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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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研究；人類學方法；定性研究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09-0102-02

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資料有：教材、教學大綱、備忘錄、入學記錄、會議記錄、學生性格記錄、學生和教師手冊、學生的課堂作業、教學計劃、通信記錄、政府文件、教師日記和日志等等。對于人類學來說，從教育研究中收集的資料也是田野民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田野民族志是對完整文化場景和人群的分析性描述或者重構(Spradley & McCurdy,1972)，它描繪某個人群所共有的觀念、實踐、人工產品、民俗和行為。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設計應有益于文化的重構。首先，調查策略所得到的資料是現象性的，能夠表現調查中的參與者的世界觀。其次，調查策略是經驗性的和自然性的，是在真實世界場景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是對現象的感覺性描述。第三，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整體性的，尋求建構整體現象的描述，并從描述中提煉影響人們行為和觀念的主要變量。最后，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是多模態的，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技術。因此，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對于教育研究應是大有裨益的。

一、資料的收集

Pelto(1978)區分了兩類收集田野民族志資料的方法：互動方法（interactive methods）和非互動方法（noninteractive methods）。研究者和調查的參與者之間存在互動，并且互動引發了參與者的反饋，從而對資料收集產生影響的方法稱為互動的方法；研究者和調查的參與者之間只有少量互動、對參與者沒有太多干擾的方法被稱為非互動的方法。

互動方法中討論了四種收集資料的策略：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記錄，關鍵報道人訪談（Key Informant Interviewing）記錄，職業歷史（Career Histories）記錄和調查（Surveys）記錄。參與觀察的記錄包含著基于研究者自身看法的解釋性評論。研究者在人群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這個角色所引起的報道人的反應都會對記錄產生影響。隨著調查的深入，研究者的情感在不斷發生變化，這種移情也導致他的解釋性記錄不斷變化。參與觀察記錄的目的在于獲得報道人對于他們自己所處現實的解釋和他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組織性建構。關鍵報道人通常是被挑選出來的，因為他們能夠進入研究者接觸不到的時間和空間、擁有研究者自己觀察和體會不到的視角。職業歷史（career histories）訪談也就是人類學者所說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訪談，研究者對報道人進行啟發，讓他們講出自己的生活經歷，然后據此確定一個族群（或特定人群）所存在的問題或者推斷出他們的文化。在教育研究中這種方法能夠提供報道人對環境和事件的反饋。

非互動（noninteractive）的資料收集方法是指研究者和報道人之間在沒有或只有很少交流的情況下取得民族志資料，它主要包括三種形式：非參與觀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調查方法檔案收集和人口統計的調查方法、以及實物痕跡收集的調查方法。非參與觀察的調查方法是指研究者觀察進行中的事件并給以記錄，研究者本人并不參與到事件中。

對于互動和非互動的資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項目特點和研究進展的不同階段來選擇某一種方法，也可以將幾種方法結合起來運用。

二、定性和定量研究

由于田野民族志的資料信息是通過直接參與人的活動和在自然進行狀態下進行交流而獲得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是多維度的，對資料的分析就必須考慮它的多元結構。Karl Pearson和Harold Jeffreys提出，所有科學的一致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材料。當人們試圖將事實進行分類、尋找它們的相互關系或者描述它們的序列時，就是在試圖運用一種科學的方法，而材料是無窮無盡的。

雖然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很多田野民族志的資料確實是定性的，而心理學的資料是定量的，教育研究中的心理學資料通常是用學生的測試分數來估量教學效果，而教育田野研究者則選擇調查事件在課堂中如何展開以及師生互動如何影響學習過程。雖然統計學的方法比較復雜，但仍然能夠帶來很多啟示，比如：教育人類學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一個概念模式，它應該能夠通過調查資料和研究結果很好地聯系在一起。當這個模式與調查資料的關聯不十分清晰時，可以通過增大樣本、延長調查時間和采用隨機對照的方法加以改進。資料分析的基本單位既可以是學生，也可以是課堂、學校、體制或者社會文化現象。人類學田野方法的資料信息分析可能既有定性的成分，也有定量的因素，但在總體上應該體現出超越傳統統計方法的優勢，重點通過民族志的描述來展現事件的過程和互動交流的過程，使人看到數字背后的社會場景和文化現象，這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資料統計很難做到的。最后，無論是具體的調查，還是概念的模式都需要經過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才能得以修正。

三、資料的整理

資料整理（Datareduction）是從編輯校訂過的田野筆記中挑選、聚焦、簡化、提煉和轉換原始資料的過程。資料整理并不是與分析過程相分離的，而是分析過程的一部分。

在資料收集之前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預期資料整理（Anticipatory datareduction）。研究者需要首先明確他的理論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是什么。第二步是明確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s）。第三步是抽樣（sampling）。第四步是決定工具（instrumentation）的使用。工具是指訪談、觀察、文件收集、田野筆記和錄音等手段。在挑選這些工具時，要考慮它們是否能保證資料的有效性和普遍概括性，還要考慮所使用的工具應當便于日后資料的整理。在資料收集當中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中期資料整理（Interim data reduction）。中期資料整理是一個最佳的修正環節。研究者通過前后關照來檢查已有的資料，并制訂新的策略來收集新的資料。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從一開始就是交織在一起的。在資料收集之后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后期資料整理（Post data collection reduction），它主要涉及的是資料展示（data display）。定量的研究可以依靠SPSS或者BMD的電腦軟件來處理資料，但定性研究者只能靠自己做人工處理了。

結語

事實上，教育研究中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已得到廣泛應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用來替代實驗研究的方法，獲取師生互動的整體視角和語言學習的社會文化過程。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進行教育研究通常需要一個完整的學期，研究者要訪談一定數量的學生和他們的任課教師，如果可能的話，還可以觀察學生在其他場景下的行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夠在豐富的語境細節中系統地記錄教與學的互動，達到發展實地理論（從資料得到理論）的目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替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其長時段的特點和動態視角也獨具優勢。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還使研究者特別注意到第二語言教學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為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途徑。對民族志方法的熟悉能夠使研究者將研究項目融入到教學中，從而取得真實而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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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les.M & Huberman.M.Drawing Valid MeaningfromQua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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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歷史學 人類學 歷史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1歷史學與人類學

廣義的歷史學包括：完全獨立于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則專指后者。

而人類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全面研究的學科群，最早見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具有高尚道德品質及行為的人的描述中。在19世紀以前，人類學這個詞的用法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尤其是指對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進入19世紀后，歐洲許多學者開始對考古學化石遺骨的發現感興趣，這些遺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這些制品在現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學者們開始注意現在原始種族的體質類型和原始社會的文化的報道。這些情況最初是由探險家、傳教士、海員等帶到歐洲的，爾后人類學家也親自到異文化中去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類學中止了僅僅關注人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傳統，而進一步從體質、文化、考古和語言諸方面對人類進行廣泛綜合的研究。

2歷史人類學的概念

歷史人類學是從歷史學的領域出發，研究和回答人類學提出的問題，歷史學和人類學相互滲透、相互結合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

1924年，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發表了《創造奇跡的國王們》，研究了法國民眾的風俗與信仰問題，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1929年，法國年鑒史學派興起，為開拓人類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創造了條件。1949年，“年鑒”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關于歷史發展的“長時段”理論，直接奠定了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基礎。他出版的《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1967），成為歷史人類學的代表作。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把結構主義運用于人類學。70年代以后，歷史人類學在歐美、蘇聯等國家都獲得迅速的發展。

歷史人類學著重于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研究，社會亞文化（或稱俗文化）是其研究的中心。舉凡衣、食、住、行、人體、、暇飾、恐懼、死亡、婚變、家庭、節日、禮儀、書籍、信仰、迷信、神話、傳說、民俗、想象，都可以成為它的研究對象。它在資料來源方面主要依據傳統史學所忽略的檔案、賬目、原始記錄、口述史料和考古發現。

歷史人類學堅持同各社會科學的交流與對話，注意躲層次的把握和揭示歷史上人們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探尋歷史上人們的衣食住行及相關的各種社會習俗的演變情況，從而為人們系統的認識過去開拓了新的前景。

3歷史人類學的產生

歷史人類學的出現與年鑒學派的興起有很大的關系。年鑒學派提倡總體史，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政治軍事史，還應該研究經濟、思想、文化、宗教和人類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年鑒學派第一代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佛爾都為歷史人類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

1928年呂西?費佛爾出版了《拉伯雷的宗教》，在書中，他通過對16世紀法國社會的分析，駁斥了拉伯雷是一個不信神者觀點。費佛爾不僅分析了16世紀法國的精神狀態和信仰問題，還考察了16世紀法國的日常生活，這已經有了歷史人類學的影子。

年鑒學派第二代史學家布羅代爾的《15世紀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一卷中，關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著、交通、住房、技術、貨幣、城市等。在這本書中，布羅代爾的方法已經傾向于人類學的方法。

年鑒學派的第三代史學家在60年代末倡導與人類學緊密結合。當時由于現代文化的沖擊，人們力圖挽救正在迅速毀滅的法國傳統形態的記憶，真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了歷史人類學。雅克?勒高夫、勒魯瓦?拉杜里就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聲稱自己的雷士人類學研究是步法國古希臘文化和心理學研究大家皮埃爾?韋爾南后塵并以他為典范的。

由于年鑒學派的影響，歷史人類學關注于結構的問題，使歷史學家擺脫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桎梏。歷史學家開始關心最容易影響到家庭生活、物質生活條件以及基本信念這樣一些制約人類的因素所發生的物質變化和心理變化。除了關注人的日常生活，還認可、展示、強化權力中心和主流話語范圍之外的邊緣性的、地方性的、強勢的、不易聽見但并非沉默的自上而下的歷史。

歷史人類學的出現還應歸功于18、19世紀之交發展起來的人類學。由于人類學對人類社會觀察的獨特視角，由于其很快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的科學方法，它的觸角很快地伸進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人類學為歷史學打開了新的領域，它沖破了傳統史學，在那些一直被作為政治史、事件史的習慣風俗中找到了歷史發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人類學中，對歷史人類學影響最大的是田野工作方法。19世紀后期，西方人類學者主要是受進化論的影響，根據傳教士或者是探險家的記錄來構建理論。20世紀上半期，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對進化論的宏觀理論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田野工作方法。

我們可以說歷史人類學是人類學的歷史化，是歷史學和人類學的一個相互滲透和相互結合。歷史人類學的意義就在于人類學和歷史學的協調。如今的歷史人類學已經在諸多的歷史研究領域取得了累累碩果，對中國的歷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人類學和歷史學本身的發展前景也是歷史人類學的發展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1] 徐杰舜.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散論[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1（1）.

[2] 張小軍.歷史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J].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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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商人類學 應用人類學 田野調查方法 商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10-0174-04

現代社會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對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也越來越高。隨著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流動加速，跨地區、跨行業、跨領域的合作愈加頻繁，除了對就業者專業知識的預期要求不斷提升之外，如何在內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也成為現代工商企業所著眼的一項重要發展策略。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跨文化和跨領域的學科，近幾年被迅速引入商業教育和實踐中。

本文將闡述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工商業領域如何被應用，以及工商企業如何將有人類學訓練背景的人員引進企業內部管理中，解決企業運營效率降低的問題，從而說明引入人類學方法對于現代商業教育發展所產生的新的轉向和影響。

一、現代商業教育的興起

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使現代商業教育取代了過去學徒式的傳統商業教育實踐模式。19世紀50年代，美國紐約及費城兩地首先出現了商業學校，至1870年時，兩地已有26家商業學校及5800名學生。1881年費城富商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沃頓管理學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設于大學內的管理學院。由于企業管理人才市場需求的巨大推動，至1900年，美國的商業學校已多達400家。[1]

中國近代“”的興起，工商企業紛紛建立，中國傳統家族繼承、私塾授課、學徒修業的經商培養教育模式迅速改變，現代的商業教育被提上議事日程。1898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設分科大學堂，其中商科大學分三門，即銀行及保險學門、貿易及販運學門、關稅學門。商科大學要求設置商業實踐所，使學生得以實習商業，這是中國大學設商學院之始。民國政府時期，商業學校被大力推廣，大學內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八個學院，1931年民國政府令各省大力興辦相應的高、初級農、工、商職業學校，以適應商業日益發達的形勢。[2]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我國商業教育的規模更是蓬勃發展，從1997年國家批準設立管理學門類和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到2000年我國已有963所普通高校開辦了本專科管理教育，工商管理學科（包括會計學、企業管理、旅游管理和技術經濟及管理）的博士、碩士授權單位分別為37個和211個，共招收學生24萬多人。[3]

二、“經濟人”到“社會人”，人類學方法引入工商管理

早期的商業教育開設課程以培養學生的經濟和管理技能為目的，主要涉及商業道德、商業法律、會計、國內國外貿易、商品學、財政學、統計學等內容。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商業教育和實踐受到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的權威影響，注重研究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實行科學化、標準化的管理。

1924年到1932年，美國西方電氣公司霍桑工廠進行了為期8年的“霍桑實驗”（Hawthorne Effect），研究目的在于尋找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決定因素。[4]第一階段的實驗由科學家和工程師主導，他們采用的實驗方法是1915年泰羅管理學理論所確定的：照明度作為一個“易控變量”是使雇傭員工的生產效率最大化所需要的條件。然而，第一階段的車間照明實驗卻失敗了，車間照明條件的改善并沒有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階段實驗由哈佛大學的教授梅奧（Elton Mayo）和沃納（W.Warner）等人主持，他們將“人際關系互動”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引入實驗，研究主要分為關于工作時間和條件的福利實驗、訪談實驗，研究人群中非正式組織力量實驗三個階段。梅奧等人受到了當時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h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rown）的深刻影響。

梅奧從人類學的研究中深受啟發，將“田野工作”搬到了霍桑工廠進行。通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他們發現了“非正式團體”在工人群體中是如何形成的，管理層所制訂的工作量標準，在實際工作中卻被工人們的非正式標準所取代，并且被工人中的“非正式團體”有效的維持著。這種組織結構成為影響工廠生產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三、什么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不過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早期人類學家被稱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因為他們只是根據探險家、商人、傳教士、殖民地官員的著述、游記、日記、報告，以及民間神話故事等二手資料來做研究，提出人類學的理論觀點，自己并不做實地調查。但是一些人類學大家，如涂爾干、博厄斯等人還是非常注重對學生實地調查能力的培養，鼓勵他們走出書齋到田野中去，學習調查對象的語言和文化。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所采用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法屬于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質性研究方法，即一種將觀察者置于現實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動，質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來研究它們，并試圖根據人們對現象所賦予的意義來理解或解釋現象。田野工作不但要求人類學家長時間的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當地人的風俗文化，同時還要觀察分析調查對象的暗語、肢體語言、儀式過程，通過地圖法了解當地人的文化空間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5]

真正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成為學科規范的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915-1918年間，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馬林諾夫斯基被迫在西太平洋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待了兩年，這為他建立自己的田野調查方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他很快就學會了當地土著人的語言，并深入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和社會文化。在他后來出版的人類學經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6]一書中，他詳細描述了特羅布里恩德島人的“庫拉圈”交易習俗。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對經濟研究的先河。他用“他者”的文化挑戰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界關于“經濟人”的固有的觀念。馬林諾夫斯基強調必須長時間地參與觀察調查對象的生活，應該對地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進行描述紀錄，要熟練使用當地語言，這樣才能深入訪談了解當地人的觀點。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后來也成為人類學家進行民族志調查研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人類學方法在商業領域的應用

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實際問題的解決，促進了應用人類學的廣泛興起。在美國，人類學應用于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態環境、移民安置、城市規劃、旅游休閑等等，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人類學為解決工商企業生產管理等問題，發展出了企業文化與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消費行為、產品設計與開發、商業競爭情報、跨國經營管理等領域的研究和應用。[7]

在企業中從事決策或研究工作的人類學家，常常被冠以“知識聯絡人”、“民族學者”、“評估員”等頭銜，甚至有的學者認為，未來許多企業都將不得不設立一個“首席人類學家”的職位。[8]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國企業在海外運作與當地的文化適應問題日益凸顯，人類學家對于文化的本能反應，使得他們在跨國項目運作的前期調查評估，以及實施過程中的協調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20世紀80年代，全球知名的復印機制造企業施樂公司，在其設立的研發中心帕拉奧多研究中心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聘請了一批人類學家與公司共同完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PARC的人類學家對整個公司的所有職業和工作方式都進行過研究。[9]

20世紀90年代之后，人類學家們又開始進軍設計領域，他們運用人類學民族志的調查方法記錄和分析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習慣，與產品設計工程師們一道開發新產品。民族志方法成為了知名設計和咨詢公司中最時髦的研究工具。最近十年來，全球各大知名企業都聘請了人類學家加盟，英特爾（Intel）公司聘請了15名人類學博士，微軟公司（Microsoft）聘請了7名人類學家，施樂公司（Xerox）聘請了9名人類學家。另外，通用（GM）、摩托羅拉（Motorola）、柯達（Kodak）等國際知名跨國企業紛紛與人類學家合作，開發新產品以及研究全球商業市場的運作。[10]

五、商業教育引入人類學方法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被廣泛應用于商業領域的數據統計、分析決策、流程管理等環節，以數學為基礎的定量研究方法更是被商業研究和教育所重視。商業教育過多地應用了定量方法，使學生只偏重抽象的數據，而忽視了具體鮮活的個案觀察和文化整體性的研究。而人類學的定性分析方法將“人文因素”引入營銷學和消費行為的研究當中，用文化的概念來描述和分析人類的行為、價值觀、選擇、偏好、實踐、利益、態度等。工商人類學家安?喬丹（Ann Jordan）的研究表明，自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學對美國商學院教學大綱的影響力日益增大，特別是在組織行為、消費行為、市場營銷、商業競爭情報學等課程的教學中，商學院的教授們在其教學實踐中，已經大量引入人類學原理和方法，提高了其教學質量和效果。此外，一些商學院的教授也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應用到他們的數據收集的研究工作當中。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許多大學的人類學系紛紛開設工商人類學課程，并開始培養工商人類學的碩士和博士，有的學校還授予工商管理學與人類學雙碩士學位。例如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北得克薩斯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波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等。[10]中國的汕頭大學也在商學院開設了工商人類學課程。在一份對美國大學人類學專業的畢業生工作情況調查報告顯示，616名受訪者中有62%的畢業生在商業部門工作，9%的畢業生在非贏利機構工作，6%的畢業生就職于政府部門，只有16%的人在大學或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11]81%的人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74%的人認為他們所學的人類學專業有助于他們的工作。[12]如今的人力資源市場上，市場咨詢和消費行為研究的工作崗位對人類學畢業生需求是增長最快的。

六、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從事人類學教育的一些學者，也呼吁將工商人類學引入中國的人類學課程中來，并且在教學實踐中完成相關領域的民族志調查研究。

例如，在位于西北寧夏的中石油油氣基地里，有著來自漢族、回族、維吾爾族等不同族群的員工一起工作。然而，由于企業管理者沒有人類學和民族學知識，因為擔心運營成本的問題，在一些采油廠的食堂沒有設立清真灶。在飲食習慣上，漢族員工認為吃飯只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維吾爾族員工則有很嚴格的宗教文化儀式，漢族員工對少數民族的文化不理解。這些文化差異和管理上的疏忽造成了員工內部產生矛盾，團隊成員之間溝通出現問題，從而導致了產出效率的下降。人類學者在訪談中發現了這一問題，并通過人類學的分析方法給企業管理者提出了解決的決策建議。[8]

上海作為中國最早商業化的大都市和中國的重要經濟中心，有著進行工商人類學調查研究得天獨厚的條件。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潘天舒教授就撰文提出，應該將人類學方法應用到上海迪斯尼主題公園項目的建設及服務上來。他認為，工商業人類學者應該通過以應用為目的的實地調研工作法，以迪斯尼樂園為“田野”，獲得“消費者洞見”（Consumer Insights）。[13]

上海同時又是跨國企業云集的全球商業中心，在這里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模式的企業文化相互融合碰撞。這樣的文化多樣性的商業生態環境帶來的問題是，人們如何通過自身文化去適應或者回應不同文化的挑戰？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相互建構，使得作為個體的企業或個人如何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流動中找到身份認同？2008年10月，復旦大學文化人類學教研團隊與某廣告創意公司合作開展一項應用人類學項目，為麥當勞中國總部市場戰略變革布局進行前期調研。潘天舒教授作為項目顧問指導學生所做的上海“麥工”（McJobs）的田野調查，做出了人類學符號意義的民族志解讀。[14]

項目研究者運用快速研究法（Rapid Research Methods，簡稱RRM），對上海靜安區和黃浦區的幾家麥當勞連鎖店進行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談。作者通過對麥當勞門店及其從業者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將“麥工”從西方精英話語的扁平化職業概念中剝離出來，還原給讀者關于“麥工”的世界是一個卷挾在全球化和本土化過程中，具有豐富符號意義的文化場域。[15]

工商人類學在工商業的應用在西方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近年來，國內企業或者在中國的跨國企業對于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在許多企業的職位招聘上都標明需要有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相關背景。用人企業需要應聘者熟悉了解用戶研究常用方法和工具，例如深入訪談、焦點小組、問卷調查、可用性測試等，并對質性研究的執行及分析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筆者通過網絡搜索引擎用關鍵詞搜索的方法，對國內的幾個招聘網站一年內的招聘信息做了一個小調查，目的在于了解工商業企業對人類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情況。

應用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相當晚近，目前還主要應用在農村發展、公共衛生、移民安置、旅游觀光、文化遺產保護等少數領域。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更是剛剛起步，國內設有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專業的大專院校鮮有開設工商人類學的課程，以工商人類學為內容的專業教材更是鳳毛麟角。2012年5月汕頭大學商學院田廣教授與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周大鳴教授主編出版了第一本《工商人類學》中文著作，同時，國際工商人類學大會也在中山大學召開。[16]2014年5月，第三屆國際工商人類學大會在湖南吉首大學召開。

一方面，人類學專業的在校學生接受傳統的田野調查訓練時，幾乎都被老師要求到窮鄉僻壤的邊遠地方去“上山下鄉，同吃同住同勞動”，而在繁華大都市里做“田野調查”，似乎被看做是“離經叛道”。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的重要性，過去只依靠企業管理和市場營銷的理論來管理企業，開拓市場，設計產品，很容易使企業發展陷入“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迷茫。特別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改變了企業的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傳統運營模式，如何與互聯網有效對接，如何準確地了解目標客戶的產品服務需求，成為企業當下生存及發展的核心問題。教育與科研相結合，教育與應用相結合，教育與就業相結合，目前也是國內人類學專業教育所面臨的課題。相信工商人類學能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寬更廣。

[ 注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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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袁從萬（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體育教育訓練。

摘 要：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法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性質和在體育學中的學科位置、研究的對象、方法以及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幾個方面闡述了體育人類學這門學科的重要性，并對體育人類學學術研究進展進行一定綜述。只有從人類持續發展角度把握體育未來的發展方向，體育與人類才能更好的互補發展，從而中國體育的發展也需要體育人類學提供新的認識手段和方法和科學理論支撐。

關鍵詞：體育人類學，學術進展，綜述

體育人類學是在體育領域研究人類發展的一門學科，它揭示體育過程的內在結構，在不同形式的體育過程和與之相似的社會現象中尋找共同的規律。因此，體育人類學是涉及體育與人類的各個方面，從人類起源、生存、發展的宏觀意義上去認識體育，在探索體育的起源和發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方面，在研究人種差異與高水平競技方面，在探索人類體質狀態連續進化方面，從而進一步準確地把握體育的本質，以便使體育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朝著更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體育將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將成為各國經濟文化領域的重要產業。[1]

1.體育人類學的研究對象

體育人類學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人類進化的角度，探討人類進化過程中身體結構和運動方式的變化，結合考古學和民族學來判斷處于不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體育狀況，居于更高層次，擁有更廣闊的視野，立足于體育對人類學的整體需要，體育人類學涉及到游戲、競賽、鍛煉、舞蹈以及人類身體運動的許多方面。[2]

體育人類學對體育原理的研究，為體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民族體育，對民族體育進行科學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篩選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部分，不僅保護了民族文化，也為增強全民族的體質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論依據；競技文化的研究，使人類從單純追求人體極限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強調種族平等，競技場上的成績高低，不應該用以概括種族的優劣；人類的發展，為體育的未來制訂了坐標，把握體育的未來發展軌跡，考慮到人類體質和健康的終極效果，探討社會的異化導致的體育特殊需求，揭示體育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2.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當然要借鑒人類學的基本方法，根據體育領域的實際需要加以調整，主要有以下幾種：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野外考察的準備、野外資料收集技術、野外適應、野外資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別是參與觀察方法，重視人的行為，是人類學最基本的途徑，也是體育人類學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體測量

體育與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都有密切關系，無論是檢驗人體發育或健康水平，還是衡量運動鍛煉或訓練效果，為開展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提供量化依據，都離不開人體測量方法。但應該清楚體育人類學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體標準類型的測量法，也不主張靜止地去研究人體常態。

2.3其他

人類學家必須保持一個視野的寬度，也就是說養成在寬廣的歷史和文化范圍內來觀察事物的習慣，因為他們要遵守人類學研究的兩大原則一一整體論和文化相對論。不僅如此，研究體育和競技活動的歷史需要考古學，在對民族體育的比較和評價中，經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學的成果。

3.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一般而言，人類學著眼于人類的過去和現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來?；诂F實：生存空間的異化、適應的極限、腦體背離。體育人類學特別關注文明進步給人類體質帶來的負面后果，促進人類的體質健康與社會文化的同步發展，未來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借鑒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應該是綠色的、生態的。

健康，體現著人類對自身前途和命運的基本關懷；體育，是體現這種基本關懷的最佳執行者。追尋健康，體育應該是：最積極的休閑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娛樂方式。體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站在全人類發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絢麗多彩的身體運動方式來源源不斷生產健康，未來的體育將是最積極、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徑[3]。

4.我國體育人類學的學術進展

4.1學科基礎理論研究

1999年，我國第一本“體育人類學”專著出版（胡小明，廣東人民出版社），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理論進行了全面闡述。此后，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席煥久等，2001）和云南大學出版社（饒遠、陳斌，2005）先后出版了“體育人類學”專著。

人類學研究更關注的是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及差異性，以及這一差異形成的原因及其發展演變。因此，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楊世如對2009年由華南師范大學與貴州民族學院19位專家學者組成兩校聯合調查組以苗族獨木龍舟競渡為調查對象的實踐活動進行闡述，從研究方法上釋義體育人類學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理論空間[4]。楊海晨等在《論體育人類學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調查關系》一文中為田野調查法資料的客觀性提出一些建議[5]。

4.2民族體育的人類學視角

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當前，有關民族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術研究；2、通過田野工作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進行考察；3、民族傳統體育多元文化研究；4、傳統體育文化遺產保護。[6]

胡小明、李吉遠、鐘海明、萬義、胡建文、楊世如等學者對民族體育的研究，有力的推進了民族體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許多少數民族的體育活動就是體育的原生態，反映了體育的根，反映了體育最本質的東西。斗牛、龍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時都與自然力崇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體現著對自然的關懷、對生態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桿、獨竹漂等則是粘著土、連著泥，沐浴在自然和風里的。民族體育的發展趨勢主要與體育比賽、旅游產業、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相結合，才能有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

結語

體育人類學是新時期我國體育意識重新構建的關鍵學科，同時也是一門新興學科。新興學科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具有開拓性、創造性，研究新的對象，開拓新的領域，發現新的規律，為人類認識體育提供新知識，為人類發展體育提供新的認識工具。當然，新興學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學科，這決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從學科的成長期來看，體育人類學仍然處于童年，從人類發展的需要來看，體育人類學前景廣闊。（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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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影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之一,旨在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貫穿紀錄片電影的攝制；或者說，影視人類學是以影視手段表現人類學原理，記錄、展示和詮釋一個族群的文化或嘗試建立跨文化比較的學問 。在人類學的教學與研究中，照片的拍攝、分析和民族志電影或錄像最為常見。

在以文字作品為主流的人類學學術界，影視作品一直處于輔的位置，這顯然和重文字輕圖像的人類學傳統相關。然而，人類學家發現，有別于文字撰寫，影視方法通過鏡頭所建構的圖像可以尋求對文化的另一種理解形式。而且，影視表現可以方便地實現人類學者―讀者(觀眾)―當地人三者之間的直接交流，特別是把人類學思想反饋給那些異文化或沒有書寫符號的當地人。

文本與影視這兩種類型的民族志實踐具有相通性，因此影視人類學片也稱為民族志電影。

B民族志電影的特點――文字與影視合璧報告

直到20世紀30年代，貝特森和米德將電影和照片運用到人類學研究中去。他們認為，電影可以實現文字調查報告不能表現的東西。1936―1939年，貝特森和米德使用攝影手段補充他們巴厘島進行有關文化與性格的田野研究報告。此次田野調查結束后的1932年，他們配合大量照片出版了兩部著作。此外，他們將拍攝的22000英尺16毫米膠片素材剪輯成《巴厘跳神與舞蹈》、《巴厘與新幾內亞的兒童競爭》、《一個巴厘人的家庭》、《一個新幾內亞嬰兒的出生》等6部影片。因此，米德和貝特森在巴厘島關于文化和民族性的田野工作，因影像的介入使得再現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與表現過程成為可能。并且，他們使影像作品首次成為人類學研究與成果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

C 拍攝原則及其實踐

1.為人類學的影片影視人類學的對象和人類學是一致的。

其目的都在于應用學科理論解釋某種文化或行為。多種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經驗及其田野成果的再現方式可以獲得對于該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綜觀。

保羅?霍金斯則認為，民族志電影在以下領域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1大學本科教學；

2文化材料檔案；

3研究項目的設計和提出；

4探索性的田野工作；

5使人類學引起更多公眾的注意 。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則列出了人類學影片在人類學研究中發揮著以下三方面作用：

1當事件過于復雜，速度過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書寫無法把握的時候，它們作為記錄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由于人們的很多行為即將消逝，或者理論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復存在的時侯，它作為一種為了后代進行搶救性記錄的方式而存在;

3 用于共時性跨文化的對比和歷史性的文化變遷研究。

為了拍攝人類學宗旨，理查德?瑟倫森提出十分重要的準備策略：

1在做任何拍攝工作時，必須對現存的已知文化變異的真實狀況有清楚的了解；

2 必須對不同文化情景中出現的問題有明確的認識；

3 必須配備技術熟練的工作人員。

進一步而言，以人類學原則拍攝的民族志電影必然要接受人類學理論限定及學術規范。

2.恪守人類學宗旨的影片因素

人類學者推崇的拍攝構想、行動及其成果與下列因素緊密相聯：

1 作品主要以用于學術研究為目的；

2影片拍攝者應是人類學者或由人類學者主持的攝制組拍攝，其攝制思想不應受商業性等任何非學術性條件干擾；

3 還須遵循人類學的理論原則；

4 在人類學“參與觀察”諸理論與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再進行拍攝；

5文字作品和影視作品并重，二者成為互補與相輔相成的關系，從而提供對文化理解的兩種不同的互補表現形式。

因此，文字影視的雙向作品的理想過程是：由一位（或幾位）受過正規人類學訓練的學者先行完成田野工作，待分析整理出文字材料和選題后，再和攝影師重返調查點進行拍攝 ；或者，影視人類學者自己在充分的田野調查基礎上，隨時確定主題，及時進行拍攝。因此，影視人類學強調一部片子的人類學理論切入點及其詮釋過程，以及影視效果的人類學創新與貢獻。

3.影視人類學的新取向

民族志電影的拍攝原則也跟隨著人類學理論進程而發展。當我們在拍攝中關注文化的詮釋的構思與實踐之時，有兩個重要的、難于回避的問題一直影響著人類學家。這就是民族志電影的美學問題和應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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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術研討會圍繞近年來災害人類學發展的新動態，反思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討災害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以及防災減災中人類學關懷，為災害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做出貢獻。會議的主題為“災害人類學與防災減災的理論與實踐”。

一、大會主旨發言

六位國內外著名人類學家作了主旨發言。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題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集約化脆弱性與災難”的發言，郝瑞教授通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災害實例，闡述了

人口不斷增長，人民生活穩定，人類從自然中提取物質與能源來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過程往往導致生產或產能的集約化、緩沖的消除、恢復能力的損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發言中強調：盡管人們的環境意識在增強，但要減少災害發生的頻率仍然十分困難。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安東尼?奧尼爾-史密斯教授作了題為“21世紀的風險、脆弱性與災難：人類學的視角”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強調：脆弱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去處理那些可識別的社會功能，導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損害和死亡，但它也讓我們遭遇到了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整個體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經濟體系是最為突出的方面。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題為“關于災害的比較社會學”的發言，他從災害與社會科學、災害與社會變動、社會的網絡關系與重建、對社會認識的差異、與自然的共生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為例論述了震后避難趨向及社會認識。

美國原加州大學教授，現為獨立研究者蘇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題為“人類學視野下的災難與核心文化概念”的發言，赫夫曼教授認為：盡管人民經歷了災難的發生甚至結束，但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長期積累，環境每況愈下，災難就在眼前。她堅信：一旦人類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運用，減災和恢復重建的能力將會加強。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災難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員作了題為“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發言，他從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問題、災害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災害人類學的跨文化比較視角、災害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敘事和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個方面論述了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副院長楊正文教授作了題為“巨災風險分擔路徑探討――以‘5?12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為例’”的發言，他強調：“5?12”重災區在較短時間內不僅能夠恢復重建，而且獲得顯著的跨越式發展，完全得益于“對口援建”的災害風險和災害損失的跨區域分擔機制效率的發揮。因此，檢視和探討“對口援建”模式，對創新災害風險管理意義重大。

二、專題研討交流

大會主旨發言后，與會代表分八個場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專題學術研討。八個專題分別是“災害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國外災害人類學研究”、“少數民族觀念與防災減災”、“防災減災與災害應對機制研究”、“氣候變化與災害應對”、“災害風險與政治經濟”、“災后重建與宗教觀念”、“災害史研究”。議題廣泛、討論積極，體現了人類學在災害問題研究中的現實性和應用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在災害問題研究上的整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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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的旅行

可以說，神話傳說是人類學最初的雛形。它是人類最早帶著好奇、探尋的目光關注他人，下意識地進行自我與他者的比較。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神話傳說往往帶有一定的夸張成分在其中，例如我國古代非常經典的《山海經》中的《海外東經》就這樣描述生活在異域的人：“獨目國在東海之北，為人黑。食稻啖蛇。”即便如此，這些珍貴的人文經典也成為了古典人類學的發展開端。

到了近代，伴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形成，西方人類學開始在歷史舞臺上嶄露頭角。以進化論與傳播論形成為兩條時間和空間的軸線，逐漸向非西方世界蔓延。然而這一時期的世界體系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所以這種過程中產生的人類學，特別是對于“他者”的論述，自然存在文化等級主義的觀念。

進入現代人類學的發展時期，人類學者們開始反思過去，追求一種新的“文化的互為主體性①”，也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己。此時的田野民族志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所接受，并最終成為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伴隨著世界的變化，人類學也在不斷變化發展著，從社會學派、歷史具體主義與心理學派、功能學派，再到后來的社會人類學、新進化論、民族學以及結構主義，人類學者始終如一在探討人類學究竟關注的是什么？人類學的學術旨趣和最終目標又在哪里？人類學的精神實質又是什么？帶著這些問題，人類學將會一直走下去。

來自“陌生人”的關懷

人類學研究的是人，這里的“人”，也就是“他者”。人類學家與他們的被研究者之間,“無所謂遠近”, 他們即使暫時會像他們的被研究者那樣, 對于被研究的當地社會有切身的關懷, 這個“關懷”也是暫時的、虛假的, 人類學家的關懷, 還是他們自己的社會。完成調查任務之后, 人類學家要離開他研究的那個地方, 將自己在當地的生活體會提升為“知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 人類學家甚至還給離開“土著”的所有日子,添加上某種道德的負擔, 要求自己承擔對于“土著”的責任, 像他們那樣思索, 以“土著觀念”為分析的線索, 對于人類本性提出種種“土著式評論”【1】。

從這一點來看，人類學者就像是“來自天狼星的陌生人”②，往往要將自己置身于這樣一個狀態——“離我遠去”或是“自我放逐”，即拋開自己本身原有的生活狀態、傳統、文化以及自小所接受的一系列的教育、觀念等等，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觀察與自己或許完全不同的異域文化。

人類學者應該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社會人類學的架構里思考人類學者的角色和社會中個人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類學者已經指出，由于人類學的研究難以避免地受我們所處的社會體系中的文化關系的影響，因此人類學者必須考慮他們如何處理他們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和他們研究的文化之間的關系?！?】

而在以往的人類學研究當中，最能夠突顯這種特點的便是他們的參與觀察法，用當地人的眼光來理解和觀察，特別是田野民族志的運用。但是也有一些人類學者并不能認同這種方法，就像本文前的內容中所提到的“土著式評論”。甚至到了后現代人類學時期，根本不承認田野民族志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后現代人類學者認為所謂的田野民族志，不過是人類學者自己在頭腦中加工完成的臆想。其中《寫文化》與《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就清楚地表示，“人類學的作品是一種文學作品而不是科學報告，這樣就無形中要求人類學這樣一個把自己當成作者而不是科學家，這樣就要求人類學家在自己的文本里面明確聲明是‘我’在寫作”?！?】

人類學者更像是翻譯者，只不過和語言翻譯者的翻譯內容不同，他們需要翻譯的是他者的文化。也許在這些翻譯的過程中，和語言翻譯一樣，會出現失真或走樣的地方，在描述中可能會有自己的想象發揮，但不管怎么說，人類學本身的實踐就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化”。

善待他人的學問

文化是不同的，但它們共同滿足著同樣的需要，如生存的基本需要，社會共存的中級需要，尊嚴的高級需要?！?】因此，不論什么樣的文化，是西方的，還是非西方的，人類學者在研究時，不但要“自我放逐”，把自己放在一個“陌生人”的位置上，還要學會善待他者的文化，做一個有善的學者。對異文化的描述，以科學嚴謹客觀的態度來對待。

人類學的學術旨趣就是如此，人類學本就是一門“大用之學”，是一種理解包容讓人的藝術，也是一種洞察世界的覺悟與智慧。人類學甚至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超越，有海納百川的襟、大智慧。如果不能夠理解人類學的基本宗旨，那么也就沒有所謂的人類學和人類學者了。

人類學者仿佛是世間孤獨的“流浪者”，他們總是在苦苦追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探尋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想上，人類學者必須習慣于從心靈上或從身體實踐上“背叛”自己的社會，“疏離”于自己的生活空間之外的人。在心靈上，他們的思想要擺脫社會提供的教條，到遙遠的時間與空間去，尋找能夠使他們與社會結合為統一體的線索。③正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懷著對人類文化的憧憬之心，人類學者的探尋之路任重而道遠。

注釋：

【1】 王銘銘.作為“陌生人”的人類學家.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 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篇8

[關鍵詞] 應用人類學；《文化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 J8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1-269-1

自從接觸人類學這門學科，我就被其豐富多元的理論解釋、科學務實的研究方法和不斷創新發展的學科精神深深吸引，對于這個陌生而熟悉的名詞――“人類”，很多人自然而然都會想到：“那一定是研究猿人和人類進化的……?！钡拇_，這是廣義人類學學科的研究內容之一，而且事實上，人類學的研究范圍不僅限于人類的進化和歷史，它還更多的觸及人類現代文化的研究以及對人類文明發展趨向的預測。通過閱讀哈維蘭《文化人類學》一書中的應用人類學板塊，我了解到美國已經在很多領域應用人類學知識解決現實問題。總結來說，根據美國人類學的學科劃分，我認為這些實例可以歸并為以下四種類型的：

一、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應用

法醫人類學是體質人類學理論知識在實際應用中的典型實例。法醫人類學者應警察或其他權威機構的要求辨別兇殺受害者、失蹤人員或一些災難中死亡的人員的遺體。法醫人類學家通常能夠提供將罪犯定罪的關鍵性證據。

考古學的應用體現在對生命組織及其重要的演化的研究在人類學、乃至超出這一范圍的任何生物科學中的應用。演化的研究成果被應用于社會和經濟領域。在公共衛生和環境難題中能夠發揮巨大作用。

二、語言人類學的應用

“北方猶他人的語言復興”可以作為語言人類學應用的實例。北方猶他人部落盡管是美國第一個美洲印第安人社區，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是漸漸體會到從兒童到成人的生活都深受英語的沖擊，社區中的人們流利使用母語的能力整體衰退。因此他們邀請了人類學家威廉?L?利普參與拯救猶他人本地語言的計劃的討論。利普在當地進行印第安人居留地范圍的語言調查并幫助當地教育部門制定了一個猶他語復興計劃。他幫助猶他人訓練語言教師（熟練掌握母語的本地人）、幫助編撰一本本地人使用的實用猶他語手冊和關于部落語言政策報告的初級教科書等。

三、文化人類學傳統領域的應用

文化人類學傳統領域關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親屬制度、等方面。這些領域的人類學研究成果不僅是不同人類學理論的支撐，在實際應用中也能發揮巨大作用。

美國一位談判專家威廉?尤里致力于爭端處理領域的研究和應用。他現在專門研究種族的和分離主義者的爭端，如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爭端。他還曾經為和平而在俄羅斯人與車臣人間斡旋。哈維蘭總結說：“尤里和其他人正在做的是，在人與人相互依賴關系日益增長，敵對的、贏輸態度已不合時宜的世界里，幫助創造一種談判文化?！?/p>

和我國類似，美國本土也有一些針對原住民的聯邦項目和特別資助、專門服務，因此確認部落成員的身份就成為決定這些人是否能夠獲得這些優惠政策的重要依據。人類學的研究，尤其是親屬制度方面的理論成果在此派上了用場。普林斯作為人類學家就曾幫助米科馬克人確認他們與阿魯斯圖克隊群的關系。他收集了詳實的檔案文獻，并經過數年研究得出結論幫助他們克服要獲得美國政府官方承認地位的必要條件這一障礙，幫助他們獲得了屬于自己隊群的保留地并建立起了米科馬克人的社區。這種解決美國本土部落成員身份糾紛的領域被稱為“辯護人類學”，他們以人類學調查所得證據作為少數族群身份辯護的證據。

除上述例子之外，人類學家還在諸如印第安人住宅計劃、促進復興古代農業實踐的發展項目、幫助城市黑人母親尋找嬰兒早夭的文化因素并加以解決等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新興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應用

當代人類學研究更加注重應用性，這一轉變也帶來了人類學與跨學科領域的更加頻繁而緊密的合作。都市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都是這一合作的產物。上述例子有一些也與這些新興領域存在緊密的聯系。此外，發展人類學也是當代應用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研究重點是經濟發展的社會議題與文化維度。

邁克爾?M?霍洛威茨是發展人類學研究所的創建者。他曾對發展中世界的小生產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福利產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他在水壩排水量和水壩下游居民的需要及用途方面所作的工作，改變了水壩形成之后的移民安置和整合工作的開展方式。他也曾經在塞內加爾首次提出通過控制當地季節性的洪水來治理水電站的項目。這些可持續發展項目為還在建設中的發展中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貢獻。

有關應用人類學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發揮作用的實例還有很多，在閱讀的同時我還想到，有些社會問題其實不僅發生在美國，我國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先生在50年代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就與辯護人類學所作的努力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借鑒西方應用人類學發展的經驗，根據本土的的實際需要，在社會生活和經濟建設中發掘更多人類學學科理論、方法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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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學術年會會場蔣彬教授主持會議開幕式由羌學研究中心主任蔣彬教授主持，西南民族大學副校長沙馬拉毅教授、四川省社科聯規劃辦黃兵主任、西南民族大學科技處處長蔡偉民教授、羌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冉光榮教授為會議致辭。來自中國社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中山大學、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華東師范大學、云南省社科院、重慶大學、云南財經大學、云南民族大學、四川大學、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西南民族大學、美國杜蘭大學等1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1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會議。

沙馬拉毅教授致辭副校長沙馬拉毅教授代表學校致歡迎辭，他指出，羌學研究中心承建以來，立足羌學研究的發展和創新，積極進取，務實探索，在羌學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及文化傳承創新等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同時希望中心能進一步夯實學科實力，整合全省乃至全國羌學研究的重要力量，把中心建設成為國內外羌學研究的具有重大影響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積極為羌族和羌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服務。

四川大學冉光榮教授總結了在羌族援建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包括災后重建的羌族風格之爭、受援助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受援民眾的感恩疲乏等，提出應借鑒日本等海外國家的援建經驗，重視民眾對國家救援政策的認同與支持，為本次會議奠定了學科關懷和現實關懷的基調。

本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22篇。會議以“羌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災難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為主題，就如何構建羌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如何抗擊重大自然災害，提高防災減災能力，以及災后重建；如何吸收海外的經驗，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災害人類學和防災減災體系；如何提高作為汶川地震極重災區的羌族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等議題進行交流研討，對羌學研究和災難人類學如何實現更好發展進行的深刻思考，為羌學研究和災難人類學的創新發展提供理論與方法指導。

全體代表合影與會學者的發言內容大致可分為如下三個方面，首先是作為災難研究的羌學。中央民族大學的張曦教授認為，災害的集合記憶是一個復合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然而同時也存在著個人獨特感受的記憶，至親以及親密圈成員的傷亡、家財的損失都因人而異。西南民族大學的蔣彬教授對近百年以來的羌學研究范式進行了梳理，指出5.12地震將羌學與災難研究勾連在一起，使羌族成為近代中國唯一因自然災害而經歷文化、社會和族群建構和重構的民族。災難范式的羌學研究已逐漸回歸到關注他者、關注文化生態、關注文化變遷的人類學變遷研究的永恒主題。彭文斌教授對羌族的災難人類學研究和災難人類學的羌族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梳理，高度評價羌族的災難人類學研究超越了以往單一族群的研究路徑，自誕生起就站在與國際對話的更高平臺上，指出中國的災難人類學研究應結合中國的宇宙觀、歷史觀，體現應用人類學的現實關懷。

其次是作為文化研究的羌學。中山大學的張應強教授呼吁羌學研究引入歷史人類學的取向，增進羌學研究學術理論和方法的開放性，成為藏彝走廊區域研究中富含獨特問題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更主動和全面地參與到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學術對話之中。中國社科院的黃成龍研究員歸納了人類學親屬稱謂的三種研究方法，以此為出發點，考察羌語南北方言11個土語的差異，對親屬稱謂的特點和變化進行了分析。西南民族大學的金藝風教授認為羌族民歌與羌族人民的勞動、儀式、游戲等場景緊密相連，反映了他們的生活情境及其民俗事項。其音樂旋律語法如同一個民族的語言難以變換一樣，持久的存續在民族民間社會里。

第三個內容是災難人類學的相關研究。重慶大學的張楠以艾滋病為例，闡述了流行病作為人禍給社會帶來的危害與反思，指出艾滋病是一個公共的、全球性的社會問題，應重視對艾滋病控制的理念、機制、方法的研究。重慶大學的代啟福以大渡河上游的鉛礦開發為例，揭示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促進中央財政收入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其背后隱藏著一系列的“災難性”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往往容易被經濟發展現象所遮蔽，從而使當地人極難獲得社會救濟或補償。解決這一類災難的最佳路徑是喚起當地民眾的自覺性和自主性。

篇10

關鍵詞藝術學藝術人類學藝術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現代西方哲學和美學的歷史上，藝術的真理問題歷經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等哲學家的思考和開掘早已大有氣象，雖然亦難免有陷入理論困局的跡象，不過問題本身總歸處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遺憾，藝術人類學家對藝術的真理這個疑難問題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從心，長期以來幾乎采取了集體回避和隱退的姿態。在萊頓（R.Layton）的《藝術人類學》（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徹（E.P.Hatcher）的《作為文化的藝術：藝術人類學導論》（1985年首版）和蓋爾（A.Gell）的《人類學的藝術》（1999年首版）等這樣一些帶有總體性或通論性的代表論著中，藝術的真理問題明顯缺席，在諸如音樂人類學、視覺人類學等藝術人類學分支學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國當代音樂人類學家布魯諾·內特爾（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樂學研究：三十一個問題和概念》（2004年修訂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別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樂學的諸多重要問題和概念，可謂氣勢恢宏，但人類音樂的真理問題還是無緣受到關注。

推究起來，藝術人類學家在藝術真理問題上的這種幾乎是集體退卻的姿態和事實，固然有諸多原因，但藝術人類學學科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往往有其相應的問題領域的選擇或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貝爾（E.A.Hoebel）在哈徹《作為文化的藝術：藝術人類學導論》一書的“序言”里曾頗為中肯地指出，在處理將人類學理論應用于藝術這件事情上，哈徹的著作與其說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說是在檢驗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檢驗的重點還只是“原始藝術”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的問題，指證藝術人類學領域稱為“原始藝術”的討論自1970年以后就已經從考慮“原始的”一詞轉向考慮“藝術”一詞，其“新的興趣點集中在該詞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義的、是否應當被應用于那些沒有這樣一個詞的民族的活動中去、它又該如何界定這樣一些問題上”②。

相比之下，蓋爾的藝術人類學理論明顯要新銳一些，激進一些。他不但意識到藝術人類學要關注現代主義藝術，“贊同和藝術人類學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學先入之見決裂”，而且認為“美學方法的平庸并沒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現出來”③，例如布爾迪厄（P.Bourdieu）的唯社會學論實際上從未考慮藝術品本身，而僅僅考慮藝術品表示社會差別的能力，如此等等。不過，蓋爾的此類觀點盡管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但在他試圖與之“決裂”的西方美學理論和觀念清單上，藝術的真理觀問題還是未能直接進入其中，因而也照例無意把藝術真理問題納入藝術人類學視野。這似乎又表明，對藝術真理問題的回避或忽視與藝術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處于何種歷史階段沒有必然的聯系。不管怎么說，這種集體性的回避和退卻已成事實，它畢竟在藝術人類學本身的問題鏈上留下了一個根本性的缺環，甚至可以說是藝術人類學學科發展理念滯后的一種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徹出版《作為文化的藝術：藝術人類學導論》一書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頗具地震效應的、在西方人類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該書編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幟鮮明地為該書撰寫了題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導言，在他看來，民族志的寫作至少受到語境、修辭、制度、文體、政治和歷史上的決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稱民族志為虛構（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質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約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該書的論題并未有意識地正面應對藝術人類學的“部分真理”問題，而編者也坦承該書的人類學偏見使它忽視了對攝影、電影、表演理論、紀錄片藝術、非虛構小說等藝術文本的關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藝術真理問題在西方藝術人類學學科發展中的總體處境，所以，我們確乎有理由認為，藝術的真理問題（哪怕是所謂的“部分真理”問題）對藝術人類學學科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的疑難話題。這樣，盡管在《寫文化》出版十多年后問世的《寫文化之后》一書的編者判定《寫文化》已逐漸被看作是一部“有幾分像人類學思想上的分水嶺”⑥那樣的書，但就藝術真理問題而言，這條分水嶺實質上并沒有清晰地綿延到西方藝術人類學的田園之中。

關于藝術的真理問題，我在1999年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成立之際所撰的《藝術人類學與知識重構》一文中曾把該學科的一個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問藝術真理的學術知識生產運動”，隨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講又進一步強調這樣一門立足于人類學的立場和方法、從藝術的角度研究人的學科是一種新式的藝術人類學，它不僅僅是關于“原始藝術”的，“不僅僅是關于‘藝術’的，也不僅僅是關于‘藝術’的感性學或某種新的知識論，而且還是一種人類學立場上的藝術真理論”⑦。本文擬針對上文所闡述的問題情境，對我所主張的“完全的藝術真理觀”這一藝術人類學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嘗試性的闡述。

二

事實上，我們一旦把藝術真理問題引入藝術人類學的議事日程，首先就會真切地體會到類似于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所表述的那種復雜心情和態度取向：“一方面，各種哲學相繼出現，相互矛盾，相互詆毀，使真理看上去是變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哲學史是懷疑主義的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向往一種真理，精神之間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標準，至少也是其標志。”⑧不過，如此鮮明的態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來給克利福德所標舉的“部分真理”說作出屬性判斷。因為這一民族志寫作的理念確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敘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語言、修辭、權力和歷史諸方面帶來的不確定性或偶然性，這對文化敘述的真理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無疑是一種尊重，一種張揚，因而我們也確乎不能說這種“部分真理”說只是在簡單地修讀“懷疑主義的課程”；但克利福德同時又聲稱：“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們不再會認識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稱接近它”⑨，這顯然是急劇地朝著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甚或懷疑主義的方向挪步，并終將稀釋和失落“部分真理”說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義。

由此，我們不難推想，如果藝術人類學家在面對紛繁復雜的人類藝術現象和藝術史的時候，無意把藝術人類學與藝術真理問題勾連起來，無意警惕和克服極端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的理論迷霧，無心打造甚或自動放棄種種尋求藝術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轉而簡單地移植或運用迄今仍被許多西方人類學家所信奉的、隨時有可能走得太遠的“部分真理”說，那么，藝術人類學研究工作的意義本身很可能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在這一關鍵點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種有力的印證：“我在這篇‘導言’中一直極力主張的那種不完全性（partiality）總是預先假定了一個地方性歷史的困境”⑩，并聲稱自己的這種歷史主義觀念應大量地歸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但在各種“地方敘事”（localnarratives）和它們的替代物亦即“主導敘事”（masternarrative）之間并沒有接受后者。在我看來，這里所假定的這種“地方性歷史的困境”同時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說所要面臨的困境，而其內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與格爾茲（CliffordGeertz）所倡導的“地方性知識”（localknowledge）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邏輯上預設了非“地方性知識”或非“地方性歷史”的存在，而它們事實上指的是西方知識或西方歷史；二是在這種非“地方性知識”或非“地方性歷史”中，依然隱含地指稱存在著優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價值。(11)由此，我們不難體會到“部分真理”說背后所潛藏著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論意味的理論指向。

這樣，在藝術人類學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設計和選擇上，我們與其在那種“部分真理”說的萬花筒里端詳藝術真理的種種局部的、變幻莫測的容貌，還不如明智地選擇有望在“一”與“多”之間、在完全性與不完全性之間進行平等貫通和整合的一種完全的藝術真理觀。

那么，圍繞新式藝術人類學的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撐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把研究范圍推及全景式的人類藝術來達成藝術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藝術人類學主要研究無文字社會的藝術，以及文明社會里的民間藝術或少數民族的藝術傳統。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盡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圍推及全景式的人類藝術，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統內的藝術作為自己的合法的關注對象。如果還是繼續像從前那樣主要研究無文字社會的藝術，而此類社會的很多藝術形態都已經消失，而且有些還在隨時隨刻地消失，那么，這個學科可以研究的東西事實上是走向萎縮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上逼近人類藝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們才有望在各種或大或小的藝術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藝術真理的訊息，而因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對象總有其實在性和情境約定性，所以，在藝術真理的敘述或書寫上即便需要某種“想象”或“虛構”的詩學，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約定才能順利敘述或書寫的情境非約定性因素，但它們本身并不能改變藝術真理在總體指向上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為文化的藝術”這一藝術觀念總譜中努力尋求藝術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藝術人類學已經有一個變化，注意力開始從“美的藝術”（finearts）轉向“作為文化的藝術”，考察藝術與文化之間的聯系，并進一步形成了幾個主要的相關觀念：一個是把藝術視作“文化的表現”，一個是“作為文化系統的藝術”，另一個是“作為技術系統的藝術”。這和原先美學里所面對的那個“藝術”概念相比，顯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實質性的差別。對此，哈徹的體會頗有代表性。由于在實際的現代用法中，“藝術”一詞不再限于雕塑和繪畫，其界定的范圍非常廣泛，并且包括紡織品、人體繪畫、機遇劇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因此她感到，過去那些狹隘的定義就像它們從前所做的那樣雖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觀點，但是，當我們試圖從跨文化上來使用“藝術”觀念時，還是有許多問題，尤其是因為在西方文化傳統內有許多藝術定義，并且只有某種非常寬泛的一致意見。因此，“在工業文明中，當藝術概念在媒介和內容方面被放寬到異乎尋常的程度時，至少含蓄地表明藝術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義已經被縮小了，而藝術與它的（文化）語境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少。這正是那種被當作純粹為了審美靜觀、為藝術而藝術、純粹藝術、稱為‘藝術’之物的無用之必要性的藝術概念。它對跨文化研究來說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純粹的動機存在”。(12)基于這樣的認識，哈徹就把“藝術”的成分解析為純粹審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術（craftsmanship）、意義（meaning）這樣三個層面。而蓋爾在20世紀90年代試圖從“作為技術系統的藝術”（artasatechnicalsystem）這樣的藝術人類學觀念上來考察包括原始藝術和現代藝術在內的各種藝術的魅力技術（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顯然又是一種有效的推進。

諸如此類的藝術觀念群及其相應的研究方式或學術轉向，說明藝術人類學已不再把“美的藝術”作為一個終極性的考察目標，而是在“作為文化的藝術”這個觀念總譜的鞭策下，勘探人類藝術形態和觀念上的復雜群落，注重發掘藝術與某種具體的文化表現、文化行為和文化技術之間的普遍聯系。雖然這里也難免還是有一些藝術概念上的預設，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藝術人類學研究努力把這些預設和成分融入一個個情境性的解析過程之中，通過這種解析過程的展開，不斷地反思、檢驗和調整自身的藝術觀念，讓它們經受舊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各個時期、各個區域和各個族群的藝術所構成的事實大熔爐的考量，從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類藝術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煉藝術真理的話語，于是，藝術人類學在藝術觀念和藝術真理的話語問題上的種種“作為”式的語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經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禮。當然，這種集群式解析的過程性演歷，既要有與解析對象之間充分的情境關聯，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實判據，又不排斥解析主體與解析對象之間復雜的情境性互動，建構情境性表達關系的空間，從而在藝術觀念和藝術真理的復雜認知和書寫的歷史過程性中通過不斷地揚棄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來達成藝術真理的完全性。

3．在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運用那種強調空間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識，轉而強調非西方藝術的種種樣式、形態、意識、觀念和價值與西方藝術至少處在理論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國藝術、日本藝術和印度藝術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種“地方性知識”、地方性經驗和地方性價值的東西，確切地說，它們各自都是某種情境性的藝術，它們在認知自身的藝術經驗、表達自身的藝術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歷史過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約定、情境內涵，因而和西方藝術一樣有其自身獨特的價值，具有西方藝術所無法替代的知識性價值和真理性內容。由于無意把它們置入那種依然隱性地帶有西方知識至上和西方價值優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識”的陰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隨著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研究的不斷推展，歷代的東方藝術和世界上各種小型社會的藝術都將有望被視作一個個在藝術的真理性內容上具有足夠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類學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書寫的一個個帶有被壓迫意味的對象。于是，這樣一些獨特的藝術世界就有可能被賦予自呈自現、自我決斷的機理，從而在一定的現實性上和西方藝術世界之間形成一種互為他者、雙向乃至多向制導的全景式機制，讓藝術真理的完全性問題在不斷多維化和細密化的他者之間的互動、對話、交流甚或交變中得以開顯。也就是說，各種藝術世界的自主、自恰和價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將在現實性上強化藝術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偏重于對藝術作品的靜態描述，而忽視對藝術家的行為以及行為過程的動態解釋，換句話講就是對藝術的研究總是習慣于針對藝術品本身，而制作、觀看藝術品的人在研究視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研究除了繼續重視藝術品的解析之外，也關注人類藝術活動當中的藝術行為和人的在場（包括藝術家的在場）這些環節，力圖對各種文化情境條件下從事藝術制作、藝術生產和進行藝術交往的藝術家、藝術作品和藝術行為等整體流程進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體的藝術生產、藝術交往或藝術消費的完整格局中來全面地考察人類在藝術需要、藝術創造和藝術交往上的真理訴求。

三

此外，提倡一種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式的藝術人類學，注重藝術人類學的實驗性寫作，也是新式藝術人類學的基本理念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它是從側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對藝術人類學學科品格等主體性風貌的一個規約，但無疑也是尋求完全的藝術真理觀的一個重要中介。英國人類學家奈杰爾·拉波特和喬安娜·奧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一書中解釋“科學的人類學”時引述說，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對人類學也許是有益的”，由于人類學是“社會科學中最人文主義的學科，人文學中最科學的學科”，所以人們應該意識到“關于知識與真理的本質的模糊性，這將使人類學‘更像它自己’”。(14)這么說來，作為一門立足于人類學的立場和方法、從藝術的角度研究人的學科，當“藝術”人類學把追尋完全的藝術真理觀作為自身發展的核心理念時，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為由讓它“更像它自己”，這顯然是一種無奈的甚或推卸責任、有辱使命的學科發展論調。格爾茲在晚年曾經發出一個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學都是混雜的、變化無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類學濫用了這種特權”。(15)試想，要是新式的藝術人類學又開始用新的方式濫用這種特權，那么，它在尋求人類藝術真理的路途上必將踏上不歸之路。實際上，我們注重藝術人類學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評和實驗性寫作，正是基于戰略性和戰術性的雙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藝術人類學不再只是流于藝術知識的重新淘洗這一層面，而是以真理為念，有更高層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過去、現在和未來各民族民間藝術中所折射出來的種種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懷，巡視每個時代的藝術在超越個體有限性、尋求精神無限性上的種種努力，傾聽種種鮮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靜態的方式、獵奇的方式看藝術，用一時一地、一族一國、一維一相的方式看藝術；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學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種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實驗性，來持久應對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可能隨時會遭遇的藝術知識和藝術真理的模糊性，憑借實驗與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來不斷地揚棄這種模糊性，以免讓這種模糊性、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成為隨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話，藝術人類學的實驗性寫作不是目的，而是過程，最完全的實驗性和反思性，意味著最完全的藝術真理觀的最終達成。

記得約翰·諾里斯說過，“每個人在歷史上都有只屬于他自己的一刻”。對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理論和實踐來說，但愿每一個決意追問人類藝術真理問題的人也都有這樣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類藝術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話，那么，我們希望并相信這樣的天使從來未曾離開過，但更希望探索藝術真理的人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奮力勞作讓這位神奇的天使顯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無意地折斷了她的翅膀。

本文為上海市教育委員會E研究院建設計劃項目（編號：e05011）成果。

①②EvelynPayneHatcher,ArtasCulture：AnIntroductiontotheAnthropologyofArt,Lanham,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5,p.ix,p.8,pp.89.

③(13)AlfredGell,TheArtofAnthropology,ed.EricHirsch,London：TheAthlonePress,1999,p.162,p.163.

④⑤⑨⑩JamesClifford&GeorgeE.Marcus（eds.）,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p.67,p.19,p.25,p.24.

⑥AllisonJames,JennyHockey&AndrewDawson（eds.）,AfterWritingCulture：EpistemologyandPraxisinContemporary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7,p.1.

⑦參見鄭元者《藝術人類學與知識重構》，載《文匯報·學林版》2000年2月12日（亦見施宣圓主編《中華學林名家文萃》，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藝術人類學的生成及其基本含義》，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中國藝術人類學——歷史、理念、事實與方法》，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美》（BI）創刊號（2007年3月30日）。

⑧保羅·利科：《歷史與真理》，姜志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頁。

(11)參見鄭元者《地方性知識的迷障：音樂的中國經驗及其藝術人類學價值》，載《音樂藝術》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