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贊美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基督教贊美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基督教；音樂；贊美詩；敬拜

[中圖分類號]J6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9)06-0008-02

基督教音樂對西方音樂的發展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動作用，如目前使用的五線譜就是由基督教會多年逐漸發明發展起來的，現在我們學習的美聲唱法也起源于基督教。管風琴的制作與發展，甚至數字樂譜在亞洲的推廣和使用，都與基督教有密切的關系。音樂與基督教的共同發展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密切相關，無論從基督教來說，還是從音樂來說，都沒有辦法將基督教與音樂分開。

一、基督教與基督教音樂

“基督”一詞，希臘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君王”，宗教含義是“上帝差遣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為基督教崇拜對象，“三位一體”“因信稱義”為其教義核心，《圣經》為其經典，教會為其組織形式。

音樂的發展是和宗教(基督教)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基督教音樂就成為一種重要的信仰傳播工具，黑格爾說過“藝術到了最高階段，是與宗教相聯系的，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藝術來使我們更好的感到宗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一個音樂的宗教，歌唱的宗教。基督教音樂旋律自然、曲調舒緩、優美純樸且莊嚴肅穆，流行于世的60多萬首贊美詩，其中既有巴赫、貝多芬等大師們的杰作，又包含了世界各國眾多曲調優美頗具特色的民歌，圣歌的誦唱也十分廣泛。現代音樂的記譜法、合聲法、各種調式的形成以及音樂理論和音樂學院的建立都與基督教音樂密切相關。

基督教音樂又稱圣樂。它既傳達上帝給人們的啟示，又表現信徒對上帝的崇敬、贊美、信靠和祈求。基督教音樂在歐洲得到的極大的發展，也是歐洲藝術音樂的源頭。基督教音樂大致有以下分類：

1　彌撒曲

天主教所用的復調風格的聲樂套曲。15世紀以前，是沒有伴奏的清唱曲，15到17世紀改為由清唱和管風琴交替進行。17世紀起采用管弦樂伴奏，并插入獨唱、重唱等，歌詞用拉丁文，結束時的唱詞有“Ite，Missaesg”(意為“回去吧，彌撒禮成”)之句，Missa之名由此而來。包括慈悲經、榮耀經、信經、圣哉經和羔羊經五個樂章。

2　受難曲

大型聲樂曲。以四福音書中記載的主耶穌受難的過程為內容，從最后的晚餐起一直到被釘十字架。最早(十二世紀)的受難曲以格里高利圣詠組成，用戲劇形式演出。到十五世紀，復調音樂代替了圣詠。

3　清唱劇

將圣經中的經文譜曲，風格與歌劇十分接近，有人物、事件，用宣敘調、詠嘆調和合唱來演唱，不同的是清唱劇沒有戲劇動作和戲劇表演，這一點清唱劇和受難曲相似，與受難曲不同的是：受難曲主要是描繪耶穌的受難過程，而清唱劇的范圍則沒有限制。

4　康塔塔

最早的康塔塔是一種世俗敘事套曲。與清唱劇相似，兩者區別在于清唱劇篇幅較大，人物眾多，而康塔塔則篇幅較小，故事內容較簡單，往往偏重于抒情。

5　眾贊歌

一種基督教會眾合唱的頌贊詩歌，又叫贊美詩。這類詩歌有兩類：一類是由作曲家譜寫的，有很高的藝術性，但不適合一般信徒誦唱；另一類是由信徒譜寫的，不追求藝術性，但容易上口，適合一般信徒詠唱(教會所用的頌贊詩歌都屬于此類)。

二、贊美與敬拜

敬拜與贊美本來是兩個普通的名詞及動詞而已，敬拜是做禮拜，贊美是禮拜中對上帝的稱贊。贊美的內容主要是對圣父創造天地、宇宙、萬物的奇妙大能和作為發出贊嘆；對圣子舍身流血施行救贖宏恩發出感謝；對圣靈自由運行做各樣善工發出誠懇及甘愿順服的邀請。

為什么在禮拜中一定要有贊美呢?

1　基督教信仰在《圣經》開篇創世紀中明確告訴我們太陽、月亮、光體、星辰、宇宙萬物、空氣、水、生靈和人皆為上帝七日內奇妙創造。上帝是創造者，是開始也是至終，是完全高于人類的全能者，是當受敬拜配得贊美的，必須敬拜、贊美。也應該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們發自內心的驚嘆與降服。

2　上帝除了是創造者、全能者外，上帝還是愛!而這種愛，人們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無條件地、無限地并具有永恒性意義的愛。圣經在《約翰福音》3章16節中明確的告訴人們：“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正是因著這種對人類施行恩典、拯救、謂之長闊高深的愛，凡是相信這一救恩的眾民在情與理上更應當是縱情高呼頌贊了。

通過贊美敬拜信徒表達他們對上帝的崇拜，并在音樂中解說神的指示和祝福，讓信徒的信仰更加堅固。敬拜并不需要華麗的場合，教會中都有唱詩班來帶領大家敬拜贊美，圣潔美妙的音樂把人們帶入超凡脫俗的境地，使信徒感受到與神的親近。基督教在布道時，也常常通過贊美詩的形式，將許多深奧、抽象的教義和宗教思想，轉化為都能被廣大普通民眾領受的通俗易懂的道理，并通過音樂的渲染，使宗教特有的神圣、肅穆的性質突顯出來。

一方面，宗教借助音樂來宣傳教義，借助音樂烘托莊嚴肅穆氣氛，借助音樂實現人神的交流互動等等；另一方面，音樂也借助宗教獲得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借助宗教實現了藝術的力量，使宗教得以傳承和不斷發展。

基督教音樂具有布道傳福音的功用，音樂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特征之一，但決非只是信仰中的點綴、裝飾。基督教音樂中有莊嚴美、宏偉美、純潔美和神秘美。這種具有綜合元素美的感受在世俗性音樂中是感受不到的。正因如此，千百年來每當教會在紀念、歡度宗教節日或進行各種禮拜、儀式、聚會、慶典時，音樂頌贊之聲飛揚遠方。帶著對人們心靈強烈的吸引力、震撼力，將無數心靈饑渴慕義的人引導上帝面前認罪悔改、蒙恩得救。基督徒以贊美音樂會的方式四處巡回贊美，傳播福音的種子，用音樂來開展布道工作，以幫助更多人認識上帝，接受耶穌為救主。

贊美敬拜的審美愉悅功能和心理治療功能。在宗教活動中，音樂可以幫助受眾抒發、宣泄情緒，更重要的是可以喚醒來訪者對美的體驗，也就是喚醒了受眾內心積極的生命力量。而這種美的積極的生命力量最終引導受眾自己走出困境，擺脫痛苦，并找到解決現實困難的辦法或方向。

三、中國基督教中的敬拜贊美

基督教在傳人中國后就按本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去發展，就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在禮拜儀式上也唱起了中國人創作的贊美詩。中國基督教中的敬拜贊美主要是在中國人熟悉的曲調配上贊美詩歌詞，基督教是一種宗教、是一種文化，但是每一種文化傳播到另外一個地域的時候就會在無形的磨合當中顯示出每一個地域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

中外基督教音樂的不同有：(一)調式的差異：中國音樂的調式為宮、商、角、徵、羽五種五聲調式，多數樂曲都基于五聲調式，但七聲調式也作為五聲調式的擴充使用；西方音樂的調式主要有和聲大、小調，旋律大、小調。(二)旋律的差異：中國音樂高音強低音弱，西方音樂高中低音較平衡；中國傳統音樂一般不轉調，而西方傳統音樂有大量的轉調西方音樂體系在處理多聲部關系時，傾向于縱向的立體思維，即特別注重主調旋律與其它聲部的和聲關系，中國音樂中絕大部分均為單聲部。

在中國，信徒能識譜的人并不多，人們似乎對旋律不太在意，只要好聽熟悉或貼切流暢即可，詩歌的內容才是重點。特征是用中國民謠歌詞和民間裝飾滑音風格的旋律線條。歌詞是基督教的倫理，其中卻充斥著中國民間的思維模式，旋律無論中西或自創。都被演唱出韻味十足的中國民間風格。

篇2

哈爾濱的基督教音樂活動是伴隨著基督教之一的俄羅斯正教(即東正教)的傳入而展開的。在20世紀30年代時,哈爾濱已有教堂22座,并且在這些教堂中都有大小不一的宗教合唱團。音樂活動在當時相當豐富。但是由于歷史原因,東正教在我國活動中斷,瀕臨絕跡。直至1984年,東正教開始恢復宗教活動,但卻因為種種原因,此時信奉東正教的人數銳減,音樂活動更是貧乏。

但在我省基督教的另2個分支――天主教、新教的音樂活動卻在1980年后得以復蘇。尤其是新教教會的音樂活動更加引人注目。在新教教會中,設有贊美隊和伴奏樂隊。每周都有固定的時間對所演唱的曲目進行排練,所演唱的作品既有國外流傳入我國的贊美詩集等,又有本國教友自行創作的音樂作品。每逢大型節日,我省的新教教會還會舉辦教會音樂會。音樂活動非常豐富,活躍。基督教儀式音樂的內容與形式正在不斷的與我省民間音樂、傳統藝術相結合,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和形式。

一、基督教在近代哈爾濱的變遷

黑龍江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有史以來,自發宗教曾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長期存在過。進入文明時代后,黑龍江先祖的信仰也隨歷史的發展逐漸由原始宗教狀態向人為宗教階段過渡。

公元8世紀中葉,來自中原內地的漢語系佛教已經傳入黑龍江境內。與佛教傳入黑龍江的同一歷史時期,道教也先后經由朝鮮半島或中原內地漸次傳入黑龍江境內。元代,隨大范圍的民族人口的遷徙流動,伊斯蘭教開始傳入黑龍江內。同時,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天主教最先傳入黑龍江這塊土地,并為上層社會和民間所接受。

東正教在中國的活動較為特殊。1665年,沙俄侵占中國黑龍江北的雅克薩地區。建起了第一所東正教堂。1671年,該地區又出現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雅克薩收復后,清政府為照顧俄國俘虜的宗教生活,也在北京建立起了一所東正教堂。

正式的東正教傳教活動始于1715年沙皇派遣傳教士團進駐北京之后。先后共有20屆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傳教士團相繼來到中國。直到1956年中國成立了自主的東正教會為止。東正教的傳教方式較為保守、嚴格。因此中國的東正教會絕大多數為俄國后裔。

哈爾濱第一所教堂是由俄國東正教教會于1898年在香坊區香政街修建的圣?尼古拉教堂。次年又在現南崗區主體部分修建了圣?尼古拉大教堂。直到1940年,哈爾濱地區共有東正教堂20余所,神職人員217人。當時東正教會的音樂活動十分豐富。主要以合唱為主,沒有樂隊伴奏。他們使用的圣經和贊美詩是俄語或是斯拉夫語。曲調也多來自俄國。中蘇關系破裂和“”時期,東正教在我國活動中斷,瀕臨絕跡。1984年,哈爾濱市圣母教堂開始恢復宗教活動,俄國后裔仍是大多數。但卻因為種種原因,此時信奉東正教的人數銳減,音樂活動更是貧乏。

但天主教、新教的音樂活動卻在1980年后得以復蘇。每逢大型節日,哈爾濱的新教教會還會舉辦教會音樂會。音樂活動非常豐富,活躍。

篇3

關鍵詞：西方；喪葬習俗；基督教；平等；生死觀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6-0098-02

文化具有一貫性、持久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所以，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曾經指出，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種能力和習慣[1]。習俗往往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習慣、約定俗成的通則，卻往往蘊涵著深層次的文化積淀。喪葬習俗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它是深層次文化積淀的具體體現，是各種文化因素互相影響的結果。本文將對西方喪葬習俗進行深入的文化分析，以期對西方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一、西方傳統葬禮習俗

基督教在西方國家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作為教徒，西方喪葬禮儀幾乎都是宗教式的。傳統的葬禮主要包括停喪、守靈、彌散、下葬等幾個環節。

停喪。在西方國家，每當一個人瀕臨死亡的時候，都要在神父面前進行最后一次懺悔，祈求天父寬恕自己的罪孽。通過懺悔和祈禱，使死者能正確看待死亡,擺脫面對死亡帶來的恐懼。死后在神父主持下給死者洗尸、更衣,整容。人們從洗禮池舀出圣水，并向靈柩灑圣水。然后將尸體放入棺材中，停放在教堂或者殯儀館，并點上長明燈。

守靈。放置在教堂和殯儀館的靈柩，由死者的親友們輪流守護照看。

彌撒。由神父主持，介紹死者生平并唱贊美詩和祈禱。親友們也在儀式上講述死者生前難忘的生活故事，共同回憶和感謝死者與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時光。這些回憶絕大多數內容生動有趣，令人捧腹，引得人們還不時發出陣陣笑聲。教堂或殯儀館通常會安排一段時間，讓人們有機會“表達最后的敬意”，和遺體告別。

入葬。這是一個莊嚴肅穆的神圣儀式，所有參加葬禮的人們都身穿黑色衣褲，男士打黑色領帶。墓地邊安放兩排椅子供親友坐。神父還要在墓地為死者禱告，然后把棺材放入墓地，親友們把手中的鮮花撒入墓地后就可以離開了。在整個過程，包括在教堂、送葬路上或是葬禮現場，親友們都不能大聲嚎哭，只能默默流淚，以避免打擾死者靈魂安靜。埋葬后,工作人員把墓填平，插上十字架，立好寫有名字和生卒年的墓碑。

現代社會中，西方葬禮儀式通常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下葬儀式，二是紀念儀式。下葬儀式通常都由殯儀館操辦。殯儀館是私營的，大多是家庭經營，代代相傳。人去世以后，由驗尸官簽署死亡證書，然后就由殯儀館接手葬儀，一切事務全部由殯儀館安排。送葬時靈車行進在最前面,后面跟著親朋的車,浩浩蕩蕩一個大車隊。送葬通常是很隆重的，家屬可以向警察局申請警車開道。每到十字路口，不管是紅燈還是綠燈，都可以暢行無阻，過往的車輛都自動停靠在路邊，并鳴笛示意，表示對死者的敬意。紀念儀式主要包括人生分享會和彌撒，通常在教堂舉行。先是由牧師為逝者禱告，之后由親屬和朋友回憶逝者生前的故事。這個儀式后，親屬通常還要舉辦一個招待會，所有來賓一邊觀看以死者的人生歷程為主題的DVD短片，一邊喝著咖啡聊著人生的悲歡離合。事實上這也突顯了西方人的一個主流價值觀，分享人生的歷練。

二、西方傳統葬禮習俗的文化闡釋

（一）基督教的支配地位

可以說，自從基督教出現后，西方文化就和基督教文化緊緊聯系在一起，西方喪葬習俗也就越來越多地受到其影響。基于基督教文化下的葬禮，不是個人的事情，是整個信教群體對于上帝的感恩，是靈魂得到永生的慶典。因此，西方傳統葬禮舉辦主體是教會，其葬禮的整個舉辦過程，都是由教會來擔當主角，由牧師來主持，無論是臨終懺悔、沐浴，還是為死者舉行彌撒，唱贊美詩，主持下葬儀式，教會都從始至終參與。牧師或者神父作為人與天父之間的聯系人，起著重要的作用。“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一種觀念是原罪論,即人帶著罪惡來到這個世界上。而要消除原罪,需要領受洗禮。水被賦予了滌除罪惡,拯救人靈的神學意義。”[2]在葬禮中,人們從洗禮池舀出圣水,并向靈柩灑圣水。灑圣水是對亡者的基督徒受洗身份所作的表達,顯示出他是經過受洗而與基督一起死於罪惡,并且一起復活進入新的生命當中。通過臨終的懺悔、牧師的祈禱，祈求天父對自己身前的罪孽的寬恕，以求得天父的寬恕，從而使靈魂升入天堂，與主同樂，得到永生。在神父的主持下給死者洗尸，意味洗去生前的罪過，干干凈凈地去見上帝。

篇4

蘇科寨是離石門坎大約20公里的一個自然村，坐落在貴州和云南兩省的交界處，過了蘇科寨，就是云南的彝良，云貴兩省隔洛澤河相望。

蘇科寨是石門坎的邊緣，石門坎是威寧縣的邊緣，威寧縣是畢節市的邊緣，畢節市是貴州省的邊緣。蘇科寨是邊緣的邊緣，是烏蒙大山的核心地帶，是遠離城市文明的窮鄉僻壤。

然而，就是這個窮鄉僻壤，卻有文明的奇跡。

首先，這個村子出現了苗族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博士，而且是在美國獲得的醫學博士。他的名字叫吳性純。

吳性純，出身于光緒24年，即1898年，由于家境貧困，他19歲才從伯格理創辦的光華小學畢業，1921年，他被教會保送到華西協和大學學習，這是一所基督教在中國創辦的醫科大學。1929年，吳性純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院，并且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苗族有史以來第一位博士。他學成以后，并沒有留在美國或者中國的大城市，而是依然回到石門坎，擔任光華小學校長，并且在石門坎創辦了苗族第一所苗人平民醫院。吳性純在擔任光華學校校長期間，為推進苗族教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吳性純作為一個苗人成功的典型，一直到今天，仍然成為激勵一代又一代苗族青年奮斗的楷模。

蘇科寨有名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村子的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堂。

蘇科寨教堂始建于1938年，當年是由吳性純先生出資建立的。這座老教堂在“”中被損毀。1988年，蘇科察的教民修建了第二座教堂。這種教堂的修建，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并且撥款2500元。但是，由于經費太少，施工過于粗糙，建成的第二年即成為危房，一直靠修修補補維持。我前年、去年去蘇科寨時，這座教堂還在使用，只是已經很破舊。記得當時蘇科寨傳道員吳宗全用苗語為我們唱贊美詩，印象極為深刻。2012年9月7日云南彝良大地震，這座本來已經非常簡陋的教堂被震垮。

教堂是基督徒心中的神圣之地，基督徒不可以沒有教堂。

蘇科寨有烏蒙山區最虔誠的基督教信徒。這個教堂在冊的基督徒250人，慕道友150人。唱詩班有50到60人，定期禮拜在200人以上。今年，教民們自發出資投勞，修建新教堂，到目前為止，已經投入勞動力2000個以上，并且動用了教堂多年的積蓄。上個月，友人給我發郵件，告知蘇科寨村民們修建教堂的事情，我們后援團就準備支持。

蘇科寨在石門坎對面的野鷹梁子的背后，汽車越過險峻的山路，當我們一行抵達蘇科寨時，吳宗全已經在村口迎接。

我們去參觀尚在建設中的教堂。

現在修建的教堂面積比原來擴大了一倍，而且是用鋼筋水泥澆鑄，質量應該遠遠超過上次的那座。我看了一下建筑用的水泥磚，是村民自己用425號水泥，加上碎石渣土攪拌壓制而成的。每袋水泥可以制造這樣的磚40塊。吳宗全特地把這種水泥磚拿起來相互敲打，發出堅固的叮當聲，表示非常堅硬。

我們在參觀中，村民已經穿上節日的服裝慢慢聚攏起來，原來他們要為我們一行表演節目！

這太出乎我們的意料。

村民首先唱歡迎曲，然后唱贊美詩。他們用苗語唱，我們不能聽懂，但是，他們的聲音非常美麗動聽，甚至可以唱出兩個聲部。美好的聲音在這所尚未完工的教堂回蕩，在蘇科寨的上空回蕩，在烏蒙山區回蕩。我多次在國家大劇院看過演出，但是，這次在一個簡陋的工地的演出卻讓我無比感動。因為它的樸實，純潔，充滿精神信仰。

簡短的捐贈儀式后，村民執意要送我們上車，車停在公路邊，無法開進村子里。吳宗全手中始終抓著一個臟兮兮的袋子，臨上車之前，他把這個袋子塞到我手中，說這是一些瓜子，送給我帶回北京去。山里人窮，沒有什么東西表達心意。

看到這袋瓜子，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何力說，蘇科寨給人的感覺，就是純凈。

是的，蘇科寨是純凈的，這是由精神信仰所鍛造出來的純凈。這種純凈，沁人心脾。

新中小學和陶老師

新中小學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

新中小學創立于2000年，至今已經13年了。

這所由民間人士捐贈的小學，座落在一個山頂上，山下就是新營和中寨兩個苗寨，當時修建這個小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這兩個苗寨的孩子就近入學，所以稱為“新中小學”。新中小學的所有老師都是志愿者，他們來自全國各地。

以卞淑美為代表的一群志愿者，是一個令人感動的群體。

卞老師和她的丈夫江柏林，女兒江明鑒全家從東北沈陽，來到條件極為艱苦的石門坎，已經九個年頭了。期間克服了許許多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是一種巨大的奉獻精神，一種真誠的信仰。在支撐著他們，使他們能夠在這個偏僻的苗鄉，為了苗族的孩子們而默默犧牲。

今年，這個志愿者團體中又增添了一個新成員，他，就是已經73歲的陶紹虎老師。

陶老師是苗族人，而且出身在石門坎。他的父親名叫陶開群，當年從光華學校畢業以后。在光華小學擔任老師，和朱煥章先生是同事。朱煥章先生的女兒名叫朱志華，就是陶紹虎老師的夫人。所以，陶老師就是朱煥章先生的女婿。

陶老師已經退休，住在昆明。他這次以73歲高齡來當志愿者，是為了推廣老苗文。

伯格理當年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苗文。苗族人有了文字，就能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100多年前，以石門坎為中心的烏蒙山區能夠實現一場社會文化大跨度的躍遷，苗文的創制和普及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

由于苗文的發明，烏蒙山區先后辦起了近100所學校，讓世世代代貧窮如洗的苗族人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也使他們從此改變了命運。由于苗文的發明，并且用苗文翻譯了《圣經》，也讓大花苗人皈依了基督教，從此有了精神信仰。我從石門坎到了遠離此地的云南武定、祿勸一帶的大山里，都能夠非常清楚的看到當年伯格理創辦的學校教育苗民的遺跡。

篇5

這座基督教堂，就矗立在寨子里最顯眼的地方。走進大門，只見五六十位苗族信徒，坐在一排排長條凳子上，靜靜地祈禱或輕聲誦經，神情莊嚴肅穆。

閑暇的夕陽時分，楊牧師喜歡搬一把椅子，洗凈雙手，然后戴上眼鏡，安靜地坐在教堂門口，捧著《圣經》逐字逐句地朗誦。

澳大利亞著名的史學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一書中說：“世界上有兩個災難深重而又頑強不屈的民族，他們是中國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族。”苗族作家南往耶也寫道：“苗族是一個不斷被驅趕甚至被消滅的民族，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祖先的崇敬，自五千年前開始，爬山涉水，經歷千難萬苦，從中原遷徙到云貴高原以及世界各地，朝著太陽落坡的地方尋找故鄉，用血淚養育古歌和神話。他們沒有怨恨，把懸崖峭壁當做家園，把梯田依山而建，他們始終虔誠地信仰萬物，崇拜自然，祀奉祖先……”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位于貴州省西南部，是我國苗族集中分布區域之一，這里接近云貴高原的邊緣地帶，在這片大地上，烏蒙山系和苗嶺山系的余脈曲折起伏，蜿蜒交錯，崎嶇而險峻。但就在這樣一個自然環境惡劣、交通極其不便的山區，勤勞的苗族人民精心構筑了自己的家園，形成了一座座世外桃源般令人驚奇的苗寨……

轎頂山深處的苗寨

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

2014年春天，一支由媒體記者和攝影師組成的采訪隊伍，奔走在崎嶇的山路上。他們的目的地，是貴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東南方向的白石巖鄉附近的一個苗寨。這個苗寨名不見經傳，是一個在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就連當地人都只知道那里叫做“轎頂山”，其偏僻程度令人吃驚――苗寨里的部分人說不清楚自己立足的具置，究竟屬于貴州的哪個縣哪個鎮……

從縣城駕車出發，很快就進入曲折狹窄的山路。車窗外，陽光、梯田、延綿的山體和熱情開放的油菜花，構成了一幅純凈的鄉村美景，然而車上的人們，心情卻不那么美好――這些坡度、彎道多得不可思議的山路，讓車和人都非常不適應。在一個大約有50多度的陡坡處，所有人只能下車步行，司機油門踩到底，小心翼翼地行駛，才能翻過山坳……

道路一彎又一彎地轉，采訪隊伍忍受了快兩個小時后，終于到達目的地，公路也已經差不多到頭了。山路上，開始出現身著苗族盛裝的人們，他們三五成群地走向前方。一問才知，前方不遠處就是轎頂山教會了，他們正是前去做禮拜的。一位老人指著遠山中間一個被油菜花包圍的苗寨，說那就是他的家。老人面對這群外來者長槍短炮的“侵略”，始終嘴角帶著笑容，眼角帶著慈愛，十分和藹，而且很健談，我們就這樣一路聊到了寨子里。

轎頂山是當地人口中的稱呼，它延綿在紫云縣以及周邊的幾個縣境內，但在地圖上，并沒有這座山的準確名字和位置。不過到了紫云縣，問起轎頂山基督教會，苗族同胞大多都能準確地指著一個方向告訴你：“就在那邊，沿著這條山路一直走……”

第一眼見到這座苗寨，并沒有很強烈的震撼，沒有西江千戶苗寨那樣相連成片的磅礴大氣。遠遠望去，只見泥磚房和水泥房并存，零零散散地佇立著，墻上帶著不經意的裂痕，仿佛在訴說陳年故事――這種不規則的狀態，反倒有一種更為原生態的淳樸味道。

路過寨子中最大的一座房子，發現一群苗家婦女在里面忙碌。正對著門口的灶膛上，架著一口大鍋，冒著騰騰熱氣，有人往灶里添加木柴，有人淘米，有人清洗臘肉，有人切菜……

走進房子，抬頭一看，但見房頂為木制結構，上面覆蓋著類似油氈紙的東西，一縷縷陽光從縫隙中穿透下來。地上放著竹編的背簍和簸箕，墻邊擺著年代久遠的木制家具，輕輕一碰，就會“嘎吱嘎吱”地響，好似發出古老的音符……

雖然條件簡陋，但這些苗家婦女的臉上還是掛滿了笑容，原來她們這是在為教友們準備午餐。看到遠道而來的采訪隊伍，她們熱情地邀請客人一起吃飯，那種發自內心的熱情、真誠和好客，把采訪者一路顛簸的疲乏一掃而空。

老教堂的最后一個禮拜日

沉浸在《圣經》里的時光

一頓簡單而又豐盛的午餐，給人帶來難以忘懷的回味。餐桌上，熱情的教友與客人很快熟悉起來，然后便邀請客人參加這場特別的禮拜活動――因為這里很快就要翻修重建，這將是這座老教堂的最后一次禮拜日了。

這座基督教堂，就矗立在寨子里最顯眼的地方，外部用磚瓦砌成，內部為木制結構。走進大門，一眼就看到墻上掛著的相框，里面鑲著紅十字，還有用紅紙黑字寫著“以馬內利”（基督教認為這是耶穌的另外一個名字）。五六十位身著盛裝的苗族信徒，坐在一排排長條凳子上，靜靜地祈禱或輕聲誦經，神情莊嚴肅穆。一些婦女還帶著孩子，這些孩子可能早已熟悉了這樣的環境，不哭也不鬧，睜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滿了好奇。

一位滿臉幸福的年輕女子走上講臺，在手風琴和電子琴的伴奏下，她指揮并帶領大家唱起了贊美詩。信徒們跟著她的手勢，和著節拍一起唱歌，臉上都洋溢著圣潔、祥和的光彩。接著，一位中年女子走上講壇，她神情憂傷，邊唱邊懺悔，講壇下所有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和她一起唱著，一起落淚。

在好幾位信徒祈禱和懺悔之后，身著民族服裝的牧師面容神圣地走上了講壇。他往上推了推眼鏡，開始帶著大家唱誦《圣經》，每誦完一段，他都會停下來給大家講解，仔細解釋每一句話背后的深刻意義。

中間休息時，有幾個孩子在外面緊緊圍著兩位手風琴演奏者，神情認真地聽他們唱誦贊美詩。這種音樂的啟蒙教育，對孩子們在音樂和精神上的影響不容小覷。還有一群孩子圍在牧師身邊，牧師好像父親帶著自己的女兒一樣親切自然，眼里滿是疼愛，畫面溫馨動人。

一位耄耋老人靠著窗口下的石墻，帶著眼鏡，手里捧著書本，認認真真地唱誦，對信仰的執著和善良的本性，不經意間流淌在了在她臉上縱橫的皺紋里。她也成了大家聚焦的對象……

這一天，是這座老教堂重修前的最后一個禮拜日，信徒們的心里充滿了留戀，攝影師們也毫不吝嗇相機電池，記錄下了一幕幕溫馨的畫面……

百年前深入苗疆的傳教士

在夕陽下堅守信仰的牧師

這座教堂里的牧師姓楊，他50多歲，在這里做過多少場禮拜，恐怕連他自己都記不得了。在這個偏遠的苗寨，他有著比較特殊的地位，可以說是寨子里“最有學問的人”。每當村民們感到困惑和迷惘，或在生活中發生喜悅或難過的事，都會找到楊牧師，無論是一次感恩的儀式，還是一場虔誠的祈福，他都一絲不茍地幫助村民，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

閑暇的黃昏時分，楊牧師喜歡搬一把椅子，洗凈雙手，然后戴上眼鏡，安靜地坐在教堂門口，捧著《圣經》逐字逐句地朗誦。這個時候，忙完農活歸來的男人和收拾好家務的女人，也喜歡安靜地坐在楊牧師身邊，閉上眼睛，靜靜地聽《圣經》里那些飽含哲理的語句。對于四處嬉戲玩鬧的孩子，大人們曾經反復告誡：一定不能去楊牧師身邊打鬧，每次經過教堂門口，要放輕腳步，壓低聲音……

篇6

關鍵詞:宗教;基督教;上帝;信仰;啟蒙主義

宗教,是人類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坐標之一,又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整個西方社會的文明是基于基督教對世界的觀念的土壤中而向前發展的。縱觀西方專業音樂歷史的發展狀況,傳統的宗教形式與觀念受到了嚴重的批判。

自然的傳承

基督教在公元311年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后,便向“鴉片”一樣席卷了整個歐洲社會,十六個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倫理道德、文化習俗等社會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基督教的形式觀念也產生了變遷,不管怎樣地更新、補充,最終總能在社會上留有一席之地,所以說:“宗教和其他意識形態一樣,沒有同社會歷史相脫離的獨立歷史”。它已作為西方社會的精神支柱,一代代的沿襲,浸透了西方人的思想觀念。

莫扎特出生于古城薩爾茨堡,公元七世紀起,這里就是羅馬教廷直屬下的大主教管區,幾個重要的隱修院就建于此。因此,宗教觀念相對比較深厚,這里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的信徒。莫扎特父母也不例外,當然,莫扎特的初生受洗與婚喪大事都按天主教正規禮儀辦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778年7月3日,莫扎特非常摯愛的母親告別了人世,面對這樣的心靈打擊,他在信中寫道:“她已蒙主召喚,我很清楚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也只有遵從,是它把她賜給我,因此也有權從我身邊將她帶走……,由于主的恩典,給予我能夠不屈不撓和冷靜力量承擔這一切。”莫扎特對“死”坦然,并不意味著他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相反他卻做出常人難以企及的非凡事業,或許是由于莫扎特過早地意識到自己生命的有限與短暫性,就以一種否定的方式生存,同時也從這種否定中贏取自己生命中最為有價值的那部分。——用音樂的筆為人類留下寶貴的藝術財富。現在我們依然在聆聽莫扎特的那些被世界公認為人類最美好的音樂。“生命有限,藝術無限”對于他這其實就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

宗教音樂

莫扎特一生創作有20部彌撒;祈禱曲、晚禱曲、贊美詩7首;宗教短曲25首;教堂奏鳴曲17首;清唱劇、康塔塔、宗教劇共9部;卡農曲29首。就這些宗教體裁的作品,在他一生六百多部作品中也占有了一定的比重。

身為西方作曲家,創作宗教音樂可以說是一件自然、普遍的現象,宗教對他們來說并不陌生,一些宗教音樂的模式結構,已非常熟悉,所以很多作曲家的創作都是從宗教音樂開始的。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莫扎特九歲寫的經文歌,也是他所寫的第一部宗教體裁的作品,至今仍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內。在這以后他便在父親的教導下,研究前輩音樂家的宗教音樂,通過手抄著名宗教音樂大師的作品來模仿,練習寫作宗教音樂,這為莫扎特以后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篇7

一、社會工作思想的引入

正如美國宗教學家安德魯斯說過：“宗教是慈善之母”。作為尊重人并致力于人的發展的社會工作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及社會思想有關，其中基督教的慈善思想和資本主義人道主義價值觀念是尤為直接的思想根源。在中國，由于其社會結構的特征是以生活和生產相重合的家庭為單位，以家庭、親友、鄰居為生活共同體，并且以儒家思想為主，儒、釋、道相雜合的生活文化使人們生活在較為封閉的親友圈子之中，因而對他人無多求助，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直到第一次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華傳教的特權，從此，傳教士大批涌入中國，帶來了在其文化領域中正在醞釀和發展的社會工作思想。

晚清遼寧擁有當時東三省最大的航運水道遼河口，以及位于其附近作為對外開放貿易港口的營口，所以有很多傳教士從這里通向內陸，尤其是沈陽展開工作。行醫與辦學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使用的兩種十分有效的傳教手段。基督教重視擴大影響，因而比天主教更注重開辦文化教育和醫療事業，同時，也更注重在青年與學生中傳教。由各差會派遣的“醫藥傳教士”身兼“牧師”和“醫生”雙重身份，行跡所至，施醫濟藥，興辦醫院和學校，并以此為基礎傳導福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國人杜格爾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1882年8月，杜格爾德受蘇格蘭聯合長老會之邀，以醫療傳教士的身份，攜新婚妻子來到中國東北，此后的三十年（1883-1913），作為醫學傳教士，克服了語言障礙學習了漢語，并廣泛接觸了東北社會各階層，建立了盛京醫院，開展公共服務，直接或間接遞增進公共福利；興建婦女醫院、醫學院、教會女子學校，開創東北西醫發展，進行女性工作；并且建立了東北第一個公共救濟機構，為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臨時的木板房和粥場。當時除醫學傳教士發展的傳道者，醫學院的畢業生也在基督教工作，宣傳福音，宣揚基督教文明中利他、奉獻、救世等“博愛”思想，以及重視家庭、天下一家、理想社會等觀念。這些觀念構成了后來社會工作的價值觀和倫理守則；而其推動的醫學救人、自愿者服務、公共服務和女性工作，也在實踐角度推動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領域。

二、社會工作的領域和內容的豐富

以基督教慈善公益為基礎的社會工作，隨著傳教士的各種社會活動開始在遼寧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其服務的內容也依托于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內容。醫學傳教是基督教在華諸多傳教方式中的一種。由于行醫的緣故，醫學傳教士可以廣泛接觸中國社會各階層，因此提供的服務和幫助也涉及諸多領域，提供的服務也體現了社會工作的諸多內容。

康復服務，晚清中國，由于傳統中醫的局限，對類似于白內障、虹膜炎等一些眼部疾病，胸膜炎以及一些截止手術，或疾病束手無策，或是效果不夠顯著。相對于中醫，現代西醫理論和技術解決此類疾病，擁有無法比擬的優勢。醫學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施醫濟藥，他們開診所、建醫院，用現代醫學技術解決這部分病患的疾苦，同時也為基督教在中國的推廣奠定了基礎。這部分群體往往在身體康復之后，成為基督教的支持者和傳播者，堅持用基督教的慈善理念幫助他人。

社會救助，也叫公共救助，對經濟匱乏從而物質生活面臨危機的社會成員提供物質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在中國傳統社會主要由政府承擔，例如開倉放糧、賑災。晚清遼寧經歷了三次戰爭、一系列政治、社會危機，導致貿易衰退，糧食短缺，物價飛漲，恐懼的人們四處奔逃。當時政府成立了“救濟委員會”，由牧師、傳教士和官員組成，在此過程中傳教士和基督教徒發揮了主要作用，提供住處安置難民，進行傷病治療，進行精神和心理的安慰。

戒毒工作，晚清社會，鴉片濫用是典型的社會問題，上至官員富商，下至平民百姓，無論是為了減輕疼痛、解脫失意，還是僅僅當作一種奢侈，鴉片在當時中國社會泛濫成災。當吸食鴉片的負面作用顯現出來的時候，經常會有人求助于醫學傳教士。在戒除鴉片癮的過程中，基督教傳教士采用的一般是兩階段療法：一方面是通過藥物（少量嗎啡，后來受到詬病，因為嗎啡的毒性強于鴉片），或強制性行為進行干預，做生理上的治療；另一方面，只有克服了鴉片嗜好，身體恢復正常后，對其進行洗禮，傳播基督教福音，提供心理支持，利用來自上帝的“大愛”緩解對鴉片的心癮。

就業服務，盡管后大量傳教士獲得資格進入中國，但是對于傳播西方文化，這部分群體顯然遠遠不夠。所以傳教士進入遼寧之后，解決這一問題的策略就是培養中國助手。例如醫學傳教士就通過培養醫學助手；建立醫學院，指導當地人進行專業的學習等手段。而這些助手和畢業生將分擔他們的醫學工作，同時也會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繼續宣傳基督教福音。無法否定的是，正是這些傳教士，提供給了這部分群體就業的機會，他們在傳教士建立的診所、醫院工作，其中很多人后來獨立開設了診所。

婦女教育工作，晚清遼寧相對于中國許多地方，傳教士，尤其是醫學傳教士接觸女性比較容易。在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無論在社會還是家庭中，都處于最卑微的地位，他們沒有受學校教育的權利、遭受形體的摧殘（裹足）、沒有婚姻自由、政治上無權，經濟上無法獨立。傳教士進入中國后，用西方平等觀念看待中國婦女，他們在醫院建設女子病房，使婦女患者走出家門，甚至建立女子醫院，滿足女性患者身體和精神的需要。另外，基督教傳教士特別重視婦女教育。他們利用教會，創辦教會女子學校，提供女子受教育的權利。甚至有一些建立了男女混校，傳播男女平等的思想。杜格爾德?克里斯蒂就于1924年在其創辦的醫學院招收女學生。基督教的這些活動使傳統中國女性受到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尤其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獨立和對自我需求的關注，突破了封建落后思想對女性的束縛。

三、社會工作方法的產生

基督教強調世間眾生都是上帝的孩子并被上帝所愛，為此每一個人在上帝那里都有同等的尊嚴和權利，具有同等的接受幫助的權利和幫助他人的義務，應當彼此相愛、互相幫助。這一理念，與社會工作的專業倫理和實踐原則相契合。晚清遼寧的基督教傳教士堅持這些理念的基礎上，在宗教活動和社會活動中也體現了社會工作方法的萌芽。

個案社會工作。在早期的基督教慈善服務中已有一對一的服務形式，但多以物質幫助為主，并未形成真正的科學工作方法。晚清遼寧的傳教士為了消除因為戰爭帶來的人們對其的敵視，會只身前往一些城鎮，他們以友善訪問者的身份出現在受助的案主中，以此開創了個案社會工作的先河。在宣傳復印的過程中，一方面注重對案主精神品德的培養和行為的改造，而不是單純的物質救濟，體現了助人自助的精神，比如醫學傳教士會與患者個別談話，用這種方式接近他們，發現其實際的困難；另一方面也注重對友好傳道者的挑選和訓練，培養有能力的工作者。

小組社會工作的雛形。創建基督教會，傳播福音是基督教來華的主要工作，傳教士通過各種形式組織宗教和社會活動。例如創立盛京醫院的杜格爾德?克里斯蒂會安排傳道者對候診的人群進行福音宣傳；而且在每天工作開始之前和下午的時候都會安排住院患者參加祈禱儀式，在儀式中有發表致辭，唱贊美詩這種有吸引力的活動；也會召開大規模的一年一個月時間的宗教集會，這些都是小組社會工作的基本模式。

篇8

政府的“三板斧”

關于河南農村的社會化養老，迄今政府主要做了以下三項工作：一是到2008年底前，全省實現“新農合”全覆蓋，緩解了農民因病致貧、返貧的狀況。二是全省半數左右鄉鎮設立了敬老院，對40％以上的五保對象集中供養。三是農村低保。政府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農村貧困居民進行差額救助，2008年的救助標準是每人每月40元以上。

河南的農村合作醫療從2005年開始，如今參合率達到91.8％，農民小病在村衛生所看，大病在鄉衛生院或縣、市醫院住院治療，醫藥費可在起付線以上、封頂線以下按規定比例報銷。但這些錢，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村老人來說，仍是杯水車薪。

在有的村醫務室，一小瓶1.9元的紅花油就賣到了12元；到城里醫院看病，一個感冒得花上百元，一個外科手術沒有三五千元下不來。焦作市修武縣一位村衛生所醫生說：“在村衛生所看病，醫療證上的12元錢劃完就不再免費了。有的人就想去鄉衛生院住院，因為費用可以報銷。實際上，鄉衛生院收費的名堂很多，你去他那兒治病，報銷過以后比在村衛生所還貴。去年上半年，患者在鄉衛生院住院的報銷比例是75％，7月1日后縣里調到了60％；原來報銷是‘零起步線’，后來起步線也調整到300元，目的就是控制一些慢性病患者，不讓他們去鄉里住院，還讓村衛生所治。”

目前，河南縣級和鄉級醫院患者住院報銷起步為300元，報銷比例60％～80％；而省級醫院報銷起步為800元，報銷比例為40％。封頂線由2006年的1萬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萬元。然而，近年來農民患癌癥等重癥概率呈迅速增長趨勢，他們到高等級大醫院診治，醫療費用少則上萬，甚至幾十萬元。參合補助對于這些重癥患者的實際幫助甚少。

另外，老年人本來就身體不好，由于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務工，老人的病犯了。往往無人督促檢查、治療。“新農合”要求醫療費必須由患者先行墊付，有些老人甚至挪借不到這筆資金，只能“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

集中養老和低保覆蓋面過窄

2009年1月10日，暖暖的冬日下，三門峽市湖濱區交口鄉敬老院的老人們坐在新樓下的墻根曬太陽。

交口鄉敬老院始創于1970年代，以前是窯洞，后來是平房，2006年蓋了樓房，條件大為改善。院子里還有五顏六色的健身器材，宛如一所幼兒園。交口鄉共有55名五保戶，其中30人在這里集中撫養，另有25名分散撫養人員，政府每年發1100元的補助。

交口鄉敬老院的女院長說，國家對每位院民每年補助1600元，但遠遠不夠他們在敬老院的開銷，缺口資金由區財政支付。敬老院里有醫務室，院民們小病在這里看，大病送鄉衛生院或市醫院，費用全部由財政支付。

2008年，河南實現了省政府承諾的“40％以上的五保對象集中供養”的目標。敬老院是社會化養老的一個好辦法。但是，鄉鎮敬老院的人院門檻很高，按照國家規定，能進鄉鎮敬老院的只有農村五保對象，即“老年、殘疾或者未滿16周歲的村民，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人，即俗稱的孤寡無依、生活不能自理之老人(或孩子)。全省現有農村五保對象47.41萬人。

實際上，由于經費及工作人員等條件限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敬老院還不接收。交口鄉敬老院的女院長告訴記者：“我們鄉凡是智力差的、臥床不起的、不能適應集體生活的五保老人，都不能進入敬老院，他們屬于分散撫養對象。”

河南省農村低保始于2006年，是對農村特困戶救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全省現有農村低保對象262萬人，2008年人均救助標準51.65元。農村低保的本意，是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貧困戶，生活水平提至保障線以上，但由于具體名額的限制，對于普遍貧困地區的農村，就顯得覆蓋面過窄了。

記者在三門峽和焦作市的一些村莊還了解到，農村低保領域長期存在著一些不正之風。由于農村的人均收入水平難以精確統計，雖然按照河南省政府的要求，農村低保要經過戶主申請、村委會調查、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并張榜公布、鄉鎮政府初審、調查并報送縣級民政部門審批，最后由縣民政部門發證并張榜公布等多道手續，但有些村的干部從來沒開過會跟群眾說過低保的事，貧困戶也不知道如何報低保。農村低保的名額，往往被村干部的親屬頂了，真正應該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

靈寶市大王鎮有四五個村，村民長期為低保問題上訪，認為村干部把低保名額給了親戚、朋友，群眾對此有意見。大王鎮的溝北村，因為群眾鬧得實在厲害，鎮政府干脆將該村的30個低保指標收回作廢了，村支書隨即也辭職不干。

無路可走時找誰

在三門峽市的鄉下，每到禮拜六和禮拜天，平日蕭疏清冷的鄉村路上，只見三三兩兩的婦女和老人絡繹于途，踽踽而行，他們都是去教堂做禮拜的。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底，三門峽全市有宗教活動場所252處，教職人員584人，教徒111851人，其中道教526人、伊斯蘭教3697人、佛教10365人、基督教97263人。

2007年夏天，56歲的陜縣峽石鄉農民劉百軍患了肝病，他跑來跑去，查了半年，最后查出是肝癌。家庭貧困的劉百軍并未住院治療，而是跑回家去等死。兩個多月后，村里的基督徒說服了他，開車將他送到50公里外的三門峽西站教堂。劉百軍住在教堂里，教友們天天為他祈禱。劉百軍雖然身體依舊疼痛不止，但精神卻好了許多，感激之情也與日俱增。在生命的最后兩個多月里，劉百軍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去世后，這家教堂又陸續收留過多名絕癥垂危的病患，為他們禱告祝福。

陜縣南溝村里1/3的村民信仰基督教，80％以上是女教徒。這個村的支書說：“俺村有個叫陳妞娣的老太太，70多歲了，患有氣管炎。她的娃在外打工，媳婦也不在屋，信教的人天天去給她生爐子、做飯、打掃衛生。我都感到很驚奇。”

近年來，河南農村地區幾乎“鄉鄉有教堂，村村有信徒”，河南成為聞名全國的基督教大省。在豫北的焦作市等地，還活躍著假借基督教名義的“哭喊派”、“七靈派”、“東方閃電派”等教派，與同村的基督教家庭教會爭奪信眾。這些信眾2／3以上為老年婦女，很多是在“受到外界打擊，無路可

走”時，接受基督福音的。

“我們這里因病信教者最多。”焦作市修武縣西常位村的孫保來說。“主是創造世間萬物的神，你信靠主，你的病就會好了。”這個村現有50多名受洗信徒，村里經常參加聚會的信徒還有一二百人。每年春節，教徒弟兄們給村里的五保老人貼春聯、送米面。村里年愈80的老太太翟桂英，沒有兒子。4個女兒都出嫁了。每逢天降大雨，弟兄們都要去她家照看房子。翟桂英本人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去年年底，她將自己的宅基地奉獻出來修建教堂，建設費用來自信徒奉獻及附近一所教堂撥款。現在這所教堂已快建好了。

信仰的社會功能

河南靈寶市的基督教，于1919年由瑞典牧師鮑耀淵傳入，解放初期有信徒846人。“”期間，靈寶教會停止活動。以后，自由政策得到落實。到2005年7月，靈寶市基督教兩會有教堂25個，聚會點31處，信徒3.5萬余人。

靈寶市大王鎮重王村的基督徒樊向奇說：“我們村信教的有70多個人，每禮拜天晚上學習基督教理論知識，禮拜三晚上教唱贊美詩。教堂有唱詩班，村里有幾個懂樂理的，在唱詩班學會了就回來教我們。我們的教堂在西王村，有信徒1000多人。全鎮教徒將近3000人。”

57歲的樊向奇，兒子在三門峽西站打工，自己和老伴、孫子留守在家。樊說：“這里人均土地9分6，種田賺的錢僅能顧住吃穿，要想花錢，還得外出打工。”

由于村里大部分年輕人16歲就外出了，常年在外，村里發展年輕黨員很不容易。現在重王村共有56名黨員，60歲以上的有30名。2005年至今，重王村只發展了2名新黨員，基督徒倒發展了二三十名。

“村里信教的老年人占一半以上。”樊向奇說，“誰有了煩心事，我們去教堂里給他勸導、祈禱。年關前，有經濟困難的教徒家庭，教會直接插手幫助他，因為教堂的收入是信徒奉獻的，也要用于信徒。也有的教友會主動去向困難家庭施舍，教會要求這種行為必須出于甘心。每年圣誕節是教徒們最大的活動，我們要去教堂表演圣劇、舞蹈。”

樊說，村里有個信教的老太太，70多歲了，丈夫早已去世。女婿前些年不知何故喝藥自殺了，女兒精神受到刺激，跑得不知去向。老太太孤身一人，生活困難。她少女時代就是一名信徒。于是，教會的兄弟姐妹們就伸出援手，主動排班，每天兩人為她做飯，從1998年一直做到2002年。老太太神智不清，愛罵人，有時罵得很難聽。但教友們不嫌棄，還從自己家里做好飯，給她送去。2002年她去世后，教友們又按照基督教的儀式，為她舉辦了葬禮。

村里的基督徒，百分之七八十是女信徒，這是為什么?樊顯然未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笑道：“可能因為男的忙，沒時間?也可能是男的愛賭博，信了教就要受約束。所以不愿信教。”

研究“三農”問題的三門峽學者尚柏仁說：“農民外出打工，家里留守的婦女很可憐，一是她要干所有的家務活，還要伺候老人，二是村里所有的人情往來，她都要承擔。另外，她們的性生活也非常苦悶。有的男人外出打工，在外找了相好，開始一年回兩三次家，后來兩三年不回一次家，打電話來也是問候老人、孩子，不問女人。另外，女人獨自在家，往往被村里的無賴、光棍所覬覦，易遭犯。在這種情況下，女人信了教，精神上會得到安慰。”

農村女人信教的多，還因為她們很少去過家鄉以外的地方，生活得如同一只井底之蛙。在農村這個“重男輕女”觀念普遍盛行的地方，基督教以相對崇高的女性觀為依據，逐步促進女性的自我發展，提高女性的自我地位，并能在家庭內部、村落成員間喚起同情心。因此，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農村，對女性有著比男性更重要的意義。

河南農村基督徒的文化程度低，信仰水平良莠不齊。樊向奇說，老百姓得病、患難時信教的多。本村有位50多歲的農婦，患了喉炎，信教后病好了，又不信了。樊笑稱，這些人屬于“信心不堅定”。

貧困的家庭沒有為任何一種疾病保留儲金，而疾病卻可能出現在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家庭經受的磨難有多大，被考驗的事情就有多少。樊向奇說：“圣經要求信徒要經常聚會，不要中斷。我們也經常串門，一起去看望孤寡老人，為他禱告。村里有的年輕人還勸老人：‘我打工不在屋，你就信教吧，好有個精神寄托。’”

村里只要信徒家有紅、白喜事，教堂的唱詩班就來了。但“農村的事難辦，都是大家庭，有的人信教，有的不信。”樊向奇說，以前重王村只要有人去世，他就去人家家里，勸說人家舉辦基督教儀式葬禮，有一次被人揪住，打將出來。2002年，他自做了一架靈車，用三輪車的下盤焊上一個大的車體，放上棺材，兩三個人一拉就走了。

篇9

電影在銀幕上兀自地放著，臺下稀稀拉拉坐著5位觀眾。從電影開始前的導演見面會，到整部電影結束，一直就這5位觀眾。

這是2008年11月的某天晚上，甘小二的電影《舉自塵土》在中山大學放映時的情形。

組織這次放映活動的中山大學某社團學生，對于僅有5個觀眾，不停地跟甘小二解釋：同學們這周末要考公務員，都在緊張復習；也因為下午大家都去燒烤了，太累了。

甘小二也不斷地安慰道：沒有關系，真的沒關系，我可以理解，我真的毫不介意。看著學生著急，遠比只有5個觀眾，更讓他著急。更準確地說，只有5個觀眾這事，絲毫不能讓他著急。

“去年在中大的放映活動，就滿場了。我們之前在鄭州的一家書店里放映，也來了100多人。在電影拍攝地的河南鄉村，來五六百觀眾是很普遍的。無論如何，我反對組織和強迫觀眾去看某場電影。”

以后的兩周里，甘小二一直忙于“第一屆華美學生影像展”。這個為內地香港高校學生，及少量獨立電影人的影像作品籌劃的展覽，讓甘小二有時一天只能睡2、3個小時。

記者前去采訪的這天下午，影像展上一位香港理工大學學生的電影放映時，來了不到10位觀眾。甘小二坐在臺下，玩笑般地跟這位學生導演講述自己前幾天在中山大學遇到的境況。

為什么拍攝基督教題材電影

我個人的生命轉變，是1997年春天，我父親彌留之際。我從北京趕回家鄉縣醫院，他剛剛從持續幾天的肝昏迷中醒來，思維清晰。天氣轉暖，病房里進了一只蒼蠅，我哥去趕它，父親還指了指窗戶，意思是打開窗戶它就可以飛走。肝癌晚期，腹水，腎衰竭，時常的劇痛折磨著他。母親給他唱詩，他還試圖讓頭離開枕頭，以示唱詩時對神的敬畏，但已經沒有任何體力。

他得肝病已經17年了，1982年的食管血管大出血就險些喪命。這些年間，母親從來沒有放棄過。那晚，母親似乎絕望了，為父親做禱告說：“慈愛的天父，要是他在人世間的使命已經完成，就請你把他帶走吧，我把他交托給你了。”那一刻，我感到強烈的震動。這些話語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愛意溫厚，如此富于關懷。這些話語固然不是我們老祖宗留傳下來的，但重要的是話語里對于人、對于生命的體貼，我在之前接觸的所有中國文化里都沒有遇到過。

1997年我父親病逝。追思禮拜上，來了一群弟兄姊妹。他們什么都不說，排著隊整整齊齊地，在一個指揮帶領下唱贊美詩，唱完就走。我當時覺得很好，因為他們傳遞給所有人一個信息：肉身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點。這和之前我對死亡的認識大不相同。當時基督教在中國電影里仍然沒有正面出現過，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成形的想法。

1999年我的婚禮就是在電影《舉自塵土》里這個教堂舉行的，我母親在這間教堂服侍。穿軍裝的詩班姊妹在村口等待接花車，敲鑼打鼓穿街過巷，同我們通常見到的結婚差不多，但姊妹們在花車前面走還是挺吸引人的。當時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幾個同學都在場，可惜沒有機器。大家都說，這個婚禮要是拍個紀錄片就好了。紀錄片錯過了，就想在劇情片里可以補上。只是我們安排的場面，總是不會有紀錄片那么熱鬧，那么有氣氛。2005年冬天，我們拍攝《舉自塵土》的時候，我和當地教會的負責人商量，不知組織500個群眾演員有沒有問題。“1000人都行！”當地基督徒超過人口比例的15％，的確不是問題。

2000年春天，我從廣州去父親家鄉民權縣，參加他的三周年祭奠。當地的習俗是三周年和下葬一樣隆重，我媽媽騎自行車到處走，請了一個教會的詩班來唱詩，他們還帶來了他們的舞蹈，以及福音小戲劇。那個墓地坐落在我堂兄承包的蘋果園，很漂亮。透過果樹的枝條，我站在一邊聽傳道人講道：“要是你們相信耶穌，你們的祖先就是亞當和夏娃；要是你們相信達爾文進化論，你們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在想，多么好的電影題材啊！

成立《第七封印》不是致敬

就是這些我家庭、我個人的經歷，構成了《舉自塵土》里面的宗教敘事。也是這些，讓我想拍基督教題材的電影，而且拍七部。

2000年，我和幾個朋友在廣州成立了第七封印電影作業坊。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第七封印》（1956）。曾有人問我，使用第七封印作為自己的創作小組的名字，是否在向伯格曼致敬。我是如此喜愛伯格曼，但致敬卻不是以這樣的方式。《第七封印》也不是我最喜愛的伯格曼電影。把創作團隊命名為“第七封印”，是因為我們要拍攝七部劇情片，全部有著明確的宗教元素，記錄當今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構成一個七封印系列。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接受審判的過程。

七封印系列是我給自己畢生的創作任務。影評人王書亞評論說：“直到近年甘小二的《山清水秀》、《舉自塵土》，漢語電影才有了自己的救贖母題。”我知道自己在拍沒有出現過的中國電影，我的影片記錄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狀況，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這個劇情片系列都不是福音性質的，它們一定程度上是部分中國人（8000萬基督徒）的精神史，以及我自己的生命體驗。

在中國，小武不看《小武》

對電影來說，尤其獨立電影，錢總是剛性的問題。

2002年，我攢了一筆錢，覺得差不多夠拍手頭已寫好劇本的《山清水秀》，就開拍了。也有兩個朋友的錢投進來，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后來有另一個朋友看了我寫的劇本，覺得可以投入一萬塊錢。這部影片前后花費在8萬塊左右，對于我的收入水準來說，已經是個天文數字。

拍第二部劇情片《舉自塵土》時，因為有了《山清水秀》獲得的關注，專門資助發展中國家電影制作的HBF基金給了大約是成本的四分之一的前期劇本支持。這對于我們啟動影片不可或缺。

獨立電影的資金回收很困難，除非影片非常出色，成本足夠低，一般都談不上回收。正如一個朋友說的：“要是當成是投資的話，我能給你錢嗎？”大家只是覺得這劇本值得拍。只要投資在一個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不會那么在意。這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應該感謝我的母親和我的妻子，在經濟上，她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幫助我，不讓我負擔家庭的花費。她們認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錢雖是問題，卻不是全部的問題。2003年釜山國際電影節上，有觀眾問我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我說：是內在的力量。現在我仍然堅持這一點。

《山清水秀》涉及到賣血得艾滋病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直到影片完成一年后，就是非典之后，媒體才開始有了一些公開報道。

但最主要的還是擔心聯系著整部影片的基督教人神關系。影評人張亞璇說：“這是一部有神論者的電影，在這一點上，它違逆了中國電影的普遍性質。”中國電影也沒有立法，這種情況下，正如法斯賓德說的，電影審查制度其實存在于電影人的想象中。

我不認為我的兩部基督題材的電影可以通過電影局的審查，所以，也從未拿去電影局審查，不想浪費有限的時間、金錢和精力。

不審查，就意味著不能在內地發行，院線、廣播、音像都不行，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看不到你的電影。

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小武不看《小武》。這意味著，這部名傳天下的影片沒有到達它真正關心的人那里，好可惜。

我也聽到一些嘲諷，說獨立電影自編、自導、自演、自看。

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獨立電影作者帶著電影自放。

我拍電影，因為“在茲，念茲”

2007年暑假，我帶領幾個學生去河南農村教堂巡回放映《舉自塵土》，同時我做出一個紀錄片《教堂電影院》。《舉自塵土》的監制、主演張獻民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前來和農民基督徒一起看電影，討論電影。我覺得這個比在電影節、高校放映，更有意義。

農民多數看兩種影像，一種是大片，一種是電視節目。他們是第一次接觸中國獨立電影。我家鄉一位姊妹看了兩遍，覺得第二遍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責備自己第一次看后向我提出的那些意見，“影片音樂少、臺詞少，信徒禱告少、唱詩少”等等。最后，她鼓勵我說：“哪怕你的電影只有一個觀眾，上會紀念你的勞苦。”

但此間，也非完全順利。

篇10

與許多的機器設備不同，人的力量和耐力是有明顯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時間，人就需要休息，目的是為了讓體力和腦力得以恢復，有充沛的精力投入下一輪工作。

據某位資深人士的考證，星期的出現源于中國古人對天空的觀察。當時人們把能發光的日`月`星叫做曜，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能發光的星辰。在古人制定的歷法中，把天上的日`月`火`水`木`金`土這七個曜星按順序排列，以每個曜星代表一天，七天為一個周期。然后依次循環，周而復始，就成了人們熟悉的星期。使用時將日曜日作為星期天，月曜日為星期一，火曜日為星期二，直到土曜日的星期六。由于星期六是整個星期里六天工作日中的最末一日，所以這一天就被稱為周末。

據說，星期能流傳到今天還與道家主張的理論有關。道家認為，天地萬物是由陰陽五行構成的。七曜中的日月分別代表陽和陰這兩種屬性，木`火`土`金`水這五曜分別代表五種基本物質的存在形態。道家的理論也是以七曜作為自身的標志，只是在排列次序上與星期有所不同。與陰陽五行有關的定義，在一些典籍中有詳細的闡述。

信仰基督教的人相信上帝在七天內創造了世界，耶穌受難后在第七天復活的說法，規定在上帝賜福的圣日，即星期日舉行參拜上帝的儀式。每當到了星期日這天，信仰基督教的人便會到教堂去做禮拜，聽神職人員講道，唱贊美詩頌揚上帝。由于上帝在完成六天的工作后，就在第七天安息了，所以這第七日又被稱為安息日。

傳統上周日是用來休息的，然而也會出現其它情形。在敵對雙方中的一方想要迅速獲勝時，就會利用對方的和平心理及輕敵麻痹思想，秘密集中優勢兵力，在沒有預先宣戰的情況下發起突然襲擊。受到襲擊的一方由于疏于防范，缺乏戰前準備而措手不及，在開戰初期就會遭受到嚴重的損失。歷史上有過許多這樣的例子。如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爭，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以及1982年6月6日的以軍入侵黎巴嫩的戰爭，就是都發生在周日。在以往雙方進行的作戰行動中，許多時候的軍事活動是要連續進行的，不能因為人員出現了疲勞，就輕易放棄能夠獲勝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滿足戰場上的需要，徹底擊敗敵人，奪取最后勝利，才是最高的不可改變的原則。對于不穩定時期的軍人來說，在臨近休息日的時候，往往也是要提高警惕嚴加戒備的時候。

現代生活內容的多元化和快節奏，促使人們要改變舊有的生活習慣，不僅要親友相聚其樂融融，也要為今后的發展和進步作出預先的調整和安排。于是休息日自然就成了熱愛事業，關愛家庭，關心自己的人的團聚日`添油日和充電日。有些人還為自己規定了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要利用休息日這個機會，親近自然，保護環境。也有熱愛運動的人，把休息日作為自己的鍛煉日。而在喜歡網絡交流的人那里，休息日就成了理想的瀏覽日和交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