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婚姻調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上海婚姻調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這份對離婚人士進行的抽樣調查中，共有七十多種因素被指稱導致離婚，其中包括性格或感情不合、家庭暴力、家庭經濟糾紛、性生活不合諧、“第三者”插足等，但40%以上的離婚人士一致認為，配偶的婚外性行為使他們深受傷害并直接導致婚姻破裂，高居離婚率首位。

有關研究人員還以“如果婚內不能滿足性需求，是否可以到婚外去尋求”為題，對上千名普通上海人進行了婚外性行為的認可度的調查與分析。在調查樣本中，有75% 的上海人明確表示反對，只有5%的人表示贊成。即使在意識行為開放度較大、年齡在30以下的年輕人群中，也僅有 7%的人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

按照傳統觀點，在婚外戀導致離婚的案例中，女性一般都是以受傷害的被動形象出現。然而調查卻發現，上海人中發生婚外戀情的，女性的比例遠高于男性。同時，這些發生婚外私情者，絕大多數是生活條件平實樸素的普通市民，而不是往往被稱為“有錢就變壞”的款爺富婆。

上海婚姻家庭研究會的專家認為，由于調查是對離婚者進行樣本統計的結果，而不是以全體已婚男女為抽樣總體，因此，女性發生婚外戀居多的結果，并非意味著女人對待婚姻的觀念更加輕率和開放，而只是表明女性一旦有了婚外情，往往更傾向于與配偶分道揚鑣。

篇2

在各個年齡段中間，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強，感到“婚姻幸福”的比例超過八成。但是80后的婚姻穩定性卻不高。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獨生子女一代引領了中國人婚姻“高質量、低穩定”的新動向。

在幸福婚姻的諸要素中，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視。對80后而言，性生活更是提到了孩子之前。與其他年齡段的受訪者相比，80后的婚內性生活滿意度最高，六成六的人感到“”。

2010年10月，《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中國人婚姻及性幸福”調查。調查對樣本特征進行了控制，受訪者全部為已婚（包括離婚）人士，男女比例相當，東中西部地區分布均勻。受訪者的年齡分布為80后、70后、60后及50后分別約占四成、三成、二成及一成。婚齡分布為7年及以下、7至15年、15年以上分別約占五成、二成和三成。

本次調查發現了80后群體在婚姻及性方面的一些值得關注的特征，除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內“”感都高于其他年齡段的受訪者之外，80后群體在“婚外”和“婚外戀”方面則表現出了相對的保守，他們對于“婚外和婚外戀”，較70后和60后更為排斥。

調查還選出了已婚人士心中“中國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三。“最容易發生外遇的十種職業”前三位則由藝人、導演、秘書摘得。

80后婚姻幸福感最強穩定性卻低

分析發現，婚姻幸福感與年齡相關，和婚齡關系不大。在各個年齡段中間，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強，達81.2%，超過各個年齡段的平均水平。比較80后、70后、60后的婚姻幸福感，80后超過70后，70后又超過60后。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穩定性卻不高。北京市崇文區法院民二庭提供的一連串數字說明，80后正成為離婚的“主力軍”。在該庭2009年受理的360件離婚案件中，80后離婚案件占四分之一，其離婚率年均增長近50％，其中有近九成夫妻因性格不合離婚，五成夫妻結婚時間不到三年。

分析80后的離婚案例，發現沖動結婚、理性離婚成了他們的鮮明特點。梅子和雪峰就是這樣一對沖動分子。他們認識不久，便經歷了梅子母親的病故。在梅子人生的低谷，雪峰給了她溫暖的陪伴，令她感到這是她一生可以倚靠的人。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他們在買房、買菜等一系列大事小情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她總是哭，說想她媽，哭得人心煩。”雪峰說，“可能之前，我們彼此之間的了解還是太少。”2010年10月9日，他們選擇了這個“有一點缺憾”的日子，離婚。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穩定性卻低，這其實并不矛盾。“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婚姻有些是低質量、高穩定的。現在年輕人的觀念變了，他們對婚姻的期望值比較高，如果對婚姻不滿意就想提出離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楊大文曾對媒體表示。

2010年10月10日是個“三連十”的好日子，據統計北京這一天有一萬多對新人登記結婚。其中80后占了絕大多數。隨著80后夫妻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逐年增加，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獨生子女一代也在逐漸改變著中國人的婚姻狀態，“高質量、低穩定”成為中國人婚姻的新動向。

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視

猜疑、冷淡、指責最感恐懼

幸福婚姻需要具備哪些要素？本次調查顯示，適當的收入、健康可愛的孩子、和諧的性生活、相互忠誠、婆媳和平相處這五個要素最受重視。對已婚80后而言，這五個要素同樣最受重視，只是次序有所不同，和諧的性生活和相互忠誠位置提到健康可愛的孩子之前。

無論對哪個年齡段的夫妻而言，適當的收入都是生活繼續下去的基礎。尤其在房價飛漲、互信下降的今天，年輕人的婚姻觀更加傾向于實實在在的物質。甚至有炫富者將票子、車子、房子作為增加性吸引力的資本，媚富者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面笑。

不過也有反抗者，比如裸婚族。“裸婚”就是無房無車單純因為相愛而結婚，這個概念為大城市的80后而生。“十一”長假前后，北京上演了一出小劇場話劇就叫《裸婚紀》，講的是一對身在北京的戀人，盡管彼此相愛多年，但到了結婚的節骨眼上，房子、車子、工作、戶口等一連串問題如潛藏的地雷一般逐個“爆炸”，最后面對“裸婚”的事實，兩人難以抉擇何去何從。

據說很多人看完該劇都很沮喪。“我希望在《裸婚紀》里看到積極樂觀的力量，但很遺憾，這個戲讓我感到沉痛。”未婚80后“飛貓”說，“我感覺‘裸婚’在狀態上有點像‘私奔’，兩人拎個包袱就住一塊了，起初以為有感情就有面包，最后才知道沒有面包感情還不如白開水。”

對于正在面臨婚姻問題的80后而言，“裸婚”究竟是一個幸福的選擇，還是一種無奈的自嘲？《裸婚紀》的主題歌叫《不結婚就是耍流氓》，里面有句歌詞是：“就讓我們都結婚吧，房價太高我們就不買，如果所有人都不買，房價遲早會跌下來。”歌手唱到這兒的時候自己都笑了。

經濟基礎之外，調查也顯示，孩子被大多數人視為決定婚姻品質的要素，總體排名第二。對于80后夫妻而言，由于很多人婚齡較短尚未生育因而將孩子問題擺在性生活和相互忠誠之后，但也排在第四，婆媳關系之前。這個結果也從旁說明丁克家庭在中國沒有群眾基礎。

幸福的婚姻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隱藏在婚姻中的殺手有很多，受訪已婚人士選出最嚴重的五個是：猜疑、冷淡、指責、把離婚掛在嘴上，以及在外人面前不給對方面子。

猜疑被選為幸福婚姻的頭號殺手。猜疑是對信任的瓦解，沒有信任的婚姻是危險的。

“嗨，我都懶得猜疑他，愛咋咋地。”何莉沒心沒肺地說。她跟老公結婚6年，目前的婚姻狀態用何莉的話說是“雙冷淡”，他們不吵架、少說話，對對方的圈子不聞不問，他們上一次，據何莉回憶是在2009年冬天的時候。

“我覺得冷淡比什么都可怕。我們的婚姻好像僵尸。”何莉說。不過她還不想離婚。“我對離婚也是挺恐懼的。我害怕后悔。我擔心離婚之后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男人。”

婚姻幸福對一個人的幸福感有多重要？調查顯示，相對于健康、事業、收入等因素，有逾六成受訪者認為婚姻幸福占到其總體幸福感的50％以上，五分之一的受訪者選擇占到70％以上。

80后最“”

六成六對婚內性生活感到“滿意”

現代中國人一改往日的羞澀，將“和諧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上NO.3的位置，對于80后已婚人士而言，該項更提升了一個位次，居第二。

和其他年齡段的受訪者相比，80后更看重性生活，其實際的“”感也最高。調查顯示，在80后已婚人群中，對婚內性生活感到“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總計達到66.1％，即六成六的人感到“”。

對于衡量“”感的重要指標――性生活的頻率，80后的表現也明顯強于其他年齡段的受訪者。近九成80后已婚者表示一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而在70后已婚者中，這個比例降到七成七。到了60后，更是降到六成八。

但在80后已婚人群中，也有34％的人“”感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工作壓力大，“”消失。“無暇顧及。”張新和妻子結婚不到三年，目前的性生活頻率已按雙月計。他們工作都沒有規律，一個做記者，一個負責聯系國外的演出團體。“她經常在老外的工作時間，自己的休息時間工作”，晝夜不分。倆人經常半夜約在24小時店吃晚飯，“回到家，就只剩下困了”。

“有趣但可悲的是，我老婆那個部門的30來個年輕同事，只有2個結婚的，剩下的全都是因為工作忙沒時間找，或者找了也顧不上就散了。”張新說，為了工作，很多美好的事情都自然而然且理所當然地被放棄了。

《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2010年9月對中國人工作時間的調查顯示，73％的人一周要工作40個小時以上，其中周工作時間在41～50個小時的占47.9％，還有25.2％的人每周要工作50個小時以上。和其他年齡段相比，80后的壓力更大，買房、物價，還有大學擴招帶來的慘烈的職場競爭。拖著疲憊的身軀，能有多少“”。

英國也有一項研究顯示，工作時間過長會對性生活構成損害。“壓力和疲勞是性激情的最大殺手。”倫敦大學性心理學者彼特拉•博因頓就此評論說，“一個人沒有時間和精力享受性生活，將意味著他沒有時間和精力享受美好的人生。”

80后婚內最“”，在“婚外”和“婚外戀”方面則表現出了相對的保守。在60后、70后、80后三個受訪群體中，本次調查顯示，80后“有過”婚外的比例最低（4.9％），60后最高（6.1％）。對于配偶的婚外，80后持“絕不容忍”態度的比例最高（72.9％），60后最低（65.7％）。“如果真的碰到心儀的對象，也敢于對婚外戀說‘不’”的比例，80后也為最高（82.9％），60后為最低（79.3％）。可見對于“婚外和婚外戀”，80后較其他兩個年齡段的受訪者來說，是更為排斥的。

“我覺得大家對80后有偏見，總覺得我們在性的問題上更開放更大膽更無所謂，所以認為我們在外遇問題上也應當沖在最前面。其實就我個人的觀察，和60后、70后相比，在我們臺里，80后保守的反倒多。”在電視臺工作的顧小萌說，“這個原因可能是，我們從來沒有被壓抑過，不需要從婚外找寄托。”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綏銘的研究，也提醒大家注意婚外與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他對于中國人性關系的調查顯示，就婚外發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窮人的6.1倍。這一結果表明，婚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炫耀性消費”。從這個角度看，有一定財富積累的60后和70后確實比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費的資本。

本次調查中，16％的人“婚姻遭遇過婚外或婚外戀引起的風波”。對于80后群體而言，遭遇該風波的比例要低于這個平均值，為15％。

出軌/外遇成離婚三大誘因之一

“把離婚掛在嘴上”被選為“幸福婚姻的隱形殺手”之一，但或許“把離婚藏在心里”更加可怕。本次調查發現，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時不時地會在腦子里閃現要跟另一半離婚的念頭。在他們心中，引起離婚念頭的三大理由是：不是理想的婚姻狀態、家庭財務問題，以及出軌/外遇。其中，選擇出軌/外遇的受訪者，接近三成。

出軌/外遇越來越成為現代中國人婚姻的嚴重威脅。北京市海淀法院對2009年1月至10月的2764宗離婚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在高知家庭（夫妻雙方均是本科及以上學歷）離婚案中，六成是因為“第三者”而出現婚姻破裂。且出軌的對象，四成左右是朝夕相處的同事或合作伙伴。

前不久，民政部公布了2010年二季度全國民政事業統計數據。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季度，幾乎每天有近5000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的離婚人數和離婚率就一直是上升趨勢，最近10年增速更為明顯。其中，出軌/外遇導致的離婚數量快速增加。這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流動性增加、社會交往的擴大、文化娛樂場所遍地開花，使兩性間相互結識和溝通的機會增加分不開。

篇3

〔關鍵詞〕 中學生；未來取向，調查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6）20-0004-05

一、青少年未來取向調查的意義

青少年時期的未來取向發展尤為重要，這是因為，中學時期是學生思考未來，向成年過渡的時期，是一個建構新思想、新觀念以及確立價值觀的時期，也就是說青少年時期是人逐步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時期。中學生正處于埃里克森心理社會發展論中的“青春期”，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發展任務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為了體驗這種整體性的同一性，青少年需要在童年時期角色和未來角色間，他所認為的自己與他人所期待的自己間，感受到個體生命連貫性發展。所以，未來取向就成為他們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關鍵所在。青少年時期也就成為未來取向快速發展、分化和拓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青少年對自己未來的設想與規劃，對他們平時的學習行為具有動力性的引導作用。通過對自我的了解，思考自己的理想和發展愿望是什么，處理實現自己的發展愿望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學生將探索自己感興趣的學習主題，為自己的發展承擔必要的責任。未來取向的發展，可以幫助青少年適應社會，應對發展問題并根據未來的預期和評價指導自己的行為。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指向未來的決定會影響到他們成年期以后的生活。所以，對青少年未來取向進行系統性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青少年對未來的自我認知以及相應的行為表現和情感體驗等，也有利于我們開展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青少年未來規劃指導。社會、學校、家長都應該關注青少年未來取向的發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黨和國家層面近年提出“中國夢”的治國指導方針，號召人們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中國夢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以，對我國青少年未來取向的相關研究同樣關乎國家未來發展的需求。教育體制及教育現狀、就業和失業狀況以及當前婚姻和家庭生活狀況構成了青少年未來取向發展的一個時代背景，青少年對這些現狀和背景的認識和理解會影響青少年未來取向的發展。據有關資料顯示，2012年，上海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突破百萬，毛入學率接近70%，意味著由于高考擴招，身處上海等因素，上海高中階段的相當數量的學生都可以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學生考慮更多的則是名牌院校、自身興趣等因素。由于城市發展的領先水平，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上海就業和生活，僅2013年，全年新增就業崗位60.05萬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就業競爭壓力較大。受文化的影響，我國青少年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探索大多會受到老師、家長的反對，但隨著家長群體理念的開放，也開始有不少的家長在面對該問題的時候變得更為開放與寬容，而青少年在實際生活中由于生理心理發育的特點與需求，也確實存在該方面的探索與投入。另外，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近幾年離婚率激增，據統計，上海2013年的離婚率較2012年上升37.4%。社會發展的這些特點對青少年未來取向存在怎樣的影響，在目前的社會背景下，高中生未來取向發展有哪些特點，如何促進青少年未來取向的發展是值得深入關注與探討的問題。

教育部所出臺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2012年修訂）中也明確指出，高中年級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內容包括：幫助學生確立正確的自我意識，樹立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掌握學習策略，開發學習潛能，提高學習效率；……正確對待和異性同伴的交往，知道友誼和愛情的界限；在充分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性格、特長和社會需要的基礎上，確立自己的職業志向，培養職業道德意識，進行升學就業的選擇和準備，培養擔當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根據上述分析討論，針對當前青少年未來取向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社會與個體的發展需求等，本論文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城市的高一年級學生為被試，初步了解高中生未來取向的特點，為青少年未來取向的發展與培養提供相應的實證研究的支持與參考。

二、有關“青少年未來取向問卷”的簡介

本研究采用由張玲玲、張文新、紀林芹等[1]修訂的Nurmi青少年未來取向問卷（中文版）。該問卷英文版在西方青少年未來取向研究中應用廣泛，是目前該領域研究中比較權威的測查工具。問卷采用自我報告的方法，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開放性問題，是讓被試寫出自己的目標和擔憂，同時寫出目標實現的年齡和擔憂成為現實的年齡，這一部分考察未來取向的動機過程；第二部分是結構性項目，用于考察青少年對未來發展主要領域――教育、職業和婚姻/家庭的規劃和評價過程。規劃通過探索和投入考察，評價通過對影響目標實現的內外部因素的歸因和相應情感體驗的評定進行考察。本研究統計分析了青少年對未來教育、職業和婚姻/家庭這三個領域的規劃和評價情況。規劃過程包含探索和投入兩個維度，探索和投入的項目均采用“1”至“5”5 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探索和投入水平越高。對于未來教育、職業和婚姻/家庭領域的目標實現的內外歸因均采用“1”至“5”五 點計分。對于未來教育、職業和婚姻/家庭每一領域目標實現有關的感受均用7點量表對情感詞進行測查，如“在思考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時，你有什么樣的感受？”，要求被試在“恐懼 1 2 3 4 5 6 7 期盼”量尺上做出反應，分數越高代表越期望實現未來的目標，對未來的態度越積極。

既往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各領域探索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數分別為 0.54（教育）、0.67（職業）、0.77（婚姻/家庭），投入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系數 分別為 0.61（教育）、0.53（職業）、0.64（婚姻/家庭）；內歸因維度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系數 分別為 0.47（教育）、0.58（職業），0.64（婚姻/家庭）。外歸因維度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系數分別為 0.62（教育）、0.65（職業）、0.68（婚姻/家庭）。情感體驗維度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數分別為 0.84（教育）、0.86（職業）、0.90（婚姻/家庭）。

三、高中生“未來取向”發展的現狀

（一）對未來所提及的目標和擔憂

問卷的第一部分是讓被試寫下自己關于未來的目標、愿望和擔憂的事情以及認為目標實現的年齡和擔憂的事情成為現實的年齡。根據被試所提及的目標，以及文獻關于目標和擔憂的分類將內容分為12類，具體如下。

1.教育：如升學，自己對將來學業、受教育的規劃，畢業等；

2.學習與學習生活：其中一類為學習成績、學習方法、學習態度、學業情緒等，另一類為學習階段的社會性活動，參加社會實踐、入黨、競選班干部等；

3.工作/職業：將來想從事的工作，以及為工作所做的準備；

4.婚姻/子女：自己將來的家庭狀況、子女的發展等；

5.休閑/娛樂：如旅游、課余興趣、愛好等；

6.人際關系：有與長輩、朋友、同事等的普通交往，有與異性的交往，有師生關系，有親子關系等；

7.自我：身體健康和安全、身體自我、心理健康狀況；

8.家庭安康：如家庭和睦、親人安康等；

9.財富：個人今后的收入及資金的收入支出；

10.一般性問題：比較概括、籠統的描述；

11.社會與政治問題：世界或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等問題；

12.其他。

分析：經過對相對頻數的統計發現，總體而言，青少年最經常提及的目標和愿望是未來要接受的教育（23.64%），其次為未來的職業或工作（21.89%），然后依次為未來的婚姻和家庭（16.11%），休閑娛樂（11.21%），當前的學習生活（7.18%），個人的財富（6.83%），自我（4.90%），一般性問題（4.73%），人際關系（1.75%），家庭安康（1.22%）等。關于未來教育的目標和愿望大部分學生的描述相對比較籠統，比如好大學、重點大學、自己喜歡的專業等；也有些學生提及的非常具體，如某所大學院校的某專業；還有不少的學生提及留學等方面。關于未來職業的目標和愿望大部分學生的描述也相對比較籠統，比如好工作，自己喜歡的工作，輕松的工作，待遇好的工作；也有一些學生的目標很具體，比如成為翻譯家、建筑設計師、法醫等。關于未來的婚姻和家庭的描述大部分都是描述狀態，比如找個女朋友、結婚、生子等；也有很多學生提及的是質量方面的期待，比如美滿的婚姻、和愛的人結婚等。關于休閑娛樂方面可以關注到的是不少學生都擁有一技之長，提到的娛樂方式除了是旅行以外，還包括技能方面，如彈琴、組建樂隊、外語等方面。

經過對相對頻數的統計發現，總體而言，青少年最經常提及的擔憂的事情為未來的受教育情況（23.91%），其次為未來工作職業（22.90%），然后依次為自我（11.11%），婚姻家庭（9.43%），目前的學習和生活（9.09%），財富（6.40%），人際關系（4.71%），家庭安康（4.38%），一般性問題（4.04%）等。對未來的受教育情況的擔憂絕大部分表現為對高考、大學的擔憂，也有些學生對于自己未來的出國留學情況有擔憂；對未來的工作職業的擔憂，很多學生的表述比較籠統，如沒有好工作，找不到工作等，也有些學生擔心工作壓力大、待遇不好等相對具體的問題；對自我的擔憂主要有身體健康方面、心理狀態方面，如失去目標、心態不夠積極、成長的煩惱等。其中比較特別的現象為不少人所提及的對家庭安康的擔憂不僅僅是對父母身體狀況的擔心，還包括對父母婚姻關系的擔心，以及對祖輩的身體健康的擔憂。

已有研究一致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均對未來教育、職業和婚姻/家庭有關的目標和擔憂關注較多。一般來說，青少年的目標有一個“文化原型”，最先準備完成教育目標，之后是職業和婚姻/家庭目標。對教育目標的重視主要是由高中生的發展任務和身份角色所決定。受我國“惟有讀書高”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應試教育依然存在的背景之下，青少年的教育方面自然是最受他們自身、父母、老師和社會所關注的。

（二）學生未來取向發展的基本狀況

本研究選取上海市中心城區某區實驗性示范高中高一年級學生共123人，其中女生68人，男生55人為調查對象。

表1可見，高中生的未來取向發展水平整體較高，絕大部分方面均高于理論中數的數值，教育領域的探索與思考的均值為3.09，教育領域的投入的均值為3.81，教育領域的個人價值的均值為3.94，教育領域的積極預期的均值為3.62，教育領域的內部原因的均值為4.09，教育領域的感受的均值為5.04。職業領域的探索或思考的均值為3.05、職業領域的投入的均值為3.36，職業領域的個人價值的均值為3.92，職業領域的積極預期的均值為3.48，職業領域的內部原因的均值為4.41，職業領域的感受的均值為5.32。家庭領域的探索或思考的均值為2.36，家庭領域的投入的均值為2.92，家庭領域的個人價值的均值為3.48，家庭領域的積極預期的均值為3.43，家庭領域的內部原因的均值為3.83，家庭領域的感受的均值為4.90。青少年的未來取向得分大多高于中數，說明他們對未來有較好的規劃和設想，這種規劃包括受教育領域、職業領域和婚姻家庭領域，在規劃設想過程中，他們注重個人價值，嘗試內部歸因，且保有比較積極的感受。

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高一學生的未來取向在許多維度均不存在性別差異，僅在“職業領域的思考與探索”“職業領域的感受”“家庭領域的投入”幾個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在“職業領域的思考與探索方面”，女生（M=3.20，SD=0.69）的水平極其顯著高于男生（M=2.86，SD=0.71），t=2.64，p

性別差異是發展心理學研究者考量的一個重要指標，未來發展作為自我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社會過程中受到社會期望或性別角色模式的影響，有關未來取向各維度的個體發展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既往的相關研究結論并不具有一致性。Nurmi等人研究發現，有的文化中女青少年在未來受教育和職業領域的探索和投入高于男青少年，但有的文化中男女差異并不顯著。近年來，由于性別平等問題受到世界范圍內的極大重視，女性參與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迅速增長，還因為我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使得不少家庭在培養孩子的過程中，不怎么刻意區別對待。這些就導致青少年對未來教育、職業的探索和投入表現出較少的性別差異。張玲玲[2]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在未來受教育和職業領域的探索和投入均不存在性別差異。

本研究的結果，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未來取向許多維度的發展并不存在性別差異。尤其是樣本取自上海市中心城區某學校，該區域的學生受文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更認可“男女平等”的思想，甚至在某些情境之下，相比男性，女性的主見與能力更易被認可。

雖然高一年級學生作為高中階段的起始年級，作為未來取向發展的關鍵時期有一定需要著重關注的需求，但其他年齡階段的未來取向的發展情況同樣需要關注。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上海更多高中進行取樣開展調查，描繪整個上海地區高中生未來取向的發展狀況。基于對高中生未來取向發展現狀的深入細致的了解，結合高考改革的背景，如何對學生開展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涯輔導也就成為政策制定、教育實踐、社會需求幾方亟待重視與探索的“堅冰之地”。

參考文獻

篇4

這是李菲第一次來到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她看到，藍色的遮陽走廊里，一張張適齡男女青年信息的廣告，被整齊地貼在廣告欄上，有的廣告紙還配有照片。父母們都建立了自己的“攤位”。為了讓自己孩子的信息更顯眼些，有的干脆將信息寫在紙板上，鋪在地上，甚至把紙板夾在樹枝上。

李菲不情愿地隨媽媽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坐在她旁邊的，是58歲的企業財務人員老曹。老曹在上海擁有3套住房，來相親角是為27歲的女兒找對象。

在老曹眼里，現在的擇偶行為完全可以用經濟術語來解釋：“愛情本來就是一場買賣，無論多么天真無邪的兩小無猜，用零售業的術語來說，都是推銷自己。條件好，市場潛力大，期望值高，叫價自然就高一點；市場潛力小，自然就要委曲求全。”他認為，相親角就是“自由市場”，相親就是一場“婚姻營銷”。

坐在老曹對面的蘇阿姨，是在上海落戶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兒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滿意”，想幫兒子另找“門當戶對”的結婚對象。

蘇阿姨也用市場化的語言為自己辯護：“因為我特別知道社會的行情，婚姻就像買東西一樣，靠人介紹還是范圍太窄了，還是應該到市場來看看，可以挑。這也是一種進步。”

讓李菲印象特別深的是，“攤位”前另一位女孩媽媽的一聲嘆息：“今天生意不太好，來問情況的男方家長太少了！”在這位母親的心里，女兒的婚姻已經異化成了一種“生意”。

沒有硝煙的“諜戰劇”

表面上，相親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婚姻市場上內部競爭機制的存在，讓相親角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孫沛東，曾調查過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現象，并于日前出版了研究成果《誰來娶我的女兒》。她在調查中發現，在這里，父母之間“是沒有閑談的”。每句話都猶如諜戰劇臺詞，背后都隱含著一個個“摸底”的企圖。

一天傍晚，孫沛東曾無意間聽到兩位家長間的對話。交談后雙方似乎都對對方的孩子感到很滿意，臨別時，女方家長問男方家長：“你這時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飯吧？”“走高速開車回去也就1個多小時。”“那你回去晚了，小區好停車嗎？”“我們小區車位少，但停車費倒是很便宜的，才5塊錢1天。”

問題看似平常，卻蘊含深意。這位母親向孫沛東透露，她是為了打探對方的居住情況：“按天計算停車費，說明他住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區的中檔商品房。從市中心到家走高速需1小時，也就證明了是郊區的樓盤。”

“房”，已成了待婚青年及其家長的普遍焦慮。此外，在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戰爭”也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長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戶口，根本沒有把外地人列入考慮范圍。當被問及同事中有無合適的人選時，她說：“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為我又不考慮找外地人，就很難找對象了。”

孫沛東總結，除了戶口，相親角的婚姻市場有“黑六類”：年齡大、形象不佳、職業歧視、有婚史、性格問題和屬相“污名化”。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適用于相親角的普遍擇偶標準。

時代變遷，中國青年的擇偶標準也一變再變。現在，個人的形象資本、家庭的經濟資本和社會地位，在婚姻市場上的作用更加明顯。

“在相親角，情感被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文化所滲透，導致了異化。愛、情、美被標了價，人的價值被分割成若干內容和等級，失去了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相親對象之間的明爭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圖和嘗試，也讓真正具有情感內容的過程被舍棄了。”孫沛東說。

相親角“生意紅火”，成功率卻很低

目前，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生意紅火”，每周雙休日來參加活動的家長都超過500人。在杭州的萬松書院、黃龍洞公園相親會上，相親者也摩肩接踵。

然而，市場方式能否解決中國年輕人情感的問題？孫沛東的調研結果耐人尋味：在上海，白發相親角的成功率不足1%。這到底是為什么？

孫沛東認為，正是市場化的相親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園這里的價碼，是中國最高的。”被稱為相親角“信息達人”的52歲電焊工老林略帶夸張地說。

媽媽告訴李菲，相親角有一個潛在的市場價格。男的必須要有兩室一廳，而且最好位于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產名字必須是本人；工資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到人民公園來找女朋友”。

李菲身高170厘米，工作穩定，家庭條件優越。媽媽說得直白：“在這里，你選擇空間大，看好哪個就可以直接問他信息。”

老林說：“到相親角來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掙5000塊的，想找1萬塊的；掙1萬塊的，想找兩萬塊的；自己家里有房子的，想要找個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強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離婚被揩油……”

“來相親角的很多人都有‘釣大魚’的嫌疑。”孫沛東認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枝，搏上位”。一位替女兒相親一年的母親對她說：“在這里，優勝劣汰很明顯的。沒房沒車沒錢沒權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討老婆啊？”

孫沛東研究分析，“白發相親”的方式，一方面的確擴大了可選擇的范圍，另一方面，也使父母們容易產生“吃著碗里看著鍋里”的心理。他們的行動看似積極，心態上卻是只求最好，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

“這里的父母都不肯吃虧。男的想占便宜，女的也這么想，就沒法談了。 這里為什么成功率低？原因就在這里。”老林總結道。

父母們的急于相親，讓子女“又愛又恨”。頗讓人玩味的一個細節是，相親角的人流高峰集中在周六。“因為周六父母們談好后，孩子們周日就可以見面了。如果周日來談，他們第二天馬上就要上班，沒時間見面。”50歲的楊阿姨說。為了27歲的女兒，她來相親角“擺攤”已經4年多了。

對于媽媽對自己的“劫持”，李菲表示很無奈，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如果以前，我是怎么都不肯來的，但現在年紀大了，確實是迫于壓力。”

擇偶標準折射時下固化的“通婚圈”

那么，“不肯吃虧”的相親角就是丑陋的嗎？實際上，相親角的擇偶標準，正是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面鏡子。

孫沛東發現，相親家長所處的社會階層，都是相對小康的城市中產階級或者普通市民。在他們面前，城市貧民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村戶籍人口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這些家長為子女篩選的“結婚候選人”，都是屬于同一社會階層、經濟水平，形成了同一社會階層、經濟階層的“通婚圈”。這被稱為“階層內婚”。

“相親角以階層內婚為目標的擇偶標準，表明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進一步降低，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在社會轉型期，階層壁壘正在強化，社會結構也在固化。”孫沛東說。

西方學者發表在《美國社會學研究》上的研究認為，在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階層內婚比例會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隨著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人們通過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動機逐漸下降，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才會隨之下降，以愛情為基礎、跨越社會階層的婚姻才會增長。

然而，中國的相親角卻呈現另一種圖景：“GDP高速增長，社會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滯后，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因此擇偶與婚姻中的經濟考量日益深重。”

篇5

回避矛盾的無奈選擇

老年“走婚”絕不是一個簡單隨意或者是匿名同居問題，其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問題，是單身老年人婚姻問題中各種矛盾的一個聚焦點，或者說是一個無奈的妥協結果。

家庭人際關系的阻礙。“戀愛自由，婚姻自由”，這些被明確寫入《婚姻法》的原則，對不少老年人來說卻不是那么回事。近日，上海老年學會、上海411醫院“中老年關愛熱線”，在對429位上海單身中老年人的抽樣調查問卷中顯示，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礙，68%來自于子女反對。這些接受調查的老人表示，一旦子女干涉自己再婚，他們往往選擇妥協，因為他們害怕“眾叛親離”后的孤寂。

一年前，在湖北省宜城市郵政部門工作的胡大伯，退休時相依為命的老伴突然去世，胡大伯像塌了天似的，一下子頭也白了，背也駝了。經人介紹，他認識了一名喪偶的退休女士，兩個月后，他們倆開始談婚論嫁，但遭到了兒子和女兒的強烈反對，致使他始終不敢把新伴侶娶回家，只能不定期地走動同居。

同樣因子女阻撓的“走婚”老人，還有家住上海市靜安寺街道的76歲的郁老先生。郁先生早年喪偶，和離異單身的石女士結婚后，受到兩個兒媳的極力反對，并大吵不休。老夫妻只好搬到石女士原在滬東新村的老家，不過兒媳依舊到處跟蹤、吵鬧。無奈之下，兩人結婚3個多月后就被迫離婚。情緣未了的二老如今在外租房“走婚”。郁先生感嘆：“這么一把年紀有家難歸，對不起愛妻啊！”

財產關系的嚴重制約。在子女百般阻擾父母再婚的背后，是子女“重利”觀念使然。根據報道和調查資料顯示，由于我國目前家庭財產制度是夫妻所有制和遺囑（包括子女）繼承制，老年人采取正式登記結婚，要受到財產歸屬問題的干擾。

70歲的唐大爺就親歷了這其中的艱辛。5年前，唐大爺前妻罹患癌癥去世后，他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亂：子女有自己的生活，家里只有電視機陪他；他不擅打理家務，每天就靠盒飯和方便面過日子，他甚至想追隨亡妻而去。好在一年后，逐漸走出喪妻陰影的唐大爺和老年健身隊的隊友――喪偶的史大媽情投意合，打算領取結婚證。

但唐大爺的兒子們不樂意了，對房產、“未來的遺產”的分割耿耿于懷。幾經周折，唐大爺和史大媽無奈之下選擇了“走婚”。史大媽說：“周一到周五，我要呆在兒子家中幫助他照顧孩子、料理家務，到了周末，我才能到老唐家中團聚。”不能天天和“走婚”的老伴一起生活，盡管唐大爺對此不滿，但也很無奈，他們感到合在一起不容易，分開又舍不得，這種生活成了他們相互安慰的最好方式。

再婚成功率低。除了各種生活瑣事的干擾，再婚較低的成功率也使多數老年人對再婚生活望而卻步。一項全新的調查結果表明：全國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中，有再婚意愿的達37.6%，付諸行動的只有6.9%。而再婚后的離婚率卻高達70%-80%。基于此原因，很多喪偶老人在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侶后，并不急于結婚，而是選擇“走婚”，這樣不會受到婚姻法的約束，即使同居后覺得兩人不合適，也可以和平分手。

在調查中，有老人坦言：“不領結婚證好，眼一閉，各走各的路，免得將來又出現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大家都省心。”據調查結果顯示，有這種心態的老人在“走婚族”中占1/3的比例。

極易破碎的“肥皂泡沫”

喪偶老人“走婚”，也是在各方的壓力下作出的無奈選擇。現在“走婚”老人越來越多，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好是壞，但“走婚”確實是一把“雙刃劍”。喪偶老人“走婚”是權衡多方原因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這樣既能使老人孤獨感得到排解，又不會給子女帶來困擾，是一種新型的養老模式。但是“走婚”畢竟是游離于法律之外的，其諸多不穩定因素，往往會導致財產糾紛，導致違法婚姻大量存在和婚姻家庭的不穩定，如溫吞的泡沫一觸即破，不利于保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客觀上也違背了社會倫理道德。

“走婚”方式基礎不牢。由于“走婚”容易涉及到經濟、補償等敏感因素，多數“走婚”家庭都很不穩定。浙江的魯大爺兩年前和社區舞蹈隊的于大媽認識，兩人經常一起跳舞，日久生情。但由于子女的反對，兩人選擇了“走婚”。一開始兩人相處很好，可因為有一次家中被盜，彼此都起了疑心，最終分開。

在四川省宜賓市，一對“走婚”五年的老人，因為一方重病、另一方不愿照顧而選擇分開。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也表明“走婚”這樣的婚姻方式缺少了家庭責任意識。從這個角度講，“走婚”像“肥皂泡沫”，是極易破碎的。

“走婚”容易受騙上當。老年人渴望婚姻，難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態。社會上有些人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這種心態，欺騙老年人的感情和財產。成都62歲的符大爺就是其中的受害者。符大爺妻子死得早，無兒無女。兩年前，符大爺剛退休，沒有什么愛好的他，一大把時間不知道怎么過，整天郁郁寡歡。有一天，他在家附近的公園里散步，看到很多征婚啟事，對53歲的林大媽很中意，通過幾次聯系和見面，兩人很合得來，林大媽便表示愿意與符大爺以“走婚”方式生活在一起。可沒想到的是，林大媽經常以家中缺錢為由，“借”走符大爺5萬多元，并在相處半年后失去了蹤影。

更為惡劣的情況是，由于雙方并不是朝夕相處，還有可能出現一個老年人與多個老年人同時交往的現象，而另一方并不知情，事情敗露之后會給受騙者巨大的打擊，帶來心理上的陰影。

“走婚”不受法律保護。“走婚”分分合合的婚姻方式，一旦產生矛盾很難調解，會給雙方同時造成傷害。由于缺乏法律保護，往往會給在“走婚”過程中付出較多的一方造成損失，有時甚至會引起刑事案件，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另外，由于女性的社會角色和身體狀況決定，在“走婚”過程中往往是女性照顧男性，同時女性老年人的預期壽命較長，到最后可能還是男性老人要先離開人世。在沒有任何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老伴兒”一旦去世，女性很可能會被男方兒女“掃地出門”。

陜西漢中市勉縣勉陽鎮68歲的張大爺和比他小3歲的王大媽共同度過了5年的“走婚”生活。張大爺和王大媽經常一起出去跳舞、散步，感情很好。由于沒有涉及經濟利益，兩方子女也默認他們的相處方式。但好景不長，張大爺腦溢血離開了人世，張大爺的兒女為經濟考慮，勸王大媽回自己家。王大媽的兒子大怒：“我媽照顧他這么多年什么都沒有，哪有這么便宜的事？”子女們鬧得不可開交，王大媽的兒子甚至大打出手，最終鬧上了法庭。按照相關法律，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均按照非法同居關系處理，發生糾紛后，各項權益也不受法律保護。無奈之下，王大媽只好回到兒子家住。這是對于女性老年人來說存在的最大的隱患，也是“走婚”最為嚴重的社會后果。

期待“黃昏戀”成“夕陽紅”

在當今社會，如何面對孤寡老人的精神需求和再婚權利，如何排解老人的孤獨感和合理安排好他們的晚年生活，已成為擺在社會學家、倫理學家以及全社會面前的一道難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一道難題而不作為，不能任“走婚”存在的隱患自生自滅。社會有責任和義務正視這個龐大的群體，給予他們應有的關懷。

為老年再婚營造良好社會環境。我們應在全社會廣泛地經常性地開展尊老養老的宣傳，并把尊老養老教育與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制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在全社會弘揚尊老養老的良好風尚，對尊老養老者予以表彰，對不尊老養老的典型案件公開處理，直至繩之以法。在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活動中，在德育課內容中，要把尊老養老列為重點教育內容，牢固地樹立敬老愛老的意識，將傳統美德代代相傳下去。

子女要做老人再婚的“開明派”。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全弟認為，只要符合《婚姻法》中沒有配偶、沒有不適宜結婚的疾病等條件，老人再婚就是合法行為，子女以種種理由加以干涉，就是廣義上的違法行為。

單身老年人需要婚姻生活是生理、心理正常的需要所決定的。作為子女應該充分尊重婚姻自由。在對待父母的再婚問題上，著名劇作家的女兒萬歡做得很好。

鰥居多年后，1979年起他與著名京劇演員李玉茹情投意合，書信傳情。的小女兒萬歡知道后，有意在親友間“泄露”，公開宣布爸爸同李玉茹“感情頗好”，以至幾家香港報紙“合理推論”，同時用赫然大字印著“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劇作家即將同著名京劇花旦李玉茹結成百年好合”。由于女兒的促成，報紙為媒，1979年12月，他倆結為伉儷。此事傳為佳話的可敬之處，就在于萬歡對其父再婚的開明而又熱情支持的態度。正是這種態度，體現著對父母的真正關心和孝順。作為具有現代社會意識的年輕人，應該向萬歡學習，在父母再婚問題上成為“開明派”而不是“絆腳石”。

“走婚”老人自身也應積極處理。對于那些不愿再婚的“走婚”老年人，面對“走婚”的潛在風險，老人自身也應積極處理。首先，在“走婚”前要注意雙方情感的培養和交流。老年人一般都有一些習慣，這些習慣是長時間所形成的，很難改變，雙方應深入交流了解，并思考是否能夠接受這些習慣。老人雙方還應了解對方的愛好，如果有共同愛好則為最好，如此才能更好地培養感情，這也是走婚長久的感情基礎。

其次，“走婚”老人要主動與雙方子女搞好關系。在這方面要做到：第一，必須信任自己的子女。子女不是外人，親人之間就不要拐彎抹角。做好做壞都行，但要實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并且要多表揚少批評。第二，要公正，一碗水要端平。對自己的兒女和對方的子女要一視同仁，否則將成為破壞兩人關系的導火線。上海的張女士“走婚”一年后，與新老伴分手了。而分手的原因，就是沒搞好“感情分配”。張女士處處為自己的子女考慮。可對老伴的子女，她卻從不放在心上。他們來了，只是打個招呼，連個熱乎話也沒有，小孫女一進門就連聲喊“奶奶”，她抱都沒有抱一下。這樣的相處模式自然就會引起很多矛盾。家人是親情的紐帶，“走婚”老人雙方都必須把彼此以及彼此的孩子視為家人，如此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還有，老人可通過“協議”等方式來明確容易產生矛盾、糾紛方面的關系，將相關財產、與子女的關系、雙方的養老、生病如何護理等問題一一寫明，大家共同自覺地遵循。

篇6

材料介紹： 不久前公布的全國民政事業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共有46.5萬對夫妻辦理了離婚登記，平均每天有5000多個家庭解體，較去年同期增長17.1%；我國離婚率連續7年遞增，其中一線大城市的離婚率更是遙遙領先。

專家認為，快節奏生活下夫妻交流匱乏、婚姻觀念變化以及離婚成本偏低等因素，對婚姻的消極影響不容忽視。挽救“中國式離婚”，需要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社會救療機制。

日前公布的2011年一季度全國民政事業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共有317.6萬對夫妻辦理了結婚登記，46.5萬對夫妻辦理了離婚登記，意味著每天平均有5166個家庭解體，離婚率也達14.6%，我國離婚率連續7年遞增。

令人擔憂的是，我國離婚登記數正呈逐年上升的態勢。據民政部門的民政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離婚登記數為320.4萬對，而2008年—2012年三年間的離婚登記數分別為356.1萬對、404.7萬對、451.6萬對。

二、原因分析

隨著財富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無論是事業有成的還是正在為事業奮斗的，都在忙于工作及應酬，而忽略了與伴侶必要的溝通和交流，這是家庭解體的最大“隱形殺手”。

有專家則認為，在婚姻觀轉變的過程中，組織及社會輿論等傳統約束逐漸喪失，而新的責任和約束又沒有很好地建立，是造成我國社會離婚率不斷攀升的癥結，這不僅是道德滑坡的問題，而且反映了組織以及文化等社會約束機制的瓦解。”

離婚成本低也會促使離婚時的輕率。我國《婚姻法》規定，離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由雙方共同處理并采用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但在離婚時，弱勢的一方并不完全清楚對方的具體財產，法院雖有權調查財產，但受法規不健全、監管漏洞以及執行成本大等因素影響，調查被轉移財產并非易事。

三、解決之道

當事人

專家建議，在生活中，夫妻雙方要盡可能培養共同興趣、愛好；在事業上，要努力嘗試共同參與和幫助；同時，要學會相互寬容、理解對方。

婚前的慎重有利于避免離婚的輕率。包括要對夫妻角色觀念的認知、性格互補及興趣愛好等方面的詳細了解。婚姻中出現問題不可怕，關鍵是要學會處理和化解。有業內人士表示，“幸福的婚姻不是沒有問題的婚姻，而是善于解決問題的婚姻。”

婚姻中的問題處理是非常有講究的，可以嘗試去網絡甚至通過學校開設專門的婚姻家庭課堂來學習新知識和技能。婚姻不僅關系到個人，更是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確立和安排。

社會

專家建議，這不但需要婚姻雙方從社會關系的角度對社會義務、責任有深刻的認知，而且要建立社會救療機制，如政府有關部門要建立婚姻家庭心理咨詢網絡，把引導問題家庭參與心理咨詢作為一項公益事業來抓。目前，蘭州、上海已在試點“離婚勸和”機制，“婚姻家庭咨詢師”也已在多個城市開展業務，這都是婚姻家庭社會救療的有力探索。

篇7

最近上海出現了第一個服務于離婚人群的公司，盡管“離婚公司”收費以小時計算，并且每小時高達200元，但人氣頗旺，每天有近10人要求服務，其中以女性為多。

據了解，這家“離婚公司”以咨詢公司的名義注冊，專為走在離婚之路上的人群提供各階段的服務，當離婚當事人拿不定主意時，“離婚公司”會對他們的夫妻關系進行評估，為他們作參謀。一旦評估結果是“無可挽回”，專家就會勸當事人結束婚姻，并提供法律援助。當然，“離婚公司”更愿意充當和事佬。公司負責人、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姻家庭委員會委員舒心表示，在沖動型離婚面前，他們會教會當事人經營家庭。

此外，“離婚公司”還會幫助離婚人士盡早走出心理陰影。一項調查表明，目前我國離婚人群中，心理壓力過大的約占70%.婚姻專家指出，這類人需要得到心理幫助解開心結。

篇8

關鍵詞：大學生；彝族和藏族大學生；婚戀觀；原生文化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9-0073-02

一、已有研究現狀

大學生婚戀觀指大學生對婚前戀愛、婚姻生活以及婚戀過程中取向的基本看法，它是大學生對待婚姻和戀愛的內在標準和主觀看法。婚姻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演變的，但是，它又不是與社會發展同步進行的，往往受制于傳統，具有滯后性。因而，婚姻文化在變遷過程中，舊的婚姻文化總是頑固地存在著，新的婚姻文化須經過較長的時間才能被社會普遍接受。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戀愛觀會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響，有其特殊性。同時也在受著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呈現出越來越多元的趨勢，其中婚戀觀也在發生著改變。據調查，現代藏族的婚姻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總體上正處于傳統婚姻觀的解體和現代婚姻觀建立的時期。何雪娜和何克（2008）在對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婚戀觀的調查中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婚戀觀更多受到漢族影響，他們在擇偶標準和情感態度上與漢族大學生已非常相似，并且是因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的傳遞性而產生的結果。

前人研究顯示，現代大學生的婚戀觀已有所變化，呈現出更加開放的特點。但是在少數民族婚戀觀方面的研究卻相當的少。因此，研究藏族和彝族的婚戀觀，不僅可以了解他們在婚戀觀方面的各自特點和差異，同時可以通過不同生源地的大學生的婚戀觀的比較來探究其婚戀觀方面的變遷，這對于更加了解藏族和彝族大學生有其特殊意義。

二、研究方法

采用自評量表法，對西南民族大學藏族和彝族的本科學生進行調查，其目的就是考察藏族和彝族少數民族大學生戀愛觀的主要特點。

（一）對象

通過發放問卷的方式，以西南民族大學在校本科藏族、彝族大學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300份，收回有效問卷271份，其中藏族學生151份，彝族學生120份。

（二）研究工具

所用工具為大學生婚戀觀調查問卷（CMLCQ）。該量表由西南大學蘇紅（2006）編制，有較好的效度：內部一致性效度較好。卷分為兩部分：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年級、性別、專業、父母婚姻狀況等十個基本情況，有助于分析影響原因；其中包括與戀愛觀有關的七個維度：抉擇觀、婚姻角色觀、婚姻自主觀、婚姻傾向、婚姻動機、婚姻忠誠觀和婚姻價值觀。

（三）統計方法

采用統計工具為SPSS11.7 for windows XP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

（一）民族差異比較

藏族大學生與彝族大學生各因子得分平均數從低到高排列依次為：婚姻角色觀，婚姻自主觀，婚姻態度，婚姻價值觀，戀愛動機，婚姻忠誠觀，抉擇觀。

從各維度高低排序可見，藏族和彝族大學生婚戀觀水平是不平衡的。在抉擇觀上藏族大學生的平均分低于彝族大學生的平均分（p

（二）性別差異比較

1.彝族大學生婚戀觀的性別差異比較

彝族大學生的婚戀觀在性別方面的差異達到顯著水平（p

2.藏族大學生婚戀觀性別差異比較

藏族大學生的婚戀觀在性別方面的差異達到顯著水平（p

（三）生源地差異

1.彝族大學生婚戀觀生源差異比較

來自農村的彝族同學在婚姻忠誠度上得分要低于來自城市和城鎮的彝族大學生，同時在抉擇觀和婚姻自主觀方面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得分要比來自城市和城鎮的彝族大學生得分都要低。在婚姻價值觀方面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得分最高，來自城市的彝族大學生得分最低。在抉擇觀和婚姻自主觀方面來自城鎮的彝族大學生得分最低。在婚姻忠誠觀方面來自城市的彝族大學生得分最高（p

（四）年級差異比較

彝族大學生婚戀觀在年級方面存在差異，表現在抉擇觀上，大三和大四的高年級彝族大學生得分較低，其中大四學生得分最低（p

四、討論

通過研究發現，當代藏族和彝族大學生的婚戀觀存在多維度、多元性的特征，由傳統保守的婚戀觀向開放的婚戀觀發展趨勢明顯，總體上和各因子水平上，藏族和彝族婚戀觀特點具有不平衡性，具體表現如下。

1.民族差異

從民族差異方面來看，兩個民族的婚戀觀既有相似，區別不大的方面，也存在民族差異。在抉擇觀上藏族大學生更加開放和現代，更容易接受和發生；而在戀愛動機方面彝族大學生的動機更加強烈，更開放一些，會更容易投入到一段戀愛關系中去，藏族大學生在這方面要更加保守一些。

各維度中抉擇觀的得分最高，說明藏族和彝族大學生在此方面的觀念水平還是比較傳統，說明其在上還是比較傳統，不會輕易與人發生性關系。這便可以民間關于藏族和彝族在性方面比較開放的說法。

2.性別差異

藏族和彝族大學生在婚戀觀各維度上都表現出了性別差異。總的來說，男生持有比女生更加開放和現代的婚戀觀。具體的表現，男生要比女生更容易接受和發生，也會多于女生；同時女生的忠誠度要高于男生；男生要比女生更加不愿接受父母安排，更加遵從于自己的選擇，而女生還要更多考慮父母的意見；女生比男生更渴望愛情與婚姻，同時在戀愛中也會更加主動，這也說明兩個民族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意識的覺醒，明白自己的戀愛意愿，以及體現了一種更加平等的戀愛態度；在婚姻角色方面，藏族女生要比藏族男生對婚姻中夫妻雙方各自的地位和角色更加模糊，并沒有明顯的“男主外女主內”式的角色明確分工，而顯得更加靈活。

3.生源差異

從總體來說，生源地的差異主要在彝族大學生中體現。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表現出更加開放的婚戀觀，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城市和城鎮大學生應該要比農村大學生要開放的觀點相反。具體來說：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更容易接受發生，以及相對來說會選擇更多的。在婚姻大權上，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更愿意服從自己的意愿，更加不重視婚姻中的忠誠，但是對婚姻更加期待并且態度更加積極；相對得來自城鎮和城市的彝族大學生就顯得更加保守。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顯得最不忠誠，更加不忠于對方。來自農村的彝族大學生對戀愛和婚姻的向往程度都是最高的，對于是否結婚和戀愛顯得更加重視。

接受調查的彝族大學生主要是來自四川涼山州，而涼山是一個保存彝族“原生態”文化比較完整的地方。近代以來，彝族原生文化和外來文化在涼山這塊土地上不停地碰撞著，使涼山彝族文化以進兩步退一步的速度變化著、發展著，呈原生文化為主各種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

4.年級差異

總的來說，藏族和彝族大學生在年級方面差異不大，婚戀觀各個維度上表現比較均衡。但彝族大學生在抉擇觀方面表現出高年級大學生要比低年級大學生要更加開放，更容易接受和發生。說明了低年級的彝族大學生比高年級的學生，受自身民族風俗文化的影響更大。

五、結論

藏族和彝族所持婚戀觀既民族特性，又具有不平衡性：分別在民族、性別、生源地以及年級這四個方面均有明顯差異。總而言之，藏族和彝族大學生在婚戀觀方面，既有相似又存在不同。但都同處于多元文化影響下的，轉變期，調整時期，呈現出明顯的多元格局。

參考文獻：

[1]黃希庭，鄭涌.當代中國大學生心理特點與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何雪娜，何克.當代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戀愛心理的跨文化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2）.

篇9

以我為中心劃圓的“80后”

據統計，目前在讀的大學生獨生子女占60％以上，這些獨生子女的父母年齡多集中在40～50歲之間，他們大多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受良好的教育，即使苦彎了腰，花光了積蓄，也在所不惜。父母的寵愛使一些大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自豪感。

長不大的大學生：如今在讀的大學生，大都是生于80年代后，并以我為中心開始劃圓。他們自詡為“太陽”，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星星”，這些星星就要圍著太陽轉。盡管大學生們已離開了父母獨立生活，可處處表現出“孩子氣”：在江蘇蘇州大學，顧同學和周同學發生口角，結果，周把顧價值400多元的眼鏡打落下來，顧同學手中一直捧著的奶瓶也摔破在地上。班主任立刻分別找她們談話，并要求周賠顧的眼鏡。誰知顧同學說：“眼鏡破了倒沒什么，關鍵是奶瓶，它跟了我20多年，沒有它我連覺也睡不著。”原來，顧同學從小就習慣叼著奶瓶喝奶，直到現在，無論上課還是睡覺，都要隨身帶著這個奶瓶。

四體不勤的“新貴族”。“80后”從小學到大學，在家庭、學校兩點一線的路上長大，不少人成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新貴族”，連簡單的勞動也從事不了，更談不上生活自理、自立。而對這樣的情況，一些家庭便選擇了“陪讀”。武漢某高校女生小李，父親是溫州一家私營服裝廠的老總。平時小李衣食住行全都不操心，如今上了高校的小李對自己的生活不能料理，于是，便雇來保姆照料自己，掃一次地3元，整理床鋪2元，洗一桶衣服5元，反正父母每月給小李2000元零花錢，花銷綽綽有余。家庭經濟條件好的請保姆，家庭經濟條件差的也有辦法，他們將臟衣服寄回家，待洗干凈后再寄來。

開車上學的“公子哥”，當代大學生中，手機、MP3、商務通、手提電腦等已不再是“新潮”的代名詞，校園的“有車族”也逐漸成為新生代的新潮一族。一些富家子弟的“坐騎”通常檔次較高。南京某知名大學商學院的許同學，父親是一知名企業的老總，家里有幾輛車。大一時許同學就考取了駕照，上學就開自己的車，到大三時已換過兩次車，先是甲殼蟲，后是現代跑車。在一些高校，大學生開車上學已不足為奇，一些學生甚至有自己的專用車位：

生活奢侈的貧困生。一項調查顯示，大學生消費已高于普通的上班族，最高者每年達3萬多元。除了學習消費外，大學生的奢侈消費也越來越多，一年用于手機、電腦的費用在3000元左右，有的高達4000元到5000元。更令人吃驚的是，大學生的消費已形成了攀比，富家子弟花錢如流水，一些家庭困難的貧困生也加入了奢侈消費的大軍，這便苦了在家辛勤勞作的父母。青海省樂都縣馬廠鄉村民陳某，家境十分貧寒，兒子小良在西安某學院讀書。面對城里同學那些時髦的服飾和新潮的生活方式，小良羨慕不已，又自慚形穢，于是，他下決心也要跟他們一樣“享受生活”。他對同學說，自己的父親是包工頭，家里很有錢。他花錢很大方，經常到網吧上網聊天、玩游戲，沒錢了便向父母親討要。為了供兒子上大學，陳某夫婦四處賣血。大學4年，小良共向家里要了6．35萬元，這里面有70％是陳某夫婦賣血得來的，另外還借了1．7萬元外債。夫妻倆賣血幾天一次，有時一天一次，最多時一天三次，有好幾次抽著血就暈了過去。據說，這些年賣的血能裝兩個汽油桶。“貧困生高消費”漸漸成為高校中的一種反常現象，已引起有關高校的關注。

“嬌子”難變“驕子”

大學生是社會的“驕子”，他們有高深的文化功底，有精湛的業務技能，應該是社會的寵兒。然而恰恰相反，現在大學生大多是獨生子女，一直是父母懷中的“嬌子”，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問題，走上社會之后，連連碰壁。而后又畏縮不前，不敢再去闖蕩。甚至有些大學生尋找工作時，非得要父母陪同，跟著壯膽。獨生子女之所以“受挫感強”，在于所經歷的挫折太少，個性的缺陷造就了“80后”看問題片面，容易極端化。

創業，連連碰壁。剛步入社會的“80后”大學生，有理想，有抱負，但眼高手低，對具體的市場開拓缺乏經驗與相關知識，同時缺乏風險意識，一旦受到挫折便會一蹶不振。2003年江蘇省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為了培養大學生的創業精神，積累創業經驗，以每個門面每月600元的價格從附近的單位租來19間門面房，然后以每月200元的價格租給學生，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學校還為他們免費辦理營業執照，給予比較低廉的租金優惠。很快由學生自己出資經營的廣告設計公司、照相館、牛排屋、飾品店、理發店、租車行、水果吧等店鋪相繼開張，“大學生創業一條街”名噪一時。然而好景不長，到了2005年3月，19個店大部分都賠錢，有些連學校的租金、水電費也交不起，只好關門歇業。“大學生創業一條街”無可奈何曲終人散。

工作，名實不符。大學生是社會的精英，走人社會參加工作，對他們來說應該是得心應手，如魚入水；對工作單位來說應該是將遇良才，如虎添翼。但在實踐中，“80后”的一部分大學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有些大學生怨天尤人，自認為懷才不遇，故而頻頻跳槽，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很多單位都反映，現在的大學生不能適應企業需要，不具備扎實做事的品質。有一位女大學生在一公司就職后，參加一個競標活動時，發現對手有家大公司比自己所在的公司實力強，待遇好，便萌生跳槽想法，遂找到對方代表，將自己所在的公司說得一無是處，并泄露了自己公司的秘密，幫助對手競標勝利。之后，她被公司開除了，但對方那家公司認為她忠誠度差，拒絕接受她。

消費，負債累累。“80后”大多是在優裕的家庭中長大，哪怕是出生在農村，他們也肩不挑擔，手不提籃，從家門到校門再到社會，一帆風順，一路走來。大手大腳花錢，一擲千金消費，已成了“80后”的通病。參加工作后，一個月兩三千元的工資不夠吃喝玩樂，于是，負債消費便成了時尚，一部分人便成了新一代的“負翁”。據調查，“80后”中，有57％的人表示“敢用明天的錢”，48％的人不為自己“負翁”生活擔憂。2005年5月，北京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和《父母必讀》雜志對當代中國城市青年價值觀念及生活形態進行

了調查，調查樣本取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西安、沈陽八個城市，結果表明，城市青年每月平均的總支出為1274元，并以吃喝玩樂為主導，而在自我發展方面的開支幾乎微不足道。在消費支出中，餐飲消費所占開支比例最高，達到31．3％。年輕人最流行的是“月光族”(月月花光)和“卡迷族”(負債刷卡)，幾乎是“零儲蓄”。

談婚論嫁 物競天擇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和萬物一樣，都要繁衍后代。在生存、擇偶、繁殖的過程中，都具有物競天擇的本能。然而，“80后”物競天擇的本領正在萎縮。20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人，目前正陸續進入談婚論嫁的年齡，可是，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一幕幕令人尷尬的局面。

父母相親，“包辦婚姻”。“80后”基本都是由父母“抱大的一代”，由于一些父母過于溺愛，使一些青年成了學業上的高能，生活上特別是情感上的低能。天津市社聯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已達到婚育年齡，他們中的一部分出現了結婚難的問題，不得不由父母來“包辦”。2004年，北京十幾名母親自發在公園替子女“相親”，引發了新時期“包辦婚姻”熱。此后各地紛紛效仿。2005年8月、9月，天津市婦聯真情婚介服務中心連續組織了三次“沒空找對象，父母來幫忙”的大型家長聯誼會，讓父母為子女找對象，參加人員踴躍，場面熱烈。2006年元旦前后，南京市婦幼活動中心舉辦了兩次“萬人父母相親會”，盛況空前。

單身主義，無奈的選擇。 “80后”擇偶難的問題，以十分突出的姿態進入公眾的視野。一份人口普查的數據稱目前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單身男女已經突破百萬之眾，單身人群數量的激增，有些是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對婚姻抱有質疑甚至批判的態度，有些則是因為交友空間有限，單身也是無奈的選擇：午近三十的女“白領”羅真，碩士畢業后進人廠一家國際大公司工作，從秘書到部門經理，再到人力資源主管，成績斐然―然而在感情上她卻是白紙一張，不知如何結交男朋友，因而至今仍單身

婚姻游戲結出無花果。如果說單身主義是無奈的選擇，那么也有―部分“80后”在做著婚姻的游戲。閃婚族、試婚族、未婚光孕在一部分青年中較為流行，他們視婚姻為兒戲。從北京各法院接手的離婚案件：戶可以看出，離婚當事人的年齡呈現低齡化，而且他們的婚姻存活期也口漸縮短。在北京市崇文區法院，去年受理的410起離婚案件中，有120多起的當事人年齡在25歲以下。上海市2004年有2．7萬對的夫婦離婚，這個數字達到了創記錄的高度，比2003年增長了38．9％，其中20歲到30歲的年輕人占47％。

篇10

關鍵詞：重癥監護室；護士；幸福指數

本文運用總體幸福感量表對我院重癥監護室護士進行了集中調查，具體內容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選取我院49名重癥監護室女性護士作為研究對象，所有護士人員均為隨機抽查，不存在任何主觀方面的影響因素。

1.2方法 調查共分為兩個部分，即基本情況調查和幸福指數調查，基本情況調查內容包括護士年齡、民族、護齡、婚姻狀況、學歷、編制情況、家庭所在地、、體質量、身高。幸福指數調查采用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認證的總體幸福感量表作為調查工具[1]，該量表共有33個條目，可分為6項基本內容：對生活滿足或興趣、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對健康的擔心、愉快或憂郁的心境、松弛或緊張、精力。各個分項與總量表的相關度為0.47～0.79，得分越高表明幸福度越高。調查量表整體信度為0.89，能夠客觀全面反映被調查者心理健康狀況、生活質量和整體幸福感。本次研究均在無提前告知情況下進行，由經過專業培訓的調查者統一組織、宣講相關事項。共發放問卷49張，收回有效問卷49張，有效率為100%。

1.3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21.0統計學軟件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計數資料進行χ2檢驗，檢驗標準為α=0.05，P

2 結果

經過調查分析，編制情況、婚姻狀況以及護齡是影響ICU護士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年齡、民族、學歷、家庭所在地、、體質量、身高組間對比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2、3。

3 討論

隨著現代醫學研究的進步以及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護理科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為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重癥監護室護理工作是救治危、重、急患者的基本保障，對護士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很高的要求，護士不但要具有專業化的操作技能同時還要有高度的責任心、超強的體力和精神承受能力以及快速應變能力[3]。處于重癥監護室工作環境的人員往往具有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這些問題又能夠作用于護士的工作中，影響護士的工作水平和服務質量[4]。幸福指數是目前較為客觀反映人類個體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的指標，通過本次研究能夠發現，對于ICU護士幸福指數造成影響的因素較為多樣，限于量表設計以及測評范圍，本次研究結果顯示編制情況、婚姻狀況和護齡能夠在不同方面對護士的心理感受產生作用，進而影響到護士的整體幸福度，而年齡、民族、學歷、家庭所在地、、身高均不構成影響要素，這一結果提示在關注ICU護士時要抓住重點，不但注意到工作自身要素還要注意到護士個體情況以及生活狀況，并通過實施人性化的管理措施盡可能低緩解護士的心理癥狀，使其能夠真正以健康積極、樂觀向上的態度投入到工作中。

參考文獻：

[1]覃健鳳，張敏.重癥監護室護士生活質量的調查與分析[J].護士進修雜志，2011（02）：166-168.

[2]陸曄峰，王艷.移植重癥監護室護士幸福感受的調查研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3（05）：57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