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傳統文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我國的傳統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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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應該都知道，現在中國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越來越冷落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

我國的傳統文化可說是豐富多彩，上到節日下到名勝古跡。這么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我們怎么去繼承和弘揚呢？首先，我認為可以建立一個網站，然后寫上中國的傳統文化之類的一些文章，這樣可以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

其次，想要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先要請全中國人注意，我們可以適當的去了解別的國家的傳統文化，但是不能丟掉了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打個比方吧，比如大家都對圣誕節比較感興趣，而卻越來越冷落了中秋節，端午節，重陽節等中國的傳統節日，以至于端午節的申遺產文化權給了韓國江陵，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所以，要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請所有的國人多了解我國的傳統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很好的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

最后請大家一起行動起來，為了繼承和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多多宣傳，多多了解一下我國的傳統文化，千萬不要冷落了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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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農抑商 傳統文化 因素分析

一、我國“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及演變

我國“重農抑商”思想的創立當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根據《商君書?外傳》的記載，商鞅在秦國實行了“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政策，這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先河。到了兩漢時期，漢武帝“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在我國歷史上輝煌的隋唐時期，“重農抑商”思想略微有所松動，商業和手工業空前繁榮。但是統治者為了限制商業活動，仍然對商市的范圍、時間和地點進行了限制。到了兩宋時期，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南遷，極大的促進了南方地區的開發，農業生產技術和水平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此時的抑商思想進一步的放松，商市出現了夜市景象，泉州、杭州等港口的市舶貿易十分活躍。應該說，我國“重農抑商”的政策在這一時期最為寬松。到了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明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我國工商手工業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手工作坊和雇傭關系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但是明清時期，我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并沒有出現像兩宋時期那樣“抑商”思想明顯松動的跡象。明太祖朱元璋喻告大臣：“理財之術，在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強調“農為天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這種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從此在明清時期牢固樹立。再加之，明清先后實行海禁和閉關，這種“重農抑商”應該說是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從上述我國“重農抑商”思想的演變，我們不難看出，不管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重農抑商”思想都是貫穿始終。但從總的歷史脈絡來看，我國“重農抑商”政策具體表現為：一、統治階級反復強調“農本賈末”思想，從思想上牢固確立觀念；二、在土地及農業問題上不斷改革，防止土地兼并，鞏固小農基礎；如我國唐代的“兩稅法”改革，明清時期的“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這些都是為了鞏固農業基礎而進行的改革；三、統治階級采取各種措施限制商業活動。如在身份上對商人實行歧視政策，在經濟上給予商人重稅，在政治上阻斷其仕途等。總之，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重農抑商”政策從未間斷過，它深深的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

二、我國“重農抑商”政策中的傳統文化因素

正如的認識論所說的那樣，社會意識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存在依賴于社會意識的指導。我國在漫長的封建歷史長河中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必然也是受到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1、儒家思想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在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長河中被推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并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而在“重農抑商”政策的發展中，儒家的“義利觀”成為一個重要的推動力。“貴義賤利”在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占有絕對優勢。儒家的所謂“義”，是指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等級觀念。正如荀子所言“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而儒家指的“利”是指能夠滿足人們正常需求的功利。“重義輕利”更是成為了封建社會判斷是非的道德標準，正如《論語》所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從上述對儒家“貴義賤利”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一思想的實質是主張人們放棄自己的利益，服從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這一思想自然會名正言順的被統治者采用。一方面，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要維護統治，就必須以農為本，即農業為國家大義。而工商業的發展，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于國無義，反而會為此而廢農時，動國本。且放棄工商之利，也正體現國家輕利。所以，“重農抑商”政策從統治者角度看，是與儒家“重義輕利”思想相吻合的；另一方面，從被統治階級的農民的角度來看，發展小農經濟，放棄工商之利，是個人維護國家道義，放棄一己私利的體現，所以處于被統治階級的農民也必須堅決維護和貫徹這一思想。

2、法家思想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

法家歷來主張法治，提倡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法家作為“重農抑商”政策的首創者，對這一政策的推動與實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家更為務實的注重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認為一國的勝敗歸根到底的還是經濟與軍事實力。這與相對理想化的儒、道、墨三家三家而言，更能為統治階級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具體到“重農抑商”的政策，法家認為“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這說明法家認為工商手工業者不從事農業生產，而且要消耗大量糧食，長此以往，會使國家土地荒蕪，經濟實力大減。同時法家認為商業背后的逐利性與封建專制主義存在深層次的矛盾。因為商人的逐利會導致“民富國貧”。所以，為了禁止商人的暴利，西漢著名理財專家桑弘羊提出要推行“鹽鐵官營、統一鑄幣”。從經濟上徹底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實現“國富”，限制商人暴利。自西漢以后重農抑商、干預經濟成為封建社會貫穿始終的社會正統賦稅思想。可見，法家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

3、道家思想對“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

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張“兼愛非攻”，即“無為”思想。因此，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道家思想被統治者采納和應用往往是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即給予百姓“休養生息”。而具體談到道家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更多的還是側重于“重農”。因為在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經歷了長期的戰亂，經濟社會急于修復發展。而在“休養生息”期間，往往伴隨著免稅和免租的現象，這對促進農業生產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同時，由于國家急需財富，一定程度的商業活動即有利于解決百姓生計，又有利于積累國家財富，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商業往往是真正的“無為”。

三、我國“重農抑商”政策對傳統文化的反作用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與發展。同樣的，我國傳統文化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制定實施產生了深遠影響，相應的，此政策的實施也必然對傳統文化產生反作用。一方面，“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為儒、法、道三家的相關理念提供了實踐基礎。特別是在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之后，統治階級利用這一工具，將相關思想與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從而使“重農抑商”思想在廣大士子的腦海中根深蒂固。從此，儒家思想不斷的被加入專制主義思想，腐朽的因素也不斷沉淀；另一方面，“重農抑商”政策的實踐不斷豐富了人們的認識，在不打破這一傳統共識的基礎上，人們不斷的對農業進行改革，包括各種賦稅制度、田制等等，這些制度的創新極大的拓展了傳統文化的外延，也是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總之，“重農抑商”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它產生于中國長期的農耕文明和傳統文化。同時，也極大的豐富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重農抑商”作為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堅持的理念，在早期對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在后期，這種維持小農經濟的思想觀念與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思想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進生產力的進步，使中國逐步落后于世界歷史潮流。但無論如何，這種植根于中華大地，吸納傳統文化的政策現象，依然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參考文獻：

【1】聶慧麗.中國古代農業賦稅思想及演變 [J].生產力研究.2011（10）

【2】范衛平.我國古代“重農抑商”傳統的文化成因 [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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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armonious idea is the main idea that Chinese pursuits. There is a summarization and distillation in Zhang Zai's work of "Ximing".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explored Zhang Zai's harmonious idea and its modern value from two aspects such as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nd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kinds, in order to provid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關鍵詞： 張載；《西銘》；和諧思想；現代價值

Key words： Zhang Zai; "Ximing"; harmonious idea; modern value

中圖分類號：G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6-0304-02

基金項目：寶雞文理學院人文社科重點研究項目（項目編號：ZQ03）。

作者簡介：蘇振武（1952-），男，陜西武功人，寶雞文理學院哲學系教授，哲學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哲學與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研究。

0 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孕育著豐富的和諧思想，中華文明本質上就是一種“和”的文明[1]。回眸傳統，挖掘那些積極的和諧思想，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張載在《西銘》中以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如何相處來觀察社會，從儒家的本根發生學上為當下社會和個人提供了一個理想范式：如何達到“天人合一”，如何做到“民胞物與”，具有豐富的和諧思想。本文旨在通過分析《西銘》中的所蘊涵的和諧思想及其現代價值，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思想資源。

1 張載《西銘》的和諧思想

《西銘》是張載在學術探索上的思想結晶，不僅代表了其哲學的最高精神境界，而且也包涵了他的全部著作精華。馮友蘭在其晚年講到“張載《西銘》與人的精神境界”時，以他自己的“境界說”高度評價了《西銘》的超道德精神，認為“《西銘》所講的是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一種生活方式。”[3]分析馮先生的闡述，可以看出《西銘》所包含的就是一種和諧思想，精神境界、生活方式就是一種和諧追求。下面就《西銘》的和諧思想逐一論述之。

1.1 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 天人關系是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天人合一”思想講的是人與自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體系，人來自大自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既是這個體系的起點，又是它的終點，即從天、人開始，經過主體自身的認識和實踐，重新實現二者的合一[4]，這正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家整體思維的基本特點。

儒家從積極入世的方面提出“天人合一”，注重人在天地中的主體價值，不僅強調發揮人的能動性，而且還認可“天”的超越性。孔子主張多言“人事”而少言“天命”，所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5]；漢儒董仲舒積極宣揚“天人感應”，強調天與人之間的密切聯系。張載則認為：“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6]，其實，這就分開了天人兩知。這是因為，張載要克服和清算秦漢以來的“知人而不知天”之“大弊”[6]，將自身的理論任務致力于構建儒家的宇宙論哲學。然而與之相反，佛、道兩家大多都是從消極避世的方面表述“天人合一”，即使他們談“宇宙”和“本體”，然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否認現實人生的條件下，提出的回歸自然。所以張載說：“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6]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傳統儒學是“知人不知天”，而佛道兩家是“知天而不知人”。對于儒學本身的缺陷以及佛、道的片面性，張載從獨特的視角，重建“天”的超越性，全面地、真正地處理了天人關系問題。

張載《西銘》開篇言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貌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6]”顯然，張載一開始就把天、地、人三者統一起來。張載以“太虛”之氣為天，“由太虛，有天之名。”[6]“太虛”在張載哲學中是一個超實體的終極存在，“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6]，“萬物取足于太虛，人亦出于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6]這樣以“太虛”為“天地之祖”，自然就會認為萬物一體，從而為天人合一奠定了本體論基礎。對于“天地之帥，吾其性”，王船山解釋為：“帥者，志也，所謂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7]張載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6]“性”所涉及“虛”，就是“太虛”。張載從整合虛與氣入手進而提出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學說。于是，天與人在張載的“性”論中得到了統一。張載說過，人能“大其心”，則能“合其心”，就是超越自身形體之小，而與天德合一。“天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6]但天地之心，只是以生物為本，并不是真有一個“心”，心則只有人心。人“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心為天地之心。“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6]人能大其心，去其形體之小，心便是性。心雖是己有，卻能體現天地生物之心，這就是為天地立心，實現了“天人合一”境界。可見這種天人之學是有體有用，體用合一。

《西銘》“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是張載哲學的思想精華，把人與天之間貫通起來，就能達到“天與人”的和諧相處。

1.2 民胞物與的和諧思想 “民胞物與”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反映了張載對天人關系認識的新的高度和水平，主張萬物、萬事、人人之間的平等和諧相處。

《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6]從以上論述中可看出張載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長幼有序、尊卑有等、強弱扶持的和諧的“大同”社會，這是對儒家經典思想的發揮。但張載的“大同”是否會等同于墨氏的“兼愛”？楊時首先提出這個問題，求教于他的老師程頤，程頤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圣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8]程頤以為墨氏“二本而無分”即“愛無差等”，故流于“兼愛”。張載雖說過“兼愛”等字眼，如“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6]當然，張載這種“兼愛”思想是基于封建社會而提出的，根本上也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作為我們應該繼承的則是他所提供的那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范式。

張載在《西銘》中構想的社會十分美好。在這個社會中，人人互相親愛，大家和睦相處，既無等級差別，又無尊貴之分，還能把別人能當成自己的兄弟姐妹。這正是從“天人合一”的和諧相處思想進而升華為“民胞物與”的和諧共融思想。

2 《西銘》和諧思想的現代價值

《西銘》所蘊含的豐富的和諧思想資源，對于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西銘》文字雖然較短，但是價值并不齊同。文中由“于時保之”到“伯奇也”，每句都在用典，可謂“名言警句”。 對于熟讀經史的古人而言，這些用典之句會讓他們有一種親切之感；但對于絕大部分的今人來講，若不加注解，難以搞懂。在這些用典之句中，雖然向我們闡述的是“即事親以明事天”的道理，然而，對于“無所逃而待烹”、“勇于從而順令”等句，未免有過于嚴重的封建思想，早已脫離了現實意義。《西銘》的首尾兩段則不同，思想精一，立意高遠，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所要吸收的精華所在。

2.1 人與自然的平等合一價值觀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它肯定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主張認知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而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要，甚至破壞自然。

在古代中國，“天人合一”思想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產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呼，民無能名焉”，意即堯之所以能成為偉大的國君，就因為他能效法天。孔子主張以“仁”對待人、對待物，以至于以“仁”對待天地萬物，即“推己及人”、“成物成己”，達到人、社會、自然的平等合一。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主張對自熱界的順應，尊重自然，不要違背自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為一種文化，則首先是由張載提出來的。他說：“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而主張“明理盡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實現人道與天道的統一，則是張載“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具有終極關懷意義和永恒借鑒價值。

2.2 “民胞物與”的人際和諧價值觀 在《西銘》中，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直到“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6]，可以看出，張載強調的是不管是賢人還是圣人，甚至是遭遇各種不幸的人都應該以兄弟相稱。即一方面應把他人看成同自己相同的人；另一方面還要將他人看成是自己的骨肉兄弟。這不但是一種美好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懷，更是對儒家“愛人”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為貴”、“泛愛眾”，“四海之內皆兄弟”（孔子），他所向往的是“大同之世”，也就是“人不都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友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講“圣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張載的“民吾同胞”說與它們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其實，儒家所提出的此種愛還要推己及人以及從近到遠，這就明顯地表現出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品格。此種愛可謂一種人生境界，其意境十分高遠，張載在以往圣哲的基礎上繼續追求仁，追求禮，他所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就是以一種人道主義情懷來觀照宇宙，增強了對宇宙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就為我們當今社會提供了處理人際關系的范式，如果能有這種“民胞物與”的品質與情懷，那么，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將會更為和諧。

在張載看來，在人倫關系中，自始至終都擺脫不了“人”的存在，“人”既不是分離的個體也不是的獨立個體，其所凸現的親情，最終回到對家和國的責任上。當今世界也已經步入“地球村”，假如“民胞物與”的思想可以成為解決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以及人與自然、社會之間關系的思想基礎，則這個世界就會到處“充滿愛”，和諧社會就會終成現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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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玉杰.中國和諧文化的思想資源、重要地位和正確導向[J].新華文摘，2007，（5）.

[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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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熹.四書章句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3：78.

[6]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8，9，21，62，113，234，324，32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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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意象油畫；傳統文化

中國油畫經過百年的歷史發展至今，這種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精神的畫種被賦予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民族審美，其審美心理和審美結構逐漸與我國傳統文化融合、同化并予以發展，“意象油畫”的概念漸漸明晰。當然，意象油畫并不是一種簡單的藝術風格或藝術流派，其語言特征、表現形式、造型方法、色彩觀念等藝術元素都體現了我國的民族性審美特征，尤其是受到我國文人畫的審美精神的影響尤甚。正如丹納所指出的那樣：“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1]他所說的時代精神和風俗習慣自然包含民族的審美精神和價值理念，中國藝術家在進行油畫創作時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周圍的“時代精神和風俗習慣”的影響，導致他們特別偏愛某種色彩，表現某種情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象油畫的藝術形式在我國衍生并發展可以說是一種必然趨勢，“油畫本土化的過程，是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也是融合主義精神不斷完善和強化的過程，從表象上分析，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沿著寫意和寫實的語言結合模式而展開，而從精神上說，這個過程，又正是藝術家對中國特定的社會情境自覺對應的結果。”[2]我們從20世紀初期的林風眠的仕女人物、關良的戲劇人物，龐熏的中國圖案到現代的吳冠中、蘇天賜、邱瑞敏等人的油畫作品，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傳統文化因素的有機融入和自覺表達，油畫中的文人畫筆墨趣味和意境躍然而出，用關良自己的話說就是學西畫，要用中國畫法畫，我是中國人，應畫出中國的東西來。

“意象”是我國古典審美中一個重要的美學命題，也是衡量藝術作品美學價值和文化品位的主要標準之一。意象的本質，是這個民族觀照社會與自然的一種思維方式和敘述經驗，它既不是純客觀的唯表象的感性，也不是純主觀的唯經驗的理性，而是以直覺的方式在感性之中把握理性的經驗。[3]油畫的意象性特征符合我國詩性文化特征的藝術表達方式，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它是觀照自然的意象思維和描述方式在審美經驗上的投射，最終轉換成油畫的詩性藝術語言特征。

1 感性與理性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藝術的追求是感性的，其理想境界是“澄懷觀道”，不滿足于純客觀的摹寫，如宗白華先生所說的：“中國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的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才能如鏡中月，水中花，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所謂‘超以象外’。”[4]中國藝術注重心源和造化，其造型觀念是意象性的，藝術家面對客觀世界不能簡單孤立進行審美觀照，而要把主觀的情感參與對形象的理解和認知，追求“得意忘象”，并不尋求物象的真實再現，夸張、取舍是意象性造型的主要藝術特征，以達到抒情表意的藝術目標。我國傳統繪畫造型的審美取向無意于精準的描繪，重視意象的情趣抒發，就是所謂的不求形似，但求神韻。齊白石就認為造型太似為媚俗，不似則欺世，貴在“似與不似之間”。用傳統的中國畫寫意精神的手法來表現情感，以表達作品的神韻和意境。而油畫是追求理性的“秩序、和諧、比例、平衡”之美，在這里中西文化的異質就需要在情感的表現和抒寫中建立同構關系，對造型進行夸張和取舍，賦予造型以情趣和生氣，畫面的韻律通過筆墨式的節奏來表現，最終衍生出具有中國氣派的意象油畫，我們從吳冠中、趙無極等人的油畫作品中不難看出。

2 詩性的審美意境

王夫之在《詩繹》里論到詩中意境的創造，指出我國藝術的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是“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中國畫的寫意性用筆所表現的一山一水、一樹一石，無不承載著畫家的深情與深意。意象油畫正是運用這種傳統繪畫的寫意性表現方式負載了藝術家的情感與理想，滲入和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氣質與文化心理，在創作理念上，不局限于真實的形象再現，而是綜合提煉出客觀物象的體驗和感悟，凸顯我國文化的品位格調和審美境界，正是以追光躡影式的筆法來表達胸中之逸氣與情懷，創造詩性審美的意象，所呈現的是純粹的心中景觀，如徐復觀所說：“我國的繪畫，是要把自然物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靈、玄，通過某種形相，而將其畫了出來。所以最高的畫境，不是摹寫對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創造對象”。[5]所表達的正是一種詩性的精神存在與生命躍動。

意象油畫展現了詩性與油畫的“異跡而同趣”的審美意象，內在精神追求中不僅凝結著我國傳統藝術的美學精神，還預示獨特的東方哲思，是一種油畫本土化的詩化意境的展現，其蘊含著獨特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民族審美心理和文化精神。在藝術構思上，中國油畫家借鑒文人畫的逸氣抒發的表達方式，啟發受眾對生命的思索與追問。在審美的外在表現上，忽視油畫的光影、空間、體積等藝術元素，以靈動的筆法來訴求審美心理和審美感受的滿足，極大地融入個人情感，從視覺方式上予以概括，以詩性的審美觀照來體現民族藝術的特質。

3 結語

油畫在進入中國之初，就因其脫離中國傳統平面視覺習慣而受到詬病，因而也無法得到宣揚，當油畫作為完全的視覺畫種，而不是傳教士的道具進入中國，中國的畫家也面臨如何改造以適應中國人的視覺審美樣式，這也就為意象油畫的形成埋下文化之伏筆。因此，在第一批完整學習西畫的畫家的意象性表現中，可謂是被動的意象性，因為其本質就包含了對東方藝術本質的獻媚，當中國畫家們慢慢從西方藝術中梳理之后，感受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技術之融合的空間，這種意象的追求進而從被動變為主動，其表現力也就慢慢得到了最大的強化。意象油畫作為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藝術創造，邊界十分寬泛，它表現的典型的東方審美，我國的意象美學結合于油畫的創作實踐中，透析著我國意象的思維方式和表述經驗對油畫的審美結構的“我化”，傳達出中國藝術家以獨特的自然感悟方式駕馭油畫的語言，詮釋東方精神和東方意蘊。我們在解讀意象油畫的同時，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用油畫材料畫中國的水墨語言，需要重新審視東方審美的現代性意義，盡管西方油畫在我國的本土化進程并不局限于此，但在當代文化語境下，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面臨現代文明下的文化沖突。藝術的時代性和傳統的融合會形成“意象油畫”，但是，藝術的多元價值又鼓勵我們可以從任何一種文化中汲取營養，我們不知道未來會出現什么樣的藝術，但任何成功的樣式，都足以建立一個解讀的建構體系，成為藝林一枝，創造我們藝術發展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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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權利主體創新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首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北朝民歌，讓巾幗英雄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千古流芳，美國迪斯尼公司將《木蘭辭》所述的故事改編成動畫影片《花木蘭》，為迪斯尼公司帶來超過3億美元的巨額商業利潤，然而因中國傳統文化詩歌而來的《花木蘭》電影的商業成功，似乎只屬于好萊塢、只屬于美國，作為花木蘭故鄉的中國卻沒有從中得到一分一毫的版權費。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此就提出了如何通過版權保護我國傳統文化的問題。

版權保護是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部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知識產權沖突、國內地域產權沖突逐漸增多，為了實現傳統文化的可持續性發展，亟需對傳統文化進行版權保護。一方面，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有利于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傳統文化是民族發展的基石，是民族精神的記載，為了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世代綿延，使傳統文化發揮出其獨特的精神價值，必須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和管理，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不僅是一種精神財富，也具有潛在的經濟價值。中華上下五千年，作為文明古國，我們擁有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從美國動畫影片《花木蘭》的成功中，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的潛在的經濟價值，也發現了我們在管理文化產品商業開發方面存在的不足，只有做好傳統文化版權保護和管理工作，才能實現傳統文化的保護與開發并重，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共擁。

針對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不足的現狀，本文試究傳統文化保護不足的原因，在分析其立法困境的基礎上，從多層次化權利主體、完善豐富權利內容、不限定保護期限以及創立數據庫保護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立法建議。

二、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現狀與問題

知識經濟的時代已經來臨，對傳統文化進行版權法律保護既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要求，又是應對國際文化競爭的手段。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法律體系總體上仍處在起步階段，存在許多問題。

第一，傳統文化雖是我國版權法律體系保護的內容之一，但相關規定過于原則及寬泛。對傳統文化進行版權保護已成為國際共識，在《伯爾尼公約》、《突尼斯版權示范法》中，都將民間文化作品列入版權保護范圍。我國《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并未對其他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作出具體規定；國務院制定的《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也只涉及對傳統手工藝品種和技藝的保護。面對涵蓋范圍廣泛的傳統文化，國家雖然認識到了傳統文化資源保護的重要性，但目前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法律體系仍尚不成熟，存在空白遺漏和過于寬泛之處。2014年國家版權局起草了《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我們也期待這部條例的正式施行。

第二，目前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體系主要有版權行政管理體系和文化行政管理體系兩個部分，申報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程序較為復雜，由此可能產生申報路徑不統一、重復申報的情形。

第三，相關企業和個人缺乏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意識。以擁有豐富傳統文化資源的陜西省為例，陜西戶縣農民畫創作風格新穎、地域特色明顯，當地很多農民都掌握這項技藝，也涌現出琳瑯滿目的農民畫作品，但農民畫作者卻缺乏著作權登記的意識。與此相似的還有陜西延安剪紙，同樣缺少著作權自愿登記的情形。

三、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不足的成因

傳統文化概念難以界定、范圍難以確定，是我國傳統文化版權立法不足和實踐保護不夠的根源。

（一）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特殊性

傳統文化是一個廣泛卻有些模糊的概念，明確傳統文化的界定與類別是實施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關鍵。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沉淀下來的，能夠反映特定民族風貌和精神的相對穩定的文化，主要包括民間藝術、文學作品、工藝品、繪畫、表演、民族服飾等。

傳統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集體性，傳統文化的集體性源于它的群眾性，傳統文化的生成發展是廣大民眾在長期歷史實踐和傳承過程中集體創造的，它并非直接屬于某個個體。比如年畫技藝，可能同一地區很多人掌握這種藝術手法，這種藝術手法是屬于該地區集體所有的。

傳統文化具有傳承性特征。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歷史的積淀去不斷豐富完善，在傳統文化流傳的過程中其影響不僅及于當代人，它是源遠流長的能及于子孫后代的精神財富。

傳統文化也具有變異性的特征。傳統文化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在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的，“在流傳的過程中，作品不歸一人所專有，人人可以改動，所以作品常常是不固定的，它的內容和形式不斷處于變化之中。”

（二）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立法困境

1.權利主體難界定。傳統文化具有集體性的特征，這也使得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不同于一般的版權保護。相比于具有鮮明的、確定的權利主體的一般版權保護，對于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我們應首先明確其權利主體。

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最初它具有一個特定的創造者，但在世代相傳的發展過程中，其創造者已不單屬于某個個體，可能是屬于一個地區集體共有的文化，是群體智慧的結晶，這使得界定其權利主體成為一個難題。

2.權利內容難確定。相同的民間傳說，在不同的表現形式上就有不同演繹。某著名喜劇演員在一個喜劇小品中戲說“花木蘭”，將花木蘭塑造成貪吃怕死的形象，被認為戲說尺度過大有惡搞嫌疑，破壞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正統性。再如“烏蘇里船歌案”中，歌唱家郭頌在赫哲族民歌的基礎上改編創作出《烏蘇里船歌》，這首《烏蘇里船歌》幾乎成了赫哲族民歌的代表，而后法院認定《烏蘇里船歌》系改編作品，郭頌不是原創作者。另外，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中西方文化不斷碰撞交融，國際間因翻譯問題而產生的版權糾紛也日益增多。龍，作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之一，常用來象征祥瑞，被英譯為“dragon”。然而，“dragon”一詞在《約翰啟示錄》中被描述成魔鬼撒旦的化身， 代表著異常邪惡的力量。所以一些西方人的慣性思維十分樂意視中國龍為“dragon”， 把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與“dragon”掛鉤， 妖魔化中國。針對當前紛繁復雜的傳統文化版權糾紛，版權保護的權利內容應當包含哪些方面才能全面實現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管理，值得我們探究。

3.保護期限不統一。對于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期限理論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應有期限限制。從知識產權的激勵機制來看，知識產權是要保證權利人在法律所規定的期限內收回其所投入的成本和獲得回報，在超過了這個法律規定的期限后，此權利即進入公有領域，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如果權利人可以無期限的壟斷該知識產權，那么就會中斷創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另一種觀點認為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期應不受時間限制。傳統文化具有傳承性的特征，是在民族發展進步的過程中逐漸演進、形成的，很難給傳統文化的形成確定一個起點。同時，傳統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優秀的傳統文化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進步逐漸完善并永久的流傳下去，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和物質價值都將永存。因此，很難給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界定一個期限。

四、完善我國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傳統文化被廣泛運用到商業領域的今天，筆者試從版權保護立法角度提出完善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一點建議：

第一，在版權立法中確定傳統文化多層次權利主體。在“烏蘇里船歌案”中，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為訴訟原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既是赫哲族部分群體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體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間文學藝術著作權可能受到侵害時，鑒于權利主體狀態的特殊性，為維護本區域內赫哲族公共的權益，原告作為民族鄉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提訟。”這說明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權利主體可以是集體，事實上，很多傳統文化是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群體作品，不存在個體著作權人。另外，當發生版權糾紛時，以某個集體例如地方政府組織為代表提起糾紛解決機制更具有可操作性、其訴訟結果可能惠益到這一地區和社群，也節約了訴訟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

同時，也應當鼓勵企業和個人樹立版權保護意識。我國目前的版權保護制度為自愿登記制度，由著作權人向各地登記機構提出申請，登記機構審查合格后依法予以登記并頒發著作權登記證書。經過登記的文化產品可以明確其版權歸屬，降低被侵權后的訴訟代價。擁有如年畫、剪紙等文化產品的企業和個人可以對具體產品進行版權登記，如遇盜版侵權等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根據《著作權法》、國務院《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也可以主張許可、監督、收費、救濟等權利。由此可見，對于傳統文化版權保護可實行多層次權利主體，傳統文化的涵蓋面較大，單一權利主體顯然不能滿足其版權保護的需要，多層次權利主體在司法實踐中有利于變通實現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目的。

第二，豐富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權利內容。針對目前傳統文化版權糾紛狀況，我們發現關于傳統文化的改編、演繹、翻譯糾紛較多。前文所述的“烏蘇里船歌案”涉及對傳統民歌的改編、戲說花木蘭小品是對“花木蘭”故事的歪曲演繹、“dragon”是對“龍”形象的惡意貶損。因此，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應注重維護傳統文化的正統性，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演繹、翻譯、改編的過程中，禁止他人歪曲、篡改、貶損使用傳統文化的內容和精神內涵。

此外，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的權利內容還應包括傳統的表明來源權，即表明傳統文化的來源地名稱、來源主體等權利。以及復制權、表演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改編權、翻譯權等財產性權利。

第三，不限定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時間。筆者認為，對于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應不受時間限制。一方面，傳統文化的產生時間無法確定，其內容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要確定其版權保護期限幾乎沒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的價值在于弘揚民族精神，如果對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期限加以限制，則不利于載負著民族精神的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于依托傳統文化產生的、非集體創作的具體文化產品，則應依據《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所規定的保護期限加以限制。

第四，創新傳統文化保護模式。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版權保護的過程中，可以引入新模式以促進版權保護，例如建立傳統文化數據庫保護模式。依據歐盟1996年的《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數據庫法律保護的指令》，數據庫保護模式是指，將獨立的作品、資料和其他材料進行系統的或經有條理的方式整理過，并可用電子或其他方法單獨訪問的數據集合。建設傳統文化數據庫，可有效實現傳統知識保護的最廣范圍公開明示要求，在惠益分享等配套知識產權保護實施體系下，實現對傳統文化予以相應產權的保護、地域文化的跨國尊重及更正宗地廣泛傳承。將電子數據庫運用到傳統文化版權保護制度下，建立版權管理體系和文化行政管理體系共同的數據庫，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版權申報路徑的統一，有助于簡化版權申報、查詢的方式，避免重復申報版權情況的發生。

五、結語

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民族瑰寶，既是精神財富也具有經濟價值。完善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必然要求，是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更是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針對國際形勢和國內現狀與困境，從權利主體、權利內容、保護期限等方面健全完善傳統文化版權保護法律體系，盡快實施傳統文化版權保護相關法律條例，使我們的立法、司法更好地保護傳統文化，相信我國的傳統文化版權體系會取得跨越式的發展。參考文獻：

[1]段寶林.中國民間文學概要（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

篇6

【關鍵詞】傳統文化；大學生；思想教育

一、傳統文化中的愛國思想

愛國主義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基本內容。高等院校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在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同時，對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的教育，使歷史文化典籍中蘊涵的愛國思想通過學生的閱讀或教師的講解影響和教育學生，讓學生懂得：愛國家、愛民族、愛人民乃是一個人應有的崇高品德，也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其因禍福避趨之”等，是我國士人愛國情感真切流露。陸游的“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衛國戍輪臺”，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人未還”，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曹植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等等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充溢著圣賢名士們濃厚而強烈的愛國思想，在對大學生進行傳統文化教育時，可以利用古代典籍，特別加強古代詩詞的閱讀與理解，潛移默化中使得大學生在閱讀古代愛國詩篇，得到這種愛國思想感情的熏陶。

二、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的精神

《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對古老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動寫照。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忍辱負重，著有《史記》，流芳百世。在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不斷沿襲著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不屈不饒，演繹著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自強不息已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長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背后的驅動力正是這個國家所體現出來的民族精神，面對外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兒女同仇敵愾，始終未放棄民族獨立國家強盛道路的探索。振興中華的重任責無旁貸的落到當代大學生身上，需要我們大學生繼承我國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但在面對當今社會環境，有些大學生心理承受能力差，獨立意識薄弱，因此為了能夠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培養大學生自強不息的精神是有必要的，而優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的精神為大學生培養自強不息的精神樹立非常好的榜樣。

三、傳統文化中的人格風范

當代大學生是民族中的精英，是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重要的后備力量，他們需要德才兼備，有知識，有能力，也要有高尚的的人格和遠大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一個人如果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實踐能力也很強，但是，假如他沒有高尚的人格和遠大的理想，他就不可能將所學知識和獲得的能力服務社會，造福人民，甚至可能還會走向人民的反面，危害國家和社會。

我國歷史上的文人志士都十分注重做人的操守，強調人格的培養與鍛煉。先秦儒家特別看重一個人的思想品德和人格操守的鍛煉。“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也說過，一個有高尚操守的人必須做到：“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和孟子的這些言論，突出表現了中國古代文士注重人格修養的高尚情懷。特別是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面臨著道德滑坡、腐敗蔓延的境況，所以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要注重培養大學生高尚的人格。

四、傳統文化中的人道思想

我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需要建設者有一定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與社會要求相適應。要使大學生適應這種要求，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并且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樣需要加強對大學生社會主義的人道思想的教育，培養大學生寬廣的胸襟和仁愛觀念。樂于助人，關心他人本來就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西方優秀文化的滲入，一些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也開始在我國蔓延起來，特別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對當代大學生人道思想的培養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人的一些美好的品質在金錢面前開始消退，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已被許多人奉為自己的處世原則，一些人開始變得自私，沒有社會責任感，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不知鮮恥的不擇手段的侵占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

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典籍中，就反映出了樸素的人道思想和人道精神。孔子曰“仁者愛人”，反對猛于虎的苛政，提倡仁君施行仁政；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關懷；墨子的“兼愛”“非攻”的主張等等，都閃爍著人道思想的光輝。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無不表現了志士文人們關心民生疾苦、同情勞動人民的人道精神。他們把關注的目光多投向社會的底層，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

五、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觀

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始終倡導的是一種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發展。在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中，“和”這種思想得到歷代思想家的繼承與發展，進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鮮明品格。這種思想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型人際關系的的構建，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優秀傳統文化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講“仁者愛人”，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求大學生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要將心比心，多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對改善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增進大學生之間的友愛之情有重要意義。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認為人不僅要自身得到完善與發展，更提倡個人實現其社會價值。推崇“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體現的是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方面，提倡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人類的活動要服從自然規律。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涸澤而魚，不毀林而獵”，都是古人樸素的生態倫理的表達，這些對提高大學生保護自然，維護自然生態秩序的意識有很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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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保護；商業保護；特別知識產權保護

一、行政保護

我國2011年頒布實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屬于典型的行政或者公法保護。該法的目的是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是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門的領導與支持下進行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予以支持。該法的頒布與實施無疑為那些瀕臨丟失的民族傳統文化、弱小的民間傳承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行政或者公法保護。這種公法性質的行政保護是區別于私法性質的知識產權保護。正如，該法第44條中的規定，涉及知識產權的，適用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顯然，在保護民族傳統文化主體經濟權利、精神權利方面，行政保護是不足以保護的。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應采取相應地措施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而對于對于民族傳統文化主體來說，其權利的保護只字未提。而且現實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傳承人的演繹創作作品侵犯了原權利人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作為典型的私權保護，主要是通過以事先許可為內容的專有權制度控制權利客體的各種使用行為，涉及明確的具有財產內容的經濟權利、精神權利。

二、商業保護

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商業保護多是遵循著一條商業運作的線索。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的牽引，企業、個人的投資，專家、群眾的加入和參與，是商業運作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例如，《印象 ·劉三姐》的商業運作。廣西文化廳的牽引，桂林廣維文華有限公司的投資，張藝謀、梅帥元等導演、編劇的加入，當地民族群眾熱情的參與，使其不斷發展為一個集現場演出、景區游玩、旅游休閑、圖書光盤出版物銷售等多種文化形式、多種媒體互動的綜合經營項目，是典型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商業運作。然而，這種商業保護模式只能從間接角度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直接保護的還是投資方的利益。現行知識產權法對此商業化作品也是有明確保護，對其中涉及的民族傳統文化也是“愛莫能助”。而且其中的問題并非直接、間接保護那么簡單，同時隱含著民族傳統文化商業保護模式同樣化、利益相關者利益平衡、民族傳統文化產業發展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對與我國構建民族傳統文化特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言既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考量。

三、特別知識產權保護

上述的行政保護、商業保護都不能從專有權角度保護權利主體的經濟權利、精神權利。而知識產權類型的私權保護能夠從根本上保護權利主體專有的權利。換言之，一方面，對民族傳統文化提供知識產權保護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利用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民族傳統文化是存在困難的，尤其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特征不符合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客體的特征，需要構建特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民族傳統文化提供特別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是必要、可行的，在國際上已有的相關保護立法例中，多數也采用了這種方式。在眾多的社會規范中，法律無疑是最有強制力的行為規范，特別知識產權保護立法也就勢在必行。在界定“特別知識產權保護立法”之前，必須界定“知識產權”與“特別保護”這兩個內容。此處的“知識產權”應是最廣義的概念，比如，WIPO就以該方式界定知識產權，指“由工業、科學、文學與藝術領域的智力活動產生的法律權利”。“特別保護”的界定應在知識產權背景下進行。因此，可以把傳統文化的特別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界定為：為克服傳統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法律難題，在廣義的知識產權法框架中針對民族傳統文化而設立的一種新型、獨立、特別的立法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特別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模式有兩種：一是特別版權模式；二是新型特別知識產權模式。特別版權模式，即改革現行的傳統知識產權法，在其中加入專門規定民族傳統文化的特別保護規則。從2012年3月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第8條中可以看出，我國采取的是新型特別知識產權模式。我國的《民間文學藝術表達保護條例》仍處于醞釀過程中，筆者希望上述分析的問題能夠得到較好地解決。

參 考 文 獻

[1]楊鴻．民間文藝的特別知識產權保護——國際立法例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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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傳統文化 企業文化建設 借鑒

企業文化是企業精神的象征，優秀的企業文化能夠塑造企業良好的形象，協調和統一企業內各工作人員的工作，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加強企業的文化建設，必須與企業所在地的文化相適應。我國有著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我國加強對企業的文化建設，離不開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國傳統文化對企業文化維度激勵的導向力、滲透力和約束力有著顯著的影響。本文著重探討了傳統文化在我國企業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借鑒意義。

1.傳統文化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積極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以人為本的傾向，在“人”和“物”的關系上，中國傳統文化往往表現出“重人輕物”的價值取向。正如孔子所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的生命和價值，將人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并認為其他一切的活動和創造只有在為了人的時候才具有價值和意義。受到這一觀念的影響，中國的統治者歷來重視人才，而且也經常提倡民本思想。現在企業文化管理的核心也是人，建設企業文化的最終目的，就是調動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價值，這與傳統文化的人本思想極其吻合。我國企業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掘傳統文化在這一方面有價值的東西，為企業文化建設服務。

2.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重視和諧

中國傳統文化講求中和中庸，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統一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中國人追求人際和諧、家庭和諧以及國家和民族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是最崇高的理想和最美好的境界。和諧的價值取向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過程的始終。這一理念，與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所追求的和諧共存思想不謀而合。因此，我國企業在加強自身文化建設過程中，要充分吸收和借鑒傳統文化中相應的有益部分，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灌輸以和為貴的思想，并將這一理念納入企業管理中，創造一種和諧的環境和氛圍。要求企業加強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和諧,提倡互幫互助，坦誠相待，團結協作,親密無間的關系，讓企業內部產生榮辱與共的協作精神，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而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中國傳統文化重視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正如《周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國傳統文化重視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論語》中也強調“志士仁人，不可以不弘毅”。這種剛健有為、積極進取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發圖強，不斷取得新的成就。企業作為一種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主體，要想在激勵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有利地位，必須積極進取，增強自身競爭力。我國企業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的過程中，理應以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來鞭策自己，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只有具備了這種精神，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和競爭優勢，才能逐漸發展壯大并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

4.中國傳統文化提倡重義輕利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重義輕利的思想，這一思想倡導人們不能一味追求物質利益，而且重視仁義和道德，而且強調仁義道德比物質利益更重要。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們在追求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不能忘掉“義”和“道”。運用這一思想對企業進行文化激勵，會產生積極的效果，這會促使員工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不見利忘利，不擇手段的謀取私利，這有利于企業建立和諧的企業氛圍，同時也有利于實現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和員工價值的最大化。這也啟示我國的企業領導者要適當地采用道義激勵，而不能一味地用物質激勵員工，否則會讓員工形成重利輕義的不良思想。

5.中國傳統文化重視誠信

誠信是市場經濟并不相違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更應該講誠信。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誠信，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等典故源遠流長，儒家認為：“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無德即無行。孔子認為“德”的基本內容是仁義，“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誠之。”從短期看，企業遵守誠信未必能給其帶來實際利益，然而從長遠看，只有嚴守商業道德，在經營活動中講求誠信的企業才能獲得贏得別人的信賴，占領更有利的市場優勢，獲得更好的發展。建立一種誠信的企業文化，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產生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個企業不講誠信，不僅不能長久發展下去，而且還會給他人、社會和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

6.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

《周易》中講過：“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的是人要有大地一般寬廣的胸襟，以承載萬物，兼收并蓄。中華民族在漫長的五千年的文明歷程中，逐漸形成這一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養成了包容萬物、落落大方的氣魄。我們在建設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要吸收和借鑒傳統文化中這一厚德載物的精神，對傳統文化要厚德載物，對社會要厚德載物，對企業員工要厚德載物。這樣才能形成一種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讓廣大員工更加熱愛這個集體，更加能夠全身心投入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

7.總結

在企業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如果忽視了本地本民族的文化，勢必難以形成適合自身的企業文化。我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充分吸收和借鑒傳統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對我國企業文化建設會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我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積極作用，強調天人合一，重視和諧，重視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提倡重義輕利的思想，重視誠信，提倡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這些都能夠為我國企業文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當然我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極其豐富，能夠吸收和借鑒的東西還遠非如此，廣大企業要在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創新，努力發掘傳統文化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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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 包裝設計 藝術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及科技的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物質也越來越豐富，許多商品日益趨向同質化，導致了許多商品因缺乏競爭力和獨特性漸漸被人們所淘汰。時下，人們對包裝不僅要求具有保護商品的作用，更看中包裝的藝術氣息。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悠久歷史運用到包裝設計中，使得包裝在設計上擁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和人文氣息。

1現代社會中包裝設計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理念也出現了變化，例如審美觀、消費觀、價值觀等要求越來越高，許多常規性的設計理念及陳舊的設計意識都在逐漸被淘汰。在現如今的時代，包裝更應該注重材質的開發以及創新。材質品種的多樣化，為包裝設計師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隨著包裝技術和藝術的快速發展，許多問題開始暴露出來。第一，為了提高包裝的效率，許多企業商品的包裝注重的是速度，因此在包裝上常常以次充好。包裝的三大要素分別是造型、色彩、材質。隨著包裝方法及材料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效果，現如今許多的商家輕視包裝方法與包裝材料，導致了商品包裝粗糙[1]。第二，合格的包裝設計應該擁有新穎的創意，獨具一格的視覺沖擊力。因此，有很多設計師把獨特的民族文化元素融進了設計中，創作出許多十分成功的設計作品。但是過多的精髓進行融合，將會對設計起到反作用，設計之中要有主次之分，不能過度設計，不能過度包裝。

2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及在包裝中的功能

(1)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與文化，經過歷史的沉淀，逐漸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漢字及許多史書典籍都是文化源遠流長的體現。特色的文字，不斷被記載的歷史都是獨一無二的傳承，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體現在其獨特性、區域性、民族性[2]。

(2)中國傳統文化在包裝中的功能。中國傳統文化在包裝中的功能主要分為兩大方面：第一，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的高速發展，多元化文化逐漸成為主流，面對市場競爭壓力的日益增加。現代商品包裝早已脫離了保護商品的單一功能，包裝設計不僅要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隨著時代的變化，更應該滿足消費者的精神需求。第二，審美功能，“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哲學思想，注重整體與直觀的美感和體驗，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體現，也是廣大人們群眾的審美觀念。

3中國傳統文化在包裝設計中的運用

(1)中國傳統圖案在包裝設計中的運用。傳統的裝飾圖案藝術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是幾千年來我國人民對于藝術的理解和實踐積累而成的。這些裝飾有著其獨特的圖案，傳統的裝飾圖案經久不衰，不僅因為其獨特的圖案，還因為其蘊含的吉祥意義。把這些傳統的裝飾圖案運用在包裝設計中，利用其蘊含的意義特征來傳達商品的信息[3]。

(2)書法在包裝設計中的運用。文字是包裝設計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個元素，文字可以是整個設計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因為文字原本就可以成為一幅成功的設計作品。具有強烈形象性與表意性的漢字，是世界上其他文字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漢字成就了獨特的書法藝術，在包裝設計中加入書法，加入經過精心設計的漢字，不僅能讓商品更具有欣賞價值，同時還刻上了深深的中國風。

(3)包裝設計中的傳統色彩。人們對于色彩的喜惡會因為國家、時代、年齡、性別等一系列的因素而不斷變化，在包裝設計過程中，色彩能體現區域特色。我國的色彩特色與西方國家的色彩特色就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從固有色到條件色再到科學的色彩分解都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西方的色彩意義中，紅色代表著危險、血腥、暴力，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色是基本崇尚色，代表著吉祥、喜慶。

結語

隨著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包裝設計不僅要傳達更多的東西，但重要的是能夠吸引消費者，使消費者快速識別商品。包裝設計需要涉及到色彩、圖形、文字等元素。具有中國傳統文化風格的包裝，不僅能使商品具有獨特韻味和藝術氣息，也能更好地使中國消費者接受商品，識別商品，從而促進商品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謝石鎖.淺論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運用于現代產品包裝設計[J].華章,2012(1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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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建筑設計；創新；發展

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傳統文化逐漸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建筑行業受外來文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逐漸忽視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盲目崇拜歐式的建筑設計風格，導致很多城市市政建設中出現了一些與本地區建筑風格完全不同建筑物出現，破壞了原先城市建筑物的整體性，為此，相關部門有必要對中國傳統建筑風格進行分析研究，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創新和發展，不斷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筑設計的影響

1. 建筑設計中的藝術形象

中國古代建筑不僅注重建筑物的實用性，而且十分重視建筑物的藝術性，逐漸形成了中國建筑風格特色。中國建筑設計中的藝術形象特點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建筑物的設計十分重視建筑裝飾色彩的應用。古代的建筑設計大都使用木材，為了延長木材的使用壽命，同時增強建筑物的美觀，古代匠師一般會在木材上涂漆或者桐油。經過長期實踐，我國建筑在使用色彩裝飾建筑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譬如在古代北方的宮殿建設過程中，一般都會運用鮮明色彩的調和和對比，屋檐下的陰影部分，一般會使用藍綠相配的冷色，房屋主體受陽光照射較多的部分，則使用暖色（一般是朱紅色），通過兩種顏色對比，保證建筑物整體的和諧。通常情況下，為了使建筑物增加活潑感，避免單調呆板，古代匠師還會在建筑物屋檐下以及房屋主體部分的顏色上增加一些雜色。但是在中國南方，依照南方的自然環境和季節變化特點，為了保證建筑物的風格與南方的氣候環境相協調，南方建筑的色彩大都比較淡雅，白墻、灰瓦、墨綠色的梁柱構成了南方建筑自身獨有的特色，給人們以清涼感。由此可以看出，對于建筑裝飾色彩的使用，中國古代匠師不僅充分考慮建筑物的性質和結構特點，而且還綜合考慮了建筑物所在地的自然環境，確保建筑物的風格與當地的地域特色相融合。

其次，在進行建筑物整體設計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襯托性建筑的建設，通過在主體建筑物周圍建設襯托性建筑，使主體建筑的結構和風格特色進一步凸顯。中國古代出現了很多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襯托性建筑，在今天依然使用，如很多建筑前的華表、石獅等。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古代工匠就已經開始使用這種設計手段，在宮殿的正門前建“闕”，在漢代之后，經常會出現各種形式的闕。

最后，注重屋頂設計，中國古代匠師充分利用房屋木結構的特點，創造了屋頂舉折、屋面出翹、起翹等房屋裝飾結構，另外，在屋脊的脊端也會加上適當的雕飾。在宋代之后，房屋建筑開始普及使用琉璃瓦，給屋頂加上顏色和關澤。房屋的屋頂裝飾設計在后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加，形成了獨特的建筑藝術風格，也成了中國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

2. 建筑的框架式結構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中國古代建筑大都使用木構架結構，這種結構主要使用木梁和木柱構成房屋的整體框架，屋檐和屋頂的重量通過梁架轉移到立柱上，墻壁僅僅起到隔斷的作用，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墻倒屋不塌”的諺語。這種房屋結構具有很多優勢，一方面它可以在不同的氣候條件下，滿足人們生活和生產對房屋提出的各種功能要求，另一方面，這種框架結構還形成了一種在祠廟、宮殿等古代高級建筑中的獨特構建，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拱”，主要是由弓形的橫木和斗形木塊組成，縱橫交錯，形成下大上小的托座，既可以起到裝飾美觀的效果，又可以支承荷載梁架。

二、我國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創新與發展

1. 我國建筑設計的現狀

近年來，隨著國外建筑風格和建設理念傳入中國，我國建筑行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以一些問題，譬如目前國內很多建筑設計師對國外建筑設計盲目崇拜，一味模仿外國建筑，而且很多政府部門在進行市政規劃的過程中只重視建筑物建設數量，不重視建筑物的設計質量，導致很多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逐漸失去了自身的建筑特色，造成全國千城一面的狀況。這種現狀不僅阻礙了中國建筑行業的健康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且不利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繼承、發展。隨著現代建筑業的不斷發展，建筑行業內不斷出現各種新型的設計理念，為此現階段的建筑行業應該立足于當代的建筑設計實際，吸收傳統建筑中的傳統文化符號，兩者相結合，保證中國的建筑設計的獨特魅力。在國內有很多古今設計文化相結合的成功范例，譬如北京的龍形建筑大觀，大觀采用中國的代表性的文化符號“龍”，龍在中國人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意義，代表著神圣和威嚴，在中國古代，龍是君權的象征，代表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利；而這座采用龍作為設計點的建筑是一座集辦公、商業、居住與一體的綜合性建筑，緊靠北京奧運會舉辦地“水立方”、“鳥巢”，無論是從外觀形象，還是從自身設計的內涵都與周圍的建筑相統一。而且這座建筑中抽象的龍的造型，不僅線條流暢簡約而且氣韻古雅大方，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現代人的審美有效組合，從設計顏色、線條、材質等多方面彰顯出中國文化雋永悠長的質感。與北京大觀的成功設計相關，在北京城郊的一家天子大酒店的設計，雖然也使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但是最終的建筑物傳達出了反面的效果。這座建筑物的外表因為完全照搬了“福祿壽三星的形象，建筑十分龐大而且外表形象怪異，文化符號使用的過于直白使得建筑物自身與其設計內涵不相協調，而且一味的追求表面造型，忽視了對建筑物的實用功能。

2. 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創新與發展

為了保證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不斷創新發展，在今天的建筑設計過程中一定要正確處理好當代與古代、中國與外國在建筑設計上的差異，立足于中國當代的建筑設計理念，吸取古代和國外建筑設計中的精髓部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中國傳統建筑講求人與自然共生，而現在國內很多建筑開發商受經濟利益驅使，盲目開發，違背因地制宜的原則，影響了生態平衡，對此國內建筑行業應該充分學習中國古代建筑中有利于建筑設計發展的理念，不斷提高國內建筑設計的質量水平。

另外，建筑行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形式層面，建筑設計師一方面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各種文化符號的原始意義，一方面也要把握這些文化符號的內涵意義，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知識結構、價值標準、生存環境的不斷發展變化，對傳統文化符號的理解也有了相應的轉變，所以在進行傳統文化的繼承中，一定要摒棄傳統文化中腐朽的、封建的部分，對各種文化符合進行創新發展，使這些傳統的建筑文化符號不斷再生延續。

結語：

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建筑設計中的合理使用，一方面可以繼承中國傳統的民族藝術形式，保證中國建筑延續東方文化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使用應該找到傳統與現代的最佳結合點，設計出既有中國歷史特色，又具有時代特征的建筑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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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曉燕,陳宏毅.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筑工程設計的影響[J].中國新技術新產品, 2009(12) .

[3]田維飛,王建英.傳統文化符號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應用探析[J].山西建筑, 20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