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集粹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百家集粹，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當前，一場前所未有的“城市精神大討論”正席卷大半個中國，猶如一場頭腦風暴，為城市發展注入新“血液”。縱觀百年繁華的大都市巴黎、倫敦、紐約、北京、上海、深圳……無一例外都有著鮮明的城市精神，并與時俱進地加以提煉升華，這才是一個城市經久不衰的奧秘。

位于中國湖南長沙“岳麓山下的硅谷”——麓谷，一座同樣有著自己人文夢想的創新新城。

歷史回溯巨變二十年

創新探索科學發展新路的先行者

從20年前，一個不到1平方公里、稅收僅為3000多萬元的彈丸之地，到20年后，全面實施麓谷110平方公里大開發戰略，去年園區總收入達1512億元，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的號角響徹麓谷大地，一座經濟繁榮、環境優美的現代科技新城躍然于世。

理性地回溯長沙高新區每一項發展成就，無不鐫刻著創新的烙印。麓谷是長沙高新區直管核心園區，自1988年建區后，創新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止，先后歷經了“統一規劃、就地起步、規模發展、鞏固提高”、“多園統籌、優勢互補、快速發展、帶動輻射”、“強化創新、服務兩型、集約發展、建設新城”三個發展階段，現已邁入“創新驅動、服務兩型、引領發展、構筑新城”新的階段，尤其是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無經驗可鑒，無先路可循，長沙高新區責無旁貸地擔當起探索科學發展新路的先鋒者和試驗田。

猶如一個新生命從呱呱墜地到蹣跚而行，再到長大成人，而在這一過程中，對精神層面的關注不斷攀升，始于誕生之時，貫穿于生命始終。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里說的：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不僅是肌肉和體格的增強，而且隨著身體的發展，精神和心靈也同時擴大。

創新精神，不僅僅成為了長沙高新區管委會干部員工身上的“細胞”，更是企業家和普通市民身上的“基因”。而作為雷鋒故里，長沙高新區的文化名片更加熠熠生輝，新時代的雷鋒精神在此薪火相傳，與創新精神一起凝結成這座活力新城的精氣神。創新精神和雷鋒精神如同陽光一般滲透到長沙高新區——麓谷的每一座山林、每一片湖水、每一幢建筑和每一條街道，給棲身于這座城市的12萬麓谷人以溫暖和支持，已然沉淀成為麓谷這座新城的人文品格。

“麓谷精神”呼之欲出

非常之時謀非常之事

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的內在動力和重要支撐

2011年7月，由長沙高新區發起，委托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為主研究的長沙高新區創新文化建設研究課題正式啟動。為了能夠集思廣益求真知，區內區外共參與，當年10月，以參與發展·思考未來為主題的“麓谷精神”創意征集大賽面向全國拉開帷幕。

為何是在這一年提出？并非偶然。這一年是長沙高新區全面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的關鍵之年，也是邁入“國家隊”的第20個年頭，也是在這一年拉開了爭創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征程。值得一提的是，長沙高新區創新文化建設的開展和“麓谷精神”的征集，是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是在全國掀起學習雷鋒精神的熱潮之前，也是在今年“湖南精神”的征集評選之前，麓谷人的前瞻力和創新力再次得以體現。

非常之時謀非常之事。對城市精神的渴望，反映出執政者們不斷成熟的執政觀，他們愈加清晰地認識到，城市的發展與競爭，已經進入到以文化論輸贏、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敗的階段，這也說明麓谷生態科技產業新城的發展已漸入佳境。長沙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譚杭生，管委會主任羅社輝，調研員、主任助理宋捷多次與省社科院專家專題探討創新文化建設，高屋建瓴地闡述了創新文化是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的內在動力和重要支撐，充分契合了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部署。毋庸置疑，“麓谷精神”釋放的強大的文化能量必將引領長沙高新區邁向新的里程碑。

數千條創意百家爭鳴

創新精神和雷鋒精神彰顯麓谷特色

短短1個月的時間，“麓谷精神”創意征集大賽吸引了來自東南西北全國各地的“粉絲”踴躍參與，共收集參賽作品數千篇，區機關內部從領導到員工也全員出動獻計獻策，創新文化的主旋律在麓谷激蕩。這些“粉絲”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并廣泛傳播。他們有專家學者、教師、公務員、大學生、海外留學生、海外華僑、企業職員、工人、農民、商人等，來自長沙高新區麓谷街道的蘭繼紅一家還集體參與，表達著對麓谷這片熱土的深情……他們可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職業、年齡甚至民族，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麓谷精神的提煉者。

創新、厚德、務實、包容、開放……成為了數千條參賽作品的熱門關鍵詞，百家爭鳴，字字珠璣，都彰顯出創新精神和雷鋒精神的內涵，飽含著對麓谷的情深意重和殷切厚望。哪條最能體現“麓谷精神”的精髓？對此，專家評審委員會召開多次專題研討會，并面向全國公開投票，2011年12月20日，“麓谷精神”第一輪評審會舉行，經過反復討論與斟酌，優中選優評選出15條作品在《高新麓谷》和長沙高新區門戶網站上進行候選公示，這15條作品分別為：

1、厚德載物敦行致遠

2、勇行先試創新致遠

3、敦行致遠勵新圖強

4、創有作為新無止境

5、厚德務實創新有為

6、弘毅篤行創新不息

7、開放兼容務實創新

8、厚德包容創新超越

9、尚德崇文開放兼容

10、包容創新誠信敬業

11、開明開放敢創敢為

12、厚德務實寬容創新

13、厚德尚智融和創新

14、至真至誠維新維行

15、融智融商創業創新

“麓谷精神”再次得以提煉升華，第一輪公示結果出爐后，來自全國各地“粉絲”智囊團的激情再次被點燃，在第二輪投票的同時，還就如何集百家之長紛紛獻計獻策，思想的火花在第二輪評審中激烈碰撞，專家評審委員會成員在會上曾多次爭執不下，最終，10條作品脫穎而出進行最后的角逐，這10條作品是：

1、厚德務實創新有為

2、厚德載物敦行致遠

3、開發兼容務實創新

4、厚德尚智融和創新

5、勇行先試創新致遠

6、包容創新誠信敬業

7、融智融商創業創新

8、弘毅篤行創新不息

9、創業、創造、創新、創先

10、麓無止境谷納百川

篇2

關鍵詞： 桐城派 修正

文壇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對前一時期或同期文學創作弊病的反撥。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漢”是對明前期文壇館閣文學的死板文法進行反撥，興起于“宗秦漢”還是“尊唐宋”之爭尚未停息的康熙時期的桐城派，也是對明代以來拘泥復古而導致為文“模擬剽賊”局面的反撥。

但是，也正如曾為文壇帶來新風的前后七子最終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復古的道路；“文必秦漢”最后反阻滯文章真正地向秦漢之風靠近一樣，雖然反撥了別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無物，興于康雍、盛于乾嘉、影響經過同光直到民初還饒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經過了康乾時期戴、方、劉、姚諸人帶來的發展盛狀后，在清中后期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向死守“義理”、拘泥“文以載道”的“道統”觀方向前行，而逐漸走入空洞無物、不合實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嘆：“時文之法者陋矣。謬然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導的文壇上，這種曾為“時文”所有的弊病也顯于“古文”中來。就說過：“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練經義，負聲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詞豐而義寡、梔蠟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壇創作不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為顯，排句疊調以為勁”，還在文風上“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于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義的歧途。

自然，在這種情況下對文風的糾正勢在必行，而在《圣哲畫像記》中自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2］（P248）的正是以自己對桐城文法的秉承與超越，在“姚門四杰”相繼去世后的清晚期，針對文風之弊做出種種革新，試圖一挽桐城于頹敗。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講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非闡道益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3］（P35）這成為桐城派創作的基本守則。作為桐城后學，自然也繼承這一創作主導思路。他的《致劉蓉書》說：“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4］（P7-8）雖然這里是在倡導對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離不開以“人心所載之理”主導著“人身之血氣”的大前提――仍然是對“文以載道”這一命題的再闡釋，只不過是用“血氣”承載“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圖解而已。

不僅如此，《圣哲畫像記》里標榜：“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徑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保?］（P248）《書儀禮釋官后》認為:“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為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保?］（P302）將“道”具象成以“禮”為核心、以“仁”和“義”為兩大準繩的思想體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維護著理學的權威。

以桐城所宗為自己所旨，表明了與桐城派的淵源。但面對日漸偏離康乾時期文風，從思想到筆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劉蓉于《復吳南屏學博書》中評價為“惟宗派之云，甚至謂句法之短長伸縮，聲音之抗墜疾徐，皆有一定繩尺，如詞曲之有譜然，尋聲逐影，良可厭薄”的桐城末流，又嚴肅地與之劃清界限：在《覆吳南屏》這封信中，他點評說：“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箤嵣χW處?！辈⒈硎荆骸巴诰?，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塵。”［5］（P13797）對梅曾亮等人漸趨僅以姚鼐為正宗，樹立門戶之別、失之狹隘淺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評。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桐城后進，在末流以宗派之說當道的情況下，還敢于品評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與劉霞仙》里認為方苞成就尚未達到“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的地步，其在“發明義理”與“學為文”之間“兩下兼顧”，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以致無可怡悅”［4］（P247-248）；在《覆吳南屏》里評析姚鼐“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5］（P13798）。這些無疑都表明出于桐城而又自覺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創作視角。

也正是在這樣的視角上，曾氏主動地對桐城派進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豐六年十一月諭子函》中說：“余平生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又在《覆鄧寅階書》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選》之盡善?！边€對吳敏樹說：“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腴潤。”（《覆吳南屏》）平生好讀之書除桐城派一貫尊崇的韓愈文章外，還有《史記》、《漢書》、《莊子》，而且認為《文選》集粹的古文質量最高，并愛向他人推薦閱讀《漢書》、《文選》――的古文視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傳統上以唐宋家為核心的閱讀習慣，向前延伸到了先秦、兩漢、南北朝；同時《莊子》的“入選”也表明他對刻板“道統”的揚棄，為求古文真諦而不過分計較作品是否出自先賢大儒之手。

在閱讀習慣方面，曾氏不僅從選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傳統的唐宋兩代限制，還在選文的體裁上跨越方苞設下的藩籬。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引方苞語：“古文中不可錄……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绷η蟆把艥崱?。而在日記中自敘：“余近年最好班馬揚張之賦?！绷ν啤拔恼轮梢缘拦胚m今者，莫如賦”（《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諭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孫南歸序》里強調：“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獨不然?！睂⒐盼暮婉壩牡年P系闡述為奇與偶的相對與相補充，從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對駢文的過激排斥。

在對駢文進行高度評價的基礎上，提出了“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的文論，并指出在音節方面，“聲調鏗鏘”是漢魏文人“有兩端最不可及”的高處之一（《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子函》）。這自然超越了方苞寫文章排斥“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這一截然分離散文與駢文聯系的論調。吳汝綸在《與姚仲實》中評價曾的文論是“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大家”［6］（P1168），足見時人已經認可了結合駢文特點、改進古文創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過，雖然對桐城文風進行了一定修補，但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導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來文章空言無物的核心原因：過分強調“文以載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導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詩集序》宣揚：“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保?］（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將一直以來對立著的“文”與“道”進行糅合，將“文”通過被人為地定義成與“道”相合的“藝”，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實質上仍是和從“文以明道”向“文以載道”的轉變那樣，通過將“文”定位在“藝”，使“道”完完全全地統轄著“文”，讓“文”僅僅成為因“道”而存在的技術性附庸，抹殺了“文”的本體特征。

而在《與劉霞仙》里，對“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盡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廖廖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札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錄》、《思辨錄》之類),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立新,將前此所習蕩然若喪守,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4］（P247-248）

他承認“文”“道”是可以“兼盡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筆下，“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并以方苞為例證明這種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在這種不可調和性面前，同姚鼐一樣，仍然是遵從著“文以載道”的標準來評判文章的價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發展歷程：

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札,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文阿娜之聲,歷唐而不改。雖韓、李銳復古,亦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蘇、曾、蘇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2］（P319）

在這里，他將“習于情韻”與“習與義理”兩者一視同仁，公允地認為各有特色的同時也各有弊病，同屬于“偏勝”。但又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束縛，對宋以來的“法韓氏”、“習于義理”做出了“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的好評，在一視同仁的基調上最終還是偏向了“義理”代表的道統觀念。

參考文獻：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全集?詩文[M].長沙：岳麓書社,1986.

[3]徐珂編.清稗類鈔選?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卷[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4].全集?書信[M].長沙：岳麓書社,1990.

[5]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C].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