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女性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他用公式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學者秦存強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

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

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

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縱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

（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

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

（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

（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三、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

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基于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

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

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

篇2

1.自然因素

地理氣候條件對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具有深遠的影響。生活在東北地區的朝鮮族，地處北半球中緯地帶，接近亞寒帶，冬季寒冷而漫長，所以朝鮮族服飾略有高寒地區的服飾特征。朝鮮族傳統女裝為長裙，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裙子能夠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并且里面穿著較厚的襯褲也不會影響外觀形態，在襯裙的支撐下，又能夠形成一定的空間，這種空間就形成了一層保暖層，起到一定的避寒保暖的作用。短衣長裙的結構設計不僅起到提升腰線的作用，而且膨大的下裙也給人一種視覺膨脹的效果。由于氣候因素，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飾在清洗時比較耗時費力，所以朝鮮族年輕女性一般在上衣斜襟處鑲上一條白布邊，這樣不僅能保持衣服干凈，便于清洗，同時加強了服裝的層次美感。

2.社會因素

（1）民族歷史對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款式的影響

朝鮮族傳統服裝是隨著民族遷徙、融合發展起來的。從服裝發展的歷程來看，上襦下裙的服飾是我國歷代婦女常服的主要形式，朝鮮族傳統女裝的款式也深受其影響。“襦裙”屬二部制形態。襦，交領右衽，衣身窄而合體，衣袖寬大。傳統女裝上衣吸收襦的精華，領型為交領右衽，呈現V字形態，從視覺上拉伸脖頸曲線，使上半身看起來纖細優雅。系帶形式代替紐扣作用，帶子逐漸變寬、變長，由最初僅具有實用性逐步轉化為兼具裝飾性與實用性。襦的袖子多為寬袖，最初朝鮮族傳統女裝的袖型也為寬袖，后來受勞動和蒙古族袖型的影響，在袖肘以下位置設計了比較寬大、圓順的弧線，但袖口收緊，使袖型呈現出一種特有的弧線。從上衣的長度來看，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逐步縮短了上衣的長度，提高了腰線，給人瘦高的感覺。裳是一種下寬上窄的服裝。朝鮮族傳統服裝吸收了其基本形式，裙子由整塊或多塊面料拼接而成，腰間有細褶，穿著時可搭配襯裙，使下部膨大，這樣增強了服裝整體的造型感，帶來較強的視覺沖擊力。在古代，朝鮮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服飾等級制度在朝鮮族服飾中也有所體現。朝鮮族女子在穿戴時講究禮節規范，這樣使朝鮮族傳統服飾也有了一套明確的服飾制度。如，婚前女子可穿著短款筒裙并搭配艷麗的色彩，但已婚的女子不得穿短裙。

（2）生產方式對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款式的影響

生產方式也影響著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的形成與發展。朝鮮族以種植水稻為主，這種源于水田勞動的“水田文化”也影響著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的款式造型。從款式上來看，上衣下裳的形制便于水田勞作。傳統服裝在滿足人體基本運動要求之外，也要考慮到人們需大量彎腰的水田勞作對服裝的要求。筒裙從腰部進行分割，配有豐富的細褶，為勞作提供了較大的活動空間。朝鮮族傳統女裝的袖型屬于連身袖，為了便于生產勞動，被設計為連身插角袖，而這一結構延續至今。女裝筒裙的長度也會影響到農業生產，一般筒裙作為禮服，下擺會很長，給人一種莊重之感；筒裙作為日常服飾，為了便于種植水稻以及操持家務，長度一般不會超過膝蓋。傳統服飾給人一種渾厚的體量感，伴隨著勞作和人體運動產生自然的曲線變化，達到一種虛實相生、動靜結合的美感。所以，這種“水田文化”既賦予了朝鮮族年輕女性傳統服裝以生命，也維持了傳統服飾的發展。

二、總結

篇3

[關鍵詞]王安憶 《長恨歌》 上海 王琦瑤

[中圖分類號]I2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09(2010)07-0043-02

在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王安憶和她于1995年問世的作品《長恨歌》是不得不被提及的兩顆璀璨明珠。當時女性文學普遍呈現作家多產,作品質量走低的態勢。如較之王安憶更年輕的一些被稱為“身體寫作”的女作家在現代都市大眾傳媒的吹捧中和以身體、性、欲望等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獨特商業賣點的刺激下,粗制濫造出一大批沒有內涵可言的文化垃圾。在女性文學面臨嚴峻挑戰之時,《長恨歌》以其鮮明的文化寓意,為當時萎靡的女性文學整體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女性文學的生機與活力。

《長恨歌》描寫了一個叫王琦瑤的女人的生命歷程。按照王安憶一貫的視角,故事很平淡,一個算得上普通的女人的一生,甚至缺少驚心動魄。正是在這樣的不急不緩、平心靜氣的娓娓道來中,我們可以看見《長恨歌》蘊含著的更深層的文化寓意――通過描寫上海的女性,完成作家對上海這個大都會的文化闡釋。

一

王安憶曾說過,“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①從這個角度來看,《長恨歌》實則借一個女人(王琦瑤)的一生,完成了對一個城市(上海)的書寫,王琦瑤的歷史就是整個上海的歷史。上海在《長恨歌》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空間境遇,而轉換成一個“大角色”,《長恨歌》的主角與其說是王琦瑤,不如說是上海,是王安憶所力圖演繹的一個存活在記憶和想象中的上海。

《長恨歌》開篇就大段大段地細繪上海的點點滴滴,而作為小說主人公的王琦瑤到了第一部的第二章才正式進入讀者的視野。王安憶試圖通過這種描述傳達出:沒有上海,沒有上海的弄堂、鴿子、選美、謠言,“王琦瑤們”是不可能存在的。“上海給了她們好舞臺,讓她們伸展身手。”②而寫王琦瑤的一筆一劃一字一句都是在寫上海:盡管王琦瑤穿著素淡的旗袍,以打針度日,嚴師母還是看出“這女人有些來歷。王琦瑤的一舉一動,一衣一食,都在告訴她隱情,這隱情是繁華場上的”。③沒有人能說上海是不繁華的,而這種繁華好像是專屬于上海女人的,也只有上海女人能將其演繹得淋漓盡致:歌是女人唱的,舞是女人跳的,旗袍店是為女人開的,公寓是為女人建的,連電影院若沒有女人的捧場,生意也是做不下去的。上海真正的魅力,就在于王琦瑤們的一言一語,衣飾鞋帽,一次次舞會,乃至流水一樣消逝的光影與愛情。此時,王琦瑤成了上海的背景,而前臺演繹著的正是十里洋場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

二

事實上,王琦瑤的性格都是上海化的,只有上海才能養育出這樣性格的女性。上海自近代以來一直作為半殖民地城市,以一種忍辱負重的姿態存在,但是,上海既沒有做不光彩的退讓,也沒有很強硬地抵抗,而是默默地等待,暗自準備,不放過任何發展和崛起的機會。上海是這樣,上海女人也是這樣。王安憶曾說過:上海女人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④王琦瑤又何嘗不是:等待,從不出手,最危急的時刻,也不動聲色。這種性格延伸到她生命的結束,女主人公四十年的繁華夢,繁華散盡,夢醒時分,她的命運戛然而止,甚至沒有象征性的反抗。王安憶甚至在安排女主人公生命的終結時,也不忘給她的性格做一個強有力的特寫。她這是在重申:看,這就是上海女人的性格,這就是上海的性格。

小說主人公王琦瑤的整個生命與婚姻無緣。在王安憶的書寫中,幾乎沒有提及王琦瑤對婚姻的看法與渴望。這再一次印證了王安憶以女性反映城市的目的。家庭的涵容量顯然不夠王安憶筆下的女性大展拳腳,只有城市能提供給她們一個廣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正因為如此,王琦瑤從一開始就擺脫了家庭,直接走上了社會。沒有家庭的羈絆,王琦瑤的青春和美貌快速地進入流通并得到認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果一個大都會連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都接受不了,難以包容,那么它實在不算是合格的。在這里,作者又徹底地表現出上海的開放性。“對于一個大都市來說,‘養在深閨人未識’是一種傳統資源的浪費,社會化大都市的運作方式,就是要使一切都公開化地進入流通。”⑤

三

不可否認,王安憶描寫上海具有巨大的優勢。她并非出生在上海,在青少年時代有過長期離開上海下放的經歷,后來又回到上海。這出出入入之間,使王安憶在感受上海時,兼備“旁觀者”和“當局者”的雙重身份,所以將上海繁華背后的冷靜,風光背后的平凡,世俗的把戲軌跡看得透、寫得生動;又因為在性別身份上的獨特,使她在書寫及表現女性時,是恰到好處的。這兩個最主要的因素,注定作家對城市以及女性的獨特的視角與闡述,也注定了《長恨歌》在表達城市―女性二元文化寓意上的巨大成功。

[注 釋]

①②④王安憶:《上海女性》,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安憶:《長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⑤溫儒敏、趙祖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參考文獻]

[1]王安憶長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王安憶獨語[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

篇4

論文摘要：《人樹》是澳大利亞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懷特文學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作品。小說中女主人公艾米·帕克的形象歷來備受爭議。從異化角度入手，分析了艾米對丈夫和兒子強烈的占有欲，揭示艾米失去自我，心靈扭曲以致最終難逃被異化的厄運。

帕特里克·懷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亞文壇的執牛耳者，也是澳洲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的《人樹》被評論界認為是懷特文學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作品。評論界對《人樹》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題分析或寫作技巧上，還鮮有人從異化的角度對《人樹》中的人物性格，尤其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米的形象進行深人的挖掘。而本文正是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異化可以說是西方文學中一個由來已久的重要主題，尤其到了現代主義作家那里，這一主題得到全面的拓展和深化。異化是指在異己力量的作用下，人喪失了自我的本質，喪失了主體性和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精神創傷和心理變態。其結果便是人喪失了理性的，，意志的能力，成為某種不可知的力量的受害者。艾米是((人樹》中性格近乎扭曲，有著嚴重變態心理的一個重要人物。一個被異化的人的自我喪失，失卻精神自由，人格趨于分裂等特征在她身上表露無遺。艾米“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豐富性的積極承擔者來體驗自己”，而覺得自己是依賴于自己之外的某種力量。于是，她對所依賴的某種力量產生極強的依賴性和占有欲，迷失自我，成為一個與自我相異化的人。

艾米對丈夫斯坦懷有強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結婚之前，“她還沒有愛過任何人”，也“還沒有被人愛過”，“除了母親在臨死前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懷著一種焦急和煩躁的心情給過她一點點愛”。于是，童年時代愛的缺失為她日后一旦發現愛，獲取愛便產生極強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埋下了伏筆。婚后的艾米體味到愛情的甜蜜。但這種甜蜜很短暫。斯坦的沉默寡言和疏遠，使得艾米越是深愛斯坦，越是感到愛的缺失，越是深陷于一種愛的激情中無法自拔。她對愛越來越貪婪。“她確很貪婪，對面包;一旦發現之后，對他的愛。”艾米甚至把斯坦視為自己的上帝，“上帝的慈悲只是表現在集市結束，大車回來時轆轆的車輪聲。上帝的愛便是印在她唇上深深的親吻。”然而，“人供奉給上帝的越多，他自身中留存的越少”，直到“這個男人吞噬了這個女人”。她越來越深陷于對斯坦的占有欲中無法自拔，也越來越的在感受著自我的喪失中惶惶不安。所以艾米常常處于一種害怕失去歸屬感的焦慮當中。對她而言，斯坦就是她的歸屬。因此，他對斯坦的愛情時常伴隨有歇斯底里式的狂熱和奮不顧身。“如果需要的話，她可以迸發著愛的呼聲引頸就戮”。然而，盡管她自信“她對他熟悉得連每一個毛孔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始終“她還是沒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當她最后一次“用她的身體和意志所蘊藏的全部力量，緊緊地抱著他”時，她抱住的只是一具已經冰冷了的尸體。 艾米強烈的占有欲還體現在他對兒子雷的感情上。艾米對雷的感情超出了常理中的母愛之情，顯得扭曲和變態。雷剛出生時，艾米就坦言她“就能把他吃了!她對他真是愛不夠，甚至那種長久的，要吞下去似的親吻也不能發泄她心中的愛”，她甚至盼望“他能再平平安安地回到她的肚子里”，那樣，雷就可以永遠為她一個人所獨占。這也是為何艾米一開始不喜歡雷的妻子埃爾西，而在知道雷并沒有完全被妻子所掌握時，“懷著這樣一種可憐對方的心情”，她開始喜歡埃爾西了。她甚至都不想與斯坦分享兒子，所以在斯坦和雷發生齡齲時，她會產生古怪的快樂。總之，她只想獨享對兒子的占有權。任何人對兒子的共享都會招致艾米的嫉妒和怨忍。

艾米窮其一生都是活在強烈占有欲的奴役中，失去了自我，沒有絲毫的精神自由可言。在言及女兒塞爾瑪的婚姻時，來看艾米和斯坦之間一段簡短卻意味深長的對話:

“可她真的得到他了嗎，斯坦?”她急切地望著丈夫的臉。

“她得到他了嗎?”

他把臉轉過去，毛發因為什么而直立起來。有時候，他脖頸后面的頭發確實會直立起來。

篇5

>> 英語教學與區域性文化資源的整合 淺析連云港區域性文化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性 關于把秀山建設成為武陵山腹地區域性文化中心的思考 區域性文化創意產業現狀及其發展路徑 淺析區域性雜志的區域特點 論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 淺談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 印度的性文化 區域性高速公路景觀綠化的設計及施工特點 淺論我國區域性行政管理的特點與改革 142株鮑曼不動桿菌區域性分布及耐藥特點的分析 根性文化的蘆笙 古著的性文化 越南“要命”的性文化 印度，圣潔的性文化 由《金瓶梅》中寡婦再嫁看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點 論地域性文化與少數民族首飾美學特點的形成 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對策 區域性地產行業媒介傳播與經營理念及文化定位的研究 區域性推進學校文化建設的思考與實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之“柳子文化”板塊。

② 此表根據（美）周錫瑞《》的起源中表2“山東舉人分布情況表”稍作變動而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頁。

③ 此表根據（美）周錫瑞《》的起源中表3“大運河沿岸各縣的舉人數”改造而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頁。

④ 資料來源：2008年10月11日與田莊趙連仲（77歲）交談所得，四本手抄本現在趙連仲老人處珍藏。

⑤ 由于是卷下，故嚴格的按照《戲譜雜集》目次記錄之，本書目次是從第九個劇目開始的。

⑥ 筆者于2008年10月9號在德州市夏津縣做田野調查時所得。

⑦ 筆者于2008年10月9日下午攝于臨清市田莊鄉吹腔戲老藝人趙連仲家中。

⑧ 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頁。

⑨ 王福潤（1884-1969），巨野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小生。

⑩ 李文遠（1896-1976），柳子戲演員，原籍鄒平，后遷汶上南站區何樓。在濟寧、汶上、曲阜、泗水等地演唱三十余年。

[11] 王傳明（1904-1982），荷澤市鄆城縣人士，柳子戲樂師，工三弦、笛，會彈唱柳子戲曲牌三百余支。何善芳（1917年生），定陶人士，十三歲入科班學戲，擅演文武小生。

[12] 張春雷，原名張興然，曹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紅臉、花臉。尤擅演張飛戲，在魯西南有“活張飛”之稱。

[13] 鄭蘭亭（1920-1994），定陶人士，柳子戲演員，主攻青衣花旦。20世紀50年代初，與其他柳子戲藝人組成鄆城工農劇社，后隨團調省，成立山東省柳子劇團。

[14] 苗悅芹（1889-1966），嘉祥縣人士，柳子戲演員，初習小生，后攻丑行。1960年任職于菏澤戲曲學校和菏澤專區柳子戲劇團教師，口述曲牌300余支，由龐禮記譜整理，共計九冊。

B15 黃遵憲（1932年生），荷澤市鄆城縣人士，主攻文武生。1956年主演《孫安動本》，飾演孫安。

B16 楊漢春，荷澤市鄆城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青衣。

B17 何麗麗《山東柳子戲音樂文化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B18 ［美］周錫瑞《的起源》，第50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頁。

B19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30，《兗州府風俗考》，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頁。

B20 一部分劇目來自于2008年2月10日中午訪尹成省，并見到其手抄的部分劇目。一部分來自于在沂南村與劇團人員的聊天所得。一部分是近年春節演出劇目。

參考文獻：

［1］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的歷史趨勢及特點［J］.東岳論叢，2008，(3)：47.

［2］紀根垠.柳子戲簡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3］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高志超（主編）.運河名城臨清［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19-20

［5］山東省柳子劇團編.柳子戲音樂曲牌大成［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6］馬建中.山東地方戲曲研究［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20.

［7］馬建中.山東戲曲論稿［M］.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60.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Liuzi Drama

HE Li-li1,2

(1. School of Music,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2. School of Musicology,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Liuzi drama mainly spread in Shandong section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Various culture factors of areas around the Grand Canal impacted much upon western Shandong plain,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humanity and military of Liuzi drama. Historically speaking, humanistic culture always prospered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handong regions where plays of Liuzi drama were brought up. Meantime, an ingenuous and straightforward style well developed in such drama could not be dissociated with advocating of martial arts in the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篇6

論文摘要：文化是社會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章試圖對文化的定義，中國奢侈品市場發展現狀等進行研究，說明文化因素對我國奢侈品市場發展的影響，同時對此提出幾點思考。

一、文化內涵和文化維度

Hofstede（1980）認為，文化是一種集體主義規劃的精神，以區別于那些獨立的人。“文化”是將社會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而“亞文化”是用于組織、職業或家庭水平上的。盡管各個社會之間的文化會各不相同，但一個社會內的亞文化之間通常會擁有共同的特征。

Hofstede（1980）將文化分為四個維度，第一，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代表在社會框架中，個人傾向于照顧自己或他們的家庭。相反，集體主義更關注它們的群體。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社會中的個人相互依賴的程度。第二，大權力距還是小權力距？權力距（powet distance）是指社會成員接受組織機構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在大權力距社會，人們接受等級制度，每個人都有一個位置而不需要進一步的調整。在小權力距社會，人們為權力的平等而奮斗，當權力不平等發生時社會是如何處理不平等的。第三，強不確定性避免還是弱不確定性避免？不確定性避免（uncertainly avoidance）是指社會成員對不確定性和含糊性感覺到不舒服的程度。強不確定性避免的社會中，人們對信仰和行為保持剛性原則而不能容忍不正常的人和思想。弱不確定性避免的社會中，有一個比較放松的氛圍，不正常的人或事更容易被接受。第四，男性文化還是女性文化？男性文化表示偏好于業績、英雄主義、自信和實質性的成功。相反，女性文化代表偏好于關系、謙虛、關懷弱者、生活質量。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之間最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對不同成員分配不同的社會角色。

二、我國奢侈品消費的興起及現狀

根據高盛投資銀行（Coldman &Sachs）研究報告，2004年，中國人消費了60億美元的奢侈品，占全球奢侈品銷售的12%，位居世界第三位。未來成長率預期將高于經濟成長率，持續以10%~20%的速度快速成長，預估在2015年，中國消費的奢侈品將占全球銷量的29%，很可能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看好此一成長潛力巨大的市場，各國精品商紛紛搶灘中國大舉擴張，全球各知名品牌幾乎都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五星級飯店、商店街、百貨公司等地，設有專柜或店面。書店架上生活與時尚類雜志的種類，在十年內急速增加，巨幅精品廣告看板林立。各種國際奢侈品展也紛紛在我國舉辦，2007年在上海舉行的百萬富豪奢侈品展，規模較2006年成長一倍，總計有超過14000人愿意花費600元進廠參觀國際精品的展示。

2005年，頗負盛名的法國精品行業聯合會（Comite Colbert）在北京舉辦年會，為其創立50年來，首度在歐州以外的地區召開年會，可以看出中國精品市場受重視的程度。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大部分知名品牌在中國市場多半是虧損的，主要是因為中國目前的精品消費有很高的比重是在海外旅游時購買的，但是由于廠商預期未來市場將高度成長，并且考量在當地設點的廣告效應與傳遞信息的效果，對于中國人在海外市場的消費有很大幫助，他們依然前仆后繼的進行投資。

三、文化因素對我國奢侈品市場的影響

1.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奢侈品市場發展的影響。參照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特征總體來說是崇尚集體主義，大權力距，強不確定性避免和女性特征。西方發達國家40歲到70歲之間的中老年人因為消費能力強，是主要的奢侈品消費群，且其主要以追求內在經驗型消費為主，例如豪華度假、藝術品、名酒等。名牌皮包、大衣、手表等奢侈品雖然也有消費，但主要是對于品牌內涵的認同已經轉化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隨著年輕人進入職場，我國奢侈品消費者主要在20歲到40歲之間，而且心態多半是帶著炫耀性的。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促成了眾多的高檔消費，筆者認為這與我們的集體主義有一定聯系。集體主義關注群體，我們太關注他人的看法，需要象征性的東西展示財富。奢侈品在中國被當作財富象征，重其辨識性，企業家之間透過這類符號來區別群體。我國傳統文化特征中大權力距性決定了中國大眾對所得不均與奢侈消費并存的高度容忍性。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報告，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93年的0.41持續上升到2004年的0.47（亞洲國家中僅次于尼泊爾），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也達到了11.37倍，為亞洲受調查國家中最高。也就是在這樣極端的所得分配下，我國這樣一個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的國家，才能夠以人口規模，造就足夠人數的富人階級，以支撐如此成長迅速的奢侈品市場。我國傳統文化偏向于關系、謙虛、關懷弱者、生活質量，維度上具有女性特征。開放后的經濟轉型初期，國家仍然牢牢掌握游戲規則，部分國內外企業家為了打好關系，必需以現金或禮品賭賂官員以求打開商機。強調關系的文化持續促進了我國奢侈消費的發展。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其實是崇尚儉約的，但我國傳統文化維度總的來說是與奢侈品市場發展相適應的。

2.西方文化對我國奢侈品市場發展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個人開始有動力努力提高收入，追求物質財富和享受。西方奢華的生活形態與消費也透過媒體影響人民的消費意識，新的社會階層劃分方式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奢侈品消費成為最容易復制的符號系統快速興起，成為社會階層流動的新規則，新的社會地位由財富來決定，而財富的辨識則透過西方所定義的消費來展現，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奢侈消費風因此成為中國新富人階層的主流，因此，世界知名品牌受到追捧。

四、奢侈風盛行的不良影響

由于很多奢侈消費是提供效用滿足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建立在他人無法消費之上，因此，其對社會具有負的外部性，彼此的競爭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無效率性，對整個社會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浪費。而且奢侈之風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和健康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如果大家都將奢侈消費作為展示個人財富的途徑，那它終將會失去顯示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信號作用，這就造成了另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

五、對抑制我國奢侈消費過熱的建議

1.對奢侈消費增加課稅，增進社會和諧。根據我國學者王小魯于2007年6月的針對我國灰色收入調查顯示，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5000萬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約9.7萬元，相當于官方數字的3倍不止。因此，對于更靠近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我們可以推測，其財富被低估的程度應該更高，對中國奢侈消費的帶動力量更大。若能選擇適當的商品與稅率，奢侈品消費稅將能夠使所得重新分配，這將有助于緩解我國政府對許多富人由收入面課不到稅的困境，對極度不均的所得分配，會有些許助益。

2.新聞媒體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奢侈消費往往對大眾消費有示范性作用，事先預告了未來大眾消費形態的可能發展方向。以我國的規模而言，其對國家的永續發展可能造成深遠影響。以目前科技與環境能源承載力而言，我國的發展毫無疑問要走節能和環保的道路。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新聞媒體應該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大力倡導建立節約型社會。對當今部分新聞媒體熱烈追捧豪華車展，奢侈酒會等，政府應該給予適當謹慎的管制。

參考文獻：

篇7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但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困惑和問題，甚至仍然面臨著被再度邊緣化的境遇。楊莉馨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過度偏執于性別文本與性別價值，以至因批評的格式化與概念化而陷入自說白話的境地，忽視對女性美學的總結，對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對本土性別研究資源的整理等”…；陳順馨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研究環境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批評家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

篇8

[關鍵詞] 女性；性；世界；中國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19-2

一、世界女性之性研究歷程

在人類發展史前時期和歷史早期（大約公元前7000至公元599年），人們獲得現代性知識和性別角色知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各種宗教均由象征著造物能力的女神們領導。之后不久，“通過強迫接受和最終接納男神為尊的宗教，女性被看成了低人一等的動物，憑神的力量讓她們生兒育女，取悅男性。”整個中世紀女性的性形象被分為兩個極端：一是崇高的宗教獻身者圣母瑪利亞，一是伊甸園中罪惡的女人夏娃。這兩個對立形象的隱喻是――女人不應擁有性，這既是當時的社會對女性的性的價值判斷，也是社會約束女性的性的規范戒律。

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的《女權辯護》中斷言，“性滿足對于女性和男性同等重要，婚前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都不是可恥的”。但一方面，“想結婚的女性把她的保持得像她的束腰那么緊”；另一方面，那時業卻很繁榮。現代性學奠基人理查德?克拉夫特?埃賓在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病》中說，“如果婦女的精神發育是正常的并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的將是很低的。如果不是這樣，整個世界將變成妓院，婚姻和家庭將不復存在。”女性擁有性的合法性仍然沒有得到承認。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靄理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公開表達了對性的肯定態度，并在其著作《性心理學》中承認了女性的存在及性快樂對于男女兩性的同等重要性。接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性學三論》中最早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女性心理發展，在專著《愛情心理學》中，他以精神分析學原理解釋了原始人類為何設置婚前的“處女禁忌”，這一傳統又如何削弱了女人對男人的威脅并使女人愈加屈從于男人。

20世紀20年代后，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倫?霍妮開始反駁弗洛伊德關于嫉妒和女性發展的學說，指出“弗洛伊德的家長式觀點削弱了女性自主并降低了她們的身份”，這對于“重新構建婦女在最深層的社會、心理層面上的性格認同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婦女，在爭取男女平等方面獲得了巨大的勝利。1976年，美國性學專家雪兒?海蒂完成了《海蒂報告：全美女性研究》一書，它以大量直白、未加修飾的原始記錄展現美國女性的性體驗和性問題，一經便迅速獲得了千萬銷量。海蒂成為性學領域第一位描述女性經驗的女性研究者，她的報告使當時的社會看見了女性在性體驗中的真實感受，一種與過去男性性研究者迥然不同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很多女性讀者通過了解其他女性坦率的性表白而獲得了心理支持”。

二、中國女性之性研究綜述

當代中國性學界關注女性之性的研究相對有限。從內容上看，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特定女性群體的性觀念、性心理與。李銀河研究員于1998年出版的《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是該領域的代表作，該著展現了二十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國女性情感世界與性生活各方面的真實圖景――除了本身的基本事實之外，還包括了性壓抑、性無知、性學習、反感、性觀念、女性性權利等影響了數代中國女性的重要問題。也有不少學者針對女學生進行研究：吳緯綸等人在針對臺灣女大學生進行研究；李丹等人對重慶貧困地區初中女生做了調查。此外，還有一些針對處于少數地位的女性群體進行的研究，對象包括少數族裔女性、女性性工作者與女性同性戀者群體。

二是中國女性的性話語與性權利。英國Westminster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艾華女士于1997年出版的《中國的女性與性相：1949年以來的性別話語》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該著指出盡管從80年代開始，“性問題討論的整個環境都改變了”，主流的性話語依然把女性作為“維護性道德的一般標準和家庭秩序的主要力量”，“對女性婚前的貞潔的期待并沒有在占主要地位的性話語中消失”。她還指出，在對侵犯女性基本的生存權力、對女性的性暴力、拐賣婦女結婚和等普遍存在的現象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性是產生性別等級的場所的觀點得到了一定的傳播。潘綏銘、黃盈盈教授則提出了女性的性屈從地位正在改變、女性的性革命正在發生的觀點，即女性擺脫了唯生殖目的的性身份、女性擁有了主動追求性的權利、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強以及女性在性表現和身體表達方面的革命。然而，該觀點同時認為，在社會性別問題上，女性的性權利仍然被置于“陰陽協調”的框架之內而非作為獨立的個體快樂來考慮，“男性仍然占據著社會的中心位置”。

三是性創傷研究。性創傷在當代中國，尤其是大陸性學研究中是一個不太受關注的話題，涉及創傷問題的研究大多從社會性別、法律與權利的角度探討性騷擾與性暴力，研究涉及的受害方主要是包括已婚婦女、女學生與女性性工作者在內的女性。柯倩婷在對中國高校約會案例進行調查。臺灣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的專號《害、性騷擾》則反對主流女性主義“固定化女性受害位置、制造階級年齡種族的壓迫效應”的性別本質論，主張“積極串聯性別、階級、年齡、種族以及公民政治”以實現害問題上的性解放，為思考與面對性創傷問題提供了中外最新的研究思路。然而，針對性創傷的探討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騷擾或性暴力導致的創傷。

三、女性之性研究的偉大成就與發展空間

在女權主義運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下，針對女性之性的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在于：首先，肯定了女性之性的存在并給予其合法性。從中世紀與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形象的兩個極端到現代社會對女性性存在的普遍肯定，盡管公開表達對大部分女性而言仍然難以實現，女性已經贏得了男權社會對自身性存在的承認甚至重視；其次，將女性的性與生殖分離，使女性獲得了更加廣泛的性權利。再次，全面探索了女性之性的生理特征與心理特征。最后，以女性性存在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為在世界范圍內辟除女陰損毀與忌諱、減少對女性的性犯罪、消除對女性的性歧視提供了積極的支持，極大地促進著女性性權利的保證、性認知的完善與性地位的提升。

然而，就筆者所掌握的既有文獻而言，女性之性研究，尤其是國內的這方面研究還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發展空間：

第一，在研究方向上，對女性性心理的關注應多于對其性技術的關注。強調客觀存在的傳統女性性學研究與各式各樣的商業廣告、時尚雜志經常向女性灌輸這樣的假設：想在性中獲得快樂的途徑只有兩個，要么挖空心思取悅自己的丈夫，要么理直氣壯享受的快樂。潘綏銘教授曾在《在旋飛的社會中學會選擇》中討論了社會傳媒對男性性滿足感的負面影響，同理，女性同樣是此類流行信息轟炸的受害者，從廣告傳媒的罩杯崇拜到教人“計算你的女朋友值多少錢”的網絡原創帖，越來越多的女性像男性擔心障礙一樣對自己的身體缺乏信心。

第二，在理論發展上，應增加對兩性性互動，即男性的性與女性的性之間關系的探討。早在波伏娃寫作《第二性》時，就已提出了性生活中雙方“博弈”的說法，這一視角應當能夠為女性之性乃至性存在本身的理論研究提供嶄新的方法與視野。

第三，在方法論方面，對主體感受的關注應當重于對客觀事實的關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國際性學界提出了與以生殖或為中心不同的“性感受中心論”，強調雙方全面配合的能力與個體在中的感受。胡鴻保為《身體?性?性感――對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所作的序中提到，性研究應當強調“主體的構建”，尤其應當注重“女性作為個體的經驗”。而潘綏銘教授則曾經坦承，在當今中國的身體研究或性研究中，“不但還根本沒有主體的聲音，甚至研究者還沒有考慮這樣的問題。”

第四，針對女性性創傷問題，應關注不同維度與層次下的女性性創傷。性創傷領域的探討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騷擾或性暴力而導致的創傷。事實上，在中國當代女性的性成長歷程中，還存在著比騷擾或暴力更多的、能夠導致性創傷的社會因素，以褒揚情愛而貶斥的純情文化與處女膜崇拜為代表的傳統保守性觀念所導致的認知偏差與觀念壓力以及性權利意識淡漠的性文化與社會性別身份固化所強化的女性性屈從地位都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參考文獻：

[1]阿爾弗雷德?C?金賽.金賽性學報告[M].海南：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7.

[2]靄理士.性心理學[M].潘光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7.

[3]艾華.中國的女性與性相：1949年以來的性別話語[M].施施，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4]德博拉.G.費爾德.女人的一個世紀：從選舉權到避孕藥[M].姚燕瑾，徐欣，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何春蕤.害、性騷擾之性解放[M].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6.

[6]黃盈盈.身體?性?性感――對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7]李丹，任一明.“社會性別視角下的重慶貧困地區初中女生性觀念調查研究――以重慶石柱縣”[M].中國性研究，2007.

[8]李江寧.“性寬容時代中國年輕女性保守的性觀念”[D].人民大學論文手稿，2006.

[9]李銀河.中國女性的情感與性[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4.

[10]李銀河.李銀河自選集：性、愛情、婚姻及其他[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

[11]美國波士頓婦女健康寫作集體.美國婦女自我保健經典――我們的身體 我們自己[M].知識出版社，1998.

[12]潘綏銘，黃盈盈.性，研究ing[M].高雄：萬有出版社，2009.

[13]潘綏銘，黃盈盈.小姐：勞動的權力[M].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

[14]潘綏銘，楊蕊.十年：全國大學生的追蹤調查[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5]瓊?C?克萊斯勒，卡拉?高爾頓，帕特麗夏?D?羅澤.女性心理學（第三版）[M].湯震宇，楊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16]榮維毅，宋美婭.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中國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17]沙莎.“一項基于主體經驗感受的研究：中國當代年輕女性早期性創傷及其社會因素”[M].人文國際第3輯，2011.

[18]譚曉玉.“中國大陸中小學師源害的現狀與成因”，[M].中國性研究第2輯，2007.

[19]唐燦.“性騷擾在中國的存在――169名女性的個例研究”[M].婦女研究論叢，1995.

[20]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女權辯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2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女性心理[A].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新篇[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

[2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篇9

論文關鍵詞：哈代；女性形象；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男性思維；女權意識

一、、引言

人們普遍認為，托馬斯·哈代是l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杰出的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作家。他在作品中樹立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通過對這些女性形象的命運的描寫批判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虛偽的道德規范和對婦女的摧殘，表現出了獨特的婦女觀。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度來分析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哈代既有男性思維，又有女權主義意識。哈代的思想意識是矛盾的，是男性思維與女權意識的交融體。

在他的作品中，哈代自然地成為了性別權力的擁有者。仔細審視哈代創作的思想意識可以看出，一方面哈代未能擺脫l9世紀末男權意識對文學中女性人物的定式，他以男性的觀察視角、男性的敘述模式、男性的話語和人物的二元對立語言將一個個女性描述成具有符合父權制下傳統觀念的各種賢良美德的婦女形象，讓她們去被動地忍受各種苦難，體現了男性文學中婦女的理想模式，因而體現了哈代的男性思維；另一方面，哈代又賦予她們反叛意識，使之具有獨立自主的個性，塑造了一組背離了傳統價值取向和世俗道德標準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們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人格獨立，反對傳統習俗，具有叛逆精神。從這一點來看，這些充滿女性自我意識的反叛女性，正體現了哈代的女權主義思想。在他的男性思維與女權意識交融下，哈代的女性們在讀者面前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鮮明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雙重個性。

二、父權制男性思維塑造下的傳統婦女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婦女往往被傳統地歸類為弱不禁風、缺乏理性，總是處于被動的地位。對待婚姻，總是竭力找一位好夫婿，相夫教子成了她們婚后的天職。她們永遠不可能得到一種平等，因為她們是脆弱的。那個時代的完美女性是容貌美麗，感情細膩，純潔溫馴，宗教上虔誠篤信，心理上依賴男人，絕對服從命運安排的婚姻。女性完全失去自我，成了為他人而存在的他者，在地位上自然也就成了依附男人的第二性。

作為塑造這些女性的創造者——哈代，認為女性總是按照男性的需要和意愿存在的，男人才是女人真正的創造者，因此哈下的女性只能背負著男性賦予她們的重負生活或者死去。實際上男女之間是一種天然的互補關系，但是歷史的發展卻違背了這樣一種相互平等和協調的關系，總把女性解釋為一種純粹的附屬物；而在男權主義社會中所熏陶的女性，也習慣于在丈夫的監護下生活，徹底放棄主體，甘心情愿地變自己為客體，默默無聞地活著，最后銷聲匿跡。從而我們可以看到，一位男性作家不可能超越于在男權主義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種人類集體的陳舊意識來塑造女性。正如十七世紀的女權主義者貝利所說的那樣：

“男人所寫的關于婦女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因為男人的身份，如像在訴訟案中，既是訴訟的一方，又是法官。”囡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哈代在描寫的過程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在感情上的一種焦灼與困擾，想以此來緩解情感上的匱乏，最后來滿足本人的欲望，寄托對婚姻的理想。

在他男性思維的固執下，他讓她們每個人臉上都烙著“弱者”的字樣，“作為是她們生成女體的懲罰；這種情況，只要是毫不通融的自然律，像它現在這樣存在一天，那就不管她們有多大心愿，有多大本領，肯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她們變成強者。”當愛情受到挫折的時候，她們將會陷入無比的痛苦之中，最后走向死亡。

苔絲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在男權文化熏陶下的一位典型的傳統女性。她性情溫柔，能夠容忍，富于自我犧牲精神。這正是在男權文化下的男性對女性的標準和要求。苔絲從被騙、掙扎、絕望到毀滅的悲劇命運，除了社會和時代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她由于自己缺乏立足于“自我”的意識，缺乏珍視自己人格價值的能力，這是她在男權文化下不自覺地形成的心理結構。當失身于亞雷后，她時常自問：女人的貞節，真的一次失去了，就永遠失去了嗎?她處在一種混沌、柔弱的心境之中。其實是體現了在男權統治的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一種期待，甚至是體現了男性對女性的一種占有欲(在這里哈代有意無意地使故事情節迎合傳統的男權文化意識和趣味)。而當克萊知道了她的過去并意識到她不是他所期待的女性時，便斷然地對苔絲說：“我原來愛的那個女人并不是你”。面對這樣一種在男性統治的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安排，苔絲卻跪在克萊的腳下，趴在地上，縮成一團，苦苦地哀求著他的寬恕，愿意像一個卑微可憐的奴隸一樣，絕對地服從于他，就是叫她倒地不起，舍身送命，也不違背他。這些聽來似乎真切感人，能喚起人們對女主人公的憐憫之心，但苔絲完全成了一種沒有自我意識、自我決策和自我行動能力的女性。她不可能來挽救自己，相反只能使克萊的行為更加放縱，更為可悲的是她把這種結局歸罪于自己，甚至被克萊拋棄后，還是執迷不悟，最終被男權文化所吞沒。

在哈代的小說中，女人成了被男人任意踐踏乃至被拋棄的占有物。女性在這樣一種古老的文化背景下變得無知，變得麻木，甚至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看作是男人財產的一部分，任意被買賣，完全屈服于男權主義的統治，默默地忍受著自己不幸的命運。沃爾夫(woolf)注意到，哈代對所描述的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有一個基本分類：“無論女性人物有多么可愛，有魅力，她總歸比較贏弱；無論男性人物有如何倔強，不走正道，他總歸比較強健。這是哈代的視角的一個基本：部分，女性人物常常較纖弱，她依附于男性強者，使之視覺模糊。”

綜上所述，哈代在小說中，無時不刻地以男性的意識去規范和塑造女性：她們美麗可愛，天真無知，任人擺布，犧牲自我，沒有獨立的人格，只不過是男人生活中的點綴品，如果要與傳統的文化抗爭，與至高無上的男性抗爭，等待她們的只能是死亡，這就是哈代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歸宿。

三、強烈的女權意識孕育出新時代女性

無論哈代是否描述了現實中的婦女，也無論他是否了解她們、喜歡她們，或對她們是否公正，歐文·豪在1966年自信地宣稱，哈代抓住了“憑直覺感覺婦女感情生活”的竅門，而且“他喜歡婦女”。其他評論者常常贊同豪的觀點，許多早期研究者將哈代看作是豪所稱的一位“對女性原則開放”的人。因而在1976年安·梅克森(annez．mickelson)稱哈代“預料到了70年代人們對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對女人的看法”。而且，他的方法對“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常常是探尋式的，有時又是深思態的，常常有洞察力的，又總是充滿激情的。”網哈代為了塑造活躍的、決然的、有自主力的婦女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性別原型，他的人物被認為是所有歷史時期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代表。

哈下的新女性形象沒有落人“天使”和“妖婦”的俗套中，作家對于女性的觀察與刻畫都超越了固定的模式。她們是具有現代的思想、鮮明的個性的新型女性。具體地說，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這些新女性有主動的、豐富的自我意識。她們有文化知識，有聰明才智，對人生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見解，對社會的種種現象也有深入的思考，如《遠離塵囂》里的芭絲謝芭；二是在與男性面對面的情況下，哈代的新女性不甘處于卑微、被動的地位。她們性格倔強、勇于抗爭，具有新時代的叛逆精神。對于自己理想中的目標和愛情，她們還會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勇敢、大膽地追求，如《卡斯特橋市長》里的盧塞妲；三是哈代的新女性之不同于舊式傳統婦女最為突出顯著的一點，表現在她們對待愛情與婚姻問題的不同態度。傳統觀念通常把婚姻看成婦女的最后歸宿，是婦女獲取幸福的唯一手段。而新女性敢于對傳統的宗教倫理和封建道德提出質疑并進行反叛，強烈譴責婚姻中歧視和限制女性的“雙重標準”，《林地居民》中所涉及的離婚主題充分揭示了婚姻內存在的“雙重標準”問題。

哈代在他的這些小說里塑造了非正統的新女性形象，動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楷模。哈代認為女性都有權利去追求幸福的愛情和婚姻自由。他反駁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片面強調道德義務，全面漠視情感權利。這種觀念抑制和扼殺了女性的個性，女性很難依靠這種帶有強烈偏見色彩的道德評價體系使自己應該享有的感情權利得到承認和保障。從這方面看。哈代是一個女性的同情者，他洞察女性的艱難處境，他支持女性的叛逆思想，他欣賞女性追求美滿生活的精神。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哈代沒有把女性人物塑造成“天使”或“魔鬼”的兩極形象。在父權制傳統的文學中，將女性神圣化，是由于需要她們為男性而奉獻或犧牲，把女性妖魔化是源于對她們不肯順從的厭惡與恐懼。究其實質，無非是以不同的方式對女性進行著歪曲和貶抑。在這一點上，哈代不同于其它的男性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說中就是要還女性作為正常人的本來面目。哈代一反傳統文學對女性的歧視、偏見乃至非人化的描寫，完成了一次文學上的超越。

哈下的這些女性正是經歷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認識變化，完全否定了自己以前持有的男權社會對婦女認識的傳統觀念，轉而證實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哈代為這些女性的安排完全是從女性本體出發去認識女性，擺脫了女性純粹為物為客體的審美認識地位，而以人的雙重價值——主客體融合的實現為特征，從觀念及方法上否定了男性中心及男權社會對婦女的界定，從這點來講，這些小說又深深打下了女權主義意識的烙印。

篇10

2005年春天，陶艾民以搓板為材料創作出第一件裝置作品《女人河》――56塊搓板被并置懸掛起來，高低起伏緩緩而下，猶如一帶寧謐流淌的河水。陶艾民把每一塊搓板使用者的肖像畫在了搓板上，將每一位凡世女性的青春流跡、生命歷程匯聚成感人至深的女人河。在展覽中，陶艾民還特意以現代家庭生活中的洗衣機轉動聲為背景，水銀燈的光線投射在作品上，幽暗的空間中潺潺流動著女人河。

半年后，陶艾民又為“漢字藝術大展”專門創作了一件作品《女人經》。她將72塊搓衣板以“竹簡”的方式用麻繩連接起來，將之制作成一部可以閱讀的經書，如古代的竹簡，但陶艾民的“女人經”沒有文字，有的只是日久天長在搓衣板上殘留下的斑駁痕跡，“我把這‘痕跡’看作是女人們在經年累月的重復勞作中，用生命和歲月搓洗出來的文字，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漢字，是一種更為深層的生命語言，是她們已逝的青春歲月的見證”。有力的語言使這部用特殊方式“書寫”出來的生命史，更豐富也更感性，也正是這種超越文字的視覺語言，賦予了這件作品悲涼的沉痛感。

2006年春季，陶艾民應“空間”的邀請創作了她的第三件作品《一個女人的》。她在對這件作品的闡述中說：“一個女人行走在路上，仿佛穿梭在歲月的時光中，而這一路上她們經歷人生風雨、艱辛、磨難，而精神上依然堅強不息，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生命軌跡，是一段關于人生的之路。”

在2006年歲末陶艾民又完成了一個新的方案：《出水文物》。這件作品為參加“2006?中國當代藝術文獻展”而創作，整整用了280塊搓衣板，懸掛在一個3.2米高的正方形鐵架上，架中的地面部分是一面象征水的大鏡子，仿佛是剛從水中撈出來的“文物”，以此隱喻來紀念女人曾經經歷過的一個時代。

2008年，她又以搓衣板為原版，用拓印的方法和傳統線裝書的形式創作了一件題為《女書》的作品。為了使搓衣板固有的生命語言與女書和諧地融匯在一起，她特地跑到《女書》的發祥地湖南江永縣普美村去尋訪女書的傳人。她對女書一獨一無二文字的理解，正如她所說，“它的特有形式，陰柔中暗藏著銳氣，尖而斜的字體仿佛將矛頭指向天空，發出另類的聲音。它是一個個獨立而向往自由的靈魂，它為我的《女書》增添了神秘氣息。既含蓄而又深邃，呈現的完全是一種不可閱讀的視覺語言”。這件作品可以說是她以搓衣板為母語的三年創作的一個總結和提升。

《女人河》《女人經》《一個女人的》《出水文物》《女書》都采用了女性元素“搓衣板”做材料，都表現出對歲月流逝、生命無常的特殊敏感。佟玉潔在其評論文章中更是高度贊揚，稱“陶艾民是中國女性文化苦難的發現者與發掘者”。

當記者問她做這么多關于女人的裝置是不是因為自己有較強的女性意識，她給出的解答是：“我愿意做我更熟悉、更有感知力的東西。”

對于生死，陶艾民也有特殊的理解和感情，她告訴記者，這種感覺源于她家鄉的風俗和個人與家里長輩死亡的感受，“生死是一件很神圣、很隆重的事情”。

最近陶艾民一直在忙碌地做一些剪輯工作，她正在進行另一個創作――影像。

在看過樹美術館“鸞鳳齊鳴”女性藝術展上陶艾民展出的影像作品后，陶詠白感慨：“這次展覽當中給人視覺最最刺激的就是陶艾民的老太太。我一看她，我就想到我老了之后就是這樣。很可怕，很緊張，看了以后更緊張，這就是人的生命。”

陶艾民是陶詠白很看好的一個藝術家，她說，“陶艾民是個‘潛力股’。她的許多作品都很好，人很樸實，沒什么虛榮心。盡管家庭條件不是很好，但我覺得她真是全身心地進入藝術，而不是為了任何物質的東西。”

陶艾民在年少時也跟所有的美術考生一樣，懷揣著考上中央美院的夢想――那可是美術生中的北大清華，但在經歷過兩次高考失利之后，她選擇了去福建國立華僑大學藝術系。一開始她學設計，后來始終放不下藝術創作，于是轉去學中國畫。畢業后，她一直邊工作邊搞創作，直到近幾年才開始專職藝術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