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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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劉陶，一名偉，字子奇，潁川潁陰人，西漢淮南厲王劉長次子濟北貞王劉勃之后。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通《尚書》《春秋》。熹平末因被誣告與張角勾結，為表忠貞，不食而死。中平元年被追封中陵侯。

劉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共百余篇。

史籍記載：

《后漢書 卷五十七·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后漢紀·靈帝紀》。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關鍵詞：《史記》；《后漢書》；奇；誕

中圖分類號：K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國史學淵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黃帝始立史官倉頡。黃帝之世，渺茫難征，然《尚書》所錄虞、夏諸書，雖或出于后世之追記，而必有所據。殷、周以降，史學日益發達。經孔子刪定之《春秋》，為現存最早之編年史著，但編年體之誕生，實在孔子之前。《國語》等著作的出現，也標志國別體的較早成熟。《尚書》、《春秋》、《國語》等先秦史著，體例雖有不同，皆秉承載言記事的古史傳統。史著自先秦時代的側重載言記事發展到漢代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堪稱中國史學的飛躍。而縱觀先秦以來史著，無論記事寫人，雖崇尚實錄，卻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傾向，《史記》無疑堪稱好奇的典型。但先秦兩漢的史傳雖好奇而少有夸誕內容，至陳壽撰《三國志》，始專辟《方技傳》等載錄方術奇誕之事，范曄《后漢書》則后來居上，大量著錄怪誕內容，并對后世史著產生相當影響。對史傳文學趣尚由奇到誕的變化及其緣由，學界關注尚少。本文試對此略作探討，聊作引玉。

一、從《史記》到《后漢書》：史傳的由奇到誕

司馬遷的《史記》體現了作者巨大的創造力，同時也是對前代歷史文化的全面總結與繼承，被公認為史傳文學的巔峰。

司馬遷向以好奇著稱，但更“好學深思”，故怪誕離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雖然有時也舍棄不盡。《史記》首著黃帝，內容雖多取自百家傳說，但司馬遷對“其文不雅馴”者，則自稱“未敢言”。而縱覽《史記》，其內容記載表現對奇人奇事的偏愛又甚為顯明。

試看三十“世家”中，吳太伯是讓位之奇人，齊太公是虎變之奇人，勾踐是忍辱之奇人，張良是運籌帷幄之奇人，陳平是陰謀之奇人；……七十列傳中，伯夷是隱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隱之奇人，孫子是軍謀之奇人，伍子胥是復仇之奇人，扁鵲是醫藥之奇人，李廣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體之刺客、游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葉封弟，齊太公之垂釣渭濱，吳季札之掛劍冢樹，勾踐之臥薪嘗膽，程嬰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寵得禍，竇太后之因禍得福，張良遇圯上老人，陳平娶張負之女，子胥復殺父之仇，韓信報漂母之恩，甘羅十二為上卿（此事或為夸誕），馮唐九十舉賢良，藺相如完璧歸趙（此事亦有可疑），魯仲連義不帝秦，呂不韋善居奇貨，趙養卒談笑解圍，酈生之連下齊城，陸賈之驚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難怪揚雄有言：“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1]

《漢書》堪稱一部嚴謹的史著，但絕非一味典正，而同樣時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內容。如《王章傳》載王章落魄時的牛衣對泣，《陳萬年傳》載陳萬年夜半教子，《李廣蘇建傳》載李陵、蘇武的奇崛人生，《霍光傳》載霍光妻、子作惡后的惡夢連連，至于《游俠傳》載漢文帝為陳遂償博進一事，雖或不為班固所稱道，但作者顯然對其諧趣盎然的內容頗有興致并津津樂道，使當時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讀前漢書汲黯傳》有“蘭臺語過夸，馬遷之同途”之論，不無道理。

三國亂世，英雄、奇士輩出，《三國志》誕生于西晉，陳壽記事以精簡著稱，對諸葛亮之奇謀巧技，也多略敘。但《三國志》也有“好奇”之表現，如《程昱傳》首敘程昱奇計保東阿，《典韋傳》載典韋勇力絕人，至于《張昭傳》載張昭力諫孫權遣使遼東，因“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孫權則“恨之，土塞其門”，張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最終，遣遼使者被殺，孫權立即認錯，“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后朝會”。整個事件可謂充滿波瀾與奇趣。

另一方面，《三國志》又表現出對怪誕內容的興趣。如《魏書?方技傳》載華佗、杜夔、管輅等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屬夸誕；《吳書?吳范劉趙達傳》載吳范等種種占驗，更為虛無不實之詞。

《后漢書》著于南朝劉宋時期，范曄本著嚴肅的著史態度，力圖弘揚忠孝節義之儒學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馳騁翰藻、顯揚文才，且深受時風影響，使《后漢書》不但與《史記》一樣具有明顯“好奇”傾向，而且顯現較突出的夸誕色彩。

《后漢書?方術傳》不僅所記人物較《三國志?魏書?方技傳》增加數倍，而且所載事跡也更加夸誕。如王喬有神仙之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趙炳巫術奇絕，“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費長房能與賣藥翁同隱壺（即葫蘆）中，且能死而復生。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所謂士大夫向慕之語，顯然為增加此事的可信。劉根頗能令人見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妄，將其收執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時壽光侯者同樣能“劾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對左慈的神道幻術，《后漢書》更是津津樂道：

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余，生鮮可愛。操使目前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姜還，并獲操使報命。后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漢書》于其他傳記中也表現了對奇誕內容的興趣。如《獨行?李善傳》為突出李善對主人的忠孝，寫其撫養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為生（乳汁）”。《獨行?范式傳》所載范式、張劭交誼被傳為千古佳話，但其中所敘張劭卒后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內容明顯夸誕。《獨行?王傳》顯王義行而感動鬼神也過于神奇。他如楊震冤死，順帝下詔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鳥高丈余，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楊震傳》），“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 （《卓茂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魯恭傳》），“（江陵）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儒林?劉昆傳》），廣漢郡大旱，太守求雨不應，“（諒）輔乃自暴庭中，……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云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獨行?諒輔傳》），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宋均傳》），“（蔡順）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周磐傳》附《蔡順傳》）……諸種神奇怪異之事，幾乎不勝枚舉。

二、史傳奇誕趣尚轉變之由

中國史著從一開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載：“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飛過宋都。”后事尤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語怪力亂神”，經其修訂的《春秋》雖偶載奇事而無怪誕內容。

至《左傳》，不但頗為好奇，而且對于鬼神怪誕之事時有留意。晉代范寧批評《左傳》“其失也巫”[2]，并非妄論。《左傳》開篇《隱公元年》記載鄭莊公打敗其弟共叔段后，掘地與其母在黃泉相見并賦詩和好，就顯然帶有滑稽與傳奇色彩。另如《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斗于鄭南門中，內蛇死。”《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載翳桑之餓人等。同樣富于傳奇色彩的還有刺殺趙盾事，受晉靈公之命前往刺殺趙盾，結果卻自觸槐樹而亡，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時的身份表白其復雜兩難的內心，這已不止于一般的虛構懸想。至于各種神奇怪異之夢，更是充斥于全書而無煩枚舉。

以記言為主的《國語》，對奇事也未嘗忘懷。如《周語下》載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事，《魯語上》載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晉語一》載晉獻公卜伐驪戎及驪姬夜半而泣事，《晉語四》載晉人將烹叔詹，叔詹對晉文公語，《晉語八》記載“平公射不死”事等。《晉語九》載董叔拒聽叔向諫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獻子吊于槐樹，奇趣的情節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認為出于戰國之時的《逸周書》，已有開啟《戰國策》文風的傾向，其《太子晉解》篇記述師曠見太子，聆其聲而知其不壽，太子亦自知“后三年當賓于帝所”，敘事具有相當的傳奇性，魯迅先生稱：“今本《逸周書》中惟《克殷》《世俘》《王會》《太子晉》四篇，記述頗多夸飾，類于傳說，……又汲縣有晉立《呂望表》，亦引《周記》，皆記夢驗，甚似小說。”[3]

至先秦末期出現的《戰國策》，更以語言夸飾著稱。《戰國策》雖因此而有別于嚴肅的史著，但對其所載奇謀異事，嚴謹的學者劉向也說：“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4]

先秦早期社會，本是萬物有靈、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們腦海的時代。然而隨著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紂的滅亡，西周統治者進一步認清人事對歷史的決定意義，變得空前理性。作為肩負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對歷史興衰之由無疑具有清醒的認識。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對流傳的怪異神話如“黃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與改造，雖有損于上古神話的傳播，但無疑表現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經其所修訂的《春秋》，更將豐富復雜的歷史批判寓于嚴謹簡約的敘述之中。《左傳》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莊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畢竟源自巫官，自夏歷商而至西周，經歷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離的漫長過程。春秋時期，史官文化已占據主流，但不可忽視的是，史官文化未能盡脫巫文化的影響。《左傳》頗多神奇怪異內容，不僅顯示作者“好奇”的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響下人們對天（神）、人關系等認識的復雜性的體現。細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規誡，體現道德內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僅為補充情節，使敘事保持連貫性之需要。《國語》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觀。戰國世風浸潤之下，產生了風格更加夸誕的《戰國策》，因其文風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嚴肅史著之外。但《戰國策》乃為給后來策士們提供游說的經驗與范本，其創作仍然體現一定的史學意旨。

司馬遷生當西漢大一統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歷史文化而著成亙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與責任，司馬遷排斥了大量“不雅馴”的材料，但愛奇的性格與激情所驅，使《史記》不但鐘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時有夸飾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馬遷常因悲惜歷史人物之命運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歷史，對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顯例。相對于司馬遷，深受經學思想浸潤的班固更有一種嚴肅的著史態度，其對司馬遷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訂正。但作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筆，而且同樣展現了好奇與浪漫的性格。

隨著漢末魏晉社會政治的動蕩，士人思想的復雜性和獨立性愈加呈現。經學的衰微，玄風的彌漫，促進了士人放達奇誕風格的形成；離亂的社會現實，孕育了人們超脫痛苦不幸的種種幻想。玄風彌漫的同時，佛學也漸趨流行，清談、飲酒、服藥的士人，言行放達的同時，往往也受有神論的浸染。盡管六朝時期不乏倡導無神論的斗士，但有神論思潮無疑占據了主流。一般熱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學和史學者也不例外。干寶既是著名的史學家和儒家學者，其《晉紀》更被譽為“良史”，而其又頗熱衷于搜羅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數為其輯錄加工）《搜神記》，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5]雖然作者于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豐富的道德內含以至社會批判。這種往往為史學前賢拒絕的有神論思想，卻為魏晉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學之流行，不僅促進有神論的泛濫，也給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帶來巨大影響。佛經的大量翻譯極大影響了傳統語言，佛教理念及佛經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廣為流傳，不僅深刻影響了志怪小說，甚或于魏晉時代即漫入史著。陳寅恪先生曾以《三國志》載曹沖稱象和華佗斷腸破腹故事為例，論證《三國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于其間，不獨裴松之注解頗采佛教小說故事而已[6]。

《三國志》中夸誕內容，向來鮮為人們關注；而對《后漢書》的奇誕內容，后世論者又多以為“不足書”，然其所開之風卻為后來史著如《晉書》、《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劉知幾《史通?書事》論曰：“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于《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7]從嚴肅的史學觀念看，荒誕不實的內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門外；但從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無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與虛構，而且自史著誕生之初就呈現好奇的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虛誕內容。如《左傳?莊公八年》記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記?扁鵲列傳》載：“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扁鵲飲上池之水后，能透視人五臟六腑，盡見人體內癥結。前者體現了先秦人們的神靈觀念，后者或屬于戰國以來流行的方術一類。自戰國晚期至兩漢，神仙方術思想漸趨流行，廣泛滲入秦漢社會思想，隨著時代的演進，習尚的浸染，自《三國志》始為方技人物立傳，廣攝奇誕之事，至《后漢書》更后來居上，實非偶然。

古人論文有“踵事增華”之說，文學的發展，文章的流變，總體遵循由簡趨繁的路徑。由漢魏到南朝，詩賦文章均漸有馳騁翰藻之勢，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響。現代以來，論者普遍認為《史記》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稱自《漢書》開始即呈現正史的史學與文學分途。實際《漢書》較之《史記》，固然遜其生動與風神，卻又有明顯的斟酌文辭、追求整飭的美學傾向。而這種典雅與整飭在魏晉六朝的文學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許并被發揚光大。至于范曄，論其所作《后漢書》，更自逞且自負其文采，《宋書》本傳錄其《獄中與諸甥侄書》稱：“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傳之作，自兩漢至南朝，某種意義上同樣呈現出踵事增華的發展軌跡。范曄生活于儒學日衰的南朝，繼承深厚的家學傳統，自覺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學為己任，試圖通過重寫后漢一代歷史，使統治者見盛觀衰，更要通過描寫東漢一代眾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揚忠孝節義之主題。范曄一生，仕途多艱，結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經歷使他如司馬遷一樣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風格。時風的浸染，宣揚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愛好，使其于史著中對奇誕之事往往興趣頗濃而屢屢采摘入史，如其《方術傳》中王喬、劉根等事跡均從《搜神記》演化而來。其對需要頌美的歷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強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對《史記》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貶參半，現代以來則一致稱頌，認為是《史記》高度個性化和文學性的重要因素。《漢書》總體平實的風格幾乎掩蓋了其中好奇的表現。《三國志》簡潔的風格也使人們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誕的內容。《后漢書》大量夸飾以至虛誕的內容，一定程度上確實影響了史著的嚴肅性，但另一方面無疑也增加了其敘事寫人的生動性，使《后漢書》的文學色彩進一步凸現，因而仍然堪稱一部史學兼文學名著，且與《史記》一道對后世史著產生重要影響。現代以來，因充分肯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出現了低評《漢書》文學成就的明顯傾向，以致出現所謂自《漢書》開始而呈現正史史學與文學分途的觀點。考察《漢書》至《后漢書》的實際，這一說法似乎并不確切。實際上，由于中國歷代作史者幾乎沒有純粹的歷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學見長，所以即便嚴肅的正史傳記中，也多數都呈現出史筆與文筆、嚴肅史料與逸聞趣事的交錯，更無論雜史、野史著作。沈約撰《宋書》，大量取材《搜神記》；房玄齡等修《晉書》，則《搜神記》和《世說新語》素材兼取并用，均是顯例。要之，一方面，久遠而強大的史學與史官文化傳統影響下，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小說往往具有明顯的歷史要素與歷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學要素與文學品格又幾乎是史著與生俱來的內質。中國自古即有“六經皆史”之論，錢書先生則又提出“史有詩心、文心”[9]之說，可謂別具只眼。縱觀中國古代文、史著作，長期呈現的正是史文詩賦相互融通的局面。

參考文獻

[1]汪榮寶.法言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2361.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誘.戰國策[M].上海：上海書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書店，1988：55.

篇3

一、官吏選拔的術語

1.世襲制：亦稱世卿世祿制，它是一種通過家族血緣關系來確定政府各級官員的任命，依血緣親疏定等級尊卑和官爵高下的制度。

2.薦舉制：是根據皇帝詔令所規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級官員，通過考察向中央推薦士人或下級官吏的選官制度。薦舉的科目主要有賢良方正、孝廉、太學博士弟子及特舉特科等。

3.科舉制：創于隋代，發展完備于宋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綿延1300多年，是封建社會中后期的主要銓選制度。考察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童子等科，各科考試方法和內容各異。明代以后考試程序又分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殿試三年一考,由皇帝親自裁定名次,定一甲前三名，依次稱狀元、榜眼、探花。

4.除此以外，還有納貲、軍功、郎選、恩蔭等途徑。

二、授官的術語

1.征：皇帝特征、聘召人才。

例：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征拜郎中。

（《后漢書?張衡列傳》）

2.辟：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屬官。

例：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

（《后漢書?馬援列傳》）

3.舉：提拔，任用。

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史記?五帝本紀》）

4.授：授予官職，任命。

例：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荀子?儒效》）

5.除：任命，一般指免去舊職授予新職。

例：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文天祥《指南錄后序》）

6.拜：用一定禮儀授予某種官職或名位。

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7.贈：用于追封已故者。

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

（顏延之《陽給事誄》）

8.起復：官吏守孝未滿或降職后重新起用。

例：遭母憂去職，尋起復本任。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

三、升官的術語

1.擢：由選拔而提升。

例：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

（《明史?海瑞傳》）

2.陟：升遷，指官吏的提升和進用。

例：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諸葛亮《出師表》）

3.進：用于較高職務追加。

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

（《漢書?孔光傳》）

4.升：官職得到提拔。

例：名因文著，位以才升。

（白居易《祭盧虔文》）

5.超遷（擢）：破格升官。

例：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四、貶官的術語

1.謫：貶官，降職并外放。

例：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范仲淹《岳陽樓記》）

2.貶：降職并外放，與“謫”相近。

例：貶連州刺史。

（《舊唐書?劉禹錫傳》）

3.黜：罷免官職。

例：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

（高啟《書博雞者事》）

4.罷：罷免、停職。

例：又投間蔑污使君，使罷。

（高啟《書博雞者事》）

5.免：免除官職。

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漢書?文帝紀》）

6.奪：罷官免職。

例：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

（高啟《書博雞者事》）

7.褫：撤職查辦。

例：張勃進陳湯而坐以褫爵。

（謝莊《上搜才表》）

8.左遷：降職。

例：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

（白居易《琵琶行》）

五、調動的術語

1.徙：改任官職，多指一般的調職。

例：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后漢書?張衡列傳》）

2.遷：改任，轉調原職品級的官職。

例：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后漢書?張衡列傳》）

3.轉：遷職調任，無所謂升降。

例：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

（《后漢書?張衡列傳》）

4.調：調動、調遷。

例：調為隴西都府。

（《漢書?袁盎傳》）

5.量移：被貶邊遠地區的官員，遇赦酌情移至近處任職。

例：三年隨例未量移。

（白居易《自題》）

6.出：指出京受任。

例：永和初，出為河間相。

（《后漢書?張衡列傳》）

7.放：也指京官調任外地。

例：即放寧夏知府，旋升為寧夏道。

（梁啟超《譚嗣同》）

六、兼職的術語

1.領：以本官兼較低職。

例：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后漢書?劉焉列傳》）

2.攝：暫時兼任比本官高的職務。

例：周公攝政，踐祚而治。

（《禮記?文王世子》）

3.權：臨時代職。

例：兼權殿中侍御史。

（《宋史?李綱列傳上》）

4.行：代行某職而尚無此官銜。

例：安國行丞相事。

（《漢書?韓安國傳》）

5.署：暫任、官職。

例：成祖繼位，命署禮部事。

（《明史?宋禮傳》）

七、到任、離任的術語

1.新（始）視事：剛剛到任。

例：是時，茂陵守尹公新視事。

（《漢書?游俠傳》）

2.下車：官吏初到任。

例：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后漢書?劉寵列傳》）

3.秩滿：官吏任期屆滿。

例：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

（陸游《傅正議墓志銘》）

4.致仕：交還官職，即退休。

例：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

（《后漢書?劉般列傳》）

5.歸田：辭官還鄉。

例：官中無人，不如歸田。

（《晉書?李密列傳》）

6.乞骸骨：年老了請求辭職退休。

例：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征拜尚書。

（《后漢書?張衡列傳》）

八、考核的術語

1.銓：衡量官吏的資歷和勞績。

例：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

（《宋書?武帝紀中》）

2.課試：考查、考核。

例：境內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

（《韓非子?亡徵》）

3.考績：考核官吏的政績。

例：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后漢書?馬援列傳》）

4.考功：考核業績。

例：今朝廷不考功校德。

篇4

[關鍵詞]兩漢 經學 家學 地位和影響

在漢代“家”,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意思是,《漢書》言諸《易》家說,皆祖田河、楊叔、丁將軍;第二種意思是“家世傳業”,如橋仁的《禮》、歐陽氏的《書》。本文所論即“家世傳業”意義之家學。

家學顧名思義乃家傳之學,又稱“家業”,傳家世襲的學業才稱得上家學。漢武帝以后,在“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影響下,漢朝的學校教育得到普遍發展,再加上以“經學取士”為重要內容的選官制度的確立,兩漢家學也得以蓬勃發展。主要根據兩《漢書》,并參考《八家后漢書輯注》、《兩漢三國學案》等其它史料,筆者經過粗略統計,發現明確表述有家學情況的經學世家約有百家之多。

家學是兩漢經學內容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亦是兩漢經學史上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家學所傳習的內容也很寬泛,并不是僅僅局限于經學范疇。他們或者子承父業世代相傳、家業不斷,如孔氏之學;或者族內相承以傳其學,如大、小夏侯之學;或者如睢孟授業其姊子顏安樂以傳其學。雖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們父以傳子,師以傳弟,并且開門授徒,為兩漢經學的傳承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漢書•儒林傳》中記載“某氏之學”亦是從家學的角度展示了兩漢經學的發展,如治《尚書》的“歐陽氏學”,治《詩》的“韋氏學”,治《禮》的“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治《春秋》的“尹氏學”等。

家學通過父子相傳,世代承襲的方式,不僅在兩漢學術而且在政治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經學之家是漢代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對兩漢經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家世經學常常形成累世公卿,這些由家學而致仕的勢力也是構成兩漢時期國家政權的基礎之一。家學中多是名儒碩士,且常常擔任重要官職,積極地參政議政。尤其是世代傳經、地位顯赫的經學世家,他們或代為帝師,或世居顯位,不僅是發展兩漢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也是當世國家政治力量的組成部分。

一、家學首先影響漢代統治階級的教育

兩漢許多帝王都貫通五經,尊師崇儒,許多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養成了崇儒好學的風氣。他們學識品行的養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響。家學中因傳經學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擔任帝師或者太子太傅。他們或親自執講,或開辦學校,在其倡導下,興學重教也成為評價官吏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

1.家學首先直接影響漢代帝王,影響最高統治者的文化取向、價值觀念等,由此有力地促進了家學本身及兩漢經學的發展。

家學中多有為帝王師者,西漢后期時韋賢、韋玄成及其兄子韋賞皆以《魯詩》顯貴。韋賢為人質樸少欲,篤志于學,兼通《詩》、《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曾教授昭帝《詩》;玄成兄子韋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韋氏家族如此顯赫,以致鄒魯一帶人皆以經書貴于黃金。高詡的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伏理以《詩》授成帝;孔霸則以帝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東漢時明帝以下五從桓氏受《歐陽尚書》。桓榮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則授安帝、順帝,都深受恩寵,聲名顯赫。桓氏門徒身居高位者亦眾,像丁鴻、楊震、朱寵、黃瓊以及楊震之子楊秉、孫楊賜,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在漢代隆儒的氛圍中,再加上家學的影響,帝王多養成崇儒好學的風氣。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光武帝“愛好經書,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遺”;明帝曾“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章帝也“降義好儒”。直到東漢末,漢獻帝亦好文學。統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學的風氣,也必然有助于經學的發展和家學的繁榮。

東漢時期的君主教育內容幾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經學,這既是儒學得以獨尊的有力保證,也是家學和經學教育得以興盛的巨大動力。一方面經學給統治者提供了維護統治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創設太學,主持召開經學會議,也是經學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從而刺激家學的發展。

2.家學影響皇太子和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為保證其能繼承大統,特設師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兩漢,太子的教育同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賈誼認為“天下之命,縣與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是故為太子選傅應該受到重視,所謂“選左右,早諭教最急”。他還認為教導太子與治國有很大的關系:“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家學中任太子太傅或者少傅者甚多,他們直接影響著太子的受教育。

西漢武帝以前,為太子太傅者,除叔孫通為文學博士外,其他或者如石奮“無文學”,或者如衛綰“以戲車為郎”。漢宣帝以后,太子師傅一職人選由“忠厚恭謹”型轉變為“明經篤行”型。這期間擔任太子師傅的人中,除張譚因“廉潔節儉”見稱外,其余都是由知識淵博的經學碩儒擔任。他們或者是專通一經,或者是他兼通它經,不僅起著輔助、保翼的作用,還起著教師的作用。西漢家學中曾任太子太傅的有治《魯詩》的韋玄成、治歐陽《尚書》的林尊、治《尚書》的夏侯始昌。另有治梁丘《易》的張興、治嚴氏《公羊春秋》的甄宇、和馮譚三人曾拜太子少傅。

東漢時期,為了防范太子與師傅結合形成實力強大的集團,進而威脅皇權,太子太傅、少傅之職雖然保留,但是名存實亡。這個時期的君主教育一變而為侍講制,由朝廷大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講經授課。其實侍講現象西漢時期已出現,例如張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任高密相。東漢期間家學中為太子侍講者更為普遍。如包咸習《魯詩》、《論語》,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光武帝以歐陽學者桓榮為太子(明帝)師;劉昆,光武帝時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余人;張以《尚書》教授,入授皇太子;歐陽地余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楊震桓帝時以明《尚書》征入勸講。

二、家學是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

漢武帝時興太學,此后官學在國家教育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但是私學并未因此停頓,反而在官學的影響下得到進一步發展,并且與之相輔相成,促進了經學的廣泛傳播。而且在漢代“以經治國”政策的引導下,私學的教學內容逐漸集中到經學上。另一方面,盡管博士弟子、郡國生徒員額不斷增加,但是僅靠官學難以滿足眾多求學者的要求,全國大部分教育工作仍要由私學來承擔。作為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家學的影響和作用自然不可輕視。

漢代私人講學的事例不勝枚舉,讀書人學成即授徒相當普遍。西漢末時大師弟子眾至數千人,東漢時期尤盛。家學中約有四分之一的學者從事私學教授活動,他們或開門授講,或聲稱著聞、學者爭相歸之,或隱居教授,所授學生常數百人至千人,著錄弟子多至千人乃至萬人,有力地促進經學的廣泛傳播,也為私學教育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與之同時,私學的興盛也直接使漢代家學大批成長。

以下臚列各經家學中私學教育的大致情況。

《詩》家學:薛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后漢書•儒林列傳》);魯恭及其弟“習《魯詩》,閉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后漢書•魯恭傳》);伏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伏恭為常山太守期間,“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后漢書•儒林列傳》);夏恭“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余”(《后漢書•文苑列傳•夏恭傳》)。

《書》家學:桓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后漢書•桓榮傳》);濟陰曹曾從歐陽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后漢書•儒林列傳》);牟紆,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后漢書•儒林列傳》);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后漢書•儒林列傳》)。

《禮》家學:褒少篤志,結發傳充業,博雅疏通,教授諸生千余人,慶氏學遂行于世(《后漢書•曹褒傳》)。

《易》家學:劉軼傳父業,門徒亦盛(《后漢書•儒林列傳•劉昆傳》);張興“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至者,著錄且萬人”(《后漢書•儒林列傳•張興傳》);郎“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后漢書•郎傳》)。

《春秋》家學: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其孫“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后漢書•儒林列傳》)張霸七歲通《春秋》,后就長水校尉樊受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其子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后漢書•張霸傳》)

家學中有的學者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講學。韋賢在擔任博士給事中的同時,“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有的經學大師,去官還家后,授徒講學,如馬融桓帝時去官,“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地方官學由于政治、經濟及戰亂的影響,時有停置。東漢章帝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太學曾一度衰落。安帝攬政后,薄于藝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但是治學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環境的干擾,即使在戰亂中也傳業不息,講學不輟。如伏湛在王莽亂世仍堅持講學,“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又如傳歐陽《尚書》的桓榮,在王莽衰敗,天下大亂的時候,“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更有一些名儒大師在王莽朝時選擇了隱居教授。在官學荒廢的時候,這些一心向學的儒者對維系兩漢經學的發展和教育的延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家學中亦有開辦學校者。伏恭為常山太守時,就曾“敦修學校”;好經書、通《詩》和《禮》的宋均,“至二十余,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祀”。能有此舉措者雖為少數,但是他們在擴大教育規模、更廣泛傳播儒家經學上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

三、家學是傳播自然科學的支柱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代私學的內容十分寬泛。當然經學是私學教育的最主要內容。今文經學有“通經致仕”的作用,因而是私學的教授科目;古文經學則對于匡正今文經學錯漏弊端有積極作用,一些學者出于學術目的也私授古文經學科目。另外,私學還講授《論語》、《孝經》、《老子》等。

漢代興辦官學,無論中央太學,還是郡國學校,都是以教授經學為主,其他學問,特別是自然科學,則主要靠私學教授。家學作為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自然而然成為傳播自然科學的支柱力量。自然科學也就成了家學所傳習的除經學之外的重要內容之一,而且涉及天文、醫學、數學、律法等廣泛領域。如劉歆繼承父業,從小對“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樓護的父親為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世明法律的穎川郭氏則更為引人注目,據《漢書•郭陳列傳》所載:郭躬家世掌法,其父郭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躬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明跡”;躬弟子鎮,“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鎮子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郭氏自弘以后,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為官者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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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閻振益,鐘夏.新書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186.

篇5

例句：

《后漢書》：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

《后漢書》：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

2、猜疑離心。

例句：

《后漢書》：明年春， 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 傕汜遂復理兵相攻。

3、疑惑詫異。

例句：

《齊東野語》：忽曛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

篇6

一、新出封泥之齊職官

依據出土封泥拓片所見文字，以下對反映齊國職官的封泥做一些討論。

(一)三公系統

“司空”、“司空之印”：《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又復稱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更為大司空。”又《后漢書·百官志》：“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此司空印不冠以“大”字，是為諸侯國之故，見附圖(9)、(8)。

“司徒”：《后漢書·百官志》：“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灌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漢官儀》：“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司徒不冠以“大”字，是為諸侯國之故。

(二)御史大夫

“齊御史丞”：《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有兩丞，秩千石。”又“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故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由上“齊御史丞”當為漢代早期齊國的御史大夫屬下的兩丞之一，見附圖(32)。

(三)奉常系統

篇7

逃避的反義詞以及造句

一、【反義詞】

面對

二、【詞語注音】

táo bì

三、【基本詞意】

逃避一詞出自《后漢書·趙岐傳》，基本釋義是逃走避開。

四、【英文翻譯】

1.escape; evade; shirk

五、【詳細解釋】

躲開不愿或不敢接觸的人和事。《后漢書·趙岐傳》：“延熹元年， 玹 ( 唐玹 )為 京兆 尹， 岐 懼禍及，乃與從子 戩 逃避之。” 唐韓愈《與陳給事書》：“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葉君健《火花》十五：“他們也可以打破常規，找出別的辦法來逃避這個命運。”

六、【拓展延伸】

1. 他們的老板為逃避責任溜走了。

Their boss escaped to weasel out of his responsibility.

2. 現實是不能逃避的。

Reality can't be escaped.

3. 這名參議員因逃避繳納所得稅而受到指責。

The senate was censured for income tax evasion.

4. 他總是逃避那些厭惡性工作.

He always shirks the unpleasant tasks.

5. 對有些人來說, 吸毒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手段.

Drug-taking is a form of escapism for some people.

6. 他逃到巴西，企圖逃避恢恢法網。

He fled to Brazil trying to escape the long arm of the law.

篇8

關鍵詞：秦漢 夜郎 首邑

夜郎是秦漢時期我國西南地區一重要的地方民族政權，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夜郎首邑是古夜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交通中心，對于古夜郎國有著重要的作用。多年來，學界對夜郎尤其是夜郎首邑問題做過不少考證，但結果依然眾說紛紜。

查閱《史記》、《漢書》、《后漢書》、《華陽國志》和《水經注》等史料，從中可以得出一些有關夜郎首邑的線索。結合以上史料，本文從三方面入手：從莊入滇的路線去推斷；從唐蒙開辟的南夷道去尋找；通過江的源流去探尋。

一、莊入滇線路考

“莊入滇”是一個歷來爭論不絕的問題。關于此次西征的路線和時間問題，存在不同看法。文獻對此主要有兩種記載：《史記》、《漢書》所記為“楚威王時”“循江上”；《后漢書》所記為“楚頃襄王時”“從沅水伐夜郎”。對于時間問題，多數學者主張以《后漢書》所記“傾襄王時”為準。但在進軍路線問題上卻沒有取得共識。

關于莊西征事件，《史記》載：“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漢書》記載與此同，唯缺“蜀”字。《后漢書》載“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船柯處，乃改其名為柯。”《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時，遣莊伐夜郎，軍至且蘭，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船處，乃改其名為。”從以上史料，可以明確，莊入滇必是溯江而上。但問題時，此江為何江，史料卻未講明，迄無定論。

《后漢書》作者范曄（398-445）是劉宋人，《華陽國志》作者常璩（291-361）是晉成漢時人，二書成書時間距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時已七百余年，距楚頃襄王（前298-前263在位）時亦已七百年左右，年代湮久，變異極大。而司馬遷作《史記》之時，如作當代史，對夜郎有關事實的記載，可信度較高。因此，莊入滇路線當以《史記》所記為準。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的莊入滇路線為“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我國古代稱“江”或“大江”，均指長江。莊入滇，當自楚國首都湖北江陵始，溯長江而上，經三峽，至涪陵轉入烏江，再沿烏江西上。此時，川東一帶長江沿岸和涪陵地區屬巴國地域，所以《史記》中說略“巴”、“黔中”指湖南和貴州東北部地區，“黔中以西”當指今貴州西北部地區。如果莊沿烏江而上，從安順地區三岔河渡盤江而至云南，則應為黔中以西南地區，這與“黔中以西”所指地區在方位上不合。烏江中游，在清鎮、黔西境由二支流會合。北支為六沖河，源于威寧、赫章境。南支即三岔河，亦源于威寧境。因此，莊沿烏江而上，繼而向西，沿六沖河而至黔西北，從威寧經沾益、曲靖而達滇池地區。

二、唐蒙入使夜郎線路考

夜郎和巴、蜀的交通路線正式見于文獻的，就是《史記》中關于漢武帝派遣唐蒙和司馬相如通西南夷道的記載。《史記?西南夷列傳》載：“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馀人，從巴蜀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由此可知，唐蒙是取道“巴、蜀關”去的。據《史記會注考證》校正，“巴、蜀關”應為“巴符關”。所以，唐蒙第一次會見夜郎侯多同，是取道今四川合江。

唐蒙回來向漢武帝作了匯報后，武帝為解決通夜郎的交通問題，便下令“發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由唐蒙主持修治的這條南夷道不再取道巴符關，而是取道巴符關西面的道（今四川宜賓）。《華陽國志》說，此道從道至朱提（今云南昭通）要“渡三津”，艱難險阻，唐蒙“斬石通閣道”，至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才修通。

朱提郡并不是此條道路的終點。據《水經注》江水注說，唐蒙“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余里，山道廣丈余，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今云南大關縣豆沙關，從前叫石門，相傳就是唐蒙鑿石開閣的遺跡。這里明確記載了這條道路的終點是通到建寧郡的。晉代之建寧郡治所，在今云南曲靖附近。所以唐蒙所通夜郎道，終點無疑在今云南東北角的宣威、曲靖一帶。這個地理位置正好在漢代道縣的正南方和巴符關的西南方。道比巴符關距云南東北角更近些，唐蒙修南夷道不再取道巴符關，而選擇道作為起點，顯然是為了縮短距離，減小工程量。

三、江水道考

《史記》載“夜郎者，臨柯江，江廣百馀步，足以行船”，“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漢代番禺即為今廣州。在我國西南地區，能通廣州之河流者唯珠江水系爾。由此可見，今南、北盤江及它們合流后的紅水河是江的可能性較大。但實際情況與《史記》中所載卻有出入。今南、北盤江上游海拔達二千多米，到兩江會合口處才降至五百米以下，河床坡度大，斷層多，水流急湍，不宜行船。

兩漢初，從夜郎首邑雖不可能一路坐船直下番禺，但當時的夜郎依靠江與南越保持密切的聯系則是確鑿無疑的。如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所食“枸醬”即由蜀賈人持竊出市夜郎，又從夜郎販運至南越番禺的。又如武帝年間，南越國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下柯江，咸會番禺”。由此可知，當時西南與華南間必有可行船之水道。

那么，江究竟是哪條河流？筆者以為，江即為柳江。柳江是西江干流中通航里程最長的一條水道，其上游叫都柳江和融江。船由貴州都勻西南的三都縣出發，沿都柳江和融江而下，在廣西柳州駛入柳江，在石龍駛入黔江，在桂平駛入潯江，從此處始即為西江主流，直達今廣州海口。

《史記》載，馳義侯發兵時，“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可見，征發夜郎兵的地點在且蘭，說明且蘭臣屬于夜郎。《水經注》載，豚水“經郡且蘭縣，謂之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由此可知，且蘭當在今北盤江以東今安順一帶。《后漢書》和《華陽國志》載，莊“軍至且蘭，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由此可知，莊先攻且蘭，再滅夜郎，最后臣服滇。所以，夜郎首邑必在且蘭之西，而滇又在夜郎之西。

綜上所述，既然夜郎在且蘭之西，滇又在夜郎之西，又夜郎與滇鄰近，所以夜郎在云南東北部地區無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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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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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摘要：漢樂四品是東漢宮廷的四類音樂，大予樂包括郊廟樂、上陵樂、殿食舉樂和少量先秦雅樂；雅頌樂則是先秦所遺周頌雅樂；黃門鼓吹包括帝后的朝會、宴飲、喪葬殯儀，屬于雅樂性質；短簫鐃歌則屬于黃門鼓吹的組成部分。漢樂四品實則三品。

關鍵詞：大予樂 雅頌樂 黃門鼓吹 短簫鐃歌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漢樂四品是漢代（東漢）宮廷的四類不同性質的音樂，東漢明帝時，將樂定為“四品”。在《后漢書?明帝紀》、《東觀漢記?孝明皇帝紀》、《宋書?樂志》、《隋書?音樂志》以及《通典?樂一》等文中均有記載。但是，從以上相關文獻的記載來看，漢樂四品存在兩種說法。這里姑且以兩種說法中的代表《隋書?音樂志》和《后漢書?禮儀志》為切入點，探討一下漢樂四品的問題。

《隋書?音樂志》認為，漢樂有四品：其一為《大予樂》，主要用于郊廟祭祀祖先的；其二為《雅頌樂》，主要在辟雍饗射時使用；其三為《黃門鼓吹樂》，天子用于大宴群臣。其四為《短簫鐃歌》，作為軍樂用于軍中。而且《隋書》中也把其來龍作了說明，如“一曰《大予樂》……《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則《孝經》之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責令凱歌’者也”。《隋書?樂志》所謂的漢樂四品，分別是“大予樂”、“周頌雅樂”、“黃門鼓吹”、“短簫鐃歌”等四類音樂。

蔡邕《禮樂志》認為漢樂也有四品，主要是大予樂、周頌雅樂、黃門鼓吹。這與《隋書》所說前三類基本上一致。而且蔡邕對于漢樂四品的來龍解釋除了與《隋書》重復的部分外，又加入了更為詳盡的材料，如：“一曰大予樂……《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令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師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

分析蔡邕《禮樂志》與《隋書?音樂志》，不難發現其中的疑點，就是蔡邕所述的漢樂四品與《隋書?樂志》所述少了一品，《隋書?樂志》的四品《短簫鐃歌》在蔡邕《禮樂志》中稱為《黃門鼓吹》的一個組成部分。完整記載“漢樂四品”的除《隋書?樂志》外，還有《通典?樂一》、《通志?樂略》、《資治通鑒?漢明帝永平三年》胡三省注等，這些文獻均認為漢樂四品，一為大予樂，二為雅頌樂，三為黃門鼓吹樂，四為短簫鐃歌樂。

那么，關于漢樂四品中的短簫鐃歌，哪一種記錄更可信服呢？為了分清其中的原委，我們先將這四品逐一分析：

一 《大予樂》

東漢的第一品樂為《大予樂》，其名字始于《后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從文獻記載來看，《大予樂》是新皇登基所使用的音樂，同時也是應圖讖而由漢廷下詔改名而產生的。這些音樂皆為祭祀先祖的郊廟雅樂，文中將這些郊廟之樂改為大予樂，將樂官稱為大予樂官。而《后漢書?曹褒傳》則較為詳盡，其認為三皇五帝的禮樂都不互相因襲，而是各自體現了自己的功德特征。作為再次一統華夏的大漢，理應和三皇五帝一樣，重新制禮作樂，以體現大漢的威儀和皇家的功德，而不是再因襲使用前朝的禮樂，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百世的模范。文中還借用《河圖括地象》及《尚書璇璣鈐》等書典為其尋找依據。如：《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以上不難看出，《大予樂》就是東漢的郊廟之樂。

而郊廟之樂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呢？蔡邕《禮樂志》認為，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西漢時期的郊廟祭祀之樂主要包括：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以及武帝時《郊廟十九章》，這些樂皆為西漢所創制的新樂，原屬樂府職掌，哀帝罷樂府后改由太樂領屬；還有一部分為西漢諸位皇帝郊廟祭祀所常奏之樂，如《文始》《四時》《五行舞》《盛德》等，這些郊廟之樂除了少量先秦雅樂外，大多為漢代所創制的新樂。這些雅樂在哀帝罷樂府歸太樂領屬，進而上升為漢代的雅樂，東漢時成為《大予樂》的一部分。

蔡邕《禮樂志》所述《大予樂》的另一組成部分為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這又是什么樂呢？《后漢書?禮儀志上》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樂闕，群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國谷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據史載，東漢明帝時對禮制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每年元旦要求公卿百官、外國使者、各郡計吏及皇親國戚等，皆到光武帝的原陵進行祭拜，要面對“神位”匯報糧價、民間疾苦、風俗動向等；八月，各貴族還要把最好的酒（酎）奉貢給宗廟，其禮與上陵之禮類同。此種儀式由過去的殿堂改為先帝的陵寢舉行，由此看出，東漢對郊廟祭祀的重視程度。

而“殿食舉之樂”，則承襲于周。《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禮記?王制》云：“天子食，舉以樂。”可知，天子食，需奏樂。

而以上這些儀式活動所用之樂是什么呢？古人認為，天子飲食起居必須順于四時五味，而且需奏樂，這些音樂就是食舉樂。食舉樂的作用就是順應天地，祈求神明，賜福人間。但是從文獻來看，漢代的食舉樂并非古雅樂，而是漢廷新創作的音樂。如《隋書?音樂志下》引馬防奏言“今官雅樂獨有黃鐘，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臣防以為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

因此，這些食舉之樂是“太簇之律，雅頌之音”，而非“今請官雅樂黃鐘”，說明其并非當時的“宮中雅樂”，而是以新創為主的新樂。

二 《雅頌樂》

漢樂四品的第二品是《雅頌樂》。《隋書?音樂志》認為，《雅頌樂》為辟雍饗射之時所使用的，因為《孝經》認為“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是最好的教化工具。而蔡邕《禮樂志》則認為：周頌雅樂，是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的大典之樂，也引用《孝經》“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字句，而且又索引《禮記》為其找依據，如“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二者的不同是《隋書?音樂志》所涉及的名稱缺少“周”字，而蔡邕《禮樂志》則有之，且后續文字加入了“六宗、社稷”的名稱。

“辟雍”是講習、教化之場所，“饗射”是春秋兩祭之典，“六宗”是上下東南西北之神，“社稷”是方社和五谷之神。古人將雅樂用于人，頌樂用于神。“辟雍”和“饗射”是用雅樂而不用頌樂的，由此可知，《隋書?音樂志》所云二品《雅頌樂》就是蔡邕《禮樂志》所說的《周頌雅樂》。

而兩漢的《周頌雅樂》主要是武帝時好古的河間王劉德所獻的雅樂。這些先秦古樂當時武帝將其“立之太樂”，但“并不常御”，只在春秋饗射之時“作于學官”。在兩漢這些都屬于先秦雅樂，其包含的內容今已無從考證。

三 《黃門鼓吹樂》

東漢漢樂四品的第三品是《黃門鼓吹樂》。所謂的“黃門”就是天子的“禁門”。東漢之時，“黃門”隸屬于“少府”，是侍奉帝后的官署之所。

蔡邕《禮樂志》云：“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文中將《詩經?小雅?伐木》（雅樂）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又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由此推知《黃門鼓吹》是雅樂，其對象是“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用的。如司馬彪《禮儀志》劉昭注引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中便有“黃門鼓吹三通”方面的記載：皇后在殿中即位，太尉手持玉璽和綬帶，天子要臨軒在旁，朝中百官也要陪侍在側，然后由主持儀式的宗正念讀冊封皇后的策文。皇后行拜禮稱臣妾后即可坐到所要加封皇后的座位上，此時太尉將玉璽和綬帶授予皇后。然后，需要黃門鼓吹三遍，鳴鐘鼓。皇后即位儀式方結束，便可大赦天下。

此外，皇帝作朝會時，也用“黃門鼓吹”行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鐘磬并作，倡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罷。”

“黃門鼓吹”還可用于殯葬喪儀。《后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記載：永平七年，光武陰太后駕崩，當時宮中下詔要求靈柩先置于殿中，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宮中男女侍官三百人皆身穿白衣，引棺挽歌，下殿就車，在黃門宦者帶領下走出宮門。同時，“黃門鼓吹”還用于宮廷“大儺”之儀等。

從以上材料可看出，“黃門鼓吹”主要用于宴樂和禮儀兩個方法面，具有雅樂的性質。

四 《短簫鐃歌》

漢樂四品的最后一品是《短簫鐃歌》。《隋書?音樂志》認為《短簫鐃歌》是軍中所使用的音樂。《隋書?音樂志》與《宋書?樂志》的記載完全相同，但二者的記載則與蔡邕《禮樂志》的記載完全不同。蔡邕《禮樂志》則認為，第三類的黃門鼓吹，是天子宴樂群臣所使用的音樂，且引用《詩經》中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字句為其找依據，并進一步認為短簫鐃歌是軍中之樂，并索引《傳》為其找依據，如“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師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

蔡邕在《禮樂志》中所述的《短簫鐃歌》，只是《黃門鼓吹》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另立的一類。《后漢書?祭遵傳》也有類似記載：“建武八年，帝東歸過 ，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李賢注云：“黃門，署名……武樂，執干戚以舞也。”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沈欽韓也說，“黃門即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武樂，即短簫鐃歌也”。

《后漢書?祭遵傳》中所記載的是光武帝犒賞、宴請士卒之時，用的是“黃門武樂”，也就是沈欽韓所說的《短簫鐃歌》。那么天子宴請群臣諸將應該是《黃門鼓吹》，現在劉秀所用是“黃門武樂”的“短簫鐃歌”，因此可以證實“短簫鐃歌”就是第三品《黃門鼓吹》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說來，《隋書?音樂志》、《宋書?樂志》所述的漢樂四品的第四品為《短簫鐃歌》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短簫鐃歌》只是《黃門鼓吹》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黃門鼓吹》中的武樂，它的功用主要是用于“王師大捷、軍大捷”，是一種“凱樂”和“凱歌”。

綜上所述，漢樂四品實際上只有三品。蔡邕《禮樂志》和《隋書?音樂志》在前三部分幾乎都是一樣的，不同之處在于蔡邕的解釋更為全面些。而所謂第四品《短簫鐃歌》在《隋書》中另分為第四品，而蔡邕《禮樂志》中可能是《短簫鐃歌》和《黃門鼓吹》皆有軍樂屬性的原因，將其歸類于《黃門鼓吹》中，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但從二者所處的時間來看，蔡邕之說最為接近漢代音樂的真實，因此蔡說應當較隋說更具有權威性，所以漢樂四品其實應當為漢樂三品較為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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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司馬光，胡三省注：《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07年版。

篇10

1、虎、鹿、熊、猿、鳥。五禽戲是一種中國傳統健身方法，由五種模仿動物的動作組成。五禽戲又稱五禽操、五禽氣功等。據說由東漢醫學家華佗創制。五禽戲中的五禽指虎、鹿、熊、猿、鳥（一般用鶴為代表）五種野生動物。出自《后漢書-華陀傳》。

2、五禽出處：《后漢書-華陀傳》言：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態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日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以利蹄足，以當導引，后世有謂華陀為武術之始祖。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