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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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學；“新”新貿易理論；企業異質性；空間格局；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經濟地理學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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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CJY019）

篇2

一、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的理論背景和理論基礎

1．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的理論背景。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后。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

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所采用的報酬遞增假設及賴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徑。但是，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內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比方說，新增長理論雖然對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時間動態機制——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時間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它卻缺少空間維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動，不能對集聚現象——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空間版本——提供解釋，亦不能預測經濟發展的空間演化規律。新貿易理論(Krugman，1980)雖然聚焦于市場結構，但它與傳統理論有一個相似之處，即通過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國家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此外，它將工業發展描述成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逐漸且同時發生的，而事實上工業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業化的波浪中產業從一個國家依次向另一個國家擴散。

上述問題的研究往往涉及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性以及這三者之間通過市場而傳導的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這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圍有許多相重合的地方。這類復雜而棘手的問題對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構成相當的挑戰。

由于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不能將運輸成本內生，主流派經濟學家不得不將研究的觸角進一步擴展到經濟地理學領域，以期從新的視角得出一些新的啟示。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及由此引發的一些投資、貿易、要素流動和區域政策問題也對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簡稱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世界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

2．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和采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為基礎。按照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預測，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經濟活動最終將沿空間均勻分布。產品和市場的競爭為廠商舍近求遠的區位抉擇提供了解釋。但是，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在現實世界卻屢見不鮮，甚至連20世紀初的馬歇爾也不曾回避這廠現象。由于規模報酬不變是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說的基本假設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經濟”一詞來籠統地解釋各種生產活動的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公司水平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仍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來源于何方。而且，問題并不僅僅在于用外部經濟解釋產業集聚本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到，對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假設的有效性其實大有進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經濟學家們來說都是難以駕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之后，關于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設，消費種類和生產分工程度內生于市場規模。一方面，一個經濟中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因而，消費品種類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而資源的有限性導致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人口規模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酌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廠商為滿足消費需求實行進一步分工既能實現規模經濟，消費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種選擇，效用亦隨之上升。D—S模型也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個引入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經濟活動的演化不再是線性的，而是由非線性動態所支配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所呈現出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線性的蛛網圖嗎?假定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他無疑會選擇一個有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數廠商都在那兒選址經營的某個區位才會有大的當地需求。因此，一個產業帶一旦建立，在沒有外部擾動的情況下，這一循環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布賴恩·亞瑟所謂的集聚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產業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種歷史偶然。如果專業化生產和貿易是由報酬遞增而非比較利益所驅動，則什么樣的產業在什么樣的區位形成集聚一般來說是不確定的，而是“歷史依賴(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屬于什么樣的原因，某種專業化生產與貿易格局一旦建立，從貿易獲得的好處將累積循環，從而使得這一格局因進一步強化而被鎖定(locked—in)。因此，在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中采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假設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二、主要新經濟地理學動態模型及其理論含義

1．兩區域模型：核心——周邊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邊”模型最先見于克魯格曼(1991)的研究。該模型展示外部條件原本相同的兩個區域是如何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交互作用的情況下最終演變出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的。模型假設世界經濟中僅存在兩個區域和兩個部門——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報酬遞增的制造業部門。農業工人在這兩個區域均勻分布，農業工資處處相同；制造業工資的名義值和實際值則存在地區差異，因而制造業工人視實際工資的高低從低工資區域向高工資區域流動。它通過將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制造業份額與流動工人的份額加以內生，得出區域生產結構隨運輸成本變化而呈現出非線性關系的規律。模型顯示，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前向與后向聯系的效應最強：一個區域的制造業份額越大，價格指數越低，廠商能夠支付的工資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對稱結構變得不可持續，從制造業原本均勻分布的經濟中將逐漸演化出一種核心一周邊結構。核心占世界產業的份額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稟賦的份額，由于制造業報酬遞增的緣故，它將成為制成品的凈出口者。由于在這里區域 (或國家)的大小及其演變都是內生的，由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比一開始就假定國家大小是外生給定的新貿易模型大大前進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說服力。

2．國際專業化模型。由于國界以及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人口流動構成相當大的障礙，上述以要素流動性假設為基礎的人口集中意義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適用于國內范圍的空間集聚研究。為研究國際層次的經濟活動的分布，維納布斯(1996)憑借產業間的直接“投入—產出”聯系假設建立起國際專業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設，在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家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可以進行貿易。假設各個國家具有相同的稟賦和生產技術，擁有農業和制造業兩個生產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國內部門間流動。農業部門為完全競爭型，農業產出為單一投入—勞動的增凹函數。制造業部門為不完全競爭型，使用勞動和中間產品的組合作為投入，廠商之間存在直接的“投入—產出”聯系，每一廠商的產出既作為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又作為所有其它廠商所需要的中間投入品。制造業作為中間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與傳統集聚有相近邏輯的國際專業化過程得以發生。

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通常能夠提供較多種類的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種類較多的區域有較低的價格指數，使得使用中間產品的廠商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這就構成一種前向聯系——既有的產業集聚構成對外部廠商的吸引，中間品投入較大的廠商將傾向于在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選址生產；反過來，廠商生產成本中的中間投入品采購部分構成廠商之間后向聯系的來源：在一個區域生產的廠商越多，對中間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區域在制成品上的總支出也越大，這就為中間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由于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前、后向聯系的結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國家的集中，但是，它們卻能夠導致制造業(或特定產業)在有限幾個國家集聚的專業化過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勞動力不能在國家間流動，特定國家的制造業集聚也會因勞動供給的趨緊而使得該國制造業與農業工資同時上升，在農業生產函數為嚴格凹的假設下，農業邊際產出上升，制造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引減弱。

國際專業化模型所表明的一體化與集聚之間非線性的倒U形關系揭示了廠商對經濟一體化可能做出的區位響應。在較高的貿易成本下，廠商將分布于稟賦相同的區域以滿足最終需求。在居中的貿易成本下，隨著某些區域比其它區域吸引更多的產業，區域差異將開始形成——但并不會達到完全專業化的程度。在低貿易成本下，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逐漸上升而潰散。相對于更為工業化的區域來說，早期進入低工資區域廠商的動機是出于對非流動要素的較低的價格的考慮；然后，隨著在某些部門建立起臨界廠商群落，更多的廠商將搬遷過來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聯系。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需要實行高度的對外開放，不僅需要商品領域的自由貿易，而且需要各國在投資和服務(尤其是生產者服務)貿易領域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全球性的產業擴散及其規律對于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來說一直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以上述國際專業化模型為基礎，蒲格和維納布斯(1996)在模型中進一步引入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用L表示由技術所決定的效率水平，假設技術進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穩定地遞增，并用效率單位測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假設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制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它國家更高的工資。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制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制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強化制造業在該區域的集聚，并使得該區域工資上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區域間的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并最終不可持續，制造業廠商將尋求遷入第二個區域，在那里他們更為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制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新的輪回，并最終引發第三個區域的制造業成長，如此循環往復。在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于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壓倒產業聯系(向心力)的影響，從而引發投資和生產向周邊國家的轉移以滿足最終需求。倒是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位于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最強，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勞動效率的，上升所導致的工資成本(離心力)的增加，因此，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

然而，這一模型給人們的啟發更多地在于揭示產業擴散相對于勞動效率(而非運輸成本)變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魯格曼與維納布斯(1999)用了一個包含三個國家和七個勞動密集度各不相同的產業的例子更好地說明這一產業擴散過程，在階段I，所有產業均位于國家1，在國家1與國家2和3之間存在工資差異。隨著勞動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資差異的幅度不斷增加——直到某個產業的廠商開始重新進行區位選擇并因此而有利可圖，階段Ⅱ即從此開始。在Ⅱ階段，產業是向所有國家均勻地擴散，還是依次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擴散呢?且考察一下階　段Ⅱ的最初階段，其間國家2和國家3都在開始工業化。在階段Ⅱ起初的一個很小的區間內，兩國工資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國家2和國家3內部的產業聯系變得不斷增強，兩個國家有相同產業結構的均衡將會變得不穩定。只要有一個國家略微領先，其優勢就會被放大，另一個國家將因此而落后。因此，產業擴散并不是沿所有國家齊頭并進的，各國的工業化有先有后。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齊頭并進地追趕富裕國家的平穩的過程，它是—個富國與窮國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

4．區域專業化模型。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化對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1996)從分析一些廠商與某類廠商存在比與其它廠商更強的買方／供方關系這一重要的投入-產出聯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與上述模型的演化動態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設方面卻存在一個主要差別：在區域產業專業化模型中，假設存在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生產部門(產業 1和產業2)，這兩個國家和兩個部門所面臨的需求與所采用的技術完全對稱，勞動投入為惟一的生產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經濟已完全實現工業化，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已從其中退出，因此，假設各生產部門均為不完全競爭型的制造業。

假定產業1在本國的集聚(相應地，產業 2在外國集聚)為一均衡，當產業間聯系強于產業內聯系時，在任何貿易成本下，這一產業集聚都不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對于各個廠商來說，最為重要的區位利益來自于與它國廠商的聯系，因此，各個國家將發展多樣化的產業組合。相反，如果產業內聯系強于產業間聯系，則當貿易成本值較高時，產業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兩個產業在兩個國家內均有分布；只有當貿易成本足夠小時，產業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續的。產業內聯系與產業間聯系之差距越大，使產業集聚為可持續的貿易成本的取值范圍越寬。由這一模型所預測的基本傾向即使在對模型引入更多區域和產業部門的情況下也會保持不變。但在多個產業的情況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對一半的。一個區域可能比另一個區域有更多的產業，這將導致區域之間真實收入的差距。

三、新經濟地理學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含義

通過對報酬遞增的D—S模型賦予空間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對報酬遞增、外部經濟、運輸成本、要素流動和投入產出聯系的性質及其相互作用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所發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論含義，對于理解全球化條件下的生產、貿易和經濟發展的特點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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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克魯格曼確實在國際金融領域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但他獲獎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創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為基礎,出現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論貢獻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在克魯格曼看來,這一系列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可分為四大階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所出現的新產業組織理論,構建了分析產業組織與結構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所出現的新貿易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新增長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第四次浪潮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所出現的新經濟地理學,試圖根據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對經濟的空間結構做出新的解釋。克魯格曼本人既是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締造者,又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領軍人物。

克魯格曼對經濟學的突破性理論貢獻之一是創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有別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處,在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之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因此,貿易應在資源稟賦差異最大的國家間發生,例如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而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然而自二戰以來,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卻并不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在要素稟賦極為相似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之間。同時,大量的貿易不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而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導致一個國家可能既出口汽車也進口汽車。這些事實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

克魯格曼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1979)、《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1980年)等論文中所提出的規模經濟理論是對李嘉圖傳統的背離。該理論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尤其是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并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雖然歷史上也曾有經濟學家認識到規模經濟是導致貿易發生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將這種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邏輯的推論。克魯格曼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構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拓展應用于具有可分性產品的國際貿易領域,從而構建了一個不僅是全新的,而且是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模型。

克魯格曼認為,新貿易理論模型為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因為,當交換基礎是各種要素的稟賦差異時,開放貿易會有損于雙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換是以規模收入遞增為基礎,貿易開放就會對雙方均有利。

克魯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論貢獻是多年來致力于經濟地理學的復興研究,創建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他最早對新經濟地理學思想進行的系統闡述見于1991年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這一論文中,并在隨后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中進行了深入探討。克魯格曼認為,以前主流經濟學由于缺乏分析“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工具,導致空間問題長期被排斥在外,現在,由于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等分析工具的發展,可望將空間問題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范疇。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報酬遞增規律如何影響產業的空間集聚,即市場和地理之間的相互聯系上。他的基本觀點是,規模經濟與下降的運輸成本相結合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為什么相似的經濟活動集聚在相同區位。克魯格曼曾運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國內部產業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該模型中,處于中心的是制造業地區,是農業地區,區位因素取決于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相互影響。假設工業生產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而農業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生產活動將趨向于空間集聚。

克魯格曼還通過重新詮釋馬歇爾關于外部經濟性的觀點進一步論述了產業集聚的形成過程。在他看來,產業地方化現象產生于基本要素、中間投入品和技術的使用等供應方面的外部經濟性,具體而言分別是:1、勞動力市場的“蓄水池”效應。即來自同一地方、同一行業的許多企業的聚集能集中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幫助企業克服種種不確定性。2、中間投入品效應。一種產業長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許多提供特定投入和專業化服務的供應商,使之逐漸成為地區的生產中心。3、技術“外溢”效應。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工藝的信息在地區內部更易流動和獲得,因而聚集在一個地區內的企業更易獲得正的外部性效應。

克魯格曼認為,報酬遞增同時以規模經濟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現,在產業集聚的形成進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前者使產業在特定區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業和相關產業集中,造成地區專業化,這樣,產業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專業化就成為克魯格曼運用報酬遞增原理來分析產業集聚現象的兩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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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經濟地理；城市體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可以追溯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兩大發展來自于阿隆索-米爾-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討論了單一城市的均衡問題，后者則討論了多城市（城市體系）的問題。阿隆索-米爾-和莫斯將中央商務區和通勤者分別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與農民，將杜能區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間結構均衡分析，是對杜能理論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則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內部結構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擴展到具有有限產業部門的城市體系上，建立了城市體系形成的靜態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將報酬遞增的技術納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進行模型化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難題。Dixit-Stiglitz（1977）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的產品多樣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將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納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在20世紀80年代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得以迅速發展。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加入運輸成本，Paul Krugman（1991）發表了《遞增收益和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開辟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研究領域。“中心-”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石（Neary，2001），繼克魯格曼的工作后，眾多的學者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做了延伸。總體上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類（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體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國際（貿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但是這兩個領域卻是幾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后者則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前者充分考慮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長于區域內部結構的考察，后者則充分考慮運輸成本等要素，長于區域間結構的考察；從機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別，比如前者的經濟活動分散力量來自于本地的人員擁擠帶來的生活費用上升，后者則來源于消費者多樣化偏好和運輸成本等因素通過市場形成的競爭效應。這種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兩種理論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事實上，近年來，力求整合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為了一個前沿研究領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兩區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樣的一個結論，即當運輸成本足夠低的時候，制造業會分散。陳良文（2008）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同時整合到標準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框架之中，結論顯示，作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內部通勤成本和作為重要集聚力量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都對經濟活動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響。鄧永新（2008）則基于新增長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整合模型，提出了一個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概念模型，認為基于動態要素的比較優勢和基于積聚經濟的競爭優勢相互作用推動了城市群空間結構的演化。

另一個方面，新經濟地理學的數理模型是比較復雜的，限制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影響力和可應用性（Duranton，2005）。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個圖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和幾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該分析框架具有簡潔易懂的特點，并且極其有利于進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應用。為此，本文主要介紹這個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討論了凸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情形，本文討論凹的情形，并相對規范的對該分析框架略做擴展，以求促進數理上比較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和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傳播及其在政策上的應用。

二、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經濟集聚的微觀機制各種各樣，主要包括內部規模經濟1 、中間投入品、基礎設施共享、勞動力池匹配效應和知識外溢等。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則直接假定生產的外部性，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由于考慮的集聚機制不同，各種模型有所差異，但結果都是造成經濟集聚，從而使人均產出為總就業人口的增函數。如果假定資本完全流動，土地完全不能流動，那么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勞動力的討論上，通過讓勞動力供需均衡進而確定產業規模等2 ，然后討論作為外生變量的經濟因素（如環境、基礎設施等）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影響，進而理解區域如何對經濟沖擊做出響應。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圍繞勞動力的工資展開。我們將這一分析工具稱為C-D-O分析框架。

（一）勞動力需求

假定區域總產出為Y，總就業人口為N，人均產出為y，勞動力名義工資為w，那么由于集聚經濟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認規模經濟的存在，但是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隨著規模的提升可能逐漸導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這里要討論規模經濟所以避免討論這種成本會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是將這一因素給與力所能及的考慮是必要的。為此，有理由相信盡管人均產出是總人口的增函數，但是遞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產函數（2式）考察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凹凸性：

（3）式即給出了（1）式關于人均產出遞增的證明，也表明人均產出關于總人口N的曲線是凹的。這表示，勞動力需求曲線、勞動力反需求曲線也具有這樣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線反映勞動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由于運輸成本存在“閥值”現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成本達到某個點，經濟將完全集聚，否則按照原始的農民的分布狀態分散），所以在用這個框架討論新經濟地理學時，必須區分不同運輸成本條件下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并且由于“閥值”的原因，勞動力需求曲線可能是負的斜率。可以推論，在運輸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題合適；在運輸成本高的情形下，勞動力需求曲線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區域擁（成本）擠效應

區域的擁擠效應反應了當地生活的成本，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的外部性。隨著當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業的消費品價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場（人口），也意味著更多供應多樣化產品的產商，若消費者是多樣化偏好的，在給定貿易成本的條件下，這會導致一個較低的價格指數。

1．城市經濟學的考慮重點。在城市經濟模型中，通勤費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經濟參與者面臨的成本因素。“房價隨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上述基于勞動力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名義工資是人口數量增函數的結論。所以，我們假定擁擠成本是人口數量的增函數，并假定遞增的速率遞增 1。設成本為C，則這一命題由（5）式表示。

2．新經濟地理學的考慮重點。新經濟地理學不考慮地理上個體消費者的擁擠效應2 ，或者說這種個體的擁擠（集中）3 ，不僅沒有壞處，反而將獲得更多的多樣化產品，降低價格指數，使個體獲利。因此，這里的成本是隨著總人口數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運輸費用存在的條件下，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進一步假定，對于恒定的運輸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總量的減函數。這一命題由（6）式表示。

（三）勞動力供給

假定勞動力供給是實際工資的增函數。沿用微觀經濟學中關于反勞動供給曲線的形狀，則反勞動需求曲線為凸。這一命題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簡單起見，這里采用城市經濟學框架內的方程來討論均衡，用來說明該分析框架的應用。

（4）-（5）得到凈工資曲線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將（4）（5）（7）（8）的曲線描繪如圖所示。

如圖1所示，供給曲線與凈工資曲線相交于F，E兩點，其中F點是不穩定的均衡，E點是穩定均衡。通過E點，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規模、名義工資、成本。

三、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應用

（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假定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資本與勞動總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動。初級土地要素使用的機會成本為0；經濟中生產貿易品、住房和區位（site）三種產品。模型的結論是：①均衡時，所有的城市都是專業化的；②同樣專業化的城市擁有同樣的城市規模；③存在多產業類型時，均衡時每一專業化類型的城市規模都大于城市最優規模，但引入城市開發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規模。

這里不妨假定存在兩種類型的產業A、B，假定產業B有比產業A更高的規模經濟，那么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某個城市必定只從事一個行業，因為假定它從事兩個行業，人口的完美流動使均衡點必定在產業A與產業B名義工資曲線相交的k點1 ，但是此時勞動力從二者中的任一行業流向另一行業，都可以獲得更高的名義工資，因此均衡是不穩定的,如圖所示。

進一步假定，如果經濟中只存在兩類區域A，B，那么他們分別從事什么行業？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但是，人口流動將使得勞動在兩類行業分布直到凈工資相等2 ，均衡點為A1,B1,在這種情況下，分別專業化從事產業A，B的兩類城市規模都相對凈工資曲線上的最大工資點3來說過大了，如圖所示。

現在引入大者（政府，開發商）來創造城市。對于者來說最優的策略是創造一個能達到凈工資曲線最高點的新城，然后征收該點與市場工資點之間的差額。這樣，在人口數量既定的條件下，人口從舊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舊的城市規模下降，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城市規模。同時，者優先選擇能產生相對更高凈工資點的產業（產業2）創建新城，這意味著該類產業的產品供給增加，從而使得產品價格相對擁有較低最高凈工資點產業（產業1）的產品價格更低，使得兩類產業的凈工資曲線發生相對移動，直到最后凈工資都處于最高點且在產業間相等，均衡為A2,B2點，如圖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東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兩個區域，勞動力可以完全流動，存在多樣化偏好，存在產商層次的規模經濟，制成品有冰山運輸成本，農業人口均勻分布且不能流動。給定這些假定，克魯格曼模型得出較低的運輸成本、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額或較大的規模經濟（三者的某種組合）將產生中心-結構，反之則出現對稱的均衡。

在克魯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兩種作用過程。可以直觀的理解，對于代表性區域，當處于集聚情形時，名義工資隨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處于分散過程時，名義工資必定隨總人口的增加而下降。從模型中的機理看，這兩種作用分別對應本地市場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集聚還是分散，取決于哪種效應處于主導地位。給定消費者的替代彈性和工業制品占支出的份額，這兩種效應力量的對比取決于運輸成本的大小。隨著運輸成本下降，這兩種效應都減弱。但是Baldwin等（2003）證明了市場擁擠效應減弱程度更大(楊海余等，2004)。這表示，運輸費用較低時，本地市場效應與市場擁擠效應相比，處于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增函數。反過來，當運輸費用較高時，市場擁擠效應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場擁擠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減函數。進一步考慮名義工資與運輸費用的關系，當本地人口較少時（這表示制造業人口較少，因為農民均勻分布）意味著本地廠商較少，同時由于運輸費用高使得本地產商面臨的外部競爭小，企業索要一個更高的價格，促使本地名義工資高；而當運輸成本低的時候，本地就面臨外部大量的產品競爭壓力，促使本地名義工資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增函數。同理，可以證明本地人口多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減函數。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區域擁擠效應部分已經指出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總人口數的減函數，但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圖3反應了上述結論。其中E點是均衡點，此時制造業均勻分布；K點不是穩定均衡點，制造業將或者全部集中到E1點，或者全部集中到E2點，達到均衡。

（三）資源環境指向、技術沖擊與新城開發、城市規模調整

在亨德城市體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現是不確定的。造成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可以歸結為模型未考慮空間差異。在現實的經濟中，地區的自然地理、資源稟賦條件是有差異的，從產業層次看存在絕對優勢或者比較優勢，這也是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不同城市區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觀資源、礦產資源等在區域上的不連續分布，或者即使是連續分布，也由于開發時序與強度的不一致而導致了實際上的不連續，進而使得特定的產業在空間上進行不連續的調整。假定現實世界分為已開發區域與未開發區域，空間特性能夠帶來產業的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那么經濟會如何調整？

考慮某個地區，不妨設為沿海未開發地區，該地區由于未開發和沿海區位兩個因素與已開發地區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觀和資源條件（由于運輸優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資源）。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假定，進一步設B產業（如重工業）對上述的資源環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開發政策的實行，經濟中新增加了該地區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設為Bn），并與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區相比更高，如圖4（a）所示。但是，現在該地區并不能必然被開發，因為在人口到達No之前，該地區的實際工資低于其他地區。若人口達到No，則大量的其他地區的人口將自發的流入該地區，該地區將具有內生的增長能力，直到該地區的實際工資與所有其他地區相等，實現短期的均衡1 ,如圖4（c）所示。長期而言，由于該地區的差異性，不能被新的城市開發商創造，最終該地區的城市規模將大于最優的城市規模，但所有其他地區能實現最優的城市規模，并且所有地區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長期均衡，如下圖4（d）所示。

從上述經濟調整的分析中，能夠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一個新區即使是從事自己具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必須有一個最小的投資（補貼）規模；在完成最小投資（補貼）規模后，新區的規模經濟效益才能足夠使城市實現內生發展。最小投資（補貼）規模由（1）式給出，同時滿足（2）式。其中Wc為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為常數；W(N)-c(N)為新區擁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產業的實際工資。

上面討論的是地區差異的情形，是一個城市群內城市間的調整問題。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區域無限大量，所以現有的城市面對這種沖擊做出的調整很少。放松這個假定，一個直觀的結論就是由于資源環境要素在地理上的變動導致了城市產業人口向新區的遷移。但是，對于一個既定的城市群內的某個城市區域，面對外部環境的沖擊會如何做出調整呢？下面考慮技術沖擊的情形。

假定在現有的城市框架下，B產業經歷了一個正的技術沖擊，從而使得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上移。現在可將圖4中“新地區B產業名義工資曲線”看成是“技術沖擊條件下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其他對應曲線做類似處理。由于經濟的總人口不變，所以從事A產業的城市產業人口流向從事B產業的城市，直到兩類城市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短期均衡，最終走向長期均衡，皆能達到最優的城市規模。與技術沖擊前相比，技術沖擊后，從事A產業的城市變小，從事B產業的城市變大，但是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都上升了。這表示，哪怕是不是從事經歷正向技術沖擊產業的城市，也能從該產業技術沖擊中獲得一定的好處，即得到更高的實際工資，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進一步放松上述關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假定，假設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從而勞動力供給曲線就變成了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此時城市的規模與標準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術沖擊不僅提高整體人口的實際工資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規模更大而趨向于更為合理，如圖4（e）所示。若實行城市規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規模為圖4（e）中的L點，此時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勞動力的供給，造成福利損失D由（3）式給出，無證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體福利的改進。

（四）交易成本、價值鏈分工與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經濟學中的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還是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模型，企業是一個完整的單元。但是，現實經濟中的總部經濟、制造基地等事實表明，企業的組織在空間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個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這實質是一個中間投入品為特征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較早的研究了這類模型。

假定企業的價值鏈分為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兩個環節之間的產品互為投入品，皆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遞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樣的，假定從行業層次講商業服務比生產制造的規模經濟性更強），那么企業就面臨著將這兩個環節分散還是集中布局的決策。若布局在一起，好處是節省了交易成本，壞處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擁擠，即兩個環節之間存在負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處是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規模經濟，壞處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礎設施、通訊技術等參數的函數。考慮極端的情況，在極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對各環節而言，將這兩個環節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顯然會有更高的名義工資曲線；反之，有更低的名義工資曲線。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對各情形下的名義工資曲線編號，在考慮了擁擠的成本效應后，得到了對應的實際工資曲線。短期均衡如圖5所示。

三個結論如下：①隨著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規模不斷擴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小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大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條件下，由于規模經濟的假定，商業服務型（或稱總部經濟型）的城市規模大于生產制造型的城市規模。

現在考慮另一情況，假定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的產品并不是互為投入的，而只是生產制造環節需要商業服務環節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計入生產制造環節。設想初始經濟的狀況，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與商業服務環節布局在一起形成一體化型的城市。長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斷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專業化建設城市就構成了城市管理者最優選擇，將生產制造環節的企業遷到新生的專業化的城市（或郊區）就是有利可圖的，則原有的城市逐漸轉向提供商業服務的城市。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為城市的郊區化、去工業化和更多新的工業城市的創建。

（五）貿易開放與城市群內部差異和規模調整

3.4節交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貿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但是，那里是一種投入產出層次上的貿易成本，而不是最終商品貿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經濟地理模型探討商品貿易成本變化時城市結構的調整問題，首先討論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再考慮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沿用3.2節“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討論中的基本假設，進一步加入城市經濟學別關注的不可流動并且有限供給的土地因素，可以將土地作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為生活的成本要素。為了討論方便不妨假定土地為生活成本的影響要素，且其貢獻的成本為人口的增函數，從而該因素構成了經濟的又一個分散力量，用曲線c(N)表示，如圖6（b）。此時，經濟的總成本因素就由圖6（b）中的兩類曲線合成為鐘型曲線，如圖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擁擠因素后，城市間的調整與經典的中心理論相比表現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在城市間貿易成本極高的時候，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的均衡；隨著貿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對稱的均衡不再穩定，在K1或者K2達到非對稱的穩定均衡，每個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業，但其中一個占有的份額更大；最后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均衡,如圖6（d）。總結這個結論是：隨著城市群內城市間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間經濟差異先增加后下降，顯示出一個倒U型的過程。這與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結論類似。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不妨考慮三區域的情形：東部、西部、國外。假定東部與西部的貿易為城市群區域內的貿易，勞動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商品貿易成本為固定為T；東部、西部與國外的貿易成本分別為T1,T2。

先考慮T1= T2時的情形。顯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較高時，企業的主要市場是國內，勞動力在東西部間的流動有更強的后向關聯效應。此時。企業必定在東西部間非對稱的積聚，類似于上圖中K1或者K2均衡點時的情形。因為如果對外貿易成本高時顯對稱積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對外貿易成本低時更加均衡分布的結論，這與不同對外貿易成本條件下后向關聯效應不同的前提相抵觸。現在，讓T1,T2足夠降低，此時東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區，東西部間勞動力流動所能帶來的后向關聯效應很弱，等價于積聚力量減弱。此時，巨大的人口帶來的土地擁擠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結構向更加均衡的方向變化。對這種情形一個直觀的理解是：當T1,T2降低時，東西部的產品出口國外，對東西部而言如果分別將彼此看成國外，則相當于東西部互相之間的貿易成本T降低，東（西）部出口產品到西（東）部，類似于上圖中E＇均衡點時的情形。這個過程的結論是：隨著對外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間的差異縮小。

再考慮T1與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設T1逐漸下降。此時，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可以將更多的產品出口到國外，西部地區勞動流向東部地區帶來的競爭效應減弱，并且由于進口產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價格指數降低，兩方面的影響使得東部地區的實際工資曲線上移。均衡的結果是，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城市規模增大，如圖6(e)所示。這個過程的結論是：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與外部貿易成本更低的地區規模更大。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介紹了整合新經濟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理論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該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勞動供給與需求為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夠重現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結論，并且可以延伸到諸如貿易成本、資源環境等變量的考察上，顯示出了很強的理論兼容性和解釋力，有利于相關理論的傳播和在政策上的應用。

然而，盡管C-D-O分析框架是一個易于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從理論的嚴謹性講，卻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規范的數理模型，整合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這樣規范的數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將更加令人信服。這是以后的一個研究方向。當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對相關數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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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產業積聚； 區域分工； 產業轉移； 不完全競爭； 新經濟地理學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13）05000107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既是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產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領域研究的重要理論課題，也是政府宏觀經濟調控和區域經濟管理實踐的重要內容。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引發的全球經濟與貿易失衡、資源和環境問題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倒逼中國啟動發展方式的艱難轉型。中國國務院于2005年12月批準《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05年本）》，為全國性的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拉開序幕。在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極的環渤海地區，隨著北京（政治和文化中心）和天津（北方經濟中心）城市定位的最終確立，區域一體化和新一輪的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給京津冀三地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由于資源稟賦、發展階段、角色與定位的不同，北京、天津、河北在發展方式轉型與產業結構調整中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面臨不同的機會和威脅，追求不同的發展愿景和利益訴求。如何在一體化進程中尊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京、津、冀各自的比較優勢，在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協調發展，互利共贏，是需要認真研究的重要理論、實踐與政策課題。目前圍繞這方面的問題從不同理論視角出發展開的研究有很多，方方面面就京津冀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達成了許多共識，但也存在不少爭議。我們的研究從不完全競爭視角出發，結合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學所強調的產業集聚與區域分工分析及產業經濟學所強調的產業效率分析，圍繞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重點領域展開討論，嘗試識別京津冀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及京、津、冀地區各自的競爭優勢和劣勢，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確立京、津、冀地區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主要方向和重點領域。接下來的研究依以下的架構展開：在引言之后，對區域分工、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相關理論進行綜述，從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視角探討京津冀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應該遵從的一般規律和趨勢；第二部分，就京津冀產業轉移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與爭議進行評析；第三部分，分析京津冀制造業區域分工與競爭格局現狀；第四部分，識別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與產業空間結構調整優化的重點領域；第五部分為結束語。

一、產業集聚、區域分工與產業轉移理論綜述

產業集聚、區域分工和產業轉移是區域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等學科共同關心的問題。傳統的產業轉移理論研究基本上采用完全競爭的框架進行分析，將產業積聚和區域分工的基礎歸于外生差異 （如山脈、河流、海港及其他自然條件的利弊）、資源優勢、要素稟賦優勢或外部經濟，佩魯的“增長極”理論[1]、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說”[2]和赫西曼的中心―理論[3]都屬于通過外生差異解釋產業集聚、區域分工和產業轉移的代表[4]。在理論應用與實證分析方面，傳統的產業轉移研究強調產業規模本身對產業積聚、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的影響，認為區位優勢、資源優勢、要素稟賦優勢或外部經濟導致積聚，某個產業在某個區位的相對規模越大，專業化優勢越強，越能夠吸引其他地區的相關產業向本地區轉移。從傳統的區域經濟學理論出發，我們只要知道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相對規模，就可以預測產業轉移的方向，“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的存在決定了一個地區的規模相對小的產業向規模相對大的集聚地轉移。

1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劉安國，等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重點領域研究――不完全競爭視角

傳統的產業轉移理論雖然能對產業轉移實踐提供一定的指導，但它不能明確地解釋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的微觀基礎[5]。此外，傳統的產業轉移理論不能解釋當代制造業的差別化產品生產活動的區域集聚和區際擴散。20世紀90年展起來的新經濟地理學[6-7]采用不完全競爭框架研究產業活動的空間演化規律，在解釋產業集聚、區域分工和產業轉移方面構成對傳統理論的重要補充。新經濟地理學不僅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內生出產業活動的積聚規律，而且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根據新經濟地理學揭示的產業集聚和產業擴散原理，研究產業轉移不僅需要考慮特定地域特定產業的規模，還需要考慮特定產業的運行效率。

蒲格和維納布斯的全球化和產業擴散理論[8]是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產業轉移的代表性文獻，其基本原理可以表述為：假設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制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他國家（或地區）更高的工資。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制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制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強化制造業在該區域的集聚，并使得該區域工資上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區域間的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并最終不可持續，制造業廠商將尋求遷入第二個區域，在那里他們更為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制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新的輪回，并最終引發第三個區域的制造業成長，如此循環往復。在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于核心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壓倒產業聯系（向心力）的影響，從而引發投資和生產向周邊國家（或地區）的轉移以滿足最終需求。倒是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位于核心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最強，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勞動效率的上升所導致的工資成本（離心力）的增加，因此，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9]。

至于投資轉移的產業特點，我們注意到，隨著已在早期形成制造業集中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勞動效率水平的提高和工資水平的攀升，廠商的生產成本不斷增加。投資者將會發現在周邊國家（或地區）啟動對最為勞動密集的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已經有利可圖，如果放開對跨國投資的限制，處于核心的最為勞動密集的產業的投資者會開始將生產向位于周邊國家（或地區）的新興市場轉移。早期投資轉移的驅動力乃是核心與周邊之間在制造業所存在的工資差距，隨著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在某周邊國家（或地區）的興起，其不斷增加的產業聯系將引發國內外（區內外）投資者對于勞動不太密集而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的投資，從而形成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一波又一波的投資累積循環。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或地區）齊頭并進地追趕富裕國家（或地區）的平穩過程，它是一個富國（或富裕地區）與窮國（或貧困地區）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或貧困地區）加入富國（或富裕地區）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傳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產業集聚、產業擴散和產業轉移的客觀規律決定了京津冀地區的產業擴散和產業轉移亦需要循著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路徑進行。

二、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研究中的主要觀點和方法分析

近年來，關于京津冀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問題的研究形成了許多有影響的見解。祝爾娟分析了京津冀三地所處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增長動力、城市化進程、社會發展進程以及生態城市建設等的趨勢特征，提出“十二五”時期京津冀地區要從加快經濟轉型入手，打造多輪驅動力，構筑區域新型產業分工格局，增強區域競爭力等對策建議[10]。劉純彬和張晨對京津冀地區與美國波士華城市群進行的對比分析強調，與波士華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雙核式環狀”分布的空間結構并不具備先天優勢，城市承載功能集中、城市發展關系不協調，雙核以外的其他主要城市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與雙核城市差距較大，無法成為雙核城市經濟技術轉移的承接地，周邊城市之間因產業結構趨同存在激烈盲目的惡性競爭，資源浪費嚴重、效率低下[11]。張子麟和武建奇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區存在主導產業趨同現象， 京津兩市尤為嚴重，其占工業產值半數的行業幾乎完全相同[12]。母愛英、王葉軍和單海鵬以2007年的數據為基礎，通過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分析得出類似的結論：京、津、冀三地之間的三次產業結構趨同性頗高，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競爭有序的競合關系[13]。祝爾娟認為，如果用新型產業分工理論來分析，京津冀地區各主要城市產業之間并不存在嚴重的產業同構，而是表現出一個初步的專業化分工格局[14]。呂典瑋和張琦針對京津地區產業的區位商分析表明，京、津產業布局各有優勢， 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 但也存在著較大的雷同性， 應合理布局、整體規劃[15]。

上述學者在分析京津冀制造業產業結構趨同問題之后，都從各自的視角、運用不同的方法，導出不同版本的京津冀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方案與相關建議，其中運用得比較多的方法是區位商分析法[12，15]。用區位商方法分析傳統的以外生差異（如區位差異、資源優勢、要素稟賦優勢或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專業化和分工具有簡單易行的特點。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成為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第一推動力，由技術創新推動的產業與區域競爭越來越表現為不完全競爭。傳統的單一的區位商指標在分析現代不完全競爭的制造業的專業化、區域分工和產業轉移行為方面已經表現出相當的局限性。以單一指標區位商為基礎的產業轉移分析強調產業規模對地區專業化的影響，將產業規模相對較小的產業視為一個地區的劣勢產業。這既不能很好地解釋規模相對較大與相對較小的產業在同一個地區同時并存的現象，又不能解釋新興產業的培育和成長，還不能夠解釋特定地區主導產業的更替。

事實上，正如新經濟地理學所論證的，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產業積聚與擴散是一個復雜的非線性過程，我們不宜一成不變地依單一指標、沿單一方向預測產業轉移。首先，如果我們單一地以規模指標（如區位商、產業集中度等等）為基礎設定產業轉移的標準，不區分效率高低讓所有小規模產業一概轉移，則將面臨無從培育新興產業的困境；反過來，對于規模比較大的產業，我們同樣無從了解其競爭力表現，從而判斷它在當地的未來演化趨勢（集聚抑或擴散）。

其次，僅憑效率指標預測產業轉移會遭遇到政策上的困境。舉例來說：如果某個產業效率偏低，但有相當規模的當地集聚，在考慮產業轉移時對它如何處理？一方面，如果將這樣的產業從本地外遷，即使不必考慮這一行動造成的本地產業空心化，高昂的搬遷直接成本也有可能讓這樣的搬遷得不償失；另一方面，考慮到這一產業對當地就業和稅收的貢獻，僅以效率表現決定其去留對于大多數地方政府來說都是很難接受的。

第三，從產業空間結構演化的規律來看，產業轉移和產業擴散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僅以單一的規模或效率指標為基礎分析產業轉移時空路徑既不能揭示特定產業轉移的動力、特征和性質，又無從識別產業轉移中的輕重緩急。

出于上述考慮，我們選擇應用基于不完全競爭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框架，按照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的基本原理和政策寓意，同時借助規模和效率兩項指標識別京津冀制造業產業轉移與產業空間結構優化的重點領域。通過稍后的討論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一方法有兩項主要優點：一是可以揭示特定產業轉移的動力、特征和性質，二是有助于設置產業轉移中的輕重緩急。

三、京津冀制造業區域分工與競爭格局分析

篇6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 地區差距 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03-031-03

一、引言

國內外的許多經濟研究人員對于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研究，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張吉鵬，吳桂英（2004）對已有研究進行了總結。形成地區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獻中，許多因素被認為是造成中國地區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觀經濟因素，相異的資源稟賦，要素流動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將焦點集中于勞動力流動與地區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勞動力流動也呈現空前的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差距也日益嚴重，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已成為中國經濟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理論上說，勞動力流動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與理論相悖的現象并不是中國獨有，許多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有過類似經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繼東（2007）以及朱云章（2007）對這方面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但關于這方面研究的最新進展，尤其是關于新經濟地理學對這方面問題的研究關注較少，本文在這三篇綜述的基礎上，圍繞中國勞動力流動與地區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勞動力流動與地區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為什么沒有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這些問題的研究思路，方便關心中國地區差距的人士準確和全面地理解這一問題，并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一個好的起點。

二、勞動力流動與地區收入差距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按照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由于勞動邊際生產率遞減和勞動力供需的變化，勞動力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一方面會提高低收入地區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會降低高收入地區的收入水平，從而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也就是說，收入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但反過來勞動力流動又可以縮小收入差距。那么，兩者之間存在怎么樣的關系？對于這個問題，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來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城鄉居收入差距的數據，作了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發現，在Granger因果關系上，在5%顯著水平上，城鄉勞動力流動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著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在5%的顯著水平上我們不能拒絕城鄉收入差距是城鄉勞動力流動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顯著水平上，我們也無法拒絕城鄉勞動力流動不是城鄉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城鄉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兩者之間只存在由城鄉收入差距到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無法得到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反饋作用的證據，進而得出結論，靠增加勞動力流動規模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值得審慎注意。除此之外，一些學者應用其他實證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眾多學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本文更關注后者，所以對于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的綜述部分請參考王秀芝，尹繼東（2007）。

那么，接下來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勞動力流動能縮小地區收入差距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論與現實的相悖怎么解釋？如果不能，又當如何解決兩者同時擴大的問題？

1.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研究。20世紀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術進步論為中心內容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揭示了各國經濟增長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由于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人均增長率傾向于與人均產出和收入的初始水平負相關。尤其是，如果經濟體在偏好和技術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較窮的經濟體比較富的經濟體增長更快。研究發展中國家國內遷移的傳統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個遷移過程使農村地區勞動力報酬等于城市部門預期工資的均衡機制。由于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假設為遞減，由農村地區遷入城市的勞動力提高了農村地區工人的邊際產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資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從效率工資原則，城市工資是內生決定的。總之，城市現代部門的工資是不受遷移影響的，而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工資或者保持不變，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這種遷移模式解釋了區域間可能有一個持久穩固的工資差異，但是它也指出相對而言于沒有遷移時，遷移還是有助于趨同的。

傳統貿易理論也認為要素的地區間流動推動了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奧林（2001）指出，地區間商品貿易的后果是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生產要素的地區間流動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當生產要素由價格較低的地區流出價格較高地區時，在價格較低地區的生產要素減少了，從而報酬增加了，而在價格較高地區的價格下降了。地區間生要素流動趨于使有關地區的價格較為一致。總之，要素流動是商品的替代物，兩者都將推動地區間價格均衡。實際上，這也是其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新古典假設。

2.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為開端的內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各種理論的一個松散集合體（潘士遠、史晉川，2002），可以習慣性地分為三個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類文獻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里的資本被定義為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第二類文獻視內生增長為人力資本增長的發動機，強調人力資本外溢性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第三類文獻中，新產品新工藝的發現是增長的動力。從前兩類文獻對勞動力流動與地區經濟增長差距之間關系的研究來看，研究者關于二者關系的認識是模棱兩可的。Faini（1996）基于規模報酬遞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報酬遞減的假設構建了一個包含流動要素的兩區域增長模型，認為勞動力流動加劇了地區經濟增長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著阿羅―羅默內生增長理論方法建立了理論模型來解釋遷移與地區經濟增長差距之間的關系。該模型所揭示的二者關系是混雜的（mixed），他們認為，新古典模型關于遷移與趨同的兩個認識―遷移只是一個暫時性現象，遷移會加速經濟趨同―與歷史經驗的實證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慮勞動力的技能差異（即勞動力均質）時，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地區間經濟增長差距的累積循環，進而遷移的規模和方向會持久穩固，遷移會損害勞動力輸出地。如果考慮勞動力的技能差異，內生增長模型可能會得兩個相反的結果。在技能異質性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影響工資率：一是勞動力的規模效應，即以技能水平測度的勞動力存量，這一效應等同于均質勞動力模型：勞動力規模越大，相對工資越高。二是勞動力的結構效應，即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的比率，技能勞動力數量相對較高的國家/地區可能有較高的相對工資。正是結構效應的存在，才使得遷移對地區間經濟差距的影響復雜化。遷移一方面導致了輸入地勞動力規模的擴大，這可能會通過規模效應提高輸入地的相對生產率，從而擴大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的工資差距；另一方面，如果遷移降低了輸入地的勞動力結構，即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比率下降，輸入地的生產率由于勞動力的結構效應而降低。也就是說，如果遷入的技能勞動力較多，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的共同作用會對地區間的差距產生正的影響，即擴大遷入地與遷出地的差距；如果遷入的技能勞動力較少，對地區間差距的影響取決于規模效應與結構效應的大小權衡，或者說非技能勞動力的遷入或擴大或縮小遷入地與遷出地的差距。這樣的一種分析，實際有點類似于新經濟地理關于廠商對于運輸成本與本地市場效應的權衡，集聚一方面可以獲得外部性的好處，但也有擁擠成本，此外還得考慮運輸成本的影響，最終的均衡取決于對各種因素影響大小的權衡。

3.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研究。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謂的“中心―”模型，這一模型預言大部分經濟活動最終會集聚在核心區域，而隨著人口和廠商移往核心區域，區域會變得更為荒蕪（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區域開始形成，產業集聚的過程會自我加強，其中勞動力流動是這個過程主要動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設勞動力遷移的動力是區域間真實工資的相對差異，那么，由于以下兩上方面的原因，勞動力會從區域向核心區域流動：一是所謂的“本地市場效應”（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大的市場工資率比較高（Kruman，1980），而核心區域市場最大，其提供的工資率遠高于區域；二是價格指數效應（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區域（核心區域），勞動者面對的制造產品的價格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實工資升高。由于勞動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義工資，而是真實工資，所以能給其提供更高真實工資的制造業中心就成為其遷移的目的地。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勞動力流動導致了人口和產業的地區間趨異（Krugman，1991a）。

由此可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認為，勞動力流動是導致經濟活動地理集中累積過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區間勞動力流動是經濟活動集聚的推動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勞動力流動促成的因果循環機制的結果，勞動力流動和制造業最終部門不完全競爭的性質，可能會形成中心―結構。然而，新經濟地理核心模型所預言的勞動力流動導致地區間人口和經濟增長趨異，并不意味著該模型會得出地區間人均收入必然趨異的結論。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區趨同與以人口和經濟活動衡量的地區經濟增長差異可以同時發生，不過，核心區域總是最大的贏家，因為勞動力的遷入促進了其人力資本的增長。

三、上述文獻的相關評議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關于勞動力流動的地區經濟差距效應并沒有達成一致。不過總體上來看，同意勞動力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數，盡管有些研究認為這種縮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內生增長理論還是新經濟地理學都注意了異質性勞動力遷移對地區差距的影響，而且一旦考慮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勞動力流動對地區差距的影響將變得復雜，具體情形要視勞動力流動的結構與規模效應大小的權衡。此外，多數研究也指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并沒有縮小地區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實，2003；張慶等，2006；Justin Y. Lin、Gewei Wang、Yaohui Zhao，2004；等等）。而勞動力流動規模不足，多數學者將其歸因于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過一項模擬表明，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現存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蔡（2005）則更深入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遷移能夠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需滿足四個條件，一旦社會的遷移活動不符合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勞動力流動的擴大就不能保證收入差距的縮小。其中的一個條件是勞動力流動應是不受制度約束的自由流動及長期行為。就中國而言，計劃經濟時期遺留至今的制度，使暫時性的勞動力流動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遷移，其結果是，雖然遷移規模擴大，卻沒有相應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導致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許多制度障礙，流動成本非常大，使農業勞動者在城市的工資超過農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動成本抵消。

四、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關于勞動力流動的地區經濟差距效應并沒有達成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這個問題的理論復雜性，主要是兩者之間影響機制的復雜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勞動力流動的原因和結果是相互決定的，勞動力地區間流動的經濟后果總是相對的，其對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的影響可能并沒有一個簡單的唯一的答案，這取決于地區經濟增長的階段、勞動力流動的特點、遷移者的目的等。當然，研究結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論觀點的沖突。就中國的經驗研究來看，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數據的問題。從眾多的文獻看，真實且充分的數據對于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難莫過于獲得適用的數據。目前我國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真實統計數據不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數據與現實不符的問題嚴重。有關收入差距的數據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事實。

2.影響機制問題。當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下，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反向流動必然導致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生產和資本的梯度轉移最終會實現地區間的平衡增長。然而現實是，中國的國內勞動力流動主要指向東部沿海地區，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中國的國內資本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的趨勢同時存在（郭金龍，王宏偉，2003），勞動力與資本呈現同向流動的態勢，而沿海的“再工業化”（楊云彥等，2003）和過快增長（Lin. Et al.，2004），使得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設在當前的中國遇到了挑戰。在新古典框架下，各類生產要素向東部沿海地區的持續集中現象是無法得到合理解釋的，所以必須轉變新經濟地理學，在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框架下，探討勞動力向東部的集聚，進而研究勞動力流動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

3.政策建議問題。如何有效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地區間的平衡發展也是理論研究應該回答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所有關心地區差距問題的理論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問題。大部分勞動力與地區差異的研究給出的政策含義還是比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場的發育，促進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其中的矛頭指向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戶籍制度。不過，伴隨戶籍制度改革以及相關歧視性限制的消除，根據托達羅的模型，勢必引起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移，如何控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與城市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和公共設施的供給水平相適應，有待深入研究。

4.今后研究的方向。誠然，有關地區差距、產業集聚、要素流動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大部分新經濟地理學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并沒有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直接的關聯。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所不能解釋或證明兩者影響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樣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結論迥異的原因之一。新經濟地理學換個視角，假定兩者之間存在一個中介機制――產業集聚。可以證明的是，去除勞動力流動障礙，促進勞動力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有利于促進產業在中心地區的集聚，進而形成一個合理分工的產業布局，至少中心與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則取決于兩者的產業結構轉型。而且在產業向中心地區集聚的過程中，區域之間的差距在一定的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流動成本范圍內可能會繼續擴大，不過，它最終會隨著運輸成本而下降。在極端情況下，當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時，要素價格達到均等化。放松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意義在于，加快中心―結構的形成，進而有助于中心地區向的擴散，最終實現區域之間的要素價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區域發展的目的，人為地阻礙要素和產業向中心地區的流動，最終將無益于區域之間差距的縮短，并進而損害了整個經濟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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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1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新興服務業的金融業高速發展，區域差異及空間集聚逐漸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典型事實。金融集聚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現有文獻多從金融集聚的動因、效應等方面展開理論和實證研究，也有少量文章研究產業集聚或產業競爭力與政府行為，但鮮有文章在金融集聚的實證研究中考慮政府行為因素。

在新經濟地理學框架下，對金融集聚的研究普遍強調運輸成本、知識溢出、技術溢出和規模經濟等因素，金融機構在一系列動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間集聚，能夠產生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1]對于集聚的形成，新經濟地理學解釋為“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2]，其中對“歷史事件”具體包含的內容沒有說明，這促使眾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在中國，政府行為觸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政府能對金融集聚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影響。當然，政府行為對金融發展有利有弊，在廣東省范圍內，政府行為是否會對金融集聚產生影響？如有影響，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本文將空間計量經濟學引入金融集聚研究中，運用2006―2012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新經濟地理因素、政府行為因素對金融集聚的影響。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假設的提出；第四部分為模型的構建與實證檢驗；第五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含義。

二、文獻綜述

金融集聚是產業集聚的具體分支，隨著對產業集聚研究的深入，金融集聚也逐漸成為各國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學者們逐漸從金融集聚的內涵、動因、集聚效應和形成模式等方面進行研究。Krugman（1999）[3]提出由于“向心力”和“離心力”之間的張力，使得兩個對稱區域分化成為兩個不同的經濟角色，并建立“中心―外圍”模型來解釋集聚中心城市出現的過程。Gehrig（2000）[4]則將影響金融集聚的因子分為向心因素和離心因素，為金融集聚的內涵與動因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在產業集聚與政府行為研究方面，Young（2000）[5]明確指出地方政府支出即地方保護主義是影響產業集聚很重要的因素。受新貿易理論啟發，新經濟地理學提出“集聚租”的概念。Baldwin和Krugman（2004）[6]研究產業集聚與稅收協調的關系，認為產業集聚創造“集聚租”，集聚中心在不減少資本的前提下可以比外圍區收取更高的稅率，也可以設置一個更低的稅率，使得外圍區失去對聚集中心產業的吸引力。因此，集聚租能顯著地促進產業集聚。日本學者AkiyoshiFurukawa（2010）[7]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使用區域再分配政策的前提下，通過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方式，地方政府能夠促進當地產業集聚。國內有關研究大多得出了政府行為會對產業集聚產生影響的結論。馮文娜和楊蕙馨（2007）[8]則通過構建博弈模型對政府策略選擇進行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在產業集群發展和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機制，結論表明：政府積極對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給予支持，在為地區產業集群的良性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的同時，也能使政府獲得更多的稅收。何震（2011）[9]通過建立金融聚集和政府行為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西北五省的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結論表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存在正相關關系。

在空間計量視角下的金融集聚研究方面，任英華和徐玲等（2000）[10]構建了金融集聚影響因素空間計量模型，對我國28個省域金融集聚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間有較強的空間依賴性和空間溢出效應。李紅和王彥曉（2014）[11]基于1995―2011年中國城市面板數據，采用改進權重的空間杜賓模型檢驗了金融集聚及其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集聚帶來人才、資本和稀缺資源的集中，不但沒有產生擁擠效應，還顯著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在鄰近城市存在顯著空間溢出效應。在我國，金融集聚的空間分布存在一定規律，并且在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的經濟影響。[12]雖然有學者從空間視角對金融集聚進行研究，但為數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文獻中，不論是博弈模型還是面板數據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在某區域的空間相關性的研究不多。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空間數據都具有空間依賴性或空間自相關性。[13]因此，在建模研究某區域內的金融集聚時，必須考慮空間相關性的影響。另外，金融集聚現象有產業集聚的一些共性，也存在自身的特性。金融集聚受政府行為顯著影響，對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關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關系的分析將研究視角深入到空間范圍，進行實證檢驗，試圖在以下兩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拓展：一方面，利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代替傳統計量模型進行研究，考慮金融集聚的空間相關性；另一方面，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基礎上，研究金融集聚的影響因素時，將政府行為因素納入分析框架以拓展分析視野。

三、假設的提出

綜觀世界各國產業集聚的發展歷程，政府行為的作用都十分突出。Demurgeretal.（2002）[14]強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Kanbur和Zhang（2005）[15]試圖尋找在過去50年間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發現了政府扶持和政府干預的重要作用。本文將政府行為定義為：國家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做出的對產業集聚產生影響的一切經濟和社會事務管理活動的總稱。在本文中，立足金融業集聚所具有的特性，從對外開放水平、政府財政支持、社會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預程度這四個方面來闡述政府行為對金融集聚的影響，并提出以下四個假設。

（一）對外開放水平

通過加強出口貿易的方式可以擴大地區的市場規模。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企業發展空間更大，金融集聚度更高。Brulhart和Koening（2006）[16]對5個中歐和東歐國家（CEEC）加入歐盟后的內部工資空間結構和就業結構進行了考察，發現對外貿易開放對這5個國家內部的制造業空間分布產生顯著影響。袁冬梅和魏后凱（2011）[17]實證表明出口與外資流入是促進我國產業區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外資流入對產業集聚的正向作用顯著。可見，對外開放水平可以吸引金融機構集聚，特別是在珠三角沿海地區，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對外開放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政府財政支持

政府財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對各類企業給予的研發資金支持，為其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在當前競爭環境下，為適應技術的快速發展，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各類機構必須不斷創新才能持續發展。政府研發資金的投入可以減輕金融機構研發資金的籌資壓力，各類機構通過科研資源的合理投入來提高其創新績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政府對研發資金的支持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社會保障水平

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及收入差異等社會公平問題造成限制地區發展的安全隱患。社會保障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何震（2011）[9]認為政府行為主要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財政能力、社會保障水平和社會公平度，并據此建立政府行為評價指標體系來研究新疆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的關系。其中，社會保障水平指標包括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基本失業保險覆蓋率和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本文選取社會保障水平指標，并認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穩定有促進作用，因此，提出假設：

H3：社會保障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政府干預程度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任何經濟體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干預過度則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業發展受限。師傅和沈坤榮（2013）[18]在政府干預的背景下經驗分析經濟集聚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認為市場機制主導的企業集聚能夠顯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預導致產業集聚無法對能源效率產生預期效果。可見，如果政府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給予企業充分的自主權，或許能夠促進產業集聚的提高。因此，本文預期政府干預對金融集聚有負面影響，提出假設：

H4：政府干預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負向影響

四、模型的構建與實證檢驗

（一）空間計量模型的構建

現有文獻中，新經濟地理學學者已經對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和研發溢出等因素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在這基礎上，本文根據上述理論分析與假說，構建如下計量模型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及政府行為因素對金融集聚的影響。

LQit=β0+β1NGEit+β2GOVit+εit（1）

其中，LQit表示第i市在t時刻金融產業的區位熵，β為回歸參數，εit為隨機誤差項。NGEit表示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消費者需求和研發溢出。GOVit表示政府行為因素，包括對外開放水平、政府財政能力、社會保障水平和政府干預程度。

（二）變量說明

1.金融集聚LQ

本文采用金融集聚區位熵系數來反映地區金融集聚程度，區位熵系數越高，說明該地區的金融集聚程度越大。計算公式如下：

LQit=（Fit/Ft）/（Pit/Pt）（2）

其中，Fit為第i市在t時刻金融業總產值，Pit為第i市在t時刻總產值，Ft和Pt分別為t時刻的廣東省金融業總產值和總產值。

2.市場規模M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市場規模被認為是影響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一個地區市場規模越大，市場內企業數量越多，各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產業間“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促進發展，不斷吸引更多新企業的進入，促進該地區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參考金煜等（2006）[19]對市場規模的計算，使用地區金融機構數量占廣東省企業總數量的比重來衡量。

3.消費需求C

若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需求增加，會促進該地區金融機構的繁榮，吸引新機構進入這一市場。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使用人均GDP與全省人均GDP之比來度量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

4.研發溢出R

研發溢出包括技術溢出和知識溢出，研發溢出越多，給地區內企業帶來越強的正外部性，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利潤，促使越來越多的新企業進入。本文采用吳玉鳴等（2008）[20]的方法，選擇各地區專利批準量占全省的比重計算研發溢出水平，比值越高表示溢出效應越大。

5.政府研發資金投入GR

許多文獻中測量政府財政支持力度的方法是計算某行業的研發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在本文中，由于受數據可得性的限制，采用廣東科技統計網公布的全省地方財政科技撥款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來表示。

6.對外開放水平GO

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用該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計算對外開放水平。

7.社會保障水平GP

本文采用何震（2011）[9]建立的社會保障水平指標，通過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基本失業保險覆蓋率和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的加權平均計算得到。

8.政府干預程度GI

政府的財政投入包括必要投入（如國防、公共安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和非必要投入兩部分，必要投入屬于非生產性支出，是社會消費支出，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產期發展的支持，非必要投入則表示地方政府的干預。本文借鑒丁菊紅和鄧可斌（2007）[21]的方法，利用公式（各地區財政支出-各地區科教文衛支出）/各地區GDP計算政府干預程度。

[BT4]（三）數據來源

本文在實證分析中所使用的樣本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汕頭、惠州、東莞等廣東省21個地級市。研究時段選擇2006―2012年共7年。各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06―2013年的《廣東統計年鑒》《廣東財政統計年鑒》及廣東各市統計年鑒。運用的軟件為GeoDa。

[BT4]（四）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檢驗廣東省金融產業集聚的空間相關性，空間權重矩陣設置為空間距離權重矩陣（DistanceWeight），計算各年的MoransI指數值。結果如表1所示。

表1中，各年份的MoransI指數值都大于0，除2007年外的P值都小于0.1，Z值大于0.1，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65。表明廣東省金融集聚現象在空間上存在正自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廣東省金融業的發展在空間分布上趨于集聚，存在空間集聚現象。

為直觀地表示2006―2012年廣東省MoransI指數變化趨勢，用R語言繪制圖1如下。

從圖1中可以看到，除了2006年數值較高外，2007―2012年廣東省MoransI指數變化呈現逐漸上升趨勢，說明廣東省金融集聚在空間上存在正自相關關系，且關系越來越明顯。

[BT4]（五）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的選擇

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過MoransI指數結果表明廣東省金融集聚存在空間自相關性，為選擇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還需要進行空間依賴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LMerr和LMLag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lnLQit=ρWLQit+β1lnGOit+β2lnGRit+β3lnGIit+β4lnGPit+β5lnRit+β6lnCit+β7lnMit+εit（3）

式中，ρ為空間回歸相關系數，W為n×n階的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擇空間距離權重矩陣，比鄰接權重矩陣更能反映一定范圍內某地區與不相鄰地區之間的影響，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BT4]（六）SLM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SLM模型設定好后，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通過Geoda軟件輸出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表3可以看出，新經濟地理因素中C、M的系數均為正，但不夠顯著，反映是消費需求與市場規模對金融集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可能由于指標設計或其他原因使這種作用不明顯。與預想結果相反的是變量R的系數為負，且顯著，表明研發溢出對金融集聚程度產生了負向影響，這與先前的許多文獻實證的結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對研發溢出指標的設計。本文選擇各地區專利批準量占全省的比重計算研發溢出水平，由于數據獲得的局限性，無法獲得地區金融業的專利批準量，其他專利批準量大的高新技術產業或許擠占了金融業研發溢出效應。另外一種解釋是，政府對企業研發投入的直接資助對企業自身的研發支出產生了擠出效應[22]，政府資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價格，從而提高了企業研發的成本，企業研發支出的減少導致對于專利申請的積極性降低。

從政府行為因素的回歸結果來看，GO、GR、GP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研發資金投入和社會保障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假說較為一致。另外，GI的回歸系數為負，且較為顯著，表明政府干預對金融集聚有負向作用，這與其他學者研究的結論一致，意味著政府干預過度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業發展受限，金融企業缺乏充分的自主權，影響了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這一結果也證明了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假說。

總體來看，除了研發溢出沒有如預想中的那樣產生積極影響之外，市場規模為金融業發展提供基礎，消費者需求的增加促使金融業的繁榮，政府促進開放水平，做好社會保障，對各類企業給予研發資金支持，同時不過度干預企業的發展都能有效地提高金融集聚水平。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新經濟地理學派主要從知識溢出、技術溢出、規模經濟等方面探討產業集聚的成因，很少從政府行為角度進行研究。本文在理論上分析了新經濟地理因素、政府行為對金融集聚水平的影響，提出假設，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研發資金投入、社會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預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水平有正向影響，而政府干預則產生負向影響，并運用2006―2012年廣東省各市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由此發現：

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消費需求和市場規模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有促進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過推動各種新經濟地理因素發揮作用。比如，通過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鼓勵金融機構自主創新，開發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費者投資需求；建立完善的產業鏈金融服務平臺，并借此撬動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型企業金融業務，擴大市場規模。

對外開放對促進廣東省金融集聚有正向影響。廣東省為沿海地區，廣東自貿區和“一帶一路”兩大戰略雙輪驅動將進一步將推動廣東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其中金融領域將作為廣東省對外合作開放的重中之重，省內各地區在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僅要吸引外資，還要吸收高新科技，促進金融產業的集聚，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加大政府研發資金投入，發揮R&D投入的杠桿效應。通過對2006―2012年廣東省地方財政科技撥款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數據分析，深圳從4.43%增加到9.21%，增長波動最大，對應其集聚水平也最高；其次是東莞和廣州，與之對應，廣州的集聚水平位列第二，東莞各年平均集聚水平位列第四；最小的是云浮，其集聚水平較低，其他地區的政府科技撥款占比均呈上升趨勢。政府研發投入作為杠桿，形成全社會R&D投入的多元集聚，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地區自主創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吸引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集聚。

篇8

英文名稱：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學科教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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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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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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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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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致力于介紹演化經濟學的理論、方法、應用及最新發展，為中外學者就演化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及其應用問題進行討論和對話提供一個平臺，同時也為展示我國演化經濟學學者的研究與思想提供一個機會窗口。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專輯收錄的論文大致囊括了以下專題：演化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創新經濟學、演化經濟地理學以及演化經濟學的應用等問題。它涉及制度演化、技術創新以及演化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應用等國內外廣泛關注的重要學術話題，還涉及我國制度創新深化、自主創新戰略這兩大主題的深層次學理問題。

篇9

關鍵詞：新常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憑借改革紅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三大優勢，實現了經濟、社會、文化的跨越式發展，國民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在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中，FDI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是2000年以來，我國利用FDI規模迅速擴大（如圖1所示）。截止到2014年第一季度，21世紀我國共利用11052.62億美元外資，且FDI的投資主要流向高尖端技術研發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有利的推動了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進程。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速換擋的疊加期，擴大FDI利用規模和提升FDI利用質量仍是經濟建設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探討新常態背景下FDI在我國的區位選擇問題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二、FDI區位選擇影響要素分析

1.市場需求要素

毫無疑義，市場需求是FDI區域選擇的關鍵性要素。首先，市場需求因素將決定著企業的生產規模和銷售總量，這直接決定了企業生產成本的高低與盈利能力的強弱；其次，經濟學理論認為，任何區域的經濟發展都具備經濟要素集聚力和經濟要素離心力，區域貿易自由度影響兩種作用力的變化，最終形成集聚和擴散的均衡點（如圖2所示），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往往容易形成經濟集聚效應，最終使企業獲得產業集群與產業集聚帶來的發展優勢；再者，由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往往是創新的集聚點，同時也更加容易獲取政府的政策扶持，從而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財稅環境。

2.基礎設施要素

眾所周知，基礎配套設施對FDI的區位選擇至關重要，該要素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風向標要素。第一，基礎設施建設關系到FDI前期固定投資成本的高低，從而對企業投資初期的盈利狀況影響較大，外資企業為降低固定資產成本，往往偏好生產配套設施完善、銷售配套設施完備、服務配套設施成熟的地區作為投資目標區域；第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市場經濟運行速度加快，生產技術創新、生產設備更新、銷售信息獲取、銷售機遇把握都離不開硬件交通配套設施和軟件信息獲取機制的配合與支持，配套基礎設施是企業健康、有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3.社會制度要素

毫無疑義，社會制度要素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是系統性的。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里的社會制度要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制度或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指招商政策、環境管制、財稅制度等等。社會制度要素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信息獲取成本方面。顯然，社會制度要素影響企業的信息獲取成本，FDI投資信息分為外在投資信息（如政局是否穩定、市場容量大小、基礎設施好壞、外資政策優劣等公開化的投資信息）和內在投資信息（如勞動力素質、地域治安狀況、行業競爭程度等非公開或半公開的投資信息）。由于地區間獲得的外在信息和內在信息的成本是不一致的，因此外商往往會選擇投資信息獲取成本低的地區去投資。

4.人力資源要素

長期以來，一些專注FDI區位選擇研究的學者認為新興市場廉價人力資源要素是其獲得FDI的直接原因。事實上，在20世界末期和21世紀初期，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本國勞動力成本日趨增加，西方發達國家為獲取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開始逐步向海外（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是中國）轉移低端產業。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外資在中國沿海地區投資設廠，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經營成本。

三、新時期FDI區位選擇影響要素的轉變

隨著國內外、宏微觀環境的變化，新時期FDI區位選擇的影響要素發生轉變。首先，隨著交通網絡的完善和電子商務的發展，市場要素的影響力在逐步下降。當然，對于傳統的行業來講，尤其是運輸成本高的行業來說，市場仍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位選擇要素。其次，改革開放三十年年來，我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地區間的基礎設施差異性日趨縮小，且隨著中部崛起戰略（如“長江經濟帶”規劃）和西部開發戰略（如“一帶一路”規劃）逐步實施，這個差距會進一步縮小。再者，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加之人口流動的障礙不斷消除，廉價勞動力已經不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了。相反，由于FDI對員工綜合素質要求日趨升高，低廉的勞動力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非常小，甚至到了可忽略不計的程度。但是，社會制度要素對FDI的影響卻日趨重要，以為政策和制度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有著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為大量、高效、有層次的利用FDI，我國應該進一步在社會制度方面下功夫，不斷提高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穩定性，為更好的利用FDI提供一個良好的投資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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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區域；區位；經濟學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8. 023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18- 0041- 02

區域主要是指根據一定的衡量標準把具有同質性的地域相聚集的地區，并且根據相同的標準與其他區域相區別。經濟活動的空間性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區域經濟學作為一門后衍生的學科，主要建立現在中觀和宏觀區位理論的基礎之上。從西方的某些國家開始產生，然后波及歐洲東部及前蘇聯。而我國則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區域經濟學理論的演化過程如下。

1 農業圈層理論

19世紀初，德國面臨著農業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莊園式和自由式的轉變改革。據此，經濟學家杜能從市場區位地租出發，提出了農業尤其是耕種業和畜牧業的土地利用以及同市場的關系問題，得出了農產品種類圍繞市場呈環帶狀分布理論化模式。

其核心觀點是農業區位取決于運輸費用，而運輸費用取決于距城市的距離。此理論闡述了農業的用地情況和集約化程度的決定性因素不僅僅是自然特性，更重要的是人為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特別是與農產品消費市場的空間距離。

公式表示為：利潤=產品價格-（生產成本+運費） ，即 P=p-（c + t）

2 工業區位論

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韋伯（1909），指出工業企業的區位取決于運費、勞動力費用和集聚因素。在他看來，若一個工廠的規模不斷擴大則能給此工廠帶來更多的效益或者是更少的成本，而在單個工廠沒有如此經濟實力的情況下，很多同產業的工廠聚集同樣能帶來高利潤回報，因此工廠有集聚的愿望。而影響集聚的因素則是臨界等費用線相交的地區。根據韋伯的理論，產業集聚過程是單個企業為了追求集聚的利益而自發形成的，它是源自于一種自下而上的市場化力量。

3 惡性循環理論

提出此理論的納克斯認為，經濟本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跟周圍的若干因素緊密相連。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困并不是因為家國內的各類資源不充足，而是因為一開始的資本稀缺導致后來的國內市場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惡性循環系統”。

在供給方面，低收入的公民導致低儲蓄能力，因此資本形成率低，在低資本形成的情況下沒有更多的資金來擴大再生產，不可避免地導致低產出，低產出又再一次影響收入水平，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需求方面同理。

4 發展極理論

發展極理論由佩魯提出，他認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是不能平均形成的，而是應該“異軍突起”，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或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集聚區率先形成。這樣的地區能夠產生吸引和擴散作用，促進自身發展并推動其他部門的地區發展。其思想基礎是支配學說和不平等動力學。此理論有助于技術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聚和輸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和形成“團塊經濟效果”等。

惡性循環理論和發展極理論歸屬于不平衡發展理論，在我國主要的應用主要體現在：

（1）闡明了資源對于經濟發展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警示國家宏觀調控在資源配置方面應該從全局出發，慎重考慮，立足國情，真正地合理配置有限資源。

（2）既強調了計劃經濟的必要性，又特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重要性。

（3）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通過破除死循環、率先發展條件便利地區等方式為經濟崛起提出可行方案。

5 規模報酬遞增

保羅·克魯格曼將空間因素引入分析了產業集聚的規模報酬遞增。他認為，任何企業和個人都具有趨利性、趨同性。同類型的企業或產業更傾向于聚集于同一區域進行生產生活，與此同時，不同類型的企業和產業又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地區。這種自然形成的空間產業集聚與區域專業化的現象為規模報酬遞增理論提供了可靠的基礎。當這些聚集的企業要求更高的利益回報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用擴大規模、企業聯合等方式促使地方產業群的形成。

規模報酬遞增理論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應用中具有突出的表現，主要應用于扶植一大批強大的集團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如江蘇省大力扶植的光伏企業——尚德電力集團等。這些政府出資組建的超大規模企業都是考慮采用各種國際貿易“軟實力”來把產業政策與出口貿易政策更好地結合起來，利用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效應來開掘和利用各種外部和內部的靜態和動態規模經濟形式。

6 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

此理論由馬丁提出（1999），在有經濟因素集聚的條件下，往往獲得第一次區位競爭勝利的贏家對下面的企業更有吸引力，因此，首家企業可能獲得更高的財政激勵。而第二家雖然獲得的補貼相較于第一家來說略少，但是卻能從產業集聚中獲利。因此早期投資的真正贏利點并不是直接的經濟利益，更多的是一種因產業吸引而形成的區域環境。

總體來說，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型古典區域理論是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的兩種不同的視角。二者本質遵循的經濟力量都是收益遞增這一基本理論，因此在沒有出現決定性力量來強力分割市場的情況下，就有很大可能產生產業集聚現象，但是這兩種理論又有本質上的差別。

相對來說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更加深入地指出了企業規模報酬的本質來源，深入到經濟聚集現象的內部來探討影響經濟發展進程的微觀要素，而新經濟地理學在這方面卻做得差強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