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醫療服務概念范文
時間:2024-01-17 1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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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為吸引中國高端消費者制定戰略
作為綜合醫療機構,三星醫療院擁有“最優秀的醫療隊伍和完善的高科技診療基礎設施,真正實現了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服務”。而無論這樣的“最優秀”是以國際標準還是韓國標準衡量,三星醫療院正主導著韓國的新醫療文化。
韓國的新醫療文化已經出離了治病就醫的原本范疇。在韓流大潮里,醫療也被延伸為包括時尚在內、充滿設計感和高科技的觀光概念。在韓國濟州島,醫療觀光城正在興建。“癌癥篩查”這樣的醫療項目正是濟州島醫療觀光城的主題內容之一。自2009年開始,三星醫療院旗下的三星首爾醫院開始了正式海外營銷。為方便外國人士無障礙享受三星首爾醫院的醫療服務,醫院開發了針對企業高管和國際CEO的癌癥篩查等高端體檢項目。
2013年,三星首爾醫院大力開發中國市場,并為吸引中國高端消費者制定戰略。中國心血管疾病發病率最高,三星健康體檢中心便與美國梅埃診所建立的修復心臟心血管中心合作,力求在技術層面更進一步。針對中國有財力的醫療對象,住院期間,三星首爾醫院配套提供中文電視、翻譯人員和檢查結果的中文報告。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如火如荼的歐洲移民熱一樣,三星醫療院的海外核心目標市場同樣鎖定于中國和俄羅斯。
任何解惑及改進都會即時到位
中國醫療服務市場規模不斷擴張。相比市場對高端醫療服務需求的逐步增長,高端醫療資源的短缺狀況在一線發達城市表現得尤為明顯。隨著境外資本投資醫療機構的政策性門檻逐步開放和降低,針對財富人群體檢和日常療養為主要服務內容的私立醫療機構也日益增多。中國市場從來不缺乏追逐者和開拓者,瑞士、德國等老牌醫療強國開始搶灘中國市場,三星醫療院則亮出“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和“頂級醫療信息自動化體系”等服務設置以博得中國市場的青睞。
三星醫療院自開院起,構筑了一個“世界頂級醫療信息自動化體系”,增進服務對象的便利,也為醫護人員的診療業務和研究提升條件。這個“世界頂級醫療信息自動化體系”包括由指令中樞系統、醫學影像存儲與傳輸系統、電子醫療紀錄、轉院患者查詢系統、可提供聲訊通話服務及包括診療信息等在內的各種數據服務建立起來的移動醫院系統……在2013年分別叫 《醫療團隊》以及《最佳醫療組》的韓劇中,這樣的系統表現為,服務對象的體檢數據會第一時間同步到醫療團隊的個人平板中,然后團隊會診,確認醫療方案。從確認方案到跟進醫療,每一步都同步在信息系統之中,任何解惑或改進都會即時到位。
篇2
面對種種健康隱患,國人迫切地認識到日常養生保健的重要性,為此海南、煙臺、麗江、昆明等依靠原生態自然資源為主體的旅游養生地產在國內快速崛起。但僅僅依靠山水自然優勢的養生地產只能起到優化生存環境的作用,即使增加了運動、保健、療養和藥理服務,也僅是將休閑活動與度假養生相結合,整體環境的污染、頂級醫療設施的欠缺和高端服務的不足,從本質上很難達到善化生命質量的作用。
針對人口老齡化和亞健康人群的大量出現,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就已經從簡單的養生模式過渡到成熟的生命家園模式。這類以健身活動與醫療護理項目為特征,滿足旅游者追求放松、平衡的生活狀態和逃避工業城市化所帶來的人口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的療養方式一時火爆至極。從30年代初只向人們提供沒有污染、沒有公害的新鮮空氣、有機食物和住宅條件的居住性養生,到30年代中期將完善的醫療配套、高端的社區服務和居住性養生相糅合,從而獲得身心放松和延遲衰老的游樂型“生命家園”。美國“生命家園”模式除了具備養生模式所具備的環境、服務、醫療配套等條件之外,還具備了一個新的特點,即先進的科學技術,將頂級的醫療水準運用到善化生命質量中,將養生保健與生命健康緊密相連,從而建立正確的保健養生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達到延遲衰老、提升生命質量的作用。
相對于美國“生命家園”模式,泰國、印度、韓國等國家的養生地產模式也在逐步轉型和完善。作為擁有世界頂級醫療設備和頂尖醫學水準的韓國,所提供的“養生、健康、醫療、生命”服務體系在全球市場都舉足輕重。2013年7月,韓國濟州島醫療健康城將目光鎖定在中國這個市場,韓國500強企業韓華集團和中國500強企業綠地集團聯手打造首個為中國市場定制的海外華人“生命家園”。
篇3
短期市場風格偏藍籌
隨著上市公司半年報的披露,部分創業板及中小板個股的業績增長速度被認為難以匹配其高企的估值,而傳統藍籌股的“低估值”已隱含了悲觀的業績預期,具有一定的安全邊際;另外,一些具有改革轉型預期的傳統企業受到資金青睞。短期內市場風格仍將偏向藍籌股。
大成基金認為:第一,仍然看好整體新興產業的投資機會;第二,重點關注近期的政策受益行業,如長江經濟帶、物流業和新能源等行業;第三,關注海西自貿區等相關主題投資機會。
富國基金:
醫藥軍工或下半年爆發
盡管市場情緒稍顯謹慎,但社會和企業對轉型的渴望,不斷催生二級市場的主題性投資機會。高端制造、軍工、醫療保健、移動互聯網、生物技術和信息安全等主題投資,或將成為下半年獲取超額收益的主戰場。新醫改持續推進、人口老齡化加速有望帶動國內市場需求穩定增加,醫藥行業具有較為明確的增長預期。
富國基金認為,考慮到醫療板塊整體上收益比較高,超額收益的獲取越來越難,三季度在個股選擇上將會有新的標的切換。下半年基藥招標提速,行業收入與利潤增幅可能略好于上半年,給三季度或下半年醫藥板塊的估值穩定提供了較好支撐。
華潤元大:
看好醫療服務和醫療器械
數據顯示,2009至2013年中證醫藥指數累計上漲139.08%,同期滬深300僅上漲28.18%。此外,醫藥制造業收入增速及利潤總額增速排名靠前,由此可見,醫藥行業長期投資價值較高。從政策面來看,國家扶持力度加大,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放開醫療服務價格等持續利好行業發展。
華潤元大認為,醫療服務方面主要是民營醫院、干細胞治療以及基因測序等新型醫療服務。尤其是現代連鎖診所等會比較成功,未來幾年在數量方面的成長可以確保。而在醫療器械領域,隨著國家出臺政策實行進口替代的國產化,為中國醫療器械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此外中國的貧困地區醫院條件不足,因而醫療外包服務會有很大的發展機遇。
萬家基金:
市場風格已從小到大
篇4
一、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層次架構模型
產業生態圈概念從自然生態系統引申而來,在市場作用下,企業遵循優位效益原理選擇適合的發展空間,企業和政府基于區域整體利益和發展需求推動產業鏈延伸融合,形成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產業生態系統。
(一)層次結構模型
從圖1看,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由外至里包括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產業生態結構和產業生態鏈三個層次。內圈的產業生態鏈是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的核心和特點,決定了產業競爭實力;中間圈層的產業生態結構是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健康養老產業之間的合作競爭關系;外圈的產業生態環境是生態鏈和生態結構相互作用的發展環境和基礎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健康養老產業的結構和發展水平。外圈層對產業生態圈的影響是間接和長期的,內圈層的影響是短期和直接的。
從圖2看,健康養老產業生態鏈層次中,消費者即為具有健康養老服務需求的人群,圍繞消費需求形成了核心產業鏈。生產者則為提供健康養老服務的企業,包括康復療養、醫療服務、保健服務、健康咨詢、旅游休閑健身等,從不同層面滿足消費者需求,是健康養老產業培育的重點。分解者的作用是促進健康養老產業發展運行,消除產業發展不良影響,主要是各類監管機構和中介機構。通過培育、完善和延伸產業鏈上的行業和企業,形成分工明確、聯系緊密的健康養老產業核心鏈條。
健康養老產業生態結構層次中,包括為健康養老產業發展提供資金、信息、人才和技術服務的其他相關行業,如職業教育、物流、金融服務、信息服務和咨詢等。配套行業是產業服務功能完善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健康養老產業培育和發展的效益。
健康養老產業生態環境層次中,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在特定地域中,生態環境是發展健康養老產業的基礎條件,其他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綜合作用,決定健康養老產業的發展方向、程度和潛力,可細化為產業發展空間、基礎設施條件、人力資源條件、政策環境、相關配套服務產業的發展情況等,是產業生態圈培育和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產業生態圈維度分析
從區域產業培育和集聚發展的角度,袁政將產業生態圈深入細化為以某主導產業為核心的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和產業可持續發展特征的地域產業多維網絡體系,包括生產維、空間維、科技維、服務維、勞動維、相關基礎設施、公共維(或政府維)等內容。生產維是直接為消費者提供健康產品和服務的相關企業和配套協作企業,體現了產業生態鏈的延伸與合作,以及產業生態結構間的競爭協調。科技維、服務維、勞動維指為產業生態圈提供科研創新、信息和服務的企業組織和專業技術人員。相關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機場、通訊設施等。公共維或政府維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產業發展提供的金融、信貸、規劃等支持政策。多維網絡體系將產業生態圈三個層次的內容進行了明確和細化,有針對性的提出了符合產業培育的重點任務要求。
二、薊縣健康養老產業圈現狀分析
(一)生態基礎條件較好
薊縣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南距天津市中心城區115公里,西距北京市中心城88公里,交通便利,便于對接北京和天津消費者市場。薊縣發展健康養老產業的生態條件優越,是天津市唯一的半山區縣,有山有水,有平原有洼地,土壤肥沃,山清水秀,被列為全國生態示范縣、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等。薊縣文化底蘊深厚,已形成盤山風景、黃崖關長城、中上元古界標準地層剖面和八仙山原始次生林自然保護區等六大旅游景區。
(二)生產維不完善
健康養老產業處于萌芽階段,主導行業不明確,缺乏龍頭企業的帶動,健康服務產品質量不高,醫療服務和養老養生核心產業鏈條不完善,相關配套產業如職業教育、健康咨詢、信息服務等產業小而分散,沒有形成集聚發展的合力。
(三)公共維不斷優化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薊縣健康養老服務業帶來了較大的發展機遇。通過吸引北京和天津高端醫療服務資源外溢,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提升薊縣醫療療養服務水平。薊縣正在開展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農用地入市改革試點和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示范區試點。三大改革試點為健康養老產業發展提供了資金、政策和發展空間方面的支持,開拓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四)科技服務維能力較弱
薊縣醫療養老服務設施不完善,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區,鄉鎮醫療衛生資源分布較少,級別層次較低,針對康復、老年護理等領域服務能力薄弱,難以滿足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要求。薊縣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專業醫師占比不足30%,健康養老產業發展需要的專業護理、家政服務、醫療咨詢等人才缺乏。
三、薊縣健康養老產業鏈培育及路徑設計
薊縣適合發展三大行業類型:一是老年健康產業,吸引北京和天津有休閑養老需求的老年人,發展保健品、營養品、家庭病床護理、健康咨詢和老年康復中心等產業;二是營養保健品,借助薊縣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和已有的綠色農產品產業基礎,發展營養保健品和綠色食品產業;三是健身娛樂產業,結合薊縣生態旅游產業,發展旅游、健身和娛樂等產業。
針對薊縣健康養老產業集群發展要求,設計培育健康養老“特色先行—產業集聚—產業融合”路徑,完善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創新產業培育發展模式,形成京津冀大健康產業發展示范基地。
(一)特色培育期(2016—2018年)
為健康養老產業的起步階段,重點任務是基于薊縣現有生態、旅游和特色農產品優勢,引入康復療養、營養保健品和健身娛樂方面的重點產業項目,迅速形成有市場知名度的特色產品。與知名健康養老機構合作,吸引療養康復為主的產業項目;引進農產品龍頭企業,結合薊縣特色農產品,創新研發設計具有薊縣特色的有機農產品、保健品等;結合薊縣生態休閑旅游業,開發滑雪、騎行等健身休閑項目。
(二)產業集聚期(2018—2020年)
在前期重點項目的帶動下,延伸產業鏈條,集聚相關的健康咨詢管理、健康家居、康復調理等行業發展,豐富健康養老產業類型和內涵;加大金融、物流、職業教育等配套支撐產業發展,為主導產業提供人力資源支持。根據產業發展需求,在薊縣全域范圍內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發揮中心城區、特色鄉村和景區的空間功能,形成內涵豐富、模式多樣的健康養老產業集群。
(三)產業融合發展期(2020—2023年)
在“互聯網+”和智慧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構建安全、智慧和便捷的健康養老消費體系,加速有機農業、休閑旅游、健康養老等產業的深度融合,促進健康養老產業可持續發展,成為京津冀健康養老產業示范基地。
四、薊縣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維度建設
在明確薊縣健康養老產業生態鏈的基礎上,結合薊縣健康養老產業生態圈的現狀和存在問題,為實現產業鏈各環節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薊縣還應加強以下幾個維度的建設。
(一)空間維
空間維涉及土地規劃、基礎設施配套、城市建設、消費市場定位等因素,任務是對產業發展空間做出部署和安排。健康養老主導行業如健康療養、休閑健身等產業必須依托良好的生態環境,規劃西北部盤山景區周邊和于橋水庫周邊發展中高端檔次的健康養老產業,中心城區做好健康管理和咨詢行業。結合薊縣農村宅基地改革和發展鄉村旅游的機遇,可在北部山區鄉村發展特色化的休閑養老產業。
(二)科技維
完善的醫療服務和健康管理功能是健康養老產業的重要競爭力,是產業做大做強的基礎。薊縣應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機遇,積極吸引北京和天津醫療服務功能向薊縣轉移,加強與京津醫療服務機構的對接和合作,在醫療管理、臨床醫療、學科建設、人才培養、雙向轉診等方面建立長期合作機制;利用互聯網和智能醫療平臺,提高醫療信息化服務水平,為健康養老產業提供支撐。
(三)服務維
積極引入健康咨詢、科技信息,人才服務等專業中介服務機構入駐,提升企業服務水平。打造完善金融服務平臺;加快現代物流產業發展,為特色保健品和健康產品的銷售推廣搭建好流通平臺。
(四)勞動維
解決健康養老產業專業人才短缺的問題,為薊縣及周邊地區培養緊缺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積極對接中國保健協會、中國醫院協會、中國中醫藥學會等健康產業相關行業協會或學會,加強與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中高端健康服務培訓機構合作,支持薊縣發展健康服務業職業教育機構。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健康服務業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開設護士、養老護理員、高級藥劑師、高級營養師、高級按摩師、康復訓練師、健康管理師、心理咨詢師、健身教練、社會體育指導員等人才培訓。
(五)政府維
制定薊縣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規劃,明確目標和方向,引導產業有序發展。舉辦健康養老產業方面的商務論壇和招商推介活動,擴大薊縣知名度和影響力。出臺產業和重點企業服務政策,特別是金融支持和用地支持政策,推進產業集聚發展。完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提升職業教育、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功能,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進一步提升政府工作效能,基于“多規合一”的基礎上,優化空間發展策略,保障健康養老產業用地需求,加快行政審批效率。推動建立健康養老產業行業協會,建立穩定便捷的溝通渠道,創造良好的政企關系。
(六)相關基礎設施維
提升薊縣與京津冀區域交通的互聯互通,更好地對接和服務京津養老市場升級改造國道和省道,打通區域斷頭路,發展軌道交通,融入天津和北京1小時通勤圈。加大對農村特別是特色美麗鄉村的基礎設施投入,完善農村供電、供水和環境衛生設施建設,美化農村生產和生活環境。堅持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強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現有的信息和網絡設施建設標準,為健康服務機構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搭建公共信息平臺,推進健康服務信息化打好基礎。
篇5
圖1
1 國際醫療旅游發展現狀
1.1 醫療旅游的定義
醫療旅游(Medical Tourism),是一種新的旅游業態,指以治病和防病為目的的出國旅游,如高水平的健康檢查、整容、住院治療、美容等。但目前為止,醫療旅游概念界定在學界仍未達成共識。
世界旅游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WTO)從醫療旅游服務角度出發,定義醫療旅游(Medical Tourism)是以醫療護理、疾病與健康、康復與休養為主題的旅游服務。其中,一種以治療疾病為目的,病愈后的旅游活動為輔助,通常分為基本無生命危險的項目、有生命危險且醫療資源較為稀缺的項目以及客源國尚未開發或被法律禁止的項目;另一種以康體、休閑為目的,如溫泉療養、中醫保健、人工按摩、美容體檢等,正逐漸成為國際醫療旅游的主旋律。
1.2 國際醫療旅游發展現狀
國際醫療旅游目前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但在美國、瑞士、匈牙利、日本等發達國家,甚至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已流行已久。2010年,全世界全年有600萬人到本國以外的地方尋求醫療服務。2013年度全球醫療健康旅游產業規模約占全球旅游產業經濟總體規模的14%。可見,醫療旅游已逐漸成為世界旅游產業的新寵,人們能夠在治療疾病的同時享受他國風光,在康復過程中體驗異國風情。
匈牙利以擁有豐富且獨具醫療效果的溫泉地熱資源及其旅游地完備的醫療保健服務設施吸引大量旅游者前往治療。據預測,每年將有數10萬來自東歐的退休老人到匈牙利接受治療,給匈牙利帶去穩定的國家收入。印度作為亞洲最早開展醫療旅游項目的國家之一,被譽為價格最低、質量最好的醫療旅游目的地國。2014年印度工商聯合會和畢馬威會計公司對亞洲國家醫療旅游市場進行調查,其研究結果顯示,印度、泰國、新加坡醫療旅游的良好發展得益于其低廉的醫療費用、優質的醫療資源。另外,還有一些國家也為醫療旅游業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如日本的高端醫療之旅、韓國的美容整形之旅、他們都希望能后來居上,從國際醫療旅游這一巨大市場中分一杯羹。
從上述這些國家發展醫療旅游現狀來看,價格低廉、特色鮮明、旅游資源豐富、語言交流能力強等是有效開展國際醫療旅游的必要條件。
我國的醫療旅游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各個方面都還有待完善,國際醫療旅游服務也主要分散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醫療技術和設備先進或醫療保健資源豐富的地區。雖然具有旅游資源豐富、醫療旅游成本較低、中醫療養特色等眾多潛在優勢,但還存在諸多弱項不容忽視,如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行業監管機制不健全、醫療旅游高附加值項目少,難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醫療旅游人才匱乏等。
2 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的SWOT分析
2.1 優勢(Strengths)分析
2.1.1 旅游資源豐富
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定義,醫療旅游是集醫療、旅游、養生、保健于一體,寓休閑于治療、寓治病于休閑,所以旅游資源也是醫療旅游患者考慮的因素之一。優質的旅游資源可以增加行業競爭力,形成品牌優勢。上海具有豐富而獨特的都市娛樂休閑旅游資源,至2013年年末,上海共有星級賓館271家(五星級60家)、旅行社302家、A級旅游景點88家(其中5A級3家、4A級42家)、旅游咨詢服務中心45個;接待國際入境游客757.4萬人次,國際旅游外匯收入53.37億美元;接待國內游客25990.68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2968億元。上海與周邊的蘇州、杭州、南京、黃山等城市實現了大上海旅游經濟圈資源互補,高品質的旅游資源和豐富的旅游活動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醫療旅游者。(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網)
2.1.2 醫療資源豐富
近年來,上海不斷加大對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醫療服務體系日趨完善,醫療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這些都為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上海擁有多家國際醫療衛生機構評審聯合委員會(JCI)認證的醫療機構,以及美國醫學協會(AMA)認可的國際質量協會保健護理類(ISQua)認證的醫療機構。其中,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標準是全世界范圍內驗證醫療機構質量的國際“金字準繩”,更是世界衛生組織推崇的評審,代表了醫院服務和醫院管理的最高水平。從2008年至2015年,上海和睦家醫院、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上海市浦東醫院分別通過JCI認證,全面提升了上海國際醫療旅游的服務水平。
2.1.3 醫療旅游成本較低
低廉的醫療價格仍是吸引醫療旅游者的重要因素。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和人力資源相關的成本一般約占醫院總成本的71%,我國很多醫院的人力資源成本約占醫院總成本的20%-30%,雖然上海人力資源成本在全國范圍內較高,但相對于優質的醫療服務,仍賦予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極大的優勢。例如,心臟搭橋術治療在美國醫保者需要8萬美元,無醫保者需要17萬美元,而在上海治療的費用大約是美國醫療保險者的1/5。與此同時,上海的中醫特色診療項目、干細胞臨床治療、“體部伽馬刀”治療、質子刀治療等在國際上享有盛名,這些性價比極高的項目也受到大量國際醫療旅游者的青睞。
2.2 劣勢(Weaknesses)分析
2.2.1 法律法規尚未完善
醫療旅游作為一種特殊旅游項目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許多國家也開始著力開發制定一些法規、條文對其進行管理。目前上海乃至全國尚無建立有關醫療旅游的法律法規,也無相關行業規范,醫療旅游相關立法基本空白。醫療糾紛、醫療黑市、醫院認證標準、醫生資質、資源分配不均、市場缺乏監管等現象嚴重阻礙了上海國際醫療旅游持續健康發展。
2.2.2 復合型人才欠缺
醫療旅游不是醫療和旅游服務的簡單疊加,因此只有做好醫療和旅游雙重工作,才能滿足醫療旅游者多樣化的需求并為其提供個性化的醫療旅游產品及服務。從上海市醫療旅游產品開發和推廣平臺的數據顯示,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的客戶以北美等國的中產階級為主體,由此可見,語言也是復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種能力。相比以英語為母語的印度來說,上海醫護人員總體學歷水平較高,但雙語人才相對匱乏。醫護人員缺乏語言溝通和服務能力,旅游從業人員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外加文化差異,本土醫護人員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易受到患者質疑,對上海開展國際醫療旅游具有一定消極影響。
2.2.3 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醫療資源水平是開展國際醫療旅游的基礎。上海的優質醫療資源絕大多數集中在公立醫院。伴隨國際醫療旅游的大力發展,大量外來患者勢必與本國居民爭奪有限的優質資源,使得醫患矛盾更加突出,這對處于醫療資源有限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而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勢必將阻礙國際醫療旅游的發展。
2.3 機遇(Opportunities)分析
2.3.1 國際醫療旅游發展迅速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現代通信技術和航空運輸業的高速發展,國際旅游接待和服務能力的不斷增強,國際醫療旅游既成為醫療國際化的產物,也成為旅游國際化的產物,并以每年以20%-30%速度遞增。根據有關研究部門報告,醫療旅游是目前全球成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其消費水平約為一般旅游消費的兩倍以上,2020年中國將成為第二大醫療健康市場。2014年上海接待國際旅游入境人數高達791.3萬人次,比2013年同期增長4.5%,旅游外匯收入57.05億美元,同比增長6.8%,為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提供了客源基礎。(圖2,圖3)
2.3.2 健康意識提高、老齡化程度加劇
現如今,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身體健康,并對醫療保健旅游等服務產品有較大需求。目前,全世界已有約6億老年人,有60多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必然帶動醫療旅游的升溫,給上海發展醫療旅游提供機遇。
2.3.3 國家、政府大力支持
從2009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提出“培育新的旅游消費熱點”,支持有條件的地區發展醫療健康旅游到2013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發展健康文化和旅游,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面向國際國內旅游市場,整合當地優勢醫療資源、中醫藥等特色養生保健資源、綠色生態資源,發展養生、體育和醫療健康旅游”,無不看出國家對于發展國際醫療旅游的信心。
近年來,上海市政府也十分重視國際醫療旅游的發展。上海市醫療旅游產品開發和推廣平臺于2010年6月16日在上海市發改委、上海市商委、上海市衛生局、上海市旅游局等多部委聯合支持下,在上海市發改委提供的“服務業引導資金”保障下正式投入運行,為上海開展國際化、多元化醫療旅游服務提供保障,填補了中國在國際醫療旅游方面的空白,成為中國發展國際醫療旅游的重要模式。
同時,在國家和政府的支持下,上海還成立了上海國際醫學園,以國際化、現代化、多元化為導向,逐步發展國際醫療旅游、醫療保險、醫療會展等,形成醫療服務相關產業鏈。這些都為推動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事業創造了條件。
2.4 威脅(Threats)分析
國際醫療旅游市場競爭激烈。近年來,醫療旅游市場全球競爭愈演愈烈,醫療旅游產業中心也正逐步向亞太地區轉移。從市場份額來看,以泰國、馬來西亞、印度所占份額靠前,新加坡、韓國、日本等緊隨其后。
泰國已經成為世界醫療旅游產業的“領頭羊”,目前正欲打造“世界醫療旅游服務中心”。馬來西亞也雄心勃勃,欲打造“下一個頂尖亞洲醫療旅游目的地”。新加坡將“亞洲醫學中心”列為發展目標,并開設專門網站以便游客咨詢。菲律賓也計劃在2015年實現醫療旅游收入30億美元。印度則表示未來六年醫療旅游產業年產值將達170億美元,并一舉超越泰國,成為醫療觀光產業新龍頭。韓國的醫療觀光旅游雖然起步較晚,但其高速發展之勢將有望成為亞洲新觀光醫療中心。自2007年成立“韓國國際醫療服務協會”后,致力修法并推動“醫療觀光特區”發展,修法通過醫療院可合法招攬外國觀光醫療客,韓國將下一個目標設定為2020年以前吸引100萬醫療旅游者。
3 促進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的對策
3.1 創建醫療旅游產品特色
從各國醫療旅游發展現狀來看,如瑞士的羊胎素、匈牙利的溫泉、日本的體檢、韓國的整形,印度的瑜伽等產品都各具特色。上海不僅具有高端的醫療技術,中醫保健療養資源也極為豐富,應充分發揮其優勢,努力構建具有治療康復、保健養生、休閑觀光等多元化、有特色的醫療旅游產品,積極開拓中、高端醫療旅游市場,形成上海國際醫療旅游產品品牌特色。
3.2 完善醫療旅游相關法律體系
醫療旅游是一種與醫療相關的旅游產品,其專業性強、風險性大。為保證上海國際醫療旅游的健康發展,政府應加快醫療旅游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規范醫療旅游行業市場行為、加強醫療旅游行業市場監管,促進醫療旅游行業健康發展。從準入體系、運營流程、評價體系、監管體系等四個維度加強相關法律制度建設,保護醫療旅游者的合法權益。
3.3 加強醫療旅游復合型人才培養
發展國際醫療旅游,必須大力培養國際醫療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務人才,通過“請進來,送出去”的方式,開展系統醫學知識和旅游服務相關知識培訓,以提高醫療旅游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術、外語溝通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務意識等綜合素質,為上海發展國際醫療旅游服務提供人力資源保障。
3.4 建立醫療旅游行業協會
國際醫療旅游市場上較為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如泰國、印度、中國臺灣地區,大多具有全局性的合作、協調機制,以解決如入境簽證發放、醫療機構對外開放、醫療旅游資源整合以及相關法律保險問題。上海可借鑒成立“醫療服務國家化專案辦公室”或在衛生行政部門成立國際醫療旅游辦公室、在旅游部門設立國際醫療旅游協調處,實現有效的資源整合與高效聯動。上海應盡快成立醫療旅游行業協會,加強對醫療旅游行業的指導與規范管理,實現上海國際醫療旅游健康、可持續發展。
3.5 促進醫療旅游產業融合
醫療旅游產業貫穿保健養生、餐飲住宿、交通出行、購物娛樂、旅游休閑、醫療旅游保險、市場宣傳推介等多層次、全方位的服務環節。上海應結合區域醫療旅游已有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配合醫療衛生改革的戰略布局、順應區域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向,利用好上海(浦東)國際醫學園區、浦東新區“國家中醫藥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上海旅游產業資源、上海醫療旅游產品開發和推廣平臺等既有優質資源,借鑒國內外特色旅游品牌綜合配套服務的開發模式,開發適合上海市自身特點的醫療旅游產品,促進上海醫療旅游產業的高度融合。
篇6
解決“看病貴”,政府有沒有新招?“假出院”、門診配藥限量問題怎么解決?公立醫院的政府補償機制如何完善?怎樣實現“就醫下沉”,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得到良好的醫療服務?9月26日,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就“本市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進行專題詢問。會上,有備而來的委員們頻頻發問,直指醫改問題核心。
作為此次醫改專項監督調研組的副組長,瞿鈞委員全程參與了大大小小十余個座談會,接觸了社區居民、醫務界代表等方方面面人士,對上海醫改一路走來之不易頗有感觸。在他看來,“醫療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要做好這項工作很不容易”。三年多來的醫改工作證明,上海已在醫保全覆蓋、建立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探索家庭醫生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多項指標在全國名列榜首,值得肯定。
破解“看病難”頑癥
在此次常委會的專題詢問中,瞿鈞委員毫不避諱地道出了自己對上海醫改中“一卡通”問題的憂慮:“上海市民可以憑著醫保卡在本市任何一家醫院就診,這就大大釋放了市民的醫療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療過度。”沒有逐級就診,而是任意就診,在瞿鈞看來,“一卡通”造成了目前的就醫秩序混亂,“一卡走天下”的狀況亟需改變,與此問題相對應的是,社區醫院的醫療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和他有相同看法的還有袁以星委員,“看不好病,配不全藥”,諸多問題導致了社區醫院少人問津、大醫院人滿為患。“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于待遇低,發展空間小,業務提高慢,常常招不進人,留不住人,全科醫生更緊缺;同時,社區配藥得不到保證,改革前常規藥在基層醫院可以配到,現在變成要多次跑,跑多家,甚至跑到三級醫院。”袁以星委員請相關政府部門回應,“就醫下沉”這個喊了多年的口號如何才能變成現實?
對此,市衛生局負責人坦言,盡管上海的醫療資源非常豐富,醫療服務的水平也很高,但看病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一方面,要引導老百姓有正確的就醫概念,對常見病、多發病,或者診斷明確的慢性病不要再去大醫院排隊就診,而是在家附近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地享受良好的醫療服務。另一方面,經歷了十多年改革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需要繼續提高醫療服務水平,“藥品遴選配備方面還有改進空間”。如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放心地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看病?市衛生局負責人表示:“優秀醫生是關鍵。除了加大全科醫生的培養力度外,我們還要制定政策,從人員編制、收入待遇、學術發展等方面吸引優秀醫生到社區衛生中心來。”
應對“老齡化”上海
對于老年人口占城市戶籍居民四分之一的上海,老年人的醫療護理問題毫無疑問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焦點、社會關注的熱點。陳兆豐委員動情道:“當我們看到孤獨的老人臥病在床、無人照料的時候,當我們陪伴病中的父母又放不下工作的時候,我們內心的不安和情緒的焦慮是許多人感同身受又無可奈何的共同經歷。” “比起上海350萬的老年人口,1萬張床位簡直是杯水車薪。”他直截了當地向政府部門提問:“面對上海老年人口的不斷擴大,該如何進一步采取應對措施?”
市醫改辦負責人開門見山:“上海的老年醫療和護理問題是目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到2020年上海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將近500萬。” “問題一是居家護理缺失,二是老年護理床位不足,利用率低,住院矛盾突出,人滿為患。”他介紹,下一步,上海將啟動全新的老年護理保障計劃試點工作。通過建構老年人狀況評估體系、加強護理專業人員培訓、調整現有醫療資源等措施,逐步適應上海的老年護理和醫療需求。
制度理念需跟進
全程參加了市人大醫改專項監督調研的顧曉敏委員肯定了上海在第三輪醫改中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但她同時也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對于上海這樣一個特大型城市而言,醫療需求無限,而醫保費用有限。”當前,為控制醫保費用,醫保部門對醫保定點醫院施行了“總額包干,超支不補”的模式,并實行指標考核。“醫院將指標層層分解至科室甚至個人,導致下游醫療行為產生諸如‘假出院’、‘門診配藥限量’等怪象,政府部門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市人力資源社保部門負責人介紹說,國際上醫保費用支付采取了按項目付費、人頭付費、病種付費、總額調控預付這四種形式。上海采取了以項目收費為基礎、總額預付為主的支付方式,這對調控醫療費用的增長、維持收支平衡和制度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目前,本市已委托多家科研機構研究細化預付的總額,以完善指標分配和動態調整,用更加科學的依據,兼顧不同類型的醫院,最終讓此問題得到改善。
和北京的3000多家民營醫院相比,上海目前只有1000多家。“公立醫院一家獨大。”張凌委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醫療服務業發展的不足,“兄弟省市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辦醫的政策,如北京出臺了‘18條’鼓勵民辦醫療機構做大做強,江蘇采取措施將符合條件的民營醫院納入醫保定點試運行等,這些都有效地促進了民辦醫療機構的發展。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已經具有較好的醫療基礎設施,下一步該如何繼續解放思想,引導社會資本辦醫?”
市醫改辦負責人表示,上海目前社會辦醫總量只有5%,床位總數少,規模小,醫療質量也不盡如人意,這確與上海的國際化大都市形象不相符。針對這一情況,上海將在浦東與閔行建立兩個以高端醫學服務為主的醫學園區,達到全國乃至亞洲一流的高端醫學的水平,為上海的特需醫療、高端醫療服務奠定基礎。本市目前正在制定相關政策推進社會資本辦醫,在資格準入、土地、設備和人才培訓等方面確保社會辦醫和公立醫院享有同等待遇。此外,本市還制定了“醫生可多點執業”等政策,確保民營醫療機構在技術上有保障。
此外,常委會組成人員還就公立醫院補償機制、醫患關系、醫改城鄉統籌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詢問,會場氣氛濃烈。來自醫務界的傅舒昆代表大聲呼吁:“醫改過程中,醫務人員的作用不容忽視。”說起醫務人員編制和現今病人數不相匹配、醫院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多靠醫院自謀財路、醫生在諸多壓力下內心煎熬等問題,她更是一度動情至哽咽。
篇7
小到健康檢查,大到重癥診療,技術、價格、服務質量在不同國家間的高低差,正推動越來越多的人跨過國境尋求醫療服務。
這是一塊饞人的大蛋糕。全球醫療旅游族的數量已從2006年的2000萬人次迅猛增長至2012年的4000萬人次,而一個醫療旅游者平均約能帶來1萬美元的收益。根據全球水療與健康峰會(簡稱“GSWS”)與斯坦福研究機構(“SRI”)聯合的2013年全球醫療健康旅游產業經濟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度全球醫療健康旅游產業規模約為4386億美元,約占全球旅游產業經濟總體規模的14%。
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機構,正努力從“醫療旅游”產業中分到一塊蛋糕。
迅速壯大的醫療旅游族
“去韓國體檢之后,會覺得中國實在是相差太遠了。”潘智輝已經打算好,今年若有機會去韓國的話,他將抽出半天再做個體檢。
34歲的潘智輝,從4年前開始每年例行健康檢查。他工作應酬多、運動少,體形微胖。在一次爬山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連父母都爬不過。雖然平時身體沒有什么問題,但這足以令他重新開始審視自己的健康問題,與此同時,他身邊的不少朋友早已將體檢列為每年的議程。
但是國內醫院的服務卻不甚令人滿意。潘智輝去了所在城市東莞的一家三甲醫院,選了一組1800元的基礎型體檢套餐。隨后就是中國醫院最普遍的體檢經歷:內外科檢查要排隊、抽血要排隊、做心電圖要排隊……整個過程從早上8時開始,中午12時才結束,其中B超排隊就耗了兩個多小時。如果碰到醫護人員心情不燦爛,還附帶給臉色看。
2013年春天,身為東莞一家旅行社日韓部的負責人,潘智輝受一家醫院邀請,到韓國體驗、考察醫療旅游。
“人家那個真叫服務。”將中韓醫院的不同體驗進行比較之后,潘智輝感嘆道。
不像中國醫院清一色的白色,韓國的醫院燈光明亮、色調溫暖柔和,各自獨立的房間代替了中國醫院擁擠嘈雜的大堂,沒有任何令人不愉快的味道――這使得醫院看起來更像是溫馨的酒店。
從進門開始,就有一位會中文的醫生助理全程陪同。體檢者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體檢套餐,在醫生的協助下做好體檢計劃。潘智輝印象最深刻的是,韓國的醫護人員都面帶微笑,親切和藹。
盡管潘智輝選的是最基本的套餐,但也包含了基礎的腫瘤篩查,而價格折算成人民幣只需要2000多元(一些韓國醫院為了吸引中國的消費者,在體檢上給了優惠價)。15個工作日之后,翻譯成中文的體檢結果便發到了潘智輝的郵箱里。
潘智輝只是浩浩蕩蕩“醫療旅游族”中的一員。因為定居地的醫療服務太昂貴或不太完善,他們跨出國門到國外尋求更相宜的醫療服務,大到重病治療,小到被稱為“輕醫療”的健康體檢、減肥塑身等。國際上傾向于用醫療旅游來概括這種以侵入性手術治療、醫療診斷或生活方式醫學為首要目的而進行的旅行活動。
上海市教委2009年資助的一項關于國際醫療旅游產業的研究顯示,醫療旅游族主要由5類群體構成:對醫療價格敏感者、醫療保險缺失或承保項目缺失者、不愿在國內長期等待醫治者、特殊醫療需求者,以及傾向于使用生活方式醫學改善自身健康狀況的人群。
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醫療旅游族”正在迅速壯大。中國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數字顯示,中國居民的出游意愿已達七成。較強的消費支付能力、日漸增強的醫療健康意識,再加上出境旅行的便利,將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吸引出國門。
2013年,訪韓醫療旅游總人數超過21萬,其中中國人占了1/4,已成為韓國醫療旅游市場的主力軍。韓國旅游發展局廣州辦事處郭尚燮局長介紹,最早的醫療觀光游客以俄羅斯、中東地區的為主,側重于重病治療。“中國人到韓國醫療旅游的項目有點不一樣,主要是整形整容,以及現在慢慢開始的健康體檢。”
在其他諸如日本、新加坡、美國、泰國、瑞士等熱門的國際醫療旅游目的地,也出現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面孔。亞洲最大的私立醫療服務集團“新加坡百匯醫院集團”市場發展部助理副總裁陳行義告訴《南都周刊》記者,他們預計,到2014年底,赴百匯診療的中國人將達1000人,其中多數來自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以及廈門、昆明等二線城市。他們到新加坡主要是為了心腦血管疾病、癌癥等重癥治療,以及健康體檢。
亞洲的逆襲
作為一個產業,雖然醫療旅游在中國尚屬新興事物,但在國際上,卻有了不算短的發展史。
在早期,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先進的醫療技術,吸引了眾多以重病診療為旅行目的的患者。而今人們的觀念已經改變,像潘智輝這樣以輕醫療結合觀光、游玩等目的于一體的醫療旅游模式正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瑞士的羊胎素、巴西的整容、匈牙利的牙科……正日益受到國際醫療旅游者的重視。
研究表明,與國際觀光度假旅游客流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不同,國際醫療旅游客流主要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
為了獲得性價比更高的醫療服務,僅2007年美國就有近75萬人到境外進行醫療旅游,目的地多為墨西哥以及亞洲的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而到2017年,這一數字預計還將增至1575萬人。
擁有“第一世界的技術和第三世界的價格”的亞洲醫療旅游業,正逐漸成為最主要的國際醫療旅游的目的地。2007年,亞洲醫療旅游服務收入就已達340億美元,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2.7%,并且每年以兩位數百分比的速度遞增。其中泰國、印度、新加坡3個國家的醫療旅游服務,一度占據了整個亞洲醫療旅游服務市場份額的90%。
在傳統游客的眼里,印度集中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缺點:人口多、貧困、糟糕的衛生條件,但在另一方面,印度私營醫院醫術水平高且費用低廉,位列福布斯全球10大熱門醫療旅游勝地榜單之上。印度醫療旅游開始于1995年左右,醫療項目類型豐富,不少私立醫院具有世界一流的醫療水平,但收費只是歐美國家的1/10,手術等治療也無需像在歐美國家等上數月之久,幾乎立即就可以進行。印度最聞名的醫療服務有心臟手術和矯形,位于新德里的埃斯科特醫院每年完成4200例心臟手術,死亡率只有0.8%,感染率只有0.3%,遠低于發達國家的1.2%、1%。而且,印度的大部分醫護人員都會講英語,吸引許多歐美人不遠萬里前來。
亞洲另一個熱門的醫療旅游勝地新加坡,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亞洲擁有最佳醫療系統的國家,不過近年正遭受馬來西亞的沖擊。醫療旅游產業是馬來西亞近年的重點支柱產業,2011年總共有38萬名醫療游客到馬來西亞,多數是進行心臟外科、骨科、牙科、試管嬰兒等手術,其中有1萬名左右是中國的醫療旅客,這兩個數據還在不斷上升。馬來西亞醫療旅游理事會(MHTC)首席執行官黃麗莉曾稱,在2020年之前,要把外來醫療旅客的整體數字增加至190萬人,而其中一個辦法就是確保收費比新加坡低。
搶分市場蛋糕
醫療旅游產業迅速壯大帶來的,是嗅覺敏銳的資本和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
2009年,韓國政府指定在中央直轄市大邱建設“尖端醫療復合園區”。占地103萬平方米的園區投資約為50億美元,務求將大邱打造成韓國醫療觀光代表性城市,同時成為亞洲最佳國際醫療R&D中心。
對于中國市場這塊肥肉,韓國更是絲毫沒有放松。韓國旅游發展局在中國開設了7個辦事處,對韓國的旅游資源進行大力度地推廣、宣傳。2013年,韓國將已舉辦過多屆國際醫療觀光博覽會移到了海外,第一站就選在中國的廣州。
醫療旅游產業“領頭羊”泰國近年每年都吸引了超過200萬的國際醫療旅游客,但仍雄心勃勃,正在打造“世界醫療旅游服務中心”。印度政府發出倡議鼓勵向醫療服務領域投資,對參與醫療旅游服務出口的醫院實行稅收減免。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由多個機構聯合組建的新加坡國際醫療,目標是將新加坡發展為亞洲最大的國際醫療旅游目的地。連菲律賓也定下目標,要在2015年實現醫療旅游收入30億美元。
為了吸收更多的國際游客,韓國、日本、臺灣、印度等,都爭先針對有醫療需求的游客開了綠色通道――醫療旅游簽證。
醫療旅游蛋糕變大的同時,也催生了另一個產業的興起――醫療旅游中介,包括旅行社和專門的醫療旅游公司。
陳禮煊是一家高端資源整合商務平臺公司的老板,他正在籌備面向多為企業主、企業高管的會員推出日本定制旅行項目:這個為期4天的旅游線路,其中一天將安排在東京進行體檢。從全身精密檢查、防癌精密檢查,到癌癥基因高端體檢,會員有三個體檢套餐可選,價位估計在5位數左右。
北京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以醫療旅游中介公司,旗下有瑞士羊胚胎素抗衰老治療、德國干細胞治療糖尿病、韓國體檢等熱門產品,目前已接待過2000多客戶。該公司市場部公關經理吳琪估算,中國目前海外醫療旅游行業的市值應該在10個億以內,根據目前國內億萬富豪有6萬名,年人均消費100萬左右測算,未來市場深度至少在600億左右,中國的醫療旅游市場還是有比較大的發展潛力。
篇8
一、深刻認識推進健康西安建設的重大意義
(一)推進健康西安建設是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要求
健康是個人成長和幸福生活的基礎,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推進健康西安建設目標的提出,是落實“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的具體表現。2014年,西安市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標志著城市發展已經進入“發達狀態”,發展中心由經濟發展為主轉向社會發展為主,以滿足人民群眾更突出、更迫切的健康需求。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醫療衛生體制,進一步提高健康服務保障水平,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健康基礎。
(二)推進健康西安建設是維護市民健康的必然要求
身心健康的市民意味著城市更強大的綜合競爭力和更可持續的發展能力。推進健康西安建設目標的提出,不僅展示了政府預期管理在健康領域的新作為,也有利于以人民群眾健康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健康水平為目標,動員全社會參與,切實加強對市民健康重大和長遠問題的有效干預。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就是要凸顯“未病先防”思路,真正從維護市民健康出發,開展一系列相互配套的綜合改革。
(三)推進健康西安建設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必然要求
當前,經濟增速正經歷換檔走低的過程,但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特別是高品質服務需求的增速卻在提高。“十二五”期間,西安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年均增速,經濟總量先后跨越4000億元和5000億元大關,發展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但與此同時醫療衛生和健康事業人均指標還較低,差異化市場需求未能充分滿足。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醫療衛生發展不能僅依賴政府的高投入,而要更加注重從完善體系和結構調整中提升效率、提高質量。推進健康西安建設目標的提出,為發展健康服務業帶來機遇,不僅有利于拉內需、擴就業,還可以帶動西安生物醫藥、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等相關產業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
二、品質醫院的內涵
品質是一種價值判斷。在市場競爭中,品質是質量、信譽、責任和文化的集合,是以顧客為導向,符合顧客需求,讓顧客滿意的特質。
醫院品質,存在于醫院的內在本質中,具體反映醫院的服務環境、技術水平、道德倫理、醫療費用等,指導并影響醫院的管理與運行。廣義而言,醫院品質是指政府對醫院資源的分配、醫療政策規劃與執行的品質;狹義而言,醫院品質是指醫院的醫療臨床品質和服務品質。本文的研究主要從醫院視角出發,探討的是狹義概念。臨床品質指以醫生為主的醫療人員對醫療臨床作業執行的狀況,其品質優劣一般以是否達到醫院或衛生主管部門所設定的規范或標準來認定;服務品質是指臨床周邊設施的品質集成,包括軟硬件環境、行政手續、醫療費用及服務態度等品質,以顧客滿意度為標準。品質醫院,顧名思義就是擁有良好臨床品質和服務品質的醫院。
三、西安醫院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分析
近年來,西安市堅決貫徹落實國家提出的“財政支出和新增財力的80%用于民生事業”,不斷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積極推進醫院改革發展,加快建立覆蓋城鄉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醫院體系,讓群眾更好地享受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帶來的實惠。
一是醫院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政府財政實力的增強、群眾對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西安市不斷加大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醫療衛生資源持續增加,在全國及全省處于較高水平。全市醫院數、醫院床位數和醫院衛生技術人員數逐年遞增,截止2015年底,西安市有295個醫院,比上年新增14家醫院,其中,綜合醫院約210家;醫療機構床位數為54708張,醫療專業技術人員數為81462人。醫療質量和技術管理得到強化,建立10個市級質量控制中心,對市屬市管醫療機構進行臨床應用能力評估。
二是積極推進醫院綜合改革。在遠郊7個區縣,全面推行縣區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完成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和編制核定工作,取消以藥補醫、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有效降低了群眾看病就醫負擔,遠郊7個區縣的縣域內就診比例達到78%。“十二五”期間,在29家縣區級公立醫院逐步推行了藥品“三統一”和零差率銷售,基本藥物價格平均下降30%左右。適時調整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配送和目錄增補工作,基本滿足了基層就診群眾的用藥需求。
三是醫療服務效率有效提升。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把市場無形手的力量釋放出來,在醫療衛生領域引入社會資本興辦醫院,截止2015年底,全市民營醫院約120家,占醫院總量的40%,進一步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的醫療服務需求。同時,隨著新的技術手段在醫院得到廣泛應用以及醫院運行機制的不斷健全,醫療服務質量顯著提高,醫療服務效率有效提升,2015年全市醫院平均病床使用率提高到88.67%,醫院平均住院日降低到9.5天,全市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到5328.2萬人次,比2011年增長24.15%。
四是信息化建設步伐加快。信息化設施投資不斷加大,市級區域衛生信息平臺基本建成,縣級平臺建設穩步推進,遠程會診系統全部安裝調通。電子健康檔案、電子病歷、全員人口三大基礎數據庫不斷完善,目前全市12家市屬醫院、15家省級三甲醫院實現了電子病歷數據共享。市屬市管三級醫院基本建成HIS、LIS、PACS、OA系統,48家醫院推行門診預約掛號。升級完善市級醫療一卡通結算平臺,試點醫院累計發卡263萬張。
五是科研和人才隊伍建設成效顯著。近年來,全市建成國家和省市級重點學科85個,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5個、省市級科技獎56項,開展新業務新技術95項,填補國家和省市空白19項。每年引進培養博士碩士400余人,區縣級醫療單位引進專業技術人員1374人。全市每萬人口擁有全科醫生2.55人,超過國家標準。
在看到西安市醫療衛生領域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與廣大市民的殷切期盼相比還有較大距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醫院看病等候時間長、診療時間短。受醫生的培養制度、收入水平和就業制度影響,基層醫院醫生服務質量和水平不高,使得病人的常見病和多發病也需要前往大醫院治療。此外,西安市的區位和醫療資源優勢顯著,輻射范圍大,周邊地區的不少病患偏好西安優質的醫療資源,進一步加大了西安各大醫院醫療服務的供給壓力。如果將醫療服務分為診療、藥品和檢查三個部分的話,由于診療價格過低、醫患接觸時間短暫等因素,醫院看病存在診療短缺,用藥和檢查過度的結構失調問題。
二是醫患矛盾形勢依然嚴峻。就醫行為是一種搜尋過程,病人是無法準確判斷病情,因而不知道哪個專科最合適;醫生也不知道哪些病人是最合適本科室的。在分工細致復雜的醫療體系中,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醫患雙方缺乏信任,加上患者經濟和法律意識增強、醫患溝通欠缺以及病人就醫前后的心理落差,容易造成醫患矛盾。
三是醫院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醫院管理X效率偏低。醫院管理理念落后,精細化科學化管理意識薄弱,硬件設施未能充分發揮最佳效益。醫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薪酬制度不能匹配行業特點、醫務工作強度高以及情感需求未能滿足,難以充分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影響醫院效率的提高。
四是就醫環境有待改善。近年來,雖然全市新建、遷建、改建了一批醫院,硬件環境得到較大提升,但由于占全市醫院份額較小,對整體狀況的影響有限。這點在北大街區域內醫院體現最為明顯,例如停車難問題。此外,就醫流程優化不足、醫生服務意識相對薄弱、方便服務病患能力較差等就醫軟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
四、加快品質醫院建設的對策建議
西安“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品質西安”建設,2016年西安市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品質西安的內涵。
(一)加快醫院科研前沿化,樹立健康西安建設的新思維
從發揮醫院最佳社會效益出發,加強醫院科研工作,在大醫院中創建研究型醫院,讓經濟條件相對差的人看得起病,讓相對富裕的人看得好病,同時減少不必要的就醫時間損耗,提升醫療服務效率。一是圍繞西安系統推進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目標,加強醫院與科研院所、醫療裝備生產商合作,推進原創新藥、高端醫療裝備、精準醫療等創新研發。二是依托西安雄厚的科研技術實力,運用大數據、編程等技術,開發醫療機器人或新型醫療終端裝備,把醫生從繁雜雷同的工作中解放出來,提升精準治療質量和水平。三是發揮醫院中省級重點實驗室和特色科室專家的模范帶頭作用,建立全市醫療科研創新聯盟,共享醫療創新成果。
(二)推進醫院管理科學化,培育健康西安建設的新樣本
醫院科學化管理,要以病人為中心、以提升醫院運行效率為目標,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的工程,要擯棄急功近利的思想,持續更新管理理念,不斷學習先進醫院案例、總結自身工作經驗,才能作為健康西安建設的新樣本展現出去。一是堅持醫院行風建設常抓不懈,在全市醫院持續開展醫德醫風活動,堅決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二是提升醫院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優化工作流程,方便病患獲取信息,滿足醫療技術和現代管理的需要。三是適應醫院改革發展趨勢,建立現代醫院內部管理制度,健全醫院法人治理架構,完善人事分配制度,落實醫院醫療質量第三方評價機制。四是加強院內重點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識的宣傳和提示,比如對攜抱嬰兒離開醫院的人做必要的檢查和詢問。只有硬件方面強了,軟件方面不掉鏈子,品質醫院才能夠真正落到實處。
(三)促進醫院醫患和諧化,營造健康西安建設的新氣象
醫院是為人民提供健康服務的場所,要以救死扶傷、捍衛健康為己任。醫院要眼睛向內看,一切從患者出發,積極轉變服務模式,提高服務質量,把病人的滿意度作為最終追求。一是建立和完善醫患溝通制度,加強培訓引導醫生進行換位思考,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體系,促進醫患溝通順暢。二是在確保醫療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精湛、優質的技術服務,真正為病人著想,誠心實意地為病人服務,把為病人解除痛苦作為終生最高追求。三是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資源下沉,加快建立分級診療制度,創造條件率先實現每個家庭擁有一名合格的簽約醫生。四是探索建立醫院社會互動機制,一方面,深入推動醫院進社區、養老院、幼兒園開展義診活動,積極宣傳醫療衛生知識,提高健康衛生意識,營造有利于醫療衛生發展的輿論氛圍;另一方面,定期舉辦醫院日活動,邀請市民近距離感受醫護人員工作,獲取社會更廣泛的理解與支持。
(四)加強醫院服務人本化,打造健康西安建設的新動力
當前,群眾健康衛生意識不斷增強,對醫療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醫患關系不盡人意,醫務工作者面臨較大的壓力。需要是人的普遍本性,醫院在管理員工和服務病患的過程中,應綜合運用各種機制,通過滿足人的各種合理需要調動人的積極性,打造醫院持續發展的新動力。一是尊重員工,要充分理解、支持和關懷員工,創造寬松和諧的工作環境。二是著力提高員工綜合素質,營造終身學習的氛圍,加強員工專業技能、人文修養、社會知識等方面的培訓,培養復合型員工,以應對復雜多變的醫療環境。三是著力實現員工個人價值,建立一套能夠持續激發員工創造力和工作熱情的機制,盡力讓其“安居樂業”。醫院只有對員工好,給予精神和物質方面的細心呵護,員工才愿意付出更好地服務病患,病患也就更多地稱贊宣傳醫院,從而在各個主體間形成良性互動,營造一個有求必應、和諧共生的醫患生態環境。
(五)加強醫院環境靚麗化,重塑健康西安建設的新形象
篇9
醫改是個系統工程,觸及中國社會和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因此,醫改的成敗與否,除了有賴于醫改制度本身的設計和執行,也有賴于醫改制度以外其他制度體系的健全和配套。醫改最終影響的是未來一個甚至幾個世紀中國人的生命質量生存質量以及社會走向。醫改關乎民族氣運。
求解“看病難、看病貴”
醫改的最大初衷是為攻克患者“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社會難題,即解決醫療衛生服務的供需矛盾,減少公眾醫療消費的經濟負擔。所謂看病難,主要(而非全部)內在癥結是醫療資源分布布局和配置結構不合理;所謂看病貴,主要(而非全部)內在癥結是醫療機構補償機制和收入分配機制不能有效消除醫療機構(包括醫療機構內部科室、醫生個人)的逐利動機和逐利條件以及基本醫療保障不足。
醫改是一場已經進行了12年的持久戰。從刻意回避醫療市場的商業屬性,到正視并按照分類設置、分類管理、分配配置資源的原則將醫療服務者劃分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和營利性醫療機構,再到進一步明確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原則,明確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與公立醫院共同發展的方向。這正是多年來醫改的漸進式軌跡。
在這一漸進式的探索和改革中,政府正在描繪和構建一個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公立醫院、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以非公立醫院以及營利性醫療機構為補充,在宏觀調控下采用市場手段配置醫療資源、立體、多層次、多元化的醫療服務體系和醫療市場體系—其核心在于優化醫療資源的分布布局和配置結構,增加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
撬動醫療產業結構調整的杠桿
提到增加醫療服務(特別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永遠繞不開一個話題—錢。這一話題使我們不得不將目光從醫改內部抽出來,而投向兩個錢袋子—財政、非財政(民間、外資)。
中國是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相對于國民需要,財政可支配資源永遠有限,而民生產業又一直受社會資本(包括外資)的青睞。在這樣的格局下,財政對醫療產業的結構調整發揮杠桿作用的空間很大。財政資源進退的選擇只能圍繞一個核心—鞏固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對公共衛生、基本醫療,財政只能也必須選擇持續投入,除投入到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外,在醫療服務體系中主要是增加對公立醫院,特別是基層醫療機構的投入(包括直接撥付事業經費和專項資金,也包括財政購買基本醫療服務),以提升醫療機構的基本醫療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另一方面,從財政資源運用的總體效益運籌層面出發,財政資金必須從可以由市場配置資源的領域退出,由市場配置、吸納資金用以增加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于是政府在醫改制度設計時毫無懸念地安排了一個題目—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在這個題目下,社會資本(包括外資)準入空間有兩個—舉辦醫療機構(特別是非營利醫療機構)、參與公立醫院改革。
外部配套制度體系欠協調已成為資本藩籬
允許和鼓勵社會資本辦醫,是中國政府的明智之舉,既是政府在醫改命題上務實態度的集中體現,又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然而在目前的實際操作中,仍有一些外部配套制度體系存在制度建設滯后或者欠缺協調的情況,使得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時躑躅不前。例子很多:
其一,民辦非企業單位產權制度存在真空。政府鼓勵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醫療機構,但規定一旦民間資本選擇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無特殊原因不得將非營利醫療機構轉變為營利性醫療機構。這顯然與社會資本的天然逐利性存在沖突,雖給社會資本進入醫療產業造成不小的障礙,但有其合理性,畢竟政府已經給了社會資本自由選擇進入營利性領域還是非營利性領域的機會,畢竟非營利醫療機構享受免征企業所得稅的待遇。如不設這樣一條單行道,就可能使得社會資本濫用免稅這一公共財政資源,有違公平正義。
然而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產權問題,卻是有必要厘清的大問題。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依照現行法規屬于民辦非企業單位,需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現行法規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民辦非企業單位存在“產權”概念,而在實務操作中,民政部門通常并不承認民辦非企業單位存在產權這一物權法客體,甚至普遍的共識是社會資本舉辦的非營利醫療機構是視同為個人或非國有經濟組織向社會捐建的醫院,即否認財產權,承認身份權。這一認知,有違《物權法》精神和國務院關于“誰投資、誰收益”的引導民間投資原則。這一認知和相關行政實踐在實際操作中引發了一系列不利后果:首先就是使民間資本面對“捐建”望而卻步;其次,使得民辦非營利醫療機構無法進行產權流轉,社會資本甚至國資在民辦非營利醫療事業中無法實現資源流動和退出,從而最終影響醫療資源有效配置和有序流動;再次,使得舉辦者對其舉辦醫療機構的管理運營權無所依憑,缺乏有效保護;最后,影響和限制了公立醫院產權制度改革選項(即公立醫院產權向社會資本或本院職工出讓),或者造成改革不徹底。這些問題最終均無一例外地與醫改總體目標(特別是增加醫療服務供給這一目標)相抵觸。
產權問題是制約非營利醫療機構發展的瓶頸問題之一,目前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雖然總數不小,但是做大的不多,并不完全因為缺乏資金或醫療技術資源,更大程度是因為外部配套政策不協調而擠出資本。鞏固公益性與賦予公益組織產權并不矛盾。作為與民辦非企業單位性質同為非營利經濟組織的事業單位就存在國有產權這一物權法客體。
作者認為,無論從物權法或者到非營利組織法角度,都有必要通過完善立法,澄清、承認并保護民辦非企業單位產權,只有既保障公益組織的法人財產權,又保護公益組織出資人權益,才能確保公益事業的社會化長期持續投入。
其二,事業單位所有制結構的法律體系存在缺陷。目前許多公立醫院,特別是國有企業職工醫院需要轉變運行模式,優化醫療資產配置(甚至盤活醫療資產),面臨改革。改革選項之一是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而產權制度改革的選項之一,是在國資不完全退出、甚至國資繼續擁有控制權的情形下引入社會資本,于是勢必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產權格局。而《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等現行法規既未明確允許、亦未禁止事業單位產權中存在非國有成分。
在行政實踐中,雖然不乏混合所有制事業單位甚至非國有控股事業單位保留事業單位主體登記的情況,但是絕大多數事業單位登記管理部門,不受理事業單位非國有出資人的舉辦人登記或變更登記。這直接制約了事業單位以存量產權轉讓方式,或增量產權融資方式實施改革,同時也將影響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推進。因為只依靠轉企改制這一條途徑,顯然是不夠的,轉企改制途徑無法滿足公益二類事業單位的改革和發展需要,同時轉企改制由于與鞏固公益性的政策目標不完全匹配因而并不應成為公立醫院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既然國有企業允許通過合資引入社會資本,沒有理由不允許事業單位接納或引入社會資本共同舉辦和發展公益事業。作者認為,事業單位登記方面的后續立法應適時做出必要的完善。
其三,對營利性醫療機構不動產的物權保護不健全。根據《物權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土地使用人以出讓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在出讓年期內有權將國有土地以轉讓、交換、作價出資、出租、抵押等方式處置。營利性醫療機構從經濟性質和民事主體類型上屬于企業,其宗旨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其資產性質應界定為經營性資產。但在實踐中,一些法制主管部門和房地產主管部門不恰當地擴大了《擔保法》關于“公益設施不得設定擔保”規定的適用范圍,引致營利性醫療機構經出讓取得的營利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無法辦理抵押登記,從而嚴重限制了其資產杠桿融資的能力,制約了營利性醫療機構發展,特別是使企業依據《物權法》享有的物權的完整性喪失了保護。
資本進入醫療,路在何方
僅以上述三點即不難對社會資本辦醫的現狀做出這樣一個概括:首先,社會資本可以選擇投資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包括參與公立醫院改革)或者營利性醫療機構;其次,如果選擇舉辦非營利醫療機構,其并不擁有醫療機構產權;如果選擇參與對公立醫院投資,其產權可能不受公示性保護;如果選擇舉辦營利醫療機構,其不動產物權的完整性可能得不到有關監管機關的積極保護。如果這種配套政策格局持續延續,很自然地會導向一種趨勢,即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包括外資)選擇投資舉辦營利性醫療機構,而且不會做大量的醫療衛生固定資產投資,只保持輕資產運營模式,所需的醫療設施和設備將通過向醫療資產經營公司或醫療資產租賃公司承租使用。營利性醫療機構最有可能選擇的業務方向,將是面向高收入階層的高端全科醫療服務或者市場商業需求旺盛的專科醫療(例如:口腔、美容、生殖醫療、婦產等)。
這顯然對醫療產業結構調整,提升民營醫院整體質量、培育民營醫院市場競爭力不利。如果前述情況成為現實,意味著政府真正期待的大量社會資本和外資投資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局面可能很難在短期內出現,公益性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的情況仍難以緩解,并仍將繼續指望政府的財政獨家投入,“多元化辦醫格局”將成為營利過剩、公益短缺的跛腳型多元化辦醫,形成新的結構失衡。
上述問題的解決除了持續完善相應的配套政策體系以外,也許可以另辟蹊徑。首先是大力發展中國慈善事業,由政府和公眾信任的慈善組織管好、用好慈善資產,并增加慈善組織的透明度,鼓勵慈善組織舉辦一些純粹追求公益性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的非營利醫療機構。政府應當大力扶植這類醫療機構,甚至今后可以將一些優質醫療資源(或至少是公立醫院改革時)以托管、出讓等方式優先考慮吸納社會慈善組織管理、運營或舉辦;同時,政府應當組建或指定專門機構代表公眾加強對這些慈善性醫療機構的資產配置、收支、收費標準等的監管。這就要求中國具有完善的慈善組織、慈善活動、慈善資產管理法律環境,而目前中國的慈善組織立法幾乎仍是真空地帶。除對醫療事業的積極作用外,慈善事業發展對改善收入分配機制,建立和諧社會關系無疑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篇10
2015中國醫生集團大會于9月18-20日在京召開,使“醫生集團”一詞成為熱點。我國目前絕大多數的醫生都是醫療機構的雇員,而且公立醫院壟斷了大多數優秀的醫療人才,從而使得醫生多點執業難以實現。即使一些醫生敢于邁開多點執業的步子,也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場所;大量醫學專業畢業生如果無法進入三級醫院工作,便放棄了當醫生。如何進行我國醫生就業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遠,而醫生集團或許是多點執業的一種破冰嘗試。
Part 1
醫生集團 ≠ 醫生抱團
醫生是醫療中最為重要和稀缺的資源。如何吸引最優秀人才進入醫生職業,如何發揮醫生的積極性,如何最有效使用醫生資源,這些是一個高效的醫療衛生體制最需要關注的問題。作為自由執業者的醫生,即醫生作為所有者、而非雇員的就業方式,最能夠調動醫生的積極性,保證醫生享有自由執業和多點執業的權利,使得醫生不被某一個醫療機構壟斷,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醫生的效率最高。同時,由于醫生不必非要成為大醫院的雇員,而更愿意去基層的醫生診所或醫生集團自由執業,從而為醫生的就業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概念:團體執業 多點執業 自由執業
醫生集團(Medical Group)又稱為“醫生執業團體”或者“醫生執業組織”,有多個醫生團隊組成的聯盟或者組織機構。“醫生集團”可能屬于醫院,也可能是獨立的“醫生組織”,一般是獨立法人機構,以股份制形式運作。
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醫生都采用醫生集團的自由執業方式。據美國醫療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2年的報告統計, 83%的美國醫生在“醫生集團”中行醫。在美國“醫生集團”模式已開展數十年,起步早、形式多樣。有些集團是單純由醫生組織成立、獨立運營的,而有些則是醫生、醫院及其他供應商的共同聯合。
而國內“醫生集團”模式起步晚,但隨著國外“醫生集團”模式的成熟和滲透以及國內政策的利好,國內“醫生集團”模式逐步發展。2015年初,國家頒布《關于印發推進和規范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最大程度上簡化多點執業程序,鼓勵探索備案制。在政策大背景下,不少醫生聯合起來形成互助聯盟,形成實質上的“醫生集團”。
目前,國內主要的“醫生集團”主要有:萬峰醫生集團、張強醫生集團、杏香園醫生集團、孫宏濤體制內醫生集團、廣州“私人醫生工作室”等,形式各異,數量眾多。
發展:“天時地利人和”
醫療需求迅猛增長――天時
一方面,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據國家統計局網站顯示,從2005年至201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7%上升至10.1%,且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拓展了人們對于醫療市場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們收入不斷上升、生活水平日漸提高,在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時,人們開始注重生活品質,經濟水平的提升對于醫療需求的增加是重大利好。
多點執業政策――地利
從2009年國務院《關于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之后,國家對于推動義務人員多點執業的決心就逐步顯現。如上表所示,在此之后,國家頻頻下發關于醫療人員多點執業的通知。由此可見,多點執業是未來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不少醫生聯合起來形成互助聯盟,形成實質上的“醫生集團”。國內各種“醫生集團”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
醫生人心――人和
“醫生集團”模式為體制內醫生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也成為很多醫生走出體制,探索市場化定價的一個積極嘗試。一部分體制內的醫生主張醫生不離開醫院的情況下,在工作之余采取醫生多點執業的模式加入醫生集團,醫生集團對簽約醫生采取的多勞多得的獎勵方式。并且越來越多的醫生也考慮真正走出體制,形成真正的醫生集團組織。“醫生集團”在醫生界引起的“躁動”可謂不小。
模式:美國醫生集團的經驗
縱觀美國醫生集團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 的市場化釋放是促進醫生價值回歸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促使形成“醫生-醫院-保險公司”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醫療服務行業利益分配機制的重要變動力量。
1930年以前,醫生同時擁有醫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管理者只是扮演了次要角色;從20世紀30年代逐步發展到70年代,專業分工逐步出現,醫生逐漸將精力關注于臨床工作,醫院的管理逐步交由專業的管理人員;
1974年隨著美國健康計劃與發展法案的通過,管理者逐步加大對醫療資源的控制權,到1983年Medicare預期支付體系建立,管理者日益重視控制成本,醫生主要關注患者治療;
到了90年代以后,隨著管理型醫療模式擴張,1984-1999年獨立執業醫生開始下降,醫生集團出現萎縮的情況,雇員醫生開始增加,嚴苛的保險規定將醫生集團推到醫院一邊,二者結合呈現緊密的趨勢。
進入21世紀后,美國醫生集團呈現兩個發展態勢:一方面由于和醫保對接的成本逐年增長以及醫療信息化成本逐步提高,美國獨立執業成本也水漲船高,導致雇傭醫生比例逐步提高,小規模醫生集團經營日益困難;另一方面,受到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改造,以及HITECH、ACA法案對醫療保險和電子醫療健康數據的標準建立,大型醫生集團則出現與保險公司加速合作的態勢,將醫療風險向醫院轉移。
美國醫療集團發展模式經驗
由于美國醫生團體可以獨立執業,市場化地位得以確立,所以醫生始終是醫院方和醫療保險組織都爭取的重要力量,從美國醫生集團發展歷程看,主要形成了“醫生-醫院”模式和“醫生-保險公司”模式。
醫生行為的判斷主要是根據個人價值最大化,當保險一方給予的價格嚴苛時,醫生集團傾向于與醫院形成一體化,最為極端的情況就是脫離自由職業成為雇傭醫生;當保險公司給予待遇優厚,風險向醫院方推進時,醫生集團更傾向于與保險公司合作,實現價值最大化。
“醫生-醫院”模式
在20世紀80-90年代,當美國HMO組織逐步確立并擴大市場份額時,醫生和醫院都感到了極大的壓力,促進了醫生集團與醫院的行業重組。一方面醫院的橫向聯合,形成醫聯體,并進而走向連鎖醫療機構;二是醫生的橫向聯合,發展出醫生集團;三是醫院和醫生縱向的聯合,比較極端的情況就是醫院直接雇傭醫生。
隨著“醫生-醫院”模式的深入發展,逐漸形成了多種醫生集團模式,主要包括:獨立醫生組織(Independent Physicians Association, IPAs);開放的醫生-醫院組織(Open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OPHOs);緊密的醫生-醫院組織(Closed 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CPHOs)和完全一體化組織(Fully Integrated Organization, FIOs)。
以上這四類“醫生-醫院”模式的分類,主要是考慮醫生與醫院相互緊密關系:IPAs醫生最為自由,除了處理與保險公司合約這一工作以外,專注于患者服務疾病治療;OPHOs醫生則需要借助醫院設備、護理、病床等服務,但相對醫院醫生在經濟上仍舊獨立,采取與醫院合約分成的方式實現醫生個人或醫生集團的經濟獨立;CPHOs醫生將于相關醫院結為更緊密的關系,集中表現在業務上需要配合醫院安排進行合作性醫療服務,更進一步有的CPHOs則需要醫生簽訂排他性協議,醫生服務逐步內化到醫院組織,醫院已經開始提供醫生一部分固定收入;到了FIOs,醫生完全被雇傭于某一家醫院,固定工資的比重很高。這些組織中的醫院和醫生個人關系呈現逐步由弱到強的過程。
這類與醫院形成某種合作形式的醫生集團在美國占大多數,例如美國特思專科醫生集團,即是醫生話語權較大的具備醫院的大型醫生集團。特思專科醫生集團已囊括了近300位的高端知名專科醫療專家和教授,同時還包括了專為名流服務的著名的海景醫院霍格醫院(Hoag Hospital)、橙縣最大的綜合醫院教會使命醫院(Mission Hospital)在內的6家知名醫院,致力于照顧到國際患者的每一個需求,為其提供全面、量身定做的醫療服務。
“醫生-保險公司”模式
從美國醫生集團發展情況上看,“醫生-保險公司”深度融合的公司不多,比較成功的是代表性公司凱撒醫療集團。這類醫生集團與其說是醫生集團,倒不如說更帶有HMO組織的成分。
凱撒醫療集團融合健康保險提供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功能于一體,為會員們提供全方位一體化的健康服務,包括疾病預防、疾病診療和病后康復等。凱撒目前成為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管理型醫療組織,分支分布在美國十七個州,有38家醫院,16.4萬多名員工,其中有1.5萬名醫師,4.5萬名護士,會員達到900多萬人。
凱撒醫療模式最早起源于二戰,一個叫作加菲爾德(Garfield)的醫生聯同幾名資本家為一位船廠老板凱撒,設計了一個全新的醫療保險模式,為造船工廠的三萬名員工,以及鋼鐵公司提供醫療服務,并將其命名為永久健康計劃(Permanente)。
該模式從設計之初就充分借鑒了醫療保險的組織方式,具體是這樣的:雇主與工會合作,工業集團每月為每名工人預付1.5美元作為工傷醫保費用,同時集團從工人工資里扣除5美分轉給加菲爾德醫生的診所,用于工傷以外的其他醫療費用。這就導致醫生集團整體的收入水平是固定的,醫生也不可以接受會員之外的病人,這就導致醫生十分熟悉客戶群體,并更加關注會員的工作安全和日常健康狀況,降低患病幾率。
“專科型”品牌化與“平臺型”擴張化
醫生集團根據所涉及科室的范圍,可以分為“專科型”和“平臺型”兩種。前者例如張強醫生集團、萬峰心血管專家聯盟、哈特瑞姆心律專科醫生集團等,都是圍繞某一個專科而成立的醫生集團,而且這些醫生集團基本上都是獨立單一的組織機構。后者例如人才聯盟、掛號網的微醫集團、中康醫生集團等,都囊括了許多不同專科的醫生團隊,這些醫生團隊之間相互獨立。換句話說,這些醫生集團更多發揮的是平臺的作用。而從各自發展的思路來看,幾乎都是走向“醫生集團+醫院”的模式,這種發展思路的一個趨勢就是專科型醫生集團的“個人品牌化”以及平臺型醫生集團的“綜合管理化”。
由于醫生集團組織方的經營模式差異,根據國外醫生集團發展的趨勢,專科型的醫生集團將逐漸呈現個人品牌化的趨勢,專科型的醫生集團主要關注患者服務,通過不斷增強該醫生集團在所在專科領域的學術地位和水平、吸引組織該領域內高端醫生資源加入和持續對所在領域進行醫生教育,不斷擴展專科型醫生集團在所在領域的行業地位,實現醫生集團價值;
相對而言,平臺型醫生集團將逐步承擔綜合管理任務,提高醫生組織和患者之間的交流效率,提升平臺盈利水平,以優秀的管理能力取得各方對該平臺的認可,這類平臺型的醫生集團可以向線下醫院擴展或向醫療保險公司擴展,不斷擴大平臺影響力。
Part 2
體制內外 哪個有戲?
醫院本質:大型“醫生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