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史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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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篇2

關鍵詞：區域經濟史研究方法徽州

吳承明曾經講過：“我以為經濟史首先是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雖然說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是“史無定法”，但運用區域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各區域間在一定時空坐標中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可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20世紀80年代，我國出現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熱潮。以中國之大，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區域史的研究實屬必經之路。

一、區域經濟史學科的歷史來源

區域經濟史首先是史，這個問題吳承明先生在論述經濟史的方法論中已經對經濟史進行了合理的定位，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方法無疑要借助于區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對特定區域進行分析和考察。

區域經濟學是在20世紀50年代適應國際與各國內部地域分工的深化，并針對當時國家間、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從經濟學與生產布局學中脫離出來的伊恩新興學科。斯（H.O. Nourse）從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和空間組織來定義區域經濟學，他認為：“區域經濟學是研究人們所忽視的經濟空間秩序，研究稀有資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學。”高洪深總結的區域經濟學為：“研究區域經濟活動的組織和區際經濟聯系，以及與此相關的區域決策的科學。”從以上兩種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強調一個地理的區位的概念，也就是所謂的“地點感”。而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這里的“一定時空坐標”讓我們感受到，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光強調區域經濟學所重視的“地點感”，同時也特別強調了“時間序列”的概念。區域經濟史終究是歷史的一個分支，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時候需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區域經濟的結構與變遷。

二、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目的及意義

日本的經濟學家斯波義信講過：“經濟史研究之目的，是為了認識，第一，各個時代的人們能夠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呢進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第二，他們解決以上問題的方式有何變化或發展；第三，決定以上情況及其變化的原因何在；第四，上述情況及其變化，與社會的經濟以外的人類活動有何關系，后者對前者有何反作用。”美國的經濟學家熊彼特也指出：“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史學研究的功能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是學術功能，即史學研究的發展可以推動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豐富和提高人類的認識能力；二是社會功能，即史學研究通過它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生活的規律和哲理。對當代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影響。”通過對歷史長河中經濟現象進行歷史的分析，使我們對特定時期的歷史現象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歷史進程在空間分布上呈現的不平衡性使得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成為必要。以中國社會為例，面積幾乎與歐洲相等的廣袤國土上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各個地區的人文社會情況又由于歷史上本地區開發的先后、人口的遷徙、風俗習慣的差別等等因素而出現了千姿百態的面貌，只有分區域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況全國歷史的總體。只有這樣做，才能使得出結論更接近客觀歷史實際，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區域經濟史在經濟史的研究前提上添加了一個空間的限定，但這種限定卻又不是研究范圍的枷鎖，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區域的經濟歷史，更要通過對區域與區域外的經濟聯系看到那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

三、以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的經濟史為例論述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方法

（一）、從宏觀層面上看，用一種整體的眼光看待區域經濟史的研究

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僅要考察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歷程，同時也要考察本區域外的經濟發展對本區域的影響，以及一定時期整個社會歷史大背景對該區域經濟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普遍的現象，沒有一個區域是脫離其他區域而單獨存在的，一個區域也需要與外界進行商品的交換、資本和信貸的流通、技藝的傳播、文化的交流等發面，各區域間的經濟發展相互影響，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區域間的經濟史以及在這個時期的社會大背景的經濟史研究。因此，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應該包括整個社會經濟生活，而且，應該通過經濟史的研究來解釋各種社會歷史現象。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者們在研究任何具體課題時，都要把它置于社會歷史運動的總體中進行考察，從總體的結構中把握其地位、價值和發展趨勢。這種從總體中把握個體。就是要求在研究某一問題時，注意與其它問題的聯系，同樣在研究某一地區時，注意該地區與其它地區的聯系，以及與全國，乃至世界歷史總體的聯系，要以一種系統的結構性的觀點來認識所研究的地區。

徽州本地是它的核心層次，中間層次涵蓋沿長江、運河的市鎮農村。其中心區乃是無徽不成鎮得江南，層次則遍及全國遠至海外了。徽州是一個特定的區域，徽學作為一項區域史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通過對區域發展的歷史透視整個中國，故徽州的經濟史雖為區域經濟史，但實質卻仍然是整體史，記得在2010年11月16號安徽大學舉辦的“走向世界的徽學、敦煌學和藏學”的高端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徽學研究會的欒成顯先生講過：“傳統的歷史，是以區域歷史觀為基礎的。作為三大顯學之一的徽學，雖有區域性質，但不應為地方學。”安徽大學徽學研究會的卞利老師也進一步指出：“以徽州契約文書（約50萬件）為基礎，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脈絡。”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商人、宗族、文化構成了徽州社會系統的三個子系統，但就全中國而言，徽州社會本身則又成了這一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它與整體中國發生作用，與同為子系統的其他區域社會互動互補。王健對唐力行的《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唐先生并沒有把徽州的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停留在整體觀察階段，而是進一步將自己的視野放大，把區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考察。“因此也便有了對徽州海商的研究，為‘倭寇’正名，并將其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聯系了起來。作者認為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出現衰退，因此很難將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簡單歸結為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以及由此引發的走子貿易的興盛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發，徽州海商則為走私商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們沖破了明王朝的禁令，順應世界潮流，形成了海商、行商、坐賈緊密結合的海外貿易的三個環節，將當時的中國江南市場與世界市場聯系起來，源源不斷地向世界大量供應絲綢、瓷器等商品，刺激了這些商品的生產，從中最早產生出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就深刻地解釋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生于明代嘉萬年間的原因。”在傅衣凌研究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時，把徽商放在明代社會這一大背景下，從宏觀上闡述了徽商在明代社會里所能發展的前途問題，指出“明代徽商資本在分解封建社會的過程上所起的作用，且產生有不少新的資本主義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終被這舊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緊緊地限制著，于是遂使得徽商資本的發展，一方面，受著古舊的老朽的生產方式的殘存所壓迫；另一方面，又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資本的一個基本特點。”

（二）、從微觀層面上看，注意區域經濟的橫向聯系，加強區域的個案研究和區域間的比較研究

橫向分析，既可理解為對一個問題的分析，要兼及與之相聯系的其它相關問題，也可理解為在研究某一地區時，注意該地區與其他地域的聯系。橫向分析也是對某一課題的多側面分析。歷史客觀實體既是錯綜復雜地聯結在一起，從不同側面作全面的分析，自當可以使各個問題互通、互補，從而更真實地重建或還原歷史。

個案研究試制選擇有代表行的社會歷史現象、事件、人物或集團的個體進行典型分析，被研究的個體往往是同類事物的信息載體，對其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們對同類歷史現象及整個社會歷史的總體認識。如研究明清徽州地區的區域經濟史就需要考察：第一，自然環境，顧炎武在《先下郡國利病書》記載：“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日瘠確，所產至薄，獨宜菽麥紅蝦秈，不宜稻梁。壯夫健牛，日不過數畝，糞擁緝櫛，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田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負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轉他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自宣城者，艦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齒日益，廬舍墳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濱河被沖，嚙田即廢為砂磧，不復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這里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徽州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不適宜農耕，而人們又有掌握一門技藝或從事販運業的背景，從而為徽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二，人文社會因素，包括文字、語言、風俗、習慣、社會底層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聚落形態、社會心理等等。例如徽商是明清時期在商界占據鰲頭的商幫，徽商的故鄉――徽州又是中國正統文化傳承的地區。因此，以“賈而好儒”的徽商作個案分析，探討儒家文化傳統與商業發展的關系，理出徽商如何利用儒家的經濟論理發展賈道，應該說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徽商的“賈而好儒”的現象可以從徽州林立的書院中看出明清時期徽州教育的發達。徽屬六邑還有許多書院，講學蔚成風尚。據康熙《徽州府志》的記載，徽屬各縣書院有：歙縣十四所，休寧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門四所，黟縣五所，績溪八所。徽屬六縣共有書院五十四所。因此，從這里走出去的徽商，大多是具備一定文化知識的“儒商”，對于徽州地區“守法律，嫻禮教”的傳統美德，他們大都能夠傳承，并運用到紛繁復雜的商業競爭中去，以誠信守法托起一個個商業成功的典范。卞利在《明清徽州社會研究》中也講到：“徽商的經營理念和營銷方略，其實并無多大創新之處，問題在于他們大都是報讀詩書之士，在經商的過程中，不僅僅依靠資金和闖勁，他們還善于動腦筋，善于觀察市場行情的變化，并及時調整自己的營銷方略，終于使其在經營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區域經濟史的比較研究，不僅指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而且包括同一地區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比較，還應包括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性比較。區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種比較研究，縱向、橫向、順向、逆向都可作比較。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社會經濟發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類社會經濟現象在不同地區的表現形式，揭示社會經濟發展的多彩多姿的風貌。葉顯恩的《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較研究》一文中，作者將南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就徽州和珠江三角洲而言，宗族制和商業的關系都相鋪相成，但又各有不同，如果說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與正統文化相一致，堪稱正統宗法制傳承典型的話，那么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卻是已經變異的亞種形態。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維護和謀求社會地位、政治特權為其主要功能的；而在珠江三角洲卻著力于擴大其經濟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經營產業，并出現向經濟實體轉變的趨向。宗族內部也相應出現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濟的道義經濟”又如張麗和駱昭東的《從全球經濟發展看明清商幫興衰》一文中，作者通過對明清時期各商幫的形成、鼎盛和衰落的時間，以及各時段內主營商品進行比昂較研究，并把商幫的興衰放到全球經濟發展的框架中進行考察，認為明清諸商幫的興衰與全球經濟的發展存在緊密的聯系。“眾商幫中，盡管山東、陜西等商幫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沒有閩、粵、浙、晉、徽那樣明顯，但16-19世紀初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銀流入所帶來的商品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是他們得以興旺發達的基礎。”

綜上所述，我們在做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時需要兼顧宏觀和微觀兩種視角，第一，用一種整體的眼光看待區域經濟史的研究；第二，注意區域經濟的橫向聯系，加強區域的個案研究和區域間的比較研究，只有兼顧這兩方面才能使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更加的完整和科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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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

[15] 卞利《明清徽州社會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

篇3

關鍵詞：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多層線性模型（HLM）；追蹤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2013）06-0073-05

學位授權體系的完善與發展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重要基礎，它決定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層次和相應的布局結構。2005年至2011年，我國學位授權體系經歷了兩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學位授權審核，這兩次學位授權審核工作突出了“優化結構、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但是，博士學位點作為學位授權體系的最高層次，其分布與發展情況表現出較強的區域差異性。從博士學位點的分布情況來看，“截止2008年底，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一級學科博士點分別為753個、287個、195個；二級學科博士點在這三個地區為793個、436個、284個”。從31個省份來看，“全國1235個一級學科博士點中，以北京、江蘇、上海為首的14個省份的一級學科博士點占全國86.6%的比例。而廣西、青海、寧夏、4個省份依然沒有一級學科博士點授權資格”。另外，從2011年我國各省的博士學位點數據來看：我國總體博士學位點數目約為11591個，與2005年相比，增加了約6222個；其中，31省份以北京（約728個）、江蘇（約562個）和上海（約421個）三個省份的絕對增長規模最大：另外，2005年至2011年期問，31省份中，博士學位點絕對增長率居前三位的省份為青海、寧夏和海南。可見，我國博士學位點的區域發展差異較為明顯。

一、區域博士學位點（二級學科）發展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清晰地描述我國區域博士學位點隨時間的變化趨勢，本研究以2005年至2011年期間31個省份的博士點（二級學科）數據為基礎，對我國博士學位點在31個省份的發展現狀進行多元方差分析，分析結果如下表（表1）所示：

2005年至2007年之間，我國31個省份博士學位點的平均增加值約為74，標準差為67：2007年至2011年之間，我國31個省份的博士學位點數目平均增加值為127，標準差為104。

另外，為了進一步解析發展趨勢中的差異顯著程度，本研究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所提供的四種估算方式進行了進一步分析，結果（表2）顯示，31個省份（三個年度之間每兩個年份的差值）博士點（二級學科）平均增加值與0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我國31個省份在2005年至2011年之間的博士學位點發展情況存在顯著差異（P=0.000）。分析其原因，各省經濟發展水平、高等教育規模、高等教育師資、高等教育投入以及現行的教育政策等都可能對這種差異產生影響。本研究將在后續的發展趨勢分析中，以“各省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切入點，分析區域經濟發展對我國博士學點區域間發展差異中所產生的影響及其程度。

二、文獻研究

學位授權體系中，博士學位點在區域間均衡的分布與發展是我國研究生教育在區域間協調發展的關鍵，也是我國區域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博士學位授權是我國學位授權體系的最高層次，是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基礎。因此，以博士學位點為核心的我同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表現出不同于其他層次（學士、碩士）學位授權體系的獨特性。僅僅從博士學位授權體系的發展來看，“30年的學位授權體系建設，我國的博士學位授權結構和布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我國博士學位授權點分布結構和學科結構還存在著非均衡性，特別是區域之間的不均衡”。因此，在學位授權體系“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很多學者都對以博士學位點為核心的我國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區域之間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研究，我國學者李國立等人的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博士生教育的發展不同于本科生教育和碩士生教育，它與地區經濟發展的互動性相對較弱”。另外，相關研究還指出：“除了地區經濟因素以外，博士生教育發展還受到地區高等教育規模、教學條件、學術環境、師資力量以及生源質量的影響”。那么，到底博士學位點在區域間的發展情況是怎樣的？它區域間的具體差異程度是怎樣？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情況與區域博士學位授權體系的差異情況存在怎樣的相互影響和依存關系？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對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學位點現狀的靜態分析，缺乏從縱向數據中追蹤并準確刻畫我國博士學位點的發展趨勢與區域差異的相關實證研究。

本研究以區域博士學位點隨時間的發展變化情況為基礎，從縱向數據出發，對第十批和第十一批學位授權審核以來（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我國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31個省份的發展情況展開追蹤分析，考察我國以博士學位點為基礎的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區域間的發展情況與差異程度，追蹤區域經濟因素對區域博士學位點發展趨勢的影響及其程度，為進一步展開我國學位授權體系發展的相關理論研究奠定實證基礎。

三、研究數據與研究方法

近兩年，隨著追蹤研究技術的不斷深入發展，學者們漸漸發現“方差分析沒有辦法區分測量水平和個體水平之間的差異”。因此，如果需要在實證研究中進一步精準地刻畫差異性的程度與來源，還應在方差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研究與分析。而這種進一步分析的方法中，多層線性分析是比較不錯的選擇。相比方差分析而言，多層線性模型分析技術能夠區分不同層級的差異性。從本研究內容來看，采用多層線性模型對博士學位點進行追蹤分析將有利于揭示我國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每個省份的發展趨勢，同時還有利于反映不同省份之間的差異情況和相關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基于多層線性模型技術構建以博士點為核心的我國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區域間的發展模型，在此基礎上展開追蹤研究。

本研究以我國31個省份在2005年、2007年以及2011年三個時間點的博士點數目為基礎，構建了基于兩水平的嵌套數據，即不同時間點的數據（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是第一水平數據。不同省份（31個省份）的數據是第二水平數據。第一水平的數據嵌套于第二水平中。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構建了我國學位授權體系在不同省份的發展模型。

在實證分析過程中，對原始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同時，對年份變量作了中心化處理，以消除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增加分析結果的客觀說服力。

在“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對博士學位點發展趨勢的影響分析中，以我國學者杜金亮對31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評估結果作為類別變量進行相關數據統計分析。

四、博士學位點區域發展模型的構建與實證分析

以考察我國31個省份在2005、2007以及2011年三個時間博士點數目增長情況隨時間變化的線性發展差異與發展趨勢為目標，本研究構建了以博士學位點變化情況為基礎的我國區域博士學位點發展模型。具體如下所示：

1 研究模型

整合模型中，因變量Yti是第j省份在時間點t的博士學位點數目；自變量Tli為時間變量，用以反映博士學位點隨時間變化的線性增量：G10解讀了我國31省份在2005年-2011年期間，博士學位點隨時間變化的平均線性增長速度。

在本研究中，共采集了3個時間的觀測值（分別為2005年、2007年和2011年），2005年為本研究的時間變量起點。鑒于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的客觀要求，分析過程中對時間變量進行了編碼處理（2005=-1.5、2007=-0.5、2011=1.5）。研究中采用了HLM6.08（Trial）軟件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2 實證分析結果

本研究對博士學位點發展情況的分析模型（上述整合模型）的分析結果包含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兩個部分，具體如表3、表4所示：

上述分析結果（表3與表4）表明，我國博士學位點隨時間的變化存在顯著的省份間差異。具體來說：固定效應中，時間變量對各省博士學位點變化的影響達到了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水平（回歸系數G10=0.228，P=0.000），這說明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國不同省份博士學位點數目表現為線性增長，增長的速度為0.227984個統計單位：隨機效應中，截距（U0）的方差為0.93918（X2=13981.979、df=30、P=0.000），斜率（U1）的方差為0.033（X2=798.64327、df=30、p=0.000）。可見，模型總體方差中，來自區域之間發展差異所引起的變異非常顯著，有必要進行進一步分析來挖掘更多的潛在影響因素。

五、經濟因素對各省博士學位點發展趨勢的影響研究

為了進一步檢驗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對其博士學位點發展變化情況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將“各省經濟發展水平”作為第二層級的自變量加入上述“整合模型”中，構建了包含第二層預測變量的我國各省博士學位點發展綜合模型。在分析的過程中，仍然采用我國學者杜金亮在《我國各省市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評價分析》中對31個省份的經濟發達程度評估結果作為類別型自變量進行實證分析，具體的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1 研究模型

上式中，因變量Yti代表在時間t時第i個省份的博士學位點數目；自變量Tti代表第i個省份在t時間點上的時間取值（編碼后的時間取值）；自變量“JINGJI”代表“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其中，系數G11為自變量“各省經濟發展水平”與自變量“時間”的交互效應，它解讀了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對線性發展趨勢的影響程度：而系數G10解讀了在控制了經濟發展水平這一因素后，我國31省份在2005年-2011年期間，博士學位點隨時間變化的平均線性增長速度。本部分仍采用HLM6.08（Trial）軟件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2 實證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表5與表6）顯示：固定部分中，時間變量對各省博士學位點變化情況的回歸系數為G10=0.695（P=0.000），而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會對這個回歸系數產生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影響（G11=-0.161，P=0.000）。這說明經濟因素對各省博士學位點的增長率存在負向的影響關系，即，2005年至2011年期間，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其博士學位點的增長速度較慢；相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在此期間的博士學位點發展速度較快。

隨機部分中，模型二中U0與U1的方差顯著小于模型一，這說明加入了“各省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以后，發展模型的整體擬合效果加強。各省的博士學位點數目增長情況在不同省份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性，而“各省經濟發達水平”顯著地解釋了這種差異性（R2=0.517，模型二較比模型一的R2下降了55.08%）。最后，模型二的方差仍然顯著，說明經濟發展水平這一因素還不能完全解釋省際之間博士學位點發展情況產生差異的原因，還存在其他相關影響因素。

六、結論與建議

基于上述的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我國以博士學位點為核心的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在不同省份之間的發展情況存在顯著的省際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博士學位授權體系的發展規模與發展速度上均有所體現。

篇4

[關鍵詞] 城市經濟 經濟要素 區劃

城市經濟國家經濟的重要聚集點，城市是國家行政力較為集中的體現，是城市經濟存在的物質空間形式和條件。“區劃是影響行政區域經濟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國家結構體系的安排，是國家為了實行行政管理、治理與建設，將領土劃分成若干層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區域。區劃具有重要的經濟功能。”城市區劃一方面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為；另一方面，也是行政力主動拓展城市發展空間，集中某種經濟優勢，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十分重要的手段。城市區劃由于改變了整個城市的空間結構，并且這一改變是持續進行的，從而會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動態地影響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城市區劃變動影響城市經濟的過程，是通過調動更大范圍內更大數量的經濟資源和經濟要素完成的。因而，城市各經濟要素便通過不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與區劃發生著必然的聯系。

一、土地要素與區劃的關系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城市土地是一切社會經濟活動賴以生存的載體，具備足夠的土地資源，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區劃的變動，最直觀上體現在對土地控制范圍的變動。城市的土地有“寸土寸金”的說法，當城市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時，或者說城市管理者希望擴大城市空間，為城市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時，他們便會通過市區區劃的調整（主要是擴展）來獲得足夠的土地。土地在這一過程中，其供給和需求既遵循著經濟規律，又受到來自區劃的強烈外因作用。“對真實世界中城市空間結構的各種規律給出一個精確的經濟學解釋，這是城市經濟學家面臨的一個挑戰。這些規律中最明顯的一個就是城市土地利用密度在空間上的戲劇性差異”，由此可見，土地的利用在城市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城市區劃調整后的一個直觀結果便是為城市的發展獲得了必需的土地或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但它卻不可避免地侵蝕城市周邊的農業用地，縮小農業用地的面積。由于土地是絕對數量有限的自然資源，各種用途的土地數量存在著此消彼長的態勢。城市工商業及住宅、公共建設用地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用途土地的減少。區劃調整后造成的結果之一即往往縮小周邊農業用地的面積，當然，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和結果。區劃調整或者說擴張只是執行了這種行為或者順應了這種趨勢。區劃從城市外部獲得了土地，顯然要在城市內部改變土地的供求結構。城市內部土地供給的絕對數量大大增加，可能相對緩解城市土地的緊張狀況。另外，區劃調整后，可能大大提高某一種或某幾種用途的土地供給數量；如住宅、行政用地，這在區劃調整規劃進行之時可能已以某種形式確定下來。

城市周邊地區的土地數量和質量影響著城市市區區劃的調整。首先，從數量上說，城市周邊地區的土地數量的多少直接關系到市區區劃調整的幅度和可能性。如市區周邊有廣闊的土地資源，并且在該市一級政府的管轄范圍之內，當市區空間發展受到某種限制時，行政力量就會以充分的理由考慮到擴展城市空間。土地數量越多，則行政力量行使行政力的靈活性越大，其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就越大；若市區周邊土地資源較少，比如該市所轄縣（市）面積較小，則市區區劃調整尤其是擴大的可能空間顯然較小。不過，土地的數量多少不能完全決定是否能夠進行市區區劃變動，區劃變動的形式除擴大以外，在原有的范圍內進行各類資源的空間重新組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是區劃進行的動因或目的之一。市區周邊的土地質量也是影響市區區劃變動可能性的因素之一。若市區周邊多為平整、地質狀況好的土地，適宜進行各類建筑設施建設和道路建設，那么市區區劃的擴大將具備較大的可行性，反之，若市區周邊多山地或水面、灘涂，那么市區區劃的變動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勞動力要素與區劃的關系

“隨著城市有影響的領域不斷延伸和擴展，反過來又助長了城市區域的人口增長”。市區區劃的變動對勞動力的影響除上述使新納入市區范圍的原農村勞動者轉化為城市勞動者外，對市區的勞動供給和需求都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增加，無疑將占用一定的原城市市區范圍內的就業機會，如果新的城市建設本身或者城市經濟發展的程度不足以容納所增加的勞動力，無論對原有市區居民還是對行政管理者都將產生較大沖擊。市區居民的就業壓力將增大，而行政管理者面臨較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影響當地經濟的健康運行，造成與區劃變動目的相左的結果。當然，城市市區區劃的變動（擴大）將改善原農村地區的各種條件，對于提高原屬于這部分區域的勞動者素質有正面的作用。如，教育水平有因高素質的教師的到來而有獲得了較大提高，能夠享受原城市市區居民所享受的各種培訓機會和優惠政策。原在城市市區工作的農村勞動者因為身份的變化可能享受到政府在就業條件及勞動環境方面給予的良好待遇。顯然，市區區劃的變動對勞動力的影響是較大的，其意義廣泛而深遠。

勞動力的數量和素質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區范圍內一個次級區域的經濟發展有著影響。由于體制上的原因，人才的流動仍處于不完全自由狀態，城市市區區劃的變動如若不涉及擴大的問題，僅是原有范圍內的調整和優化。則造成一定素質的勞動力在數量上出現了分布格局的變化，勞動力數量增加的地區，可能難以承受突如其來的福利壓力，也可能因為某種緊缺勞動力的補足而獲益，當然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若市區區劃變動以擴大的形式為主，那么勞動者的數量將視擴大程度而有相應的增加，而新的市區范圍內的勞動者平均素質往往有所下降，這種勞動者數量和素質變化更應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關注，應充分考慮市區范圍擴大后城市的容納能力，并以此作為依據之一來考察區劃的方案的可行程度。

三、資本要素與區劃的關系

區劃并不直接引發資本的流動，但區劃強烈的政策指向性成為引發資本流動的重要原因。城市市區往往是資本的聚集地，市區區劃的變動較其他行政區域區劃變動更能引發資本的大量流動。一個城市資本存量的大小，投資積極性的高低，以及其吸引外來投資的能力大小和資本容納力強弱，都對當地區劃工作的效果有著重要的影響。市區區劃的變化，若不能引發新的資本投入，而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動，那么無疑將難以起到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

市區區劃變動尤其是擴大對本地資本能夠起到強烈的刺激作用；一方面，市區區劃的變動后，政府往往會向重點建設的區域投入一定的資金，以實現其預期的發展目標。政府所投入的資金對民間資金來說是一種示范力量。伴隨著政府資金的投入，民間資金將發現有利可圖的時機，沿著政府資金的流向，民間資金成為一種客觀的配套的資金對重點建設區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市區區劃的變動，必將努力使原來并不引人注目的地區成為投資的熱土，并且提供和擴大了資本投入的空間，從而使對重點區域的投資收益率大于正常的投資收益率，資本的經濟屬性決定了其流動的方向，新的資本流將主動流向區劃變動后的重點建設區域。

與對本地資本刺激的原理相同，市區區劃變動往往對外來資本起到一定吸引作用。但具體的作用程度與一個城市的外向程度有較大關系。外向性越強，這種吸引作用可能越明顯，外向性越弱，則越不明顯。另一方面，外來資本對區劃也有促進作用，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外商投資引導城市規劃建設，促進區劃不斷調整”。

四、技術與信息要素與區劃的關系

技術在城市區域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地位。“區域技術條件直接制約區域經濟的發展。 ”在城市市區這一重要的經濟區域范圍內，技術對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對區域經濟布局的態勢，對區域經濟的效益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城市技術創新活動是政府運用行政、經濟等手段，對技術創新從城市經濟發展的總體布局出發，積極調節系統內的創新資源，保證創新和各個構成要素相互協調、合理配置，從而提高創新水平。”政府可以通過區劃的積極變化，同樣會對科學技術起到吸引和集聚作用。不過，雖然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的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它在隨著區劃的變化而作用于一個地區時，往往處于一個相對“從屬”的地位，因為它常依附于并隨著資本和人才的流動方向而流動，而不是獨立地發揮作用。即便如此，分析一下市區區劃與技術的關系仍然有助于全面地看待市區區劃的深入影響。

“城市發展的趨勢是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集聚力與擴散力并存。”市區區劃會對經濟信息及其運行過程進行調整與優化。首先，市區區劃變動本身是重要的經濟信息源，向外散發出大量的、多種多樣的經濟信息，各類經濟主體會被它所吸引，按照各自的需求和自身的特點從中發現眾多有價值的經濟信息。它將在城市發展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發揮持續不斷的作用。第二，市區區劃的變動尤其是擴大增加了市區能夠發出經濟信息的經濟主體的數量，改變了部分經濟主體在信息運行機制的地位。原本處在市區經濟圈層以外的經濟主體參加到市區信息和利用者的群體中，一部分經濟主體因為在新的規劃中經濟地位的變化也直接導致了其信息運行機制中的地位變化。例如，原處在市區范圍外的一個經營不善而閑置的工廠，由于其所處區域被劃入市區，并且一條重要公路將從它旁邊修過，那么它很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信息源吸引多家投資者的注意，而擁有其產權的經濟主體在經濟信息運行過程中的地位也將發生改變。第三，市區區劃的變動將可能提高信息傳送的效率。它會隨著交通及通訊條件的改善，將市區范圍內較遠區域的信息更為快捷和便利地傳送到中心區及各經濟主體手中，同時也會以相反的方向使信息向原來難以較快達到的較遠區域傳送。并且，原為農村的區域在歸并入市區后，信息傳輸的成本一般會有所降低。區劃的調整，市區范圍的不斷擴大，信息傳送反而因為距離變大而加快了速度，這是由于人們選擇了更能節約時間、提高效率的通訊方式。反之，信息技術的進步也為區劃變動提供了可能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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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傳耿 沈 山:區域經濟理論分析[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篇5

關鍵詞：區域中心城市；形態；發展理論；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市政策一直強調發展中小城市。1980年后認識到發展大城市的優勢，開始注重發展區域中心城市。在我國，中心城市的空間形態模式普遍表現在同心圓式的環形道路與放射形道路作為基本骨架的“圈層式”空間格局。

在我國，區域中心城市一般指那些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歷史文化條件，人口和經濟活動高度集聚的地區級城市。區域中心城市是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物流中心和休閑中心。在我國，中心城市可以分為國家級的、省級的和地區級的。

中心城市一般都具有先進的生產力、集中的企業、雄厚的資金、完善的基礎設施、健全的經濟管理機構，可以集中力量開發新技術、研制和生產新產品。同時，中心城市具有強大的吸引能力、輻射能力、綜合服務能力和協調能力。可以說，中心城市承擔著推動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

從區域中心城市的定義和功能可以看出，影響區域中心城市形態發展的主要因素可以分為客觀條件和人為條件。客觀條件包括：所在區域中的自然地理條件、交通條件、與周邊城市的緊湊度等。人為條件包括：對組成形態各元素的調整能力及其發展水平、技術水平和信息化的更新周期、人口的集聚能力、區位分工、社會分工等。發展力可以體現一個城市的發展狀況，區域中心城市的發展力代表了整個區域的發展水平。可以從一個城市的發展力來研究一個城市空間形態的擴展速度。城市發展力的度量方法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苗建軍，城市發展路徑，2004）：

（1）

（2）

DL為發展力目標水平

AL為實際水平

如果DL>0，說明發展正常；如果DL< 0，則說明發展是不正常的。

如果，說明城市發展處于預期發展水平，城市形態處于擴展階段。

如果，說明城市發展水平與預期發展水平不符，城市形態處于相對穩定階段。

影響一個城市發展力的因素有：基礎設施與發展水平的協調程度、城市在區域中的區位優勢等級、相關政策的實施等。要提高區域中心城市的發展速度，就要提高城市在區域中的競爭力、創新力，發展優勢產業，完善基礎設施，實現與國際社會的接軌。

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增長條件與產業結構的優化決定著城市的發展速度，而經濟的發展速度是城市形態演變的關鍵。在發展城市經濟的時候，要注意與社會和生態的協調。

區域中心城市發展理論有：

W. Christaller 和 A. Losch 提出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六邊形市場區的城鄉網絡聯系結構，該理論強調中心城市在區域空間結構中的生產和流通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農業區位論 和M. Weber的工業區位論等從土地的利用方面研究中心城市在區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心城市的空間發展模式，它的最優形態布局等。

“新城市主義”理論致力于解決城市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城市病”難題，其核心人物是Peter Calthorpe 。該理論作了以下研究：城市形態對城市發展的影響，認識到緊湊型城市形態是未來城市形態的發展方向；自然因素對城市發展的制約，認為城市要可持續發展就要結合周圍的自然環境，并保持城市的多樣性和地方特色；從區域、城市和社區三個層面對城市進行研究。

中國學者苗建軍從空間發展路徑、經濟發展路徑、文化發展路徑、制度發展路徑四個方面對區域中心城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協同發展理論。苗建軍在《城市發展路徑》中對中心城市的形態發展演變得出了以下結論：認為中心城市都經歷了均衡―>集聚―>擴散―>新的更高層次的均衡的城市形態成長路徑。

第一階段為中心城市低層次均衡的成長“序化”，表現在城市空間形態上的單一性；第二階段為中心城市極核式集聚的成長“序化”，表現在城市空間形態上的內部集聚，外部延伸；第三階段為中心城市極核式擴散的成長“序化”，表現在城市空間形態上的迅速擴展，新城的形成；第四階段為中心城市高層次均衡的成長“序化”，表現在城市形態上的城市帶的形成，即信息社會的空間形態。

從此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心城市的成長過程以及中心城市和城市帶即區域的因果關系：中心城市的發展速度決定了區域的發展水平。從中心城市的形態演變過程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對整個區域發展的重要意義。

近幾年中國由于實行快速城市化的政策，加大了區域一體化的建設，給區域的發展帶來了大好時機，但同時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弊端。中國城市的發展依賴于房地產的開發和新區的建設，在城市發展中“泡沫經濟”泛濫。城市政府為了追求政績，盲目開發，資金不到位，虎頭蛇尾的現象層出不窮，制約了中心城市經濟的發展。在整個區域的發展中，中心城市沒有起到應有的帶動作用。

中心城市的發展速度直接影響到了一個區域，甚至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它具有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地位。本文通過對區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功能、理論和發展條件等一系列的研究，希望為今后中心城市形態的演變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并引導其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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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健康管理；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研究

1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相關知識

1.1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

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是當今時代城市現代化的一種追求理念。首先健康二字代表城市化服務中人們的健康姿態,要求每一個社區居民都擁有一個健康積極的生活態度,所謂健康積極的生活態度就要求身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健康,在身體方面,社區體育發展模式就必然會推行,社區相關的服務人員可以通過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要求在社區體育器材方面提供較大程度的資金投入力度,建設更多的社區體育器材,在心理健康方面,社區體育建設機構應加大對每個體育器材的應進行專業指導,并且通過不斷的進行社區體育活動提高人們對生活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并且在對待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較好的心態,這才是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開展的主要任務。

1.2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內涵

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主要以3個部分進行意義的開展:第一部分,主要內容講的是關于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管理模式開展的多方化,多方化要求多方參與進來。這里多方指城市社區的體育發展參與方、城市社區健康衛生醫療機構等進行多方化構建城市健康管理體育發展;第二部分則是對健康管理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對象展開分析,主要對象就是城市居民和社區,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當今時代的的服務要求,首先應對社區衛生醫療組織進行服務水平的提高,對社區衛生相關服務提供了強大的保障;第三部分是將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理解為兩方面結合的產物,根據新時代城市現代化發展的需求,把社區衛生組織和社區體育發展放在一起,從而實現新時代城市社區體育發展的健康模式意義的體現。

2基于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主要特點

2.1融入綜合的特性

健康管理社區發展模式的開展,其開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城市化人民的生活質量,這里主要側重于社區體育教育的發展方面。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融入綜合特性主要體現在多個方面,以社區體育健康發展層次來說,在對社區不同年齡段的居民進行不同體育活動的開展,在對不同人群的的體育娛樂器材的建設中進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不僅要求城市社區居民在身體素質健康上有一定的保障,同時在相應的心理健康方面加入了人其中,通過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開展將城市體育發展組織和社區衛生服務組織有效的結合到一起,從而實現新時代對社區體育健康模式的健康管理的要求。

2.2順應時代的特性

所謂將社區體育發展模式適應于時展的特性,我們要對當今時代城市化人們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理念融在一起進行分析。由于我國大型城市的不斷涌現,在就業方面存在著超大的競爭壓力,很多年輕人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日日夜夜為自己的工作為之努力,在自身健康狀況上基本不去重視,同時現代社會城市燈紅酒綠,充滿著許多誘惑力的場合,像酒吧,每天晚上很晚才開始營業,很多年輕人認為這個場所能釋放自己的壓力,導致很晚才回家,長期下去,身體素質必定會大大降低,所以相應的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組織應為現代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的服務要十分到位,從而提高城市社區健康管理體育發展模式的進行。

3開展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3.1政府應將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進行大力推廣

為了更大程度上促進城市社區人們更快的融進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模式上,要充分利用政府這一權威平臺展開全面推廣。政府是社會發展進行規劃的管理部門,首先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應對新時代下的健康管理的社區體育發展展開全面的深入研究,對社會的和諧發展、衛生服務領域的發展以及人們身體素質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新時代我國為發展成綜合國力強的大國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這一科學發展觀的影響下,建立和諧、健康的綜合大國提供理論依據,并且對體育領域建設體育強國的偉大發展藍圖做鋪墊,當今時代尤其在大型城市的建設中,政府有關部門應打大力度對健康體育發展模式展開大規模的推廣,并且對城市3全民健身視野民族體育發展的重要保障為了保障民族體育在學校、社區、企業、部隊中,以及文旅方面的順利發展,我們應當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3.1加強民族體育健身基礎設施建設

近年來,社會大眾對體育健身項目中的民族體育項目的參與熱情不斷高漲,如筷子舞(蒙古族)、霸王鞭(白族)與陀螺(壯族)等。民族體育項目豐富的觀賞性與表演性特征讓社會大眾樂在其中,在提高身體素質的同時感受了民族體育文化,增強了民族榮譽感。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國在全民健身基礎設施方面對民族體育健身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夠。很多人只能在有狹小的場地上練習民族體育運動,并且相關器材都是自己購置的。基于此,政府應當加強民族體育健身基礎設設施建設。在實踐中,充分利用城市公園、郊野公園、公共綠地以及城市空置場所建設民族體育設施,推動民族體育與園林的有效結合。另外,在器材配置上,要逐步滿足社會大眾對民族體育運動的需求。

3.2建立高水平的民族體育健身指導師資隊伍

為了保證民族體育的健身效果,應當建立高水平的民族體育健身指導師資隊伍,傳授社會大眾民族體育科學的健身方法,提升他們參與民族體育健身的自主性與積極性。各地應當根據自身區域內民族體育優勢,組建專業化的民族體育健身指導師資隊伍,同時引進區域外的民族體育項目,大力開展民族體育健身活動;加強民族體育健身指導師資隊伍的招聘、管理制度,在師資數量與質量上滿足社會大眾民族體育健身的要求。

3.3通過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等媒介營造民族體育健身的良好環境

應積極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等傳播媒介,以及互聯網新媒介宣傳民族體育的健身功能。其中,電視、廣播與報刊方面要經常播放與報道民族體育方面的內容,網絡出了播放與報道內容外,還可以通過微信、微博、貼吧、論壇等方式,及時了解社會大眾對民族體育健身的意見與建議,然后有針對性地進行建設。互聯網作為當前社會大眾了解信息的重要媒介,它在宣傳民族體育健身功能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此,應當充分發揮網絡智慧體育平臺的作用,通過網絡手段,把民族體育知識呈現給社會大眾。

4結語

民族體育是我國體育視野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與傳播民族體育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重要責任。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健康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通過參與體育運動來獲得健康,已成為社會大眾肯定與接受的一種健身手段。在此背景下,我們應當以民族體育為跳板,不僅以其簡單易行的動作技能提高全民的身體素質,而且以其鮮明的民族性與文化性給社會大眾文化的熏陶,增強他們的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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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抓好教育科研實效性研究是教育發展新形勢的要求

1. 符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指出，教育科研應當遵循教育教學發展規律，注重破解現實的難點和熱點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教育要想走出困境，擺脫窘境，進入佳境，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教育的需求，必須要堅持走富有實效的研究之路。

2. 符合省里對教育科研工作提出的新要求。2011年4月，吉林省第五次教育科研工作會議勝利召開。省廳領導講話及下發的《吉林省“十二五”規劃要點》指出，教育科研應當面向實際，注重創新，強化服務；要堅持從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出發，緊貼教育改革實踐，努力增強教育科研實效性。圍繞建設人力資源強省，面向學校、面向師生、面向社會，為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更富有實效的智力支持和保障。

3. 符合市教育局對教育科研工作的新要求。十一五期間，吉林市教育局班子重視科研實效，親歷親為，懂科研，重視科研，從制度、人員、物資等多方面加大對科研的投入和支持，教育科研工作進入了全新快速發展期。2011年，新任局領導到市教科所調研，進一步提出：“要切實搞好教育科研實效性。要結合我市教育的實際情況和師資隊伍的實際情況，科學篩選課題，有效確立課題，增強課題研究的實用性和實效性。”

二、區域教育科研實效性的界定

1. 實效性定義。實效性英文是effectiveness，它的原意是效力，現在我們也把它譯成實效性。我們搞實效性研究，本意就是讓教育科研為我們的教育教學工作效力。它是在限定區域內，在目標明確的前提下，采用恰當的方法、科學實踐與探索，使我們的研究產生實際效果，并緊密結合時代需要，推動教育教學工作向更高層次邁進，提高質量，提升品味，讓學校受益，讓教師受益，最終讓學生受益，貢獻于國家和社會。

2. 取得實效性的標志。課題研究取得實效性，應有如下幾個標志：

（1）學校實現發展。通過研究，學校獲得了長足發展。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教育教學質量，都發生了明顯的改觀。學校信譽度提高，社會反響好，得到主管部門的肯定，在相關評比中成績優異。學校是政府評定的優秀學校，是家長和社會認可的學校。

（2）教師無比幸福。教師愛崗敬業蔚然成風，煥發青春的活力。教師特別有干勁兒，人人以校為家，并且都以自己是某某學校的教師為榮。教師樂于奉獻，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也要維護集體利益。學校打造出一批科研型名教師，名教師積淀深厚的教學底蘊，形成具有鮮明個性的教育思想，練就精湛的教學技能，最終發展成為本學科的帶頭人，是頭雁。

（3）學生充滿朝氣。注重實效性研究的學校，學生充滿朝氣，班風正，學風濃，學業佳。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品德、智力、實踐能力、審美情操均衡發展。而職業學校，學生就業率高，就業待遇好，學生成為科研實效性研究的直接受益者。

3. 實效性追求的三維模式。學校中心工作是育人，把育人工作看成一個金字塔，頂點應當是教育科研；如果具體到以學生為研究對象，它指向的四個底面頂點分別是德、智、審美、實踐，金字塔的底兒是學生身心基礎，包括生理與心理兩個方面。這樣研究，全面對待學生，就不會顧此失彼，有所偏頗。這樣的模式符合當前素質教育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理念。

三、教育科研實效性研究的途經、方法與策略。

（一）實效性研究的途徑

1. 選好研究的主題。選題應當結合學校實際，結合教師個人工作實際，有針對性地設計，科學論證，因人而異。堅持適用性原則，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分解好任務。一個課題任務，采用層層分解的方法，化繁為簡，化難為易。教師可以單獨研究，可以群體研究，發揮團隊優勢，共同破解難點。例如，學生習慣的養成教育研究，可以以學年組為單位進行研究。

3. 抓好過程管理。教師應按規劃課題統一要求，填寫好課題研究手冊；也可以充分利用博客、微博，把研究的收獲及時記錄下來，最后打印整理，匯集到研究手冊上。應當隨時隨地用現代化的影音設備、圖片等資料，保留研究痕跡。

4. 搞好總結提高。結合自己的材料，從看似尋常的工作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提煉和撥高。結論形成時，應當標注其成立所限定的條件，說清楚本結論適用的范圍。

5. 形成制度。從市教育科研工作層面看，科研工作納入教育局各級管理體系之中。督學制定的《年度教育重點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評估指標體系》保留了教育科研評價指標，評估權重得到進一步加強；市教育局每年進行一次科研工作專項表彰，每兩年對全地區科研工作進行聯檢；做好了課題歸屬管理，明確要求本地區申報的各項規劃課題由市教科所統一管理；地區評職晉級等涉及科研的各項認證，也由教科所進行鑒定。

6. 履行手續。必備的手續，可以使我們的研究最終得到權威部門的評定，可以得到專家的指導，可以保證我們研究方法更加科學，研究方向更加準確，這也是規劃課題不同于一般群眾性研究的關鍵所在。

（二）實效性研究的方法

研究者可以使用觀察法、調查法、訪談法，也可以開創新的研究方法。要堅信，適合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三）實效性研究的策略

1. 與教研工作有機結合。科研與教研是相輔相承、相得益彰的關系，二者有機結合，才可以更好地發揮科研的引領作用，產生出不同尋常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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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保護；市場分割；測度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均取得了非常矚目的發展成就，創造了“中國式的增長奇跡”。然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地方政府對經濟決策權明顯加強，并且擁有更多權力進行投資項目的核準、營業執照的發放，以及土地資源的控制，這也使得地方政府對當地經濟的干預能力大大增強。同時，1994的財政分權體制很大程度上強化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當地政府對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很高。在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稅收與地方經濟發展緊密相連情況下，為了擴大稅基征收更多的稅，也是地方政府迅速發展當地經濟的原因。GDP作為各級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地方官員在有限任期內為晉升展開政績競爭博弈，采用各種手段保證本地財政收入和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以實現其任期內本地利益最大化。

近幾年，國內外學者對地方保護的研究多集中在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劉培林（2006）研究發現地方保護所導致的市場分割已經對中國區域產出配置和省際間生產要素配置產生了扭曲影響，間接導致我國制造業產業效率的巨大損失。而如果從地區間行業貿易的邊際效應模型來看，市場分割在各個行業都普遍存在，各地區間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十分嚴重，導致國內市場一體化進程緩慢，且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地方保護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黃賾琳，王敬云，2007）。各地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保護當地企業所形成的地方保護傾向，人為地設置各省區間的貿易壁壘，阻礙了地區間產品的自由流動從而導致地區間產業結構趨同，各地區的比較優勢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孫曉華，郭玉嬌，周玲玲，2013）。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更有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現階段地區性行政壟斷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倒U型影響，而且絕大多數省份行政壟斷促進了經濟增長 同時，地區性行政壟斷對地方政府投資具有正U型影響，且二者關系處于正U型下降通道中，但是他們同時指出這種發展是短期的，從長期來看不利于全國統一的市場規模效應的發揮，政治租金的獲得損害了經濟效率（張衛國，任燕燕，花小安；2010）。

作為經濟層面，能夠維持經濟迅速發展的地方保護是其影響經濟的重要手段。然而，地方保護需要物質支撐，經濟發展又為維持作為經濟增長制度因素的地方保護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為了厘清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相互影響，本文著重對地方保護的測度方法進行了綜述，并測定了我國近幾年的市場分割程度趨勢。

二、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測度方法

研究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對地方保護程度的測度，這也是政府制定反壟斷和競爭政策的基礎。以往的學者在對地方保護的量化測量過程中都是通過分析市場分割程度或者市場一體化程度來辨識的，因為實際過程中地方保護的數據難以取得，無法直接度量。在研究和整理基礎上，我們根據研究方法和變量選取的差異性，總結了三種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方法：即生產法、貿易法、價格法。

1.生產法。生產法是從生產領域來考察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程度的，白重恩（2004）指出由于地方保護的數據難以獲得，以制造業為例，通過分析我國各地區的產出結構、生產效率、專業化分工程度以及重要產品的邊際產出差異來測度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若產業結構相似度上升、區域專業化分工程度下降，則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程度較大，實證結果顯示產業結構的差異縮小導致了區域專業化分工程度的下降、地方保護的擴大。也有部分學者從生產可能性前沿出發，運用DEA（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包絡數據分析）方法來計算產業的整體技術效率，再分解成省內技術非效率或要素配置不合理導致的產出結構不合理因素，以此來衡量地保護和市場分割導致的產出損失來度量地方保護程度。

2.貿易法。鑒于貿易量和貿易結構也是衡量市場分割的重要指標，貿易法在貿易和流通領域運用邊界效應模型分析不同區域的貿易量、貿易強度與貿易結構從而考察區域地方保護程度（Poncet，2003）。當如果地區間貿易流量下降、“邊界效應”上升，則認為市場的分割程度擴大（Naughton，1999）。

3.價格法。在測度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眾多方法中，價格法是最主流的一種。它通過比較各區域間商品價格的方法來考察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情況，運用商品價格作為衡量市場整合程度的工具，如果商品的價格在統計上是趨同的，那么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提高，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程度將下降（余東華，劉運，2009）。在運用價格法時相對價格法是歷來學者研究最多的一種。陸銘和陳釗（2006）采集了我國1995年―2001年9類商品的價格，進行市場整合程度分析，實證檢驗了全國相對方差的收斂性，嚴謹地運用相對價格方差證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商品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價格法的優點是在于我們可以通過價格來考察要素市場的整合程度，因為價格易于獲得且數據較為齊全，便于實證分析，但是價格法的缺點也較為明顯，在實證過程中無法確定價格變化幅度中有多少因素是由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決定的。

三、市場分割程度趨勢實證研究

1.模型構建。在現實生活中，地方保護的度量往往是通過市場整合程度、市場專業化指標或者一體化程度在衡量的。本文采用“相對價格法”來對地方保護進行一個整體的衡量，再做一個整體變化趨勢的預測。該方法基于“冰川理論”：我們假設有i和j兩地，Pi和Pj為產品在i和j地的售價，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兩地間的價格不可能完全相等，但是可以同升同降，也可以此升彼降，兩地市場整合的條件是Pi/Pj在一定的區間范圍內。而“冰川成本”則是表示在交易過程中由于交易成本產生的損耗。假設每單位產品產生的損耗為固定比例a（0

相對價格方法的指標：

2.數據來源。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2004年-2013年我國29個省（市）9類商品[ 9類商品為：糧食，煙酒飲料，服裝鞋帽，紡織品，燃料，文化辦公用品，日用品，中西藥及醫療保健用品，書刊雜志及電子出版物。]為例，考察了時間、地點和商品種類3個維度，再將29個省（市）的數據兩兩組合，得到406組具有貿易聯系的省市商品組合，再根據每一年兩兩組合的相對方差進行合并，從而得到29個省（市）的市場分割度。

3.實證結果。下圖為我國整體市場分割程度的趨勢圖，由圖中可以看到。

從圖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2006年間有一個下降，市場分割程度降低。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市場分割程度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原因是國內商品交易的縮減，商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之后又有緩慢上升，總體來說，我國的市場分割變動趨勢是相對穩定的。

四、結論

本文基于地方保護導致國內市場分割日趨嚴重問題的現狀，綜述了測量地方保護程度的三種方法，并比較了各自的優劣勢。此外，本文運用相對價格法來測度我國整體市場分割程度的變動趨勢，結果顯示處于穩定趨勢。盡管如此，我國仍不能忽視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一方面應改變地方政府基于GDP的考核機制，從根本上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動機；另一方面要加強地區間的經濟貿易合作，出臺降低地區間貿易壁壘的政策措施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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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區域市場 障礙 推進策略

環渤海地區區域市場一體化問題由來已久，但是始終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任何地區都越來越難以孤立求發展。所以，對環渤海地區的區域市場一體化的研究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環渤海地區具備一些建立統一市場的可行性

首先，環渤海經濟圈內三次產業存在著明顯的梯度差異和互補關系，這就為區域間的合作提供了條件和基礎。總的看，北京城市，將以現代服務業為其發展的主要內容，以強化其綜合服務功能，支撐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天津、大連、青島等城市將以金融、物流、高科技產業為其發展的主要內容，以引領區域產業發展的方向，而沈陽、太原、石家莊等城市則以基礎制造業和原材料工業為其發展的主要內容，以支撐整個區域的產業發展：其他次級城市以專業分工為基礎，形成各具特色和優勢的產業群體。

其次，環渤海經濟圈內存在著明顯的資源互補性。晉、冀、蒙、遼、魯五省區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京、津二市擁有大量的資金和雄厚的科技實力，通過經濟圈的聯動，自然資源、資金、技術就會在區域內實現合理流動和最佳配置，最終，各種資源將會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開發，使各地區都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其合作前景無疑是廣闊而長遠的。環渤海經濟圈內的人力資源也有很強的互補性。人力資源是各種資源中最為寶貴的資源，環渤海經濟圈內京、津兩地擁有大量高科技人才，而晉、冀、蒙、遼、魯則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和低成本的勞動力，通過區域內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合理開發，將會為環渤海經濟圈發展帶來巨大的潛能。

再次，環渤海地區具有內聚力。從社會學的角度思考，經濟區域的形成不僅是由于經濟區域內的經濟因素所致，而且也是由于地區內人們長期的社會活動而產生的地區意識的結果。環渤海地區，由于歷史上人口機械變動的原因，而使它獨具特點。自至前的一個多世紀里，廣大農民背井離鄉謀生路，出現了兩個方向的人口流動。一個方向是華南地區農民向海外移居，另一個是華北農民向東北地區遷徙，其中山東、河北農民最多。上述山東、河北破產農民遷入后散居東北三省，但相當數量在遼寧，特別是遼東。這就是說，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使環渤海地區更容易形成一個整體。

二、環渤海地區區域市場一體化存在的障礙

由于歷史、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日前，環渤海經濟圈仍面臨一些制約區域市場一體化的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主要包括：

首先，環渤海區域市場一體化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行政體制分割，各自為政，行政性區際關系削弱甚至是替代了市場性區際關系，以致都市圈內因地方行政主體利益導向而難以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及經濟融合。突出表現在：一是存在嚴重的不合理重復建設。由于長期條塊體制的分割，環渤海地區的項目安排上呈現產業結構的趨同現象。這不僅出現在價高利大的產業領域，而且在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領域尤甚。二是在開放引資上競相出臺優惠政策，在外貿出口上競相壓價，導致過度或惡性競爭；甚至都市圈內的區際聯系還要小于與國際的聯系，由此損害了區域整體利益。三是都市圈內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壁壘、資源大戰以及各種形式或花樣翻新的地方保護。四是產業關聯度低。環渤海地區三部分形成了相互競爭的局面(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京津冀北)。這三個區域從幅員和人口規模，都可以發展成相對獨立的都市經濟區，而三個經濟區相互間經濟聯系沒有長三角和珠三角內部城市間那樣緊密。

其次，“龍頭”帶動作用有待突出。區域經濟發展必須有“龍頭”帶動。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天津和區域內的其他地方缺乏緊密的聯系，京津冀地區的輻射半徑還沒有到達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兩個半島對京津冀地區的輻射相對更弱。目前看來，環渤海經濟圈發展尚缺乏真正的“龍頭”帶動，國家開發建設天津濱海新區就是力求在“龍頭”帶動方面有所突破。但是，目前，濱海新區的建設有待于做進一步的合理規劃和不斷增強其經濟實力，以起到“龍頭”帶動作用。

再次，環渤海地區的交通問題仍然影響著環渤海地區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區域間經濟整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交通體系的完善，環渤海經濟圈的跨度過大，相互之間地理位置間隔較遠，這必須要求完善的交通運輸手段來彌補。環渤海經濟圈目前雖已有多種交通運輸條件，但由于缺乏統籌考慮，尚未形成完善的綜合交通網絡。而環渤海地區雖然擁有全國密度最高的公路網和鐵路網，但是至今仍無一條環渤海沿岸公路或者環渤海沿岸鐵路，而是沿用全國性的交通體系。而且，環渤海區內運輸的任務繁重，運輸需求也增長迅速，使得這一地區的運輸能力緊張局面日益加劇。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區域內部經濟的協同發展，增加了區域聯動的成本。環渤海地區主要港口之間缺乏明確分工，也缺乏合理合作，基本各自為戰，相互競爭，這大大降低了運輸體系綜合優勢的選擇。

三、推進環渤海地區區域市場一體化的策略

環渤海地區的市場一體化進程，除了依靠國家的制度供給外，更重要的是區域內部的協調和發展。近年來，為加強區域合作，環渤海地區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舉措。但總體上看，區內各城市之間合作的意愿要大于實質性行動。根據目前的現狀，有效推進區域市場的一體化，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首先，環渤海地區的市場一體化需要一個較完善的戰略規劃。

隨著環渤海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北地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份量日顯重要，面臨新的發展機遇，這一區域巫需一個較完善的戰略規劃，盡快形成科學有效的區域治理結構，并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為其起飛及持續發展提供動力源。

第一，應著手考慮大區域的協調規劃。建議以立法的方式來保證區域規劃的權威性和約束力，以便為社會各方發展提供法律依據。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重視整個環渤海地區發展的空間規劃，包括自然資源、交通、電力、產業布局等，可以有效突破“諸侯經濟”障礙，引導市場對資源有效調整，為這一地區的起飛提供持久制度性發展動力。從區域的角度中出發，加快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建設，盡快發揮“龍頭”帶動作用；規劃中要堅持把市場引力視為區域經濟突圍的主要動力。

第二，完善區域交通體系，重組區域發展空間。樹立大區域和一體化的觀念，從整體上規劃區域交通設施建設的戰略布局，進一步完善區域內部交通聯系。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帶，如京濱、阪神等，其形成和存在都有賴于發達、暢通的區內網狀交通網絡。

第三，引導和鼓勵區域內產業的分工、轉移和調整。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協調，根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通過政策鼓勵和引導要素流動，促進區域內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的優化和產業的轉移升級。要以國際國內市場為導向，培育若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和品牌產品。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有三個層次：首先，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調整。第二，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調整。第三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調整，即高科技產業。

第四，建立能夠實現“多贏”的區域協調與合作新機制。區域內應加強信息溝通和政策協調，共同謀劃環渤海地區的發展，構筑“地域相近，人緣相親，經濟相融”的和諧氛圍，推動區域競爭力的迅速提升和促進地區市場一體化的發展。

其次，做好環渤海地區統一要素市場培育和發展方面的工作。

環渤海地區區域間要素流動目前還沒有達到比較暢通的格局，生產要素流動阻力比較大。這與新形勢下，區域經濟飛速發展的迫切要求相違背，應當加快推進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自由流動。目前，特別重要的是，共建區域性的商品物流共同市場、產權交易市場、人力資源共同市場、科技成果及知識產權保護共同市場、基于信息網絡平臺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場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場等。

一是建立統一的商品市場。區域內各省市通過區域聯合制定共同的協議，允許對方商品自由進出，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做到物盡其流。同時，要制定共同的市場規則，實現公開公平競爭，通過市場公平競爭，才能提高區內企業素質，不斷降低交易費用，促進各地共同的增長。可以考慮組建和培育跨地方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公司，把貿易成本降低到最大限度，體現市場整合的優勢。

二是創建統一的地方性金融市場。加快環渤海地區內部市場一體化的動力源泉之一就是資金的有效循環，因而建立區域內大金融體系十分迫切。首先，有必要建立“環渤海開發銀行”，集中環渤海三省二市的財力，尤其是民間閑置資金，為該地區企業融資、擔保、存貸業務提供一條新途徑。同時，又構成了與一些全國性專業銀行競爭的局面，從而能進一步活躍環渤海地區的金融市場。其次，適時開放北方證券市場，允許更多的已達一定規模的國內企業向國外發行股票、債券，開拓融資渠道。再次，建成地區票據結算中心，將異地結算改為同城結算，以利于地區間交易，加速資金的周轉。最后，加快培育離岸金融市場，吸引外資銀行進入，并進一步根據實際條件成立跨國的環渤海地區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加快同業外匯拆借和短期外幣債券市場的建設。只有區域性金融市場建立起來，資金流在區域內暢通無阻之際，統一的大區域市場優勢才會體現出來。

三是建立自由流動的和完善人才市場。環渤海地區高科技人才相互間的流動、利用效率非常低；首先，要催化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籌建一個區域內大范圍的人才交流市場，通過發揮市場功能，有效地調節勞動力的供求。其次，要改革戶籍制度，弱化戶籍關系對勞動力流動的約束，打破人才的地域界限，促進人才自由流動，逐步做到專業人才區域內自由擇業。再次，實行勞務行業中介化，允許勞務服務機構開展公平競爭，促使人員流動更加暢通，更有規范，更有效率。最后，還要大力推行跨地區高等教育的就學制度，培養具有廣闊視野的智能型、開拓型、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何瑛.環渤海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思考.中國城市研究.

篇10

關鍵詞：顯著區域選擇；尺度空間原始結構；關注區域；圖斑

中圖分類號：TP391.41 文獻標識碼：A

初級視覺系統的主要工作目標，就是將視覺注意機制有效地運用在和當前可視任務相關聯的信息處理中，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計算資源，時間耗費，以及不同的視覺背景。近年來，國內外研究人員模擬人類的視覺注意機制提出了多種模型，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Treisman的特征整合理論[1]。在Itti等人[2]提出的基于顯著性的自底向上的視覺注意模型的基礎上，Dirk Walther提出了一種基于顯著度的區域選擇方法[3]，改進了過去只能關注顯著坐標位置固定半徑大小區域的方法，使注意區域為一片連續的區域。在沒有先驗知識可以利用的情況下，使用Linderberg[4， 5]提出的尺度空間原始結構的方法可以提取出興趣區域的適合尺度及區域范圍。使用基于顯著度的區域選擇方法和尺度空間原始結構方法，將對目標顯著性貢獻最大的顯著特征區域和存在于尺度空間中的目標重要結構結合起來作為關注區域，有效地考慮到圖像的結構特征、目標形狀特征、目標初級視覺特征和觀察目標的最優尺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