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掘方法范文
時間：2023-10-17 17:36:4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發掘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文為西北民族大學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資助項目成果，項目編號：201610742022。
隨著近年來，每年都有重要的考古發現展示在世人面前，為考古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不斷補充新的內容。眾所周知，人類在歷史進程中創造的這些遺存，不少已毀滅消失，保存下來的僅是一小部分，有的還埋在地下未被發掘，有的已經因為人為破壞不得不發掘。但發掘出土的文物在出土瞬間因溫濕度等環境的改變，腐朽速度加快，從而不易于文物信息的收集。
一、選題目的意義及范圍
本選題通過模擬實驗，探討氧氣對出土文物的不利影響，分析減少文物在出土前后受到的不利影響的方法，從而使文物能夠更好的發揮其價值。在選題研究的范圍上，根據材質分類，本實驗選紙質文物與青銅錢幣作為實驗材料。因為它們具有便宜易得、操作簡單等優點。此次模擬實驗的主要目的是為案例的研究提供實驗基礎。
二、氧對文物的間接危害
當文物埋藏在地下密閉的土壤環境時，土壤團粒之間擠壓密實，不存在能夠傳輸氧氣的通道，文物基本處于無氧或低氧狀態，因此腐蝕反應會得到極大的延緩。隨著文物出土發掘，接觸到大氣環境，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條件下，大氣中的氧氣和水分直接接觸文物表面，促使一系列腐蝕反應發生，導致文物出現腐蝕等病害。1氧氣還可充當催化劑，加快Cl-、SO42-等離子對青銅器及鐵質等文物腐蝕反應的速度。另外，氧氣也會在光的作用下影響紙質文物。紙質文物的纖維素、半纖維素與木質素在光氧化反應的作用下會發生斷裂，紙張的色度也會受到影響。2
（一）氧對青銅錢幣的危害
常溫干燥環境下，青銅錢幣中的銅不與氧氣發生反應，但在潮濕環境下，尤其是在有Cl-離子存在時，銅的氧化銹蝕速度極快，會在青銅錢幣上形成層狀結構的銹蝕。當繼續處在潮濕的環境下，水將鉆入到銹層內部后反應生成鹽酸。若接觸到銅的本體時，在氧的作用下又發生化學反應，使表面銅體進一步受到腐蝕，形成新的氯化亞銅。經過上述反應，銅逐漸經過CuCl階段而轉化為Cu2O，繼而生成堿式碳酸銅。青銅錢幣上一般會有年號或花紋等，若經過上述的反應，便失去其歷史、藝術價值。3
（二）氧對紙質文物的危害
古代紙質文物的原材料一般都是植物纖維，而植物纖維的細胞壁主要成分是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這三種主要成分都易水解，從而破壞紙張結構，同時強度也會受到影響，使紙張變脆。另外，木質素易氧化，尤其是在光的照射下，氧化更快。木質素氧化后變脆是紙張發黃變脆的主要因素。所以說，常溫干燥環境下，紙質文物受氧氣的影響不大，但當紙質文物處于潮濕、含酸且有光的環境下，紙質文物受到侵蝕的速度更快。
三、模擬實驗設計
文物一般常年埋藏在地下，已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在發掘的過程中，一旦暴露在另一個環境中，打破了原來所處的平衡環境，文物很快受到二次嚴重傷害，尤其是金屬類文物和有機質文物。在本研究中，除了查詢資料外，還采取了模擬實驗。主要是針對文物臨時儲存環境做了簡單的實驗。在這個實驗設計中，利用控制變量法來達到實驗效果。主要的變量是有氧和無氧氛圍，其他的條件只是輔助作用。
（一）實驗方法
實驗原料：在現有的實驗條件下，此次模擬考古發掘現場的實驗選取青銅錢幣、報紙、宣紙和A4紙作為實驗材料。
實驗設備：MIT紙張耐折度測定儀；CM-700d分光測色計，日本柯尼卡美能達。
1.青銅錢幣腐蝕模擬實驗
實驗一：制作常溫、高濕、含氯、酸性條件、氧化氣氛環境。在干凈的玻璃干燥器的底部先后放入盛有過氧化氫溶液、碳酸氫鈉溶液、鹽酸溶液、燒開的蒸餾水的四個小坩堝。再用滴管滴幾滴碳酸氫鈉溶液于過氧化氫溶液的小坩堝，在裝有碳酸氫鈉溶液的小坩堝中滴幾滴鹽酸溶液。蓋緊干燥器蓋，置于室內自然環境中，并在玻璃干燥器外做好標簽。觀察兩周，拍照記錄。
實驗二：制作常溫、高濕、含氯、酸性條件、無氧氣氛環境。在實驗一基礎上少加一個盛有過氧化氫的小坩堝。
2.紙質文物腐蝕模擬實驗4
實驗三：制作常溫、高濕、酸性條件、氧化氣氛環境。在干凈的玻璃干燥器的底部先后放入過氧化氫溶液、鹽酸溶液與燒開的蒸餾水的三個小坩堝，再用滴管滴幾滴碳酸氫鈉溶液于過氧化氫的小坩堝，蓋緊干燥器蓋，置于室內自然環境中，并在玻璃干燥器外做好標簽。觀察一周后取出，晾干。測量數據。
實驗四：制作常溫、高濕、酸性條件、無氧氣氛環境再實驗一基礎上少加一個盛有過氧化氫的小坩堝。
（二）實驗結果與分析
1.實驗前后青銅錢幣與結果分析
（1）實驗前
通過上述圖片可以看出，在有氧環境下，青銅錢幣的腐蝕面積較實驗前和無氧環境下的大，而在無氧環境下，基本和實驗前時的錢幣相似，沒多大的變化。
2實驗前后紙張性能檢測與結果分析
（1）紙張色度檢測
紙張纖維的變化會表現在紙張的顏色上，因此可以通過紙張顏色的變化分析紙張性能的影響。顏色可以用L、a、b來表示。其中，L表示明度，a、b表示顏色，a表示紅綠，b表示黃藍，E為NBS色差單位。通過測出各材料的L、a、b值來分析紙張性能的變化。
經色度檢測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實驗前還是試驗后這三種紙的明度都較高；就顏色的黃藍而言，據數據顯示，經過有氧氛圍后A4紙的偏藍程度減弱，報紙由原來的偏藍逐漸偏黃，宣紙的偏黃程度增加；無氧或低氧氛圍數據顯示這三種紙與實驗前的黃藍程度大致相同。從NBS單位的感覺值來看，實驗三中的色差感覺值基本都為可覺察，而實驗四的色差感覺值基本榍崳，表明氧氣的含量對紙質文物有一定的影響。
（1）紙張耐折度測定6
從實驗數據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紙質在相同作用力下，耐折度不同；相同的紙質在不同氧氣含量的環境下保存一段時間后，在相同的作用力下，耐折度也不同。而考慮到折疊次數小于10或大于10000時，數據的準確性會降低，故分別挑選一種適合這三種紙的作用力，以便更好的測量與分析。通過對不同紙張與相同紙張的比較，試驗后紙張的耐折度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表明氧氣含量會影響紙質文物的機械性能。
（三）小結
據上述的實驗現象和數據證明，有氧和無氧的氛圍對文物的影響不一樣。因此，在考古發掘時，臨時環境的制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制作的過程中，需要仔細的勘測所處遺跡的環境，盡可能做到相似，尤其是影響文物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臨時環境的密閉性。
四、案例研究
在我國博物館等相關機構中，文物低氧或無氧保存運用的相對廣泛，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經回藏”就是運用氮氣庫技術實施低氧環境來保護石經的。當然，還有一些案例是使用除氧劑或其他有關化學試劑來控制氧氣含量，這為延長文物壽命提供有利的幫助。7
而在考古發掘現場，使用低氧或無氧技術的案例并不多，江西西漢海昏侯墓建立低氧工作倉可以說是國內首例。它在考古發掘中運用了低壓氧倉文物保護設備等大量高新技術，即使用研制出的“移動式低氧氣體工作站”“低氧工作室”、“低氧儲藏柜”等高新技術，來制作出用于發掘現場文物臨時保護的低氧鏈系統及成套設備。8其中的低氧工作站的設計為本研究提供了實踐基礎。9
因此，在考古發掘現場，大面積的低氧處理可以參考海昏侯墓發掘現場，而小面積的無氧、低氧處理可以制作一個小環境，根據不同的文物用物理或化學的方法制作出相應的小環境，關鍵是密封的處理。
五、結語
通過相關資料以及實驗可以看出，氧氣對于出土文物會產生影響，但是單一的氧氣因素對出土文物的影響不大。一般情況下，會與溫濕度、光、霉菌、空氣中的其他有害氣體等一起作用于文物，使文物因這些環境的變化而被破壞。就氧氣而言，氧的分子結構決定了其化學活性較強，與其它元素結合時，氧原子和氧分子都可以作為形成化合物的基礎。因此，對文物材料，尤其是金屬文物和有機質文物有較為顯著的氧化作用，從而引起文物材料微觀等結構的變化。
因此，對于考古現場文物來說，在最短時間內將剛出土的文物放置在缺氧環境中保存，即臨時環境的制作，能夠最大程度避免文物因所處環境驟變帶來的破壞。
[注釋]
18周華華：《低氧工作間在國內考古工作中首次使用》，《中國文物報》，2015年11月20日第9版；郭宏、趙靜：《氧氣（O2）對文物材料的劣化作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6年第4期，第55～59頁。
2王成興、王蕙貞、尹慧道：《文物保護技術》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頁；《文物保護技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 頁。
3郭宏、周浩、祝鴻范、蔡蘭坤、王蕙貞、朱 虹、宋迪生：《文物保護環境概論》，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頁；《鐵器文物脫鹽清洗溶液中硅酸鹽緩蝕性能的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2年第14期（增刊），第51～62頁； 《秦漢鐵器銹蝕機理探討及保護方法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3年第1期，第7～11頁。
4實驗三和實驗四實驗前的數據一樣，且在實驗操作時，實驗三和實驗四的材料需一一對應，以便試驗后數據的分析。
5黃敏：《紙張白度的測定及色差的控制方法》，《中小企業科技》，2002年第11期，第21～22頁。
篇2
我國考古學學科中“田野學校”的發展
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設工程，而考古部門則積極參與了諸如三門峽水利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基本建設中的考古工作，發現了安陽殷墟、西安大明宮等珍貴的考古遺址，從而使考古發掘和文化保護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然而，與我國近年來發現的大批珍貴遺址相比，我國考古學科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力量卻遠遠不能支持和滿足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一體化的發展需求。因此，堅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與國外同行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使中國考古學更快走向世界;堅持把考古發掘同遺址保護與利用結合起來，自覺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提供學術支撐，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主流。這兩方面內容近幾十年來都積累了基本經驗，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也應予以傳承和弘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例，1994年以來，它先后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考古研究部門和高校合作開展中國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還派遣考古發掘隊前往德國、俄羅斯等國參加田野考古活動。目前，該所已與日本、韓國、越南、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等國的相關高校及考古機構，簽署了近20個長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協議項目。這也體現了田野學校這種交流手段已被國際考古學界接受，并在我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一)“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考古學是文理交叉的邊緣學科。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國內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重視，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培養研究生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國高等院校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已經成為考古學研究生教育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除了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建設與教學改革實踐的力度，進一步改善教學環境，創建國內一流的考古學專業實驗室和一套完備合理的教學體系，我國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學者已經認識到參加及舉辦田野學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們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開創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其所取得的成績，具體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師生7人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民族研究所在俄羅斯阿穆爾州的伊凡諾夫卡進行了考古發掘［5］。經過40天的野外作業，發掘面積共計250平方米，使用高技術手段測繪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圖與平面圖。同時，在此次發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屬耳環、馬具、武器、青銅帶具、石器等在內的一批對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的遺物。針對此次考古田野學校的實踐，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說:“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發掘活動。”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兩位研究生赴羅馬尼亞參加由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羅馬尼亞皮特雷特遺址的聯合考古項目［6］。1943年，羅馬尼亞國家博物館曾對其進行過小規模的發掘。自2002年始，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瓦西里•帕爾萬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此次考古發掘之前已經進行了6個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發掘作業。其發掘的目的是復原當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當地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的社會分化進程。此次發掘的領隊為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的漢森教授，田野學校的成員包括來自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格魯吉亞、芬蘭、美國、中國的30多位考古學、地理學專業的學者及研究生。田野調查主要由考古學和地理學兩個團隊完成，其中，考古學團隊負責遺址的發掘、土壤的浮選以及地磁探測等;地理學團隊主要負責大面積的鉆探、取樣，以及勘測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進行的同時，室內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統計、拼對、繪圖、攝影等，負責室內工作的隊員同時也負責考古隊的后勤事務。另外，特殊的遺物亦有學者專門負責，并進行同步研究，例如對燧石核、石葉的分類，以及微痕分析等。通過參加此次的田野學校活動，使得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國、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的考古發掘方法和研究理論，并與西方年輕學者建立起了聯系，為促進日后雙方的相互了解和學習搭建了平臺。3．2010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參加由美國哈佛大學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組織的夏季田野學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館此次在科潘遺址舉辦的田野學校內容豐富，包括了田野考古發掘與整理、重要遺址參觀、西班牙語和瑪雅文字的專門教學、知名學者講座、閱讀與討論等諸多內容。除了上述活動外，來自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在發掘環節中還和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組進行探方發掘，并參與了撰寫報告和整理陶片。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實習，使學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遺址的歷史、發掘現狀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位研究生參加了由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織的田野學校［8］。此次夏季田野學校發掘的均為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別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個遺址。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學習活動，使中國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不僅學習了中亞地區較為獨特的考古發掘方法，還對中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遺址文化面貌有了較為直觀的認識，同時也對晚更新世末期石葉技術在歐洲—中亞—東亞地區的傳播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學校”的特點及其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據國際考古學專業田野學校的一些主要活動情況，我們可以對田野學校的特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歸納: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著重培養了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和研究創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學相長;三是與研究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方向相結合，并貼近當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同時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未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學校應該納入我國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的培養計劃之中，最終成為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落實高校固本培源以及著重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辦學特色的主要途徑。考古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學科，其發掘和研究的進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為自然科學技術所推動。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狀況的差異盡管有著社會制度、歷史情況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難以通過閱讀相關專業文獻獲得全面的認識，但仍然可以通過采取使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參加田野學校的形式進行了解，并為今后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的專業研究提供很多借鑒。由此可見，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田野學校形式多樣，培養了研究生的學術創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綜合素質，鞏固了其專業興趣;三是搭建了與國外考古青年學者及研究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也為其畢業后可能存在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實行“田野學校”培養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篇3
關鍵詞：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
1發掘現場造成文物損壞的因素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創造了許多文化，有物質文化也有精神文化。一直以來，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發掘與保護從未停止過，其中，考古就是一項文化保護活動。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古代文物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其破壞因素主要來自3個方面：一是光線，光對出土器物的影響客觀存在，紫外線對出土文物的破壞和危害最為嚴重，而且紫外線還是發生光化學反應的主要因素；二是溫濕度，溫濕度對出土器物的影響很大，通常相對溫度的變化會導致器物自身結構產生收縮現象，使得一些漆木器等文物表面產生裂紋等破壞；三是微生物，器物表面由于微生物、霉菌等原因可造成文物表面色澤發生變化，尤其是木制文物，木質成分容易與微生物的分泌物發生反應導致色變，從而破壞文物的本來品質。
2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文物原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暴露在一定的環境下容易受到損壞，所以更加需要形成文物保護的意識。文物保護是通過一定的技術輔助，盡量恢復文物本來面貌，以及延長文物使用期限的過程。之所以要重視文物保護，主要是因為文物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2.1文物的史料價值及其不可再生性文物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延續和承載，是民族精神家園的結晶，是今人與祖先對話的載體，堪屬國之無價瑰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國家，做好文物保護工作，是建設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舉措，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神圣責任；做好文物保護工作對于我國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繼續、了解我國古代歷史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物由于其歷史性決定了其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文物保護顯得格外重要，其主要內容包括考古發掘現場的文物搶救保護和實驗室文物修復保護等，比如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帛書，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等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做不好文物保護工作，對于以后研究先人的文化、生活習俗都會產生不良的影響。2.2文物的考證校勘價值及其不可復原性在考古發掘現場，如果出土文物因搶救及時且得以科學的、有效的保護，大量珍貴的文物就能幸運地被保存下來，為后期的文物復修與考古研究提供科學、真實的資料。很多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物，是我們能夠借以得知當時時代風貌和文化特征的第一手資料，且可以用來與傳世文獻相互校勘，考證版本，對于恢復古代文獻的真實性具有重要意義。2.3文物的實物價值及其不可替代性考古發掘現場所發掘的所有文物，都具有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特點，比如發現的原始人頭蓋骨化石，就是任何化石都不能夠替代的重要文物，它反映了幾千年前原始人類的頭型和骨骼特征，同時對于研究人類的演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其實物代表的是特定時期人的生命和靈魂，做好文物保護工作，就是對以后不可再生的文物資源的一種利用。總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遺存，各類形形的文物，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文化信息與人文信息，無論是歷史價值、藝術價值還是科學研究價值都是非常高的[1]。
3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措施[2]
3.1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應遵循的原則第一，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要在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前提下進行。所謂“不改變文物原狀”，在考古專業、歷史文物保護工作中是基本原則之一。具體就是指，不改變現場發掘出來的文物的原貌，包括該文物發掘時的形狀、結構、材料、顏色。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通過歷史文物原有的形態及其制作工藝，結合所處時代背景，盡可能的去還原、去反映當時的文化特征。第二，加強對文物發掘現場原貌的保護。在考古發掘現場，不僅只有文物，包括現場內的各種東西，以及所處的環境，盡量少干擾[3]。如此一來，可確保文物現場可再處理，有助于對文物現場進行取樣，方便后續文物研究工作的順利開展。第三，選擇適宜的現場文物保護所使用的材料。前面已經提到了，歷史文物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再生，因此，為了保護好考古發掘現場，確保文物不被破壞，在選擇文物保護材料方面，也需要具備這樣一種功能，即與文物保存等同的特殊材料。首先，選擇的材料要具備長期耐久性；其次，選擇的材料性能要佳。3.2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基本步驟關于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一般包括以下5個階段。第一階段，前期調查工作[4]。在考古現場文物發掘的過程中，應當事先對遺址進行調查、勘探。包括該區域內及周邊的環境，通過查閱當地的人文、歷史資料，了解一些與之相關的歷史信息，并對文物埋藏的環境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的主要內容應涉及溫度、濕度、空氣狀況，這對于整個考古方案的進行以及時間進度的合理掌控至關重要。第二階段，調查研究后，制訂可行的方案。根據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問題，討論后制訂有針對性的保護方案。此外，還需要準備為保護方案順利開展實施而必要的設備、材料。第三階段，建立臨時庫房。在考古發掘現場，通常情況下，考古發掘前期能夠發現的有價值的歷史文物并不是很多，很多時候多是一些雜物遺物，當然，對于這類遺跡遺物無須過多浪費時間，這一段時間非常寶貴，應當盡快在考古發掘現場附近地帶建立臨床庫房。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給即將發掘出土的歷史文物，根據所掌握的各類信息，事先建立一個相對易控的環境空間。第四階段，歷史文物的現場提取。文物的提取非常關鍵，也是整個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最復雜的一個環節。因為文物在出土時，處理條件比較簡陋，所處環節也不容易控制，雖然文物提取只是將其送往臨時庫房保存，但提取及微環境控制的過程非常關鍵和復雜，要求也相對較高。例如，表面清理、加固等。第五階段，對臨時庫房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將文物科學包裝起來。包裝的目的是為了運輸途中免受不必要的損壞，盡可能將每一個文物保持在最佳狀態，也就是能夠反映整個文物所處歷史及人文面貌的工藝狀態。因此，對于文物的包裝及相應的設計非常關鍵，應盡可能為其提供一個相對密閉且穩定的環境，以相對合理的方式、科學的手段，讓文物從臨時庫房運抵實驗室的一段時間內，減緩空氣環境的變化可能對文物造成的侵蝕。3.3加強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對策第一，濕度控制。在考古發掘現場要嚴格控制文物出土時的含水率，防止因周圍環境溫濕度的變化太快而損害文物。目前國內大多采用干燥劑來控制，一般使用的干燥劑有硅膠。第二，密封處理。文物大多都在地下埋藏了上百年甚至幾千年，地下的溫度濕度等環境與地面差距很大，如果出土后直接暴露在開放的大氣環境中，大氣中的水分、溫度、濕度、陽光等都會直接對文物產生極大的破壞性影響，所以文物出土后一定要密封處理，避免文物與大氣直接接觸，氧化。第三，避光保護。可見光中的紫外線對于文物的色澤等有著很大的影響[5]，所以文物出土后要進行遮光保護，可以采用黑色塑料袋進行包裝保護。
4總結
文物保護工作關系到我國古代優秀文化瑰寶的保護和對古代歷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們要采取科學合理的方法，從考古發掘的現場開始進行保護，為更好地研究我國古代文化、生活提供物質保障。
參考文獻
[1]陳庚齡.論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與科學意義[J].絲綢之路,2011(14):113-117.
[2]王允麗.考古發掘過程中保護文物的應急措施[J].文物科技研究,2004(6):166-171.
[3]楊璐,黃建華.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技術[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32-45.
[4]張宏彥.中國考古學十八講[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72-75.
篇4
在此基礎上,以敦煌研究院為主體,聯合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機構的研究團隊繼續開展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應用支撐研究,通過對我國山東、山西、陜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處考古發掘現場的技術支撐和示范研究,不斷優化和完善移動實驗室相關技術單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動實驗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從技術和應用層面上實現了針對考古發掘現場的五個單元技術體系的構建,即發掘現場空間信息提取技術、發掘現場環境動態監測技術、文物出土狀況和評估調查分析技術、發掘現場脆弱質文物和遺跡現場提取與保護技術、考古預探測技術。應用研究證明,基于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技術體系和應用方法,對解決我國田野考古發掘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提升考古發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護研究、揭示相關考古學問題等方面有較好的技術支撐作用。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技術是移動實驗室整個技術體系中重要的技術單元,涉及了多種分析方法的應用,本文就該單元分析體系的構建進行詳細的闡述。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分析體系研究的主要內容
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長期處于封閉的埋藏環境中,在一定的時期內,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文物處在一種腐蝕和劣化的過程中,腐蝕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環境的不同存在較大差異。在較長的時間范圍內,埋藏環境逐步穩定,導致文物腐蝕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應速度緩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與引起腐蝕及劣化的因素處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埋藏環境的驟變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對的平衡狀態,由此造成許多文物不可逆轉的損失。由于文物出土時的狀態最接近埋藏中的狀態,這一時刻也是新環境下劣化的初始階段,時效性較強的分析調查對于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至關重要,移動實驗室現場的實時分析體系可以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長期以來,出土文物的保護研究工作多數是在文物出土很長時間后在文物庫房或實驗室進行的,這種習慣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時機,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體和埋藏環境之間的聯系。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的出土文物現狀和評估技術結合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護研究的客觀規律,將文物埋藏環境研究和文物本體現狀、病害調查方法研究作為本技術單元的研究方向,通過兩個方面的調查分析結果綜合評價文物的保存狀況和病害成因。
埋藏環境的現場分析包括:針對文化層土壤的分析,確定主要調查指標為土壤的含水率、酸堿度、可溶鹽含量以及粒度;發掘過程中如存在水,對其酸堿度和可溶鹽進行分析;空氣及埋藏環境中微生物的培養和初步鑒定。埋藏環境的調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體,均采用現場取樣、即時分析的方式進行。
針對文物本體現狀和病害的調查分析涵蓋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體的組成結構和探傷,采用的分析手段為顯微分析、X熒光分析、各種光譜分析以及X光探傷調查。常規情況下均采用無損的分析方法,根據實際情況在發掘現場或移動實驗室內開展相關調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現狀和病害評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多數相關分析緊密圍繞考古現場即時進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對于一些復雜問題和特殊需求,如有機質分析、年代測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響文物本體、對分析的時效性要求不高、能夠獲得分析樣品的情況下,可在專業實驗室進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為考古發掘提供技術支撐。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分析體系的構建
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文物病害分析體系構建為兩個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環境相關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樣分析,文物本體的原位無損分析。兩個方面在分析手段上雖然不同,但相互聯系,共同構成了文物的出土狀況和病害分析體系。
1.儀器及性能
(1)埋藏環境分析儀器
含水率測定采用日本KettFD-720型紅外水分測定儀,量程35g;可讀性0.01%;傳感器精度1mg;重復性初始樣品重量≥1g時±0.2%,初始樣品重量≥5g時±0.05%;紅外暗場熱管(金屬加熱器)加熱源,全自動分析模式。酸堿度測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計,儀器級別為0.001級,溫度補償。可溶鹽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離子色譜儀,陽離子分析條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統壓力1320psi,抑制器電流65mA;陰離子分析條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統壓力1219psi,抑制器電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納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儀,可對小于2mm直徑的土壤進行分析,可進行干濕一體全量程測量,干法測量范圍為1-2000μm,濕法測量范圍為0.05-2000μm,準確性/重復性小于3%,激光波長為632.8nm。微生物鑒定采用常規的實體顯微鏡。
篇5
2008年7~11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在甘肅臨潭陳旗(今王旗)齊家文化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意外地發現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齊家文化墓葬群。
2009年1月14日,尚未結束的發掘就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列入“2008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之一,獲此殊榮的發掘項目全國僅有六個。
2009年3月31日,齊家文化考古發掘成功入圍國家文物局公布的“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甘肅臨潭,這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交匯之地,再次吸引了中國考古學界的目光。
名 動 京 城
2009年1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大禮堂內座無虛席,中國考古界的精英云集于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考古研究所及考古雜志社協辦的“考古學論壇――2008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正在進行中。
堆疊在一起的人骨、閃爍著光澤的金飾、被銅銹包裹著的青銅器……一幅幅幻燈片在演講者的解說中緩緩打開,一個被人遺忘了數千年的史前部族漸漸地浮現在中國考古學界面前。
沉寂了無數時光的甘肅臨潭陳旗(今王旗)齊家文化墓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西北大學的錢耀鵬博士是該項目組代表,他說:“經專家遴選,本項目作為入選的六個項目之一,應邀參加了2009年1月13日上午的講演……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大廳里坐滿了來自北京相關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者。本項目的內容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高度關注,評議專家王仁湘研究員作了評議和肯定,與會學者爭相舉手提問,但受時間限制,難以一一滿足。演講效果可以用‘震撼’二字來形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員王仁湘是論壇指定的甘肅臨潭陳旗(今王旗)齊家文化墓地發掘項目的評介人,他認為這一發現令人耳目一新,為進一步認識齊家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對了解西部地區古代民族的遷移及其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齊家文化墓地名動京城,并當之無愧地被列入了“2008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最 大 墓 地
就在2008年7月18日,錢耀鵬、毛瑞林等人還在為如期開工而發愁。
臨潭縣陳旗(今王旗)磨溝遺址,距離陳旗(今王旗)鄉政府南約1公里,此處位于洮河北岸,是一個馬蹄形的山間臺地。人們先后在此地發現了仰韶中晚期、馬家窯、齊家、寺洼等文化遺存。其中齊家文化墓葬區在磨溝村北面100米靠近洮河的臺地上,面積約8000平方米。
“臨潭陳旗遺址在發掘以前就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此次發掘是為了配合九甸峽水電工程而開展的搶救性發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此次考古發掘項目領隊毛瑞林說。搶救性發掘就意味著時間緊、任務重,為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合作開展這一項目。毛瑞林和他的同事謝焱、西北大學考古系錢耀鵬教授以及他的碩士研究生,還有一大批農民工參加了這次發掘。
2008年7月中旬,考古隊伍抵達現場時,大片大豆和小麥長勢正旺,再過幾天,就將迎來收獲的日子。
考古隊首先動手清理現場,大豆拔了,小麥割了,盡管有些可惜,但時間緊張,不得不如此。
“這幾年,為配合九甸峽工程,我們進行了不少搶救性發掘項目,發現了許多史前遺址,但規模都比較小,原本以為這也是一個普通的發掘項目。”謝焱說。
齊家文化類型形成于距今4000年前后,根據碳14年代測定,齊家文化出現的年代大約在距今 4200~4100年到3800~3700年間。這是新石器晚期文化類型,處在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時期。1924年,瑞典科學家安特生首次在廣河齊家坪發現而得名。1996年,齊家坪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發現至今的幾十年間,齊家文化的聚落遺址發掘地比較多,但墓地還未進行過較為完整的大面積考古發掘,考古學界還未充分認識齊家文化。
“2008年的四個多月中,共發掘了1700余平方米,共清理齊家文化墓葬346座、寺洼文化墓葬2座,出土了2600余件(組)各種器物。”毛瑞林介紹說。2600余件(組)隨葬品中有陶器、石器、骨器、銅器及金飾器,石器和骨器多是生產工具,有研磨器、斧、鑿、骨柄石刃刀、匕、鏟、針、簽等。
謝焱給筆者展示了一把骨制匕首的照片。這把骨制匕首長約15厘米,寬約3厘米,匕首把上雕著一個非常古拙的人頭像。由于經常使用,握手處非常光滑。生活在磨溝村一帶的齊家人就是靠著這些簡陋的工具,同猛獸作斗爭,一步步走向文明的。
毛瑞林說:“在洮河流域發現如此規模的齊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尚屬首次,這也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齊家文化墓地。”
消 失 之 謎
齊家人從何而來,去往何處,一直是個謎團。一般認為,齊家人是因為氣候發生變化,從鄂爾多斯高原一帶來到甘肅的。但關于他們是如何消失的,卻眾說紛紜。
有人曾經這樣寫道:“4000多年前,一個神秘的騎馬部族帶著他們精湛的玉石加工技藝出現在甘肅大地上。于是,齊家文化和齊家古玉如春筍般猛然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三四百年后又倏然消失,只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玉器訴說著昔日的故事。”
臨潭陳旗(今王旗)磨溝齊家墓地的發掘,或許會為尋找齊家人的消失方向提供重要線索,甚至有可能成為解開齊家文化謎團的鑰匙。發掘結果顯示,齊家文化與寺洼文化的關系極為密切,寺洼文化的基本要素可能在齊家文化晚期已孕育發生。毛瑞林介紹說:“此次考古發掘中還出土了兩座寺洼文化類型的墓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座墓葬和齊家文化墓葬之間有著打破關系。”
專家們發現,齊家文化墓葬和寺洼文化墓葬之間有著很強的內在聯系。初步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神秘消失的齊家人并沒有徹底消失,他們在甘肅這塊土地上生活了三五百年后,最終流向了四面八方。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陳旗(今王旗)這塊地方逐漸向寺洼文化類型過渡。
“這是一個空前的發現,為這兩個文化類型之間相互關聯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證據。”毛瑞林強調說。
首 次 發 現
伴隨著發掘進展,還發現了一座編號為M100的墓葬,這是目前發現人殉最多的墓葬,發現了五人以屈肢側身葬的方式被埋葬在豎穴中。
這座墓葬是9月中旬發現的,發掘時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挖探方的緣故,原本距離地表2米深的墓室,實際上距離地面只有1米多了,發掘的難度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對發掘人員來說,這仍然是一個考驗。
“由于墓坑狹小,人在里面工作本來就施展不開,既要確保文物的安全,又不能移動清理對象,還要將其完整地暴露出來。我們采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挖到一定深度后,在墓坑中鋪上塑料布,人站在塑料布上,一邊挖,一邊后退,這樣就比較容易了!”謝焱說。
全部清理出來后,考古專家發現,這五人埋葬在墓室中,呈現出側身屈肢的樣子,似乎在向偏室中的主人卑躬屈膝,而主人在偏室中享受著有奴隸服侍的生活。
然而,更多的發現還等待著考古工作者,但這個發現更讓人們激動不已,也使中國考古學界不得不重新審視齊家人。這是什么發現呢?
這就是臨潭齊家人的神秘葬俗。齊家人的葬俗非常獨特,他們采用的是豎穴偏室墓,而且出現了多人多次葬。豎穴偏室墓就是從地面向下挖一個坑,然后向兩邊開挖,挖出偏室后,再分別挖出頭龕和腳龕,作為擺放隨葬品的地方。
此次發掘的豎穴偏室墓單偏室較多,其中又以左偏室居多,也有部分為右偏室。雙偏室墓相對較少,還有少量上下偏室、內外偏室墓。
這些豎穴偏室墓多為合葬,單人葬較少。合葬者少則兩三人,多則10余人,成人、兒童皆有,部分墓道中也有埋葬死者的現象,人數1～4人不等,但頭向多與位于偏室者相反,且多俯身或屈肢。內側人骨大都被擾動,靠近墓道者則多為未經擾動的一次葬。
毛瑞林說:“發掘現場的跡象表明,這些合葬墓有的是偏室塌陷后才填埋墓道的,有的是對同一偏室的人骨進行二次整理埋葬,還有的是重新挖開墓道進行埋葬的。”
錢耀鵬博士說:“本次發掘不僅證實了齊家文化中還存在大量豎穴偏室墓(約占70%),并揭示出了磨溝齊家文化墓葬結構、埋葬過程及埋葬習俗的復雜性。”
豎穴偏室墓是齊家文化類型墓葬中的首次發現,為齊家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并為研究齊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會結構、齊家文化與寺洼文化的關系等學術問題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
重 重 懸 疑
在2008年的發掘中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在發掘的346座墓葬中,竟然只出土了一件玉鑿。謝焱說:“那個玉鑿僅僅比中指略寬一點。”
眾所周知,齊家古玉被文博界列為中國三大古玉之一,其知名度和良渚、紅山古玉不相上下。這些年,在武威黃娘娘臺等地的齊家文化類型遺址中出土了近百件玉器。為何臨潭陳旗(今王旗)磨溝遺址的346座墓葬中僅僅出土了一件玉器呢?是發掘的墓葬標準不高,還是這個部族本身就不擅長制作玉器呢?
此外,有些墓葬中出現了兩種器物群共存的現象,這是需要解釋的一個重要現象。
有專家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這是齊家文化的新跡象,還是外來文化的融入,亦或是后來者的借墓現象?”
篇6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位于禮縣縣城以東13公里處的西漢水北岸。20世紀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盜掘,大批珍貴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甘肅省文物部門進行搶救性發掘,當年調查、鉆探面積達150萬平方米,發掘面積3000多平方米。通過調查與鉆探,發現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處、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較豐富的文化層堆積。
后期主要發掘了21號建筑基址、祭祀遺跡和少量小型墓葬。其中,祭祀遺跡包括樂器坑和人祭坑兩部分,樂器坑內的木質鐘架(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銅、3件銅虎(附于)、8件甬鐘,和甬鐘各附帶有一件青銅掛鉤。青銅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體部以蟠龍紋為主要裝飾;四出扉棱為透空的糾結龍紋,造型華美;鼓部素面,有銘文20余字,內容甚為重要。大堡子以樂器坑為代表的祭祀遺跡是在該遺址遭大規模群體性盜掘后幸存下來的,對于被盜秦公大墓墓主身份的確認以及早期秦人的禮樂制度、祭祀制度、銅器鑄造工藝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考古發掘是甘肅省早期秦文化考古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04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以及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五家單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項目組,并組建了聯合考古隊。2004年和2005年,分別對禮縣鸞亭山和禮縣西山坪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2006年和2007年,對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群和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2008年,對清水、張家川縣進行了考古調查;2009年,對秦安縣進行了考古調查,并對清水李崖遺址進行了初步發掘。這些考古新成果為探索秦文化的淵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尋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關系等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翔實、科學的依據。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被評為200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并榮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獎三等獎。
張家川馬家塬戰國遺址及墓葬
馬家塬墓地是西周至戰國時期的西戎皇室家族墓地。整個墓地面積2萬多平方米。甘肅省從2006年開始對馬家塬戰國遺址及墓葬進行了全面鉆探,共查明墓葬59座。之后幾年,共發掘了17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
馬家塬戰國墓共出土隨馬車30余輛。車輛漆繪,金銀飾件、銅飾件以及料珠等裝飾極為豪華,顯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級。還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銅器物和金銀隨葬佩飾,主要有青銅壺、青銅繭形壺、金臂釧、金腰帶以及金質耳環、銀杯、釉陶杯等,還有大量玻璃態管形珠、肉紅石髓珠金帽飾等。這些隨葬品工藝精致、種類繁多、用料精良,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也具有很高的觀賞性。據史料記載,秦人西遷后雜處于戎、狄之間,正是禮縣、清水、張家川一帶。結合墓葬所出土遺物既有秦文化的因素,又有當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甘肅省文物考古專家認為該墓地的族屬當是西戎的一支,有可能是秦人羈縻下的戎人貴族或其首領的墓地。
馬家塬戰國遺址及墓葬的重要發現,是研究戰國中晚期戎人的喪葬制度、秦人與戎人的關系以及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同時也有助于對該地區青銅器、金銀器、金銀飾鐵器的制作工藝的深入研究。多種文化因素在該墓地中的體現,為我們從多角度去了解、認識、研究戰國時期秦人與周邊少數民族、西方文化相互間的文化交流與滲透,以及當時秦的強大勢力在這一地區的統治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馬家塬戰國遺址及墓葬經過了四年的連續發掘,現發掘和保護工作仍在進行中。因遺址及墓葬對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被評為200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獎三等獎。
臨潭磨溝齊家、寺洼文化墓地
從2008年開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合作,對臨潭陳旗磨溝齊家、寺洼文化墓地進行了保護性科學發掘。兩年多來,共發掘面積約4300平方米,清理墓葬562座,其中齊家文化墓葬542座、寺洼文化墓葬20座,共發掘出土隨葬品4520件,其中陶器3140件,銅、石、骨、牙、貝、金等工具或裝飾件1380件。 已發掘、清理的齊家文化墓葬共計24排,呈東南―西北方向排列,同排墓葬之間的距離不盡一致,寬者1米左右,窄者則存在疊壓關系。墓葬結構有豎穴土坑和豎穴偏洞室兩大類,其中以豎穴偏洞室墓數量居多,約占70%。埋葬方式上,既有多人埋葬,也有單人埋葬。墓葬中出土有各類隨葬品和陶器,個別墓葬還出土有鐵器。
寺洼文化墓葬除個別零星分布于齊家文化墓葬中間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齊家文化墓地的西區,并與齊家文化墓葬有疊壓關系,墓葬方向多數與齊家文化墓葬方向一致,呈西北方向。墓葬結構以口小底大的土坑豎穴為主,比齊家文化的豎穴土坑墓更深。多有“井”字形棺木,棺木與墓壁間的空隙填土較硬,似經踩踏,形成熟土二層臺。埋葬方式以多人合葬為主。從墓葬結構和埋葬習俗看,寺洼文化墓葬對齊家文化墓葬有一定的承襲關系。
磨溝齊家、寺洼文化墓地發掘不僅發現了近百座墓葬在墓葬開口的原始地表矗立長條形石塊作為地面性標志,還在墓地南側發現一座保存完整封土的齊家文化墓葬,墓口上鋪墊碎石塊后用黃土堆砌而成。這一發現說明,早在齊家文化時期,墓葬已有使用封土作為地面性標志現象的存在。
磨溝齊家、寺洼文化墓地保存較完整,且規模較大,墓葬形制多變,并存在殉人現象,尤其首次確認了合葬墓所具備的多人多次合葬特點,充分揭示了齊家文化墓葬的復雜性,為研究齊家文化的社會結構和形態、家庭及婚姻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考古材料,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因此,該遺址榮登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榜首。
秦安王洼墓群
秦安王洼墓群位于秦安縣王家洼村北部的老爺頭山南坡臺地內,海拔1600米。老爺頭山綿延伸展,呈東西向走勢,西鄰清水河,東鄰上溝,南部為王家洼村,墓群區域內自然地貌北高南低階狀下緩,地面目前多為農耕梯田。
近年來,王洼墓群嚴重,墓地內隨處可見盜洞及骨骸。為使王洼墓群不再遭遇破壞,2009年8月起,甘肅省文物考古部門對墓群所在范圍進行了鉆探與發掘。鉆探共發現墓葬30座,發掘3座。3座墓均為豎穴偏洞室土洞墓,對于墓室部分的清理均采用大揭頂的方法。
3座墓均由車馬坑和墓室兩部分組成,盜掘情況都十分嚴重。經初步判斷,1號墓墓主人為女性,年齡為25~30歲,從墓室被盜后的殘存痕跡觀察可知葬具為木棺。在盜洞中出土陶珠、瑪瑙珠、金帶飾、銅帶鉤、銅泡、蓋弓帽、骨器等共27件。在車馬坑與墓室中出土銅壺、陶鬲、陶單耳罐、銅鐘、銅泡及銅車馬器等共計63件。2號墓發現人骨一具,仰身屈肢葬,初步判斷或為男性。車馬坑中隨葬一完整馬車,整車青銅裝飾完整,車廂前有長方形銅飾,后有戈形銅飾。另出土隨葬品有陶壺、箭囊、銅戈及車馬器共計171件。3號墓車馬坑內原葬木質車2輛,均為兩軛單轅車。由于盜掘的嚴重破壞,車廂體已蕩然無存。
從目前已發掘清理的墓葬來看,無論形制、葬俗以及隨葬品等各方面,該墓群的墓葬與張家川馬家塬墓群極其相似,應該都是戎人貴族墓葬,只是分屬兩個不同支系而已,對于研究戰國時期秦國戎人貴族墓葬以及戎人的分布情況、文化發展等信息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高臺地埂坡魏晉墓葬
地埂坡墓群位于高臺縣羅城鄉河西村南3公里黑河南岸一、二級戈壁臺地上。2007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被盜墓葬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土洞墓5座。5座墓葬的結構大致相同,由墓道、照壁、墓門、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構成,有的前室附設耳室,地表都殘存有封土及塋圈,其中三座墓葬中繪制壁畫。
1號墓南、北壁各有梁柱承載“人”字拱,兩壁各附有兩根立柱,一為棒槌形,上有方斗,下有柱礎,周身彩繪穿壁紋;另一立柱位于側壁與后壁交角處,似方柱。前室前部兩側各有一耳室,平面長方形、拱頂,南耳室規模較大。后室平面近方形,覆斗頂。頂部中央彩繪方形蓮花藻井,四面坡各有彩繪。
3號墓有彩繪照墻,高達7.4米,雕繪龍頭、托梁赤幘力士、獸頭、熊面力士、交叉紋等。
篇7
古墓葬吸引了北京和拉薩的考古學家
列山是山峰的名字，它位于自治區郎縣境內。出郎縣縣城，沿雅魯藏布江順流而下，大約40公里就到了金東曲(金東河)注入雅魯藏布江的交匯處，再順著金東曲上溯約6公里，就可以望到列山了。
山南麓近水處有個2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稱列村。1993年的夏天，素來靜謐的小村莊忽然熱鬧起來，一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現為文物局)組建的聯合考古隊來這里考察和進行田野考古發掘，是村莊東邊數以百計的古墓葬吸引了這些來自北京和拉薩的考古學家們。
說起列山的古墓葬，它已經默默地沉睡一千多年。它被發現頗具偶然性。1982年3月的一天，一輛汽車沿著河邊的公路行駛，車上的人不經意的一瞥，遠處山坡下的景象，讓他神情一振，大大小小的土堆，足有百座。車上的人恰恰是個文物工作者，原山南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土登朗嘎主任。幾個月后，自治區文化、文物部門，組織了對列山墓地的兩次調查和試掘。
這次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包括有田野考古、測繪、視頻紀錄等方面的專家組建的聯合考古隊對列山墓地進行了為時一個月的考察和發掘。
墓葬形制
列山墓地分布在列山南麓地勢相對平緩的坡地上，南邊是金東曲(河)自東向西流淌，并注入雅魯藏布江，再南邊是連綿不斷的群山。距墓地西方約1公里，就是當地人稱的列村。
經過考古工作者1982年、1993年先后3次的工作，對列山墓地的整體情況有了一個基本了解。目前列山墓地共發現不同大小、不同形制的墓葬數量有210座以上之多，墓地分布面積約50萬平方米。墓葬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東部，據此往西約2公里，還保存有大約近10座墓葬。
列山墓葬形制特點鮮明，均為封土墓，墓的平面形狀有一定的變化，常見的是方形、梯形和圓形，還有少數的亞字形和復合變形類墓葬。墓葬封土堆的面積差異很大，根據面積的大小，我們把墓葬分為大、中、小三類。封土邊長在25米以上，占地6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有20余座;封土邊長在25米之下，占地不足600平方米的中型墓有70余座;封土邊長在10米以上，占地100米之下的小型墓60余座。墓葬封土最大者，其一側的邊長可達66米。封土的高度一般在1至3米不等，最高達14米。封土邊長最短者僅2、3米，封土高出地表也僅幾十厘米。
墓葬構筑技術主要采用夾石、夾木夯筑方法，這種夯筑方法在今天的藏式建筑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
1982年和1993年發掘的墓葬，其形制都有比較明顯的個性。1993年發掘的墓葬形制稍顯復雜的第12號墓，此墓地表有高2米多，邊長5－6米的近方形封土堆，封土下面是用大石塊堆砌成四壁的墓室，用石片和木柱構建成拱形的墓室頂部，其技法簡單實用，且充滿智慧。在墓室西側，有一個類似的石砌四壁的豎井，在豎井和墓室之間，留有一框，以幾棵豎立的大木柱為門。可惜的是，在墓室內沒有發現更有價值的隨葬品。
1993年發掘的第155號墓的形制則是另一類結構。此墓地表同樣有一邊長6－7米長的近方形封土堆，部分已經遭到破壞，保存的高度最高為2米，最低為O.7米。封土下邊為一個長方形的覆斗狀豎穴土坑，坑內填滿了礫石塊、土和木料。令人驚奇的是，有的木料竟然是直徑0.4米的原木。在墓底南部，形成一個側室，側室的頂，全部用直徑0.4米的原木搭建，有8根之多。
第155號墓填土中的木制品重要出土物之一
講列山墓地的其他遺跡現象，就必須談到1993年清理的石碑座。此碑座用整石雕成，為龜形，頭部已殘缺，可辨識出龜的四肢，碑座通長1.2厘米，殘高0.66厘米。石碑目前尚不知下落。
碑座四周還保存有石塊堆壘成的墻基，平面呈方形，墻基寬度0.58－0.78米，墻基長度4.5米。在墻的四角，均發現扁圓形的柱礎石。我們可以認定，此石碑處原為一處地面建筑。
列山墓地重要出土物之一的，是第155號墓填土中發現的木制品，它們為長1米左右的木制條形構件。其截面基本呈方形，木條表面加工細致，有的尚留墨線和木條一端的樣結構，個別木條上發現墨寫的單個字母，字母與現代藏語中的元音字母相似。觀察墨寫字母的結構、筆畫，推測當時可能已經使用了軟筆類的書寫工具，可能是一種類似于毛筆類的工具。
第155號墓木構件的碳十四數據為距今1275年，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682－888年，這與歷史學家筆下記述的吐蕃王朝年代基本吻合。
如果將史書記載的松贊干布公元7世紀中葉統一高原作為吐蕃王朝的興起的話，那么列山墓地使用的最早年代范圍與之基本相應。反省文獻上吞彌?桑布札創造文字的說法，在《善逝佛教史》中有以下幾句：“參據蕃語實際，乃創三十字母及四元音”，這些似乎暗喻吞彌?桑布札之前人們已經在使用一種“蕃語”了。我們以為，吐蕃王朝初期，在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域生活的人們已經廣泛使用文字了，而且那時的文字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我們有理由說，藏文字母的發生、發展是勤勞、智慧的人們在長期大量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產生的，并非個人的偉大行為。早在傳說造字之前的時代，當時的文字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到了吐蕃時期則在字體、文法、發音上經歷了較大變化，后世人們出于“英雄崇拜”心理，才演繹出“創字”的說法。
可能是一處藏王級別陵墓區
就1982年、1993年對列山墓地的田野考古工作來看，對于這個墓地的基本情況，譬如墓地的規模、墓葬數量、布局、基本形制、年代等，我們已經有了初步認識。至于墓地的性質、主要墓主人身份、大型墓的具體結構等問題，還需進一步的工作。
列山墓地的規模之大、墓葬數量之多在境內是罕見的，極有可能是一處藏王級別的陵墓區。通過對列山墓地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吐蕃時期陵寢制度、喪葬禮儀方面重要的實物資料。
關于列山墓地的年代。從發現如此多數量的墓葬，具有如此大的規模和如此復雜的墓葬形制等方面看，列山墓地的沿用年代有相當長的時間，在當前研究吐蕃時期文化缺乏實證性資料的今天，列山墓地的研究、保護顯然意義重大。
篇8
在俞人豪的《音樂學概論》中，他提到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有關音樂的實物材料，少數情況下還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華的《音樂學概論》中，他認為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對象，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獲得的人類古代音樂文化物質遺存，既包括物化形態的遺存本身，還包含遺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在這里，物化形態是指一些有關古代人類歷史音樂文化生活的一些實物資料以及圖像資料，而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傳心授的樂譜傳承，以及當地老藝人的民間表演，這里存在一個疑問。關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產生在對于有關古代人類音樂文化的資料記載上。
俞人豪認為遠古時期沒有文字記載，而且在進入有文字時期后，由于記錄者知識匱乏以及輾轉抄襲的不準確，使得史料文獻不夠直觀、客觀的反映歷史全貌，因此參考音樂考古資料更有價值。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更為客觀，并且對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的研究應更為詳實，它決定了音樂的起源問題。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和測音結果表明，這套樂器是按純律和三分損益法混合定音的，而過去文獻對于先秦時代的樂律記載只有三分損益法的記錄。從這里就可以看出，發掘實物資料對于考古學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問題
首先，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考古學的基礎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第二步是資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論研究。現階段的音樂考古研究主要由獲取資料、研究資料和整合資料的綜合性概括與抽象等三個環節組成。（參考王耀華《音樂學概論》）音樂考古學雖然也借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調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點，比如音響測試、音樂性能、工藝技術、綜合分析等。因此，音樂考古學應該發展屬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適應對古代音樂社會的研究。
三、音樂考古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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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遺址保護 考古遺址公園 展示方式
一、引言
2009年，國家文物局提出“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大遺址保護理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重要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示范意義），并印發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旨在通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與管理，使大遺址保護更好地融入地方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此后，各級地方政府和大遺址保護管理機構積極響應，紛紛啟動相關工作，建成了一批具有全國性示范意義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揮了大遺址保護的社會效益，有力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本文擬通過對國內大遺址保護展示方式的案例梳理，分析大遺址保護與開發利用的趨勢。
二、國內大遺址保護展示案例
2010年，國家文物局評定了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此處以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為案例對象，對其大遺址保護展示方式進行梳理。
（一）金沙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金沙遺址是以商周時期古蜀文化為主體的古代蜀國都城遺址之一。
金沙遺址博物館將考古發掘現場展示、出土文物組合展示和園區的文化景觀展示有機結合，凸顯了金沙文化魅力。
金沙遺址博物館與成都演藝集團等機構合作，創作了《金沙》音樂劇、《太陽神鳥》歌舞劇、《魔幻金沙》雜技劇、《夢回金沙城》動漫電影等，有效延伸了金沙文化的宣傳與展示。
金沙遺址也積極開展公眾考古的探索。組織考古“公眾開放日”活動，邀請市民參觀考古發掘現場，并經常在遺址內開展“模擬考古”、“我是小小考古學家”、“圓夢金沙——金沙尋寶活動”等參與實驗活動。
（二）圓明園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圓明園是清朝大型皇家宮苑。從1984年至今，圓明園完成了對園內絕大多數景點遺址的廓清、整理和保護，圓明園的山形水系得到整理，生態環境尤其是水環境得以恢復改善。同時，通過開展長春園宮門復建保護工程、正覺寺修繕和復建工程、遺址西部（九州景區）環境整治等加強遺址展示。
圓明園常年舉辦園史展覽以及圓明園縮微模型展，通過展板、模型、錄像及少量實物，展示一代名園的昔日風貌、慘毀歷史及遺址現狀。同時，每年舉辦有“踏青節”、“春節廟會”等傳統文化旅游活動，以圓陰園的優美風光以及各種文化活動吸引著各地游客和北京市民的目光和腳步。
（三）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大明宮遺址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中古時期的皇宮遺址。
大明宮采取了遺址原貌保護展示、修建遺址保護展示廳和局部基址復原保護展示、太液池修復性保護展示、綠化標識展示、地面不同材質標識展示等形式豐富遺址保護展示方法，充分展現遺產價值。
通過遺址公園內的丹鳳門博物館、地下博物館、含元殿窯址博物館、書法藝術博物館和牛文化陶瓷藝術博物館等5個博物館，對歷史、考古和相關文化進行詮釋。同時，還采取了大明宮微縮景觀、紫宸殿構架詮釋、考古探索中心建設、雕塑、圖板、模型、影視和演出等，進一步開展與遺址相關的文化詮釋。現已制作了講述歷史的大型紀錄片《大明宮》、3DIMAX電影《大明宮傳奇》；同時，通過大唐服裝秀、皇家舞馬表演、丹鳳皇家儀仗迎賓、百官上朝等多個活態演藝互動項目，詮釋大唐歷史和宮廷文化。
（四）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遺址現場展示。先后建設了匯觀山、瑤山、塘山、良渚古城四面城墻墻基的展示點和文物修復現場，并將考古發掘現場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對公眾開放。
通過良渚博物院進行文物展示；采用多媒體、4D 影院等現代科技表現演繹手段，再現良渚文化和良渚遺址的實物與場景；同時，通過遺址公園周邊的服務設施和玉文化鑒賞旅游體驗區，參觀者可以親身體驗參與原始農耕紡織、制陶、琢玉等項目，領略良渚文化神韻和遺址公園的田野風光。
（五）周口店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周口店遺址是我國著名的出土古人類化石、文化遺物和古生物化石的史前遺址。
周口店遺址分遺址區和博物館兩部分，常年向觀眾開放。遺址區有著名的猿人洞、新洞、山頂洞等多個化石地點。博物館包含七個展廳，藏有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物、動物化石、石器，以圖文并茂的展示形式向觀眾詮釋了周口店遺址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館內還有三維動畫、模擬發掘、動手制作、磨制骨針、模型裝架等特色科普互動項目。
三、分析
遺址保護和考古工作是大遺址保護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首要前提，遺址展示與文化展示，則是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重要手段。如何展示遺址、利用考古遺址公園平臺進行優秀傳統文化展示，對于考古遺址公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通過國際國內的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的案例，可以看出遺址展示通常是將考古發掘的遺跡展示和遺址景觀再現結合在一起，形成考古遺址公園的遺址景觀展示體系。文化展示是依據展示對象的特色進行有針對性的展示設計，包括舉辦展覽，進行行為再現等。國內各個地區雖然程度不同，但都很注重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其中，豐富多彩的文化展示，發揮著越來越突出的作用，已成為大遺址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重要趨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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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赤峰市敖漢旗白塔村遼代墓葬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
3.2009年呼和浩特市腦包溝遼墓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 4.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鎮遼代窖藏錢幣 劉林海，孟令婧，Liu Linhai，Meng Lingjing
5.巴林右旗巴根吐金代界壕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博物館，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Balin Right Banner Museum
6.紅山文化與西遼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與特征 劉國祥，Liu Guoxiang
7.東南部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 李少兵，索秀芬，Li Shaobing，Suo Xiufen
8.內蒙古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女性墓葬的社會地位試析 楊建華，曹建恩，Yang Jianhua，Cao Jian'en
9.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學科背景與核心問題 倪潤安，Ni Run'an
10.釋魯之死考述 楊軍，Yang Jun
11.蒙元時期蒙古人壁畫墓的確認 張曉東，劉振陸，Zhang Xiaodong，Liu Zhenlu
12.鄂托克前旗明長城初探 甄自明，Zhen Ziming
13.民具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孟和套格套，Menghe Taogetao
14.內蒙古地區壁畫保護修復的回顧與展望 杜曉黎，Du Xiaoli
15.鄂爾多斯博物館館藏北魏鎏金帶飾的保護 張恒金，張曉嵐，周雙林，Zhang Hengjin，Zhang Xiaolan，Zhou Shuanglin
16.《藏傳佛教寺院美岱召五當召調查與研究》出版發行 包博文
1.敖漢旗杜力營子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 敖漢旗博物館
2.硯臺山遺址(B2區)發掘簡報 赤峰市博物館
3.額濟納旗礫石沙梁墓葬清理簡報 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 4.托克托縣古城村墓葬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縣博物館
5.試析東北地區東部與朝鮮半島舊石器時代晚期細石葉工業之間的文化關系 王春雪，趙海龍，陳全家，方啟 6.大地灣地畫新考 邵明杰
7.古代北方民族巖畫創作藝術管見——以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巖畫為例 袁永春，寧國強
8.試論我國北方地區史前女性塑像與雕像 馬金花
9.內蒙古和林格爾新店子墓地殉牲研究 陳全家，曹建恩
10.遼代夾山考 武成，燕曉武
11.內蒙古地區出土耀州窯瓷器 張紅星
12.赤峰博物館征集四塊金代石刻 劉冰
13.我國大遺址管理機構現狀和管理體制研究初探 張韻
14.虛擬現實在內蒙古博物院的應用構想 任巍，寧國強
15.運用計算機技術測定古代巖畫年代的實驗報告 姜濤，譚士俊，龔鵬，姜忠
16.金屬文物的腐蝕結構及文物保護相關問題 賈瑩，高秀華
17.克什克騰旗發現遼代骨雕鞍飾 韓立新
18."古代回鶻考古學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薩仁畢力格，徐崢，奧其爾
1.赤峰市紅山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調查報告 趙愛民，黃麗，張艷玲，于曉玲，Zhao Aimin，Huang Li，Zhang yanling，Yu Xiaoling
2.和林格爾縣榆林城窯址發掘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3.扎魯特旗達米花鮮卑遺址調查報告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魯特旗文物管理所
4.涼城縣古城梁遺址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5.內蒙古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勘測報告 李中核，Li Zhonghe
6.紅山文化研究歷程的回顧與展望 郭治中，Guo Zhizhong
7.小河沿文化聚落形態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鄂爾多斯龍首鑣芻論 韓金秋，Han Jinqiu
9.老鐵山·將軍山積石墓淺析 高芳，華陽，霍東峰，Gao Fang，Hua Yang，Huo Dongfeng
10.漢武帝對北方地區的經營及其影響 鄭承燕，Zheng Chengyan
11.七郎山墓地再認識 吳松巖，Wu Songyan
12.試談遼代墓葬的研究和對契丹文化的再認識 張帆，Zhang Fan
13.西夏制瓷手工業述論 彭善國，Peng Shanguo
14.明代大同鎮之敗虎堡考略——兼論敗虎堡石碑題字"永寧"所體現的蒙漢關系 翟禹，薄音湖，Zhai Yu，Bo Yinhu
15."高氏之寶"印章考釋 辛蔚，Xin Wei
16.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藏一組珍貴的佛教石刻文物 郭濤，Guo Tao
17.阿拉善旗蒙古族婦女的傳統衣著特征與習俗禁忌 蔡彤華，Cai Tonghua
18.《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楊澤蒙
1.杭錦旗塔拉溝漢墓清理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2.赤峰市哈喇海溝遼墓清理報告 赤峰市博物館，松山區文物管理所，Chifeng Museum，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 Songshan Borough
3.西遼河上游科爾沁沙地區域性生態環境考察與思考 孫永剛，趙志軍，Sun Yonggang，Zhao Zhijun
4.趙寶溝文化與周圍考古學文化的關系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5.郭家村遺址分期再研究 楊占風，昊，Yang Zhanfeng，Li Penghao
6.定窯瓷器分期新探——以遼墓、遼塔出土資料為中心 彭善國，Peng Shanguo
7.廣化寺及全化寺佛教藝術特點 遲利，Chi Li
8.呼和浩特市大召寺經堂壁畫的取材背景及布局形式 武曉怡，Wu Xiaoyi
9.邊陲日偽建筑阿爾山車站 王文
10.內蒙古舊石器時代考古簡史 王曉琨，Wang Xiaokun
11.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博物館的任務——以內蒙古博物館為例 孟和套格套，賈麟，Menghe Taogetao，Jia Lin
12.大英博物館中國文物翻譯的幾點思考 鄭張敏，Zheng Zhangmin
13.赤峰博物館館藏遼代石幢淺析 劉冰，Liu Bing
14.鄂爾多斯地區漢代居民的人類學特征及相關問題 原海兵，趙欣，Yuan Haibing，Zhao Xin
15.鹿皮唐卡的修復 譚士俊，杜華，白云飛，Tan Shijun，Du Hua，Bai Yunfei
16.翁牛特旗發現紅山文化時期獸面陶塑 龐昊
17.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正式成立 王大方，馬曉麗
18.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 A·A·科瓦列夫，д·額爾德涅巴特爾
1.元寶山哈喇海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Chifeng Museum
2.土默特左旗國營苗圃北魏墓清理報告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3.通遼市孟家街遺址發掘簡報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4.2007年磴口縣默勒赫圖溝巖畫調查報告 趙占魁，Zhao Zhankui
5.翁牛特旗清朝末年至民國初期民間碑刻調查 李俊義，龐昊，Li Junyi，Pang Hao
6.試析東北地區北部與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間的關系 王春雪，趙海龍，陳全家，Wang Chunxue，Zhao Hailong，Chen Quanjia
7.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態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淺析遼西地區史前時代的陶窯 陳國慶，張全超，Chen Guoqing，Zhang Quanchao
9.從居室墓和石雕像看興隆洼文化的祖先崇拜 陳葦，Chen Wei
10.匈奴、鮮卑的人種學研究綜述 趙欣，原海兵，Zhao Xin，Yuan Haibing
11.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銘》考釋 蓋之庸，齊曉光，劉鳳翥，Ge Zhiyong，Qi Xiaoguang，Liu Fengzhu
12.遼祖州"軍"號及附近部分山名考 金永田，Jin Yongtian
13.美岱召舊存契約 苗潤華，姚旭，姚桂軒，Miao Runhua，Yao Xu，Yao Guixuan
14.達斡爾族民間節日及其特色 王敏，Wang Min
15.新時期博物館建設理念芻議 李毅君，Li Yij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