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研究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海洋生物研究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海洋沙漠擴大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北京召開的大會上了《2006全球環境展望年鑒》，該報告稱，海洋沙漠數量已經達到了200個，在過去兩年中增長了34％。自從70年代以來，海洋沙漠的數量和面積一直在擴大。1994年估計全球海洋共有149個“死亡區”，但2006年“死亡區”已多達200個。最早發現和記錄到的“死亡區”是在美國東北的大西洋海岸、波羅的海、卡提加特灣、黑海和亞得利亞海東北部。最著名的“死亡區”在墨西哥灣，是由密西西比河排泄的養料導致的。最新的一些死亡區出現在中國、日本、澳大利亞東南部和新西蘭等地區和國家的沿海。

氣候變暖是禍首

科學家認為：造成海洋沙漠面積擴大的原因可能是全球氣候變暖。因為研究早已表明，全球變暖會導致海洋水溫升高，而海水升溫后溶解氧的能力會有所下降。研究證明，這種現象與海水溫度的日益升高有密切關系。在O℃的時候，1千克海水可以攜帶大約10毫升的溶解氧，但如果溫度升高到25℃，1千克海水攜帶的溶解氧就減少到了4毫升。根據前不久美國研究人員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這種海洋沙漠擴張化同時導致海水表面溫度平均每年遞增1％，相當于0.02℃～0.04℃。海水升溫使海水不同水層屏障現象更加惡化，阻止深度海域的營養物質上升到達海洋表面向植物生物提供食物。

在赤道太平洋一些海域的海洋表層，水溫常年平均為27℃左右，但由于沒有上升流將深海中含有高營養鹽的海洋底層冷水帶到表層海水中，再加上海洋的層化作用，導致表層海水中營養鹽極端缺乏，因此這里作為海洋食物鏈基礎的浮游生物的數量也極少。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海洋洋流的變化，在許多熱帶海洋區域，海洋層化現象進一步加劇，導致海洋沙漠化的區域進一步加大，這種現象引起各國科學家的極大關注。

篇2

nfc，手機喜刷刷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快速發展，我們已經習慣了手機上的攝像頭、gps、wi-fi等設備帶來的便利。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手機的標配功能描述中多出了“nfc”這一項。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它是一種短距離的高頻無線通信技術，允許電子設備之間進行非接觸式的點對點數據傳輸，在10厘米的范圍內交換數據。

 

與藍牙、wi-fi等技術不同，同屬無線通信的nfc，其突出特點為近距離的通信，在安全性、私密性方面有天生優勢。同時，它操作簡單、支持觸控、耗電量小，與手機等便攜設備的應用場景非常匹配。作為低成本的簡化物聯網無線裝置方案，nfc也被廣泛應用在筆記本、打印機、音箱、相機、洗衣機、空調、電視等設備上。（來源：《科學世界》2013年第8期）

 

有病共患難，不只禽流感

在人類演化的大部分時期，傳染病并不是個大問題。如今，人們知道帶來傳染病的“病原體”，是病毒、細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它們有些通過呼吸道被吸入體內，有些隨蚊蟲叮咬進入血液，還有些則經由皮膚、消化道感染而引起疾病。像禽流感這樣，會在人與動物間相互傳染的疾病，就被稱為“人與動物共患病”。

 

這種“人與動物共患病”的現象普遍存在：鳥類與人（如禽流感等），家畜與人（豬流感、炭疽、地中海熱等），狗、貓與人（狂犬病、貓癬等），鼠與人（鼠疫、鼠傷寒、流行性出血熱等）。這些疾病雖被“共患”，但對人和動物的危害未必等同。例如今年暴發的“h7n9”禽流感，對鳥類危害不大，人得了則可能喪命。

 

病原體在跨物種傳播的過程中，還可能會變異，變得更頑強、更致命，一再卷土重來。對此動物只能聽天由命，而人類卻可以去了解這些病原體，摸索出治療、預防它們的辦法。（來源：《博物》2013年第7期）

 

萬米高空細菌多

地球的上層大氣溫度接近冰點，氧氣幾乎為零，還時刻充斥著大量紫外線輻射——顯然不是一個生活的好地方。喬治亞理工大學的科學家搭乘nasa的噴氣式飛機在一萬米高空通過過濾器收集了一些顆粒，結果令人吃驚：有20%原本被認為是灰塵或其他物體的微粒都是活的生命，有數以10億計的細菌在那里繁榮昌盛，地球看起來仿佛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細菌泡之中。

 

雖然尚不知道細菌出現在高空的原因，但它們很可能是大氣實現功能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與其他微粒一樣，細菌可能會通過造云來影響天氣模式。當然也可能從地球的一個角落向另一個角落傳播疾病。俄勒岡大學的微生物生態學家ann womack說，假如我們能最終確定細菌在大氣中的角色，科學家就有可能通過生物工程改造細菌，使其能夠將溫室氣體分解成其他低害成分，從而最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來源：《科技新時代》2013年第7期）

 

裸鼴鼠抗癌能力揭秘

裸鼴鼠引人矚目之處在于它們壽命極長，同時對癌癥幾乎有完全的抵抗力?，F在，一個新穎的糖胺多糖變體被發現是它們抗癌能力的一個關鍵貢獻因素。該變體使這種動物具有在地下生活所需的結實而柔和的皮膚。透明質酸是細胞外基質的一個普遍成分。科學家們發現，裸鼴鼠成纖維細胞的培養介質會因一種粘稠物質的積累而變得有粘性，同時他們還識別出該物質是一種“高分子量透明質酸”（hmm-ha），比小鼠和人類的相應物質大5倍。它因透明質酸酶活性低以及一種獨特形式的“透明質酸合成酶-2”的存在而在裸鼴鼠組織中積累。hmm-ha通過cd44受體發揮作用，hmm-ha的清除使得裸鼴鼠細胞更易發生變形。這種不同尋常的抗癌形式為研究抗癌及壽命延長策略提供了潛在的新途徑。（來源：《自然》總第7458期，2013年7月18日）

 

性能最高的多核通訊處理器問世

近日，全球有線和無線通信半導體創新解決方案提供商博通公司宣布，推出迄今世界上性能最高的28nm多核通訊處理器，新型的xlp900 series處理器可優化用于網絡功能的部署，例如硬件加速、虛擬化與深度包檢測。

 

xlp900 series處理器得到了高度優化，非常適合滿足運營商、數據中心與企業網絡對于性能、安全、效率和擴展能力的嚴格要求。xlp900 series處理器擁有端到端虛擬化功能、諸如深度包檢測等功能的高級安全性，以及線速網絡和多層qos功能的創新網絡及應用智能技術。（來源：《中國科學報》2013年7月29日）

 

生生不息的莫雷諾冰川

南美洲大陸靠近南極的地方，有一條勢如破竹般生長的冰川。站在觀景臺上，你能看到冰川末端在眼前轟然倒塌，聽到冰川內部因擠壓斷裂而發出的響動，親身見證冰川的流動性。它就是莫雷諾冰川。在全球冰川萎縮的大趨勢下，這條海拔僅200米、日進30厘米的成長型冰川，成為了“冰川時代”的活標本。

 

莫雷諾冰川是世界上少數正在生長的冰川之一，為何還在生長？個中原因冰川學家們都沒搞明白。而這處僅有200米低海拔的冰川，在承受住萬人踩踏的情況下，依然不間歇地生長。（來源：《中國國家地理》2013年第7期） 

 

動物占領配飾界

自從首飾誕生之初，動物就一直是經典的主題，現存最早的飾品都是用動物骨頭或貝殼制成。古埃及人對于動物的崇拜使其留下了最多金燦燦的“動物”，如象征“死亡與重生”的鱷魚項鏈。在中國還有一些想象中的神獸，如龍和貔貅，佩掛在身，多為祈福。配飾青睞動物，在融入超現實主義與抽象思維后，產生了諸如蛇形手鐲、蜘蛛別針、蜻蜓胸針、章魚戒指、蝴蝶發夾等配飾，兼具了美感與功能性。動物主題在珠寶乃至配飾界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一次性滿足了討女人歡心的三大要點：寵物、珠寶與別出心裁的自我投射。（來源：《新周刊》第398期）

 

養育不老不死的水母

日本和歌山縣的田邊灣是海洋生物的寶庫。

這里除了有溫帶海洋生物，還有黑潮帶來的熱帶和亞熱帶生物。京都大學海洋生物實驗室就座落在這個海灣的南端。分類學家久保田信每天都在這里調查被沖上沙灘的海蜇等動物，已經堅持了20年。

 

一種直徑只有4至5毫米的水母吸引了他的注意，它們被稱為燈塔水母，屬于水螅蟲綱。它們在性成熟后會重新回到水螅型狀態，并且可以無限重復這一過程。從理論上說，只要不被吃掉或意外死亡，燈塔水母可以永遠存活。

 

久保田信經過長年觀察，確認了這種水母確實是“不老不死”的，目前他正在人工養育這種水母，期待有朝一日能揭開它們不老不死的秘密，并研究這種機制能否造福人類。（來源：《環球科學》（日本版）2013年第7期）

 

“智能”手術刀實時測癌只需3秒

篇3

21％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統計調查和知識經濟研究所12月10日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俄羅斯有21％的居民使用網絡，每月上一次網的人，占俄羅斯居民總數的13％。

1／4

美國《紐約時報》12月10日報道稱，在目前大約14萬駐伊拉克的美國軍隊中，前線作戰部隊不足1／4，大約只占總人數的23％。

3000臺

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12月9日在德黑蘭會見一批學生時表示，伊朗已開始按計劃安裝3000臺離心機。這是朝工業規模生產核燃料邁出的第一步。

200萬平方公里

“綠色和平”組織專家最近表示，由于海洋洋流的作用，在太平洋的東北地區有一個巨大的垃圾漂浮區，面積幾乎和整個中歐一樣大，約有200萬平方公里，這些垃圾對海洋生物和鳥類造成了致命的傷害。

550萬

英國廣播公司引用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最新報告說，目前至少有550萬英國出生的公民居住在海外，如果算上那些在國外生活數月的人，人數則接近600萬人。超過該國總人口的10％。

一周目擊

數十萬黎巴嫩反對派及其支持者12月10日在貝魯特舉行大型集會，要求黎巴嫩現政府下臺。

一周現場

12月1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魯珀特河附近的一條公路上，幾只馴鹿在卡車前面奔跑。這個季節，當地公路上經常可以看到馴鹿。

12月13日吉隆坡，馬來西亞丁加奴州蘇丹米詹扎因?阿比丁宣誓就任馬來西亞第13任最高元首。

話說天下事

這一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問題上。最大的新聞是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無意中說漏了嘴，居然泄漏了以色列有核的秘密。當時他在接受德國電視臺采訪，當被問到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是否削弱了西方反對伊朗擁有核武器的立場時，奧爾默特匆匆忙忙地辯解說：“當他們(伊朗)渴望與美國、法國、以色列和俄羅斯一樣擁有核武器時，你能說這是一回事嗎?”

奧爾默特這番話，打破了以色列一直堅持的“核模糊”政策，引發軒然大波。盡管他事后補救，但反對派人士不依不饒，要求這位管不住自己嘴巴的總理必須辭職。

與此同時，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正加緊磋商，準備就制裁一意孤行要搞核武器的伊朗達成協議。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俄羅斯與中國駐聯合國代表12月11日試探性地表示，支持聯合國制裁決議草案，兩國表示再作一些修改，草案就可望在圣誕節前通過。

朝核問題也在本周出現轉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12月11日宣布：經各方協商，第五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議將于12月18日起在北京舉行，中斷一年多的六方會談終于得以重啟。

與美日的強硬不同，韓國方面曉之以情、動之以“禮”，韓國媒體12月13日報道稱，新一輪六方會談中，只要朝鮮表明有意棄核，將有望得到“綜合禮品套餐”。這些禮品包括：美朝邦交正?；ぷ鹘M開始活動、向朝鮮提供每年50萬噸重油援助、韓國每年援助朝鮮200萬千瓦時電力等等。

在核問題上的另一個好消息是，12月10日閉幕的第27屆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首腦峰會上，海灣國家表示將尋求聯合開發核能，但是堅決反對發展核武器。這說明，富裕國家對核武器確實不感興趣。

篇4

冰架是指與陸地相連的巨大浮動冰層。北極冰架之前比較大的斷裂發生在2005年8月，與埃爾斯米島相連的艾利斯冰架發生斷裂，形成一座66kmz的浮冰島，大小相當于美國曼哈頓。斷裂的原因，加拿大極地專家米勒沒有完全歸咎于氣候變化，他認為北極冰層的融化是一個不可逆的“單向過程”。

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新研究表明大氣層中一種自然的周期性的能量增長正在北極圈附近從南到北移動，北極圈冰雪自然融化，正是在自然界能量遷移增加和人類活動造成全球變暖的雙重作用下才使北極區出現嚴重反常。

環境變暖現象已是人人皆知，但它造成后果的嚴重性和可怕性并不是人人都能想象的到。

一、環境變暖的影響

(一)短期影響

1.由于環境加速變暖，使極地冰層加速融化，大量淡水進人北冰洋，海水鹽度降低，海水洋流發生變化，而洋流是調節氣候的主要因素，一旦洋流活動結束，后果是大量海洋生物滅絕，同時海平面上升，部分沿海城市遭受水淹。

2.環境溫度的上升也加速冰山(高山積雪)的融化，當極地冰層消失時，高山積雪也可能加速消失(亦或等不到南北極冰層消失就會發生)，這將使80%以上河流失去源頭，大量河流也將斷流，并逐漸消失，人類及大部分陸地生物可能失去大部分淡水來源，亦有可能因淡水分配發生爭執、分歧、沖突甚至大規模戰爭。

3全球氣候將變得更差，災害天氣、惡劣氣候將會增多。由于氣溫上升，短期使海水蒸發量增大，氣候發生嚴重變化，自然災害將頻繁發生部分地方暴雨暴雪，部分地方持續干旱，一些嚴重疾病亦會流行等等。這種現象也許不幾年就會發生。

(二)長期影響

同一氣壓下0℃的冰融化為0℃的水所需能量可使同質量的水溫上升80℃，可使同質量的空氣溫度上升240℃。在地球上有厚厚的大氣層，總的質量達5000萬億噸。地球上的水資源總量約為13.8億立方公里，其中97.5%是海水(13.45億立方公里)。淡水只占2.5，其中絕大部分為極地冰雪、冰川和地下水，適宜人類享用的僅為0.01%。據此推算地球上有22800萬億噸冰(按淡水的66%算)，如果我們不采取根本有效措施，并繼續濫砍濫伐，當冰層消失，亦或等不到冰層消失，地球上大部分地區氣溫會急劇增長，很可能達到使人無法忍受的程度;海洋加速蒸發，海水溫度快速上升，鹽度增加，大部分海洋生物滅絕，氣壓將上升(由于大氣中水蒸汽含量增加)直到海水溫度鹽度、氣壓達到某一峰值才會平衡下來，到那時，人類甚至連海水淡化都不可能。

環境變暖的主要原因是滯留在地球的熱量過多。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地球熱量的來源來說明這點。

1.太陽能:進人地球的太陽能占到地球吸收能量的99%以上還多。

2.生物能化學能的轉換:生物降解，煤炭石油的燃燒，以及各種化學反應產生的能量等等。

3.其它能量的轉換二如核能轉換，萬有引力引起的潮汐等。

太陽能是影響地球溫度的最大能源。太陽能進人地球的主要方式為輻射，散出的主要方式為反射。地球吸收太陽能過少，氣溫就會降低;吸收太陽能過多，氣溫就會上升。另外，溫室氣體的過量存在，也讓留在地球的熱量增多，促使環境不斷變暖。因此平衡過量溫室氣體()和減少進人地球的能量可以有效遏制環境變暖。

二、遏制環境變暖的措施設想

(一)我們可以在沙漠地帶植樹造林

植樹造林的地段可以選擇在山川、河岸、溝壑及居人區;還可以選擇在沙漠地帶及已接近退化成沙漠的地帶;部分無人區也可以用來植樹造林。

植樹造林的對象主要為環境污染的主要企業。植樹造林人人有責，但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1.主要對象為污染環境的企業如火電廠、煉鋼廠、煉鋁廠、某些化工廠、采煤采油企業及煉油企業。由專家評定其企業年的排放量或隱性排放量(采煤采油企業及煉油企業等)，以此為據來收取環境污染金，并為其分配專用林區，林區面積大小相對應該企業年的排放量或隱性排放量。其栽培與后期護養費用來源于本企業的專用環境污染金。

2.鼓勵有識開明之士或資金雄厚企業自發投資于沙漠地帶養林，國家給他們劃分專用林區，他們可將此林區作為個人或企業的形象，其林區可以用該企業或個人來命名。

3.全社會發動，在沙漠地帶可以允許人土葬，并可在沙漠出售墓地，一塊墓地至少對應一棵樹，這些樹培植養護費用應由墓地所有人或其子孫負責，該墓地歸屬某人多少年(此地僅用于墓地)可在樹上刻上墓主姓名。

4.林木管理辦法

成立專門沙漠綠化公司，由其全權負責所有沙漠地帶林木的養護，如澆灌、除草，除蟲等。其運作經費來源二(1)根據企業對環境污染程度征收一定數額的污染費;(2)社會募捐;(3)開發墓地所得資金和墓主及其子孫所交的樹木養護費等。淡水來源有河流、地下水開發、國家南水北調、部分沿海地方海水淡化等。

(二)建立反射層

通過精密計算，得出應該反射的能量是多少，然后在合適的地方(如無人區)建立一定面積的反射層，以平衡溫室效應造成的能量增加，減少在大氣中的含量，直到其含量達到一定比例。

(三)積極采用環保能源方式

篇5

也門漁業資源與生產狀況

也門有2500公里長的海岸線，大陸架面積約700平方公里，在這片平均水深不超過200米的大陸架上大約生長著250個魚種，可開發利用的具有商業價值的在70種以上，目前只開發利用了40-50種，很多有經濟價值的魚類仍未開發。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也門近海全年可捕撈的主要經濟魚種有石斑魚、金梭魚、金線魚、鰩魚、鯊魚、金槍魚、帶魚、沙丁魚和鳳尾魚等，此外還有經濟價值較高的軟體類墨魚、魷魚，以及甲殼類的龍蝦和對蝦。

在也門沿海9個省份從事傳統捕魚的漁民有6萬多人，靠漁業為生的人口有40余萬，約占全國人口的2.1%。每年魚產量一般保持在10-15萬噸，其中小部分出口，大部分則在本地消費或制成農業肥料。每年的魚產總值一般在1億美元左右，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

漁業是也門增加非石油出口及確保幾十萬人口生存和減貧的重要領域，近年來也門政府和主要國際援助機構都十分重視也門漁業的發展，加大對漁業的投資，期望漁業能有較大增長，提高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2001-2005）漁業領域計劃年增長率為13%，魚產量達到24.8萬噸，產值增加11.8%，出口增長11.5%，到2005年魚產品出口達到3.8萬噸。

從前三年漁業生產的實際情況看，遠遠超出了預定計劃，2001年產量為14.2萬噸，比上年增長了24.5%，當年總產值1.5億美元，2002年產量提高到17.9萬噸，比上年增長26%，當年總產值約1.7億美元，2003年魚產量提高到22.8萬噸，比上年增長了27.3%，當年魚產總值約2億美元。

也門的漁業政策

也門漁業資源部是政府主管部門，負責制訂和實施國家漁業政策，管理漁業項目、企業、科研等，在亞丁、木卡拉和荷臺達三大港口城市設有分部。

南北也門于1990年實現統一后，1991年頒布了《海洋水生物法》，其中包括捕撈管理、產品質量控制、加工銷售、養殖、違規處罰、漁具規定及許可證發放等。之后，又陸續了配套實施細則，對有高價值的龍蝦、對蝦、墨魚捕撈和工業捕撈的收費、魚產品出口等均做了明文規定，其主要內容是：在亞丁灣和紅海捕撈均在5海里以外；不得在水深40米以內進行拖網作業；不允許往海里棄魚；每艘工業捕魚船須有兩名官方派出的觀察員進行監督；魚網網眼不得小于75mm，只許使用單層網；工業捕撈不得捕蝦；捕蝦期在當年9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捕撈龍蝦使用魚籠；每年5月及8月15日至9月30日為墨魚休魚期；每年5月為墨魚調查期，確定當年可捕量；實行漁業免稅，魚產品出口時交納貨值2%的質檢費；向漁業資源部交納規定費用獲取捕撈許可證等。《海洋水生物法》在歷年執行過程中雖出現過不少問題，但自公布之日起一直在延用。

也門豐富的漁業資源招來了許多外國漁船到也門海域進行工業或機械化捕魚作業（即使用較現代化的手段進行拖網捕撈作業，打撈的魚貨在船上直接進行分檢、包裝和冷凍），對當地漁民形成競爭，因此，海上武裝搶劫、漁業糾紛時常發生。

2003年上半年新一屆政府成立后，也門政府委托漁業資源部派出多個調查組到沿海省份對漁業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實地調查。認為在漁業領域里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外國漁船野蠻的工業捕撈（使用拖網）破壞海洋生態環境，破壞漁業資源，往海里拋棄大量價值不高的死魚，與當地漁民爭奪資源影響漁民生計，毀壞當地漁民傳統捕魚網具，不遵守休魚期規定，違章進入禁漁區作業，有的漁船無證捕撈，船上雇傭持槍武裝人員，以及賄賂海上巡邏軍警等。

鑒于此情，漁業資源部開始調整漁業政策。5月25日，漁業部33號決議，授權沿海9省的地方政權對所屬漁區的工業捕撈作業漁船實施直接的海上監督，決議還規定各省漁業廳對違章漁船收繳罰款的50%上繳國庫，25%地方委員會留用，另外的25%作為漁業部發展基金。6月1日，了第34號決議，規定工業捕魚船只能在紅海、亞丁灣、阿拉伯海6海里以外進行捕魚作業，并要求各省漁業廳堅決依法處置違章漁船。7月2日，也門總理召開內閣擴大會議，討論加強也門水域捕魚船只的監督管理、保護海洋環境和資源的措施等問題，會議強調要運用一切懲罰措施，包括吊銷屢次違反捕撈協議的企業的許可證等。

更為嚴重的是7月27日出臺了《海上監察和工業捕魚船違章罰款條例》，其中規定了22項違章罰款，處罰最重的是無證捕撈，一次罰款50萬美元，外國漁船幾乎寸步難行。

也門新漁業政策的利與弊

也門政府去年連續調整漁業政策，給在也門海域從事捕魚作業的外國漁業公司沉重打擊。禁漁區的加大讓外國漁船無法再進行捕撈作業。這些年來外國漁船之所以蜂擁而至，集中到亞丁灣海域，主要是這里生長著備受歐洲和日本歡迎的墨魚，其肉質上乘，一噸好墨魚可賣到2500美元左右（一般雜魚一噸僅售幾百美元），年產可達1萬余噸。墨魚一般在沿海大陸架3海里以內活動，因此，也門出臺的新漁業政策限制了外國漁船捕撈墨魚作業（捕撈其他魚種入不敷出），也就是限制了外國漁船在也門的生存。

也門漁業政策的大調整，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保護了也門漁業資源，維護了當地漁民的利益，但實際上對也門經濟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首先，影響也門漁業出口。也門共有1.4萬條漁船，至今沒有一條機械化工業捕魚船，一直沿用傳統的捕魚方式，使用小型機動漁船（2名漁民操作），船上沒有加工設備，捕到的魚貨在船上用冰塊保鮮，靠岸后再進行分類包裝進冷庫冷凍，這樣的捕撈量小，保鮮程度差，不適合大量出口，大多只能在當地市場銷售或制成農業肥料。傳統捕魚方式一般占到也門全年捕魚總量中80-90%。

進入也門捕魚的外國漁業公司全部采用機械化拖網捕魚作業，捕撈的魚貨在船上即刻進行分撿冷藏，上岸便可出口，這樣的工業捕魚在也門捕魚總量中僅占10-20%。自上世紀90年代始，來自埃及、索馬里、新加坡和臺灣的漁船便開始在也門海域進行機械化捕魚作業，之后，不同國別的船只相繼匯集也門海域，最多時共有113條（1999年）外國拖網漁船分別在亞丁灣和紅海作業，這些船分別來自中國、西班牙、埃及、索馬里、俄羅斯、韓國、泰國和我國臺灣。2002年也門漁況不景氣時也有70余條外國漁船在也門海域作業。從外國漁船作業情況看，由于是受季節和重點魚種的限制，雖然每年捕撈量不大，但魚貨每年幾乎全部出口，占也門海產品出口比例很大，最高時可占到100%（1998年）和98.5%（2000年）。

從表2可以看出，外國工業捕魚占也門漁業出口的絕對優勢，只是去年下半年出臺新漁業政策，漁民積極性提高，魚產豐收，形勢有變。盡管出口一時增長，如上所述，傳統捕魚方式保證不了魚的質量，其出口收入也是有限的。

其次，造成也門漁業資源浪費。也門有關方面稱外國漁船在也門海域的工業捕魚破壞了也門海洋生物，破壞了漁業資源。薩那大學農學院莫赫丁博士去年在其《漁業領域投資》的研究報告中說，也門每年的可捕量在40萬噸，近幾年每年的實際捕撈量平均只占可捕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機械化拉網捕魚作業不可避免地會對海洋生物造成一定的破壞，可是從過去幾年的捕魚情況看，除個別年份外，外國漁船的捕撈量在也門每年總捕撈量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見表1），這個數量對也門海洋生物根本構不成大的破壞。此外，經濟價值較高的軟體墨魚有其獨特的繁殖快、壽命短的特點，如果外國漁船不參加捕撈，單憑當地漁民落后的傳統方式捕撈數量有限，生長周期短的大部分墨魚自然死亡，造成漁業資源浪費。

第三，國家經濟受損。在漁業領域里，也門政府靠發放捕魚證和魚貨分成等獲益，每年在這方面的收入有上千萬美元。僅我國漁業公司1998-2002年五年間就累計向也方上繳了2227萬美元，最高年份（2001年）一年就上繳了825萬美元。外國漁船的離去不僅使也門政府的這筆可觀收入化為烏有，而且當地漁民捕魚質量影響鮮魚出口價格，出口收益相應減少。

第四，當地漁業公司受損。很多當地漁業公司不直接從事捕魚業務，而是充當中間商的角色，靠向外國漁業公司出售捕魚證（有效期一年）、與外國漁業公司合作及提供陸上服務獲利。也門新漁業政策的出臺，讓這些當地公司無事可做，無利可圖。

第五，也門社會利益受損。如上提及，也門漁業領域從業人員有幾十萬，新漁業政策造成漁業蕭條，魚貨出口下降，大量人員失業。如我國幾家在也門的漁業公司從1998―2002年五年里平均每年安排數百也門人就業，每年支付工資獎金幾十萬美元。

我國與也門的漁業合作

中國水產遠洋漁業公司（以下簡稱中水）1993年作為我國第一家漁業公司首次進入也門海域，與當地一家私營公司進行漁業合作，1994年也門爆發內戰，中水公司撤出也門。

1995年3月也門漁業部長訪華，中也雙方簽定了兩國政府漁業合作協議，中水公司派出10條漁船再次進入也門，其中6條船與也漁業資源部合作，執行兩國漁業合作協議，另外4條船繼續與當地公司合作。1998年2月也門漁業部長再次訪華，農業部代表我國政府同對方簽定了《中也兩國政府漁業合作協定》和《中也兩國漁業合作議定書》，同時，作為中方實施中也漁業合作的單位――中國水產遠洋漁業公司同也漁業部簽定了《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其中主要內容包括共同在也門海域進行科學考察、我方負責培訓也方漁政人員、提供科研和教學器材、我方派遣16條漁船在也門海岸線3海里以外從事捕魚作業、探討在漁業領域里的各種合作、由中水公司同也國營漁業服務銷售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中方承擔原我國援建的亞丁800噸冷藏庫的維修等，并且規定每兩年召開一次漁業會議，討論執行情況，兩個文件有效期均為5年。

從過去幾年雙方執行《協定》和《議定書》的情況看，漁業合作狀況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受也門對工業捕撈政策調整的影響，造成雙方合作不協調。其次，鑒于也門漁場狹窄，有經濟價值的魚種資源有限，我國農業部雖然嚴格遵守《協定》，“懸掛中國國旗的漁船入漁也門必須要得到中國農業部的批準”，嚴格限制進入也門漁場的中國漁船的數量，可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內更多的企業瞄準國際，走出國門，向外發展。但由于相應的措施和約束機制跟不上，導致我國企業在國外相互競爭，導致企業經濟受損，對外影響惡劣。

1998年上海、舟山、福建等漁業公司的漁船先后來到也門，與當地漁業公司合作捕魚，當時在也門海域作業的中國漁船有43條。鑒于此情，也門政府立即調整策略，強行提高利潤分成比例，并為保護漁業資源延長休漁期，使我國漁業公司無利可圖，除了中水和上海一家漁業公司（以下簡稱上水）外，其他公司紛紛撤離也門，留下的公司當年虧損高達幾百萬美元。

1999年，作為代表中國政府合作的中水公司通過與也漁業資源部艱苦談判，雙方達成了按船的凈噸位上繳漁業部分成款和分幾次繳納的新協議，這樣才改變了公司的惡劣處境，但是工業捕魚的禁漁區由原來的3海里以內改為5海里以內。這樣一來，漁業公司在也門處境仍然很艱難。

2001年大連一家鄉鎮企業的漁業公司（以下簡稱大水）進入也門，第二年又增加了多條漁船?？墒窃谝查T從事捕魚作業的外國漁船主要以捕墨魚為主，墨魚主要集中在亞丁灣一帶，隨著生長時段的變化，魚汛時好時壞。2002年也門漁汛不好，三家漁業公司（中水、上水、大水）嚴重虧損，有的還借債度日。

2003年也門海域墨魚形勢見好，各公司有望獲益，可是也政府上半年換屆后漁業政策大變，地方政府權限加大，海上監察加強，7月份還出臺了工業捕魚船違章罰款條例，沿海地方政府為了各自利益借機扣船、扣人、搶劫、罰款，甚至發生人員傷亡事件，一時之間使三家漁業公司的幾十條漁船陷入困境。至去年底，我國漁船全部安全撤離也門，結束了在也門的漁業合作。

如何面對挑戰

也門政府對工業捕撈的心態也十分矛盾，政府把禁漁區和禁漁期一再擴大和延長，但是在實際監管中為了各自的利益時緊時松，去年調整漁業政策也是迫于多方壓力所致。新漁業政策經過近一年的“實踐”，從上到下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政府每年損失幾千萬美元的收入，眾多的就業機會失去，很多人怨聲載道。今年4月下旬也門漁業資源部部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也門要對工業捕魚進行重新認識，重新調整，也門需要工業捕魚，需要自己的工業捕魚船，并稱也門有關機構在組織人力研究新策略，準備重新調整漁業政策。由此看來，也門的漁業政策可能要有所松動。

如何面對也門漁業政策的變化，我國在也門從事捕魚活動多年的漁業公司應對過去的捕魚做法進行反思、研究，調整今后在也門的捕魚戰略，再次打進也門漁場，爭取更大作為。

1.采取大規模的工業捕撈不可避免自然會對海洋漁業資源造成破壞，因此，我漁船今后在也門進行的工業化捕魚作業規模應縮小，盡量避免造成也門漁業資源的較大破壞，繼續由我國駐亞丁總領館經商室監督、農業部控制入也漁船數量，對不服管理的公司應有嚴厲有效的懲罰措施。

2.漁業公司想要在也門長期站住腳，就應該考慮與也門的相關省份進行漁業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可對當地有影響的項目進行投資、共同組建漁業公司或投資建廠，對低值魚貨進行加工增值。這樣既避免了向海里拋棄低價魚的現象，又解決了部分當地漁民的就業問題。

3.也門現有的漁業企業，從初期的傳統捕魚到冷藏、加工方式都很落后，可考慮對漁業領域提供技術支持和實物援助，培訓漁業技術專家，營造良好的捕魚環境。

篇6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實驗對象縊蟶稚貝取自浙江省寧波甬盛水產種業有限公司, 殼長(0.54±0.05) cm, 為防止攝食的影響, 實驗前 1 d 停止投喂。實驗用的海水為天然海水, 經沉淀、砂濾, 符合國家漁業水質標準,其中 Cu2+含量為 1.1~1.3 μg/L, 實驗中各組 Cu2+的質量濃度值不包括海水本底值。水溫為 18~20℃,海水比重為 1.010, pH 為 8.2, 溶解氧大于 5 mg/L,氨氮小于 0.05 mg/L。Cu(NO3)2?3H2O 為分析純, 上海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生產。用蒸餾水配成 1.000 g/L 的母液備用?？偟鞍?、SOD、CAT 和 MDA 均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試劑盒進行測定。

1.2 實驗設計

根據預實驗結果, 按對數梯度設計 5 個 Cu2+劑量組依次為 100、178、316、562、1 000 μg/L, 以砂濾海水作為對照, 每個梯度 3 個平行。以 250 mL燒杯為實驗容器, 實驗液 100 mL, 稚貝密度為 2個/mL, 水環境參數同 1.1。連續暴露于不同濃度的重金屬中, 持續時間為 96 h, 實驗期間不充氣,不投餌。每 24 h更換實驗液, 并統計其死亡率, 每個平行組觀察的數目≥50。以顯微鏡下雙殼張開大于 50 μm, 不見鰓部濾水, 組織發黑、顆粒化作為判定死亡的標準。為減少實驗容器對重金屬的吸附, 實驗前用對應濃度實驗液浸泡 24 h 以上。根據急性毒性實驗結果, 設計 3 個 Cu2+劑量組依次為 10、30、40 μg/L, 以砂濾海水作為對照,每個處理 2 個平行。以 2.5 L 廣口塑料盆為實驗容器, 實驗液 2 L, 稚貝密度為 2~3 個/mL, 水環境因素同 1.1。暴露時間為 96 h, 實驗期間不充氣, 不投餌, 每 6 h 攪動實驗液, 每隔 24 h 更換實驗液。分別于實驗開始后 0、6、12、24、48、72、96 h從每個暴露組中隨機取樣, 每組約 0.25 g, 用 300目篩絹過濾, 沙濾海水沖洗, 吸水紙吸干, 置于凍存管內, 液氮速凍, 于–80℃的冰箱中保存備測。

1.3 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和脂質過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測定

取出保存的樣品, 準確稱量待測樣品的質量,按質量體積比加 4℃預冷的 0.86%生理鹽水制備成 5%的組織勻漿液, 冰浴條件下用組織勻漿機18 000 r/m 勻漿 2 min。勻漿混合物用冷凍離心機離心 4 ℃ , 1000 g, 離心 10 min 取上清測定總蛋白含量; 4℃ , 12000 g, 離心 10 min, 取上清液測定抗氧化酶(CAT、SOD)活力; 4℃ , 10000 g, 離心10 min,取上清液進行脂質過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測定。以上指標均于 12 h 內測定。樣品上清液總蛋白含量的測定采用考馬斯亮藍染色法, CAT測定采用紫外分光法, SOD測定采用黃嘌呤氧化酶法, MDA 測定采用 TBA 法。CAT和 SOD 活性的測定結果用 U/mg(prot)表示; MDA的含量采用 nmol/mg(prot)表示。

1.4 數據分析

所有數據均用平均值±標準差( x ±SD)表示,利用 SPSS18.0 統計軟件對所有數據進行分析。采用概率單位法計算出 96 h 的 LC50, Cu2+的安全濃度 SC=f×96h LC50(Cu2+屬于難分解、蓄積性強、毒性大的物質, 所以 f 值取 0.01); 采用單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的 Duncan’s multiple 法對 SOD、CAT 活性以及 MDA 含量進行組間差異顯著性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Cu2+對縊蟶稚貝的急性毒性

不同時間點, 各濃度 Cu2+暴露組縊蟶稚貝死亡率見表 1。實驗期間, 空白對照組隨機取樣觀察,96 h 內無個體死亡。實驗結果顯示, 隨著濃度的增加和暴露時間的延長, Cu2+對縊蟶稚貝的急性毒性明顯增強, 死亡率顯著增高。100 μg/L 和 178μg/L 暴露組 96 h 內始終保持較高的存活率; 316μg/L、562 μg/L 和 1 000 μg/L 暴露組, 72~96 h 的死亡率驟增。采用概率單位法, 對 96 h 的實驗數據進行分析, 得出 Cu2+質量濃度對數(X)與死亡率(P) 的 線 性 回 歸 方 程 為 P=4.949X–12.401(R2=0.983); 96 h 的半數致死濃度 LC50=309.742 μg/L(95%置信區間為 286.981~334.371 μg/L); 安全濃度為 3.097 μg/L。

2.2 Cu2+對縊蟶稚貝 CAT 和 SOD 活性的影響

縊蟶稚貝暴露于不同濃度的 Cu2 +溶液中,CAT 活力均產生明顯的變化, 呈現升高降低升高的動態變化趨勢(圖 1)。對照組縊蟶稚貝 CAT活性在 96 h 內沒有顯著性變化(P﹥0.05), 表明在沒有外源 Cu2+干擾下, 其 CAT 活性相對穩定。10μg/L Cu2+暴露組, 隨暴露時間的延長, 其 CAT 活力逐漸升高, 12~24 h CAT 活力顯著提高(P<0.05),24 h 達到最高值, 為(80.18±2.74) U/mg, 是對照組的 1.71 倍; 隨后開始下降, 48 h 下降到最低, 但仍明顯較對照組高, 隨后又逐漸升高。30 μg/LCu2+暴露組, CAT 活力在 6 h 達到最高值, 隨后開始下降, 48 h 下降到最低, 略低于對照組水平, 隨后逐漸升高。40 μg /L Cu2+暴露組, 隨暴露時間的延長, CAT 活力逐漸升高, 24 h 達到最高值, 隨后開始下降, 48 h CAT 活力被顯著抑制(P<0.05), 隨后逐漸升高, 至 72 h 達第 2 個峰值。不同質量濃度的 Cu2+對 SOD 活力均產生不同程度的誘導作用(圖 2)。對照組縊蟶稚貝 SOD活力在 96 h 內變化不大, 表明在沒有外源 Cu2+干擾下, 其 SOD 活力含量相對穩定。10 μg/L Cu2+暴露組, 隨暴露時間的延長, 其 SOD 活力逐漸升高, 12~24 h SOD 活力顯著提高(P<0.05), 隨后開始下降, 48 h后逐漸升高, 至96 h達最高值。30 μg/LC u2 +暴露組, 呈現升高降低升高的動態變化趨勢, 96 h 達最高值。40 μg/L Cu2+暴露組，SOD 活力在 24 h 達到最高值, 隨后開始下降, 變化趨勢呈拋物線狀態, 72 h 內均高于 10 μg/L、30μg/L Cu2+暴露組, 至 96 h 低于該兩組。

2.3 Cu2+對縊蟶稚貝 MDA 含量的影響

48 h 內對照組縊蟶稚貝體內 MDA 的含量基本保持不變, 隨后有所下降(圖 3)。96 h 內不同質量濃度的 Cu2+對稚貝脂質過氧化作用均產生明顯的影響, 各暴露組 MDA 的含量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10 μg/L Cu2+暴露組 MDA 含量隨暴露時間延長逐漸增加, 24 h 達最高值, 而后逐漸降低, 48 h 后又開始增加。30 μg/L Cu2+暴露組MDA 含量變化與 10 μg/L 暴露組相似, 均變現為升高降低升高的動態變化趨勢, 48 h 達最高值。40 μg/L Cu2+暴露組 MDA 含量 72 h 內均高于其他兩組, 隨后逐漸降低, 96 h MDA 含量低于其他兩組, 其含量變化呈升高降低升高降低的趨勢, 48 h 達最高峰值, 隨后逐漸下降。

3 討論

3.1 Cu2+對縊蟶稚貝的致毒效應及安全濃度

Cu2+是易被海洋生物富集的污染元素之一,Cu2+對生物體的致毒作用不僅取決于濃度, 而且與蓄積時間密切相關, 無論蓄積性毒物通過何種途徑進入機體, 只要生物體內 Cu2+的蓄積到達致死或中毒閾濃度時, 必然會導致機體的死亡或者病變[2]。急性毒性實驗結果表明, 隨著濃度的增加和暴露時間的延長, Cu2+對縊蟶稚貝的毒性明顯增強, 與陳金堤[2]的結果類似, 但兩實驗結果有較大的差異。陳金堤[2]研究發現, 縊蟶稚貝暴露于 400μg/L 和 160 μg/L Cu2+中, 分別在第 4 和第 6 天全部死亡, 而本研究中 316 μg/L 和 178 μg/L Cu2+暴露組第 4 天的死亡率分別為 55.33%和 8.67%。首先, 與陳金堤[2]實驗設計相比較, 本實驗稚貝個體較大、 水溫低、 海水比重較小、實驗對象密度小等因素造成縊蟶稚貝對 Cu2+的耐受性高; 其次, 本實驗期間并未投喂餌料, 也是造成兩實驗結果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實驗的結果表明, Cu2+對縊蟶稚貝的安全濃度為 0.003 mg/L, 明顯低于《中國漁業水質標準》(GB11607-89)的 0.01 mg/L, 可見縊蟶稚貝對Cu2+的耐受性較低。在大部分海域, 污染物濃度雖然達不到使其死亡的濃度, 但卻會影響幼蟲的生長, 延遲其發育過程, 從而影響雙殼貝類種群的補充[4]。“全國海岸帶及海涂資源綜合調查(1980 1986)”表明, 1978 年東海海水 Cu2+質量濃度多數站位超過 10 μg/L, 最大值達 305 μg/L, 出現于長江口附近和杭州灣; “我國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勘測(126 專項)(1998–1999)”調查表明,1998 年 8 月東海區 Cu2+質量濃度介于 0.13~7.77μg/L[5]。因此, 由重金屬毒性作用造成的幼蟲以及其后發育階段的延遲發育與水產養殖業的發展休戚相關[4], 應加強海洋環境污染的監測與治理工作, 從而為縊蟶等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

3.2 Cu2+對縊蟶稚貝抗氧化酶活力的影響

生物體在分子水平上的改變能夠反映污染物對生物的早期影響, 因此可以作為靈敏的指標用于檢測污染物對生物個體、種群的早期影響, 從而在保護生物種群和生態系統上具有重大的預測價值[6]?？寡趸烙到y各成分和脂質過氧化物對污染物脅迫非常敏感, 其活性(或含量)變化可反映污染脅迫下的機體氧化應激情況, 因此可作為指示環境污染的早期預警[7 8]。本研究發現, 縊蟶稚貝暴露于不同濃度 Cu2+中, 其軟體組織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在 6 h內或者 6~12 h 間就發生顯著變化, 表明抗氧化酶系統對于重金屬脅迫因子具有快速反應機制。除最高質量濃度組(40 μg/L Cu2+)在 48 h 時軟體組織中CAT活性被顯著抑制(P<0.05)外, 96 h內絕大部分時間點與對照組相比, 各暴露組抗氧化酶(CAT、SOD)活性處于誘導狀態。國內外許多研究都發現, 小劑量毒物對生物體代謝有一定的“促進”刺激效應, 稱之為“毒物興奮效應”[9–10]。有關重金屬對雙殼貝類的毒理效應也發現相同的結果, 如地中海貽貝(Mytilusgalloprovincialis)在受到亞致死濃度 Cu2+脅迫后,其體內 SOD 活力升高[11]。程華勝[12]研究發現, 不同濃度 Cu2+、Pb2+、Zn2+和 Cd2+對近江牡蠣(Ostrearivularis Gould)鰓和消化腺組織 SOD 活性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誘導作用。Almeida 等[13]將貽貝(Perna perna)暴露在多種重金屬中, 發現暴露結束時所有暴露組 CAT 活性均有所升高。珠母貝(Pinctada fucata)在受到亞致死濃度 Cu2+和 Pb2+脅迫 24 h 后, 外套膜 SOD 酶的活力會顯著增加[14]。Bathymodiolus azoricus 暴露于 100 μg/L Cd2+脅迫144 h 后, 外套膜內 SOD、CAT 和 Se-GPx 酶活力顯著增加[15]。但是有關重金屬對雙殼貝類幼蟲體內抗氧化酶活力影響的研究較少[4]。本實驗研究發現, 雖然不同濃度 Cu2+脅迫下縊蟶稚貝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在絕大部分時間點均顯著增加,但是在某些時間點反而被顯著抑制, 或者較對照沒有明顯的變化。Vlahogianni 等[11]通過研究亞致死濃度 Cu2+、Cd2+、Pb2+和 Fe2+脅迫對地中海貽貝抗氧化酶活性的影響, 發現 Cu2+、Cd2+、Pb2+暴露組 CAT 活力降低, 而 Fe2+暴露組 CAT 活力上升; Cd2+、Pb2+和 Fe2+脅迫后 SOD 活力呈現極高的可變性。因此,“毒物興奮效應”理論似乎不能完全用來描述抗氧化酶活力的變化趨勢。本實驗抗氧化酶(CAT、SOD)活力與 Cu2+濃度沒有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自然環境中生物體抗氧化酶的活性隨季節而發生變化[16], 同時還會受到生物種屬年齡、性別、生長發育階段以及環境中其他污染物的影響, 所以對水生生物來說, 抗氧化酶是一類敏感的分子生態毒理學指標, 獲得重金屬脅迫與抗氧化酶活力之間的劑量-效應關系比較困難, 從而限制了抗氧化防御酶在環境監測中的應用。因此, 將抗氧化酶例如 SOD、CAT、GST 用作指示環境污染的早期預警生物標志物,需考慮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 在實驗條件的操作上應嚴格控制, 盡量減少可能產生的誤差, 以確保實驗結果的真實可靠[17]。

3.3 Cu2+對縊蟶脂質過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的影響

篇7

關鍵詞：海洋經濟；現狀特征；區域差異；美國

中圖分類號：F55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美國是世界上海洋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經濟大國之一[1]。1974年，在為美國商務部確定海洋對國民生產總值（GNP）的貢獻中，負責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管理的經濟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海洋資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產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活動”。利用1972年的經濟和人口普查數據對海洋總產值進行了估算，發表了《涉?；顒拥目偖a值》的研究報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經濟的關系，為海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000年，美國啟動了國家海洋經濟計劃NOEP（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根據該計劃，海洋經濟是指來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資源為某種經濟直接或間接地提品和（或）服務[2-3]。

網絡文獻搜索顯示，對美國的海洋經濟進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 S[4]評估了加利福尼亞州海洋經濟的6個海洋產業在1990年～2000年間的經濟影響；Mark S.Henry[5]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南卡羅萊納州8個沿?？h的經濟活動增長情況進行評估，同時對經濟和人口的趨海性進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羅里達的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經濟構成[6]；由于缺少對美國全國海洋經濟的學術研究內容，從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國海洋經濟時缺少佐證材料。為此，本文把滯后發表的有關內容作為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概況，其中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在2009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09》[7]，報道了2004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以及有關海洋產業的情況，2014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14》[8]中，報道了2010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及有關海洋產業情況；2015年，由Booz Allen Hamilton完成NOAA有關美國海洋與五大湖經濟的報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的總體狀況。這些美國海洋經濟的報告，提出的時間比報告期均滯后3-5年，通過它們可以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發展一般概況。

國內學者對美國海洋經濟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國海洋經濟報告的基礎上進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經驗[10]；董偉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相關理論與方法[11]；韓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機后美國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趨勢[12]；趙銳在美國海洋經濟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過程[13]。

本文通過美國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中的有關海洋GDP（2005-2012）與海洋產業增加值等的數據進行分析。并在分析時應用變差系數、基尼系數、錫爾系數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的現狀特征與區域海洋經濟的差異特征。并根據經濟區劃的原理，將美國8個海洋地區，劃分為三大海洋經濟區并對美國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特征進行了重點分析。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國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NOEP）數據庫中的ENOW（Economics National Ocean Watch）數據（2005～20l2）[14]，該數據庫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啟動的全國海洋經濟計劃（NOEP）提供，從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務中心又依托“數字海岸”項目成立了“國家海洋經濟監測”系統（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近年來，美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不斷完善，該數據庫主要包括6個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產業，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資源業、海洋建筑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礦業、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業、海洋旅游和休閑業。

1.2 研究方法

隨著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研究區域差異的統計方法也越來越多，目前常用于測度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的統計方法主要有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15]、變差系數[16]、錫爾系數[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用于刻畫空間差異狀況，并可進行空間差異的對比，是研究離散區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據各地海洋產業的分布繪制反映各海洋產業偏離對角線遠近的洛倫茲曲線圖，并計算其集中化指數：

式中，I為集中化指數，A為實際數據的累計百分比總和，M為集中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R為均勻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集中化指數取值范圍為0-1（集中化指數I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I1，產業集聚，I0，產業分布趨于均勻）。

（3）a爾（Theil）系數。錫爾系數的意義在于把整體差異劃分為組內和組間差異的特性，以此來比較不同分類地區對區域總差異的貢獻和影響。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區域（部門）個數，yi為i地區（部門）經濟總值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pi為i地區（部門）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錫爾系數越大，就表示海洋經濟的地區差異越大，反之，錫爾系數越小，就表示海洋經濟地區差異趨向于均衡。

2 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特征

2.1 海洋經濟持續增長

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續增長。1972年為306億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90億美元；2012年增長到3068.98億美元。海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85%，歷年海洋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間變動（表1）。

2.2 海洋產業構成

（1）海洋產業部門構成

海洋產業部門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6個海洋產業部門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產業依次是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主要為油氣業）。2004年旅游業比重從50%下降為2012年的30%，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礦產（主要是油氣業）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長了約26個百分點（表2）。

（2）海洋三次產業部門構成

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三次產業構成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產業大幅增加，比重達到70.3%，短短兩年間就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均出現明顯下降，美國海洋產業出現第三產業化趨勢（表3）。

2.3 海洋經濟差異特征

根據公式（1）、（2）、（3）計算美國海洋經濟的區域差異可得表4。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變差系數年際之間的變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漸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12]。從美國海洋產業分布的集聚狀況來看，海洋產業集中化指數多數在0.40～0.60，但海洋礦業集中化指數達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數僅0.3左右。從繪制的海洋產業洛倫茲曲線圖中可以看出各海洋產業集聚的程度（圖1）。從錫爾系數來看，美國洋經濟的地區總差異在0.4～0.5之間，沿海區域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3 美國區域海洋經濟特征

3.1 經濟區劃分的依據

美國現代地理學家愛得華?塔弗（Edward J. Taaffe）所強調的空間組織（spatial organization），已經為觀察社會不同層次的地理區劃分問題提供了有用觀點。地理區劃（或類型區劃）是以內在的一致性作為劃分基礎[18]。地理區劃是地理學對區域分異規律理論認識的反映，在考慮海洋經濟類型（區）劃分時，要考慮地理區劃中“類型區劃與區域區劃的區別”。地理區劃分為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的結果都體現為地理空間單元系統，通過地理空間信息單元理論則可以將類型單元和區劃單元聯系起來。關于區域區劃每一單位在地域上是相鄰的，具有空間不可重復性。類型區劃的每一單位允許相互隔離，空間上可以重復。海洋區域同陸域同樣為空間單元，同樣可劃分出區域海洋經濟類型。為此在劃分美國海洋經濟類型區時，需要考慮上述思想[19]。

3.2 海洋經濟區的劃分

根據杜德斌主編的《世界經濟地理》著作中，將美國全國劃分為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和南部經濟區三大經濟區[20]。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理論，把美國沿海8個海洋經濟地區歸并到三大經濟區中，形成美國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圖2）。在西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區、東北太平洋、太平洋3個地區；東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五大湖、東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個地區；南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大西洋東南地區、墨西哥灣2個地區。美國的海洋經濟區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區海洋經濟區的性質。

3.3 美國各海洋經濟區之間差異分析

美國三大海洋經濟區區際之間海洋經濟產值和海洋產業存在一定差異，南部海洋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達15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總值49.2%。而西部和東部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經濟區的產值為北部和西部2個經濟區之和（表5）。

在美國海洋經濟區中，有7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共計超過23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中的德克薩斯、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高達45.8%，西部海洋經濟區內的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和阿拉斯加州3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22.2%，東部海洋經濟區內紐約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7.0%。

4 Y論與討論

美國是世界經濟大國，盡管按海洋GDP計算，美國從2011年起已成為低于中國的海洋經濟體，海洋經濟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國西部廣闊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有待進一步開發。近40年中，美國海洋經濟持續增長，2012年達到3068.9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85%。其中，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三大產業部門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國海洋經濟第三產業化，服務業占比達到70.3%。

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將美國沿海經濟區劃分為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占全國海洋GDP比重最大，達49.2%。東部經濟區對經濟區內部差距的貢獻率則次于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包括五大湖地區、東北地區和大西洋中部地區。

我國已成為世界頭號海洋經濟體，但海洋產業的實力與美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發展海洋經濟的經驗提示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海洋服務業，包括海洋旅游、海洋運輸等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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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氧化三甲胺；代謝特征；誘魚性能；魚飼料

中圖分類號：S963．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39－8114（2011）13－2720-04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sh Feed Production

LI Jun－sheng1，YANG Jun2，YAN Liu－juan1，LAI Chun－hua1

（1．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Guangxi，China；

2． Liuzhou Yujiale Fish Feed Co.，Ltd.， Liuzhou 545002，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related aliphatic amines derivatives were reviewed． Trimethylamine oxide is one of the substances which caused the umami of fish， and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ingredient for luring fish， however， its derivatives are the nauseous ingredients of fish such as trimethylamine， dimethylamine， methyl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aliphatic amine derivatives were regulated by related enzymes． The productions of trimethylamine， dimethylamine and methylamine content could be re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enzymes’ activities and the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addition， the choline or phosphatidylcholine could be added into the fish feed to enhance the trimethylamine oxide content in fish indirectly． Thus， it is very useful to improve the fish feed quality and the feeding effects．

Key words： trimethylamine oxid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luring fish performance； fish feed

國內外研究結果表明，氧化三甲胺是魚類特別是海洋魚類的天然風味成分，除具有魚類特有的魚鮮味外，氧化三甲胺還起到調節魚類的細胞大小、防止因體內尿素濃度過高而引發魚的功能蛋白質變性［1］，降低魚血液冰點［2］等多種功能，這可能與氧化三甲胺對一些蛋白質或酶的二硫鍵的形成具有調節作用［3］或調節蛋白質分子折疊［4］有關。此外，研究表明氧化三甲胺還具有抗氧化功能［5］。近年來對氧化三甲胺的研究報告越來越多，大量的試驗研究表明在魚類、蝦類及貝類等餌料中添加氧化三甲胺具有明顯的誘食和促生長功能。但是在相關的酶的作用下，氧化三甲胺極易轉變成具有顯著魚腐臭味道的三甲胺、二甲胺、甲胺及甲醛，而這些組分所起到的作用，無論是對飼料的質量，還是對魚的誘食效果都與氧化三甲胺截然相反。因此，本文擬通過對氧化三甲胺及相關脂肪族胺衍生物的風味特征、代謝變化及相關酶進行分析，探討如何開發利用氧化三甲胺的誘食效果來提高魚飼料利用效率、監控魚粉及相關飼料的質量，為促進和拓展魚飼料產業發展提供參考。

1氧化三甲胺及相關脂肪族胺衍生物的風味特征與代謝變化

氧化三甲胺廣泛地分布于各種海洋生物，如海洋軟骨魚、硬骨魚、軟體動物、藻類等，且含量較高，是體現水產品特色的鮮味成分。經測定，羅非魚、尼羅河巨鱸、尼羅尖吻鱸、梭鱸、虹鱒等淡水魚類也含有較高水平的氧化三甲胺［6－8］。而三甲胺最早發現是由微生物分解膽堿、甜菜堿或氧化三甲胺而來，是海洋魚類腐敗的惡臭成分［9］，其在魚制品加工廢液中含量十分豐富［10，11］。有研究表明，三甲胺也表現一定的毒副作用，可以抑制DNA、RNA和蛋白質的合成，對小鼠胚胎具有致畸作用［12］。與三甲胺一樣，二甲胺也是魚腐敗的惡臭成分，并廣泛地用作橡膠硫化、制革、合成洗滌劑、殺蟲劑等的化工原料，其可由微生物和藻類分解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而來，是城市污水的主要臭味源之一。有研究表明，二甲胺還是致癌化合物亞硝基二甲胺的前體化合物［13］。甲胺也是一種具有臭味的物質，其濃度低于12．7 mg／m3時僅有微臭味；當濃度增加2～10倍時，氣味加重，有濃烈的魚腥臭；濃度增加10～50倍時，有難聞的氨氣味。

如圖1所示，在有氧情況下，三甲胺通過三甲胺單加氧酶催化轉化成氧化三甲胺，氧化三甲胺在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的作用下轉化成二甲胺，然后二甲胺在微生物和藻類的作用下快速分解為甲胺，進一步由甲胺分解為氨和甲醛［14］，不會在細胞內累積。

氧化三甲胺也可在厭氧條件下，通過氧化三甲胺還原酶的作用直接還原為三甲胺［15］，三甲胺在三甲胺脫氫酶的作用下轉化成二甲胺，二甲胺在二甲胺單加氧酶的作用下轉變成甲氨，最后甲胺在甲胺脫氫酶的作用下變成氨和甲醛。據文獻報道，魚類的幽門盲囊、腎、肝、肌肉等組織或器官中均具有可將氧化三甲胺轉化成二甲胺和甲醛的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16－18］。而人體在正常的情況下，氧化三甲胺及相關脂肪族胺衍生物則可通過尿液排出體外［19］，因此不會對人體造成毒害作用。

2參與氧化三甲胺轉化相關的三種酶及其潛在應用

2．1參與氧化三甲胺轉化相關酶類

目前已知有三種酶直接參與氧化三甲胺的轉化過程，包括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氧化三甲胺還原酶和三甲胺單加氧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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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可以使氧化三甲胺分解產生二甲胺和甲醛，其主要分布在魚類的各種肌肉組織、內臟器官及消化道微生物中。鱈魚肌肉中的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需要鐵離子、半胱氨酸、抗壞血酸作為輔助因子［16］，而研究表明有兩種輔助因子系統能激活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的活性：一種是在厭氧條件下的NADH和FMN系統；另一種是由鐵離子、半胱氨酸、抗壞血酸組成的系統［20］。此外，來源于不同物種的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其分子組成、結構及最適pH均具有比較明顯的差異［21］。

2）氧化三甲胺還原酶在厭氧條件下可將氧化三甲胺直接還原為三甲胺。該酶最初在厭氧菌Shewanella massilia中發現，是一種含鉬的酶。氧化三甲胺作為一些厭氧菌呼吸系統的電子最終受體而參與其中，其本身則被還原成具有惡臭氣味的三甲胺。目前，氧化三甲胺還原酶已在許多海洋細菌、淡水池塘光合細菌及腸道細菌中發現［15］。

3）三甲胺單加氧酶催化三甲胺轉變成氧化三甲胺，是一種含核黃素的單加氧酶。人體內95％以上的三甲胺通過該酶的作用轉變成氧化三甲胺進而通過尿液排出體外，只有少于5％的三甲胺直接通過尿液排出體外［22］。由于三甲胺不能被肝臟代謝，當病人的三甲胺單加氧酶不能正常地將三甲胺轉化成氧化三甲胺時，三甲胺就會在體內蓄積。因此，病人汗液、尿液和呼出的氣體中都含有大量魚腥味的三甲胺，這種疾病被稱為三甲胺尿癥，俗稱魚腥綜合癥。與人體情況類似，新鮮、健康的魚體內不會存在過量的三甲胺，通過測定魚體內三甲胺的含量可以精確地判斷魚的新鮮程度和健康程度。

2．2參與氧化三甲胺轉化的相關酶類在魚類飼料中的潛在應用

由于氧化三甲胺和三甲胺在其風味上截然相反，因此，提高氧化三甲胺含量和減少三甲胺的含量都對提高魚肉的食用品質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已知的與氧化三甲胺轉化直接相關的酶有三種，其中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和氧化三甲胺還原酶使氧化三甲胺轉化為其衍生物，會使魚肉的食用品質降低，而三甲胺單加氧酶可以將三甲胺轉化為氧化三甲胺，因此可以提高魚肉的食用品質。根據這三種酶的特性，在不影響魚類生長的前提下，可以嘗試在飼料中添加相應的三甲胺單加氧酶來提高魚體中的氧化三甲胺的含量；同時，也可以通過開發一些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和氧化三甲胺還原酶的抑制劑作為飼料添加劑，通過抑制氧化三甲胺的轉化來提高魚體中氧化三甲胺的含量，從而提高魚肉的食用品質。

3氧化三甲胺的誘魚性能和促生長性能在魚飼料中的應用

Rorvik等［23］的研究表明，氧化三甲胺可以使虹鱒和大西洋鮭的腹脂率顯著降低。孫海香等［24］用行為觀察法和電生理方法研究氧化三甲胺溶液對羅非魚的誘食反應，結果表明，氧化三甲胺對羅非魚有強烈的神經興奮作用，羅非魚對氧化三甲胺的反應圖形為典型的嗅電圖（EOG）圖像，并且對不同濃度的刺激液的EOG反應波形均相似，僅振幅值隨刺激液濃度的增加而上升；迷宮實驗進一步表明氧化三甲胺對羅非魚的興奮作用表現為誘食效應，試驗組與對照組集魚數差異顯著，表明氧化三甲胺對羅非魚具有強烈的誘食作用；隨著氧化三甲胺濃度的增加，氧化三甲胺對羅非魚的誘食作用加強，質量濃度4、6和8 g/L時的集魚數差異不顯著。黃峰等［25］的研究表明，在配合飼料中添加50～200 mg／kg氧化三甲胺對羅非魚有明顯的促生長作用，飼料效率和蛋白質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在南美白對蝦飼養方面氧化三甲胺也表現出優秀的誘食效果［26］。孫海香等［27］認為氧化三甲胺的誘食作用可能與氧化三甲胺具有特殊的鮮味和爽口的甜味有關。另外，由于氧化三甲胺可以誘導有絲分裂開始和四倍體產生，而細胞的增殖是由有絲分裂開始的，推測氧化三甲胺可能通過促進肌肉細胞的增殖來促進肌肉組織的生長［28］。因此，氧化三甲胺可以作為一種飼料添加劑來改善魚飼料的品質。

除了直接添加氧化三甲胺作為飼料添加劑外，食物前體成分分析結果表明，投喂膽堿后，羅非魚腸道微生物可以使膽堿轉變成三甲胺，三甲胺在羅非魚肝臟和腎臟三甲胺單加氧酶的作用下轉變成氧化三甲胺，因此，羅非魚可以借助腸道微生物和內臟器官中的三甲胺單加氧酶的作用將膽堿轉變成氧化三甲胺［29］。對于健康魚群，投喂含有膽堿或磷脂酰膽堿的動物蛋白飼料或大豆蛋白飼料，可以間接地提高魚體內氧化三甲胺的含量，從而提高魚產品的鮮味。

4氧化三甲胺在監測飼料品質中的應用

魚體內天然氧化三甲胺含量越高魚越新鮮，魚死亡后或受到微生物污染后，其體內氧化三甲胺脫甲基酶及氧化三甲胺還原酶會迅速啟動和強化，造成魚體內或魚產品中的三甲胺或二甲胺含量迅速提高。通過檢測三甲胺的含量可以正確預測魚或魚粉及相關飼料的新鮮程度。三甲胺含量新鮮程度判定指標［30］為：新鮮，0～1 mg／100 g；腐敗初期，1～5 mg／100 g；腐敗，≥6 mg／100 g。這比傳統評定魚新鮮程度的K值評價方法更具體，更簡單有效。長期以來，魚粉及相關飼料的摻假、造假現象已經讓人們無法忍受，但是又無可奈何。事實上，魚粉及相關飼料的摻假、造假現象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使用腐敗劣化的魚生產魚粉及相關飼料同樣影響飼養效果，相應的畜牧水產產品同樣存在潛在的安全隱患。通過檢測氧化三甲胺及其相應脂肪族胺衍生物的含量，可以有效地改進和提升現有魚粉及相關飼料的質量。

5展望

氧化三甲胺是魚的天然組分，是魚的鮮味劑，但是氧化三甲胺很容易轉化為三甲胺、二甲胺、甲胺等脂肪族胺衍生物，則是魚腐臭的主要成分。氧化三甲胺、三甲胺、二甲胺、甲胺等脂肪族胺衍生物的產生是受到酶促調控的，因此，研究氧化三甲胺及相關衍生物的性能、代謝變化及相關酶的性能，可以為利用氧化三甲胺的誘食效果提高魚飼料產品的飼料利用效率、監控魚粉及相關飼料質量開辟新途徑，從而促進和拓展魚飼料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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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幸福指數；生態足跡；資源效率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9)03-0129-07

2006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NEF-New Economy Foundation)與另一個名為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的組織，首次了“幸福星球指數”(HPI-Happy Planet Index)，對全球178個國家與地區進行了排名(省略／index.htm)。這個指數后，在世界(包括我國)有較大影響，但國內的一些介紹不夠準確、全面，有些是誤解了這個指數，從而推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這個指數如果意譯，筆者意見認為可以(更準確說是應該)譯為“幸福的資源效率指數”，因為它的全稱是，幸福星球指數：一種人類福利和環境沖擊的指數(The Happy Planet Index：an index of human well-being and enviromental impact)。

本文試圖全面系統地介紹HPI的計算公式、構成變量、數據來源、處理方法、理論內涵及其政策指向。

1　HPI的計算公式、構成變量、數據來源

1.1 HPI計算公式與構成變量

指數由三個指標計算得出，這三個指標分別是，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人均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以及生態消耗(ecological footprint，也有直譯為“生態腳印”或“生態足跡”。指該經濟體的資源耗費量。本文中統一用“生態足跡”)。

1.2　HPI的數據來源

生活滿意度表示個人對生活滿意的整體估計。其數據來源主要是世界幸福數據庫(The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這是荷蘭社會學家Ruut Veenhover主持的一個研究世界幸福相關課題的數據庫。其中的很多數據又主要是來自美國密西根大學的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s，請參見hup://nds.umdl.umich.edu/w/wevs/wevs.htm中的WORLD VALUES SURVEYS和EUROPEAN VALUES SURVEYS，1981―1984，1990―1993 and 1995―1997)，也有一部分數據是來自地區性的特別調查，如Latin barometer survey(2004)，Afro barometer survey(Bratton，M，Logan，C.Cho，w and Bauer，P，2004)，以及世界健康調查(World Health Survey)等。有些國家或地區，或沒有直接的調查數據，或者直接數據不能用，則只能在相關的客觀指標的基礎上，建立數據回歸模型估計其生活滿意度。

“世界價值調查”源于1981年在歐洲14個國家所進行的“歐洲價值觀調查”。隨后分別于1990―1991年、1995―1996年和2000―2001年，進行了三次世界范圍內的調查。這四次調查覆蓋世界六大洲65個國家和地區，涉及80％左右的世界人口。至今為止，以世界價值調查的數據為依據所展開的研究，已、出版專著達300多篇(部)，使用文字有16種之多。

為了能夠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進行對比和推論，“世界價值調查”采取統一的概率抽樣方法，使用同樣一份問卷，以本國語言利用面訪方式采集數據。比如1990年的中國樣本，首先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對各個省市地區進行分類，然后隨機抽取幾個省市，在被選中的省市中隨機抽取大約20個左右的樣本點，每個樣本點對5個個人進行問卷調查。而這些被調查人又按照城鄉分布、性別、年齡、職業和教育進行配額，其中包括10％的沒有文化的人口。

關于生活滿意度的問題，最簡單的提問法是“考慮到所有的事情，這段時間你的生活滿意度是多少?”以1表示最不滿意，10表示最滿意，依次對1―10的數值(共10個層級)進行選擇。HPI指數在利用“世界價值調查”的這個指數時，進行了修正。同樣的問題，把選項分成了十一項，以0表示最不滿意，10表示最滿意，得到以0―11共11個層級表示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活滿意度數值。

各個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數據，來自于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該指標基本上被認為是衡量福利的黃金標準，因為生命預期依賴于很多因素，而這些因素都直接的與物質條件相關，如保健、醫療等。因而，預期壽命也是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的重要組成要素。

荷蘭社會學家Ruut Veenhover把生活滿意度和預期壽命結合起來，創立了幸福年(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表示“一個國家特定時間人們生活得長久和幸福的程度”。他認為這個指標是“最終產出的衡量”，因為這個指標將“顯然的和假定的生活質量”聯系起來了。計算公式為：

幸福星球指數的第三個構成變量是生態足跡。這個概念是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liam E.Rees和Mathis Wackemagel等提出的，它通過測定現今人類為了維持自身生存，而使用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量，來評估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表現在當前消費水平、技術發展、資源效率的情況下，支持一定人口所需的土地面積。以gha(global hectares)為計量單位。

生態足跡的主要構成因素，包括用于種植糧食、樹木、以及生物燃料的土地；用于漁業發展所需的海域面積；最重要的是用于種植那些用來吸收和隔離由石化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植物的面積。生態足跡的數據，主要來源于The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省略)，該網站提供了144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HPI指數比較中其

余34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則是根據各種相關變量做出的估計。估計時，主要使用的是包括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城市化水平和地理位置等指標，建立這些變量的回歸模型。

2　HPI的數據處理方法

根據公式直接計算雖然簡單，但由于變量之間存在權重的不平衡，生態足跡的微小變動就會導致HPI巨大變動，比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生態足跡可以達到9.9 gha，而海地的生態足跡是0.5 gha，差距將近20倍。另一方面，在幸福年上也有巨大差距，比如剛果的幸福年是12，瑞士的幸福年是66，其差距約為5.5倍。

按照原始數據計算，生態足跡的影響占了主導作用，有些國家很高的生活滿意度，但HPI卻很低，這與一般人的真實感覺是相反的。為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需要把數據做標準化處理。通過處理，使HPI各構成變量的權重有所調整。

計算HLY指數和生態足跡指數。這個方法和聯合國計算人類發展指數的方法一樣。設定一個最大值和最小值，生態足跡指數，最大值15為1，最小值0為0；

生活滿意度，最大值最小值依問卷而定，調整為最大值10，最小值0；

預期壽命指數，依照人類發展指數給定，最大值85歲為1，最小值25歲為0；

幸福年指數，最大值1，最小值0。

各自的計算公式：

生態足跡指數：生態足跡/15

預期壽命指數=預期壽命-25/85-25

幸福年指數＝生活滿意度*預期壽命指數/10

請注意，預期壽命指數與預期壽命的差別，幸福年指數(HLY index)與幸福年(HLY)的差別。根據指數的規定，如果生活滿意度0，預期壽命25，則幸福年指數為0；如果生活滿意度10，預期壽命85，則幸福年指數為1(省略)。

進一步的問題，是因為幸福年和生態足跡兩個指數的平均值差別較大(mean HLYindex=0.48，meanfootprintindex=0.17。標準差都是約0.14，在0-1范圍內)，這掩蓋了兩個指數同一百分點變化的真實含義。為了調整這種情況，研究者在生態足跡指數中加上一個小的常數，從而使其變異系數(cV=S／EX100％)與幸福年指數相符。這個常量值也能保證兩個指數的變異系數與來自103個國家的直接數據相匹配。至于那些數據不全或是通過估計而得到數據的經濟體，如果也加入計算，那么這個常數就要做微小的改動。但在實際上仍然采用的是前一個常數，因為它是根據第一手資料得來，而且計算得到的兩個常數相差并不大，對于實際排名影響并不大。

由幸福年指數除以調整后的生態足跡指數，所得到數據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了幸福年指數與生態足跡指數之間，合理的相關性(r=0.64)。以反映生態足跡較大的經濟體，其幸福年的值也比較大。

把上述的數值再乘上一個常數，從而得到最后的結果，使之介于0-100。這個常數確保當生活滿意度為10，預期壽命為85歲，生態足跡為1.8gha的情況下，HPI為100。

因為預期壽命指標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大家也比較熟悉；生活滿意度指標也很簡單，這兩個指標就不詳談。下面對“生態足跡”指標，再多一點細節描述。

3　生態足跡概念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科學家們就一直在努力發展并改進一些，旨在測度人類對地球生態系統所產生的壓力的方法，以量化人類對資源的利用效率。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后，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便成為國際上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出現了各種新觀點、新方法。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生態足跡”，它通過測定現今人類為了維持自身生存而使用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量，來評估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關于生態足跡的概念，William E.Rees曾將其形象地比喻為“一只負載著人類與人類所創造的城市、工廠……的巨腳，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腳印。”他定義生態足跡，是指能夠持續地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的、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從具體的生物物理量角度，研究自然資本消費的空間。Wackernagel的定義是：生態足跡，是一種可以將全球關于人口、收入、資源應用和資源有效性，匯總為一個簡單、通用的進行國家間比較的便利手段――一種賬戶工具。

生態足跡的計算主要基于以下兩個事實，也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

人類能夠估計自身消費的大多數資源、能源及其所產生的廢棄物數量；

這些資源和廢棄物流，能折算成生產和消納這些資源和廢棄物流的生態生產性面積。因此，任何特定人口(從單一個人到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人口)的生態足跡，就是其占用的，用于生產所消費的資源與服務，以及利用現有技術消化其所產生的廢棄物的生物生產土地或海洋的總面積。

4　生態足跡指數的計算

4.1生物生產面積類型及其均衡化處理

在生態足跡指數計算中，各種資源和能源消費項目被折算為耕地、草場、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土地和海洋(水域)等6種生物生產面積類型。

耕地是最有生產力的土地面積類型，它提供了人類所利用的大部分生物量。草場的生產能力比耕地要低得多，而從植物轉化為動物生物量使人類損失了大約10％的生物量。由于人類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全世界除了一些不能接近的熱帶叢林外，現有林地的生物量生產能力大多較低。化石能源土地是人類應該留出用于吸收二氧化碳的土地，但事實上目前人類并未留出這類土地。出于生態經濟研究的謹慎性考慮，在生態足跡的需求計算中，考慮了吸收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積。由于人類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壤上，因此建筑用地面積的增加，意味著生物生產量的損失。海洋生物生產量的95％以上，主要集中在約占全球海洋面積8％的海岸帶，并且目前海洋的生物生產量已接近最大。

由于6類生物生產面積的生態生產力不同，要將這些具有不同生態生產力的生產面積，轉化為具有相同生態生產力的面積，以加總計算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需要對計算得到的各類生物生產面積乘于一個均衡因子。某類生物生產面積的均衡因子，等于全球該類生物生產面積的平均生態生產力，除全球所有各類生物生產面積的平均生態生產力。均衡處理后的6類生態系統的面積，即為全球平均生態生產力的，可以相加的世界平均生物生產面積(生態足跡)。

4.2各種消費項目的人均生態足跡分量

人均生態足跡分量公式：

ai=Ci／Yi=(pi+li-ei)／(yi*Ⅳ)

i-消費項目的類型；ai-第i種消費項目折算的人均占有的生物生產面積(以人均公頃表示)；ci-第i種消費項目的人均消費量；yi-生物生產土地生產第i種消費項目的年(世界)平均產量；pi-第i種消費項目的年生產量；li-第i種消費項目年進口量；ei-第i種消費項目的年出口量；N-人口數。

在計算煤、焦炭、原油、汽油、柴油和電力等能源消費

項目的生態足跡時，將這些能源消費轉化為化石能源土地面積。將化石能源的利用轉化為相應的土地面積，也就是估計以化石能源消費同樣的速率，來生產自然資源所需要的土地面積。Wackemagel等確定的煤、石油、天然氣和水電的全球平均土地產出率，分別為55、71、93、1000 J／年hm2。據此可以將能源消費所消耗的能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積。

4.3生態足跡

人均生態足跡：

4.4生物承載力(生態足跡供給)

人均生物承載力：

ec=aj*rj*yj(j=1，2，3…6)

ec-人均生物承載力(人均生態足跡供給)；aj-人均生物生產面積；rj-均衡因子；rj-產量因子。

區域生物承載力：

EC=n*(ec)

EC-區域生物承載力；N-入口數

在生物承載力(Biocapacity)，即生態足跡供給的計算中，由于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稟賦不同，不僅單位面積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水域)等的生態能力差異很大，而且單位面積同類型生物生產面積的生態生產力差異也很大。因此，不同國家和地區同類生物生產土地的實際面積是不能進行直接對比的，需要對不同類型的面積進行調整。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物生產面積，所代表的局部地區產量與世界平均產量的差異，可用“產量因子”(yield factor)表示。某個國家或地區某類土地的產量因子，是其平均生產力與世界同類土地的平均生產力的比率，如耕地面積的產量因子取為1.66，表明耕地的生物產出率是世界耕地平均產出水平的1.66倍。將現有的耕地、牧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等物理空間的面積，乘于相應的均衡因子和當地的產量因子，就可以得到世界平均生態空間面積――生物承載力。同時出于謹慎性考慮，在生態承載力計算時，應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

4.5生態赤字與生態盈余

對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如果生態足跡大于生態承載力，形成生態赤字，是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如果生態足跡小于生態承載力，則形成生態贏余，這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觀察研究對象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差距，以反映可持續發展狀態，是生態足跡模型最直接的應用。

5　生態足跡模型的應用

生態足跡評價方法，已應用于各種規模的經濟體。從全球到國家、地區、城市、企業、社區、家庭、個人，經濟活動的各個層次、各級水平。此外，還用來進行技術比較，應用到從養魚到種植西紅柿等各個方面。同時隨著運用越來越廣泛，其計算方法也有了很大改進。

5.1區域生態足跡研究

5.1.1全球尺度生態足跡

生態足跡模型在全球尺度的應用，始于1997年Wackernagel等人受The Earth Council的委托和資助所提交的報告《各國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ations)。在計算52個國家和地區生態足跡的基礎上，報告指出，就全球而言，1.7 hm2是人均生態足跡的閾值，在不降低生態環境質量的前提下，保持現有的人口增長速度，全球人均生態足跡將在30年左右的時間內下降到1.0 hm2。而當時已有43個國家或地區出現了生態赤字。

2002年Waekemagel等人利用最新數據，更新了全球生態足跡的計算結果。與上次計算相比，這一次的計算幾乎涵蓋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研究結果顯示1999年全球人均生態足跡為5.6 hm2，而生態承載力僅為4.7 hm2。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地球承載力的20％，許多國家或地區處于嚴重的生態赤字狀態。

同年Wackernagel等人與The UNEP World ConservationMonitoring Centre合作，進行了全球生態足跡時間序列和預測研究。1961―1999年全球平均生態足跡的變化表明，在接近四十年的時間內，全球平均生態足跡增長了近80％，與此同時，表征全球自然生態系統狀態的生存環境指標(The living planet index)在1970―2000年間下降了37％。

5.1.2地區尺度生態足跡

地區尺度的生態足跡研究報告，主要有《國家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賬戶2005版》、《生命行星報告2002》、《生命行星報告2004》、《歐洲生態足跡報告2005》和《亞太地區生態足跡與自然財富報告2005》等。其中Global Footprint Network在《國家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帳戶2005版》中，把全球按照收入和地區分類，計算了不同分組的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

按收入分類，2002年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生態足跡，分別為6.4、1.9和0.8 gha，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生態足跡分別大于其生物承載力3和0.1 gha，出現生態赤字，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態足跡少于其生物承載力0.2gha，出現生態盈余，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

按地區分類，2002年北美、歐盟25國及瑞士、中東及中亞、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非洲等5個地區，生態赤字分別為-3.7、-2.4、-1.1、-0.6和-0.2 gha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和其它歐洲國家2個地區生態盈余分別是3.6和1.2 gha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

5.1.3國家尺度生態足跡

《國家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賬戶2005版》，對全球100萬人口以上的150個國家和地區，2002年的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都進行了計算。2002年，生態足跡最大的前3位國家依次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美國和加拿大，分別是10.5、9.7和7.5 gha；生態赤字最大的前3位的國家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科威特和美國，生態赤字分別是9.6、7.0和4.9 gha。這說明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科威特等石油輸出國，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的高消費和提前消費的過度消費模式，是建立在轉移消費別國生物承載力和自然資源存量的基礎上的，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

國內有學者對我國1999年的生態足跡和生物承載力，進行了計算，其主要結論為：就全球的平均生產能力來看，1999年中國生態足跡為1.326 gha，而生物承載力為0.681 gha，生態赤字為0.645 gha，中國的生態足跡已經超出其生態承載力94％。與世界1997年婦的生物承載力(已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相比，中國的生態足跡占全球生態承載力的66％。1999年中國的生物承載力僅相當于其足跡的51％。從資源利用的角度來看，能源用地占整個足跡的48％，生態足跡分析中的能源用地代表了在可持續方式下支持當前的能源消費所需要的土地面積，反映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工業的生產已經占據較高的比例。

5.1.4地方尺度生態足跡

生態足跡指標的比較，也適合用于小于國家尺度的地

方之間的可持續發展狀況的評估。近年來，借用生態足跡的理論假設和模型，對地方生態足跡的應用研究也得到較快發展。前幾年，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級行政區和城市。近年來逐步發展到省級行政區、城市、縣域，甚至到鄉鎮的各級行政區。

5.2時間序列生態足跡

最初的生態足跡分析方法，是一種基于靜態指標的分析方法，假定人口、技術、物質消費水平都是不變的，因此得出的結論也只是瞬時性的，無法反映未來趨勢。近年來的研究則試圖通過計算各指標的時間序列值，來追蹤各個時點的可持續程度，揭示經濟發展和生態壓力之間的關系。時間序列計算與分析，將可以更好地體現不同區域生態足跡的變化過程。從而彌補了靜態性指標的缺憾。

迄今為止，研究時間序列最長的屬lEar-Heinz Erb在2004年基于實際土地需求方法開展的，1926―2000年奧地利生態足跡變化評價研究(請參見省略／locate／landusepol中Erb，K.H.的Actual land demand of Austria1926―2000：A variation ecologicalfootprint assessments)。早幾年，2001年，Hemult HaberlLl5 3主持的研究小組，對奧地利1926―1995年長達70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動態分析。荷蘭學者Van Vuuren等分別選取了1980、1987和1994年為研究時段，對貝寧、不丹、哥斯達尼加和荷蘭的生態足跡進行了比較研究。

5.3產業生態足跡

生態足跡分析除可用于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外，還可單獨用于測度某一項或幾項消費與對應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的關系，進而評估該項或幾項消費的可持續性。這可稱為產業生態足跡研究。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能源、旅游、種養殖業、交通、貿易、大學等。

旅游生態足跡，主要研究旅游的生態消費及結構特征。研究內容包括旅游交通、住宿、餐飲、購物、娛樂和游覽等方面。研究表明，旅游生態足跡的區際轉移，導致旅游生態責任的區際轉移與生態影響的區際擴散，旅游業發展具有全球性生態影響的特征。

生態足跡模型運用到旅游業可持續度量，2002年德國學者Stefan等以非洲的塞舌爾群島為例，應用生態足跡研究方法評價了塞舌爾休閑旅游業的可持續性問題。游客的跨區域流動加速了旅游目的地與外界能流、物流的交換。旅游目的地往往通過大量占用外界的生物生產性土地以滿足游客的需求，因此，盡管旅游業收入能夠促進當地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進行，但是總體而言，旅游業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產業。此外，交通是各旅游活動要素中對生態系統影響最大的一項。因此在交通工具中應用節能裝置、技術及使用可再生能源，能夠有效降低旅游生態足跡。

在種植、養殖業生態足跡研究方面，瑞典學者從養殖場、單一地方近岸海域、包括多個地方近岸海域的地區近岸海域和包括多個地區近岸海域的國際海域，共4個尺度對波羅地海海水養魚對環境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環境評價中也可以應用生態足跡模型。生態足跡指標反映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程度，因此可以作為環境評價的有用工具。Barrett J等曾嘗試研究公司經營活動"的生態足跡(請參見corporate，env，strategy，tom中的The ecological footprint：a metric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5.4計算方法的改進

生態足跡的現有計算方法有綜合法、成分法和投入產出法等。

其中綜合法由Wackernagel博士等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適用于全球、國家和區域層次的生態足跡研究，即自上而下利用國家級的數據進行分析。該方法主要提供了在不同的國家級層面間，進行生態可持續的比較。綜合法需要許多整體性資料，尤其是有關進出口的資料，利用EXCEL格式數據表進行計算。

成分法在綜合法之后，由Simmons等學者于1998年提出。適用于城鎮、村莊、學校、公司、個人或單項活動的生態足跡研究，即自下而上利用當地數據進行歸納。經過Lewis和Barett的進一步改善，目前在歐洲該方法已經比較流行。Simmons和他的合作者，運用成分法模型研究了格恩西島(Guernsey)的生態足跡。2002年，Barett和John等應用成分法模型，研究了利物浦的生態足跡。更多的運用成分法計算生態足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個別產業的足跡衡量方面，如汽車業的生態足跡等。

計算生態足跡的投入產出法，由Bicknell等學者于1998年提出，并由臺北大學馮君君教授于2001年改進。近期，Wackernagel博士也參與了投入產出法的研究，并于2006年1月發表了研究成果。

6　HPI的理論內涵與政策指向

HPI指標反映了一個社會、國家或團體消耗每單位星球資源所帶來的平均幸福年。指數的目的，在于比較各國和地區將天然資源轉化為人民的生活幸福與壽命的效率。

根據幸福星球指數的結果，把每個變量按照大小表示成紅黃綠三種顏色，好像是交通的紅黃綠三顏色，所以這種表示方法被形象地稱作交通燈表。生態足跡較大的，用更深的血紅色表示。從圖中可以很直接看出每個國家和地區的HPI情況，其中生活滿意度分別以5.5和6.7為界，分為最低、中等、最高三個級別；預期壽命的類別以60歲和75歲為分界點；生態足跡則這樣計算，2003年整個地球生產性土地面積為112億hm2，2003年世界總人口為63億，人均生態足跡112／63=1.8gha(每1.8的足跡代表地球的一個生存空間)。

以這種表示方法觀察178個國家和地區，如圖l右邊數字所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完全綠色的，淡綠色的也只有19個。這告訴我們，以一種生態上的高效率，取得高水平的福利，對人類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另外，把幸福星球指數和其它的反映人類福利的指標比較，也可以得到很多結論。除去一些特殊的國家或地區，HPI和GDP之間呈現出這樣的關系：以人均51300美元(相當于每天14美元)為界限，之前，HPI隨GDP的增長而增長；之后，HPI隨GDP的增長而下降。

以聯合國的I-IDI(人類發展指數)，分為低、中、高三種發展水平，HPI和HDI兩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較為典型的倒u形。被聯合國界定為HDI中等水平的國家和地區，HPI最高(除去南非等國家)。其中生活滿意度是主要變化因素，從實際中發現，那些中低水平收入的國家最幸福。被聯合國界定為HDI低水平的國家和地區，HPI較低，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生活滿意度和預期壽命都低，解釋了HPI近90％的變化，而GDP的微小變化都會導致生活滿意度和預期壽命的巨大變動。被聯合國界定為HDI高水平的國家和地區，HPI也較低，因為它們生活滿意度和預期壽命或者相對穩定，或者變化很小，而生態足跡隨GDP的變化而變化較大，解釋了HPI近50％的下降趨勢。

篇10

一、導言

作為社會學的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海洋社會學近年來展現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開始較為頻繁地活躍于社會學的學術舞臺上。海洋社會學在學科分類上屬于應用社會學，這門學科是應用一般社會學理論、范疇、方法等對海洋社會的人類行為及社會關系進行分析、研究。海洋社會學雖然有自己的理論框架，但和理論社會學相比，它沒有自己完全獨立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而是沿用理論社會學的基本理論、范疇和方法，針對自己獨特領域進行研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海洋社會學取得了較為積極的學術進展，展現出了新興的朝陽學科特征，開始進入到主流社會學的視野中。正如學術界所指出的：“在新興的分支社會學中，海洋社會學理論研究勢頭迅猛、方興未艾”。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與其他分支社會學不同，海洋社會學并不是由西方引進過來，在西方社會學界也找不到有關這一學科內涵、研究對象及其理論的闡述。相反，它是由我國學者首先提出，并經由本土社會學者的建構而展現出學術生命力。在某種程度上，在當前“西方壓倒東風”的東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這也給本土海洋社會學研究的“學術自信”構成了挑戰。雖然西方社會學并未系統地倡導和研究海洋社會學，但是，臨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斯密斯（EstellieM．Smith）關于海洋人類學（MaritimeAnthropology）的研究、［社會學家弗羅伊登伯格（WilliamR．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Gramling）關于近海開發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有關于此，筆者將在后續部分展開。此外，諸如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學設有海洋人類學研究領域，阿斯瓦尼（ShankarAswani）等人類學家設有海洋人類學研究方向。筆者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刻意與西方社會學和人類學有關海洋問題的研究接軌，但開展有針對性的學術對話意義重大。目前，海洋社會學還屬于初創階段。在學科初創階段，海洋社會學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學科邊界和學科體系模糊不清，學科內在的邏輯體系有待梳理。比如，關于漁村和漁民問題的研究，海洋社會學與農村社會學難分彼此；關于海洋環境問題的研究，海洋社會學與環境社會學亦不可分割。雖然說，在現代社會，學科交叉現象廣泛存在，社會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對于一個剛剛興起的學科發展而言，如果學科邊界過于模糊，將是困擾學科發展的難題。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會學的對話機制。海洋社會學仍然游離于傳統社會學和主流社會學的邊緣地帶，也未能與主流社會學構成真正的學術對話。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獻而言，海洋社會學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幾所海洋大學之中。換言之，在中國社會學界的學術話語體系中，海洋社會學尚未“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第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海洋社會學學術成果鮮見。在主流或曰權威的社會學期刊，還沒有發現海洋社會學方面的主題文章。與此同時，從社會學視角寫作的海洋社會學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從學科發展角度而言，這些還不是制約海洋社會學學科發展的核心問題。制約海洋社會學發展的核心問題是研究中的學科范疇偏離和學科理論匱乏。這兩大問題不解決，不但海洋社會學的“顯學”地位無從談起，就是海洋社會學的學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將成為難題。而如果這兩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將有助于其它問題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重點闡述的是處于初創階段的海洋社會學學科發展及其合法化議題問題。在此基礎上上，筆者將梳理西方社會學有關海洋開發問題的相關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會學和主流社會學的對話平臺。最后，就其他若干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二、制約學科合法化的根本問題

經過最近幾年的發展，海洋社會學已經形成了庫恩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見習訓練中的共同因素結合一起，他們自認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標，也包括培養自己的接班人。這種共同體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內部交流比較充分，專業方面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同一共同體成員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樣的文獻，引出類似的教訓”。這對于新興學科的發展而言至關重要。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海洋社會學學科發展中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其中，學科范疇的偏離和學科理論的匱乏是影響學科合法化進程的根本問題。

（一）學科范疇“海洋社會學”一詞最早由歷史學家楊國楨提出。但在學科意義層面，楊國楨先生關于“海洋社會學”的闡述，是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會學”學科屬性。最早從社會學視角研究“海洋社會學”的文獻是龐玉珍的《海洋社會學：海洋問題的社會學闡釋》一文。她指出，海洋社會學以人類的社會行為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海洋與社會的相互關系能否成為一種互動關系，是海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能否成立的基礎。海洋世紀使海洋與人類處于一種互動關系中，因此，改變了人類與海洋的關系，使海洋具有了顯著的社會特征。隨后，學術界展開了很多的理論爭辯，其聚焦點是海洋社會學的學科內涵、學科體系、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以及理論建構。但是，直到現在，海洋社會學尚未成為社會學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分支學科，也未能與主流社會學形成學術對話。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會學學術成果的參差不齊應當對此負有主要責任。具體而言，問題存在于兩個方面。首先，具有社會學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據多數，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獻而言，海洋社會學著述主要集中在幾所海洋大學，海洋社會學的科學共同體是由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組成的，其中的社會學者數量比較有限。其次，缺少社會學的理論范式，甚至陷入了“社會學味道不濃”的尷尬境地。不少文獻雖然冠以“海洋社會學”之名或者主題，但并不是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因而稱之為“海洋社會學”并不貼切。這種問題必然導致海洋社會學在社會學界難以獲得學術話語權。近年來，崔鳳從學科發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陳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呼吁加強學科意識。他指出，我們要強調海洋社會學的應用社會學的特性，強調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對人類海洋實踐活動進行描述與分析，這是海洋社會學發展的現實選擇。同時，海洋社會學要有明確的學科意識，必須體現社會學的學科特性。只有明確的學科屬性，海洋社會學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這樣，海洋社會學才可能融入主流社會學之中。這一呼吁的核心意義在于喚起科學共同體的學科意識。從某種意義而言，如果忽視了社會學的學科基礎與理論范式，姑且不論海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其社會影響，單就學科合法性而言，也將是嚴重的危機。明確學科范疇有兩個維度。一是科學共同體要明確學科意識，強化社會學基本原理的應用。海洋社會學者也在對學術圈內既有的學術觀點進行審視，并提出了真知灼見。比如，寧波關于“海洋社會”這一概念的建設性批判非常具有學術價值。二是海洋社會學需要主動加強與主流社會學的對話。海洋社會學研究不能限于幾所海洋大學，科學共同體可以“海洋開發”為平臺，就其中的前瞻性議題與主流社會學展開學術對話，這一問題將在第三部分予以具體闡述。

（二）學科理論海洋曾作為非領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構，是一個抵制“發展”而難以掌控的空間。而隨著海洋開發技術水平的進步，人類的涉海活動明顯增強，和海洋經濟學等其他海洋學科一樣，海洋社會學也是在這種宏觀背景下產生的。但是，海洋社會學至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范式?！昂Ｑ笫兰o”和“海洋社會”一度為科學共同體所津津樂道，但是，“海洋世紀”并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用語，更不是一個社會學的專業術語。“海洋社會”具有明確的社會學學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畢竟海洋社會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陸地，海洋社會還是陸地社會的一種延伸。而如果“海洋社會”難以構成，那么，“海洋社會管理”、“海洋社會控制”等次級命題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見，在核心的學科概念層次上，海洋社會學尚存在不確定因素。鑒于海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態勢，我們需要在三個層面進行方向性的轉向。首先，走出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會學主要停留于宏大敘事。現有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層面論述海洋社會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內容以及發展方向，等等。這對于剛剛興起、正處于建構中的一門學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會學僅僅停留于宏大敘事，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發展。就現有的文獻而言，近期的宏大敘事型的學術研究已經失去了早期的銳氣和創新力，已經鮮有創新性的學術觀點。因此，海洋社會學亟待走出宏大敘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論不是臆想，理論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驗研究的嚴重滯后。海洋社會學可以圍繞海洋開發展開深入的田野調查，形成扎實的研究報告和學術成果，進而建構海洋社會學的學科概念。當然，筆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會學的研究主題非常豐富，絕不僅僅是研究海洋開發。而是說，學科發展需要把握一些結構性的因素，在海洋社會學尚未成為“顯學”的背景下，通過“海洋開發”這樣的國家戰略性的重大前沿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獲得學術話語權。再次，走向理論歸納。海洋社會學應從“社會人假設”出發，圍繞人類海洋開發行為開展大力的經驗研究。但是，僅僅開展田野調查與個案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個案的累積也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問題的關鍵是在經驗研究中理解特定議題中的社會意義（socialmeaning），深刻地認識社會，并提煉出具有解釋力的學術概念與觀點。這些學術觀點與概念的演化、推理，則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就學科發展而言，我們也能從環境社會學這個新興學科的發展歷程中獲得可資比較的經驗借鑒。中國環境社會學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但是，其影響力已經呈現出日漸上升的趨勢，已經得到了主流社會學的廣泛認可。這不僅與我國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和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議題契合，更重要的是，環境社會學家圍繞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田野調查，并提煉出了具有較大解釋力的學術概念。海洋社會學在重視這一問題的同時，還需要選擇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視經驗研究中的“選點”，建立追蹤研究與回訪研究的基礎，為深入的理論研究奠定基礎。海洋社會學的理論建設需要“理論自覺”意識，需要增進學術自信。即：中國社會學需要的是對西方社會學的借鑒，并主要根據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實際，結合中國社會歷史悠久的豐富傳統學術資源，進行原創性的或有原創意義的理論創新，而不是在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籠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論研究或經驗研究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一個案列、一個驗證。特別是，西方話語體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社會。因此，海洋社會學的理論發展不能盲從西方的理論體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論范式，重點在于根據中國社會與區域文化的實際開展原創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的對話平

臺海洋開發戰略的實施為是海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時代契機。目前，研究影響海洋開發的因素以及海洋開發的后果已經在科學共同體內達成初步共識。但筆者需要強調的是，海洋社會學不同于海洋經濟學等其他學科，更不能包攬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開發的社會原因、社會過程與社會后果。同時，需要關注區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識等因素。海洋開發政策的底層考察、海洋開發中的生態破壞、低水平開發與石油泄漏問題值得海洋社會學的特別關注。原因有三。一是這些議題可以發揮社會學的學科特色與專業優勢，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開發政策及其實施績效。二是這些問題正在進入主流社會學和其它分支社會學的學科視野，為海洋社會學與之對話提供了共同的話語體系。比如，海洋環境惡化也是環境社會學關注的重要內容。第三，西方社會學家在此已經有前瞻性的學術研究，在此可以開展中西方社會與文化的比較研究。對西方海洋開發中經驗和教訓的研究也可以為中國的海洋開發的科學實施提供具有可資比較價值的借鑒。

（一）海洋開發的底層考察社會學的研究不同于經濟學等其他學科，更加重視“自下而上”的視角，特別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更需要“從下往上看”。正如斯科特所告誡的，忽視對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的洞察，那些旨在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往往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海洋開發固然是推動經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的引擎，但是正視海洋開發中的諸種問題并形成預防機制，對于保證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更為重要。就學術研究而言，海洋社會學需要走出“應然”的價值判斷，走向“實然”的事實調查與呈現，進而提出前瞻性的學術洞察。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海洋開發戰略的科學實施。盡管近海開發的歷史悠久，但這種活動的社會評價研究直到20世紀80年代前后才出現。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Brabant）指出，這種海洋開發活動所需要的大量勞動力遠遠超出了當地的供給能力，從而引發了大量的外來人口遷入活動，進而帶動了當地諸如如房屋、醫療、學校、公共救助機構事業的發展，提高當地的稅收，帶動經濟發展和新興都市的興起。所以，正常情況下特別是在官方的話語體系中，這樣的發展項目在推廣過程中應該會得到積極的支持。但是，弗羅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發現，在一個地區（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開發項目，在另一個地區（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區居民的強烈抵制。甚至，有關開發提案的項目聽證會都遭到了數以千計的社區居民的襲擊。這種反差具有深刻的社會機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環境意識的提高。特別是，1969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將海洋開發中的環境問題客觀地擺在了世人面前，影響了人們對類似項目的態度。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也已經顯現。比如，在海洋開發熱潮中，沿海城市大力發展濱海旅游，建設人工島，但不少項目因為缺少整體的規劃，忽視了當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眾參與，往往為當地居民所抵制，并引發社會沖突。比如，2011年1月，海南文昌擬在清瀾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300多畝的人工島，但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原來，填海會造成清瀾港航道變窄，給出入清瀾港的船只帶來一定的安全隱患，而當地漁民的船只都比較小，出入則會更加危險。同時，由于當地人口較為密集，人均耕地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魚和在海邊捕魚撈蝦來維持生計，如果在此處填海建起一座300多畝的人工島，勢必會影響當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讓村民擔心的，還是填?？赡軐е潞恿魅牒？谧冋?，水災時會加劇周邊村莊的受災情況。此外，村民還擔心填海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所以，在有數百名警察維持秩序的情況下，部分村民仍然越過警察設定的警戒線阻止施工，后來還砸壞了鎮政府轎車。單純官方話語體系下的“發展規劃”在此難產，社會沖突與失序也因此而產生。社會學的特長之一是學術批判，當然，這并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會風險，預防可能的社會沖突，降低社會成本，進而有助于維系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目前，我國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開發熱潮，這對經濟發展有重要價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的經濟開發也存在很多的隱憂。地方老百姓在海洋開發實施過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損群體的經濟與社會補償如何保障？部分村民為什么反對海洋開發？特別是，在已經有技術專家進行可行性論證的情況下，村民為什么還反對政府的海洋開發項目？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會和文化難題？整體上看，這樣的民間聲音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雖然中國社會的發育特征決定了難以爆發諸如前述美國加州那樣的反對情形，但是，一旦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將難以預料。最近幾年的已經在實踐層面說明了這個問題，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經說明了海洋開發中忽視底層民眾意見的嚴峻后果。通過對海洋開發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間考察與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門及時發現問題，未雨綢繆，建立健全相應的預警機制。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海洋開發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僅僅是技術專家和工程專家的思維，同樣需要社會學家參與到海洋開發項目的社會影響評價中。

（二）海洋開發中的生態破壞自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實施海洋開發”戰略部署以來，新一輪的海洋開發就開始如火如荼地開展。近年來，國務院頒布或批準通過了諸如《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等十多個規劃，江蘇、山東、浙江、遼寧等沿海省份的海洋開發紛紛上升為國家戰略。但是，隨著沿海開發強度的持續加大，對海岸帶及近海海洋生態系統造成巨大的壓力，全國海岸帶及近岸海域生態系統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區。其中，高脆弱區占全國岸線總長度的4．5％，中脆弱區占32．0％，輕脆弱區占46．7％，非脆弱區僅占16．8％。海洋開發活動是海洋生態環境壓力的主要來源。陸續獲批的沿海開發戰略將帶來新一輪的海洋和海岸帶開發熱潮，同時也會給業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態環境帶來新的壓力。海洋開發中的生態壓力表現為多個方面，其中，以下兩方面需要引起特別的重視。首先，重工業布局沿?；内厔菔置黠@，給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增加了新壓力。比如，《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提出的五個重點發展區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個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發展方向。從宏觀的時空視角而言，這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重化工產業的系統格局已經成型。由于重化工行業對“環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區。而沿江和沿湖地區的生態壓力已經很大，借助“海洋開發”這股春風，石油、鋼鐵等重化工產業紛紛向沿海集聚。即使這些重化工產業能全部達標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勢必給業已脆弱的海洋生態構成威脅。同時，那些在其它地方被關閉的重污染產業也往沿海轉移。由此，海洋的生態壓力和生態風險可見一斑。海洋社會學需要對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會機制、規律及其社會效應以及風險議題展開研究，為政府部門規避風險奠定基礎。第二，所有的海洋開發規劃均涉及海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問題，但各地區沿海發展規劃對海洋和海岸帶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有較大的差異。比如，《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重申了“加強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要求，但并沒有明確相應的規劃任務。再比如，《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關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僅僅再次強調了現有制度，但并沒有提出針對北部灣實際情況的具體措施。由此可見，暫且不論海洋開發戰略實施中的“文本法”與“實踐法”的分離，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應有的體現。這勢必給環保不達標項目的上馬以及企業違法排污行為提供制度漏洞，此時的環境保護恐已淪為“稻草人化”的境地。在這一議題中，海洋污染中所產生的受益圈（benefitzones）與受害圈（victimizedzones）的關系、人們遵守或者違反規范的行為的公開的或潛在的規律性的原則、受害群體的環境抗爭邏輯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國社會與區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會學家的深入研究。同時，這種研究也可架構海洋社會學與環境社會學等分支社會學交流的橋梁，將有助于推動海洋社會學的主流化進程。海洋開發戰略的實施目標不僅僅是海洋經濟發展。比如，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戰略定位中，除了建設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海洋產業集聚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區、國家海洋經濟改革開放先行區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設全國重要的海洋生態文明示范區。戰略目標的定位和目標的實現是兩個不同的維度。從長期發展角度而言，“藍色經濟區”只是中介，最終目標是建設藍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嚴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環境保護讓位于片面的經濟發展，那么，“藍色文明”可能并未實現，“黑色經濟區”已經形成。歸根結底，這里的核心議題還是如何協調海洋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三）低水平開發與“吉登斯悖論”在海岸帶的開發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術含量、自然資源有效開發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受損程度等方面，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與世界主要沿海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我國的海洋開發不但存在無序問題，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開發問題也十分突出。無論是在海洋專家的學術研究中還是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報告中，這些問題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視，但是，在實踐層面，低水平開發問題依然十分嚴峻。在運作邏輯層面，這與氣候變化中的“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頗為相似。“吉登斯悖論”是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氣候變化問題盡管是一個結果非常嚴重的問題，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對大多數人而言，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不管別人告訴我們威脅有多大，正視這些威脅總是很難的，因為它們讓人感覺不是太真實———同時，生活還得照舊下去，生活的一切快樂和壓力也得照舊下去。氣候變化的政治學必須處理我所說的‘吉登斯悖論’。它表明，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看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然而，坐等它們變得有形，變得嚴重，那時再去臨時抱佛腳，定然是太遲了。吉登斯指出，大多數公眾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只有少數人愿意因此徹底地改變自己的生活。在精英當中，氣候變化屈尊成了一種姿態政治———韜略聽起來宏偉壯闊，但內容空洞。在我們看來，“吉登斯悖論”適用于低水平開發問題，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關于低水平開發，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開發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體實施和操作，因此，高層的文件和規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實現初衷。其次，文本規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規）的重視與低水平開發的現實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關于提高海洋開發水平的工作也可謂文山會海，但實施過程中并不樂觀。歸根結底，這還是地方政府的認識停留在暫時的經濟效益層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認識論層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維，但對于大多數（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以及普通公眾）而言，其行為都具有短期化的趨向。十項全能建筑設計公司負責人克里斯托夫來博鰲參加北京奧運會游泳場館設計競標會時曾說：“海南不論怎么發展，都不要把這種和諧的自然風光破壞了。”他認為，發展一定要有計劃，不能無節制地開發。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訓。比如，在希臘，許多小島當初海水很藍、魚很多，但后來許多發展商到那里建別墅、建酒店，造成極大的污染和破壞，以至于現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們，重新恢復小島的自然風貌。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沒有喚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海洋開發已經踏上了“生產的跑步機”（thetread－millofproduction）上，過度開發、無序開發不但具有某種特定的社會結構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會形成慣性，短期內難以消除。海洋開發固然是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我們也要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沖動的發展模式及其后果的嚴峻性。

（四）海洋開發中的石油泄漏美國社會學家有關海洋開發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兩項研究議題，即近海石油開發（offshoreoilex－ploration）和近海天然氣開發。近海開發可追溯到1897年，1953年之后，海上能源開采活動拓展到了外大陸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近海開發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海洋開發中也有很多風險，比如，海上開采和海上運輸中的石油泄漏問題已經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過度的近海石油開發會引發海域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埃克森—瓦爾迪茲號（ExxonValdez）溢油事件為例，說明了海上溢油與海洋開發中的政治體系緊密相關。石油泄漏是海洋污染的超級殺手，據統計，每年通過各種途徑泄漏的海洋的石油和石油產品約占世界石油總產量的0．5％，其中，以油輪遇難造成的污染最為突出。石油泄漏不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會直接污染海域，威脅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時，受污染的海產品則會通過食物鏈影響到人的健康。2010年5月，美國墨西哥灣石油泄漏事件再次將海上采油與海上石油運輸的生態風險擺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對我國海洋石油運輸安全問題敲響了警鐘。近年來，中國海洋開發活動中的溢油事件時有發生。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溢油事件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生態破壞，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這一事件暴露了我國海洋溢油中的環評體制、應急處理機制、信息、相關法律的制定與執行等諸多層面的問題，也說明我們需要對既有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除了從管理角度分析石油泄漏的責任體系之外，還需要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經濟格局。作為社會學的分支學科，海洋社會學在此具有較大的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