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發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城市化發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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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群對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標眾說紛紜，角度不同，見地也不同。我們認為城市化的本質是指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農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從市場經濟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視為一種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這種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實施城市化戰略對于我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指導的意義。

一、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決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國工業化中期發展時期，經濟還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趨勢。其標志是我國工業化初期產業，如紡織、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處于嚴重的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狀態。難以再帶動我國經濟繼續增長。目前，工業化的主導產業已轉向以機械電子為主的裝備制造業和以建材、建筑業為主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這些產業的未來需求量大、投資量多、資本技術密集，它們的發展無疑會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這就決定了我國未來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另外據估計，今后20年至少有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人們普遍認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是我國未來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目的，在此對實現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條件作一分析。從國內形勢看，國內有效需求后勁不足，居民消費呈現疲軟狀態，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如何發揮少存款多投資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傳統的第一、二產業趨于成熟并走多從次化、縱深化、一體化發展，而第三產業未改變產業布局，進出口結構，解決就業問題，帶動消費。城市化戰略為其提供了環境，并且逐步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國際形勢看，經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國要增強競爭實力為其向規模發展，而小城市小鄉鎮不能發揮規模經濟]經濟戰略優勢、品牌戰略，建立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隨著世界制造中心的轉移，小作坊，小工廠，小企業已不適應當代要求，走城市化戰略是國際形勢的要求。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趨勢。

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的趨勢預測

在我國工業化中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未來20年我國城市化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1997年）左右，今后將進入從30％發展到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時期。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我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出現以下幾個基本趨勢。

（一）大城市將比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經濟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雖然建設成本也相對高一些，但最終收益（收入減成本）還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強有力的帶動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間的聯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時候，在城市群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顯，原來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四是隨著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所謂“大城市病”現象，從而為大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例如，城市交通擁擠可以采取有軌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車線前移和路口四角擴寬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決。大城市環境問題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環保設施的建設已能夠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應當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勵大城市適當超前發展。當然也還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們認為以大城市人口增長保持在整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倍以內為宜。同時，發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容量問題。因此，在考慮加快發展大城市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容量問題，做到大中小規模城市合理的協調發展。

（二）以國際化大都市為代表城市群將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武漢等特大城市根據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與國際交往作用的事實，在新的一輪對外開放紛紛制定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戰略設想，為我國城市化進程又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所謂中央商務中心區（CBD）的建設。CBD是國內外大公司總部的聚集分布區，它負責組織和指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業、工廠以及商業機構有效運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們能就近從事各種那些位于繁華的鬧市區的大百貨商店、大商場所無法比擬的大筆交易。

城市群（帶）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擴展演變規律來看，其順序是由“點”到“線”到“面”，當城市發展向“線”兩邊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時城市帶就出現了。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這三個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以此為中心，中國還應考慮規劃一系列的城市經濟帶，并發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面、線、點形成后，將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國工業產值的90％以及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這些地域產生。

關于未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1996年我國政府向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預測：到200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4．5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35％；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6．3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45％。

三、加速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對策與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起飛也已到來。為保證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服務價格的開放，將會有力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但由于城市化進入起飛階段后，城建規模巨大，估計每年約需投資總額高達5000億元左右，如此驚人的投資單靠財政投資和價格開放后的收入是絕對不夠的。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只有8000億元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開拓城建籌資渠道。根據國外經驗，可選擇的籌資渠道有政府專項城建債券、以BOT方式吸收社會資金和外資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水源設施、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必須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的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額，根本原因就在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低價限制政策。它使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于供應嚴重不足的狀態。低價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礎設施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財政補貼維持正常運轉。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一般都很少有資金用于更新和建設，形成了城市基礎建設越多，財政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為改變這一狀況，建立起城市化發展的良好的微觀運行機制是關鍵。首先，使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企業化，擺脫行政干預，走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其次，在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放開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的價格，并把原來的財政上的“暗補”變為進入居民收入的“明補”。最后，對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和居民共同參加的價格協調機制，按“成本+合理利潤”的原則，共同制定大家能夠接受的合理的價格。

只有通過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供應，另一方面適當抑止現有城市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過度的需求。從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場的調節下達到供求平衡，以實現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礎設施價格放開后，開始是會有一個價格上漲的時期，但隨著“城市生活”供應量在較高的價格的引導下迅速提高，在供求關系的共同作用下，將使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從而有利于城市基礎設施按市場經濟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要求其消費者有相適的選擇權利。否則市場的分割勢必還會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此，有人擔心戶籍制度的取消會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滿為患。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發生，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放開，使“城市生活”的價值得以真正體現出來，戶口放開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進入，低于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場價格的調節下會自動離開，以尋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這一點實際上被我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身所證實。當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會暫時出現一些“貧民窟”現象，但只要對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預，這一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此還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城鄉差別還很大，戶籍制度在調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等方面還起著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項長期的目標，不能操之過急，要有步驟分階段逐步地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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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 徑流 城市防洪

中圖分類號：TV8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21-0083-01

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工業大發展和經濟的迅猛增長，中國城市化進程特別迅速，城市本身的發展對洪水災害的發生和加劇都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城市地面結構的變化不僅改變城市局地氣候，而且改變當地水文水勢，城市建設中基礎設施的不足，特別是供給水建設發展不平衡和城市防洪設施不重視，這些問題對洪水災害的加劇都有顯著影響，這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薄弱點。

1 城市快速發展對城市防洪的影響

1.1 城市地面結構的變化對水文水勢的影響

隨著城市發展，樹木、農作物、草地等面積逐步減小，工業區、商業區和居民區規模、面積不斷增大，使徑流系數增大，城市化過程使相當部分的流域為不透水表面所覆蓋，減少了蓄水洼地。圖1為城市化地區徑流系數和透水率關系示意圖。

地面結構的變化改變了天然水的循環過程和分配方式，天然降水落到地面以后大約有10%形成地表徑流，約有40%左右消耗于陸面的蒸發和沖填洼地，約有50%的降水通過滲蓄存在于地下水位之上的包氣帶，后又在重力的作用下補償地下水，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城市地面不透水層可達70%～90%，這樣對于洪災的發生和強度有著很大的影響。根據美國文獻報道，如果當不透水地面占20%，平均洪水流量為17.8m3/s時洪水匯流時間為3.5h。當不透水地面為40%，平均洪水流量為57.8m3/s時，洪水匯流時間為0.4h，這一信息表明城市地面硬化對洪災發生有直接影響，高徑流系數使得雨水匯流速度大大提高，從而使洪峰出現時間提前。

1.2 城市化過程中的防洪設施嚴重滯后

隨著經濟的迅猛和穩定增長，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步伐很快，但普遍存在的重要問題是基礎市政建設和防洪基礎建設速度非常慢。

在中國現有的642座有防洪任務的城市，在1998年的大洪水前，約有80%的城市防洪標準低于5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城市只有少數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陽、長春、哈爾濱等，50年一遇及以上的只有88座，只占據全部的18%，而約有21%的城市不到10年一遇。

這樣看來中國的城市防洪設施的建設與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不一致且滯后，另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已經建設的防洪設施質量很差，譬如中國現有的堤防有3個不足表現：①已有的堤防堤基條件太差，大多堤防是依河、依湖或依江而建，基礎巖性多為沙質的基地，而且大多堤基沒有經過處理。②已有的堤身質量較差，不少堤防是在原來已有民堤的基礎上逐漸加高和培厚而成。③已有的堤防堤后多為坑塘，多年來堤防的建設大多是就近取土，更有甚者是堤后直接取土，而取土后的土塘又大多沒有深處理，只是薄土覆蓋，因此當洪水來臨時面臨的洪水威脅就更大，經常出現管涌、滑坡、岸崩等險情。

2 防洪對策

2.1 收集雨水

盡可能收集樓頂、屋面產生的徑流，將雨水收集起來，用于消防、植樹、洗車、沖洗廁所和冷卻水補給等，也可以經處理后供飲用。以此減少地下水的用量。據統計，日本目前已擁有雨水利用設施的建筑物100多座，屋面集水面積20多萬m2。此外，雨水利用在日本顯示出獨特的商業價值，他們正在著手向阿拉伯國家出口雨水。

2.2 采用透水路面和透水鋪裝系統

在不影響交通的情況下，可以采用透水路面和透水鋪裝系統，使雨水進入路面結構和下面的土壤。

透水路面按其排水方式可分為全透式路面和半透式（排水式） 路面。主要起到貯蓄雨水并延緩徑流的作用。

透水性鋪裝系統是由一系列的混凝土塊和塑料網狀結構， 填以沙子、礫石及土壤組成，具有孔隙通透性。Watanabe對日本橫濱布設的滲透性鋪裝開展徑流控制研究， 結果表明該設施削減了15%～20%的徑流洪峰。

2.3 增加城市綠化面積

在進行城區建設規劃時，一般要求城市綠化覆蓋率應大于市區用地的30%。在城市區域植樹和增加綠地面積，不僅可以美化環境，而且在減小城市區域徑流量、削減洪峰流量、改善徑流水質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2.4 增加滲水池、雨水調節池和濕地面積

滲水池是在地面池中種植一定的水生植物，通過池中植物根系凈化水質；通過水位變化來調節地表徑流量。滲水池即可作為野生動物的棲居地，又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一般利用天然低洼地作為地面滲水池是非常經濟的。

調節池一般可以截留約40%～90%的固體和相關的污染物以及約20%～70%的溶解性污染物（尤其是營養成分），從而達到有效減緩地表徑流的目的。此外雨水調節池還具有地下水補充、給水和娛樂的作用，能夠體現出其美學和親水價值。

濕地在雨季時成了水位的調節庫，由于水位比陸地低，附近雨水就匯聚到這里，它可調節水的流量，濕地和森林一樣，可大大減輕洪水災害，在洪水泛濫時能減小洪水流速，面積較大的濕地還起到滯洪、調蓄的作用。

2.5 完善雨水管理方面政策法規

此外，在采用降雨徑流控制措施的同時，也應不斷完善雨水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規。其措施主要包括城市發展的資源規劃（例如控制不滲透地表面積、積極植樹種草增加綠地面積、充分利用城市水面蓄水等）、自然水體的保護和利用（如嚴禁填埋河道）等。

3.結論

總之，城市化的發展對洪水災害的發生和破壞程度有著很大的關聯。城市化過程改變了城市區域暴雨徑流條件，使徑流總量增大，洪峰流量提高，峰現時間提前；城市化的發展不僅使城市周圍的生態、河湖環境惡化，同時城市化的本身發展改變了城市地表結構，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加大了洪水災害的破壞程度。為了減小城市化的影響，在發展城市的同時，既要合理地進行建設規劃和生產布局，又要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大對水資源、水環境的保護。

參考文獻

[1]（日）村瀨誠，劉延愷.雨水收集利用技術和實例.同心出版社.2005.

[2]丁躍元，侯立柱，張書函，基于透水磚鋪裝系統的城市雨水利用.北京水務.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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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達到30%時，將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從一些資料可以看出，拉美的*、*以及亞洲的“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達到42%，城市化已具備快速發展的條件，為我們城市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對于我們欠發達地區來講，城市化對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有利于促進人口和產業集聚，能夠帶來較高的規模效益、較多的就業機會、較強的科技進步動力和較大的外部擴散效益。因此，城市化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共同經驗，是一個大方向，我們也必須走這條路。我們要像抓工業和農業一樣，把城市化作為一項重大戰略，切實抓好抓實。

第二，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依托和相互促進。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產物，又是工業化的推動器。縱觀世界城市發展歷史，每一次工業革命后，城市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比如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倫敦的人口就從10萬人猛增到100萬人，二戰后的日本工業化水平從28%提高到30%，而同期的城市化水平從28%提高到75%。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不僅促使產業非農化，也促使二、三產業和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推動三大產業升級，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生產要素實現優化組合，最佳配置；也使教育、科研、住宅等社會性基礎設施和供水、供電、交通等工程性基礎設施不斷得到完善；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功，最主要的是靠工業化這個“發動機”和城市化這個“助推器”。目前，*工業化正處于加快發展時期，特別是今年以來，工業發展速度非常快，元—4月份，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51.9%，實現利稅增長141%，實現利潤總額增長314.6%。這些將為*城市化快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要搶抓機遇，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實現城市化跳躍式發展，使我縣城市化水平有較大的提高。

第三，城市化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舉措。推進城市化，就是從根本上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促進農業向非農產業、農村向城市、農民向市民轉移。*目前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75%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始終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根本問題，也是重點和難點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出路是推進城市化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農民。我

們規劃到2010年，*城市人口要達到10萬人以上，*城市化水平由現在的24.7%提高到30%以上，每年平均需要向縣城轉移農村人口將近1萬人，農民可以從中人均增收300元以上。這項工程非常宏偉和艱巨，必須要用全新的思路，強有力的舉措才能實現。

目前*的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與經濟發展和在全區中的位置嚴重不符。主要表現為：一是城市化水平比較低，現在城市化率僅為24.7%（含陶樂地區），比全區低15個百分點，比全國低17個百分點。二是縣城和集鎮規模偏小，功能不強。縣城人口為6萬人，低于10萬人的全國平均水平。姚伏、黃渠橋等集鎮非農人口也遠遠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城鎮基礎設施水平低，工業支撐力量不明顯，商貿不發達，對縣域經濟帶動力不強。三是觀念落后。一些同志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建設，認為城市化就是蓋高樓修馬路，沒有把生產要素聚集作為關鍵，缺乏現代經營和管理城市的理念。今年確定的重點城市化建設項目思路不寬，辦法不多，措施不硬，規劃論證的多，開工建設的少。四是資金短缺，體制不順。城市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主要依靠政府單方投入，多元化城市建設的投融資體制還沒有建立健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欠帳較多。城鄉二元結構分割嚴重，對推進城市化的合力不強，在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與城市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這些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要抓住國家西部大開發和我縣工業化進程加快的有利機遇，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堅定不移地推進城市化進程，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新的動力，走出一條欠發達地區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新路子。

二、開拓創新，真抓實干，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城市化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以加快發展為主題，以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為動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進取，面向全國，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堅持城市化與工業化、農業產業化、信息化緊密結合，按照適度超前，布局合理，重點突出，梯度推進的方針，依托*市和*市，集中力量把*縣城做強做美，擇優培育重點集鎮，全面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充分發揮城鎮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努力開創城市化發展的新局面。

要圍繞到2010年使縣城居住人口增加到10萬人，建成面積達7.5平方公里，把*建設成為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文明，生態優良，環境優美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這樣一個目標，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堅定不移地實施西區建設戰略。*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必須在改造老城區的基礎上，把工作的著力點和著眼點放在推進西區開發進程，建設*新城上來，要形成規模，建立區域性中心城市，真正形成聚集效應和極化效應，全面提升*的經濟實力。在這一點上，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意圖是非常明確的，大武口向東發展，*向西發展，逐步實現對接。對于*縣來講，這是機遇和優勢。西區建設不是形象工程，而是實實在在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直接關系到今后*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我們要從長遠考慮，思路觀念上要有個大的轉變，站在全市發展的高度上，站在區域統籌發展的高度上考慮西區建設，加快西區開發進度，絕不能觀望等待、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坐失良機。

二是著眼長遠，科學制定規劃。對這個問題，占龍

同志已經講得很明確，我不想重復多講，只強調一點，搞城市規劃，必須講求科學性，規劃一經確定，要確保規劃的權威性。大量事實說明，一個建筑物設計不當造成的損失是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而規劃不當，造成的損失是幾億、十幾億、幾十億甚至更大。包頭市的城市規劃是60年代原蘇聯專家設計的，至今仍在堅持使用。我們在規劃當中，存不存在朝令夕改的問題，我們的規劃能否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高起點搞規劃，要有長遠和戰略眼光，注意把長遠和當前結合起來，我認為在規劃審批上應該堅持“寧缺勿濫”，對一時拿不準的建設項目，可以先放一放，不要馬上批，做到適度超前，為未來發展留下空間，避免規劃區內沒完沒了的拆遷、改造，最大限度地多留遺產，少留遺憾。

三是要創新經營城市機制。*城市化的任務十分艱巨，資金短缺的問題尤為突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創新思路，經營城市。經營城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城市的一種新手段，它把城市作為最大的國有資產來規劃、建設、管理和經營，通過營造好的城市投資環境和居住環境，創造城市品牌，增強城市的輻射力和帶動作用。經營城市的主體是政府，經營過程中既有政府行為，也有市場行為。通過前幾年經營城市的探索，我們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開始運作，學到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在今后的城市化工作中，一定要堅持運用。縣委、政府的分管領導和直接從事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領導干部，一定要學會經營城市，要通過城市資產經營，以城聚財，以城興城。當然經營城市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拍賣土地，還要將一些基礎設施和公用服務設施等資源推向市場，通過招投標、產權轉讓、入股、拍賣，使用權出讓、經營權轉讓，拍賣、經營特許權，以及合作、合資等方式，促進城市經濟要素的優化配置，逐步形成投資、經營、回收的良性循環。總之，經營城市對縣政府和有關部門來講是一項新課題，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和研究，使之成為發展城市化的主要資金來源，改變過去由政府作為城市建設投資主體的現狀。

四是加快體制轉換，加強城市管理。科學的管理是城市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環節。我想在現階段，城市管理要重點實現四個方面的轉變。第一，從突擊性管理向經常性管理轉變，建立長效管理機制，運用先進管理手段，推進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提高管理的長期效果。隨著城區的逐年擴大，清掃保潔范圍也要隨之擴大，不能城市擴大了，保潔范圍不延伸，造成城鄉結合部臟亂差現象得不到根本治理。第二，要從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轉變。對城市中的亂貼亂畫、亂停亂擺、亂扔亂放現象，城管部門要加大城市管理的執法力度，強制人們改變衛生陋習，自覺遵守秩序。第三，要從制約管理向服務管理轉變。管理就是服務，從服務出發搞好管理，寓管理于服務中。建設局及下屬單位都要積極推進政務公開，改進服務態度，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第四，管理重心由上向下轉變。城市管理工作由縣、鄉兩級政府分工負責，縣政府抓規劃等大事，城管部門和城關鎮街道辦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街道管理、整治、社會治安和社區建設等方面，逐步把社區管理作為城市管理的重要基礎來抓，加強“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市民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積極性、自覺性。

五是增強城鎮功能，提高城市文明水平。城市化的過程，就是城鎮教育、科研、文化、娛樂、美化等社會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也是交通、郵電、供水、供電、供氣、供熱、住宅、綠化、污染治理等工程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地處西北，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在城市建設中要盡可能多搞些綠地、林帶和濕地，提高城市品位。在西區建設和舊城道路改造中，供電、通信、廣電、供水、供熱等部門要密切配合，各類管線設計、安裝要最大可能一次性到位，能地埋的，全部地埋，不要“今天修路，明天挖路”。在加大縣城建設的同時，要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陶樂、姚伏、寶豐等中心集鎮，涉及到的鄉鎮要把集鎮建設與管理作為一項重點工作來抓，縣上要重點扶持，不要把有限的資金撒胡椒面，并把這項工作列入這幾個鎮的考核，以點帶面，增強集鎮的輻射帶動

力。推進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眾享受現代城市的一切文明成果，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加快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發展，重視文化、體育設施的建設，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強市民的文化素質，保持和促進城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六是調整優化結構，為加快城市化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要根據*的產業基礎和資源、環境等條件，大力調整優化城鄉經濟結構，大力推進工業化和發展第三產業，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當前要抓好太沙、崇崗工業園區的招商引資和環境治理工作，積極規劃建設紅樂工業園區，在陶樂鎮積極引進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不斷提高工業化水平，以工業化推動城市化。要加大市場建設力度，爭取今年建成鐘鼓樓商城，規劃建設建材、糧油等專業批發市場，積極整合玉皇閣大市場、城關果蔬批發市場，發展現代物流業。要依托沙湖、玉皇閣、陶樂沙漠公園等旅游資源，大力發展特色旅游，提高旅游業的組織化程度。大力發展餐飲、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等服務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縣城轉移，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加強領導，統一協調，全方位推進城市化進程

推進城市化對我們來說是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許多新情況需要我們研究，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解決，我們必須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把實施城市化戰略落實到實處。

一要明確責任，強化領導。根據縣委十一屆六次全體（擴大）會和縣十四屆二次人代會精神，經縣委、政府研究，確定了縣級領導包“雙十”工程項目責任制，對確定的項目，要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狠抓落實。半年，縣委常委會要專題聽取“雙十”工程項目進展情況匯報并將進展情況通報全縣，希望負責工程項目的縣級領導要率先垂范，定期召開匯報會議，經常深入到項目實地，幫助責任單位協調解決問題。城建等部門要充分發揮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促進項目盡快完成。

二要團結協作，密切配合抓落實。城市化是一項艱巨、復雜和長期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不可能單憑某一個部門就能將工作完成，各相關部門必須在縣委、政府統一領導下，服從大局，密切配合，按照各自的職能，齊抓共管，盡責盡力。要一個聲音喊到底，不允許一個部門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城建、土地、環保、人勞、民政、社保等有關部門要正確處理部門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系，正確處理城市建設和農業生產的關系，正確處理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業產業化的關系，正確處理加快城市建設和依法行政的關系，認真解決我縣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確保城市化進程穩步推進。

三要轉變作風，真抓實干。工作靠抓，事業靠干。當前，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推進城市化進程，更需要真抓實干。真抓實干，關鍵是在“真”、“實”上下功夫，就是要真心真意地抓，實實在在地干，不搞形式主義，不弄虛作假，不尚空談，專務實效，不能以文件貫徹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以講話貫徹講話。抓城市化工作不能光空喊，說套話、空話，那沒用，真抓實干要講科學，按客觀規律辦事。真抓，不是亂抓；實干，不是蠻干，真抓實干，貴在創新。我們必須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工作中體現“四新”要求，用創新的精神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積極創新工作機制，不斷創新觀念，創新思路，創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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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擴大與城郊農業的存在著許多矛盾，而這些矛盾主

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操作的不規范帶來的。本文針對城郊

農業發展，分別從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基層民主組織

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字】城郊農業 城市化進程

發展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突飛猛進，其城市化進程也隨之加快。沿海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地處內陸的吉林省的城市化進程也已悄然展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這種擴張的直接結果就是將大量的農地納入城建規劃，將城市邊緣的農村變為城市的一分子。但在城市化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規范，在一定程度上了城郊農業的發展，損害了城郊農民的利益。如何解決城市化給城郊農業帶來的問題，更好的維護農民的利益，完成城郊農村向城市的平穩過渡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城市化進程給城郊農業帶來的問題

城郊農村一頭連著城市，一頭牽著農村，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經濟上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在生產方式上仍屬于農村。農民大多擁有自己的土地，以經營農地為生，而且生產手段上仍承襲農村的傳統；另一方面在生產服務對象上又明顯的受城市的影響。城郊的農民大都利用離城市比較近的便利條件，根據城市需要進行生產。在我們問訪的農戶中有68%的農民將糧地改為菜地，有條件的甚至采用大棚溫室技術，將蔬菜銷往城市。城郊農民在信息掌握，技術運用和銷售渠道上都比偏遠的農村便利，而且也有比較強的市場觀念。但也正由于地處城市邊緣，城郊農業在城市化進程中首先受到沖擊，出現了很多問題。

土地被征，失地農民沒保障。在城郊農業中，征地的現象隨處可見，這本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但在征地過程中的違規操作和制度的不完善極大的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首先是變相征地。在四間村，村民指著一條馬路告訴我們那條馬路所在地原先是他們的耕地，但上面(指政府)要修路，就被占用了。但政府沒有按規定給與他們補償，而是以重新分地為名將土地收回重新承包，卻把要修路的地段劃分在分地范圍之外，這樣就使原屬于農民的耕地變成了公家所有，再修路就不需要給農民補償金了。農民的耕地就這樣被變相占用了。其次，被正當占用的耕地也沒有給農民足夠的補償。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尤其在城郊，耕地本來就少，問訪的農戶中人均耕地不足一畝，許多農民都把它當作“保命田”。但為了城建的需要，土地只能被征用，但補償金卻很少。一位年過六旬的老太太對

我們說她只有一畝多地，現在也要被征了。政府的補償標準是每平方米20.5元，合計一畝只有2000千元左右，而且只是一次性補償，也就是說這兩千元買走了農民十幾年的承包期。可是這位老太太年紀已經很大了，打工做生意都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保命田，只能靠著兩千多元的補償金解決以后十余年的生活需要。而且農民沒有完善的養老保險和保障，他們正在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分”的“三無”游民。再者，政府在征地過程中還有意無意的隱瞞了國家的征地法規和補償辦法。信息閉塞的農民沒有政府的傳達，他們是無法了解國家政府文件的。他們根本不清楚自己享有的權利，更別說去維護自己的權利了。而且土地多是被政府征用后拍賣給公司，卻沒有給農民市場價格的知情權，只是用行政手段定個地價一次性的給予農民補償。農民只能被動接受政府的補償，無法享受到自己土地的價值增值。

在城郊農村的問訪中我們還發現農村的土地承包制實施的并不完善。在分地過程中，有的農民因為種種限制分不到田，而有的農民卻能分到幾份田。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他1982年從軍隊轉業回鄉，但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只能把戶口落在他親戚那里，而當時承包土地時，村里以他的戶口不在此地為由沒有分地給他，而戶口地卻因為他不在本地居住也沒有給他土地，在承包期的二十年里，他只能靠租種別人的田地來生活。到2002年再次承包時他又沒有分到田，理由是他轉戶口時沒有農田，辦的是自理口糧戶，所以不能參與分田。可是同時村里有一些人出外打工，不愿意種田，都不接受分田，那些土地便歸隊里所有。他幾次找負責人問詢也都毫無結果。問訪中其他農民也反映在承包分田的過程中生產隊有吃喝現象，不少都靠拉關系，走后門來承包土地。村民也只能是聽之任之，毫無辦法。

政府占用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的需要，但由于政府沒有給農民足夠的知情權，沒有妥善的安排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這使農民在被征地時有很大的不滿情緒。許多失地農民無力討個說法，就只能以消極抵抗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不滿。這導致了大量農村閑散勞動力的存在，不僅造成勞動力的浪費同時也成為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城市化過程不僅使農民失去了土地，而且在其他資源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損害。城市化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擴張的過程。城郊農田的征用大都用來引進企業，建立工廠，而且許多在城市里不宜建立的重污染企業也都建在城郊。在問訪中我們看到四間村附近的一個化肥廠巨大的煙囪正不斷的向外吐著濃煙。據村民介紹，那個化肥廠污染很嚴重，冒出的煙特別嗆人，化肥廠附近的農作物大都被熏死了。經過農民的上訪請求，化肥廠才同意對廠區周圍的農戶進行補償，而對稍遠處但同樣深受其害的農戶不予理睬。化肥廠的污染不僅使農民經濟上遭受損失而且也使他們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另外，由于周邊工廠的建立，大量的抽取地下水用于工業生產，使得附近的村民不僅沒水灌溉農田，甚至連生活用水都有困難。雖然政府已經給他們通了自來水，但并沒有兌現免費用水的承諾，只過了一年就開始向農民收取水費了，這無疑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另外，城郊農村處于農村與城市之間，也是由閉塞走向開放，由自給自足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一方面城郊農村改變了以“產糧為主，只等收購”的傳統經營方式，開始針對城市的需要進行生產；但另一方面城市并沒有為他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體系，城郊農村處于市場秩序混亂的狀態。在問訪中有63.7%的農戶反映市場管理混亂，服務態度不好，收費嚴重。目前長春市公有的蔬菜批發市場只有光復路一個，而在農村附近的小市場大多很零散，歸個人承包，收費很不規范。在公有的市場里只憑自產證和1元市場管理費就可以進去賣菜，可是公有市場擠得人太多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壓級壓價現象，而且離農戶相對較遠，上也不便利；附近的小市場個人說了算，收費很高，有的一天要20元，如果不交甚至還砸攤搶東西，菜農們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城市化進程中對城郊農村偏重了索取而忽視了給予。城市化本應是將城郊農村納入城市，使之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化文明化的擴展和延伸。但在城市化進程中卻沒有重視城郊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我們在問訪中發現城郊農民獲取信息的途徑依然很單一落后 。72%的農戶還是通過電視廣播獲取信息，68.2%的農戶不識字。城郊農村的這種信息閉塞，文化落后直接束縛了農民向城市轉移，使他們在失去土地之后，不能及時的轉變角色從事其他職業。這同時也阻礙了城市文明的擴張和延伸，使城市化進程不能順利的進行。

原因及對策分析

城市化進程中造成失地農民生活無保障，究其根源仍然在于制度問題。

首先是土地制度問題。我國現行與土地有關的憲法、土地法、土地管理法、 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5部均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這種“集體所有”實際上是很籠統的。所謂的集體所有在某種意義上是把土地當作一種公共物品來看待，不具有排他性，即誰都可以從土地上分得自己的利益。產權不明晰，就無法產生市場主體，這就使得在征地過程中，無法明確到底誰應有控制權，誰應享受到最大利益，只能通過貨幣安置來簡單解決。“貨幣安置”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征地農民的安置包括就業安置，農民在失地之后，可以很快轉變成國企的工人。但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的用工方式也逐漸市場化，政府無法再利用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于是貨幣化安置便成為大多數政府的選擇。貨幣安置一來可以減輕國土部門和用地單位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二來貨幣安置是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表面上很符合市場規則，容易被農民接受。實際上“一次性貨幣安置”是用短期有限的資金收益買斷了農民的長期使用經營權，將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而且有限的貨幣安置費用無法解決大多數失地農民的長期的生活出路問題。筆者認為在所有權方面應明確規定土地公有即最終所有權歸屬國家，而農民享有使用權，現實中承包二十年就是指農民擁有二十年的使用權。政府或公司要征地用地就必須以合理公平的資金贖買農民的使用權，如果要永久占用則必須按照農民的承包期限來贖買使用權，就是說如果一個農民的土地還有15年承包期滿，那么征地方必須支付與農戶15年經營土地所獲收入相當的補償金。而且一旦明確農民的使用權，農民在征地過程中就有了發言權，他們可以與公司政府進行議價，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出賣還是出租，使農民真正參與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中，避免了“一次性貨幣安置”的弊端。另外要強調政府在土地上享有的只是所有權，一旦農民承包了土地，農民就有了土地使用權。農民和政府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政府不能依仗行政手段強行的征用土地，這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毀約，侵害了農民的使用權。即使政府用于公益性設施建設也要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農民的社保基金，使農民能長期的受益。

其次，在對農民進行社會保障方面，我國現有的戶籍制度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現有的戶籍制度是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限制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而設立的，并沿用至今。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嚴格劃分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做法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一方面戶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轉移。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郊農村出現了許多失地農民，他們雖然脫離了土地，不再從事農業，但他們的身份依舊是農民，因而始終不能被城市所接納。筆者認為既然農民已經脫離了土地就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而應稱之為“自由勞動者”。但戶籍制度的存在卻使他們并不自由。他們進城打工依然要頂著“農民工”的稱號，忍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這就使他們的就業成本很大，不利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因而農民就不愿失去土地，對征地存在很大的抵觸情緒，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舊的戶籍制度的存在也使農民不能得到公平的社會保障待遇。農民與城鄉居民最大的不同點在于農民擁有“保命田” ，他們即使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還有土地作為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保證自給自足，土地在某種意義上是農民手中的一種資本。一旦失去了這種資本，就相當于城市中下崗工人一般，生活上沒有依靠。但農民身份使他們不能象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城市居民社會生活最低保障金。而社會養老保險也不能解他們的燃眉之急。只有改變現有的僵化的戶籍制度才能有效的保證農民的利益。有人提出“一證一卡”走天下（一證指身份證，一卡指社會保障卡）①　這種“一證一卡”制度既保證了城鄉居民之間的身份平等，又使城郊失地農民有了社會保障。一旦農民的土地被征用就必須要享有同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金，即使農民沒有失去土地，只要其生活水平在社會最低生活線之下也要給予他們必要的補助。

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郊農村依然不能放松基層組織的建設和完善。村委、生產隊等基層組織是農民集體組織的代表，應充分做到為農民服務，維護農民的利益。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民主監督制度。在征地中出現的許多違規現象都是由于某些村干部的暗中操作導致的，使農民在出售土地時遭受很大損失。只有加強民主監督力度，將所有的操作都置于陽光之下，接受農民監督才能最有效的保護農民的利益，杜絕違規操作和不法現象。其次，在城市擴張中不能弱化基層組織的作用。基層組織在城市化進程中要更好的起到維護農民利益的屏障作用，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思考和處理問題。在征地以及在其他方面上要代表農民去談判，為農民爭利益，而不應與公司站在一起強占農民的利益。再者，基層組織也要起到帶頭作用，為農民增收做貢獻。城郊農業由于受城市化影響，已經不同于傳統的糧食農業。應積極利用城郊的地理條件，進行特色農業經營，如種花、種菜等。而完成這種經營方式的轉變單靠農民的個人力量是不夠的，這就需要基層組織充分發揮自身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將農民組織起來，給農民以政策方向上的引導和技術信息上的支持，增強農民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使城郊農民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最大的收益。

除了農村自身的制度建設之外，在城市化建設中，城市方面不能只將城郊農村作為工業擴張的“殖民地”。城市化進程要在更大程度上做到現代化和文明化的擴展和延伸。既然城市化進程是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就應將城郊農村看作城市的一部分進行規劃。

在城市化進程中要減少污染嚴重的企業，多建立一些農產品加工工業。污染嚴重的企業建在城郊，雖然減輕了城市居民的環境壓力，卻損害了城郊農民的利益。這種不顧農民利益而進行惡性工業擴張不利于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在區域經濟中，選擇企業廠址很重要的一條是要考慮企業離原料地和產品銷售地的距離，以達到運輸成本最優。農產品加工工業的原料地在農村，而最終產品是銷往城市的。在城郊地區建立農產品加工工業正好處于原料產地和銷售地的過渡地帶，便于農村和城市的物資交流，形成農村——農產品加工企業——城市的市場鏈條。這樣既為農村的農產品銷售降低了成本，方便了城市生活的需求，同時也解決了城郊農民的就業問題。而且從生態經濟角度看，在城郊建立農產品加工工業也不會給城郊農業帶來太大的環境污染，有利于綠色農業的形成和發展。

另一方面城市要積極的接納農民進城打工，要給農民以必要的技能培訓。在這方面浙江省紹興縣的“三單制”培訓方法是值得借鑒的。“三單制”是指由用工企業出訂單，由培訓機構出培訓菜單，最后由政府買單。②這樣可以給農民多項選擇的余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接受培訓。既保障了失地農民的利益，同時也為城市用工企業提供了大批有技術的打工者。

在城市化進程中，政府還要加強對城郊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要使城郊農村成為城市的一分子，首先就要在設施建設上跟上城市的步伐。政府應劃出專用資金用于提高城郊農村的電話和閉路電視普及率，加強鄉村公路的建設以及在城郊農村附近設立小型圖書館和閱覽室，方便農民獲取知識和信息。而且還要加強城郊農村的農產品銷售市場以及農用生產資料市場的建設和管理力度，清理不規范的小市場，維護農民的利益，為農民的生產和銷售提供方便。 一個成功的范例

長春市二道區宏偉村是一個典型的市中村，村里的許多土地被征用，村民也曾因為土地賠償款的集體上訪。原來12家，靠集體經營，不但不賺錢，大多數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但經過近幾年的，村里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上訪村變為有名的先進村。宏偉村集體資產由1997年的1350萬元增加到現在的1.25億元，村民人均收入達到5000元。宏偉村實現了全村無閑置人員，現在退休金最高的村民每月可拿到459元，村民的醫療費也由原來的120元增加到240元。宏偉村一躍進入長春市鄉鎮企業50強村。從宏偉村的發展歷程來看，它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村書記張德柏是遠近聞名的好村官，他上任以后首先解決拖了6年的上訪問題。他組織精干力量，先后跑了5個城區、19個派出所、24個糧食所，耗時半年時間，為706名村民辦理農轉非戶口，解決了村民睡覺都惦記的問題；接著又四處奔走，為農民解決了拖欠6年的土地補償費問題。

其次，村里適時順勢的改變經營方式，有較強的市場觀念。“千中心，萬中心，建設是中心；千道理，萬道理，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村書記張德柏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也表現了村領導班子對經濟的重視程度。村里首先搞企業轉制，采取公開招標的形式，將企業改為個人租賃經營，村里每年都穩穩當當地收入160多萬元，打工的村民還能按時開支。而且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使之產生最大的效用。宏偉村在經濟開發區有5.3公頃土地，開發區原準備征用。但張德柏認為“賣地不是路子”，他們引進資金1.2億元，與有關方面聯合興建了“宏偉商城”和住宅樓，村集體資產僅此就增加了5200萬元，是賣地的17倍，而且商城每年可收回承租金200多萬元。他們在村內半閑置的8公頃低洼地上投入400萬元，建起了100棟高標準的日光溫室，正式命名為“宏偉農業示范園”，主要引進科技含量高、經濟和效益好的高效作物，承包給村民經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③

結語

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在做貢獻，是農民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我們更應該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重視農民的利益。政府要不斷的調整政策，健全制度，充分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城郊也要充分利用自身條件，尋求自身的發展空間，多出現一些像宏偉村那樣的先進集體。城市化對農民來講，應該是陽光而不是陰影，要在城市化進程中讓農民感受到更多的溫暖，還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注釋

①《解決農民增收問題需要制度創新》來源于深圳中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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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 服務業 發展

城市化發展為服務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務業的發展則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支撐。由世界城市化進程中呈現的規律可以看出，城市化進程在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之后，往往會進入一個緩慢發展過程，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城市化快速發展中，服務業發展滯后制約了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因此，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我國新時期推動城市化進程的關鍵舉措。所以在城市化背景下考察服務業的發展，對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步伐，促進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使我國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需求相適應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外研究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城市化和服務業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雖然應用的方法和角度存在一定差別，但都一致認為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之間呈正相關關系。這種一致性也存在著內部差別，即是城市化帶動服務業發展，或是服務業發展推動城市化，還是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現根據這種差別展開如下分析。

（一）城市化推動服務業發展

H.錢納里在《發展的型式:1950―1970》一書中研究了1950年-1970年間100多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出現的經濟結構的顯著變化，認為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業、服務業勞動力份額也不斷提高。Singelmann(1978)最早認為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因為城市設施為服務產品的供需雙方直接面對面提供了條件。通過對七個工業化國家1920~1970年的勞動力轉移情況的實證分析，他發現城市化是促進一個國家從農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化還促進了政府服務和其他非營利服務行業的發展。Daniels等(1991)分析檢驗了美國大、中、小城市的區域服務業成長過程，認為城市形成的區域性市場是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城市化的發展促進了服務業的提升。Harris(1995)證明了城市是服務業中許多行業的核心載體。YoshimaAraki等(1997)的研究顯示城市化促進了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增加。Tiffen(2003)的研究表明服務業將隨著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而得到較快的發展。Chan等(2006)認為城市化推動了服務業的擴張，進而刺激了服務業的產出和就業的增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Singelmann(1978)、Daniels等(1991)、Harris(1995) 、YoshimaAraki等(1997)和Chan等(2006)強調城市化對服務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二）服務業發展促進城市化

Moir(1967)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三次產業勞動力結構與城市化聯系的緊密程度。他發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的低級階段，城市化與第二產業聯系更為緊密，而在發達階段城市化則與服務業的勞動力份額的聯系更為緊密。這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階段，服務業的發展對城市化的影響更大。Vance(1970)認為服務業具有需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門類眾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等特點，這使得服務業不可能像工廠那樣可以大規模地向郊區遷移，并且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所需的大量不同性質的勞動力，因此服務業在就業中占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Black&Henderson(1999)對城市發展理論進行了研究，認為第二產業、服務業對城市化有不同影響，在不同的城市規模上城市的主導產業類型存在差別，服務業對城市化推動作用更強。

Vance(1970)強調的是服務業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顯示作用。而Moir(1967)和Black&Henderson(1999)則強調服務業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不同的是前者考察立足于經濟發展階段，而后者強調城市規模變化。

（三）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

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配第研究成果基礎上，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發展條件》一書中提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次產業移動，這樣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勞動力分布在第一產業逐漸減少，在第二、三產業將不斷增加。他還認為勞動力在產業間的這種變動是由于產業之間收入的相對差異，以及人們向高收入產業移動的傾向造成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GNP之父”庫茲涅茨在克拉克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國民收入對產業結構演變作了進一步分析，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農業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與農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都處于不斷下降之中；工業部門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總體上升，但勞動力相對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服務部門的勞動力相對比重幾乎所有國家都呈上升趨勢，國民收入的相對比較則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這說明服務產業具有很強的吸納勞動力的特性。 Riddle(1986)利用1981年的截面數據對中等收入國家和工業化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進行了相關分析，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Messina(2004)應用面板數據對OECD成員國制度與服務業就業進行分析，認為政府部門規模、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就業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克拉克、庫茲涅茨等認為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農業部門）勞動力和國民收入都呈下降趨勢，而第二產業（工業部門）和第三產業（服務業部門）勞動力和國民收入則顯上升或大體不變的趨勢，而城市化水平通常由非農產業部門勞動力或國民收入所占比例來進行衡量。這說明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化水平呈上升趨勢，而服務業也呈現出不斷發展的趨勢，這進一步體現了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是一種協調共進的關系，特別是以勞動力指標進行衡量時這種關系更突出。Riddle(1986)和Messina(2004)都認為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同時也要求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相互促進。

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國外有關城市化和服務業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少，不管是理論分析還是實證研究都認為城市化和服務業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但是有關服務業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方面的論證相對較少。

二、國內研究綜述

國內有關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相對較晚，經過分析發現所有的研究按照不同的側重點大體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城市化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服務業發展對城市化的影響；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

（一）城市化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

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實證研究也有規范分析，還有實例分析，但都一致認為城市化影響了服務業的發展。江小涓等(2004)在研究服務業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以及服務業加快增長的潛力過程中，認為城市化水平是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李輝(2004)在分析了我國各省1998-2002年的增長數據后，發現經濟增長和城市化同時發生是影響服務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高敏(2005)具體分析了我國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對服務業發展的制約，主要表現為：(1) 較差聚集效應的農村城市化模式不能帶動服務業的發展；(2)控制大城市發展的發展道理抑制了生產的發展空間；(3)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間接抑制了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郭文杰(2006)利用現代經濟計量方法構建多變量的模型，采用中國1978-2004年度數據，對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與城市化等經濟因素的綜合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后認為“城市化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服務業發展是一國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城市化引致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產業集聚的鄰近效應節省了交易費用，提高了交易效率，工業部門的快速增長直接帶動了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加，從業人員結構的改變最終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卿前龍（2006）析了城市化對休閑服務業的推動作用。李井奎等(2007)以浙江省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的空間分布特征以及與城市化的相關性，其分析結果再一次應證了服務業具有較高的空間集中度，并且受城市化因素的影響較大。李勇堅等（2008）在分析戶籍制度、城市化與服務業增長關系時，考慮了城市化滯后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提出了“教育在所有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方向―通過低成本、高速度的教育，將農民推進城市”的觀點。

（二）服務業發展對城市化的影響

謝文惠(1996)認為不同的產業類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也不一樣，農業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工業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服務業是城市的后續動力。錢敏澤(2001)認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由于第二產業與服務業的不斷發展使非農就業比率不斷上升造成的。李健英(2002)認為服務業是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經濟源泉和后續動力。俞國琴(2004)認為服務業發展會增強城市的吸納能力，有利于加速城市化的進程。曾國平、曹群(2005)的研究表明我國服務業整體保持了強的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并具備了繼續擴大就業的潛力。曾芬鈺（2002）認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收呈減少的趨勢，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的速度開始快于第二產業，因而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直接轉移到城市服務業中，加速城市化進程。另外，服務業的發展是城市整體功能發揮的重要條件，城市功能的完善和發揮加速了城市化進程.。秦憲文(2004)認為社會化大生產需要配套的服務性行業，如金融保險、通訊科技、商品流通與市場營銷行業、以及休閑娛樂、教育醫療等體現城市功能的行業，服務業的發展滿足了這種需求，能夠使城市經濟聚集效益和擴散效應得到充分發揮。彭榮勝(2006)通過對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證明了服務業內部構成不合理所導致的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拉力不足，是制約河南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因素。祁苑玲(2003)指出當今世界服務業是加速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途徑。都沁軍(2005)認為服務業的發展可以提高城市的質量和增加城市化的動力。

（三）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

林漢達(1998)認為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會影響服務業的發展，規模過小的城市難以形成較強的人口聚合效應與規模效益，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而服務業具有較高的就業彈性，有利于加速市化進程。李健英(2002)認為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需求基礎，服務業是城市重要的經濟源泉和后續動力，服務業與城市化之具有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楊宜勇(2005)認為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服務業的發展拉動了非農就業增長，帶動了城市化的發展，而城市化的發展也促進服務業的較快擴張。同時他指出從二者發展的邏輯順序和長期進程來看，主要趨勢是先有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然后有農村人口的轉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晏維龍等(2004)對商品流通服務業和城市化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兩者之間具有縱向和橫向強相關性。鄭吉昌等(2004)也對服務業與城市化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探討。季斌（2007）以1985-2003年的時間序列指標數據為研究樣本，從理論和實證分析了南京市城市化水平和城市服務業發展的聯系，分析表明兩者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即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城市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服務業的發展也反過來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劉維奇（2007）分析了我國服務業與城市化的相關性，認為城市化使服務業產業化成為可能，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巨大的需求，促使自我服務向社會服務轉移；服務業的發展直接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業是城市化進程中吸納非農就業的主要渠道。唐德才等（2008）應用理論模型對城市化與服務業互動發展的現實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提升促進服務業產值增加，另一方面服務業發展水平提高推動城市化進程的深入。趙衛明等（2008）以浙江省為例對經濟快速增長、地域城市化與服務業互動關系研究進行了研究，認為“區域結構的演化包括兩個最為主要方面的內容，一是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二是空間結構的高級化。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表現為服務業比重的持續上升，空間結構的高級化表現為城市化過程。二者相互作用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小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國外研究還是國內研究，都體現了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系統關系。從城市化推動服務業發展來看，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業必然會出現新的發展機遇，雖然可能會存在某些因素影響服務業抓住這個發展機遇，但從長遠來看城市化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是必然的。因此，如果能夠對這些影響服務業發展的因素進行有效的分析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則可能會縮短這個曲折的過程。從服務業發展促進城市化發展來看，當城市化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則可以使城市化水平向更高、高深層次推進。從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來看，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相適應并不斷向前發展將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如果城市化水平發展過快，就要充分發揮城市化的推動作用，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如果服務業發展相對于城市化發展過快，那么就要充分發揮服務業的促進作用，以實現城市化和服務業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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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晏維龍.城市化與商品流通的關系研究[ J].經濟研究, 2004(2). 75-83

篇6

關鍵詞：城市化 農村金融 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195-02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廣大中東部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逐步向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逐步進入了城市化發展新階段。

城市化不僅表現為農業人口由鄉村向城市轉移，城市區域的擴張，還表現為農村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農民生活形態、生活意識的轉變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由鄉村型向城市型過渡。在這一特殊的經濟格局中，原來的農村金融體系所面臨的生存和需求環境正發生著深刻變化，農村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中比較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農村金融興，則農業興；農村金融活，則農業活。在這些經濟模式轉型地區，如何重構適應城市化經濟發展趨勢的農村金融支持體系，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創新，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已是當務之急。

一、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村金融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

農村向城市化的轉變是區域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農村經濟轉型地區的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資源的需求呈現剛性增長態勢，新的縣域、區域發展形勢和金融市場的激烈競爭對農村金融體系中的銀行信貸和金融服務和創新都提出了更新的挑戰和更高的要求。

1.城市化進程中民營經濟的異軍突起，迫切需要農村金融的支持。伴隨“國退民進”步伐加快，民營經濟日益活躍，中小企業在激烈多變的市場競爭中表現出極強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宜興市民營企業以私營個體經濟為主，82％民營企業分布在城市化進程地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總量和規模也不斷擴大。

從表1可看出民營經濟已逐步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成為區域經濟體制變革的推動力量。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大量較低成本的信貸資金投入，又需要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然而，由于民營中小企業大多處于創業階段，生產規模小、資本實力薄弱、設備落后，以及制度方面的限制，是經濟發展中的弱勢群體，所以，融資問題就成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

2.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迫切需要大額農貸資金。大多城市化進程地區在原農村基礎上，逐步實現以主導產業為重點，區域化布局、規模化建設和產加銷一體化的農村產業化，逐步完成以市場為紐帶，經濟效益為中心，先進技術與生產方式相結合，農工貿一體化的農村工業化。根據宜興市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鎮工業園區資金來源于農村金融貸款、民營信貸及民間資金和地方政府投資的資金比例分別為15.36%、17.25%和34.23%。隨著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的進程開展，資金的需求會面臨短缺，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則需進一步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為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提供有效可靠的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3.農村基礎設施等外部環境建設，迫切需要農村金融的大力支持。在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國家加大了對農村道路交通、教育、衛生、水利等公共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然而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信貸資金的短缺和脫節現象依然嚴重。根據統計資料反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80%來自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而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很低。

4.農村潛在的巨大消費市場，迫切需要啟動農村消費信貸。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依然在總人口中占主體地位，廣大農村地區隱藏著龐大的消費群體。2009年宜興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1230元。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4902元，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8519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仍大大低于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雖然全市農村消費品零售額136.36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4.57％，但是住房、教育、耐用消費品等領域的消費信貸在農村地區尚未啟動。

二、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瓶頸和存在的問題

1.支農主體缺位，金融服務配置不平衡。廣大農村在城市化過程中，金融支農主體缺位，信貸服務功能弱化。一是商業性金融支農弱化，近年來基層農業銀行經營戰略調整，管理權限上收，信貸投入向城市及大中型企業集中；二是政策性金融作用萎縮，目前農業發展銀行主要對糧棉油政策性收購負責，而對非農產業和工業化支持幾乎是“真空”，而國家開發銀行又尚未進入農村；三是作為農村金融主體，農村信用社自身制度和體系建設正在不斷的深入當中，經營和定位問題比較突出。農村商業銀行在面向個體經營業主和農戶的金融業務依然以傳統的存、貸、匯為主，缺少信貸服務品種創新，淡化了農村金融的職責。農商行大額的貸款對象，通常是由政府部門擔保的一些大型企業或項目，對轉型農村地區個體經營和農戶的信貸服務工具缺乏，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一般都得提供相應的抵押和質押，資金運作能力差，加上其貸款受地方政府干預性很大,不能更好滿足城市化的經濟發展需求。

2.資金積累容易，信貸投入水平卻滯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的存款余額提高了，而農民沒有投資渠道。同時，由于貨幣的逐利性原因，信貸資金的流向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事實上，郵政儲蓄機構只存不貸，吸收的資金大部分調離了農村；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資金也不自覺地瞄準了中心城市和大的企業；各商業銀行農村網點機構，吸取的農民存款資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縣域級金融機構新增存款轉化為當地信貸投入的比率平均不足30％。

3.投資風險大，補償機制與保險機制不健全。產業化的項目投入和工業化的產品創新要受到自然條件、市場環境和政策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不確定性。金融部門對其進行信貸需承擔一定的風險，而面對客觀存在的風險，尚未建立較完善的擔保機制，也缺乏相應的風險補償機制。保險機構的經營理念決定對農保險的品種較少，保險機構在農村分布的薄弱影響了農村經濟補償機制，保險產品供給與農民需求的不匹配，導致城市化進程地區農業保險市場十分不景氣。

三、農村金融創新自身服務體系和功能，適應城市化進程發展

1.找準農村金融創新依賴途徑，確定農村金融發展目標定位。在城市化進程地區，“三農”的發展后勁十分巨大，農村金融機構的創新要立足“三農”，因地制宜地確定競爭戰略，憑借著天時地利人和，農村金融必須搶先占領農村地區優質領域和鞏固長期的優勢地位，立足當地市場，對市場信息反應迅速、全面、真實，挖掘潛力客戶，創新業務品種，找準自身發展定位。

農村金融的功能定位要求各農村金融銀行部門要樹立“零售銀行，農戶銀行，社區銀行，中小企業銀行”的功能形象，在新的發展形勢下，拓展支農工作思路，延伸支農金融服務，貼近農戶金融需求，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農村金融要更新經營理念。一要按照“三農”服務的經營方向，改進服務方式，完善服務功能，切實助推地區經濟轉型；二要堅持“雙贏”取向，在幫助農村經濟實現騰飛、增加社會效益的同時，實現農村金融的自身效益；三要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從支持傳統農業向支持“大農業”轉變，從支持傳統農民向支持現代農民轉變，從支持小作坊經濟向支持工商業轉變。

農村金融要扎根農村，鞏固農村市場，支持好農村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等中小企業和各類合作經濟的發展，密切關注新建工業園、科技園、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金融需求動向。農村金融要針對不同農村客戶及其發展特征，充分發揮“農”字特色，做足“農”字文章，將更多的資金吸引到農村，推進現代農業區域特色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促進“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的“一元”結構轉變。

2.構建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構架，提升農村金融服務職能。

（1）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新型職能。第一，農業發展銀行加大政策性支農力度。農村金融主要靠市場機制運作，農發行就是要彌補市場機制的局限性，滿足不能通過競爭性金融活動而獲得滿足的農村金融需求，尤其對體現國家宏觀產業政策，地區發展戰略或社會發展目標的項目，進行條件優惠的資金融通。拓寬農發行的業務范圍，支持好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等政策性金融業務，允許其發放農業產業化貸款、區域基礎設施貸款等，尤其要重點關注城市化進程中的特色產業和中小企業的項目貸款。農發行要與縣域的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形成既分工、又競爭的農村金融格局，共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第二，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征，是化解農業產業化風險、保障農業生產者利益的一種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農業抗風險能力，進而更好地引導信貸資金流向“三農”。根據城市化進程中地區農業風險特征，政府應加大農業保險的政策扶持力度，成立專門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建立財政保費補貼機制；從財政上加大對農戶、地區企業所交納的保費，為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虧損提供適當補貼；此外還可適時建立國家、省兩級農業發展基金，通過政府的適度補貼或委托，吸引和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等社會各方力量的參與。

（2）構建競爭有序的商業性金融體系。農村向城市化進程地區，農村金融市場的主體依然是競爭性商業金融，各農村金融機構要因地制宜完善自己的服務，開發新型金融保險商品，為富裕農民、發展農業、繁榮農村作出貢獻。

首先，農業銀行要發揮國有商業銀行優勢。農業銀行一方面要扭轉農業銀行近年來出現的“離農”傾向，另一方面要將農業銀行的業務重心定位于縣域經濟，發揮其促農支商優勢。第一，農業銀行要積極調整信貸結構和投向，支持特色產業、勞動密集型特征和比較優勢的行業，資金支持重點要從分散農戶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科技園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縣域工商企業轉移。第二，農業銀行要將信貸對象重點放在朝陽產業、農業區域特色經濟上。第三，農業銀行利用自身營業網點廣泛的優勢，積極開辦銀行卡、、租賃、擔保、保管、理財和信息咨詢等新產品，發揮好金融結算和居民消費信用功能，滿足區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其次，農村商業銀行體現新型運作模式創新。在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創建的農村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完善信貸業務，繼續采用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方式，推進外來人員創業、科技發展等貸款種類和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推廣農業產業化基地、農村工業園區綜合授信貸款，充分發揮整體融資優勢。同時，要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推動交易工具和業務品種的創新，不斷增強服務功能。積極開辦支農金融超市，根據農村“產業大戶”、“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村經濟主體的不同特點，采取“一戶一策”、“一企一策”的辦法解決融資難等問題。

（3）引入互補性發展的新型競爭實體。首先，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金融要允許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形式在地區的生存和發展。政府應積極鼓勵民間資本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興辦民營商業銀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農村，發展地方民營中小型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村民營企業的貸款。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適當發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充分發揮農民內部互助與融資的作用。其次，建立和健全農村信托機構，開辦農用資金的委托業務，農村信息咨詢業務，幫助農用企業、農民合理理財，調劑資金余缺，為農村經濟市場化導航。

3.完善農村金融創新的信用制度，形成農村金融保障體制。

（1）建立農村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制度。城市化進程地區的農村金融機構的交易主體具備點多面廣線長，貼近農戶、深入農村的優勢，就資金投入來講，盡管單次信貸成交數額相比城市可能并不龐大，但是需求分散且廣泛，且農民和不成熟的中小企業都是典型的高監督成本的融資對象，如果實行全面的事后監督，其貸款收益往往不足以彌補其監督成本，加上政策因素影響，信息不對稱問題相對嚴重，極易造成金融機構效益低，引起金融機構“收款難”，農民“貸款難”的惡性循環。因此，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意義就顯得十分重大。

（2）建立農村金融機構的信用保障體制。首先，建立和完善信貸擔保機制。對于農村中小企業的信貸需求，農村金融機構應積極與地方政府相配合，建立適宜的信用擔保體制。一方面，在自愿參與的前提下,構建農戶聯保、個體工商戶聯保、企業聯保機制；一方面，各級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成立涉農貸款擔保基金，支持“三農”的發展。其次，建立和完善信用風險預警管理機制。對于農村金融機構自身，有必要建立起風險防范預警機制。在款項貸出以后，嚴格實施貸后風險監測，定期跟蹤監控信貸資金流向。一旦發現客戶賬面出現問題或其他可能影響信貸資金安全的跡象，可以立即與該客戶聯系，并采取相應措施，防患于未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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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廣西；城市化；城市組團；空間分布；功能分化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2）05-0115-06

一、引言

在人口和經濟活動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向城市聚集的同時，城市空間形態開始由單體型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連綿帶等組合城市形態轉換[1]。城市的組團化發展，能夠克服單個城市在資源、幅員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調整和優化配置資源，實現共同增長[2]；同時充分發揮大中小城市的作用，在合理分工、協調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地區之間的共同繁榮[3]。而且，城市的組團化發展還能夠通過其樞紐功能和培養功能，使得城市群可能逐漸發展成為交通運輸中心、生產中心、商業和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帶動周邊城市和經濟區域發展。

在我國，城市化率是指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500人，與建成區毗連的“城鎮統計區”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4]。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9.95%。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已經形成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等3個國家層面的城市組團，以及四川盆地、關中、中原、哈大齊、武漢地區、福廈、長株潭等7個區域層面的城市組團[5]171-175。201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進一步明確要推進環渤海、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等3個特大城市群的優化開發；推進哈長、江淮、海峽西岸、中原、長江中游、北部灣、成渝、關中—天水等新的大城市群和區域性的城市群重點開發，更凸顯了城市組團化發展的政策意圖。

《廣西統計年鑒（2011）》的數據顯示，2010年廣西城市化率為40.1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84個百分點。但在北部灣經濟區被提升為國家層面發展戰略之后，經濟加快發展也推動著廣西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在《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明確將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廣東西南部和海南西北部等環北部灣的部分地區作為重點開發區，提出要發展壯大北海、欽州、防城港、湛江等城市，形成以南寧為核心、以城際快速交通為紐帶的濱海特色城市群。但對于廣西而言，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組團化發展，僅僅依賴于將南寧、北海、欽州、防城港融入北部灣城市群是不夠的。在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之外的廣西各地區，除因國家政策因素被列入不適于開發的區域之外①，仍有廣闊的區域需要在城市化進程中，沿著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5]380。因此，探討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促進除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的4個城市及其他地區各城市、城鎮在功能分化與互補基礎上的組團化發展，對于廣西城市發展進而對于廣西全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廣西城市化進程預測

由于統計口徑變化，廣西僅有2000-2010年城市化率的有效數據。2000-2003年廣西城市化率從28.15%上升到29.06%②，而2003-2010年廣西城市化率則從29.06%上升到40.11%，7年間年均提高1.58個百分點。可見2003年之后廣西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以廣西200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roc）數據作為因變量、年（year）為自變量構建回歸模型。但考慮到2003年應該是廣西慢速城市化與快速城市化的轉折點，因此對2000-2010年和2003-2010年分別回歸，得到回歸模型：

2000-2010年：

roc=-2713.087+1.370×year R2=0.968（1）

-16.200 16.400

2003-2010年：

roc=-3071.628+1.548×year R2=0.982（2）

-17.878 18.084

無論是（1）式還是（2）式，回歸模型的樣本數據均未達到小樣本數據量的要求。但期間的數據尤其是2003-2010年間的數據線性效果好，所以回歸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在樣本數據過少情況下得到的回歸模型，要用于預測廣西以后的城市化進程，還需要其他模型來佐證。表1是采用全國及部分省市相關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

表1 全國及部分省市相關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

其中，C為常數項；year為年；D為啞變量，表示該地區在樣本數據中出現跳躍點年份，之前和之后存在截距差，其中北京出現在1989年，江蘇出現在1999年。廣東因為2000-2010年間缺少了2001-2004年的數據，因而僅僅依照首尾年份的城鎮人口比重計算出其平均城市化率。

分析表1中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從我國整體及江蘇的回歸結果可見，在快速城市化階段，年均城市化速度約1.4個百分點。但福建、浙江和廣東的數據也表明，當城市化率達到40%之后，城市化速度可能降低到年均1-1.15個百分點。（2）在快速城市化階段之后，向城市化完善階段的轉折點大致出現在城市化率達到50%-60%。浙江和廣東的回歸結果顯示，此階段的城市化速度大約年均1.15個百分點。而北京和上海的回歸結果則所示，城市化速度則可能降低到年均0.6-0.9個百分點。這一過程大致能延續到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3）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達到城市化率高于70%階段。在此階段，北京和上海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分別為0.624和1.14個百分點，均高于此前的相關預測[3]。

依據對廣西城市化率數據的回歸結果，以及對快速城市化階段年均城市化率提升及快速城市化向城市化完善階段轉折的驗證，得到廣西城市化率在今后的演變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2011-2030年廣西城市化率預測

注：其中ROC1、ROC2分別為按照廣西2003-2010年、2000-2010年的數據回歸模型得到的預測曲線，ROC3、ROC4和ROC5分別為以廣西達到城市化率60%左右后分別以1.15、0.9和0.6個百分點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得到的預測，而ROC6、ROC7和ROC8則分別為以廣西達到城市化率50%左右后分別以1.15、0.9和0.6個百分點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得到的預測。

由圖可見，按照（1）式或（2）式回歸模型，預期廣西2017年城市化率將達到50%，在2024年達到60%。以50%為轉折點并在之后按照1.15、0.9和0.6個百分點的年均城市化速度演變，則到2030年廣西的城市化率將達到57%-65%。但如果以60%為轉折點，并在之后按照1.15、0.9和0.6個百分點的年均城市化速度演變，則到2030年廣西城市化率將達到64%-68%。兩種可能的預測路徑重疊區域在64%-65%③。

按照1996-2009年廣西人口增長率0.82%和2010年總人口5159萬計算，預計到2030年廣西人口將達到6100萬。屆時64%-65%的城市化率意味著廣西城市人口將超過3900萬，比2010年翻一番多。假設廣西每個市所轄地區的城市化進程都一致，則每個城市的人口規模都將翻一番。而事實上由于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有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因此目前的一些大城市如南寧、柳州和桂林面臨的城市人口增長壓力將會更大。

三、廣西城鎮的人口規模分布

在廣西各級各類統計年鑒中，目前無法找到針對廣西各個地級城市、縣級城市和縣城的城鎮人口數據，而僅有非農業人口數據。這種指標算出的城市化水平顯然偏小[6]，但考慮到，城鎮本身就是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居民點[7]，以及城市作為第二、第三產業聚集地的特征，因此可以用非農業人口作為估算城鎮人口的參考[4]。本文擬用廣西各市、縣非農業人口估算各級城市、城鎮的城鎮人口。估算過程主要分以下幾個步驟：

（1）由非農業人口指標測算城鎮人口指標。廣西2010年各市、縣非農業人口總數為846.41萬人，而同年廣西市鎮人口總數為1849萬人，市鎮人口為非農業人口的2.18倍。因此，如果假定廣西各市、縣非農業人口與城鎮人口之間的比例關系相同的話，則以非農業人口為基礎測算廣西各市、縣的城鎮人口時需要在非農業人口的基礎上乘以2.18。

（2）鄉鎮層次非農業人口估算。統計年鑒中，市、縣級城鎮的非農業人口數還包括了各自所轄鄉、鎮的非農業人口數，因此，以各市、縣非農業人口為基礎估算城鎮人口時還要剔出其中所包含的鄉鎮非農業人口數。但由于沒有有關廣西鄉鎮非農業人口的確切數據，因此對廣西全區鄉鎮非農業人口的數據也只能作大致的估算。按照南寧和桂林統計年鑒中2009年的數據，南寧市所轄鎮（不含縣城所在鎮）的平均非農業人口為3101人，所轄鄉的平均非農業人口為1254人。桂林市所轄鎮的非農業人口平均為2519人，所轄鄉的非農業人口平均為983人。由此計算桂林和南寧所轄鎮的平均非農業人口為2810人，而所轄鄉的平均非農業人口為1119人。以此為基礎，2010年廣西共有702個鎮，482個鄉（含民族鄉），則廣西鄉鎮層次的非農業人口總數為249.58萬人，占非農業人口數的29.49%。

（3）廣西各城市（市轄區）、縣城（城廂鎮）城鎮人口的估算。以廣西2010年各市、縣城所轄地區非農業人口數為基準，乘以城市（市轄區）、縣城（城廂鎮）非農業人口所占比例（70.51%），再乘以由非農業人口估算城鎮人口的推算因子2.18，得到如表2所示廣西各級城市、城鎮的人口規模分布數據。

從表2中的數據可見，作為廣西最大的城市南寧，人口超過180萬，其次是柳州，城鎮人口接近100萬，桂林第三，城鎮人口約70萬。而之后，各城市人口均不足50萬，為中小城市。以表2中的數據為基礎，可以計算得到廣西城市的兩城市指數為1.91，四城市指數為0.88，十一城市指數為0.88，比較接近于兩城市指數等于2、四城市和十一城市指數等于1的正常值。但從廣西區內的3個主要城市的空間分布看，將廣西區內的所有城市作為單一城市組團，依靠核心首位城市南寧來驅動發展顯然是不夠的，而城市的組團分化、依靠各組團內部的中心城市分別驅動各城市組團的發展，進而促進廣西全區城市發展成為必然。

表2 廣西各城市及城鎮人口超過10萬人的

縣城城鎮人口分布（萬）④

四、廣西城市組團的空間分布

從廣西各城市、縣城人口分布看，主導廣西城市組團化發展的城市主要是南寧、柳州和桂林。按照廣西的相關規劃，南寧和柳州將規劃建設超大城市，而桂林則將規劃建設特大城市，由此到2015年，南寧市建成區人口規模力爭達到300萬人左右，柳州達到230萬人，桂林達到120萬人⑤。而從三個城市的分布來看，如圖2所示，廣西城市的組團化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南部以南寧為中心，包括欽州、北海、防城港、玉林、貴港在內的南部北部灣組團，二是以柳州、桂林為軸線，包括來賓、河池、賀州、梧州在內的中北部組團。此外，百色盡管離南寧組團和桂柳組團都距離較遠，但整體上還是歸屬南部組團。

圖2 廣西城鎮組團空間分布圖

（1）北部組團。首先，組團內城市的空間分布較為松散。桂林和柳州之間的距離達到140公里。分別以兩個城市為中心，半徑100公里范圍內的城市僅有來賓，之外則是柳州—河池、桂林—賀州的距離約150公里，而梧州無論是與桂林還是柳州的距離均超過了200公里。其次，與城市分布較松散相對的是，北部組團內兩個核心城市周圍的縣城分布體現出較強的集聚性。以柳州為中心，半徑50公里范圍內的縣城有柳江（11公里）、柳城（40公里）、鹿寨（35公里）、象州（48公里）等4個，50-100公里范圍內則有忻城、合山、武宣、金秀、融水、融安、羅城、宜州等8個；以桂林為中心，半徑50公里范圍內有臨桂（10公里）、靈川（15公里）、永福（40公里）等3個縣城，50-100公里范圍內則有興安、陽朔、平樂、恭城、荔浦、龍勝、資源、灌陽、三江、融安等10個。第三，桂林與柳州兩個中心城市之間縣城的分布稀少。沿桂柳高速公路，桂林與柳州之間除桂林南部的永福縣（距桂林40公里）、柳州北部的鹿寨縣（距柳州35公里）之外，中間再無縣城分布，而永福與鹿寨之間的距離超過了60公里。

（2）南部的北部灣組團。首先，中心城市南寧與周邊城市的距離均較遠[8]。以南寧為中心，在半徑為100公里范圍內沒有城市，在半徑150公里范圍內有崇左、欽州、防城港和貴港，與玉林、北海、百色的距離均超過150公里。其次，南寧周邊的衛星城鎮也很少。半徑50公里范圍內僅有武鳴縣和扶綏縣兩個縣城，半徑50-100公里范圍內有隆安、上林、賓陽、橫縣、馬山、平果、上思等7個縣城，其他的縣城均在100公里以上。從鄉鎮分布看，南寧周圍5-7公里半徑范圍內有石埠鎮（西）、安吉鎮（北）、沙井鎮（西南）、那洪鎮（南）、亭子鄉（東南）、津頭鄉（東）。之外則是吳圩（西南）、那馬（南）、蒲廟（東南）、江西鎮（西）、四塘鎮（東）、甘圩鎮和甘圩鄉（北），距南寧均接近或超過20公里。南部組團的欽州、防城港和北海等北部灣經濟區其他3個城市，半徑100公里范圍內的城市只有南寧，縣城也只有東興、合浦、上思和靈山等4個。布局于南寧與欽州、防城港、北海3市之間的縣城十分稀少，僅有偏西的上思縣，無法形成城市之間的有效溝通。

（3）從兩大城市組團內部的城市規模分布看，通過計算南部組團和北部組團的城市首位度指數（兩城市指數）、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⑥，得到的結果如表3所示。很顯然，無論是分別以桂林和柳州為中心的北部組團還是以南寧為中心的南部組團，各項指數都明顯偏離了指數標準值（兩城市指數應該是2，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應該是1），表明廣西城市組團中城市規模分布極不合理。

表3 廣西兩大城市組團的城市分布指數

綜合以上分析：第一，廣西的兩個城市組團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城乃至鄉鎮分布密度均較低，從而不利于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通過城市、縣城乃至鄉鎮的發展、蔓延而相互連接，進而形成都市連綿區，因而城市規模的擴大進程會比較緩慢。按部分城市目前的規劃，即使是將距離較遠的縣城規劃進入城區，仍然會因為與城市中心的距離太遠而不利于在功能分化和產業布局上形成與主城區之間的優勢互補效應。第二，城市之間的聯系松散。從北部的桂柳組團看，兩個中心城市之間賴以聯系兩個城市經濟的次級城鎮太少，無法架起溝通和聯系兩個中心城市經濟社會聯系的橋梁。從南部組團看，南寧與沿海3市之間同樣缺少作為經濟社會聯系橋梁的縣城，而南寧與玉林、貴港、百色之間的狀況也大致如此。第三，城市規模分布不合理，主要體現為北部組團中的大城市不夠大，兩個組團中第二層次的城市與第一層次城市之間規模落差過大。

五、廣西北部灣城市組團的功能分化

城市的功能分化是促進城市組團化發展的主要途徑。廣西城市中，北部灣組團中南寧、北海、欽州和防城港等4個城市在北部灣經濟區整體戰略的影響下，近年來在功能分化方面有了一定的體現。南寧作為首位城市，其功能正朝著服務地區經濟發展區域中心城市演變。而在優良深水港帶來便捷的貨物海上運輸條件下，防城港和欽州都正逐漸成為經濟區域內重化工業和重加工工業的發展基地。北海則充分利用其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已有基礎和發展態勢，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帶動北海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從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看，2006-2010年間，南寧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第三產業仍然保持超過50%的水平，表明與近年來北部灣經濟區快速工業化相對應的是南寧第三產業的同樣快速發展。欽州和防城港盡管第三產業比重仍維持在30%-35%的較低水平，第二產業比重則迅速提高。因此，在北部灣城市功能分化中，欽州和防城港正朝著承擔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和重加工工業發展的角色演變。北海的三次產業結構幾乎保持不變，第一產業比重降低了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上升了0.82和2.4個百分點。這表明北海在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由于缺乏諸如欽州石化、防城港有色金屬等重大工業項目帶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又相對較慢，因此產業結構演變從而城市功能的變化也就較慢。

城市土地利用的變化反映了城市功能的變化。從表4中1998-2008年廣西北部灣經濟區4個城市的土地利用分類指標看，南寧因為城市功能向經濟區域服務化的轉變，因而城市土地的利用主要向居住、公共設施道路、廣場和綠地傾斜，與此相應，工業用地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防城港和欽州明顯體現出生活用地的大幅度減少，工業用地、交通用地所占比例快速增加，表明這兩個城市正因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而促進從生活性城市向生產性城市轉變，可以預期這兩個城市在未來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內也應承擔工業基地的角色。北海因定位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因而體現為工業和交通用地比例減少，居住和綠地用地大幅增加。

表4 1998-2009年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土地利用 分

類指標變化趨勢 單位：%

盡管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各城市之間已經顯現出一定的功能分化趨勢，但仍然存在核心城市規模不夠大、樞紐功能和培養功能不強，各次中心城市規模落差大、功能分化趨勢不明顯，城市組團整體輻射和帶動作用不強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制約了廣西南部城市組團的整體發展。

六、促進廣西城市組團發展的對策

低密度的城鎮空間分布和松散的城市聯系，加上城市功能分化的趨勢不明顯，不利于廣西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組團化發展。未來二十年是廣西快速城市化時期，采取措施促進廣西城市組團化發展對于提升廣西城市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促進廣西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加快城市快速交通干線及網絡的建設，緩解由于城市間距離較大對廣西城市組團化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由于廣西南北兩大城市組團內部各城市之間的距離普遍較大，因而不利于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交往。以北部灣經濟區為例，經濟區內公路總量偏小，密度偏低，等級不高[9]。而快速交通干線及網絡的建設則可以大大加快城市之間交流與溝通速度。目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在城市之間距離本就較小的情況下仍致力于城市之間快速交通干線及網絡的建設，以進一步提高城市之間城市流的往來速度，讓城市經濟在快速的流動中提升活力。因此，要促進廣西城市組團的發展，構建快速交通干線及網絡必不可少。

第二，提升城市密度，尤其是中心城市周邊的城鎮密度。城市密度較大意味著城市化進程城市、城鎮連綿一體化發展趨勢較強，從而增強城市組團的競爭力。而中心城市周邊城鎮密度的提升則意味著隨著中心城市的發展，可以在周邊城鎮形成城市的新中心而減少中心城市發展進程中某一時期集中開發所帶來的成本壓力。而且周邊城鎮的發展可以承擔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利于中心城市主體功能的發揮。而要提升廣西的城市密度，對于北部城市組團主要是通過加快現有縣級城鎮及縣城周邊鄉鎮的建設，以及桂林和柳州之間高速公路沿線空白地帶的城鎮培育以強化雙中心的城市組團發展態勢；對于南部組團則主要是強化單核心南寧與各功能性城市及其周邊城鎮的建設發展，同時在各城市尤其是沿海3城市與南寧之間城鎮空白地區培育衛星城鎮。

第三，通過城市功能的分化加強城市之間的聯系。廣西各城市組團內部的各個城市所承擔功能分化不明確。以北部灣為例，應該通過城市功能的分化，明確南寧作為北部灣經濟區核心城市，并發揮其作為地區經濟服務中心的作用；明確欽州作為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基地及保稅港區所確定的對東盟國家貿易交往中心，防城港作為港口物流中心及臨港產業發展基地，北海作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基地，以此承擔各自在北部灣經濟區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形成北部灣經濟區城市經濟整體參與區域和國際性競爭。對于桂北城市組團則應明確柳州作為工業中心，桂林作為科教文化中心的雙中心城市體系，促進桂北城市組團的發展。此外，還應促進其他城市在各城市組團中形成相應的主體功能定位，通過城市組團的整體分工合作實現城市經濟的整體快速發展。

注釋：

①包括被劃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南嶺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的資源、龍勝、三江侗族、融水苗族等4個縣，及被劃入國家禁止開發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涉及24個縣的3088平方公里區域。

②2011年《廣西統計年鑒》顯示，1990年廣西城鎮人口比重為15.1%，到2000年上升到28.15%，十年間年均提高1.3個百分點。但2001、2002、2003年則分別僅提高0.05、0.1、0.76個百分點。因此，筆者認為2000-2003年間廣西處于城鎮人口比重數據調整期。

③以50%與60%中間點即55%為轉折點，以0.6、0.9和1.15個百分點的中間值0.9預測，到2030年廣西的城市化率將會達到65%。

④表中數據：南寧市區城鎮人口為南寧市總人口減去所轄鎮人口后的數據；桂林和柳州市轄各區均無鎮級單位，因此全部人口均為城鎮人口。與2009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廣西各城市城區人口數據對比，除防城港偏高較多、貴港偏低較多之外，其他城市的城鎮人口數據估算結果都有較強的合理性。

⑤《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建設南寧柳州超大城市桂林特大城市的意見》（桂政發〔2010〕81號）。

⑥兩城市指數：S=P1/P2；四城市指數：S=P1/（P2+P3+P4）；十一城市指數：S=2P1/（P2+P3+…+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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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我國的城市化經過了一個相當曲折的發展過程。在過去30年間，中國保持了高速的城市化發展，但它是以發展的不平衡為代價的。這一時期，由于經濟的過快增長和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對城市建設用地和城市建設資金的需求都迅速增長，很多地方將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盲目擴大城市規模，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而且，城鎮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到上海、北京、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等少數地區，使得中國城市化布局極不平衡，城鎮空間布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相適應，使中國資源和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各種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問題不斷涌現出來，給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資源與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資源的有限性與人的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使得人類不能無限制的發展下去，1989年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思想。1996年聯合國在伊斯坦布爾舉行了人類住區第二次大會，并在會議上提出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二、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特點

1、中國城市化發展與經濟增長

學術界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與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逐漸向城鎮聚集，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伴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社會文化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而反過來，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載體，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城市對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控制能力增強，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并使勞動效率提高，也就是說，城市化同樣能夠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表明，城市化水平應該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過度城市化或者城市化不足都將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

為了便于計算，在統計分析中，我們選擇單項指標城鎮人口比例來度量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用人均GDP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來看，自1999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及經濟發展水平都保持著提高的態勢。城市化水平從1999年的35%增長到2008年的46%，年均提高1.1個百分點，根據諾瑟姆S型曲線所闡述的世界城市化一般規律，中國城市化已進入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而人均GDP從1999年的7159元增長到2008年的22698元超過3000美元，年均增速超過8%，根據國際慣例，中國已經進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從全球范圍來看，2005年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為60%，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遠低于世界平均值，而且考慮到中國的統計口徑是城鎮人口而不是城市人口，中國的實際城市化率可能更低，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落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城市化滯后，使得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加劇了人均占有耕地資源過少的矛盾，抑制了農村消費需求的增長，已經成為阻礙國民經濟整體水平提高的因素。

2、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資源利用

自然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離開它，人類就難以進行繁衍和發展。所謂自然資源，《辭海》對它的定義是，“天然存在的并有利用價值的自然物，比如土地、礦藏、海洋等，是生產的原料來源和布局場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則將它定義為，在一定的時間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

中國主要自然資源總量豐富，國土面積、礦產資源位列全球第三，水資源和森林蓄積量位居全球第六。但是由于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分布不均等原因，中國也是一個資源小國，人均淡水資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土地面積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等。自然資源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短板，城市化過程中的資源需求對中國的資源供給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截止2008年底，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36295平方公里，年均增長速度達到6%，遠高于城市化增長速度，土地城鎮化速度過快。我國的國土面積雖然大，但是土地條件并不好，生態脆弱的山地、高原和丘陵占據了整個國土面積的2/3，而適宜居住的平原和盆地不到整個土地面積的1/3。在城市向外擴張、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新增的城市建設用地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占用的農業用地，這導致中國的耕地保有量逐年下降，中國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在城市化過程中，不恰當的土地開發利用容易引起土地浪費、水土流失和資源破壞等問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出席在上海召開的“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時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發展中土地城鎮化過快的現象，將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比值控制在一個公道的約在1：1.12之間的預值范圍內。

同樣，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從1999年的13.4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008年的28.5億噸標準煤，年均增速超過9%，能源消費增速也遠高于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能源依賴性強，經濟增長模式較為粗放，在城市化過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比較低，能源浪費嚴重。另外，在1999―2008年十年間，中國用水總量不斷增加，但是變化幅度不大，維持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但是，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非常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因而，即使用水總量增加幅度不大，但在總量基礎上也對中國的水資源產生了不能低估的壓力，使中國的水資源短缺現象更為突出。

3、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污染排放

自然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在城市化過程中必定要開采資源進行生產，通常，在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和最后報廢的各個環節中都會產生廢棄物。當廢棄物在特定的環境中達到一定的數量或濃度，持續一定的時間，并且會直接或間接地危害人類時就成為污染物。污染物按照其影響的環境要素的不同可以分為：大氣污染物、水體污染物、土壤污染物等等，并且每類污染物下面的子污染物也有很多種。為了便于數據的搜集和分析，我們僅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來進行探討。最終選定用廢水排放總量來衡量中國水體的污染程度，用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來衡量土壤污染程度，用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煙塵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來衡量大氣污染程度。

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廢水排放總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都保持著持續上升的態勢。廢水排放總量從2000年的415.2億噸增加到2010年的617.3億噸，增長了48.7%，增長幅度非常大。對照美國的發展趨勢，我國目前的污水處理發展僅處于美國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上，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和運營都處在比較初級的發展階段，中國每年能夠處理的污水量遠遠低于實際排放的污水總量。中國水體污染程度比較嚴重，水污染防治形勢相當嚴峻。2010年中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總量達到24億噸，比2005年增加了200%，考慮到位列入統計的城鄉居民生活垃圾產生量，中國的土壤污染形勢也非常嚴峻。自2006年中國開始統計氮氧化物排放數據以來，全國氮氧化物排放總量逐年上升，2010年達到1852.4萬噸。十五期間，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大幅增加，雖然隨著二氧化硫總量控制措施的實施，二氧化硫排放量開始逐步下降，但是從圖中可以看出，2010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仍然高于2000年的水平，中國大氣環境質量在整體上仍在繼續惡化，大氣污染防治形勢依然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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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與金融支持：概念和內涵

從理論上看，城市化與金融各成體系，相對獨立。而在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城市化與金融又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一）城市化

當前被公認的最顯著的社會經濟現象便是城市化，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潮流趨勢。城市化涉及有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等廣闊的內涵，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是人口城市化、產業城市化、空間城市化的綜合轉化過程。城市化是一個在經濟規律作用下，以城市為主體的經濟社會動態演化過程。

同時，城市化是一個涉及人們“城市”行為的過程，在城市化進程中，人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模式會逐漸貼近城市的規范，城市化更多地體現為一種人們的生活方式。伴隨著人口、產業和空間的演進，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理念也將會向城市生產、生活方式及城市價值理念深度轉變。

（二）金融支持

現代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金融經濟，金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中樞，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金融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支持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城市發展之間的內在協調機制，具體體現在金融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與經濟發展的和諧性方面。②不單純是金融發展對城市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更包括金融結構自身演進對城市制度創新、發展轉型的支持。

金融支持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作用的發揮依賴于金融體系所產生的金融功能，金融體系的規模與結構直接影響著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供給規模、結構和質量，決定著金融功能的實現程度，進而決定了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持作用的大小。

二、金融支持對城市化發展的作用

城市化的演進是復雜而漫長的，猶如一個立體的系統工程，農村經濟在向城市化大生產轉變的過程中，涉及到城鄉人口、資本、技術等多方面的要素。在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各種要素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提供資本供給

為城市化提供資本供給是金融支持作用的重要表現。資本是城市化發展中最為活躍的要素，資本供給主要通過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來實現。金融在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樣也為城市化的發展動員儲蓄，提高儲蓄向資本的轉化效率，直接或間接地支持著城市化發展。同時，在風險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下，金融體系的發展可以調節資產持有量和投資的比例，也會將儲蓄更為有效地轉化為投資，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大量持續的資本供給。

（二）提供資源優化

在城市化進程中，金融體系會通過價格機制和信息渠道，在市場的導向下利用自身監管和信息優勢對項目投資和收益進行甄別，引導資本向那些投資風險小、盈利水平高或預期回報好的潛在發展集團、行業和區域集中，使得那些更具投資潛力和投資價值的個體、部門及地區都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本，由此資本獲得了在不同的產業和群體中進行重組和分配，從而使投資的整體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時資本又是另一種主導資源，可以購買和部署其他經濟領域，由此使得在城市化發展中，各類經濟資源的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能夠得到改善，進而實現資源優化。

良好的金融發展水平，一個健全而高效的金融體系能夠通過資本供給和資本配置，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城市化持續健康發展。

三、城市化發展的金融支持路徑

金融支持城市化發展不是短期的目標和舉措，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的過程，是一個龐大的、艱巨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城市化發展中面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應及時進行轉變和調整，實現發展戰略的相對穩定，建立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金融體系，更好地適應和滿足城市化發展的各項要求。

（一）推進人口遷移的金融支持

人口城市化的關鍵在于人口的遷移和轉換。近年來，中國人口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已經趨于放緩，正在逐?u進入人口城市化發展的成熟階段，相應的發展重心也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針對提升人口遷移和轉換能力，應加強對教育、培訓和民生方面的金融支持，通過資本市場促進人力資源形成，向轉移人口提供高品質的城市生活和發展條件，在城市社會和人文環境方面實現跨越性的提升。

針對城鄉經濟發展和農村人口金融需求的特點，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各類職業技術培訓和繼續教育機構的支持。對技能型、勞動力轉移型、實用型、再就業型等培訓工程進行有效組織并實施好，加快城鄉教育文化設施統籌發展，以此充分奠定親民化、開放式城郊終身教育體系的堅實基礎。

在信貸扶持方面應加快轉移人口住房信貸資金發放進程，對貸款的審批手續力求做到簡化，對貸款的門檻放低要求，堅持小額、微利的原則，針對轉移人口自主擇業和創業人員可以優先提供小額擔保貸款，加強產品和服務創新的力度。大力推動面向轉移人口的健康保險、醫療保險發展，針對轉移人口多樣性的保險保障需求能夠做到充分滿足，鼓勵金融機構建立專用賬戶，做好農民工養老的金融服務。

應注重微型金融組織體系建設，樹立為轉移人口服務的經營理念，結合轉移人口生產、生活的實際，設計、建立具有轉移人口特色的個人信貸征信系統，設立專門性微型金融部門，有針對地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

（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中國產業城市化進程關鍵在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充分促進金融體系發揮金融功能，有效運用市場經濟機制，對資金投向和資金結構進行及時調整并合理配置，在市場化的作用下實現行業和企業的優勝劣汰。

加大對服務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研究其個性化信貸需求特征，對適合服務業發展的信貸產品進行多元化、多層次的開發，并建立評級體系，更好地促進服務業內外部信用機制，通過金融服務平臺建設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

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創新金融服務產品，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對資金投向的吸引力和帶動，可重點發展電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高性能纖維等新材料，建設新材料產業基地，進行大規模產品生產，促進產業聚集，構建完整的綠色新材料產業鏈條，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大力發展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業務。同時鼓勵科技型企業充分利用多元化債務融資渠道，促進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步伐。

加大對農業產業化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大力支持農業產業化的外部環境建設，可以重點支持建設諸如生產資料市場、專業批發市場等具有公共性和長期性的要素市場和基礎設施。

（三）推進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中國空間城市化進程，就是要充分考慮空間地理因素，將有限的金融資源投向效益較高的大城市和城市群，擴大城市規模，優化城市布局，有重點、分層次地推進空間城市化發展。

重點支持大城市集聚功能和輻射能力的提升，促進大城市向大都市區轉變。支持中等城市建立完備合理、協調發展的產業體系，為其向大城市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促進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轉變。

進一步提高城郊管理水平，加快城郊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形成覆蓋城市郊區的比較完備的公共基礎設施體系，改善郊區經濟社會環境，減少要素流動障礙，促進人口向郊區流動，加速城市化進程。

建立和完善城郊基礎設施網絡，把郊區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建設同步規劃并改造實施，合理劃分社區服務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領域，實行無償與有償服務相結合，以重點城市帶動郊區網絡的發展，形成網絡中的經濟增長股，并發揮這些重點城市的聚集和帶動效應，建成和諧有序、環境優美、規范便利的新型大城市郊區。

加大對城市群的金融支持，進一步支持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發展，使城市群各城市間的資源，人口和信息，能夠迅速流動，夯實城市群發展的基礎條件。

充分考慮我國各個區域間發展差異，有側重地對不同地區給予差別化的金融支持，實現更大區域合作和更大規模的一體化構建一個均衡發展，優勢互補，互利互動的區域城市化發展格局。總的來看，東部地區應加大市場導向的金融支持力度。繼續推進市場化進程，支持東部提高城市化質量，實現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在西部地區則應給予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支持西部地區加快開發和建設，促進其城市化快速發展。

金融是現代經濟體系的血液循環系統，金融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休戚相關，在進一步加快城市化發展中必將發揮重要支撐作用。城市發展與金融支撐之間呈正相關的關系，城市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金融支持發展的路徑選擇也是多樣的。應切實把握好前瞻性和統籌性，完善金融體系，強化金融功能，在人口城市化、產業城市化、空間城市化等方面做到協調均衡發展，發揮金融對城市化的支持作用，推動中國城市化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注釋

篇10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化質量；城市現代化

[DOI]10.13939/ki.zgsc.2015.16.031

1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27%。總體來看，中國城市化進程基本符合城市化發展的“S”曲線規律，城市化朝著合理化和健康化、有序化的方向發展。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和不健康的因素，使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也因質量不高而廣受詬病。究其原因，改革開放前體制機制缺陷帶來的政府方針、政策的誤導，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用地擴張、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以及進入21世紀以來新衍生出的一系列資源環境剝奪問題共同導致了當前我國城市化質量問題的滋生。

2 城鎮化質量內涵研究

城市化質量是個發展的、多維度的包容性概念。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將城市化的質量內涵定義為：第一，城市化的動力表征，包括城市的“發展能力”、“競爭能力”、“創新能力”及其可持續性；第二，城市化的公平表征，包括人均財富占有的人際公平、代際公平和區際公平的總和；第三，城市化的質量表征，包括城市對于物質支配水平、生產支持水平、精神愉悅水平和文明享受水平的綜合度量。張春梅等認為城鎮化質量內涵豐富，具體包括城鎮的經濟發展質量、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城鄉統籌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質量四個方面。方創琳認為城市化質量是經濟城市化質量、社會城市化質量和空間城市化質量的有機統一。陳波等認為城市化發展質量應對應城市居民消費自然資源所獲得的效用，表現為城市人均道路面積、人均擁有公共綠地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指標高低。此外，還有眾多研究者，如牛文元、袁曉玲、葉裕民、白先春、國家城調總隊、鄒軍、王成新、劉傳江、李明秋等人，他們也都從不同的層次和范圍揭示了對城市化發展質量的基本認識。總體來看，學術界就城市化發展質量的內涵各抒己見，未達成一致。

學術界對于城鎮化質量提升對策的研究較為廣泛，大致可分為城市化質量提升對策的綜合研究、單一方面研究和區域層面研究等。

關于城市化質量提升對策的綜合研究方面，陸大道、姚士謀等在對我國國情及城市化發展過程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城鎮化健康發展，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城鎮化速度不能過快；要建立完善的、有指導作用的管理制度；改革城鄉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市場管理的重大作用；要處理好城鎮發展與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致性。

關于城市化質量提升對策的單一方面研究，胡序威和朱傳耿分別從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關系以及人口城市化的角度，對城市化質量的提升對策做出探討。

從區域視角對城市化質量提升對策研究方面，張春梅、張小林等人以江蘇省為例，探討了我國發達地區城鎮化質量提升的對策。陳鴻彬則從發展經濟，完善城鎮體系規劃，創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論述了農村地區城鎮化質量的提升路徑。劉艷軍等人對東北地區產業結構演變城市化響應的主要實現路徑進行了探討。4城鎮化質量相關研究 沈玲媛等從城市發展指數和城市協調發展度兩個方面，運用多元統計等方法，對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的城市發展質量進行了比較研究。毛漢英、李小建對城市的可持續性展開研究，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基本原則，提出了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及實際應用。朱英明、韓士元對于城市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指標體系建立進行了探索。還有一些研究是關于城市化發展質量領域的單因素評價研究，如Shafer C.S.、Diener E.等人對城市生活質量進行研究，Christine J.對城市環境質量進行了研究，韓士元對城市經濟質量進行了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