的關系的總結， ①從微觀層面上說，它和實現理論、原則、方法和技術也是相輔相成。2，你可以看到任務性對外漢語教學的原則，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技能和方法。[2]對于這些不同層次的對外漢語教學原則，劉先生壬句子總結為十點：1、培養能夠使用中文進行交流溝通的能力。2、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導。3、結構、功能、文化的教學相結合。4、強化中國的學習環境，擴大學生接觸中國。5，認真練習，集中在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6、關注句子和單詞，發音，語法，詞匯和漢字教學。

二 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認知模式的研究

（一）對外漢語教學法現狀分析

教學法是教學模式的核心，如何選擇適當的和有效的教學方法并將其有效地運用于課堂，事實上也測試教學模式的作用。到底什么是實際的對外漢語教學呢？目前，對于對外漢語教育工作者怎樣選擇有效的教學方法已經有一定的研究，這為探索更多的教學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許多學者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專著，甚至一些重量級的評論文章。[3]截止到目前，我國已配出大量漢語志愿者出國教授漢語，他們也為如何選擇對外漢語教學方法之類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這為對外漢語教學之后的發展道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障礙，當然，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

比如，第一，如何將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切實地結合在一起。對外漢語教學具有相當豐富的理論基礎，但將其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卻有很大的困難。這類教學方法是唯一可應用的理論。第二，如今漢語學習者的隊伍不斷擴大，他們幾乎來自所有國家。一些教學法可能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運用于一對一的學習者，卻很難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得以靈活運用。學習者的國籍、職業、年齡、性別、性格等差異也是教學法中必須考慮的教學特殊性。一些教學方法非常適用于這個國家的學生，但若使用于另一個國家的學生，卻適得其反。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如何選擇有效的教學方法，著實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②第三，對外漢語的課程包括與英語相關的課程，當然相應的教學材料的選擇往往也不完全符合學生學習階段的實際水平。

（二）研究對外漢語教學法時應當注意的問題

不管哪一種教學法，目標都應該是力圖使漢語教學達到最佳效果，在進行漢語教學時，我們應注意以下三點：

1.重視漢字教學

學習者最初學習漢語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完全陌生的漢字。漢字書寫系統是一種意義，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其作為語言系統中的一種，在世界上占有一個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是許多外國人認為，漢字的書寫方法簡直就是神話寓言。漢字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障礙”。正因為漢字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這給外國學生的學習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4]尤其是在寫作和發音方面。因此，我們應注意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使外國學生掌握漢字書寫的方法。赴韓的志愿者反應，在其一年的漢語教學，許多學生會讀但是不會寫，但這是遠遠不夠的，但寫作是學習一門語言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近年來很多學者都在研究如何選擇漢字教學法，漢字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作為對外漢語老師的我們也應該提高意識，切實將漢字教學應用與教學實踐。

2.強調語言實踐的開展

學習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實踐。以前，我們只是一味注重能力的培養，而忽視了知識在實際中的運用，在中國，最能直接反映在學生學習應用效果的就是英語。從小學至大學，經過多年的學習，中國學生普遍具有強烈的書面表達能力，但通常口語能力缺乏，很難與外國人直接對話。對于中國學生實踐能力缺乏這一點，我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其偏頗性，并積極進行改正，四、六級考試甚至托福，雅思考試也已經不再是根據單詞進行。③對外漢語教學必須從啞巴式教學逐步向注重培養學習者的語言運用的實踐能力的方向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切實實現更多的語言實踐。換句話說，、也就是增加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課堂互動，讓學生用普通話交談，克服心理恐懼，緊張和害羞，創建一個更加輕松愉快的的學習氛圍。

注釋：

[1]戴煒棟.任慶梅.語法教學的新視角：外顯意識增強式任務模式[期刊論文]一外語界2006（1）

[2]豐玉芳.唐曉巖任務型語言教學法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期刊論文]一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6）

[3]栗葉.對外漢語教學法探索《今日南國》，2009年1月

參考文獻：

[1]張靈芝.對外漢語教學心理學引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

[2]丁言仁.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與外語學習.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3]任遠.對外漢語教學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c].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成立卜周年紀念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1996

篇9

關鍵詞：韓語漢字詞語素；漢語詞素；語法；探討

【中圖分類號】H003

前言

韓國與中國一直長期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系，具有歷史悠久的文化交流。韓語中的詞匯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固有詞、外來詞及漢字詞。其中漢字詞主要指的是由一個以上的漢字構成，方便于發音的一種韓語漢字詞匯。由于漢字詞是韓語詞匯中重要的部分，占有較大的比例，韓國與中國具有密切的外交關系，無論是在文化交流上，還是經濟往來上，都具有緊密聯系。因此，兩國在許多方面都互相影響著，特別是語言文化方面。隨著兩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韓國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學習漢語，在學習過程中發現了兩國語言文化方面的相同之處，但在一些方面仍有所不同，因此，通過對韓語漢語詞語素與漢語詞素之間的對比探討，有助于韓國更多人可以更好地學習漢語。

1.韓語漢字詞相關研究概況

隨著兩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又因為是臨近國，韓國學習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漢字詞是韓語詞匯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這使許多學習漢語的韓國人在詞匯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優勢。但是母語詞匯容易出現“負遷移”的現象，致使學習者在理解和掌握同義詞、近義詞和異義詞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難，導致學習者在應用于日常交際和測試考試時出現一些偏誤。

就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已經具有許多韓語漢字詞語素與漢語詞素之間比較的一些論文和著作等。但沒有與語言教學方面相關的研究和著作，由于在這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教學手段、策略等。詞匯教學是語言教學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詞匯教學的內容和方法一直比較落后。在詞匯教學方面可以采用語素教學法進行改革。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2.韓語漢字詞語素與漢語詞素的語法對比

2.1同形同義詞

同形同義詞主要指的是具有相同漢字字形和語序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其中同義詞指的是具有相同的意思但材料構造不一樣的詞語，這類詞語在韓語詞匯中占有較大的比例，為61.89%，是韓語漢字詞中重要部分，尤其是名詞性詞匯及四字成語。但在漢語詞詞匯中占有39.63%的比例。

2.2同形近義詞

同形近義詞主要指的是詞義不太相同的一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相同的詞語在韓語漢字詞中具有較為廣泛地意義，但不一定在漢語詞中具有廣泛的意義。同形近義詞在漢語詞詞匯中所占比例為20.76%，而在韓語漢字詞詞匯中占32.41%。

2.3同形異義詞

同形異義詞主要指的是在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詞匯中具有相同詞義的詞語。同形異義詞在漢語詞詞匯中占有3.56%的比例，而占韓語漢字詞詞匯的5.67%。

3.對韓漢語教學的一些建議

3.1樹立強化和弱化的觀念

1.強化正遷移

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正遷移有助于學習者盡快理解和掌握學習方法，幫助學習者更好地學習第二語言，對語言學習具有積極作用。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都在探索更好利用正遷移的策略。但對于以韓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兩國之間較深的文化交流，大大促進了學習者學習漢語詞。相關韓語教師應當充分了解韓語的特點和方式，總結和分析韓語漢字詞語素與漢語詞素之間的語法關系，通過對同形近義詞、同形同義詞及同形異義詞的對比探索，找到語言教學的切入點，采用有效的教學手段和方法，應用于詞匯實際教學中，促進漢語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學習方法。

教師可以采用聯想的教學方式，如以“家”這個詞語進行聯想，可以先從“家族”這個相關詞語說起，逐步引導學生認識到韓語漢字詞與漢語詞之間的相同之處，從而大大提高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集中學生的學習注意力。教師可以先通過同形同義詞進行的聯想教學法，培養學生的詞匯聯想能力和口語能力，大大增加了學習者的漢字詞的詞匯量。在實際教學中，還應當根據學生的語言習慣，將其韓語口語轉換為相應的漢語寫在黑板上，有助于學生識記。

2.弱化負遷移

在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總會多多少少受到本國語言的影響。這主要是負遷移所產生的作用。盡可能的減少負遷移所造成的影響，是目前語言教學研究的主要問題。這就需要教師采用一定的方法策略來弱化負遷移的作用。例如在同形異義詞方面的教學，可以利用圖片之間的對比差別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詞匯。

3.2強調針對性

1.完善課程設置

韓語中的漢字詞對于學習者學習漢語方面具有兩面性，因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和發揮其積極作用。在相關韓語教學課程上進行改革，根據實際情況，可以通過開設專門的對比課程來對學習者進行專門的詞匯對比，有利于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和記憶詞匯。通過該課程教學知識的不斷重復，逐步加深對詞匯的理解。

2.探索有效的課堂教學方法

語素是語言教學中最小的語法單位，是進行詞匯教學中比較有效的教學因素。采用語素教學法可以通過韓語漢字詞素進行詞匯拓展，延伸到更多相關詞匯的學習。學習第二語言，一般具有四個方面，即聽說讀寫。一些學習者在對近義詞進行辨析時，極易混淆詞語，還有可能受到本國語言的影響。可以采用圖片辨析的方法，加深學生對詞語的理解和記憶。

3.3強化語境教學

韓語與漢語都需要在一定的語境中產生，在不同的語境中需要運用不同的語言。一般漢語具有書面語和口語兩種形式，而韓語則具有漢字詞、固有詞兩種形式，強化語境教學，有助于學習者更好地運用語言。

參考文獻

[1]樸貴花．簡析朝鮮語的漢字詞和漢語詞語的差異．《考試周刊》．2010年47期

篇10

【關鍵詞】視覺設計 創作理念 視覺文化

一、符號創作是視覺文化發展的表現方式

正如卡西爾所指出,人存在的一個特征是人不是單純生活在一個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文化就是符號的處理、創造、交流。在電子媒介時代,我們越來越依賴于圖像的傳播,并使之日益成為我們生存環境的更為重要部分,接觸媒介和使用媒介已成為個人與社會交往的重要方式,影像消費也日益成為當代大眾文化消費的主要形式。

相對印刷文化,視覺文化有許多新的特點,首先,傳統的文字信息已經逐步被直觀、具體、形象化的視覺畫面所取代。視覺文化在表述感性信息方面游刃有余,但在思想的表述方面卻顯蒼白。其次,視覺文化有與印刷文化不同的閱讀方式,后者是用靜觀和凝視,它因此可以欣賞到作品的思想和韻味。但在視覺文化中,畫面的流動性使觀眾不可能停留而深思,因當觀眾停留時,畫面已經過去,觀眾的思考就會產生斷層。視覺文化的這些特點產生一種新的時尚,正如貝爾所說的,它“渴望行動(與觀照相反)、追求新奇、貪圖轟動。”①視覺文化利用其特殊的符號與現代科技手段,按照新奇、轟動、同步、沖擊的現代性特點來選擇形象、變換視角角度,為現代人提供了大量逼真、快捷、直觀的圖像。

但是,隨著視覺文化在現代生活的擴張,它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出來,這就是它不可避免導致思想和文化的流失,習慣了簡單、透明的視覺快餐和速食的現代人,逐漸遠離思考,消遣成為文化欣賞的基本模式,而消遣者是百無聊賴、心神渙散,以視覺和身心的放松娛樂為目的。反對者認為,在把電視作為標志性生存方式的視覺文化時代,思想的缺失使人本弱化,它從三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想象力萎縮,二是情感麻木,三是漠視生命體驗。可以說,在視覺文化所開辟的新的問題域中,圖像符號能否表述思想成為一個最具前設性的問題之一,這關系到視覺文化發展的深度問題。

二、理念的符號設計

符號設計,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體,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必須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與藝術含量。一幅好的設計作品不僅要達到最基本的功能性訴求,到了更高層次,則是一種欣賞功能。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強項,中國傳統文化能夠使用視覺形象(如繪畫、雕刻、書法)很好表述思想。例如,中國書畫講究神韻,歐陽修稱“古畫畫意不畫形。”②藝術家善于用留空的手法來表現思想意境。因此,符號創作的方法應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蘊,根據符號學原理、中國書法、中國傳統整體思維方式和周易的符號系統的表現方法,通過分解思想符號的經驗內容和所有可能的意義,用一個或一組固定的畫面來象征一個概念,使這個或這組畫面成為視覺文化中公認的一個思想概念。具體說來,理念符號創作包括如下的六個步驟:

首先,選取的“合作、競賽與發展”理念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內涵,將其經驗意義抽取出來。其次,尋找表述這些意義的視覺文化思想符號,并且創造聯系這些符號的系統結構。第三,使用電子技術和符號理論,對目前還不能表述的抽象概念進行形象創造。第四,利用新創造的視覺文化思想符號對抽象思想進行系統的表述,使觀看基本達到閱讀的相近的效果。第五,用一個固定的圖像符號表現一個概念。最后,把以上的實驗用論文的形式加以總結并且作出理論上的提升。

三、“合作、競賽與發展”理念的設計過程

1、“合作”符號的創作

(1)“合作”一詞的由來與發展。合和作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說文》的解釋是:“三口相同是為合。”“作,起也。”是開始和作為的意思。合作一詞原始意義是很完美地配合到一起。《詩經?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這是祝人婚姻美滿的話。合作會產生一種群體的力量,這種力量遠遠大與個人的力量,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就是這個意思。

(2)視覺文化中對“合作”一詞的表現。“合作”一詞在圖像中的表示較為常見,視覺文化對“合作”這個詞的表現方式至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運用兩只或兩只以上的手互相握在一起表示兩方或者是多方之間的合作(如圖1、圖2所示)。

兩只相同的手表示“合”,而它們握在一起則表示雙方將為某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表示“作”。人們一看到兩只手握在一起的畫面,自然就會理解到里面蘊涵的意義了。“合作”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則是兩個或者以上的圓圈套在一起,以此來表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進而表示雙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合作的關系。用這種符號來表示合作關系的最典型例子莫過于奧運會的五環標記(如圖三、圖四所示)。

(圖一)(圖二)

(圖三) (圖四)

2、“競賽”符號的創作

(1)“競賽”一詞的由來與發展。“”是二人相爭、爭逐之象,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郭象注釋“并逐曰競,對辯曰爭。”所以二人之間一較長短就是競。賽是比賽、完畢、了結的意思。古代最初的競賽是射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③先相互拱手作揖行禮表示尊敬與謙讓的誠意,然后上場登臺,比賽結束后不計較輸贏,相互作揖而退下賽臺,和睦地喝酒。這就是君子之爭。《禮記》中的“射儀”,就是射箭競賽的禮儀規范,強調參賽者的德行修養,其次才討論到比賽勝負。所以中國傳統的君子之爭的精神,不遜于奧林匹克精神,也不遜于歐洲中世紀騎士風度。

(2)在現代漢語語景中,無論是“競”還是“賽”或者是“競賽”都是互相爭勝,比勝負、比好壞的意思。在當今體育運動中,有足球、籃球、田徑等各種競賽,這些“個別”的競賽構成了“競賽”的“一般”概念,所以競賽是一個集合名詞。我們可以運用“個別”的競賽符號來表示“競賽”的一般概念,但是無論是籃球競賽符號比如說NBA的標志,還是足球競賽符號比如說北京奧運會中的足球標志,這些“個別”的競賽符號,都不能很好的表達“一般”的“競賽”的整個概念。因為這些體育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搭配,人們在看到該能指的時候,心中想到的更多的是“籃球”和“足球”,而不是后面的“競賽”的概念。

在這方面,中國的象形文字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漢字是以圖形、象形文字為基礎,進而發展成為形、聲、意三位一體的文字系統。例如在甲骨文中,“眾”這個集合概念是用太陽底下的三個人來表示的,三個具體的人成為全體人的形象表現,這就是從具體、個別過渡到抽象和一般。在當今這個數字化和信息化并存的時代,漢字藝術表現力具有獨特的形式和強烈的視覺感染力。并且,漢字象形表意的造字原理、間架結構的造型形態、虛實布白的位置經營等均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和文化價值(如圖五和圖六所示)。所以,在這里筆者運用漢字“競”來表達競爭的概念。

(圖五 “競”字的草書) (圖六 “競”字的行書)

3、“發展”符號的創作

(1)“發展”一詞的由來與發展:發,《說文》的解釋是“發為凡作起之稱”,這是事物的顯現、生長、和展開的開始,發機一動,義無返顧。展,轉也,《說文》“展者未轉而將轉也,”是事物運動變化的一種狀態,即伸張、施行和放開的過程。所以發展的最基本的含義是事物的運動變化及其結果。在中西文化中,發展有不同含義,周易認為,發展是前進中的循環,發展的最后是朝對立面的轉化,“無坡不平,無平不復”。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發展是一種前進的運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低級到高級,由舊物質到新物質的運動變化過程,這種發展觀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德國古典哲學中表現得特別典型。唯物辯證法認為,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而向前的,上升的,進步的運動即是發展。發展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的運動,事物是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

(2)根據上述理論,在目前視覺文化中,大多都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來表示“發展”的含義。(如圖七、圖八所示)

(圖七 螺旋式上升) (圖八 波浪式前進)

4、合作、競賽和發展的視覺表現

在分析了上述合作、競賽和發展3個理念之后,我們可以運用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象征符號把3個理念統一組合起來。(如圖九所示)這個符號集合了視覺符號和文字符號,用中國文化的意蘊,加上現代的造型組合而成。在這個符號中,筆者重點運用了書法的變體作為整個符號的主要結構,因為中國的書法藝術與京劇、武術、針灸(中醫)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四大國粹,我們可以從中國書法文化中看到中國文化中富有生機的精華,及其中所蘊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在這個圖像中,筆者運用了“花”和“競”兩個字(如圖十和圖十一所示)。其中,運用“競”字的理由在上文已經進行了分析,而使用“花”字的原因則是因為廣州美稱“花城”。廣州人種花、愛花、賞花和贈花的歷史悠久。而且“花”字的筆畫也蘊含著波浪式前進,以及螺旋式的意味。在運用這兩個字的過程中,筆者把“競”字逆時針旋轉了90°,并用龍身來代替“競”字的筆畫,并把“花”字逆時針旋轉了90°,更好地構成龍的身體,并能更好地表達波浪式前進的概念。龍既是中國文化的象征,又是嶺南特有的賽龍舟運動,表示運動會的嶺南特色,而龍身又是競賽的符號表現,其卷起的浪花意味著競賽的激烈程度;卷起的龍身代表螺旋式上升的運動,龍頭向著太陽,暗含發展和前途一片光明之意思;龍身的不同顏色代表參加運動會的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運動員,他們之間形成的圓圈象征著合作。■

(圖九)

參考文獻

①貝爾 著、趙一凡等 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89,第154頁

②李逸安 校點《歐陽修全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99頁

③朱熹:《四書章句》濟南:齊魯書社,1992,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