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語言文字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參考文獻］

［1］德里達.書寫與差異［M］.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4-5.

［2］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張世祿.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125.

［6］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378.

［7］許國璋.《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J］.中國語文,1991(3).

［8］王力.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M］∥龍蟲并雕齋文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493.

［9］啟功.漢語現象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97.［10］威妥瑪.語言自邇集［M］.張衛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

［11］王寧.漢語現象和漢語語言學［M］∥漢語現象問題討論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篇2

我們先分析漢語的基本特點。

一般的拼音語言，只有元音與輔音兩個結構要素，聲調（升調、降調）只區別語氣，不區別意義，因而不是拼音語言的結構要素。而漢語則不同，聲調起著區別意義的作用，故漢語語音由聲母、韻母、聲調三個要素構成。如果我們把英語等拼音語言稱為二維結構，那么漢語語音就是三維結構。

人類的發音器官能夠發出各種各樣不同的音。就語音單位而言，幾乎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碼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每一個民族用于社會交際的能夠區別意義的音位卻少得多，這是根據人類的交流需要而決定的。人類語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構成無數有意義的話語。

從歷史發展來說，“能指”和“所指”在約定俗成的任意性這一表層現象的深處，有著相當深刻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受到各民族物質生產發展的一般水平和語言發展水平的雙重制約。就人類語言的發源處來說，初民不可能也無須選擇很多的音節來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但是，隨著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有許多新的概念需要表達，原先的音節不能滿足需要，他們必須尋覓新的途徑。增加音節是一個最簡單的有效途徑，西方的一些語言就走了這一道路。英語中的音節就有一萬多個。但也還有另外一個聰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節上標出不同的聲調，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這同樣可以起到與增加音節相等的作用。漢語就走了這一條道路，它只選擇了400多個基本音節就能夠滿足高度文明的漢民族的各種概念表達的需要。采取增加音節的線性展開的方式和運用聲調向中心聚斂的三維方式來解決語音的發展問題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漢語與西方拼音語言的根本性區別（即拼音語言是用二維——元音和輔音——來表達的，而漢語是用三維——聲母、韻母和聲調——來表達）就形成了。當然這兩條道路也不是絕對的互不相涉，而是起著部分的互補作用。漢語在發展中，由單音節詞為主到雙音節詞為主，且近代以來，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來語的翻譯常用多音節詞來表達，這使漢語的詞匯中多音節詞的比例也有所擴大。拼音語言也有不用增加音節而只是改變詞的重讀音節的方式來區別意義，這又與漢語所走的道路有若干類似之處。文化創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只要是能夠逐漸精微地表達人類的思維，就具有同等價值，這里沒有好壞高下之分。人為地將“屈折語”說成是最高級，將“孤立語”說成最低級，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義、種族偏見的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自卑心理的表現，而不是科學的分析。

文字領域的情況與語音領域的情況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階段，用“象形”表達人類思想與語言中用“象聲”表達人類思想類似，同樣舍棄了許多東西，僅從客觀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寫畫下來。“米”是一棵果樹上結了許多果子的象形。但作為自然界的一種有機生命體，一棵樹是多么繁復的植物，結下的豐碩的果實也決不止三個。當我們用象形文字表達它的時候，失落了不計其數的果實了，而且用3個小圓圈代替了具有萬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實，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屬性了。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所造的那個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樹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實它僅是從客觀物象中抽象出的極少一部分特征。這才是本色意義上的“抽象”。我們現在經常掛在嘴上的所謂“抽象”，比如說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它字形固定，偏旁統一，這對于象形特點鮮明的甲骨文來說是一次抽象，而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所發生的使漢字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隸變”又是更進一步的抽象，這些“抽象”，與文字最初形成階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與語音的形成一樣，象形文字是各個民族根據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極少特征寫畫下來，這使各種文字產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創造方法造成的。當美索不達米亞的字母被發現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轉頭去走了一條拼音化的道路，而漢字則沒有走這條道路，依然按照原來的路徑發展著。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遙遠了。“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來流行于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一統的特例。”［③］

方塊漢字與拼音文字在結構上的區別，我們認為也是“二維”與“三維”的區別。從漢語語音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是與漢字的特點相吻合的。漢字的三維性使其具有立體性特點。但要證明漢字是三維的立體性結構，我們的面前有一道“定論”的銅墻鐵壁，一般認為，拼音文字記錄一個詞是用一串字母作線性的排列，在漢字往往用一個平面型方塊來表示，所以“漢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誠然，漢字是寫在紙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間的，何以認為漢字是三維的因而具有立體性特點呢？這是因為漢字是用二維去展示、象征三維空間的，我們是就其所表達、所象征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三維”的。“立體派”的繪畫何以能稱“立體”呢？難道就不是畫在平面畫布上的嗎？

漢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圖畫，而圖畫是用二維空間來表示三維空前的，那么，漢字就其起源階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這樣的特征。漢字起源階段的這種象形的特性是漢字三維性發生學上的依據，圖畫的形象性的特點是使人們可以直觀或感受到所畫事物“體”的質感。例如，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陜西華縣柳子鎮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筆也不能將客觀事物的全部屬性和特征描繪出來，它在描繪中已經遺漏了許多屬性和特征，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圖畫反映客觀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漢字又是對象形圖畫的再一次“抽象”，這就使文字成為一種純粹的符號了。這種符號只要沒有變成音響形象的附屬物（如拼音文字那樣），這種三維立體性特點便沒有被打破，無論其抽象程度怎樣地越來越高。

從現實生活的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在其后來的發展變形過程中，并未改變其三維立體性特點，這是由于漢字后來無論怎樣變形，皆未徹底打破原有的符號體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比起甲骨文和金文來，小篆字體固定，并將原來沒有固定形式的各種偏旁統一起來，小篆的線條不再是去描畫客觀事物，而是變成了規則勻稱的帶弧形的整齊線條，就此而言，對漢字的立體性的沖擊是大的。但是，從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變漢字的結構特點，而僅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只是線條略略變化，使文字同客觀事物的聯系更加隱蔽了一些。這樣的特征實在太多，無庸贅述。隸書的情況又怎樣呢？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這是被稱作“隸變”的漢文字史上的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嶺。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線條的主要特點在于描摹客觀事物，因而它是畫出來的；而隸變后的五種基本筆畫則是寫出來的。由于隸變改變了筆畫的形態，因而使漢字形體發生了大的變化，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文字，基本擺脫了古漢字的圖形意味。后來，魏晉至隋唐出現的楷書，結構與隸書基本相同，點、橫、豎、撇、捺等筆畫進一步發展，從此，漢字成為方塊字就定型了。但是，隸變以后的漢字并未改變漢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我們還是以“為”字后來變化為例來說明。

這些形式亦分別積淀了大象的鼻子、軀體以及四條腿的內容。由此看來，隸變中的漢字形體的改變僅是漢字結構內部進行自身調整時的一種較大的形態轉移，而不是漢字整體結構的打破與重建，因而漢字立體性這一基本特點并未失落。

我們認為漢字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其立體性特點一直保持著，但同時我們又認為隸變前后漢字立體性的特點又有著不盡相同的內涵。適應于描摹客觀事物的各種形態、方向、長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線條，一變為適應于書寫的、長短大致統一、曲直有規則、形態方向一致的隸書、楷書和現代簡體的線條，這說明隸變使漢字從圖畫意義上的立體性變成了幾何意義的立體性。隸變前的漢字通過用極簡約的線條描畫事物達到立體性，這種立體性因與圖畫類似，較易為人們認識，隸變以后的漢字實在有類于“立體派”的繪畫。它將對象世界引歸到立體幾何的方塊形體中去，呈現出一種多視點把立體平鋪到平面上的傾向。即“對一個物體作分解，同時從不同的方面，不只是從一個視點，提供了許多元素，把這些元素重新組合，相互疊置，相互滲入成為一個整體形象，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顯現立體感，卻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為一個空間盛器，讓各種東西在它里面裝著”。［⑥］隸變后漢字不僅有“橫”“豎”兩種筆畫（這可以在垂直狀態下構成平面），而且斜線（撇、捺）和點，斜線其實就是線條的水平放置狀態，它與“橫”、“豎”垂直狀態所構成的平面相交，便構成立體圖形。“點”的意義亦如此，它其實在透視意義上是遠處的一條線或一個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種距離感和空間感，只要我們眼前出現了相交或平行直線構成的平面，那么遠處的那個點就一定不可能與這個平面處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處在立體的空間中。漢字的三維立體性就這樣通過五種筆劃構成了。這里，“關鍵是在于保持著具體的平面，而同時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為體積的空間意味的。”［⑦］

關于漢字的三維立體性，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書法理論中找到證明。衛夫人《筆陣圖》對漢字的幾種筆劃有如下的說法：

這雖是一種比喻和象征，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書家的潛意味深處是將漢字的筆畫當作某種客觀事物來看待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原始觀念的積淀，因為在原始人那里是沒有比喻可言的。進一步講，中國書法理論中所講的關于筆畫分布的結體理論更是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的。“中宮”和“重心”的理論，都是解決立體性字體結構穩定問題；“布白”理論則直接導源于文字的立體性：例如筆劃的“疏密得宜”是解決立體性眾多平面交叉的問題；“虛實相間”的說法是處理立體結構中視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關系問題；而所謂“爭讓得勢”則又是回答立體結構中的主要平面與次要平面的表現關系等等。中國書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點，楷書一般將第一、四兩點寫得較大，二、三兩點寫得較小，以示遠近關系。這些，皆可說明漢字的立體性特點。

我們論定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這就為認識漢字的科學價值打下了基礎；而漢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這種科學價值的前提之上的。

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了漢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內涵豐富的科學價值。我們仍然用數學的方法來說明。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橫一豎和一條斜線（—｜／），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只有六種排列形式：—｜／，—／｜，｜—／，｜—／，／—｜，／｜—，但是，按立體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卻極多。橫豎構成平面，而斜線當它放到立體性圖形中去的時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還可以相離。人們只需要從這極多的可能排列中選擇出目視區別較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夠表達人類各種各樣的概念。這從科學角度證明了漢字的方塊結構是完全勝任表達人類的千差萬別的細微變化的概念。它也不見得就顯得繁復，因為它不需要用向外擴展的方式去表達，而只需在這個立體結構框架的內部就可以表達。如果說一個方塊漢字因筆畫多而顯得繁復，那么，一個英文詞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條線同樣也是繁復的。漢字的這個特點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尤其是文言）無形態變化，無時態變化，無冠詞的最根本性的決定原因。進而使中國語言文字比印歐語言“更易于打破邏輯和語法的束縛，從而也就更易于張大語詞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意義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⑧］這正是在二十世紀語言學革命以后重新認識語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鑰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漢字和漢語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學者例如伊斯特林，認為漢字終究是一種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發展低級階段上的文字，進而認為漢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這實在是一種對語言文字表達人類思維的特點缺乏全面認識所致。

注釋：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頁。

②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③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④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⑤皮亞杰：《結構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頁。

⑥瓦爾特·赫斯編著：《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頁。

篇3

根據《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的基本要求，“九義”小學語文課本在內容和結構上作了相應的調整，將三類課文改為兩類，把獨立閱讀課文從語文教科書中剝離出來，單獨編成“自讀課本”，與教科書配套使用。筆者認為這一調整有三個“有利于”：（1）調整前，不少語文教師由于對三類課文的編寫意圖及其特點把握不準，往往把獨立閱讀課文當作講讀課文來教，加重了學生的負擔。現在這樣一調整，有利于改變以前那種狀況。（2）學生有了自讀課本，不僅擴大了閱讀量，而且擁有了閱讀的主動權，有利于自學能力的培養與提高。（3）貧困地區的學生的課外讀物匱乏，有了自讀課本，就為這些地區的學生提供了豐富的課外閱讀材料。

一、冷落小學語文“自讀課本”的現狀不容忽視

自讀課本的使用，為提高學生的自讀能力，為小學語文教學實施素質教育創造了條件。然而，一些學校和教師未能站在素質教育的高度來認識自讀課本的作用。筆者調查了一些學校，發現在對待或使用自讀課本時存在一些問題，其具體表現為：

1.把訂閱自讀課本看作是負擔。不少學校只給學生訂語文教科書，不訂自讀課本，說是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各年級自讀課本的印數均大大低于語文教科書的印數，可見有相當多的學生沒有自讀課本。

2.把自讀課本看作是一般的課外讀物。有些學校認為，眼下課外讀物浩如煙海，學生訂閱自讀課本是多此一舉。

3.把自讀課本作為擺設。一些學校雖然給學生訂了自讀課本，課表上也安排了閱讀課，由于自讀課本的內容不列入“考試”范圍，也就不加指導和檢查。自讀課本實際上成了一種擺設，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

4.音像制品搶占了課外閱讀陣地。學生用在熒屏上的時間多了，課外閱讀的時間少了，因而，自讀課本受到冷落。一些學生即使看自讀課本，也多為匆匆而過，只是認一下“門牌號碼”。

究其原因，主要仍是“應試教育”的影響，加之教師認識上的偏頗和操作上的偏差，致使自讀課本未能真正起到提高學生語文素養的作用。

二、用好“自讀課本”的兩點思考

1.認識上位，充分認識學生課外閱讀的意義和自讀課本的特點及其作用。

（1）課外閱讀對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陶冶學生的情操起著重要的作用。呂叔湘說：“少數語文水平較好的學生，你要問他的經驗，異口同聲說是得益于課外看書。”葉圣陶說：“從前那些讀書通了的人，那些成為學問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說的‘得益于課外看書’。”如果只重課內講讀，忽視廣闊的課外閱讀，無異砍掉一只臂膀。《中國教育報》記者李建平同志曾對閱讀教學的現狀作了調查，指出：“學生課外閱讀少，閱讀面窄，這是提高語文能力的最大障礙。”因此，課外閱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實踐證明，學生要學好語文，既要搞好課內學習，又要搞好課外學習，只有既重課內，又重課外，學生的語文能力才能日益提高。

（2）自讀課本不同于一般的課外讀物和學習輔導材料，它是根據學生認識事物的規律及學習語文的規律，循序漸進地安排學習內容，既注意縱向聯系，又注意橫向聯系，形成了縱橫交錯的訓練整體。它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選文按組編排。其內容與同組教科書上的課文有密切的聯系，體現了內容的一致性。二是圍繞教科書中的讀寫重點訓練項目選文。全套自讀課本分低、中、高三個階段，體現了語文基本功訓練的三次循環，使其更具科學性。三是自讀課本中的課文屬獨立閱讀課文，獨立性很強，充分體現了學生閱讀的自主性。

自讀課本是小學生獨立閱讀的基本材料，是開發學生心智，培養自學能力的重要渠道。讓學生在自讀中學會獨立學習、獨立思考，這是小學語文教學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把自讀課本很好地利用起來，使自讀課本真正起到提高學生語文素養的作用。

2.指導自讀要得法，充分體現自讀課本的特點。

自讀課本是供學生獨立閱讀的，教師應該在“獨立”上著眼，在“閱讀”上下功夫，把閱讀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放手讓學生自己閱讀。在學生遇到困難時，教師可作必要的提示或指點。為了了解學生的閱讀情況，教師在學生每讀一遍后，要進行檢查。這樣，放手又不放任自流，循環往復，直到學生把課文讀通、讀懂為止。

根據一些教師的經驗，自讀課文的閱讀步驟一般是：①閱讀前，指導學生注意和弄懂課文后“讀一讀、想一想”的要求，復習學過的閱讀方法。②閱讀時，結合課后的思考題，反復閱讀課文，獨立準備答案。③閱讀后，通過朗讀、答問，進行檢查。④對程度較差的學生進行個別輔導，逐步提高他們的自學能力。

小學生讀書，往往是浮光掠影，以為讀了一遍，就算讀過了，不懂得怎樣才算讀懂，教師應教給他們學習方法，告訴他們獨立閱讀要一邊讀一邊想，自己學會讀懂課文的內容。比如，第七冊自讀課本中的《割草人和孩子們》一課，可以指導學生按這樣的順序和方法閱讀：

（1）通讀課文，找出生字生詞，查字典。理解它們在句子中的意思。自讀課本上的課文，大部分是通俗易懂的，生字也較少，教師應放手讓兒童自己去讀，不懂的字詞，自己查字典弄明白。

（2）默讀或朗讀課文，通過比較，掌握課文的基本內容。《割草人和孩子們》是自讀課本第七冊的首篇，和教科書第七冊的首篇《“綠色的辦公室”》相呼應，寫的是同一個人——列寧，基本內容都是寫革命導師列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怎樣堅持革命工作的。所不同的是，《割草人和孩子們》是寫列寧為孩子們講故事；《“綠色的辦公室”》是介紹列寧的“綠色辦公室”是怎樣的，以及列寧在這樣的環境里是怎樣工作的。

篇4

原工藝采用日曬原鹽為原料，經過原鹽溶解、沉降過濾、蒸發結晶、洗滌脫水、干燥篩分等步驟得到顆粒均勻的球形精制鹽產品。原工藝采用兩效自然循環蒸發罐進行蒸發結晶，各效獨自間斷排鹽，經過生產核算每噸精制鹽消耗蒸汽(表壓0．35MPa)1．8t～2t，生產成本相對較高，此工藝已經廢止。經過工藝、設備研究，新工藝采用工業精鹽為原料，通過精制及球形化將工業鹽轉變成為食用精制鹽，提高了產品價值。新工藝改用強制循環蒸發，加大了傳熱系數，蒸汽壓力明顯降低，可以采用蒸汽熱壓縮(MVR)技術，從而降低蒸汽用量，大大降低生產成本。

2魚籽鹽生產試驗與結果

試驗按照正交試驗設計方案進行，研究了多個生產因素:循環速度、進料速率、晶體規整時間、固液比、蒸發室液位、蒸汽溫度、蒸發室溫度、真空度等。在生產過程中蒸汽溫度、蒸發室溫度、真空度、進料速率這幾個因素是相關聯的，因此試驗設計只采取了循環速度、進料速率、規整時間、固液比四因素作為試驗研究對象。

2．1正交設計試驗

生產過程中通過調整強制循環泵轉速控制料液循環速度，調節閥門開度控制進料速率，調節排料量控制固液比例，通過取樣時間控制晶體規整時間。正交試驗設計方案見表1。

2．2試驗結果與討論

根據正交設計條件進行生產試驗，將得到的產品進行檢測分析，根據產品圓整程度及產品粒度進行評比，得到正交設計試驗結果見表2。根據正交設計試驗結果進行分析，得到正交設計試驗效應曲線見圖1。(循環速度、進料速率、固液比例、規整時間)中，循環速度越高對產品結果越不利，尤其是循環速度超過1．5m/s后產品顆粒越小;固液比例越高產品顆粒圓整度越好，固液比例超過30%后圓整程度較好，而固液比例低于15%時產品幾乎沒有球形化;規整時間越長產品圓整度越高，產品粒度越大。

2．3最佳工藝試驗

根據正交設計試驗結果得到的最佳生產工藝進行生產試驗，在循環速度1m/s、進料速率1．5m3/h、料液中固含量超過30%的條件下繼續進行蒸發結晶，晶體規整1h后間斷取樣，得到不同規整時間段的精制鹽產品，產品經過篩分得到篩分試驗結果見表3。在上述工藝條件下，取得不同規整時間段的產品，將產品干燥處理后進行照片拍攝，得到產品照片，見圖2。由篩分結果和產品照片得知:在一定蒸發工藝操作條件下，當漿料中固含量超過30%后，漿料繼續蒸發結晶進行晶體規整，規整1h時得到的產品粒度集中在0．50mm～0．71mm之間，而且晶體圓整度不高，當規整時間超過2h后，晶體顆粒圓整度明顯提高，平均粒度在0．71mm以上，0．25mm以下產品較少，產品氯化鈉含量在99．71%以上。

3結論

篇5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乙

《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訓練題目】

1.解釋下列加點字的意思。

A.有朋自遠方來

B.溫故而知新

C.靜以修身

D.慢則不能勵精

2.把下列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

3.甲文中強調“學”與“思”辯證關系的兩句是_______。

4. 甲乙兩文都強調了_______；甲文選文側重談_______，乙文側重在_______。

5.孔子提倡學習要與思考相結合，諸葛亮認為，學習必須寧靜、明志。關于學習，你又有怎樣的體驗？請簡要述說你的觀點及理由。

篇6

關鍵詞：投資衍生金融風險風險控制

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屬大型國企中國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總部和注冊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經營十分困難，一度瀕臨破產，后在總裁陳久霖的帶領下，一舉扭虧為盈，從單一的進口航油采購業務逐步擴展到國際石油貿易業務，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為中國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資產在國外上市的中資企業。公司經營的成功為其贏來了聲譽，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評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獎，并且是唯一入選的中資公司。

中航油通過國際石油貿易、石油期貨等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凈資產已經從1997年16.8萬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5億美元，增幅高達800倍。但2004年11月，中航油因誤判油價走勢，在石油期貨投機上虧損5.5億美元。這一事件被認為是著名的“巴林銀行悲劇”的翻版：十年前，在新加坡期貨市場上，歐洲老牌的巴林銀行因雇員違規投機操作，令公司損失13億美元并導致被一家荷蘭銀行收購。曾經在7年間實現資產增值800倍的海外國企中航油，緣何短短幾個月內就在期貨投機市場上背負5.5億美元的巨債？

2003年底，由于中航油錯誤地判斷了油價走勢，調整了交易策略，賣出了買權并買入了賣權，導致期權盤位到期時面臨虧損。為了避免虧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進行了三次挪盤，即買回期權以關閉原先盤位，同時出售期限更長、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權。每次挪盤均成倍擴大了風險，該風險在油價上升時呈指數級數的擴大，直至公司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斷高漲的保證金，最終導致了破產的財務困境。應該說中航油能夠在7年間實現凈資產增幅800倍，到巨虧5.5億美元，都是緣于“創新”及對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誕生本來是為了規避風險的保值作用，但中航油卻是毀于過度的投機。

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具有衍生特征的金融工具。根據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定義：“衍生金融工具是期貨、遠期合約、互換和期權合約以及類似性質的金融工具，如利率上限與固定利率借款承諾等”。而我國一些學者認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價值派生于某些標的物的價格金融工具；其中，標的項目包括債券、商品、利率、匯率和某種指數等。也就是說，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在傳統的金融工具基礎上衍生出來的，通過預測股價、利率、匯率等未來行情走勢，采用支付少量保證金或權利金簽訂遠期合同或互換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興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風險存在為前提，并為適應風險管理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其交易有別于一般的金融現貨交易，是以標準合約交易和保證金交易為基本特征的，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交易，而是保值或投機。主要特征有六個：杠桿性，它能以極少的資金（合約保證金）控制較多的投資資金（出貨或平倉時合約持有者應付的資金），來獲取理財的收益；虛擬性，它在合約到期時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依存性，它依賴于傳統的金融工具而存在，傳統金融工具的價格變動最終會影響衍生金融工具；靈活性，它可以根據用戶的不同需要設計出不同類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適應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反映；定價比較復雜，因對其風險的度量非常困難。

近幾年以來，衍生工具交易風波不斷，1994年1月，德國MGRM集團在美國高息籌資，投資石油期貨損失13億美元，相當于集團一半資產；1994年12月，美國加州橘郡財務長雪鐵龍以政府名義籌資，進行票據投資，最后虧損18億美元，地方政府宣布破產；同年12月，美國最富庶的奧蘭冶縣由于從事金融衍生交易失敗而虧損15億美元，不得不宣布破產；1995年2月23日，我國上海證券交易所出現“327國債期貨風波”，直接導致了國債期貨市場在我國的暫停。

盡管出現上述情況，但衍生金融工具仍獲得了巨大發展，美國《幸福》雜志在1995年載文聲稱，國際金融市場上當時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種，未清償名義本金額超過20萬億美元。不僅如此，衍生工具的品種也正在創新中，目前一些大的金融機構幾乎能根據客戶的任何特殊要求“量身訂造”任何品種的衍生工具并為之創造市場，所以今后衍生工具的品種還將不斷增加。

目前我國關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資的制度現狀

我國十分注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風險意識。對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我國不斷各項規章制度：國務院1998年8月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中規定：“取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允許進行套期保值，不得進行投機交易。”1999年6月，以國務院令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期貨交易必須在期貨交易所內進行。禁止不通過期貨交易所的場外期貨交易。”第四十八條規定：“國有企業從事期貨交易，限于從事套期保值業務，期貨交易總量應當與其同期現貨交易量總量相適應。”2001年10月，證監會的《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制度指導意見》第二條規定：“獲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能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進行投機交易。”

我國自2004年3月起施行了《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實施的范圍為在我國境內依法設立的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的分行。目前，我國證監會共計批準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等27家企業可以進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企業投資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控制策略

以上一系列事件說明，必須對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風險加以必要的控制，不能任其作為表外業務游離于會計報表之外。如果對該項風險極大的投機行為予以適當的披露，有適當的機制予以約束，提醒管理層和所有者的高度關注，就不會發生等事態無法收拾以后的巴林銀行殘局和中航油的艱難重組。對企業衍生金融工具投資的風險控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制定嚴格的操作規程，禁止過度投機，完善內部治理制度，杜絕“越陷越深、無法自拔”。建立嚴格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授權和核準制度。企業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應由高級管理部門、董事會或相關的專門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授權核準，并進行合法、合規性檢查；衍生金融工具的授權、執行和記錄必須嚴格分工。如由獨立于初始交易者的負責人授權批準，由獨立于初始交易者的其他人員負責接收來自交易對方對交易的確認憑證；對交易伙伴的信譽進行評估，并采取措施控制交易伙伴的信用風險；建立健全的衍生金融工具保管制度和定期盤點核對制度；建立投機項目的投資限額制度，規定衍生金融工具投資的最高限額，將風險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嚴格限定衍生金融工具的適用范圍，除為了規避實際外貿業務中的不確定風險以外，禁止從事以投機為手段的投資行為。

加大對操作人員的業務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提高他們的職業水平和道德水準。衍生金融工具不斷創新，種類眾多，業務操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和分析各種衍生金融工具的特點、風險，同時加強職業道德教育，避免巴林銀行事件中因業務人員越權違規操作所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另外，必須使用信得過的交易人員，做到核心機密內部人掌握。中航油參與此次交易、掌握交易核心機密的交易員，均是外籍人，來自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像這種核心機密被外籍人士掌握和運作，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是很少出現的。在美國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掌握最核心機密的關鍵位置交易員，一般都是美國人。

實施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強外部監管，將作為“表外業務”納入到表內披露。中航油從事場外交易歷時一年多，從最初的200萬桶發展到出事時的5200萬桶，一直未向中國航油集團公司報告，中國航油集團公司也沒有發現。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金融市場的逐步國際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將在我國迅速發展起來。因而，我國必須完善法規制度，使企業在投資或投機衍生金融產品時有據可依、有章可循，能夠對高風險的投機業務實施必要的風險控制，以避免類似中航油事件的再次發生。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文字;語言;關系

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問題,是語言文字學的基本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不弄清楚,許多問題就討論不下去。

一、中外學者關于文字與語言關系的討論

1.1索緒爾關于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觀點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們的“錯覺”:

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和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于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這好像人們相信,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這種錯覺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只這一點已足以表明語言是怎樣離開文字而獨立的。接著,索緒爾分析了產生這種“錯覺”的原因:但是文字何以有這種威望呢?

(1)首先,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書寫的紐帶盡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種完全虛假的統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紐帶,即聲音的紐帶來,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視覺形象比音響形象更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們更重視前者。結果,書寫形象就專橫起來,貶低了語音的價值。

(3)文學語言更增強了文字所不應該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語言顯然要受法規的支配,而這法規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規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到頭來,人們終于忘記了一個人學習說話是在書寫之前的,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就被顛倒過來了。

(4)最后,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齷齪的時候,除語言學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難解決爭端。但是語言學家對這一點沒有發言權,結果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于是文字就從這位元首那里僭奪了它無權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緒爾進而從拼音文字“寫法和發音發生齷齪的后果”分析原因:

這一切的明顯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語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裝……

另一個結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應該表示的語言,人們把它當作基礎的傾向就越是增強;語法學家老是要大家注意書寫的形式。從心理方面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會引起令人煩惱的后果。人們使用“念”和“念法”這些字眼,就是把這種濫用奉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語言間的真正合理的關系給弄顛倒了。

在人們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語言間的真正和合理的關系給弄顛倒了”以后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索緒爾認為:

假如一個人從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喪失了這種可以感知的形象,將會面臨一堆沒有形狀的東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學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樣。……因為聲音脫離了書寫符號,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們還是寧愿依靠文字,盡管那是會使人上當的。

看來,顛倒語言和文字的關系,或者把二者混為一談,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字母文字的國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語言,只要它有相應的文字,就除了索緒爾所說的“音響形象”(語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種索緒爾所說的“視覺形象”(書面形式)。這就使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口說的語言是從書寫的語言產生的,也就是說,語言是從文字產生的,文字是土壤,語言是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禾苗。而事實恰恰與他們感覺相反:語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漢字和漢語

翻開中國語言文字學名著《廣雅疏證》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學者段玉裁和王念孫的兩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圣人之制字,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

王念孫的自序中也談到了同樣的道理:

竊以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茍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

這段話明確闡述了概念(義)、語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間的關系。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解釋,那就是:概念、語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樣東西,它們之間并沒有誰等于誰的必然聯系。人們交際的最終目的是表達概念,在口頭交際中,頭腦里的概念要借助約定俗成的有聲言語形式來表達,在書面交際中,有聲言語形式要借助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來表達。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沒有有聲言語作為基礎,文字便完全喪失了它存在的意義。

很明顯,這段話闡明了文字的本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并不是語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乾嘉學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紀中葉顧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兩千年間的中國學者,包括一些鴻章碩儒莫不把語言和文字二者混為一談。即使是在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這種錯覺。那么產生這些錯覺的原因是什么呢?

(1)單個漢字大約90%都能夠與漢語中的單音節詞或者單音節語素相對應,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漢字是直接負載著語義的。這就與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單個字母一般不負載語義,若干字母組合起來,與詞對應,才有意義。那么,字母文字國家的人,他們顛倒語言和文字的關系,不是以單個字母為單位來顛倒,而是以組合成詞的一組字母來顛倒;漢字則與詞義或者語素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關系,于是以它的基本書寫單位——單個漢字為單位,就能顛倒漢語和漢字的關系。

(2)在很多情況下,漢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很容易讓使用者錯誤地把寫出的字形和頭腦中的概念直接聯系起來,而忽略了其中還有語言這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在很多沒有文字學專業知識的漢字使用者看來,文字的形體和頭腦中的概念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必然的聯系,他們認為一個概念只能用那樣一個字來表示,而一個字也只能表示那樣一個概念。

(3)漢字是方塊字,這樣也容易給使用者造成一個誤會:文字的形體和語言中的詞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有理據的聯系。但事實卻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時候可以對文字所代表的詞有自己的理解,并把這種理解通過某種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現,但其具體的表現方式則常常是因人而異的,其間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漢字為什么會有大量的異體字出現。

(4)在漢字的教學方法中,有一種是用回溯古漢字的辦法來教學漢字的,某個字,甲骨文、金文是這樣描畫的,大篆、小篆是這樣圓轉的,隸書、楷書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這樣教的結果能加深記憶,但是也形成了人們認為字與書寫形式之間的固定關系牢不可破的意識。

二、語言與文字關系的基本理論

2.1誰先誰后

語言產生在前,文字產生在后。語言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人類從類人猿進化為人的最后標志就是語言的產生,語言產生的意義在于人類最終告別了動物界。人類的歷史,有的說有二三百萬年,有的說有幾十萬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是幾十萬年的歷史。文字的歷史最長也不超過五六千年。這是整個人類的情況。從個人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從幼兒時期先學會語言,到兒童時期逐漸學會文字的;還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終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識字,但都會說話。

2.2誰是根本

語言是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就無從產生。動物沒有語言,因此任何動物,哪怕是能用叫聲或“舞蹈”或氣味發出一些信息的動物,比如螞蟻、蜜蜂這樣一些“社會”性比較強的動物,都不可能創造出任何有意義的視覺符號。文字永遠是語言的依附物,永遠是語言的投影。

2.3是兩個東西還是一個東西

當然是兩個東西。人類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幾十萬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現在也沒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會里,還存在沒有學會文字的幼兒和終生不識字的文盲。人類和某個具體的人,都可以沒有文字,但是不能沒有語言。完全失去了言語能力的人無法完全融入整個社會。

文字是在語言這個土壤上長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沒有禾苗的土壤,卻不存在不依賴土壤的禾苗。同理,人類社會中只存在沒有文字的語言,卻不存在沒有語言的文字。相對文字來說,語言是個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決因素,因而永遠是第一性的。:

三、文字的功能

盡管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無用處得只是依附于語言。作為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輔助和擴大語言的交際作用,稍縱即逝的有聲語言在文字的幫助下可以傳諸久遠。文字的這一性質顯示出了它對于語言的最密切的依附關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語言的時候,可以說我們關于古代語言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分析有關的文字記載而獲得的。此外,雖然語言并不能記錄語言的全部內容,但是人們從字符特別是方塊字中讀出的信息有時卻遠遠超出了相應的言語詞所能表達的范圍。例如我們今天聽到zang(四聲)這個漢語音節時,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遺體”這個概念聯系起來,卻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薦覆置于野外,這一遠古習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從死在艸中)。

參考文獻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5

2王玉新.漢字認知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

篇8

論文摘要:《莊子》的精髓思想之一是“無”，這是與道家直接從世界本原入手，從虛無生出有形的萬事萬物理念相聯系的。而在關于語言文字方面，道家也認為“無言”才是至境，遠勝于拘泥于形式的“有言”。在《老子》“不言之教”的理論基礎之上，《莊子》進一步發展深化了道家“無言”之說，其主張散見于《莊子》各章節。《莊子》的“無言”說本意是用來闡釋道家的哲學理念，但在無意間觸及到了語言學中的言意關系問題，又通過與后來的玄、佛思想相互滲透影響，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及其理論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注重含蓄、自然、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中國傳統審美觀念。

1 無言與道

“道”是老莊哲學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老莊所謂的“道”類似于今天所說的物質運行的普遍規律。由于老莊的“道”透過直觀的現象直接深入到抽象的本質、世界的本原，接受者不易被理解、把握，同時也給闡述者帶來相當大的難度，所以老莊反復表明“道”的玄妙高深，由此導出了“道”的不可言說性。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莊子》:“夫道，窅然難言”，“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于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可見是“道”的混沌玄虛特征導致了其在語言上的不可表述性。

無言還與參悟道之真諦相聯系。《莊子》認為言語是外在的，“道”是內在的，用言語來表述“道”是不能完全無障礙的，百分之百全部傳達清楚的。如:“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要悟道，就要不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應透過現象求其本質，有主張頓悟的直覺主義傾向，而頓悟是瞬間的靈光一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雖然這樣，也不是無道可循的，道家提供的悟道方式是通過“心齋”和“坐忘”的方式達到“虛靜”狀態。只有形體清虛自守，無情寡欲，心境才能達到澄明空凈的境界，才能看清紛繁復雜的世間萬物的根本所在。

道家認為“道”是一切事物的最初本原和最高支配力量，“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與古人“天人感應”觀念緊密聯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在用天道解釋了自然界的現象后，認為在人道也應遵循天道。既然天道自然而然，成功不居，寂寞無為，人道也應無為自化，順應自然。在“無為”思想的指導下，《老子》提出“不言之教”，無言實際就是無為的具體做法之一，無為既是無言的原因也是其追求的目標。無為與無言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相互統一一致的。《莊子》“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在“不言之教”方面也有類似論述。如《德充符》中“魯有兀者王駘”，其弟子與孔子的弟子一樣多，而其教育方法則與孔子截然相反。“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這就是教育領域的無為，結果是行之有效的，王駘的弟子們都有所收獲。后世將在教育方法上重視教育者的示范作用稱為“身教”。

其實老莊提出“不言之教”的本義并不是針對教育方面的，而是與其“絕圣棄智”、“絕學無憂”的觀點相聯系的，主張拋棄知識與學習，實際是由其虛無主義人生觀導向了方法論上的不可知論。也同樣有這種極端的傾向:“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甚至說“狗不以善吠為長，人不以善言為賢。”過分貶低語言的必要作用，有些偏激。

2 無言與辯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大動蕩掀起了思想領域此起彼伏的論辯風潮，各家學派為了樹立自己學說的權威，用盡各種手段，或講學游歷;或著書立說。論辯成為各種思想爭勝的主要方式之一。如墨子時的儒、墨攻辯;與莊子幾乎同時的孟子對楊朱、墨家的口誅筆伐。在舉世爭辯不休時，《莊子》卻提出了否定論辯的“無言”觀點。筆者認為，《莊子》并非是完全否定言辯本身，而是否定不同于己說的諸子之說。表面是否定諸子言辯的現象，實際是否定其言辯的內容。

一方面，它認為百家爭鳴是聒噪徒勞、膚淺偏執的，爭辯終究不及無言高明。這也與道家視角廣、立足高的哲學定位有關，總能跳脫出人群，在至高處俯瞰世間一切。在莊子眼中，論辯者丑態百出，十分可笑淺陋。“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眾多辯論者“猶一蚤一虻之勞者也，其于物也何庸。”

《莊子》看到了“言”在當時的負面影響，即百家爭鳴的弊端:“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認為諸子各持一端，彼此攻擊，其實并無絕對的誰對誰錯，難以以一家之言論作為一切是非的判斷標準。浮辯之辭、華美之言反而掩蓋、背離了真理，如同城市夜晚地面上太多刺目的燈光奪去了天上群星原本璀璨的光芒一樣。

《莊子》還認為紛雜的言辯是導致政治上分裂的原因之一。如:“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認為浮夸的言辭會導致人際間的猜疑混亂甚至社會秩序的混亂。諸子爭相立說，最終是為了為分而治之的諸侯所用。各種學說的不同，導致各諸侯國所實行的治國方針不同，從而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

另一方面，《莊子》對諸子爭辯的否定實際又是其樹立己說的方式之一。客觀上來看，《莊子》也是參與了百家爭鳴。因為任何個體都不能完全超越其所處時代的文明發展水平。在莊子時代，思想流派繁雜，要獨樹一幟是不可能不利用言辯這一途徑的。莊子本人就長于論辯，常與其好友惠施展開激烈的哲理論辯。《莊子》中常見到其犀利的辯論機鋒，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一節，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莊子可能也意識到這一矛盾，對于自己的言辯之辭，以“齊物”觀點輕松帶過，“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于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在這近似詭辯的言辭中透著莊子作為一名優秀的辯論家所具備的狡黠、機智、左右逢源、自圓其說的素質。 轉貼于

在論辯術方面，《莊子》提出“無言”，其實是“少言”、“精言”。強調言之有物，反對空泛浮夸。客觀上提供了與其精深博大的思想內容相一致的較為科學有效的論證方式，主觀上又有藐視百家爭辯不休，欲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傾向，以及凸顯、拔高己說之嫌，使其學說顯得玄虛莫測。

3 無言與意

《莊子》的無言觀點，還涉及到語言表達方面的問題言與意的關系，即語言到底能否完全充分地表現思維?而言與意關系這部分內容對后來古代文學創作及其理論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于言與意的關系，《莊子》認為語言具有局限性，不能充分表達思維中精深微妙之處。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但《莊子》并不是完全摒棄語言，而是認為應充分發揮語言的暗示、象征作用:“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認為“言”只是領會“意”的工具、手段，如拘泥于“言”，反而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意”。《莊子》的“得意忘言”實際是對《周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發揮，其意義在于主張不受有限語言的限制，依據比喻、象征、暗示等方式，充分發揮接受者的主觀想象，領會無限的“言外之意”。正如李澤厚所說:“《莊子》這些似乎神秘的說法中，卻比其他任何派別都抓住了藝術、審美、創作的基本特征:

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盡意;用志不紛，乃凝于神。”

《莊子》的“無言”后來與玄、佛思想相互滲透影響，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玄學就在《莊子》基礎上，進一步談論言、意、象的關系。佛教也重視于無言中直悟佛諦，如“世尊拈花，伽葉微笑”的佛典就是強調言語之外的表情、動作的暗示效果。禪宗更是強調直觀訓練，認為只有無言，才能頓悟不可言說的禪理;若被外在的言語搖蕩心性，反而會與真理背道而馳。

《莊子》的“無言”說對于中國古代文學(主要是詩歌方面)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如魏晉南北朝的有些詩人的作品中也體現了“言外之意”，如陶潛“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田園詩，阮藉“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的詠懷詩等。

唐朝詩人王維的詩深得釋道之精要，“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直化《莊子》“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等詩句用一種省略留白式的方式產生虛靜空靈的詩美。

宋詩雖已避開唐詩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意境，別具面貌，但在主張“無言”意境的詩論方面仍有繼承。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嚴羽《滄浪詩話》:“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凄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參考文獻

[1][戰國]莊周撰，[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7.

篇9

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伴隨著人口總量的嚴格控制，人口年齡結構卻發生了峰谷交替的劇烈波動，嚴重影響了我國教育資源的配置與效益。從我國人口發展的這種態勢來看，大城市平均領先于全國約25年[1,2]，且其教育資源又集中了全國的大部分，因此，對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研究就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過去對此問題重視不夠，缺乏系統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協調。因此，在強調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兩大戰略的今天，解決人口與教育的協同問題應予以高度重視。

一、我國各大城市與上海市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等指標，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城市中均屬最低水平，1993年起戶籍人口整體出現自然負增長(-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齡結構如圖1所示[4,5]。

附圖

圖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與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過在年齡或時間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動相位差比上海滯后約5年，人口自然負增長滯后約15年，如圖2、3、4所示。

附圖

圖2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3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4我國各大城市相對上海市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圖

我國37個大城市（指市區非農業人口大于100萬者）人口年齡結構相對于上海的相位差滯后0～10年不等，而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則滯后6～40年不等，如圖4和表1所示*

加權平均相位差24.85注：以上數據以我國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人口發展的態勢為依據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齡結構和發展態勢基本相似，但存在著相位差，上海相對于其他大城市處于領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上海從1993年起，撫順和沈陽從1999年起都已發生人口自然負增長，其他30多個大城市也將緊接著相繼發生類似情況，因而相應的協同不但具有緊迫性和長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國整體性。因此，有關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試點，而后逐步推廣。

1.學齡人口數的峰谷交替對教育資源配置的重大影響

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必然導致學齡人口數的峰谷波動。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數出現了一個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數一般在15～20萬人，但近幾年出生人口數急劇減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數只有6.61萬人[5,8]，形成低谷，對教育沖擊極大。這樣，1～3歲入托的人數和4～5歲入園的人數也就相應出現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適應15～20萬幼托人數的教育資源嚴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學生源急劇減少，約為10萬人左右，如圖5所示[4]。而原有教育資源卻能適應15～20萬人的生源，從而也導致了嚴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規模目標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將逐步回復到15～20萬人的等級，因此，對多余的教育資源又不該任意擱置與浪費，應予更加合理的調整和配置。

附圖

圖5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學生源人數與可容納量預測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調整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其初中畢業生人數1998年已達最高峰值21萬人，從1999年開始有一個小幅回落，2001年又將回復到較高水平，如圖6所示[4]。

附圖

圖6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畢業生與高中招生能力預測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臨著挑戰。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學學齡人口數的高峰期也將來到。而從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負增長的情況看，到2011～2017年，大學學齡人口數將急劇減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應的教育資源也將難以得到優化的配置。

2.外來勞動人口增長對人口整體素質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來人口的穩步增長是影響上海人口總量的一個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間，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萬增加到1464萬人，其中增加量的80%為外來人口。每年在滬務工的外來流動人口約有200萬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處在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中，已成為上海事實上的居民。外來人口子女就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平均每年級人數約達1.5萬人，在一些外來人口聚居的區域，會給教育資源的布局帶來較大的壓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會相繼出現上海市目前所面臨的教育資源配置的類似問題。撫順和沈陽1999年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北京、大連、天津、長春和吉林5個大城市也將在7年之后緊接著步入負增長，形勢也相當嚴峻；其他如哈爾濱、南京以及鄭州等20多個大城市也將相繼出現類似情況。同時，各大城市的資源配置又互有關聯，并非完全孤立，運作得好，可以在地區上時間上互補協同，發揮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間會形成沖突和沖擊。因此，我們應從全國整體上高度重視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四、我國大城市教育資源配置的對策建議

1.建立“中國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

盡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跟蹤人口控制的現狀，及時掌握學齡人口數峰谷波動的情況，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補的可行性，發掘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可能性，強化體制機制改革與開放的力度，提煉或制訂相應的指導性政策和法規。

2.利用各種途徑擴大和調劑生源

學齡人口數峰谷交替現象所導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為困擾各類學校生存和發展的普遍性難題。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外的教育資源也可能會進入一些大城市，爭奪部分生源，導致生源結構發生變化，將對教育事業形成新的機遇和挑戰。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齡結構在時間上的相位差，充分發揮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補效應，可以跨省市擴大和調劑生源。各類學校應相應地完善軟件設施，強化內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資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師資隊伍培訓和調整的力度

各類學校應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時期的峰谷現象，有序地加大師資隊伍培訓、調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時，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有責任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各類學校應針對老中青三代教師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確保教育隊伍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4.強化教育資源的多元化運作——部分教育資源作為非營利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深化體制改革，強化教育資源多元化的運作方式，可有公辦、民辦、引進外資協辦及混合辦等多種方式，各種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資源都可作為非營業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民辦學校，在特殊運作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認清民辦學校的意義。要糾正“私立學校即貴族學校”和“私立學校即私有學校”等片面觀點；(2)民辦學校要同時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教育發展規律進行運作，成為相對獨立的實體單位；(3)抓緊政府立法，大力加強民辦教育的法制建設；(4)政府應為民辦學校提供適當的支持、資助和監督[9,10]。

篇10

關鍵詞：朱自清；散文語言；繪畫美

上世紀二十年代，聞一多先生致力于新詩藝術美的探索，提出了詩歌“三美”的理論主張，即：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其中，“繪畫美”強調詞藻的選擇要秾麗、鮮明，有色彩感。詩人出身的朱自清在現代散文園地里留下了多彩的詩意的散文、美的景觀, 生機勃勃的《春》,意境朦朧的《荷塘月色》,碧波蕩漾的《綠》，還有充滿深情的《背影》等等。在朱先生的文章中，也非常注重色彩的運用，使其散文語言具有“文中有畫”之美。

一、層層皴染繪春景

《春》是朱先生早年的作品，作者對春天深沉贊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說”，而是通過含情的畫筆，描繪春天的各種風景畫來抒寫的，賦予各種景物以鮮明的感彩。開篇，作者抓住春天的主要特征，粗略地勾勒了春天的輪廓畫：“……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由于抓住春天的特征來點染，給這幅輪廓畫抹上了一種迷離的色彩，創造了一個動人的意境；然后，作者從容不迫地推出五幅“特寫”，細致描繪春天的動人景象。先繪春草圖，“小草偷偷地從土里鉆出來，嫩嫩的，綠綠的”，突出草的嫩綠，描繪春天綠草如茵的情景。次繪春花圖，“桃樹、杏樹、梨樹，……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畫出春天百花盛開的繁榮景象。接著是春風圖，著力刻畫春風的“溫馨”“鳴唱”，描繪出春風送暖的勝境。第四幅是春雨圖，渲染春雨“輕柔”“濕潤”，畫出夜雨和郊外的美麗畫面。最后作者繪制了一幅迎春圖：天上風箏多了，地上孩子多了。城里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一個個都出來了。作者用工筆畫的技法細細描繪，慢慢涂抹，層層皴染，描繪出一幅花草爭榮、生機勃勃的迎春圖。

二、水暈墨章顯荷香月色

《荷塘月色》寫于1927年7月，作者那時在清華大學教書，他描寫的荷塘就在清華園。那原是一個平凡的荷塘，然而經過作者的渲染、著色，卻變得十分美麗。一般來說，荷塘容易描寫，月色則難描繪。畫家做畫，不怕畫斷山銜月，就怕畫月色籠罩，因為月下的波光林影時刻在變幻著，很不容易在畫面上表現出來。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畫筆所不能描摹的景致，那自然更吃力。然而，朱自清先生卻能夠把一個月夜死荷塘寫得那樣的饒有生趣。我們在這篇不到一千六百字的《荷塘月色》里，看不到什么宏偉的結構和華贍的文字，作者只憑著一時的感受，委婉細致地寫來，卻十分迷人。

作者把荷葉比作亭亭的的裙，賦予荷葉動態的美。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突出其晶瑩閃亮、隱約閃爍的特點。“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通感的運用把其中內在的和諧的美表現得恰到好處。又把月光比作流水，無形的月光給人以有形的實感，月光不僅能看得到，而且能觸摸得到。當描寫葉與花的顫動時，“像閃電”，像“一道道凝碧的波痕”。此時葉子底下“脈脈的流水遮住了，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達到了中國畫中“水暈墨章”的至臻境界，層層暈染開，逐步滲透；恰似投入湖心的石子，泛起淡淡漣漪，圈圈泛開。這種感覺正像我們忙了一天后，忽然看到宋人的山水畫卷一樣。

三、“沒骨”有骨都是綠

“沒（mò）骨”也是中國畫技法，不用墨線勾勒，直接以彩色繪畫物象。《綠》就是通過描繪梅雨潭的綠綠的潭水，抒寫作者之情的沒骨之文。《綠》中的比喻有二十個之多。如把梅雨潭的綠比作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異——“滿是奇異的綠呀”。又把梅雨潭的綠比作一塊融化了的蔚藍的天，突出其鮮潤。文中還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側面顯示綠的特征：“她松松的皺纈著，像拖著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著，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從視覺、觸覺、感覺等幾方面形象地再現了綠的柔美、明亮、軟嫩、純凈的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隨著作者的筆觸，不僅我們的眼前出現了那微微泛起的綠色漣漪，而且我們的指膚間仿佛還能感觸到那閃著光亮的綠波的跳動，一種柔和、明快、親切的感情也會從心頭漾起。作者甚至把她想象為“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想拍她、撫她、親她，別致地把她叫做“女兒綠”。那明艷多姿的畫面，那逸趣橫生的情懷，多么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了。在這飽含詩情、充滿生趣的綠意中，透露出作者對生活的愛，升騰著作者向上的激情。

四、白描手法畫背影

《背影》中作者白描的技巧很高。請讀下邊的文字：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干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桔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父親的背影，兒子是太熟悉了。但這次要描寫的，卻不是那常見的背影，而是在特定場合下，使他極為感動、終生難忘的那個背影！作者不施濃墨，不用重彩，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記寫了當時父親的穿著打扮體態動作，特別著重描繪了過鐵道的情景。怎樣走去，怎樣探身下去，怎樣爬上月臺，攀上爬下，移腳傾身，都細細地如實寫下。我們讀后有身臨其境之感，仿佛我們當時也在場，盈盈淚光中也看到了一位仁慈的父親對兒子的關懷和體貼的情景。作者沒有什么形容的筆墨，也不去渲染它，用極樸實的文字，卻生動地勾畫了父親的形象。那父親送行的一幕，是發生在八年前。作者用白描的文字，極為傳神地把當時的動人情景再現出來，我們不能不佩服朱自清的描寫技巧。

另外，秦淮河的燈影波光、弦歌畫舫，威尼斯的異國情調，揚州城的風流與古樸……時而如一卷工筆畫、時而像幅一油畫，讀來，無不帶給我們一種視覺的享受。

高爾基說：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郁達夫說：“朱自清雖則是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貯滿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了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就他了。”的確如此，在朱自清豐富多彩的散文世界里，有情感的真實袒露，有情韻的微妙傾灑，有如詩般的意境構造，有帶著音樂旋律的演奏，有如畫般的景物描摹，更有鮮明的美學色彩。讓我們重讀先生文章，再品先生細膩、清麗的文字吧！

參考文獻：

[1]《朱自清散文的語言藝術》蔣蔭楠、嚴迪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馮錫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

[3]《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生命如背影——讀朱自清散文〈背影〉》歐秀蓉，《名作欣賞》，2005（16）。

[5]《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吳福輝等，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