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社會研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區域社會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社會信用環境；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層次分析

一、研究綜述

開展鄭州市區域社會信用環境評價研究，是希望通過對影響鄭州市區域信用環境主要因素的分析，制定出科學實用的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科學的分析方法，計算出反映鄭州市各區域信用環境狀況的區域信用總指數和分類指數，以用于判別鄭州市各縣（市）區信用環境的優劣，提出改進信用工作的意見和改善信用環境的對策，推進鄭州市區域社會信用環境的不斷改善。

二、實證研究

（1）指標體系建立。鄭州市區域社會信用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一級指標權重的確定，本課題采用專家法，該方法是集中若干專家的經驗與意見，確定各指標的權數，并在不斷的反饋和修改中得到比較滿意的結果。鄭州市各區區域社會信用環境指標體系，以“經濟發展狀況、居民生活質量狀況、信用體系建設狀況、企業信用狀況、公共服務狀況、行政管理狀況”為指標體系，規定的滿分值為100%，它們的權重分別為20%、12%、16%、24%、14%和14%，該指標體系共設置六個一級指標以及四十一個定量與定性二級指標。（2）數據來源。前三個指標為定量指標，數據可以通過《鄭州統計年鑒》得到，信用體系建設狀況和企業信用狀況由各區自查獲得，公共服務狀況和行政管理狀況數據的獲得。（3）計算結果與分析。第一，層次分析法。結合鄭州市信用環境指標體系內容，運用層次分析法，以各年平均值為對比標準計算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質量的信用環境平均發展指數。為了比較2011年鄭州市各區社會信用環境的狀況，我們將2011年鄭州市各區指標按照鄭州市全部區的各指標平均值為基數，計算社會信用環境綜合指數，最終得到2011年各區的綜合指數。可以看出，2011年鄭州市各區社會信用環境評價綜合指數中，金水區的社會信用環境最好，各個指標在社會信用環境中相對來說都比較高，尤其是在企業信用狀況方面，金水區優于其它區。中原區排在第二位，值得指出的是，中原區在信用體系建設狀況方面相對來說比較好，該指數同金水區一樣并列第一；同時，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狀況和公共服務狀況這兩方面還有待提高，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狀況處于中等水平的是上街區和惠濟區，從經濟發展狀況來比較，惠濟區劣于上街區，其他方面的發展較為均衡、差距不大。二七區與其他各區社會信用環境相比有待提高，二七區在行政管理狀況建設中排名第一，但在信用體系建設方面只完成了成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導與具體辦事機構這一項內容，未能開展實質性的工作，導致該指標指數排名靠后，且該指數對整個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影響比較大，進而引起二七區在整個市區中的排名較為落后，在今后的社會信用環境建設過程中，要尤其注重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第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一個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濃縮數據。通過計算可知，2011年鄭州市六區區域社會信用環境發展狀況排序情況如下：排在前兩名的區分別為管城區、中原區。管城區在2011年區域社會信用環境發展上表現最為搶眼，在六區穩居首位，發展最為突出；而中原區區域社會信用環境發展形勢也較為優異，僅次于排名首位的管城區；二七區與金水區2011年區域社會信用環境發展狀況在鄭州六區中處于中等水平，排名分別位列三、四名；排名較為靠后的則為惠濟區和上街區，分別位列五、六名，說明這兩個區2011年區域社會信用發展形勢不太樂觀，這需要引起當地有關部門的重視，并在以后的區域社會信用環境建設中不斷努力，加大投入力度。

三、政策建議

（1）著眼全局，促進經濟與民生的和諧發展。各區應立足本地地理資源優勢，注重區域發展特色。要加強與金融機構的溝通協調，充分利用外資，增強經濟發展的外向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加大教育投入和文化產業發展，加強社區建設，促進鄰里關系和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實現經濟與民生的和諧發展。（2）內外兼施，提升政府形象。各區對外應加強對假冒偽劣產品和偷稅漏稅企業的打擊力度，幫助合法經營企業提升產品質量，增強競爭力。政府同時要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應對突發

篇2

[論文關鍵詞]高職教育 社會服務 研究綜述 

 

高職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系非常緊密，其宗旨和生命力在于主動并有效地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比較重視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特別是2006年教育部、財政部啟動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對高職院校“增強社會服務能力”提出了明確要求以來，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成為國內職教界的熱點論題，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提出了許多極具價值的觀點。本文通過對這些研究進行綜述，以期為我國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借鑒。 

 

一、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性研究 

 

我國《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條明確規定：高等學校具有教學、科學研究和為社會服務的功能。《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明確提出：職業教育要“以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宗旨”。《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強調高等職業教育要“以服務為宗旨”。高職教育具有高教性、職教性、地域性三大特征，立足和服務于所在區域是其重要的價值取向。楊虹認為，高職院校開展社會服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院校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杜祥培認為，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是地方高職院校的神圣使命。他從三個方面來解讀：一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地方高職院校存在價值之所在；二是服務地方經濟是高職院校發展動力之所在；三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地方高職院校的辦學質量標志之所在。 

 

二、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定位與內容研究 

 

1　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定位。高校社會服務職能的內涵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服務，是指高校的社會功能和角色，包括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直接為社會服務等。狹義的社會服務，是指高校以各種形式為社會發展所做的經常的、具體的、服務性質的活動。學者們對于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定位的論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服務功能定位。廖惠卿認為，社會服務在高職院校發展中的功能定位為：學校對接社會的紐帶，教師水平提升的途徑，學生成長成才的平臺。高維峰從高職院校與社會有效互動的角度，認為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功能可分為實現基于資源互補的社會服務、擴展至校外教學的社會服務、推動人才養成的社會服務。(2)服務區域定位。霍麗娟認為，高等職業院校的社會服務主要任務是向區域和行業提供技術應用型和高技能型的人才培訓與培養，提供技術創新、推廣和服務，實施先進文化的傳播和輻射，具有鮮明的區域性和行業性特征。張效民認為，普通高職院校的服務區域，或只為本地區服務，或最多在以服務本地區為主的同時兼顧全省；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區域則要廣泛得多，大多在以服務本地區為主的同時還面向全國。(3)服務層次定位。以技術服務為例，在低層次技術、中間技術、高新技術三個層次技術中，普通高職院校通常以提供中間技術服務和較低層次的技術服務為主；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應可開展高新技術的開發和轉化工作。(4)服務形式定位。霍麗娟認為，高等職業院校的社會服務主要任務是使學校成為區域的技術技能培訓中心、新技術的研發推廣中心、區域學習型社會中心。張效民認為，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功能除了成為上述“三個中心”之外，《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又賦予了新的內涵：一是超越了區域性的空間范疇，要求增強高職院校向區域外的輻射力；二是增加了新的社會服務內容，明確了高職院校要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承擔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開展對口支援與交流，提供師資培訓和促進區域內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等內容。 

 

2　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容。國務院的有關文件對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容闡述得非常明確：“為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服務，為促進就業和再就業服務，為農業、農村和農民服務，為推進西部大開發服務”“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服務”“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為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職業能力服務。”學界據此進行了更廣泛卻也更具體的多元性闡釋，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四種觀點：(1)三元說。邱開金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文化服務，二是技術服務，三是科研服務。楊光宇認為，示范性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滿足行業、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和各類崗前、職后、轉崗培訓需求，為行業、社會開展各類培訓服務；二是滿足區域或行業的技術創新、技術開發需求，為行業、企業提供各類應用技術服務；三是滿足周邊院校、中西部院校的發展需求，以自身優勢資源開展交流、服務，達到資源共享。(2)四元說。吳一鳴、哈滿林認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高職院校的要求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提供人才支撐；二是提供技術支持；三是參與新農村建設；四是促進地方教育協調健康發展。張瓊、桑雷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責任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服務企業發展；二是服務社區建設；三是服務區域文化發展；四是服務新農村建設。仇雅莉認為，高等職業院校社會服務的內涵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培養社會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二是開展職業培訓，為社會、行業、企業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三是開展技術服務，為行業和企業解決應用技術難題；四是對口支援與交流，促進區域職業教育的發展。(3)五元說。蘇文錦認為，高職教育社會服務職責的內涵應包含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培養社會需要的應用型人才；二是技術傳播；三是技術推廣；四是技術培訓；五是技術服務。周世青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應該突出“五個重點”：一是專業服務，以調整學院專業結構，重組專業體系為重點；二是科技服務，以參與行業、企業的課題研發為重點；三是培訓服務，以具有突出優勢的崗位培訓為重點；四是志愿服務，以頂崗實習、社會實踐、行業或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為重點；五是文化服務，以參與所在社區、區域的文化建設活動為重點。 

 

三、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與模式研究 

 

1　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劉志范認為，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主要有七種：一是明確服務理念；二是調整專業結構；三是豐富辦學模式；四是拓展服務內容；五是理順運行機制；六是參與高新技術攻關；七是提供送教下鄉服務。王一群對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更詳細的闡述：一是高職院校要形成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共識；二是堅持“以就業為導向”為區域發展提供高素質技能型人才；三是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應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四是推進高職院校與地方企業深度合作；五是服務區域經濟，實現教育培訓資源社會共享。 

2　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劉錫奇、崔承剛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模式主要包括：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模式、職業技能培訓與開發模式、國內外交流與合作模式、校企合作聯合研發模式。邱開金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范式主要有：一是基地式服務型，就是以基地共建為平臺，著眼新興行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通過與共建行業或企業的合作，實現服務社會之目的；二是項目式服務型，這是依據行業或企業的生產、研發之需要，學校發揮學科和專業人才的優勢所開展的互助活動；三是教育集團式服務型，這是社會教育資源和高校教育資源高度整合并優化重組機制下的服務模式；四是活動式服務型，這是動態化、高靈活性的一種借助“活動”完成的服務方式。黃生文、張文波、張小平認為，職業教育為地方經濟服務的運作可采用：一是跨越式發展模式；二是集團化、規模化、連鎖化發展模式；三是企業辦學或企業管理學校的發展模式；四是職業教育與區域特點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五是社會力量辦學的發展模式。 

四、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與問題研究 

 

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動，我國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影響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王一群認為，當前高職教育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的意識不強，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效果并不明顯，職業院校的教育資源沒能充分利用，課程內容陳舊、科技含量低、不能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沒有突出實踐教學，高職教育的培訓方式過于單一。葉華認為，高職院校服務能力缺失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是高職院校服務方向的游離；二是高職院校服務群體和目的單一；三是高職院校服務深度和能力不足。周世青認為，高職院在社會服務方面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發展不夠平衡；二是工作不夠主動；三是聯系不夠緊密；四是服務不成系統。任君慶、王義認為，近幾年示范院校的社會服務大多停留在技能鑒定培訓和企業職工培訓上，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項目不多。周世青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原因一是認識上的不到位，二是能力上的不適應，三是機制上的不完善。 

 

五、提升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對策與途徑研究 

 

提升社會服務能力既是高職教育服務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高職院校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方美君認為，提升我國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的措施主要有四條：一是轉變服務觀念，建立激勵機制，提高服務的主動性；二是明確服務定位，突出服務特點，提高服務的針對性；三是加強內涵建設，培育服務能力，提升服務的有效性；四是加強法制建設，爭取政府、企業支持，強化服務的規范性。祖天明認為，提升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的途徑主要有四條：一是明確培養目標，理清辦學理念，樹立為社會服務的辦學思想；二是構建科學的課程和培訓體系，打造為社會服務的辦學環境；三是進行“雙師”素質的師資隊伍建設，提供為社會服務的人力資源；四是進一步完善校企共育人才的有效機制，成為社會服務的基地。顧丹霞從六個方面對提升社會服務能力進行了闡釋：一是主動對接產業和行業需求，增強專業辦學服務經濟社會的能力；二是創新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現人才培養與社會服務零距離對接；三是利用優質教學資源，加大社會培訓力度；四是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促進廣大教師在科研中提升社會服務能力；五是牢記社會責任，努力促進社會和諧；六是構建輻射網絡，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六、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案例研究 

 

1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賀修炎、歐陽培城總結和闡釋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有高職院校特色的社會服務模式，包括以校內實踐教學基地為平臺的“三位一體”模式、校企合作的科技服務模式、對口支援社會服務的“貴州模式”、課程班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模式和以社會實踐基地為依托的學生社會服務模式等。 

 

2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陳建新等以南寧職業技術學院為案例，探討了高職教育如何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南寧職業技術學院通過“四個適應”即辦學方向適應經濟發展需求、人才培養適應市場變化需求、專業設置適應區域發展需求、教學改革適應就業轉型需求，“三個聯動”即學院發展與區域發展聯動、學院發展與城市建設聯動、學院發展與新農村建設聯動，“兩個承接”即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承接區域工業化發展的科技創新重任，實現“一個打造”即打造高水平示范院校促進地方高職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3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廖惠卿等以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為案例，闡釋了高職院校要走頗具自身內涵特色的服務社會之路。文中總結了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主動服務社會的實踐經驗和辦學思想，“主動更新觀念，樹立為社會服務的辦學理念”“改善辦學條件，提高為社會服務的保障能力”“建立服務機制，營造為社會服務的內部環境”“拓寬服務內容，構建為社會服務的開放模式”，科學構建了“一依托三適應”即依托行業，適應學生、適應社會、適應政府的開放辦學模式，探索和實踐了“產教一體、寓學于工”的人才培養模式，闖出了一條從訂單培養到“教學工廠”頗有自身內涵特色的服務社會之路。 

 

七、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展望 

篇3

【關鍵詞】混齡；混齡區域活動；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調查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17（2013）12-0040-05

【作者簡介】梁淑貞（1971-），女，廣州人，廣州開發區第二幼兒園園長，幼兒高級教師；張學麗（1979-），女，山東臨沂人，廣州開發區第二幼兒園科研組長，碩士。

一、問題的提出

混齡區域活動是幼兒園混齡教育中最基礎、最常用和最具特色和優勢的活動類型，是在混齡班級內不同年齡的幼兒通過自發或者教師協調組織在一起而開展的區域活動。研究發現混齡區域活動更有利于培養幼兒的合作意識、增強責任意識、促進社會交往技能的學習等社會（成潔萍，2011）。其對幼兒發展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幼兒的社會性發展領域（張博，2010）。混齡區域活動和同齡區域活動最大的區別在于幼兒的存在形態差異：同齡編班中幼兒基本上以各自獨立活動的平行的方式參與活動，而在混齡班混齡區域活動中則是不同年齡階段的幼兒相互合作的、聯合的方式參與活動。混齡區域活動中幼兒的存在形態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影響目前存在截然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混齡區域活動中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形成一種自然的學習生態，不同的幼兒都能夠獲得其學習需要和需求，相互學習，共同促進；另一種觀點認為混齡環境使得幼兒的學習相互干擾，并且大組幼兒會剝奪小組幼兒的學習的機會，對幼兒的社會性發展而言，存在相互干擾和抑制（張博、呂武，2010）。為了驗證上述觀點和深入分析混齡區域活動中幼兒社會性發展狀況進行此次研究。在混齡班級中大組幼兒經過三年的混齡教育，能夠充分地體現混齡環境下幼兒在區域活動中社會性發展的狀況。而我國目前沒有對大組幼兒的社會性發展現狀做系統的分析，因此本研究選擇大組幼兒（5歲～6歲幼兒）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樣本選擇

本研究主要是以我園混齡班所有大組幼兒為研究對象，共計96人，其中男孩53人、女孩43人；獨生子女75人、非獨生子女21人；參與娃娃家的人數共計34人、建構區36人、表演區26人。實驗班43人，非實驗班53人，調查地點選在各班建構區、娃娃家、表演區，調查時間為每周各班的混齡區域活動時間，調查持續時間為三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問卷調查方法，根據已有的關于幼兒社會行為的研究，參考國內外的有關研究工具，征求專家和教師們的意見，編制了《混齡區域活動中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調查問卷》，其維度主要涉及責任意識、組織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四個項目，采用里克特五點記分法，從完全符合、比較符合、不能確定、比較不符、完全不符，分別記分為5分、4分、3分、2分、1分。由教師填寫調查問卷，通過錄入數據之后對所獲得數據用SPSS for windows 16.0軟件進行統計與分析，了解混齡區域活動中大組幼兒的社會性發展現狀。另外輔以觀察法，記錄大組幼兒的社會表現及教師的指導策略。

（三）問卷的發放與回收

在全園大組幼兒發放問卷100份，回收96份，有效問卷96份，回收率96%，有效率100% 。

（四）問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1. 效度分析

為了檢測收集到的數據是否滿足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要進行取樣適當性與Bartlett球形檢驗。

從表1可知，本研究的KMO系數達到0. 941，大于0.80，經檢驗有顯著的差異，說明取樣的適當性較好，可以對變量進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1674.019（自由度為231），經檢驗有顯著的差異，說明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對本問卷中的22道題目進行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萃取法，通過對預先設計好的因素個數進行控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經過重新編碼后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經過因子分析發現，每道題目在相應的因子中都有足夠強度的負荷（0.40），只是個別題目在原有因子進行了位置調整，研究者發現調整后的因子題目具有其合理性。調整后的每個因子所包含的題目為責任意識：Q1、Q2、Q3、Q4、Q5、Q6、Q7、Q8、Q11；組織能力：Q12、Q17、Q18、Q19、Q20；合作能力：Q10、Q13、Q14、Q15、Q16；自信心：Q9、Q21、Q22。這些題目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 alpha作為問卷信度估計的指標。整個問卷的Cronbach a系數為0.901，問卷各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數：責任意識為0.934、組織能力0.898、合作能力0.884、自信心為0.841。表明此問卷提供的信息是比較可靠的。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混齡班大組幼兒在混齡區域活動中的社會性發展現狀描述分析

通過對本問卷各個維度進行了描述分析比較，從宏觀上把握大組幼兒在區域游戲小組活動中的社會性發展狀況。

由表2中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各個維度中每題的平均分按照高低順序排列如下：責任意識、合作能力、自信心、組織能力。在觀察中，研究者發現擔任小組長的大組幼兒的責任意識確實非常強，能明確自己的職責，帶領小組成員完成每次活動的任務；其次他們的合作能力的得分相對也較高，因為在混齡班級本身合作的機會就比較多，同時在混齡區域活動中往往完成一項任務需要小組成員的合作配合才能完成，這就需要小組長首先要學會如何與別人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任務，在多次的磨合中，大組幼兒的合作能力不斷提高；相對而言，大組幼兒的自信心較低，可能主要是由于大組幼兒擔任小組長時缺乏相關的管理技能技巧造成的，有的幼兒雖然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但是不會分配任務、發動組員的力量，造成最后活動結果是不理想的，自然影響到大組幼兒在活動中的自信心。而組織能力得分最低，由于小組長在區域游戲活動中組織經驗不夠豐富造成的，如不知道如何去分配任務給組員、對任務難易程度不能把握等。

（二）混齡班大組幼兒在混齡區域活動中的社會性發展現狀差異分析

1. 不同性別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比較

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對不同性別的大組幼兒社會進行比較，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別大組幼兒在混齡區域活動中其責任意識、組織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的發展不存在顯著的差異。這說明大組幼兒在四個維度方面的發展差別不大，我國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就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方面，學齡前期兩性的差異并不明顯，可以看出混齡區域活動對不同性別大組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差異影響不明顯。

2. 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比較

在我園所處的社區，有部分幼兒還是非獨生子女，因此有必要對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進行差異比較。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統計結果可見，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在責任意識、組織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這充分說明混齡教育的生態性教育環境縮小了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以上幾方面的發展差異。自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很多研究者和專家都在呼吁獨生子女的社會性發展水平大大降低，學者（孔慶松，1998；蘇頌興，1997）在研究中提到，就社會性發展方面，獨生子女的發展劣于非獨生子女。由此可見，混齡教育縮小了二者之間的差距，混齡區域活動環境的創設對大組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混齡區域活動為獨生大組幼兒提供了真實的混齡交往的社會性情景，讓其發揮著大哥哥大姐姐的榜樣示范作用，同時在這種情景中獨生大組幼兒有著平等的機會體驗小組長的角色，學會如何組織活動，克服了獨生子女的一些負面社會性發展問題。

3. 混齡區域活動中實驗班和混齡區域活動中非實驗班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比較

為了探討提高大組幼兒在責任意識、組織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方面的發展，尋找培養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策略。我園組織四個班開展了實驗活動，每次開展混齡區域活動時，實驗班教師對每個負責區域活動的大組幼兒進行一定的干預和指導，而另外四個非實驗班的教師則不進行干預和指導。因此，有必要把實驗班和非實驗班進行比較。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如表5：

表5表明：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實驗班和非實驗班在責任意識方面沒有顯著差異，而在組織能力和合作能力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P

4. 不同區域中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現狀比較

表演區、娃娃家、建構區三個區域活動的任務、區域環境創設、區域材料、角色不同，對大組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很有必要進行差異比較。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其結果如表6：

表6顯示，不同區域的大組幼兒在責任意識、組織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四項的發展上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P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從研究結果中，我們得出以下結論：在四個維度得分的比較中可知大組幼兒的責任意識發展高于其合作能力、合作能力的發展高于自信心、自信心的發展高于組織能力；不同性別大組幼兒的發展不存在顯著的差異；獨生與非獨生的大組幼兒社會性發展不存在顯著的差異；混齡實驗班與混齡非實驗班大組幼兒在組織能力和合作能力兩個維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自信心維度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在不同混齡區域活動中的發展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 在混齡班級中，要多給大組幼兒提供合作的機會，提供適當的合作的情景，混齡區域活動就為大組孩子提供了發展合作能力的機會；明確活動中大組幼兒的責任，比如我園在每次混齡區域時讓大組幼兒輪流擔任小組長，明確小組長的職責，提高了大組幼兒的管理能力和責任意識；同時鑒于其年齡發展的特點，教師在活動中給幼兒提出的任務要基于幼兒的經驗和興趣。比如鼓勵幼兒自己制定任務和計劃，并適當注意調整區域活動中任務的難度，提高其成就感，對于表現好的行為要給予肯定并有針對性的肯定和表揚，增強自信心的發展；適度強調其組織能力的發展，不要過多地按照成人的思維方式去強調其組織的合理性。

2. 在組織混齡區域活動時不要過多地強調幼兒的性別差異，因為性別差異對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影響不大，所以要摒棄性別刻板印象，比如在組織混齡娃娃家活動時，娃娃家中的一家之主的角色男女孩子都可以來擔當；表演區的小組長可以經常給大組男孩子一些機會，教師要克服那種女孩表演能力比男孩強的偏見。

3. 幼兒園可以經常組織一些混齡活動，給獨生子女創造一個混齡互動的生態環境，讓獨生大組幼兒有發揮榜樣示范作用的機會，學會幫助、理解、包容小年齡的孩子，提高其社會性發展，降低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間的發展差異。

4. 教師要適當地給大組幼兒組織、管理的機會，負責小群體混齡活動，并給予大組幼兒在活動中方法策略的指導，比如如何分配角色、如何分工、協調解決問題。

5. 混齡區域活動環境的創設要立足了于幼兒的生活經驗，活動材料盡量是幼兒熟知的，便于大組幼兒組織協調活動；教師的指導應該及時、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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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燕霞.幼兒混齡區域活動管理研究[D].廣州：廣州大學，2011.

[6] 成潔萍.混齡教育促進幼兒社會性發展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1.

篇4

關鍵詞：文化共生；職業教育；城鄉統籌；體制機制

作者簡介：張釋元（1971-），女，吉林長春人，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課程與教學、職業教育。全（1966-），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學教育學部部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課程與教學、職業教育。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度重大攻關項目“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教育體制機制研究”（編號：10JZD0041）之子課題“構建城鄉一體化職業教育體制機制研究”，項目主持人：全。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31-0008-04

職業教育城鄉統籌與區域社會發展互動的“刺激物”是城鄉需要的激勵體制與機制。這種體制與機制建設越完善，雙向激勵功能越得當，職業教育城鄉統籌與區域社會發展的文化共生能力越強。基于此，我們期望構建合理的體制與機制來引導且保障職業教育城鄉統籌與區域社會發展互動。根據沈陽師范大學孫綿濤教授等的研究，體制與機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互相影響。體制可以包括機制，機制也可以包括體制，各有其道理。[1]在研究時我們秉持這種觀點，但為闡述方便我們暫且規定體制包括機制，機制是體制下社會現象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及運行方式。

一、區域教育集團化的辦學體制：“文化控制”

文化控制是對文化的生產、傳播、沖突和變遷等社會過程進行系統管理和操控的一種科學。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文化控制的對象并不只是對文化傳播而言的，而是對包括傳播在內的整個文化的生產、應用以及沖突、變遷等全部社會過程的控制與管理；第二，這種控制與管理并不僅僅是外力的壓制，而是符合規律的系統管理和操作；第三，這種管理和操作不是機械地設置“關卡”，而是社會系統對文化生產、傳播、沖突和變遷的各種信息的不斷選擇、反饋的自我實現。文化控制歸根結底表現為：人對文化的創造和享用的能力；人在社會中的實現。[2]我國正在興起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正是一種文化控制的方式。這種控制過程是建立和修正師生價值系統的過程。它通過“價值引導”機制和“文化整合”機制來完成。

（一）“價值引導”機制

“價值引導”機制是通過制定一定的行為規范、制度以及建立相應的執行機構，引導人們建立與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人類價值系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司馬云杰指出，文化世界建構價值意識就是通過無數“文化場”、“行為場”、文化環境、情境、生活細節，在人的心理機制上不斷發生意義、意識、知識的過程，是不斷積累、凝聚文化世界的價值和意義的過程，也是人根據自己的靈明之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并通過理解、體驗、想象、瞭悟等知性活動能力把上述種種文化情境中的價值和意義內化、整合為價值意識的過程。[3]從哲學本體論的意義來說，職業教育的終極價值應契合和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為此，職業教育辦學應通過建立合理的制度與規范和政策等引導、調節和修正價值——態度系統，激發辦學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司馬云杰將文化控制在文化調適中的作用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控制某些文化的超限度增長，編制各種文化發展的“指令表”。第二，控制文化失調，避免社會問題出現。第三，控制文化變遷，使之更有計劃性。[4]職業教育城鄉統籌“價值引導”機制的作用是控制城市文化的超限增長，保證城鄉文化協調發展，使城鄉文化共生更有計劃性和有序。因此，區域政府應根據社會價值取向與區域價值訴求修正或開發關于職業教育辦學的政策和法規，激發主體的辦學積極性，促進區域社會文化共享與共生。

（二）“文化整合”機制

文化的整合旨在強調把各種分散的、孤立的、甚至沖突的文化價值力量整合為一種凝結著人類整體利益和整體價值理想的力量，從而使人類的文化實踐行為充溢著一種健康自覺的人文精神關懷。[5]“文化整合”機制是指文化主體在制定規范時以文化整合為價值取向，控制職教內部或者外部力量，使它們超越沖突，積極主動合作，促進區域社會文化共生。本文提出“文化整合”機制，其目的是整合多方力量，正確引導競爭與對抗，促進區域社會和諧發展。我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可以契合“文化整合”機制。首先，職業教育集團自身就是一個文化整合的很好例子。一個成功的職業教育集團是通過內部小集團的文化沖突與超越整合集團內部文化，這個整合過程也是職業教育集團大文化的創造過程。其次，職業教育集團辦學是強弱文化的整合，也是優勢文化的互補。這種強弱整合不是倚強凌弱，而是以強帶弱。弱也不是質的弱，而是在某些方面如資源、技術力量等方面的弱。因此，強弱整合實質是優勢文化互補。

總之，無論是“價值引導”機制還是“文化整合機制，都是從理念系統進行文化控制，它們互相聯系，彼此滲透，共同作用于辦學體制運行的全過程。

二、通才與專才的綜合人才培養體制：“文化功能”

依據文化功能理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應從功能的獨特性出發，培養多樣化的人才，既培養一般職業人才，也要培養高級職業人才和特殊職業人才。因此，無論在人才培養的目標、培養過程及教育評價方面，職業教育都應該滿足區域社會人才結構以及個體差異的需要。為此，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體制以目標機制、過程機制及評價機制的協調作為體制運轉的保障。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多層級目標調控機制

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是職業教育過程及質量評價的基礎和依據。目標設計的質量決定職業教育過程的實施和人才培養的質量。因此，我們提出多層級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調控機制，借此達成培養“完整的職業人”的總目標。“完整的職業人”意味著職業人精神品味的提升，關注個體內部世界的需求，使人人都能獲得自我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平衡，達到“全人公民”的素質。職業人是類群體，是具有各種層次的職業人，是具有不同技術水平的人。根據職業教育院校層次以及職業技術本身的要求，職業教育應該設立具有各種層次的目標，將目標的“點”擴大為“面”，建成職教目標系統。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按照職業技術水平分出等級，為培養過程中的自主選擇提供依據。這樣設計的目的是避免過于關注目標而帶來線性思維，以此關照教育過程的生成性與創造性。這些具有不同等級層次的目標應該被建成一個目標平臺，該目標平臺將成為調節過程和評價的機制，并通過信息平臺來調整教學過程和學業考核與評價，即目標機制調整職業教育的其他要素。

（二）自主選擇的過程培養機制

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設計將引導職業教育過程。目標設計采用“面或體”的形式，目的在于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外部情境的界定自主選擇課程。現行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過程應增加自主選擇的空間，并與目標的預設性結合，監控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質量，創新人才培養過程。職業教育不僅要培養懂技術的人，還要培養創新技術的人。職業教育技術創新需要理論的滲入和實踐的歷練，而課程與教學是技術創新的平臺。因此，職業教育課程設置應增加創生部分課程計劃，使創生課程的過程成為學生享受學習的過程，為技術創新奠定堅實基礎。我們認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過程中以目標為調控機制并不限制教育的生成過程，關鍵在于目標的設計是否科學，是否能夠引領過程。過程系統雖然受目標系統的調節，但并不完全受制于目標系統。目標系統以“面”的形式設計，分散了過程的“聚焦點”，因此，關照了過程的創生性。

（三）多元評價機制

職業教育評價的特殊性就在于職業教育內部評價的不完全性。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質量如何，主要是看其對社會服務和人才市場的質量規格。職業教育目標的多層級性與培養過程的多樣性也決定了評價機制的多元性。這里多元是指評價主體多元、評價標準多元、評價時空多元。職業教育人才質量如何主要看用人單位和人才市場如何評價，因此，僅以職業教育自身作為評價主體不免單一。對于職業教育內部，學生自身是職業教育服務的交易主體，其收益如何也是對職業教育的評價，因此學生也應該成為職業教育的評價主體。從評價標準上看，生源的差異性、目標的層級性、過程的選擇性都決定了標準的多樣性。職業教育培養過程的特殊性也決定了評價的時空不能與普通教育的期中期末考試和結業考試等相同，只能依據學習內容、學習過程以及評價主體等因素確定評價的時空。除此之外，多元評價機制應構建階梯型評價系統，采用多元立體評價模式。學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申請不同的等級形式，完成某一等級后可以升級。該評價模式的結果形式采用職業等級證書與學歷證書分離制度。評價方式可以綜合學習成績、實習成績、社會實踐成績以及在企業中的表現等等。

三、資源統整的管理體制：“身份認同”

職業教育統整的管理體制是以資源統整為視角，通過個體身份認同機制和組織身份認同機制來實現職業人的身份認同，促進區域社會發展與城鄉職業教育統籌的互動。從社會學的視角看，組織通常通過各種身份確證路徑使組織中的成員認同組織文化。當組織文化被成員認同后，成員會盡可能去個性化而盡力符合其在組織中的身份。職業教育城鄉統籌是通過區域文化控制達到城鄉人各自認同自己所屬文化并欣賞他者文化，從而使區域內部文化單元共存共生。

（一）教師編制的身份認同機制

教師編制是確證教師組織身份的認同機制。有學者提出了社會制度對個體身份認同的影響。他認為，社會賦予了個體以身份，并通過制度路徑影響著個體對某一身份的確認，進而建構了人們的身份意識。[6]教師編制制度就是我國教師身份認同的路徑之一，通過編制使教師對自我身份認同。我國教師編制分城市編制和農村編制，這個分類使教師自覺將自己進行城鄉群體歸類。城鄉分類引起教師情緒上的變化，教師又會將該情緒用于工作中。因此，我們提出區域集團內師資流動制度，師資人事檔案統一歸職教中心管理。該制度是以師資統整為取向，采用人事管理統整模式，建立區域職業教育集團內師資流動制度。這樣解構了城鄉編制，打破了群體歸類的意義，使教師建構統一身份，認同區域文化，提升教師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層次。教師的流動以需要為根據，以資源節約為原則，以教師的價值實現為旨趣，提高教師個體工作主體性。該制度在解釋性意義上引導區域內的教師合作文化，使每一位教師都成為該生產鏈上的重要人物，實現了個體生命價值。

（二）組織身份認同機制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通常在群體中定義自己，在組織中被范疇化為群體，因此，組織身份其實質是群體身份。個體通過“自我刻板化”為群體身份，進行內群感知，并通過群際社會比較來評價自我和組織。從現實看，區域內農村學校或者某些邊緣化院校的成員因為認同缺位而導致不積極的態度或者為個體的自尊而產生社會流動。在一個區域內，因為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的不同，無論在素材性資源還是條件性資源，無論是內隱資源還是生成性資源方面，都有各自的優勢，因此區域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應以資源優勢整合為依據，教學管理采用區域集團化統整模式。教學資源成為各學校彰顯自我功能的載體，也是承載學校特色的載體。學校和教師通過資源分享而獲得組織認同。因此，職業教育城鄉統籌應該以優化教學資源協調配置為原則，使區域內職業教育部門認同自我的優勢，使教師產生組織歸屬感，用更積極的態度服務于該組織。

四、統籌的職業教育招生就業體制：區域職業人身份型塑

城鄉二元結構文化建構了城市人與農村人的身份，這種身份類別與個體自我解釋引導農村人期望向城市人流動。另外，我國農村除了自然資源和環境外，其他條件都比較差，因此，在農村工作的人也寧愿做城市人與農村人的身份歸類，借此尋找機會調到城市里而提高個體的社會層次。基于以上理解，職業教育應通過招生和就業城鄉統籌型塑職業人身份，引導區域人大文化身份歸類，進而建構職業人身份的平等性。職業教育招生就業城鄉統籌體制需要兩種機制保障：一是職業人身份形塑機制，二是區域人身份形塑機制。

（一）職業人身份形塑機制

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研究大都強調職業人的素質和道德，忽視職業人身份的意義。身份歸屬于社會子系統，有學者采用系統透視方法分析公民身份與社會關系，認為公民身份屬于特定目的而分化了的社會次級系統——管理—政治子系統，它僅存在于具有分化的、合理的政治體制的社會中，其作用對于體制一體化非常重要。[7]在管理方面看，身份是社會結構的標志；在政治方面看，身份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這種意義既包括不同身份的公民權不同，也包括公民權帶來的個人價值和地位不同。在我國，城市人——農村人身份劃分是管理的范疇。但是管理是與個人權力相關的。例如，城市與農村戶口簿的顏色不同代表享受的待遇不同，身份表征著社會意義。因此，城鄉招生就業統籌不僅為社會發展服務，同時也確證職業人身份。職業人身份是平等的，既不是農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他是某職業需要的人，也是社會發展需要的人。其意義在于職業本身的價值與個體興趣取向，關注個體生命價值的彰顯。職業人的身份也指明了平等性，即農村醫生與城市醫生都是醫生，沒有差別。城鄉統籌的招生就業制度將型塑人們價值系統中新的歸類范疇——職業人。

（二）區域人身份形塑機制

雖然任何身份歸類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利于文化發展的身份歸類將促進國家和社會和諧發展。因此，在職業人身份的基礎上，我們傾向于引導人們采用區域人的身份屬性歸類，當區域成為身份歸屬類別時，銷蝕了身份歸屬的等級范疇。從地理成分看，區域只是地域之別，而非等級與階層。因此，在強調區域職業教育統籌與區域社會發展互動的前提下，以區域作為歸類屬性增加了平等身份的效應，擴大了他們作為納稅人、選民、福利接受人等的公民權。基于此，我們認為，職業教育招生應以職業的需要作為區域統籌的依據，打破待遇等級制。因為公民身份的存在取決于生活世界符號再生產的基本過程，[8]區域人身份的建構應該納入區域經濟和政治以及文化的整體語境之中。職業教育招生就業的區域統籌將幫助職業人建構區域人身份，并在該身份形塑的過程中確認和固化身份。

總之，職業教育城鄉統籌引導區域社會城鄉互動，區域社會城鄉互動帶動職業教育內外部的校際、校企、校政（學校與教育行政機構）之間聯動，促進了區域社會發展與職業教育城鄉統籌高一級互動，進而使區域社會和諧共生。

參考文獻：

[1]孫綿濤.體制論[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2）：6-8.

[2]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72.

[3][4]司馬云杰.文化價值論—關于文化建構價值意識的學說[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8，468-469.

[5]鄒廣文.當代文化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

篇5

關鍵詞：旅游；社會性別；社區參與

中圖分類號：F5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3）04029203

1國外旅游社區參與中的社會性別研究

國外旅游社區參與中的社會性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區性別關系研究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國外有關旅游與性別研究的文獻很多，這些研究多是性別關系與旅游發展方面的研究：愛爾蘭人文地理學研究發現在英格蘭西南部傳統經濟（漁業）艱難的情況下發展旅游業，婦女成為發展的積極因素。在19世紀的西歐教區中，男性在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現在，隨著傳統漁業的衰退和旅游業的興起，男女兩性的經濟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經濟地位的變化不僅反映在社區社會經濟系統中，而且影響到了區域乃至國家的經濟結構。

1.2婦女參與旅游活動的限制因素

目前的國際社會仍然是以男性占主導地位，仍然是一個男權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來討論社會性別問題，不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大眾，都將焦點集中于對性別關系中的弱勢群體——婦女進行研究。

（1）社區傳統觀念對女性參與旅游活動的限制。Hennessy.S（1986）在英格蘭西南部的案例研究中發現，婦女被（男性/社區傳統）認為應該從事家庭農業耕作，并在旅游業中從事住宿及早餐服務行業（Bed and Breakfast）。在英格蘭西南部地區，婦女們一般所承擔的都是技術含量低、兼職性的工作。Roland S.Moore（1992）認為，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婦女受傳統社會習俗的約束逐漸淡化。

（2）區域歷史政策對婦女勞動力的限制。西方一些國家運用法律措施將女性勞動力排除在外，這些措施包括：社會福利歧視體系（discriminatory social welfare system）、女性公眾服務人員退休政策（obligatory retirement on marriage for public servents）。其中，女性公眾服務人員退休政策規定，女性在婚后必須辭退工作，不得參加任何形式的公眾事業。

（3）家庭角色對婦女參與旅游活動的限制。婦女的家庭角色使得她們在參與傳統的農業耕作之外，還要承擔相當多的家庭事務（男性多從事家庭事務以外的工作），特別是在貧困鄉村地區（村中男性多外出打工）。Lila Leontidou（1991）研究發現，在希臘，對于婦女來說，承擔有償勞動和季節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們要承擔繁重的家庭勞動和撫養責任，如進行農業耕作，照顧孩子、老人等。

（4）社區婦女自身的特征是其參與旅游活動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在旅游感知研究方面， Mckay（1993）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區旅游與性別發展的案例中指出，當地婦女在旅游企業中的經濟地位取決于女性的謹慎小心和通過做服務生、接待員所表現出來的母性。Momsen（1993）指出，女性趨向于小資本的工作，并且依靠賣家常食物、衣物等，而在激烈競爭的商業銷售中處于劣勢。

1.3旅游業發展對旅游社區婦女的影響

旅游業的介入，對于社區婦女來說，雖然社區中男性所確定的性別關系結果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旅游為她們提供了新的依靠，增補了她們的經濟收入，提高了她們在社區中的經濟地位。Shumaker（1995）指出，旅游業的發展為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不論是后勤服務（behind the screen jobs）還是前臺服務。Chant's（1992）指出當地婦女通過接待服務，與那些獨立的、有自信的女性旅游者相互交流，改變了她們的觀念和個體的潛在地位。

1.4旅游雇傭中的性別問題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的《旅游：性別分析》一書對旅游中的社會性別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婦女在旅游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們的地位與其所承擔的工作和責任不成比例，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Proinnsias Breathnach等（1993）對愛爾蘭旅游性別問題的研究發現，在旅游相關企業，如住宿接待業、餐飲業、運輸業、旅行社、管理業、娛樂服務業、旅游零售業等的雇傭者中，女性平均占雇傭總人數的54%。其中，在旅游住宿接待業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僅為18%。Peggy Fairbairn-Dunlop（1991）在研究薩摩亞群島（南太平洋）的案例中得出：很大一部分婦女從事非正式的旅游工作，如手工制造、旅游、家庭旅館、果蔬種植等。

1.5性旅游中的性別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將性旅游作為研究旅游社會性別問題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有不少國際輿論、社會團體提出，應控制性旅游的規模，主要是出于性旅游帶來了對社會和國家形象的負面影響以及AIDS的快速蔓延。C.Michael Hall（1991）通過對性旅游進行研究總結出：目前世界上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是東南亞地區，而客源地則主要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

2我國旅游社區參與中的性別研究

相對國外來說，我國旅游學術界還沒有對旅游社區參與中的性別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有的只是從旅游研究的宏觀角度獲得的一些見解，主要研究內容如下。

2.1旅游社區婦女在旅游參與中的重要地位

筆者在對香格里拉藏族旅游社區婦女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社區婦女在旅游參與中的重要地位已經顯現出來。孫新（2009）從性別分析的視角出發，對小莊村社區土族婦女參與民族旅游問題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分析與研究， 結果表明社區土族婦女對民族旅游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3年4月綠色科技第4期

張一恒：旅游社區參與中的社會性別研究綜述地理與旅游

2.2旅游發展對社區婦女的影響

井莉（2008）在文獻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民族旅游發展對少數民族婦女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王蘭（2006）以云南為例，指出民族旅游對少數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影響既包括正面影響又包括負面影響。吳忠軍（2012）在《民族旅游與少數民族婦女發展》一書中，通過對壯族、苗族、瑤族等少數民族旅游社區婦女進行研究得出：民族旅游發展對少數民族婦女存在普遍性的影響，并指出這些影響是有差異的。

2.3婦女參與對旅游發展的影響

影響是把雙刃劍，洪穎、卓瑪（2001）在生態旅游開發與藏族社區文化調查研究中指出，相當一部分藏民（尤其婦女）存在與游客交流的語言障礙。這種障礙直接影響到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業的有效性和游客在當地進行生態旅游的滿意程度。

3結語

國外旅游者對旅游社區參與中的性別研究非常關注，研究內容涉及社區性別關系研究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婦女參與旅游活動的限制因素、旅游業發展對旅游社區婦女的影響、旅游雇傭中的性別問題以及性旅游中的性別等內容。這些研究不論是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案例研究上都比較豐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為國內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是，研究沒有深入到更微觀的層面，如社區婦女技能培訓、旅游對性別關系的影響程度、社區貧困家庭的就業狀況以及參與程度等，也沒有將社會問題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化測量的高度。

我國對于旅游社區參與中的性別研究起步晚，主要從旅游社區婦女在旅游參與中的重要地位、旅游發展對社區婦女的影響、婦女參與對旅游發展的影響等方面展開。運用的研究方法多是田野調查法、社會性別分析法，主要對旅游社區參與中的女性進行了一些實證研究，結論主要以描述性的總結案例的具體情況為主，沒有形成一定的理論框架。

相比較旅游學科的其他研究方面而言，我國旅游參與中的社會性別研究還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理論研究相對薄弱，應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形成旅游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框架。旅游社區參與中既有女性的參與也有男性的參與，現有的研究卻只集中在女性參與研究，男性在旅游社區參與中的研究還是空白。旅游社區參與的全面和諧發展離不開任何一個群體，所以應注意社會性別角色中的男性群體的參與研究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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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蘭.民族旅游對少數民族婦女的影響[J].經濟師，2006（2）.

篇6

一、權勢與同等關系及距離

1960年，Brown和Gilman在對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中第二人稱代詞的研究中提出借用拉丁語詞語vos和tu的首字母大寫形式即V和T來標示第二人稱代詞所體現的兩個基本語義關系：權勢和同等關系，概括了復雜人際關系對第二人稱代詞使用產生的影響。權勢關系指的是如果一個人能因某方面（如年齡、輩分、資格、財富、地位、力量等）優于對方而有控制其行動的權利，他對后者而言就具有權勢。常見的權勢包括雇傭關系、師生關系、父母與子女關系等。同等關系指的是如果交際雙方在某個方面（如年齡、性別、職業、興趣、經歷等）具有共同特點，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會相對被拉近，產生一種親切、平等的相互認同感。權勢關系和同等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的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決定了交際雙方的稱呼選擇。

關于這兩種語義關系的內涵及影響，許多學者針對不同語種進行過相關研究，如Clyneet（2003）在對法語、德語、英語的稱呼語系統研究中發現，年齡因素在人們對稱呼語的選擇上起著重要作用：年輕人使用T形式的頻率更高，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傾向于選擇V形式。這可能是他們成年后進入社會參加工作，其社會關系與社會地位發生改變后導致的。在2006年，Clyneet針對德語與瑞典語中第二人稱代詞的研究進一步發現了其他影響人稱選擇的因素，如談話者之間的年齡差異，社交網絡中有無重合部分，性格上有無共性等，再一次驗證了“同等關系”語義的重要影響。Clyneet與其他研究者嘗試提出“人稱代詞的選擇實際由對話者之間的社會距離所決定”：在德語中，社會距離較近的交談者將T作為非標記性人稱代詞，社會距離較遠的則通常互稱;而在瑞典語中，互稱T代表著雙方處于中等社會距離，而V形式一般用于服務情境中對年長顧客的稱呼。社會經濟的變化會影響人們對社會距離遠近的判斷，從而進一步影響人們對人稱代詞的選擇。社會距離雖然囊括了同等關系的某些部分，但卻并不局限于此，它既指社會地位上的距離，也包括情感、精神上的距離，同時，社會距離還受風俗、經濟社會政策等影響，是權勢與同等關系之外另一個正在發揮重要作用的規定性語義，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之一。

類似的研究還有Millan（2012）對哥倫比亞卡利和麥德林地區西班牙方言中第二人稱代詞使用的對比研究。研究發現存在幾個主要的非語言因素影響著當地人對人稱的選擇：稱呼者與被稱呼者的性別、社會階層、出生地、對話雙方的關系、年齡、談話主題及情感親疏。在這些因素中，年齡及社會階層屬于權勢語義范疇，性別與出生地則是典型的同等關系因素，而對話雙方的關系、談話主題及情感親疏既包含同等關系，又側重于距離因素。話語者心理上對談話及對對方話語反饋的預期就是社會距離作用的結果，而這也是影響人稱代詞選擇的重要因素。

然而，權勢與同等關系對稱呼的影響力并不是均等的。最初，權勢所起的作用大于同等關系，而同等因素只在權勢相等的人之間起作用，他們之間具有一致性或共同點的互稱T，無共同點的則稱V。后來，同等關系所起的作用逐漸大于了權勢關系，開始影響不同權勢人群之間的稱呼選擇，即不論權勢強弱，只要有存在同等關系就稱T， 反之則稱V。楊悅（2012）關于法漢第二人稱使用的對比研究，驗證了這一觀點，她指出法語中是否使用T形式只關乎雙方的親密程度，關系越親密，使用T的頻率越高，年齡與社會地位所起的作用較小，同等關系與社會距離的影響遠大于權勢，這與十年前Gardner-Chloros（1991）針對法語的類似研究結果相去甚遠，可以說是反映了時代的變化趨勢。梁麗（2010）對漢語中“你”和“您”的使用原則進行了研究，結果也表明同等關系日益超越權勢，不同權勢群體之間也越來越傾向于使用“你”來表達親密與平等;但她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學作品及對前人結論的概括上，并未進行實證分析，也沒有涉及到社會距離產生的影響。總體來看，之前的研究對漢語“你”“您”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使用情況關注較少，更缺乏實證研究。

第二人稱代詞“你”和“您”源于北京方言，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生活在北京地區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怎樣使用第二人稱代詞的呢？是否遵循著相似的準則？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本文基于Brown和Gilman的權勢與同等關系理論，嘗試探究距離因素對人稱代詞選擇的影響，以稱呼者與被稱呼者的年齡、性別、生長地域和社會地位四個社會變量為基礎，對北京地區居民使用“你” 和“您”及“您們”的情況進行了社會語言學角度的定量研究。

二、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訪談、觀察相結合的調查方法在北京地區收集語料，其中以問卷調查為主要方法，具體調查分三步進行。第一步包括向北京地區成年居民發放問卷，這些受試者以年齡、地域、性別及社會地位（主要以教育程度和職業來衡量）作為區分標準。

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包含七種家庭關系的選擇題表格，每一項都要求答卷者選擇會怎樣用相應的第二人稱代詞來稱呼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叔/嬸/姑/舅/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嫂子/姐夫，表（堂）哥（姐）、表（堂）嫂/表（堂）姐夫），選項包括：1.肯定用“你”;2.一般用“你”;3.有時用“您”，有時用“你”;4.一般用“您”;5.肯定用“您”。選擇1，記1分;選擇2，記2分;以此類推，總分最高35分。第二部分包括16道選擇題，1至8題讓答卷者選擇對老師、陌生人、服務員等人員的稱呼形式;9至16題調查的是第二人稱復數形式“您們”的使用情況與對第二人稱使用的地區和年齡差異的看法等問題。第三部分主要與答卷者的個人信息相關，包括其年齡、性別、居住地區、教育水平、職業等等。本次發放問卷600份，回收問卷394份，回收率為65.7%，其中有效問卷347份，有效率為88%。

在受試者答完問卷之后，根據其回答和所提供的個人信息，研究者還會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卷人進行進一步的訪談，訪談問題包括：1.您覺得有必要區分“你”和“您”嗎？為什么？2.除了表示尊敬，您還會在什么情況下使用“您”去稱呼對方？3.如果您的上司比您年輕，您會用“你”，還是“您”來稱呼他們呢？您期望他/她用哪個代詞來稱呼您呢？4.您平時會使用“您們”這個稱呼嗎？為什么？

除了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之外，研究者還進行了實地觀察，觀察地點選在某大學的圖書館咨詢臺，研究人員對咨詢臺工作人員與前來問訊人員之間的對話進行了為時兩天的觀察。工作人員包括一名56歲的男士及一名35歲的女士，均為北京本地居民;而問訊人員則來自中國不同省份，年齡在19至50歲不等。作者著重觀察工作人員與不同問訊者打招呼及提供資訊時所使用的第二人稱代詞，以研究其對不同年齡、性別、地域及地位的人群如何選擇稱呼語。

三、調查結果分析

（一）北京地區“你”“您”使用原則

調查結果表明，北京地區“您”的使用一般集中在三種情況下：1.面對威望高的人。一般指家庭社區中的長輩，同組織中級別更高者，社會中地位較高者。2.面對備受尊重的人。這里受尊重的原因并非指級別或地位高，而是指其擁有某些異于常人的特質：他可以是助人為樂的普通工人，也可以是英勇救人的消防戰士。3.面對陌生人。大部分受試者表示只會稱比自己年長的人為“您”，尤其是大部分來自城市地區的青年都表示，他們甚至只對比自己父母年長的人才稱為“您”。大概一半的受試者表示對與自己年紀相當或比自己年長的人都會稱其為“您”。只有一小部分人會稱呼比自己年紀小的陌生人為“您”，他們大部分社會地位較低，或來自農村地區，或年齡偏大。其中，只有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北京的地道“老北京人”和服務業人員仍會稱呼13至17歲的青少年為“您”，這與北京人的禮儀傳統和服務行業理念及規定密切相關。

“你”的使用情況與傳統用法和其他地區用法基本類似，可分為4種：1.面對同等水平者（如夫妻，兄弟，同學，同事等）。2.面對比自己水平低者（如子女，外甥，下屬等）。3.面對熟悉的人（指感情親近，有許多共同點的人，包括某些長輩，平輩，同事，下屬等）。4.面對外國人或中國其它地區的人。一些受試者表示在知道對方來自某些不常使用“您”的地區時，會避免使用“您”而改用“你”來稱呼。

當然，這些一般使用原則只能大致描繪出北京地區第二人稱使用的基本情況，實際的語用現象是動態發展的，且遠比這幾條原則復雜。另外，這些原則有著許多重疊部分，可見它們并非是獨立起作用的，而是共同影響著北京居民對人稱的選擇。

（二）年齡的影響

年齡在社會交往和人際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作者將調查的對象分為19至28歲的青年組和39至55歲的中年組。為了凸顯年齡差異對第二人稱代詞的選擇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并未選取29-38歲的受試者。表1為調查問卷結果，得分越高表示越趨向于用“您”來稱呼父母及家庭成員。

表1：不同年齡群體對家庭成員稱呼語的選擇

平均分

年齡 對父母的稱呼（≤5） 對其他家庭成員的稱呼（≤35）

青年（19～28歲） 4.10 21.24

中年（39～55歲） 4.91 24.00

由表1可看出，在所有受試的北京本地居民當中，青年人在家庭內部使用“您”的頻率遠遠低于中年人，結合問卷及訪談結果，筆者發現北京地區青年人和中年人對“你”和“您”有著不同的理解：大部分中年人都認為“您”是代表尊敬和高地位的稱呼，在與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的交往過程中，他們非常在意對方是選擇“你”還是“您”來稱呼自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許是北京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都是中國的首都，封建等級觀念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故而北京居民有著根深蒂固的權勢意識，對權勢十分在意。

而大部分北京青年人則認為“你”和“您”都只是稱呼的一種形式，并沒有太大的區別，用“你”來稱呼家庭成員使他們感覺更輕松自在;他們還認為在與朋友、老師、陌生人交流時，多用“您”反而會讓人覺得別扭和拘謹。筆者通過對一些已為人父母的受試者進行訪談時發現，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家中都稱父母為“你”，有一些只會稱祖父母為“您”。因此，整個北京地區的青年人表現出一種非常明顯的多用“你”而少用“您”的趨勢，這也體現了青年人對第二人稱的稱謂形式的態度越來越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

造成這種較為開放自由的稱呼方式的原因有許多，如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使青少年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從某種意義上看，他們在家中的話語權已大過父母及其他長輩，所以其選擇“你”來稱呼家長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迅速發展的電子網絡與傳媒體系也使青年人更容易受其他地區稱呼體系的影響，尤其是在南方地區拍攝的影視劇及電視節目等，受當地稱呼習慣影響幾乎很少會使用到“您”。

（三）地域的影響

生活環境也是影響稱呼形式的一大因素。Kocher（1967）就曾在研究中發現生活在鄉村大家族中的人們會比城鎮居民更傾向于使用帶V標記的尊稱形式。本研究也將受試者分為來自北京市區（東城（崇文）、西城（宣武）、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和農村區縣（通州、房山、昌平、大興、密云、延慶、門頭溝、懷柔、順義、平谷）兩個部分，以調查地域對第二人稱代詞使用的影響，結合上一節中的年齡分組方法，結果如下：

表2：不同地域及年齡群體對家庭成員稱呼語的選擇

平均分

地區及年齡 對父母的稱呼（≤5） 對其他家庭成員的稱呼（≤35）

市區青年居民 3.77 20.55

農村青年居民 4.42 21.92

市區中年居民 4.87 23.60

農村中年居民 4.94 24.41

表2顯示在對家庭內部人員的稱呼選擇上，北京地區同樣存在郊縣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多用“您”的趨勢，也再次驗證了Kocher的結論。結合問卷第二部分問題3的調查結果，以上數據顯示在對陌生人的稱呼選擇上，不同地域居民也有不同的表現：城市居民傾向于對年長的陌生人稱呼“您”，而生活在農村區域的受試者在面對比自己年紀小的陌生人時也會使用“您”;出于習慣，大部分農村受試者通常對陌生人都統稱“您”。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農村地區相對封閉，思想較保守，沿襲了老北京等級權勢為中心的語義規范;而北京市區作為全國人口流動最快的區域之一，居民與外地人員接觸頻繁，很大程度上會被其所使用的稱呼形式所影響。

另一個發現是市區和農村青年居民對父母及家庭成員稱呼上的分差分別是0.65、1.37;而市區和農村中年居民差距為0.07和0.81;這說明生活區域差異對青年群體使用第二人稱代詞產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對中年人的影響，無論是市區還是農村的中年居民都偏向于使用“您”，對于這個群體而言地區差異的影響并不明顯。

（四）社會地位的影響

決定人稱代詞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個體的社會地位。由于中國現在并沒有比較明確的社會等級劃分，本研究以受教育水平及職業作為劃分受試者社會地位的標準，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從事出租車司機、營業員、商販、郵差及農民等職業的受試者歸為低社會地位組;而受教育水平在大專及以上，從事教師、工程師、經理及編輯等職業的受試者歸為高社會地位組，結合年齡分組，調查結果如下：

表3：不同社會地位及年齡群體對家庭成員稱呼語的選擇

平均分

社會地位及年齡 對父母的稱呼（≤5） 對其他家庭成員的稱呼（≤35）

高社會地位青年 3.88 21.44

低社會地位青年 4.32 21.03

高社會地位中年 4.92 23.98

低社會地位中年 4.90 24.03

從表3可看出不同社會地位也會給人們對第二人稱代詞的選擇帶來一定影響，但不如年齡帶來的影響那么顯著。以上數據顯示，在對父母的稱呼方面，社會地位較低的青年明顯比地位高的同齡人更正式;在這方面，社會地位的高低給中年人造成的影響卻并不明顯。而根據問卷第二部分調查結果顯示，在稱呼陌生人時，大部分低社會地位的中年人都比高社會地位的同齡人要正式的多，他們之中存在一種明顯的傾向：對年紀比自己小得多的陌生人也會稱其為“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該組一位中年人曾稱一名八歲的孩子為“您”。

一些針對其他語言的研究曾發現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人們使用的語言也會更規范、更禮貌、更正式。而本研究則發現從整體來看，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普遍比社會地位高的同齡群體更為正式;青年人，無論社會地位的高低，他們的語言都展現出一種越來越自由、開放、追求個體平等的趨勢，尊稱“您”的使用已經在時代推進中漸漸淡化。

Brown和Gilman（1960）認為在低社會地位群體中，較高層次的人員傾向于模仿高社會地位群體中使用的正式用語。根據本研究中對多名受試者的訪談與實地觀察結果，發現低社會群體語言更為正式的原因并不僅僅是因為模仿：一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想通過使用“您”一類的正式語言“讓自己表現得更有教養”;也有一部分是因為自己社會地位較低，在與比自己地位高的交談者進行會話時，他們會覺得“使用尊稱是對對方高地位的認可與尊重”;除此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低社會地位群體大部分來自于服務行業，他們的工作性質與公司規定都要求他們對顧客稱“您”，這使他們基本習慣使用“您”這一稱呼。

（五）性別的影響

在Bates&Benigni（1975）的研究結論中，有關于性別對第二人稱代詞選用的影響遠不及年齡和社會地位差異帶來的影響，性別造成的代詞使用差異相對來說不明顯。本研究在總結問卷及訪談觀察結果后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表4：不同性別群體對家庭成員稱呼語選擇

平均分

性別 對父母的稱呼（≤5） 對其他家庭成員的稱呼（≤35）

男性 4.48 22.58

女性 4.52 22.66

由表3可看出，不同性別群體在稱呼語選擇方面所得平均分差值均小于0.1，無明顯差異，但總體來看，無論是對父母還是對家庭成員的稱呼選擇上，女性使用“您”的比例均略高于男性，用語更為正式;這與Labov（2001）、毛燕（2003）、王浩（2014）等所做相關研究的結論一致：女性所使用的語言比男性更接近社會上威望較高的語言形式。

（六）“您們”的使用情況

本文研究目的還包括調查北京居民是否會使用頗具爭議的第二人稱代詞復數形式“您們”，如果會使用的話，那么使用范圍有多廣？結合問卷第11題調查與訪談結果，數據如下。

表5：對“您們”一詞的使用情況

只在書面語中使用 口語/書面語均會使用 從不

使用 從不使用，

是錯誤的說法

調查對象 20.7% 52.8% 17.5% 9.0%

由表5可看出一半以上的受試者都會在會話中使用“您們”這一稱呼（無論是自己使用還是聽到他人使用），20.7%的人們只會在書面語（書信等）中使用該稱呼;在從沒使用過“您們”的26.5%的調查對象當中，也只有9%的人對這種稱呼形式不予認可，并認為這種說法“聽起來太拘謹，很別扭”。總體來看，有73.5%，也就是大部分的北京居民都會在會話中使用“您們”，否認這種稱呼用法的人相對較少。因此，“您們”是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第二人稱代詞，對其使用情況進行調查也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權勢為主，社會距離次之

通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在漢語語境下，權勢語義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同等關系在描述北京地區稱呼體系時卻顯得不夠全面。與前人總結的同等關系正有趨勢超越權勢因素略有不同，北京地區居民使用不對稱V/T稱呼模式的頻率遠高于對稱的V/V形式，這說明權勢在話語中仍占主導地位。所以筆者嘗試提出“權勢”與“距離”是北京地區人稱代詞用法的兩個規定性語義，距離指的是談話雙方的社會距離及心理距離，當話語者不再稱對方為“您”而改稱“你”時，原因可能有許多種，但共同的原因一定是雙方之間的原始距離很大程度上被縮短。

不可否認，在這個過程中對話雙方的同等關系也得到了增強。越強的同等關系似乎越能使雙方的距離拉近，但顯著增長的同等關系卻并不是距離拉近的唯一原因，如雙方頻繁的接觸可以導致距離的縮短，促使他們使用T/T形式，但這并不能直接增強兩者之間的同等關系。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距離因素是一個比同等關系更為廣泛的規定性語義，在北京地區居民人稱選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五、結語

篇7

關鍵詞：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經濟問題

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特點及相關問題的影響

我國的社會工作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后較快發展起來的，社會工作在發展工作對象方面有如下特點：第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規模小、專業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區社區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和服務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區有相當一部分社區社會工作者存在以下問題：缺乏對不同民族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價值和文化的了解；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缺乏從服務對象所屬民族（族群）的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溝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決民族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問題，是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任務，這是關系多民族社會工作成敗的關鍵之一。

1.文化的敏感對多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影響

社會工作強調服務對象的生活處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理解。從宏觀上來說，文化敏感是在開展跨民族社會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要切實懂得服務對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義，能夠理解和尊重服務對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價值觀的切實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問題。從微觀上來說，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體服務的過程中，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中，要時時理解服務對象的行為舉止的含義，以做到社會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會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會工作才會取得成功。

2.族群的優勢對民族社會工作的幫助

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會工作人員對屬于本族群的服務對象開展專業服務更具有優勢。由本民族成員開展社會服務，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出現理解差異的可能性和程度應該小得多，這種差異要比民族間差異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為作為同一民族，其成員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價值觀念的共同性，他們之間有更多的族群認同。

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社會發育程度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

社會發育程度代表著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市場的發育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逐漸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允許和鼓勵自發市場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具有一定市場經濟發展基礎和傳統的沿海地區，很快適應了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并執中國經濟發展之牛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民眾，不能適應新體制發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場規律組織經濟活動，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育程度還沒有達到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而東部地區已經積累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基礎，即社會發育程度已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

2.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區，特殊的氣候和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而且由于長期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仍相當尖銳。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仍以一定的資源和環境條件為基礎。民族地區基本處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必然選擇。

西部開發過程中的環境政策屬于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有些是逆市場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主體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很少考慮環境效益。同時西部大部分地區群眾的生活還處于溫飽階段，有些地區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區屢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藥等行為就說明這種微觀主體利益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矛盾。

3.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公平與效率是經濟學中一對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區，由于受到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為此在不破壞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前提下，應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在資源開發過程中也要充分考慮到資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過去40多年的資源開發過程中，由于采取的國家主導型的資源開發模式，主要考慮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很少考慮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們只能享受資源開發帶來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參與其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過程中，在勞動就業、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4.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來說，農業不僅是其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是其賴以生存的支柱產業。因此，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不僅關系到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且關系到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地區農業的發展還基本停留在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過渡的時期，也有部分地區是由近代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同時還存在著少量的現代農業。因此，自然經濟是其主要表現形式，與此相聯系的是不僅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且農產品的商品率也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絕對必要條件，沒有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是沒有基礎的。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低的地區，社會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為此，要保障民族地區長期穩定發展就要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5.小生產與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發育滯后，尤其是廣大農牧區具有明顯的自然經濟的特點，還處于小生產的發展階段。因而就出現了小生產和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依靠這些小生產自身的力量與大市場銜接，難度相當大。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已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尤其是家電生產領域居于有利地位，他們具有明顯的規模和技術優勢。西部地區企業進入這些領域與其競爭，并取得部分市場份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差距。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形成了買方市場，絕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業找不到新的市場亮點，一些商品投入市場就很快過剩。在這種市場格局下，進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區個人和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

6.教育、人才結構與社會需求的矛盾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教育結構直接決定了人才分布的狀況，在民族地區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相對集中于黨政機關、社會團體、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而在各級經濟領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則為數過少。這種人才結構和分布，對民族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與西部開發中對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專業人才的流失問題嚴重，從民族地區到發達地區讀書的大學生也成為人才流失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將影響到民族地區長遠的發展。

三、做好民族社會工作，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1.進一步重視我國民族社會工作對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任務，少數民族群體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問題解決的主體性再確認，要求我們積極發展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需要社會工作的參與，少數民族群體生計問題、生活問題的解決和發展能力的增強，也需要社會工作的支持和協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說明了民族社會工作的基本視角，最后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特征。所謂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區、面對民族群體的社會工作，始終要把發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樹立民族群體的主體性意識，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中張揚他們的主體性，要注意發展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以更好地應對挑戰、走向發展。

2.樹立民族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縮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文化差異

在民族地區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動態差異理論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相互理解上的困難，以及由此給社會工作帶來的可能偏誤，警示社會工作者要了解這種差異的客觀性，并設法縮小民族間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脈絡的社會工作力圖通過文化敏感性訓練、實景實習等方法解決動態差異帶來的問題。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當然，在民族關系不甚和諧的情況下，這種縮小理解差異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戰。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強民族社會工作隊伍建設，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組織保障

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需要一支專業隊伍。培養一大批訓練有素、熟悉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將是解決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民生問題、促進其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今，在世界范圍內，民族社會工作仍然是一個亟待發展的領域和學科。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和發展，各種與少數民族人士、群體、社區相關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需要民族社會工作有一個較快發展。在解決上述問題，改善民生，促進民族進步和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我國的民族社會工作也會得到較快發展。

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展有多種路徑，其中一個重要的是對現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轉化。專業化就是使他們較快地具備社會工作的價值，掌握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這些人員有面對基層民眾開展工作的基礎，現在需要改變他們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慣性，變管理理念為服務理念，增加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區還要增強他們真正服務少數民族的能力。用民族專業要求去發展社會工作，有利于培養一批能與少數民族的服務對象良好溝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務的專業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矛盾的解決，總體來說也將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地區的發展。

當一個地區或社區有相當數量少數民族成員、而且這些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方面有明顯差異時，用族群優勢的觀點培養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的社會工作人員就是必要的。很明顯，在族群優勢視角指導下，多民族地區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員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復雜問題的解決。

總之，民族地區社會工作對于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發展作用是強大的，我國應該大力扶植和發展民族地區社會工作者隊伍的培養，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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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6.

篇8

[關鍵詞]蒲公英愛心助學團；愛心林工程；現存問題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1-009-01

一、“蒲公英愛心助學團”簡介

云南蒲公英愛心助學團是一家地方性公募基金會。該基金會主管單位為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并經云南省民政廳批準設立。基金會由云南世博旅游集團、昆明誼眾汽車銷售有限公司、昆明茶花苑酒樓等發起，聯合云南省政府機關及各界企事業單位，致力于云南省民族貧困地區扶貧助學公益事業。

基金會扶貧工作的形式與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在“造血型”幫扶方面主要以基金會主要項目――“蒲公英扶貧助學愛心林工程”為核心，兼顧“鄉根種子扶貧工程”等農業扶持活動。而在“輸血型”幫扶方面，則包括不定期的向貧困鄉村學校捐贈大米、棉衣、飲用水等生活物資，為學校修建校舍、水井；組織義診活動；資助貧困學生等多個方面。

二、“蒲公英愛心助學團”參與社會救助的方式

蒲公英基金會“造血型”扶貧工作，主要通過“蒲公英扶貧助學愛心林工程”得以實現。該項目自2007年在云南省武定縣多個貧困小學啟動，此時的蒲公英基金會還未掛牌，尚以名為“蒲公英愛心聯盟”的草根NGO進行本工程。而基金會在成立之后，更是在兼顧其它多樣化慈善服務的同時，維持了對“蒲公英扶貧助學愛心林工程”的重視與扶持，使其在基金會各個慈善項目中占據無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蒲公英愛心林工程”的扶助對象大多為貧困地區鄉村小學。該項目基本思路是，在貧困地區鄉村學校的公有地上，援助種植經濟型林木，并且在林木掛果的時候組織義賣活動。將林木產生的經濟效益用于改善鄉村學校的學生學習生活條件，改善教師工作生活條件以及學校軟硬設施條件。通過林木的逐年收獲，為鄉村學校提供持續性的教育資金來源。以此達到“授人以漁”的“造血型”扶貧效果。隨著愛心林工程的擴大，該項目的對象也偶有擴大到整個貧困村。即通過愛心林的大規模種植，給予當地村民新的謀生渠道，促使當地整體脫貧。

三、助學團參與社會救助存在的問題

愛心林工程通過生產型的捐助帶給被捐助者長期性的收益，為各貧困村鎮小學建立起“綠色銀行”。以此為受助對象未來獨立發展打下創造條件，提供支持，打下堅實基礎。這一模式可以使扶貧對象基本擺脫對慈善機構救助的依賴，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可以從根本上達到扶貧目標，改善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年年扶貧年年窮”的返貧現狀。然而愛心林工程也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詳細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項目扶貧規模設計不合理

從原則上講，扶貧對象獲得資金支持的數額，與其貧困程度應當是呈正相關，只有這樣扶貧資源的分配才是合理且有效率的。而愛心林工程中，扶貧對象獲得資金支持的數額，卻與其貧困程度毫無關系，而與其所有土地的面積承正相關。因為土地面積越大，種植的苗木就越多，未來經濟收益就越大。這樣的分配顯然是不合理。

（二）項目扶貧具有明顯滯后性

由于該工程前三年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三年后開始產生經濟效益時也具有明顯的季節特征。故該工程的扶貧效果具有明顯的滯后性。而扶貧對象有時對扶貧支持的需求是急切的，比如校舍垮塌需要修理，校園斷水需要打井，上學道路毀壞亟需修繕等等。這便容易造成“遠水解不了近渴”的尷尬。

（三）項目所得資金的周轉使用難以監管

基金會難以監管愛心林義賣所得資金的實際運轉，故難以保證資金確實投資在了對改善受助對象貧困現狀最有效率的位置上，也難以保證義賣資金不會被人挪用。

四、助學團有效參與社會救助的對策

蒲公英基金會的愛心林工程，是NGO改變傳統的以捐助為主的扶貧模式，發展“造血型”扶貧模式的大膽嘗試。面對基金會該項目存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轉變當前愛心林工程的管理模式，才是解決該項目存在不足的根本之道。

首先，基金會可針對各受助對象的愛心林，按一定比例收取其義賣所得收入，以此建立統一的基金。這筆資金可以捐贈給特別貧困的，但是公有土地不多，愛心林收入不多的貧困鄉村學校，以此改善扶貧資金分配的不合理。此外，這筆資金也可以向緊急的專項扶貧工作――例如校舍修繕、打造水井、維護道路等提供支持，以此改善該項目的滯后性。

篇9

【關鍵詞】吉林地區；社會音樂教育；現狀；研究

【項目】本文為吉林省社科聯立項資助。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2）07-0009-1.5

新世紀之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們對音樂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人們開始注重藝術教育，但從整個國民的藝術教育上看，社會音樂教育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以社會音樂教育為主的一個新興的教育市場。社會音樂教育是指除國家及地方政府教育機構開設的音樂教學課程以外，由社會力量辦學等個人從事課外音樂相關教育工作及相關活動的教學模式。由于社會音樂教育的特殊性，往往被教育機構和政府部門所忽視，但恰恰是社會音樂教育卻承載著我們國家大多數教育機構所沒有能夠達到并實現的音樂教育的總體目標，社會音樂教育更是我們吉林地區目前急待需要關注和大力倡導發展的領域。

一、吉林地區的社會音樂教育的基本概況

主要教學的內容及范圍：

吉林地區的社會音樂教育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試唱樂理（音樂素養）、聲樂（通俗、民歌、美聲）、民族樂器演奏（二胡、琵琶、竹笛、古箏等）、西洋樂器演奏（鋼琴、小提琴、單簧管、薩克斯、打擊樂等）。

從事社會音樂教育工作的人員基本情況。人員分布情況，高校、藝術團體（館）、中等專業學校及中小學、退伍軍人、民間藝人、高校畢業生。

專業素質，高校教師及藝術團體演職人員由于長期從事專業演奏、演唱，從而使他們在專業技能水平、教學能力水平、對音樂知識的全面性及音樂作品的理解和處理能力上等方面整體專業素質相對較高。

社會音樂教育的對象。（1）學齡前兒童（2）中小學生（3）高中生及中等專業學校學生（4）成年人。

二、吉林地區社會音樂教育的主要類型

大致可分為普及教育、應試教育、精英教育、娛樂教育等四類。

吉林地區的社會音樂教育以普及音樂教育為主，主要承擔全地區大多數青少年、兒童掌握簡單樂理知識及器樂基本演奏、聲樂基礎演唱的培訓工作；以應試教育、精英教育、娛樂教育為輔，充實目的性比較明確的教育方向和內容，是普及教育的有力延伸和拓展，是順應市場化發展的需要。

三、教材

在音樂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教材的選擇和使用一直是教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教師對教材的選擇往往與學生的培養方向和教育類型有著直接的關系，由于教師、學生、以及不同專業的需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目前所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門種類繁多，而且還有一部分為授課教師自己編寫的教材，由此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是表現在教學質量和教學任務無法正常完成。

如何才能改變教材選擇和使用的混亂現狀呢？教師駕馭教材能力依據教育類型和培養方向，科學合理的選擇適合教材。教材的分類與教材的橫向比較和研究。教材間的合理搭配、補充和應用。教師應能夠很好的運用不同類型、層次、水平和不同時期的教材，能夠很好的解決在教學中，對教材錯誤選擇對教學的不良影響。如：幼兒階段選擇一些淺顯易懂的兒歌，可以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有利于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的學習過程。

四、吉林地區社會音樂教育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師資結構層次不合理。一方面經濟環境相對較差，很難吸引外來人才，同時也很難留住本地人才，使得吉林地區的師資隊伍整體實力不強。師資結構不合理反映在只有一少部分專業素質能力較強的師資力量，卻很難滿足本地區不同層次的音樂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師隊伍整體素質及能力急待提高，由于教師隊伍的專業素質及能力參差不齊，部分教師受經濟利益驅使謊報所學專業和畢業院校，甚至有一部分根本未受過高等音樂教育仍然以虛假信息忽悠學生及家長，并吹噓自己的業務能力很強，夸大自己真實的業務水平，使很多接受社會音樂教育的學生及家長真假難辨，延誤了最佳的學習時機，使得很多原本有著較好素質的學生因此未能打下良好的專業基礎，不能夠再有機會接受高等音樂教育，成為音樂專門人才，此問題相對比較突出。

吉林地區社會音樂教育教學門類不均衡（畸形），主要表現在所開設的課程以聲樂及器樂教學所占極大，而樂隊指揮、合唱指揮、音樂創作、音樂作品賞析等音樂理論方面的教學幾乎為零，其中在器樂教學中西洋樂器為主，其中鍵盤樂器居多，民族器樂的教學相對薄弱，其中只有古箏一枝獨秀。原因很簡單，多數家長覺得簡單好學就讓孩子學了，沒有詳細認真地思考，還有就是較強的從眾心理。這種不均衡造成接受教育的學生，在音樂學習的內容上過分單一，缺少多元化的音樂教學，從而使其在音樂作品的分析、理解及演奏上受到很大制約，使學生內在的音樂修養極其匱乏，同時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此古語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教學形式和方法過于陳舊，絕大部分教師都延用傳統的教學形式，教師在教學過程成中還保持著一種“老師怎么學的就怎么教”，“老師學的是什么就教學生學什么”。這種單一的、簡陋的教學形式極大的束縛了學生的發展，這種死板的、教條的教學形式強調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不能夠科學合理地根據每個學生具體的素質和條件，來因材施教。

買方市場趨勢，所謂的買方市場是指教師根據市場需求（一是指社會熱點或流行的某種樂器，二是指家長及學生對音樂教育的需求）來決定，教師開展何等音樂教學門類及運用何等音樂教學方法的利益驅使。

一方面，教師一味地為了迎合學生和家長的需求，教學過程中，不能根據所學音樂的具體需要，合理地開展教學，往往以學生及家長喜歡的流行歌曲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來取悅學生家長，同時更是以虛假的教學成果，作為教學能力及水平的高度體現。另一方面，不論生源素質如何，到底是否適合所學音樂哪一具體學科，都謊稱非常適合、具有很高素質、條件很好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社會音樂教育可以使人民群眾遠離低俗文化和過度娛樂，有利于安定團結，構建和諧社會，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篇10

關鍵詞：智慧社區；培樹問題；分析研究；吉林市

中圖分類號：D66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5-0031-02

吉林市作為我國東北地區的主要發展城市之一，具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發展歷史，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社區智能化的發展趨勢已經深受的人們的關注。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是現代化社區發展中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也是主要內容之一。智能化社區的建設需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內容，其中智能化的設備、智能化的管理方式等，這些都是智慧社區發展中所需要接觸的內容。智慧社區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現代化的管理模式，對于我國現代化的發展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將信息化技術融入到了實際的發展中。在21世紀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們對于自身生活條件的需求也有所提高，更多的人們希望過上高質量的生活，而社區環境是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觸最多的環境之一，所以加強對社區環境的管理和維護是非常重要的。[1]下面筆者將會針對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等內容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闡述。

一、智慧社區的意義

智慧社區實際上就是根據現代化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生活方式，來實現的一種社區建設體系。現代化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認識到了智慧社區建設的重要性，智慧社區的意義也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認可和了解。吉林地區隸屬于東北的中心位置，無論是從地理環境上來分析，還是從人們的生活習慣上來看，優良的環境都是促進社區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人們對于社區環境有著更加嚴格的要求。智慧社區實際上就是運用現代化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社區管理模式對吉林市內的一些社區進行的管理方法。我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而吉林市地區在我國算是具有文化特色的一個城市之一。在具有特色的城市中對其進行社區建設和發展，首先就要站在正確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只有運用正確的眼光去對其進行思考，才會真正的讓人們的認識到智慧社區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智慧社區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和發展趨勢，只有充分的利用現代化的技術和科學手段，才會為社區的建設輸送更多的力量，為實現社區培樹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智慧社區典型培樹問題的研究

（一）智慧互聯網技術的融入

在現代化的智慧社區中，合理地運用互聯網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互聯網技術是現如今21世紀中極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一種技術，將這種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融入到實際的社區發展中將會為人們的生活和發展帶來更多具有創新意義的內容。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于社區建設培樹問題也有著更重要的認識。智慧互聯網技術的融入已經充分的引入到了實際的生活中，吉林市很多社區對智能化設備的建設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越來越多的社區開始了新的管理模式，這種創新式的管理理念被很多人所了解，因為越來越多的社區被人們評為模范社區，這些社區之所以深受人們的喜歡，就是因為在時代的發展中，互聯技術已經深入人心，如果能夠將其合理的融入到社區建設和發展中，將會充分的體現出互聯網技術的重要性。[2]

（二）智慧培樹問題的發展前景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智慧培樹問題具有廣闊的發展趨勢，首先，智慧培樹需要與現代化的理念和社會發展趨勢進行結合，不僅需要具有美觀的外表，更需要具備一定的環保意識。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將智慧建設型社區視為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只有不斷融入現代化的社會管理理念，才會更加凸顯出智慧培樹的重要性。吉林市的環境建設在東北地區中較為領先，與其他城市相比，吉林市地區的社區建設具有十分廣闊的意義。加強智慧培樹問題的建設能夠引起人們的重視，吉林市內的智慧建設需要融入很多先進的理念，其中智能化設備的運用是避免不了的。對于社區建設而言，如何建設與時代相符合的社區形象是非常重要的，社區的建設和綠化需要深受人們的重視。智慧服務行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只有充分的利用信息化的技術和綠化環保理念，才會凸顯出智慧社區建設的重要性。[3]只有認識到培樹問題的發展前景，才會立足于腳下，做好基本的培樹工作，為維護社區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融入現代化的管理理念

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在社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因為很多社區中的綠化和環境建設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些現代化的管理理念能夠為吉林市智慧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培樹問題在現代化的社區發展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吉林市來說，發展智慧社區培樹問題是確保社區綠化環境長期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較為主要的內容之一。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是人們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對于現代化的社區建設而言，融入現代化的管理理念能夠實現小區建設的推動性作用。在現如今的21世紀中，綠化社區和智慧社區的建設是人們所關注的。社區建設與智慧培樹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在智慧社區的建設和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具有典型培樹問題，加大現代化的培樹力度可以增強社區建設，為維護我國現代化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

（四）采用智能化的社區建設體制

采用智能化的社區建設體制是現代化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智能化社區的建設和發展正在逐漸的發展中進行著。智能化的建設體制發展可以為社區綠化建設和環境保護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吉林市地區位于我國東北部的中心位置，社區的建設的發展必將離不開智能化的管理體制，智能化的管理能夠跟隨現代化社會的發展而進步，建設典型培樹問題是保證智能社區建設體制的重要方式，智能化的社區建設體制應該與社區的發展緊密的結合到一起。在現代化的21世紀中，不僅僅有智能化的手機、智能化的設備，更出現了智能化的管理體制，世紀上智能化的管理體制與計算機信息化管理有著很大的內在聯系。社區建設如果將智能化的管理體制融合到一起，將會更好的突出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充分的運用計算機技術對社區內的培樹問題進行研究，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分析，這樣將會更好的實現智能化建設的發展，為確保社區良好的發展和建設給予更好的保障。[5]由此可見，采用智能化的社區建設體制對于現代化的吉林市社區建設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開創社區內的智慧農業建設

開創社區內的智慧農業建設是建設智慧培樹的先決條件，因為社區內的環境保護工作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其中不僅包含培樹工作，還需要與種植花草等工作緊密的聯系到一起。吉林市的社區要想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性戰略，就應該不斷的融入新的智慧管理理念和建設體制，開創社區內的智慧農業建設能夠提升社區的主要發展方向，為實現創新式的社區建設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與其他城市相比，吉林市所占據的地位位置非常好，無論是溫度還是其他的條件，都非常適合培樹工作的開展，要想實現智慧農業建設，首先就應該認識到培樹工作的重要性，在開展培樹工作的時候，首先就要站在正確的角度去分析和管理社區建設，尤其是針對一些需要科學含量的工作而言，采用正確的方式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的未來發展趨勢

智慧社區的未來建設和發展必將離不開先進的技術手段，對于吉林地區而言，建立典型的培樹工作是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優質化生活環境的重要條件，也是必要的保障。智慧社區的建設需要與很多內容相結合，首先就是離不開信息化的管理技術，還離不開現代化的智能管理體制。為了實現社區建設的長期發展，就應該從目前的情況所考慮，建設正確的管理理念和建設體制，為吉林市內社區的建設和發展給予有利的保障。對于我國而言，智慧社區的建設必將需要優化其中的園林環境，而培樹工作的開展需要從多方面進行考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樹種的選擇和栽培，在選擇樹種的時候，一定要根據吉林市的環境和溫度等多個條件進行選擇，只有選擇合適的樹種，才能夠更好在社區內進行種植。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居民對于社區建設有著更加嚴格的要求，尤其是對社區內培樹工作的開展和建設更為關注。在未來的發展中，只有不斷的引進先進的培樹種植理念，并且運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對其進行管理和種植，才會更好的凸顯出智慧社區的魅力。為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更多優質的環境和生活條件。[6]

四、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簡單的論述了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等內容，通過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吉林市地區的智慧社區建設工作已經逐漸的開展起來，很多社區對于自身環境的發展和管理已經加以重視。并且，在近些年的社區建設中，很多高檔社區和中檔社區也已經將園林綠化工作設為主要的發展內容，這將會為提升我國吉林市整體的市容市貌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由此可見，在未來的發展中，吉林市內部的社區建設將會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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