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戰略的內容和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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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低碳經濟 無形資本 財務戰略 預算管理

作者簡介：

蔣 沖（1977-），男， 江西廣豐人，江西科技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

羅 焰（1968-），女， 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跨越，將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人們沉浸于大機器生產帶來的高效，享受著化石資源帶來的便利，通過暴力式的生產，將自然資源迅速轉換成人類財富。而與此同時以“碳”排放為標志的全球變暖趨勢和人居環境的不斷惡化，使人們越來越關注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低碳經濟”應運而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之一的企業，由于受碳排放配額的約束，在市場準入、稅收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方面頗受低碳化影響，作為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核心——財務管理活動低碳化傾向明顯，企業面臨的財務環境較之前發生了的很大變化，理財觀念和理財實踐亟待創新。

一、低碳經濟背景下財務管理現狀

（ 一 ）高碳化財務管理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企業存在的意義在于能使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組合優化，從而創造出比市場配置資源更大的價值。因此，在工業文明時代，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中心是如何挖掘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潛能，實現價值增值，表現為：第一，憑借信息和技術優勢，企業獲得地表和地下自然資源的使用權，通過現代化大機器生產將其轉化為具有一般等價物形式的貨幣財富，并且通過財富的累計效應，加速這一自然資源到貨幣財富的轉化過程。第二，資本作為驅動價值增值的原動力，在企業財務管理中居于核心位置，其基本特征表現為創新性、擴張性和掠奪性。資本之創新性、擴張性符合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而實現人類自由社會，進而達到人與自然和解的原意（王國壇、王東紅，2009），但資本的這種創新性和擴張性所引致的社會或環境負外部性得不到有效抑制，那么其掠奪的劣根性將暴露無遺。第三，勞動力是“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頁），勞動力的使用可以為企業帶來未來現金流量，因此，其價值在于未來獲取現金流量的能力。如何利用相對不變的勞動力價格，挖掘其價值創造功能，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杠桿效應是企業財務管理的重點之一。工業文明背景下的傳統財務管理模式，基于片面的人類中心論這一倫理假設（王建明，1995），強調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創造價值、為人類服務，并進而實現人類社會自由發展的同時，卻忽略了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企業理財過程中，側重于以未來現金流量為標志的價值管理，而在企業環境成本尚未完全內部化的軟約束下，對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賴成了企業財務活動的理性選擇。但是，全球溫室氣體（CO2）濃度的快速上升，必將擾亂自然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如海水溫度、洋流以及太陽輻射）間的微妙平衡，終究影響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自然環境。因此，建立在人類現代工業文明客觀基礎上的以高碳為特征的理財模式，越來越不適應企業、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低碳化經濟和低碳化碳社會眾望所歸。

（ 二 ）傳統財務管理模式的低碳化挑戰與機遇 由地球生態圈碳失衡和化石能源的掠奪性使用而引發的低碳化思考，其特征主要是：（1）經濟性。低碳化在關注碳排放絕對數量減少的同時，更強調提高碳生產率，即每單位碳排放所產生的GDP或附加值更高。低碳化應該是一個在不降低人們生活水準和福利水平下的帕累托改進過程，經濟性不僅體現在以較小的碳消耗和碳排放獲得較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同時，更體現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以較小的沖突換得長久的和諧共處。（2）創新性。低碳化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更是一種發展觀念和發展思維的轉變，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的自適應過程，相伴而行的是不斷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是新產品、新過程、新系統和新服務的首次商業性轉化，而制度創新則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管理等規范的革新，是支配人們行為和相互關系的規則的變更，是組織與其外部環境相互關系的重塑，二者的交互、有機結合是低碳化轉變的保證。（3）階段性。低碳化的階段性目標主要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上，使氣候變化不至于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基于經濟社會低碳化發展的經濟性、創新性和階段性特征表現，企業的財務管理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環境的變化既是對已有財務管理模式的否定，也是對現存理財觀念、財務要素范疇和財務決策等財務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既面臨著挑戰也存在著機遇，具體表現為：其一，理財觀念的發展。公司財務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運用財務資源，以實現公司價值創造與增值（李心合，2006）。財務價值是一個以未來現金流量作為衡量標準的經濟學名詞，在無外部性約束的條件下，財務網絡對價值創造的支持體現在盡可能多的利用這種外部性來提高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其結果就有可能會導致“公地悲劇”的出現，財務管理的短期化傾向明顯。而低碳化理念，是要將這種環境的外部性在理財過程中讓其內部化，成為企業獲取未來經濟利益的一種顯性成本，其實質則是從整體的角度考慮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實現，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財觀念。低碳化是將可持續發展理財觀念落到實處的一種具體方式和手段，有利于擺脫僅從資源配置單一維度出發而引致的財務價值增長的高碳化陷阱，進而從資源創造和資源配置雙維視角考察財務價值增長的實現路徑。其二，財務要素范疇的發展。資本是企業財務活動的基本要素，也是財務管理的核心內容（趙德武，2007）。傳統財務管理將能夠貨幣化的資本作為財務管理的要素范疇，旨在通過籌集、投放和分配等活動實現資本的價值創造與增值功能，為了規避貨幣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而導致價值確認上的風險，財務管理活動中傾向于使用有形或是有市場參照物的資本形態。但是，在低碳經濟背景下，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枯竭趨勢不可逆轉，財務活動所涉的要素范疇必然要突破有形資本的限制，更多關注那些導致未來現金流量的無形因素對價值創造和增值的影響。財務要素范疇的發展，賦予了財務管理核心概念——資本更多的內涵，必然導致現有理財模式的變革，風險價值以及對不確定性的評價在財務管理中的地位將越發顯得重要，財務管理柔性化發展趨勢明顯。其三，財務決策評價標準的發展。在籌資、投資和利益分配等財務決策中，常用的評價標準是價值相關性，也就是諸種財務決策行為最后對企業未來現金量的影響方向與影響程度。低碳經濟背景下強調經濟行為的可持續性，財務決策雖不能脫離未來現金流量的影響，但低碳化的約束使得企業必須在獲取現金流量和承擔社會責任之間權衡，或者說在倫理上企業在財務決策時必然需要遏制資本的過度創新而導致的掠奪性。因此，財務決策的評價標準面臨著非效率性挑戰。財務決策評價標準的非效率性挑戰，并不意味著對成本效益原則的否定，也不表明理性分析原則的不合時宜，僅僅表明財務決策的效率性評價標準需要完善和發展，財務決策的低碳化評價標準在短期或局部可能帶來低效率，但從可持續發展或全局來說抑或是一種高效率。

二、無形資本戰略的財務視角詮釋與意義

（ 一 ）無形資本戰略的財務視角詮釋 （1）資產與資本。資產通過不同資產形態的轉化給人們帶來滿足是其效用或價值實現的主要方式。資本是一種依附于具體資產的權力，資本一旦投入就被抽象為一種為獲取未來現金流量的權力，因此，增值是資本的天然要求，否則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資產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創新，資本為了增值而創新，資產不具備擴張性，其存在的意義在于圍繞著滿足人們的需要而在不同資產形態之間的轉換，而資本極具擴張性，并且為了滿足擴張的愿望敢冒任何風險。汪丁丁（2006）曾從“精神維度”解讀資本的特征，認為基于資本所承載的累積效應，它能夠把對剩余（利潤）的追求轉化為“意識形態”，即對剩余或凈收益的崇拜。建立在公平、公正和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通過人們主觀能動的勞動以實現通過對物的依賴擺脫貧窮與落后，進而通過以勞動者，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為基本特征的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來實現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近、現代社會的產生和發展，本質上是以資本的運營和擴張為特征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張過程（徐大建，2007）。（2）無形資本。資本的使命在于增值，而資本本身不會運營，只有通過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才能運營，資本一旦人格化后實現資本增值的手段就會變得自利而且貪婪。通過暴力的方式開采自然資源，將自然資源轉化成其投入資本的增值；通過對普通勞動者勞動時間的侵占，將勞動者維持自身和家庭所需要的勞動資料轉變為投入資本的增值；通過制度安排，將未來不確定性的風險轉嫁給信息弱勢群體而實現資本的增值等。資本人格化的結果就是：以資本為核心，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要素實現增值以證明其存在的意義。伴隨著自然環境的日益惡化、勞動權益保護的加強和信息技術的迅速普及等，資本通過簡單、野蠻方式實現增值的空間越來越小，資本需要尋找一種文明的、可持續的載體重新煥發生命力。資本增值的源動力在于能激發人們不斷通過創新將各種要素投入引起的未來現金流量變現，在低碳經濟背景下與創新最匹配的要素是以技術和制度等表現形式的無形要素，這些無形要素依附于具體的資產形態，通過市場行為尋求價值的實現，這種以無形要素為載體，在經濟活動中不斷追求價值實現的權力就是無形資本。（3）無形資本戰略。財務管理活動是在既定環境下，通過各種形態資本要素的組合，形成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并在實踐過程中有效識別和占有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一種組織行為。低碳經濟背景下企業財務管理圍繞著“創新”展開，在價值形成和實現過程中，智力、組織文化、渠道等無形要素的凝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財務管理的重心是如何挖掘、組織、協調這些以無形要素為載體的無形資本的運營，因此，低碳經濟背景下應從戰略高度確立無形資本財務運行的規律和特征。無形資本戰略的核心就是通過無形要素的使用，創造出某種稀缺性和特質，并通過市場的認可進而獲取未來現金流量的權力，如果無形要素在企業未來價值凝結過程中的稀缺程度越高，那么通過這種要素的占有而獲得的對未來現金流量的要求權就越大。無形資本戰略跳出了“就財務論財務”的狹隘財務觀，強調無形資本在企業價值驅動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并通過無形資本價值轉移的靈活性增加組織適應財務環境的彈性，保持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

（ 二 ）低碳經濟背景下實施無形資本戰略的意義 財務管理以價值管理為紐帶，以資本運營為核心，低碳經濟背景下企業的財務環境、財務決策依據以及財務評價體系等發生了很大改變，以無形資本為核心的價值鏈系統左右著財務管理活動的得失，為企業未來、長遠和整體發展提供持續的財務動力，進而實現企業均衡現金流量、建立核心競爭力的財務目標。低碳經濟背景下實施無形資本戰略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相對于其它資本形態，無形資本的累積效應較強，邊際資本價值不受遞減規律的約束，通過無形資本的正向累計效應，增強企業對財務環境的適應能力，提高企業財務競爭力。（2）基于無形資本財務循環的環境友好性，企業價值創造著眼于企業的長遠利益與整體績效，有利于創造并維持企業的財務優勢，可持續發展能力強。（3）無形資本形成主體的多元化和產權交易的市場化，能有效緩解競爭的對抗性導致的效益損失，提高企業整體職能的協調性，進而提高企業的財務協同效應。

三、無形資本戰略財務管理的發展與完善

（ 一 ）低碳財務理念的發展 理念是一種理性化的思維活動模式或者說理性化的看法和見解，財務理念是企業財務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理性化思維結果，無形資本戰略是低碳經濟背景下財務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在財務核心概念、財務本質和財務目標等方面都有所突破。財務核心概念歷來都是大家爭論的一個焦點，曾有過“資金論”、“本金論”和“價值論”等諸多觀點。“資金論”認為財務活動的基本職能是保證企業經營活動中資金運動的順暢和均衡，甚至將“確保企業資金均衡有效流動并最終實現企業總體戰略”作為企業財務戰略目標；“本金論”認為財務活動是以墊支為前提的本金保值、增值活動，明確了本金與基金在資金運動過程中的本質區別，反映了財務活動的保值、增值特征；“價值論”認為財務管理是基于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管理的一種風險管理活動，較全面概括了企業財務活動的現狀。上述觀點雖然反映了財務管理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但未能揭示財務管理的本質，諸種概念不適合作為財務的核心概念。財務核心概念應該是能統馭整個財務概念體系的軸心，能夠反映財務活動的本質，財務本質是在制度或環境約束下的財務效用最大化，財務效用在商品經濟時代表現為以一般等價物表示的人們對物的依賴帶來的滿足程度。因此，將在物的維度具有天生累積效應，并在精神維度將對剩余的追求轉化為“意識形態”的“人格化”資本作為財務核心概念較其它財務概念更能反映財務的本質。在低碳經濟背景下，財務環境的變遷引起了財務資源的柔性化轉變，資本形態在環境硬約束下出現無形化趨勢，無形資本在低碳財務概念體系當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基于財務核心概念體系，財務活動將資本作為基本的財務要素，通過籌集、投放、回收和分配等手段尋找和激勵資本保值、增值的動力。低碳經濟背景下以創新為特征的無形資本是諸多資本形態中最活躍的一種，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財務活動的基本目標應該是如何實現無形資本收益的最大化。根據財務本質是價值與權力相融合的財權流觀點（伍中信，2006），財務活動過程中與價值相關的權力應該是統一的，但是無形資本的價值溢出效應使得在無形資本戰略下出現價值與權力的非對稱狀態，因此，在 “財務目標集”中應該增加價值與權力統一的目標元素。財務活動過程中價值與權力的對稱是指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形成與對其的要求權要統一，在以實物資本或是貨幣資本為主要價值驅動因素的工業經濟時期，這兩者的統一較容易實現，但是將無形資本作為主要的價值驅動因素后，兩者的統一會存在很多干擾因素。

（ 二 ）財務預算管理的完善 無形資本戰略下財務活動以無形資本作為中心，將各種資本形態有效組合，挖掘和發揮各種資本形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潛力，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基于無形資本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外部性、不確定性和相對的壟斷性等，無形資本戰略相對于傳統財務管理模式，更需要在財務預算管理方面進行完善。財務預算管理是在企業總體戰略的指導下，按照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訴求，將企業各職能部門的責、權、利等關系進行量化的制度體系。無形資本戰略下財務預算管理的重要性體現在：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確立無形資本價值創造的核心地位，保證了企業價值驅動的持續性和競爭優勢的長期性；從權力配置的角度均衡其它資本形態所有者與無形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保證了企業價值的順利實現；從風險控制的角度防范和降低無形資本的不確定性對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影響，增強企業價值創造對環境的適應性等。財務預算管理以資本循環為邏輯起點，以價值鏈管理為參考依據，是企業推行無形資本戰略的有效手段，在實踐中財務預算管理的重點體現在：財務預算管理是企業中各利益相關者根據自身掌握的信息進行利益博弈的方式之一，預算目標是各方討價還價的妥協結果，低碳經濟背景下無形資本價值創造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非標準化等特點，使得博弈過程更加反復，因此，建立有效、規范的財務預算管理制度是保證無形資本戰略順利實施的關鍵要素之一，在企業的組織機構方面更趨向于網絡化和扁平化，倡導溝通、共同參與和團隊精神。在財務預算管理的方法上，以市場作為導向，通過作業基礎預算增強預算的精準性、運用EVA等價值指標增加預算的價值導向、借助平衡記分卡等綜合業績評價改善預算的財務特性等，增加無形資本戰略下預算管理的彈性，避免財務預算管理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在財務預算管理的執行上，密切關注無形資本的累計效益和溢出效益，圍繞著無形資本的開發與儲備，實時調整各資本預算的執行進程，并根據資源基礎理論，通過建立學習型組織提高預算管理的執行效果和增強預算管理的戰略實現意圖。

四、結語

低碳經濟背景下企業財務活動圍繞著創新展開，創新的財務價值需要通過無形資本循環運動實現，以無形資本作為財務戰略重點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無形資本戰略的實施有利于企業從戰略高度挖掘無形資本的價值創造功能，通過財務上的優勢建立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但是，財務環境的多變和財務活動的復雜性，特別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價值計量問題，使得無形資本戰略的實施面臨諸多的挑戰，因此，如何在動態中把握無形資本價值運動的規律，如何通過相對價值模型計量無形資本價值，以及如何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財務制度建設等是無形資本戰略進一步研究的重點。

*本文系2013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項目“低碳經濟背景下無形資本財務戰略創新研究”（項目編號：GL1354）和江西科技大學科研項目（項目編號：KY2012SY0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鮑健強、苗陽、陳鋒：《低碳經濟：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變革》，《中國工業經濟》2008年第4期。

[2]唐躍軍、黎德福：《環境資本、負外部性與碳金融創新》，《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6期。

[3]李心合：《財務管理學的困境與出路》，《會計研究》2006年第7期。

[4]趙德武等：《財務管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篇2

〔關鍵詞〕 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產能過剩；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753文獻標識碼：A文

章編號：10084096（2015）05007906

一、引言

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寧波和開封的兩家工廠開始制造太陽能電池，這是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開端。1986年中國從丹麥進口了風電機組，隨后不久進口太陽能電池生產線。但直到21世紀初之前，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都處于低速發展階段，技術和工藝水平雖然有一定提高，但與國外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4年是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轉折點，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起草，2005年開始頒布施行，極大地促進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2004年至今中國風電裝機規模增長了七十多倍，光伏裝機規模增長了一百多倍。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帶動了上游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并逐漸具備一定的出口能力，成為世界新能源國際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不僅面臨自身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市場、產業和政策等問題，而且還面臨國際市場上貿易摩擦增多、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經濟合作受阻等瓶頸。提升中國新能源裝備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和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和發展是破解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難題的關鍵，也是當前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相關研究

新能源裝備主要包括太陽能裝備、風能裝備、核能裝備、生物質能裝備、海洋能裝備和地熱能裝備，中國具有出口能力的主要集中在太陽能裝備和風能裝備，相關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個領域。2008年國際市場環境非常有利于太陽能光伏產品的生產，特別是美國新能源政策帶動了光伏產業的發展，大量中國企業快速進入這一行業，成為光伏產品的代工廠，還有一些企業在美國成立承包光伏發電項目的子公司。這一時期的國內研究多集中在采用何種商業模式來促進光伏產業的發展，劉仰焰和沈玉良[1]對光伏企業加工貿易生產控制模式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對光伏企業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上游多晶硅料件市場價格，而進口料件和出口光伏產品的模式更適合民營企業的發展。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勢頭良好，仍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光伏產業的潛在危機，孫廣彬[2] 認為中國光伏產業存在企業規模偏小、低價無序競爭和自主創新能力低等問題。顧列銘[3]認為中國光伏產業缺乏核心技術，光伏產品約九成都依靠出口，過于外向的市場導向使中國光伏產業隱憂多多。

2012年7月德國光伏電池組件企業聯合向歐盟委員會申請對中國光伏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從此中國光伏產業遭遇出口危機，2012年出口額同比下降三成，出口數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出口價格則同比下降三成。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國光伏產品出口貿易現狀與問題，邢章萍[4]認為應正視光伏“雙反”。陳曉梅和孫夢溪[5]認為高額懲罰性關稅引發了光伏產業困境，提出應引導光伏產業進行優化整合，提高產品競爭力，同時擴大內需，解決產能過剩。孟祥銘和隋欣[6]使用2008―2013年中國光伏產品出口數據，基于CMS模型分析了中國光伏產品出口的特征和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市場規模效應一直為正，說明世界光伏市場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而出口市場結構效應存在波動性，主要是由于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也表明中國光伏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在下降。

中國風電裝備的發展與太陽能光伏裝備類似，十年前中國風電裝備基本依賴進口，在風電裝備發展早期，學者們多數在探討如何實現進口替代。葉瑛瑩和趙媛[7]認為中國風電機組國產化率太低，2003年國產化率為12%，風電機組的進口依賴過高導致發電成本和價格過高。劉家澄[8]認為中國不能長期依靠進口發電設備，必須走風電機國產化的道路，并對風電機國產化進程提出建議。這一時期也有學者擔心國內風電裝備制造業是否會受到國外沖擊，施鵬飛[9]認為國外風電市場空間較大，外國制造商對中國市場暫時還無暇顧及，應抓緊風電裝備制造企業的發展。隨著中國對風電裝備制造的持續扶持，以及大量國內風電裝備制造企業的進入，2003年之后中國風電裝備制造業開始逐漸有競爭力，并高速發展，2010年培育本土風電裝備制造業和降低風電成本的目的已經達到。

2011年之后中國風電市場發展放緩，風電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開始減速，這一領域的企業不得不積極開拓國外市場，不過此時世界風電產業也都進入低谷，風電裝備制造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時Z麗[10]從風電的技術、裝備和市場發展等角度總結了世界風電產業的進展，分析了2008年之后美國、德國和西班牙等風電大國政策的調整和支持風電發展的實際行動，認為中國風電裝備制造企業應及早準備，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周原冰等[11]對西班牙風電發展情況、電源結構和電網特點進行了介紹，分析了其在促進風電消納和保障電網安全運行方面的舉措，提出了推動中國風電與電力系統協調發展的啟示和建議。2010年之后很多學者開始注意產能過剩問題，但對于“過剩”的概念仍存在分歧，王曉慧[12] 提出風電產業不能簡單地定性為產能過剩，如果說過剩，也是相對過剩，更準確地說，是在較低水平上的相對過剩。王立國等[13]認為只是低端的風電裝備出現過剩，他們建議發揮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的作用，加大行業發展專項研發投入，落實新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培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理性投資觀念，打造國內企業的成本和質量優勢。

三、新形勢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趨勢

國際能源有效需求不足、碳排放交易低迷和“雙反”等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是否意味著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前景堪憂？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趨勢如何，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國際市場地位如何？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有助于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路徑的選擇和產業升級的風險預測。

1新能源產業發展前景廣闊，國際需求不平衡

根據英國石油和天然氣巨頭BP的《2014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3年世界發電量約為23 127太瓦時，同比增長22%。可再生能源消費（包括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幅度提高，從2002年的2409太瓦時增加到2013年的1 2343太瓦時，年均增長率達到15%，占全部電力消費的比重從17%提升到53%，遠遠超過了同期世界總發電量年均增長33%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與近年來各國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和可持續發展理念密切相關。面對未來能源供應不足的危機和環境污染，為了尋求穩定充足清潔的能源來源，世界各國都把發展可再生能源列為本國能源政策和戰略的重要內容。

2013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新能源消費量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核能方面，歐盟和美國的核能消費量比較大，約達到200百萬噸油當量，占世界核能消費量的687%，日本自2011年地震海嘯核泄漏事件后的核能消費持續下滑，2013年僅為33百萬噸油當量，比2012年下降186%。水能方面，中國處于領先位置，占世界消費量的24%。風能方面，歐盟和美國消費量相對較大，中國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2013年比2012年增長378%。相對于其他能源而言，太陽能、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消費量較小，歐盟表現尚佳，2013年其太陽能消費量為187百萬噸油當量，比2012年增長173%，占世界太陽能消費量的662%，地熱能和生物質能消費量為384百萬噸油當量，占世界消費量的352%。其他經濟體雖然基礎薄弱，但也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2013年非OECD國家太陽能消費量比2012年增長846%，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消費量增長91%。整體來看，雖然新能源尤其是太陽能發展迅猛，但在世界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依然偏低，改善傳統能源結構的作用尚未發揮。一方面，作為新興產業，新能源產業尚無堅固的發展基礎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可預測的外部沖擊對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并且這種影響不能在短時期內消除。另一方面，各個經濟體之間的不同消費水平也暴露了新能源產業發展進程中新能源技術及其導致的成本收益差異的重要性。雖然新能源具有清潔和可持續的良好特性，但在技術條件限制下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國家仍然依賴化石能源發展國民經濟，中國有80%的發電量來源于煤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2世界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下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2013年世界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總體呈下滑趨勢，主要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包括多晶硅（含硅量不少于9999%）、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其他非電熱的快速或貯備式熱水器（主要為太陽能熱水器）和風力發電設備等。2013年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2012年分別下降22%、25%、21%、55%和4%。2013年日本進出口額達到1396億美元，比2012年增長23%，增加額主要來自于進口額的大幅增加，從2012年的484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6億美元，增加了80%，其中部分原因是日本核能產業停滯和后退，使其不得不轉向其他能源發電，2013年太陽能消費量比2012年增加了754%。國際需求不足仍然是新能源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基于此引發的新能源產業貿易摩擦沖突將會越來越多。2013年世界出口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案例有283件，比2012年增長354%，反補貼調查為33件，比2012年增長435%，也是1995年以來件數最多的一年。盡管世界經濟復蘇在望，但財政懸崖和新能源出口市場補貼削減等仍然存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風險、新興市場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等相互疊加的經濟下行風險已然出現。出于對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戰略重視和對市場脆弱性的擔心，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對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造成了不利影響。

四、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國際市場地位

1國際市場占有率低，國際競爭力弱，易受外部沖擊

2009年中國風電裝備出口額比2008年增長-284%，2010年繼續大幅下降，年增長率為-626%，2011年轉而上升5200%，2013年出口額幾乎沒有變化，增長率僅為01%。中國已經成為連續多年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國家，除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外，與出口的新能源裝備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和薄利多銷的貿易政策也不無關系。制造優勢是中國新能源產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導致了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過多集中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易受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表現為出口額增長率上下波動幅度很大和國際競爭力弱。中國多晶硅、風力發電設備和非電熱熱水器等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均低于10%。隨著新能源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并沒有快速占有國際市場，暴露了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偏低的事實。核心技術和技術創新缺乏，創新性復合型人才匱乏，難以獲得多晶硅高端提純、風機整機的研發與設計和關鍵零部件制造等先進技術，在關鍵環節受制于人。在核心技術和有效行業規制欠缺的情況下，大量企業涌入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形成了惡性的低價競爭，擾亂了市場秩序，危害了產業的長期健康發展。政府扶持環境一片向好，但財政補貼、政策扶持工具與方法有時過于簡單化和流程化，不僅降低了政策效果，而且容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打擊。

2結構性失衡嚴重，產能過剩和技術缺位并存，國內能源問題未得到有效緩解

2013年中國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40%，成為新能源領域的領頭羊，其他新能源產品則表現平平，徘徊不前。近些年，隨著中國自主創新的增多，存在貿易逆差的產品逐漸減少，2009―2013年一些產品的凈出口額從負轉正。但對核心技術的掌握仍然欠缺，在相關產品的設計和制造上與國外先進技術有很大差距，需要大量進口。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業500強中， 中國企業占據147席，但大都居于后列，前10名為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前50名中僅有3家中國企業。從商品結構來看，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失衡，新能源裝備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多，技術密集型產品少，加工成分大，附加值低，技術落后仍然是中國新能源裝備的發展瓶頸，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因而也難以撼動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

從貿易區域結構來看，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出口區域結構在2012年前后發生了巨大變化，風力發電設備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12年的390%突降到2013年的05%，對德國從2010年的53%下降到2013年的02%，對南非從2009年的不到01%增加到2013年的215%。多晶硅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09%，對法國從2009年的39%下降為2013年的02%。光敏半導體器件（包括太陽能電池）對法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09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04%，對德國從2009年的351%下降到2013年的31%，而對日本則從2009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200%，對南非從2009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31%。中國主要新能源裝備出口在歐洲市場和北美市場全線下跌，出口額大幅度下降，有的產品轉向亞洲市場和非洲市場。中國新能源裝備出口結構的變化，固然有經濟危機和貿易保護的原因，但出口市場不平衡和對某一市場過于集中的特征，不僅增加了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出口風險，在貿易條件改變的時候增大了企業面臨破產和退出市場的概率，而且也增加了貿易摩擦的可能性。

從能源生產結構來看，目前中國仍以原煤為主要能源，2013年占能源生產總量的756%，相比2004年的771%，占比并沒有大幅度變動。水電、核電和風電生產量在2013年達到37 060萬噸標準煤，占能源生產總量的109%，僅比2004年增長約3個百分點。中國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產業，在發展戰略上相對偏重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出口份額，忽視了新能源裝備在國內的應用，有體制的原因，如上網電價實施步伐緩慢和電力價格體制改革滯后等，這不利于傳統能源結構的改善，不僅國內市場得不到開發利用，而且在輸出清潔能源的同時把生產時所附帶的污染和高碳排放量留在了國內。

五、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路徑和產業升級風險

1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路徑

產業升級存在風險并不是新能源產業安于現狀的理由，只有升級到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階段，才能保證產業長期快速健康發展。不同國家的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不同，升級路徑和政策也不同，但主要是通過推動企業創新技術、產品、生產過程和功能以及拓展產業鏈等路徑來實現。就發展路徑而言，附加值和國際市場占有率同時提高是最佳選擇。由于現實情況的存在，二者不能兼顧并且前者的難度更大，在過去十幾年中，各個國家的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凸顯了多種發展路徑。

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比較優勢，以在新能源裝備中貢獻較低附加值為代價，提高其國際市場占有率，隨著新能源產業的成長和市場力量的增加，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鏈。美國作為新能源產業的領頭羊，一度在產業鏈中占據關鍵環節并貢獻了高附加值，但隨著其他經濟體的參與份額增大，美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逐漸降低，這一特征也出現在在新能源領域領先的其他國家身上。如日本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的出口額從2003年占世界出口總額的36%降為2013年的12%。相反，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有可觀的提高。

二是發達國家在新能源產業的領先地位沒有實質性受損，并且獲得了新能源產品的真正價值。新能源產業不同于其他產業的是低碳減排、改變傳統能源結構和應對未來的能源危機，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到新能源產業鏈的過程中，不僅沒有獲得高附加值，而且在制造新能源產品過程中由于使用煤等高碳能源可能違背節能減排的初衷，存在高消耗本國能源為他國供給低價節能產品的負效應。

三是在致力于參與到新能源產業鏈的過程中，有些企業即便獲得了較高的生產能力和出口優勢，也并不一定能進入到核心和高技術含量環節，通過繼續加大投資和收購兼并進入相鄰環節往往是該產業企業進一步采取的措施。或者復制發達國家產業發展初期的路徑，即進口產業發展相對落后的其他國家的中間產品和服務，提升其在新能源產業多個環節的主導地位。或者調整產業結構，更新產品目錄，開辟國內市場，以擴大國內消費為目標，緩解國際市場上的產能過剩問題。

2新能源裝備產業升級的潛在風險分析

提高生產率和附加值是擺脫粗加工、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和促進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式。在升級過程中，由于初始條件、外部環境、國際規則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相應風險。

一是新能源裝備制造技術存在轉讓和自主創新雙難困境。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美歐日等國家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承接了價值鏈上的中下游環節，能耗高、勞動力密集和“加工廠”是處于該環節的企業的共性。與其他產業相比，新能源裝備還有用清潔可持續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發展目標。因此，發達國家為了長期獲得新能源產業核心技術的創新收益和新能源應用的環境收益，在技術創新、使用和轉讓方面設置諸多壁壘。然而，越不發達的國家在技術方面越處于弱勢，研發能力有限，整體水平不高，需要更多幫助。另外，技術轉讓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在產業的初始階段得到迅速發展，但在中后期階段易受到牽制，成為技術的跟隨者，不利于自主創新。根據戰略性新興產業專利文獻引證分析報告，國外新能源專利引用次數是國內新能源專利引用次數的2―3倍，其中美國專利被中國引用的次數最多。在原始創新層面，國外專利具有集成創新性質，即通過整合不同領域的技術進行跨領域創新，中國的創新模式則更接近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技術基礎相對薄弱，涉及領域較窄，局限于本領域創新。

二是路徑依賴下發展模式轉型存在生存風險。產業升級本質上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中國新能源產業屬于新興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在發展模式上走的是傳統加工貿易老路子，利用制造環節的優勢快速擴大生產規模，獲得行業地位。但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用長期效率換取短期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行為，過于集中制造環節，市場開發、產品營銷和應用等環節必然相對薄弱，高昂的轉換成本和難以兌現的短期利益把新能源企業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經濟活動中，成為新能源產業升級的現實困難。這種發展路徑附帶的產能過剩負效應更使得企業無暇顧及長遠發展規劃。

三是產業升級過程中會影響利益相關者的固有利益，而利益相關者將利用權利介入經濟活動。在稅收增長和政績目標下，地方政府官員更為關注任期內地方經濟整體發展、產業升級后的短期效益、當地就業、居民收入和社會影響，面對產業升級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有可能通過改變政策支持內容和方式影響新能源產業升級。與新能源企業依存度很大的供應商和銷售商等上下游企業，將會考慮產業升級后訂單大幅度變化對自身經營的影響，都有可能阻礙產業升級。

四是產品功能升級產生的影響給市場結構帶來風險。產品質量和行業標準提高后，企業生存、進入和退出市場的條件自然發生相應變化。企業面臨兼并、重組、破產和倒閉的風險增大，新企業進入門檻提高，如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業500強中，中國企業比去年減少24家。新能源裝備國際市場占有率在短期內也會出現下降，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下行壓力。另外，市場經濟具有系統性，某一環節的技術水平提高，但其他相關環節的創新相對滯后，企業需要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和協調生產活動。

六、政策啟示

積極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和升級，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增加國際市場上的進出口額可顯著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但也存在潛在的風險。對于中國而言，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實現市場份額擴大和發展戰略內在統一，并促進節能減排和能源結構轉型。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下的“加工廠”模式，迅速增加了中國新能源裝備的進出口額，提升了國際市場地位。同時，中國也意識到低附加值和環境效應問題，積極通過出臺政策推動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鏈升級和延伸。但受技術水平和市場環境的影響，以及低附加值、產能過剩、貿易壁壘和體制約束等難以在短時期得到解決的客觀問題，致使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未來發展之路成疑：積極擴大出口貿易規模的工業型發展戰略與新能源產業發展戰略是否長期一致？是否存在其他占優發展路徑？基于此，可歸納出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的政策框架。

1創建和改善進入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價值鏈的前提條件和環境，避免產業升級風險

利用中國在新能源裝備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優勢、競爭優勢、集聚優勢和基礎設施優勢等，以互利共贏為原則，搭建與新能源領域領先企業緊密合作的貿易平臺，優先鼓勵和支持技術和技能合作。改善技術投資的環境，為人才引進培育開辟綠色通道，完善專利政策，保護技術創新，搭建專利技術、投資渠道、技術團隊和生產銷售團隊之間的對接平臺，突破技術成長初期資金、營銷、管理和品牌等企業運營方面的限制，縮短技術與市場應用之間的距離。對新能源裝備制造領域的技術創新從技術含量、復雜程度和價值創造等方面進行細化分類，就其在產業鏈中的層次地位和關鍵性設定不同的發展目標、戰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將技術升級與新能源產業長期發展戰略相結合，對技術的強烈關注可能致使出口份額下降和發展速度緩慢，因而進入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價值鏈的發展規劃應以中長期為主，將新能源裝備出口貿易的評價標準界定為價值創造的絕對貢獻和關鍵性突破。

2構建國內生產能力，打造產業升級空間

立足于產業和經濟的整體發展戰略，促進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效益最大化，擴展其在促進產業發展、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以新能源裝備領域的領先企業為龍頭，建立產業集群，促使中間產品和服務出口在集群內轉移，制定有效的行業標準，幫助集群內企業提升技術和工藝標準，適應國際貿易規則和慣例，應對國際化的挑戰。建設有助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服務平臺和基礎設施，支持和鼓勵新能源裝備技術領域的創業，適當放寬新能源裝備領域的審批限制，設計全面系統的創業扶持政策框架。培育有效競爭和可持續發展環境，制定相關的價格操縱和壟斷治理政策，分類制定資源稅以提高稀缺資源利用效率。

3調整和協調進出口貿易和投資政策，提供法律和相關支持

新能源裝備生產過程中進口瓶頸是產業發展的最大潛在風險，借鑒歷史經驗，針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制度和經濟活動分別制定貿易投資政策，建立關鍵零部件貿易的預警機制和防范機制。增強國內企業與國際合作伙伴之間的議價能力，為其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鏈的經濟活動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支持和促成集體談判，增加制衡談判力量。加強政府和企業雙方面協調合作，規避、預防和有效抗擊“雙反”等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行為。設置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法律法規培訓課程，加強政策領域、法律領域和相關制度之間的協調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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