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學術思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白先生其人

筆者與白先生是同事。說到“同事”二字，筆者實在有些慚愧，一是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學術造詣與白先生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二是我進入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工作的那年，白先生恰好剛從學院辦理了退休手續。因此極為戲劇性的是，作為白先生同事的我，第一次見到白先生本人倒不是在學院里，而是在外地舉行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

如同常規的新聞傳播學研討會一般，與會者的視野不自覺地集中到了單一民族（漢族）的新聞傳播學術研究上，而輪到白潤生先生發言時，他卻開宗明義地重申了一個基本觀點：“中國的新聞傳播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新聞傳播史，不只是漢族新聞傳播史，它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繼而才開始他的主題發言。

后來對白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才知道他還有一個名字白凱文，其實是漢族人，只不過做的是少數民族的學問而已。而且白先生屬于大器晚成型，1962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畢業后進入工人日報社當記者、編輯，1983年，也就是他45歲那年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進修，師從新聞學泰斗方漢奇和陳業劭先生，經先生指點，方才醉心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至今仍孜孜不倦。

筆者以為，白先生骨子中的學者氣質可以用四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執著，勤勉，務實，求新，而正是這種人格上的氣質決定了其學問的“氣質”。

白先生其書

白潤生教授的著作本本分量十足，絕非濫竽充數之作。筆者新近拜讀的這本《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調查報告》則是白先生的最新力作，此書與之前著作的最大區別在于，它以量化研究的實證精神對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進行了工筆畫似的勾勒。

《報告》與此前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同為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為讀者勾勒出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發展從古到今的完整面貌。

《報告》共分三部分：第一編為自治區編，是對全國五個自治區中的新疆、、內蒙古和廣西等四個自治區的調研；第二編為多民族聚居省份編，顧名思義是對多民族聚居省份如云南、青海、四川和東北朝鮮族地區的調研，調研的對象甚至深入到了縣一級，如對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的研究等；附錄部分則將七份調查問卷一一列出，方便讀者將問卷與調查結果進行前后核對。

《報告》所研究的內容包括當地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現狀、問題、對策、受眾評價等內容。而這些資料的獲得除了依靠二手資料的收集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上文中提到的調查問卷獲得最新的一手資料。

本書共設計了七張調查表，分別是《我國新聞事業現狀調查表》、《少數民族文字報紙調查表》、《少數民族文字時事政治性期刊調查表》、《少數民族語言廣播電臺、電視臺調查表》、《民族新聞教育事業現狀調查表》、《民族新聞研究事業現狀調查表》和《受眾調查表》，共計發放問卷千余份，涵蓋了少數民族新聞事業的方方面面。

鑒于其對我國新聞事業的特殊貢獻，在該書付梓之際，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趙啟正，著名新聞史學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原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丁淦林先生為該書撰寫了序。該書的價值可見一斑。

白先生其學術思想

筆者認為，《報告》一書從以下方面體現出其學術思想。

1.理論基礎決定“學術大廈”

白潤生先生的理論基礎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句話：“中國的新聞傳播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新聞傳播史，不只是漢族新聞傳播史，它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他所有學術著作都是以此為舞臺展開的舞蹈，《報告》一書也不例外。

《報告》所研究的地域范圍包括了四個民族自治區和其它的民族聚居省份，這些省份的面積占到了全國的64%，如果對全國過半領土面積上正在發生的新聞傳播現狀視而不見，那毫無疑問是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重大缺憾。

如同很多數學公式一般，越是看似簡單往往越是經過了復雜的推演過程。白潤生先生基本觀點的提出并不是一時頓悟之作，而是經過了長期縝密的研究和思考，而以此為基點展開的各項后續研究都是從不同角度為自己的學術觀點構筑起一個完整、縝密的論據體系。《報告》一書就是論據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2.深耕細作而不遍地開花

即便是大器晚成，從白先生涉足目前的學術領域至今，至少有20多年的時間了。現在白先生在自我介紹學術研究領域時仍是只有一個：少數民族新聞史。與那些研究領域動輒橫跨多個學科、縱跨上下五千年的學者相比，白先生的研究領域似乎太過簡單了，而凡有學術鑒別能力的人都能知道，這簡單背后所蘊藏的價值到底是什么。

中國學術界的浮躁有目共睹，與郭沫若、季羨林等前輩泰斗相比，目前學術界“腳踩多條船”的學者所體現出來的并非是其天才性，而是其功利性。只有專一于某一領域，方能把學問做深做透。

3.定量與定性：還原“田野調查”精神

田野調查是先生學術思想的核心。而田野調查，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定量與定性，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

《報告》一書是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量化的論據，但這種量化研究又與統計年鑒有天壤之別，與定性研究互為犄角。

定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自身要最大程度地融入事物發生的環境中去，以身臨其境的感悟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解讀現象發生的原因，而定量研究是指確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規定性的科學研究，就是將問題與現象用數量來表示進而去分析、考驗、解釋，從而獲得意義的研究方法和過程。定量，就是以數字化符號為基礎去測量。定量研究通過對研究對象的特征按某種標準作量的比較來測定對象特征數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間的量的變化規律。由于其目的是對事物及其運動的量的屬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定量研究與科學實驗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可以說科學上的定量化是伴隨著實驗法產生的。

有人說人文學科缺乏實證精神，事實上就是批評了現在很多學者重定性研究而輕定量研究的現象。

之所以少有人做定量研究，一是因為實驗方法的設計非常繁瑣，需要進行大量調查等論證工作；二是實施過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周期漫長，遠不如坐在家里發發感慨來得簡單；三是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的工作更為基礎，所獲得的大量數據成果一旦公開發表，往往都被其他學者借用去，而數據最初的獲得者卻被人所忽略，有為他人做嫁衣之感。

但白潤生先生的《報告》一書，則采用了實驗法中的問卷調查法，在全國共計發放問卷千余份，僅調查過程就持續一年之久，后期經過數據錄入、篩選、初步分析和深入分析等多個環節。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定量研究的相關知識，是很難去掌控和調度的。白先生用一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年過花甲重做學生，向其他年輕學者請教社會統計學的相關知識，甘當人梯地拾起了定量研究的旗幟，將我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從宏觀和感性的描述，轉化成了一個個客觀、精確的數字，讓后續研究變得言之有據，不再是坐而論道。總之，《報告》一書，是田野調查精神的體現。

4.重新定位“編者”的價值

學術界人士更愿意當“作者”，而不愿意當“編者”，似乎“作者”更能說明成果歸屬的不可置疑性。但白先生在其著作中，大部分都是以編者的身份出現，《報告》也是其中之一。

這種署名恰恰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做學問的兩個閃光點：他不沽名釣譽，尊重從事項目中的每位參與者及其勞動成果，是誰寫的就是誰寫的，清清楚楚地列出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署名反而更加體現出白先生作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集大成者”的定位。署名為編者，但是從選題的策劃、立項、研究范式的確定、提綱的建構、統稿的刪繁就簡、去蕪存真，都凝聚了白先生一人之力。

在“一人掌舵，眾人劃槳”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才得以建立起了老中青結合的學術梯隊，也使得不同層次的人才在這個梯隊中都有積極的態度，這對整個學科的發展裨益極大。

篇2

關鍵詞：葉天士；溫病；衛氣營血；絡病

中國分類號：R24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12-2512-02

葉天士，名桂(1667-1746)，號香巖，晚號上津老人，出生于江蘇吳縣。少時晝則從師習儒，夜而從父學醫，先后拜于俊、王子接、馬元儀等名醫門下。懸壹濟世50載，名揚大江南北，其主要代表著作有《臨證指南醫案》、《溫熱論》、《幼科要略》、《種福堂醫案》、《葉案存真》等。他的主要學術思想對溫病理論的構建作出了突出貢獻，并在診治內傷雜病方面，師古而不泥古，建樹頗多。本文試從以下6個方面闡述葉天士的主要學術思想。

1.明辨傷寒與溫病之不同創衛氣營血辨證體系

溫病理論萌芽于《內經》，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有“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之說，《素問?熱論》中有“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后夏至日者為病暑”之論。至東漢，張仲景著《傷寒論》，創立六經辨證體系，至今仍指導著外感傷寒的辨證論治。然論治外感熱病宗傷寒之旨，其效不佳。隨著溫菏研究的深入，諸多醫家開始認識到《內經》、《傷寒論》所述溫病乃伏氣致病，對外感溫熱致病義蘊未盡，宗傷寒之法論治溫病，如圓鑿方枘。

明清時期，百家開始另辟蹊徑論治溫病。若方中行、喻嘉言等，雖置溫病于傷寒之外，然治法終未脫離傷寒。葉氏對此潛心研究，突破《內經》《傷寒》“伏寒化溫”的傳統認識，接受吳又可邪從口鼻而入的觀點，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溫病傳變途徑和趨勢，被后世溫病學家譽為溫病之總綱，把溫病學說上升到理論高度。同時指出：“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后化熱入里，溫病則熱變最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葉氏揭示了外感溫病的致病特點，明辨外感溫病在病機與治法上別于傷寒。葉天士引伸《內經》中衛氣營血之義，并根據溫邪致病特點，創立以衛氣營血為綱來認識溫病過程中的病理變化，據此來概括證候類型及證候之間的相互傳變，作為辨證施治的根據。《溫熱論》曰：“大凡看法，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人營猶可透熱轉氣”，此段精辟論述，成為溫病的辨證論治綱領，確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法在溫病辨治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葉氏明辨溫病與傷寒之不同，所刨衛氣營血辨證法豐富了外感熱病辨證論治內容。同時，葉氏還發展了前^三焦分證的理論，為溫病三焦辨治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重完善溫病理論奠三焦辨證體系基礎

“三焦”，其名首見于《內經》，本義是說明所屬臟腑生理位置及功能。以三焦作為部位分析疾病病機，辨別病證。始于《太平圣惠方》。后世劉河間，所著《六書》提出分三焦論治，不墨守六經，實屬中醫辨證法中一次重要突破。然其論簡而未暢，其方雜而不精。葉天士繼承前輩理論，闡明了三焦所屬臟腑在溫病過程中的病理變化，并以此概括證候類型，作為辨證施治的根據。葉天士創造性地把三焦辨證與衛氣營血辨證有機結合起來，運用于溫熱病辨治中，使得溫病辨治體系的框架大體落成。如在《溫熱論》有：“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溫病“不但分三焦，更續明在氣在血。”葉氏的理論對后世產生深刻影響，推動了溫病學術的發展，更是啟發了清代吳鞠通，其所著《溫病條辨》便是在繼承葉氏理論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

3.擅長辨舌驗齒之法豐富診法內涵

因溫熱毒邪致病具有起病急、傳變快、易傷陰液等特殊的病理特點，決定了溫病的診法必須更具特色，以便快速準確的診斷。舌診在溫病診斷中的實用價值逐漸凸顯出來。葉天士在實踐中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溫病舌診體系，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中。《臨證指南醫案》中記錄的大部分醫案中都詳細描述了舌與齒的變化。在《溫熱論》中，有近1/3的篇幅論舌(舌質和舌苔)，近1/10的篇幅論齒，詳細介紹和討論了溫病辨舌驗齒之法，可見驗舌得到的相關信息是診斷溫病的切要。辨舌包括辨舌質和辨舌苔兩方面。辨舌質主要從舌體的色澤、胖瘦等方面著眼；察舌苔當從色澤、潤燥及厚薄等方面入手，盡可能細致而完整搜集關于病邪性質、病位的深淺、病情輕重等相關信息。同時，驗齒查齦也是溫病診斷的重要方法，“溫熱之病，亦須驗齒。齒為腎之余，齦為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揭示出驗齒查齦可以測知胃津與腎液之存亡。如齒燥如石、齒白如枯骨分別反應出胃熱津傷與腎陰枯竭。另外辨齒垢、齒衄等情況亦有助于證候診斷和判斷預后。辨舌驗齒法已成為溫病辨證不可缺少的要素，經歷百年驗證，至今仍然被廣泛應用于中醫防治溫病的理論和實踐中。

4.強調脾胃分治創甘潤養胃療法

葉天士在東垣學說影響下，重視脾胃在人體中的作用。東垣倡導脾氣、脾陽是機體運化的動力，臨證時多注意健脾氣升脾陽。其所創方劑如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清暑益氣湯等亦被后世習用。葉天士汲取東垣學說并結合自己臨床實踐，認為脾胃雖同為中土，胃屬戊土，脾屬己土，臟腑之體各殊，提出“胃喜潤惡燥”，“脾喜剛燥”，“納食主胃，運化主脾，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故臨證時脾胃應分別論治。在全面繼承和發揚東垣補脾升陽之說基礎上，葉天士更注重降胃和胃，并善用甘潤養胃藥，重視顧護胃陰。正如他所云“陽土喜柔，偏惡剛燥，若四君、異功等竟是治脾之要。腑宜通即是補，甘濡潤，胃氣下行亦有效驗”。葉氏辨治脾胃之法，至今仍有重要學術價值，有效地指導著臨床實踐。

5.發展中風學術倡導陽化內風之說

唐宋以前，醫家多從外風立論辨治中風。如《諸病源候論?中風候》：“由血氣偏虛，則腠理開，受于風濕”。金元以后，對中風的病機有了新的認識，產生許多不同學術觀點。如劉河間主張情志化火，肝風內動；李東垣責之內虛氣衰；朱丹溪認為濕痰化熱，熱極生風。葉天士別于前人關于中風論述，認為中風當則之本氣自虛。如《醫學發明》：“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者多有此疾。壯歲之際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形盛氣衰如此。”葉天士否定外風致中風之論斷，倡導“陽化內風”。中風多為“身中陽氣之變動”，與肝關系密切。如肝腎陰虧、陽亢不潛，營陰不足、血虛生風，中土虛衰、肝胃失調，五志化火、煩勞擾動等均影響機體陽氣，導致陽氣變動，發為中風。這在內風病機認識和辨治方面發展了前人學說，“陽化內風”的認識更接近了中風發病的本質，亦是現代中風辨證分型與治療的維型。

篇3

東晉南北朝時期著名醫家胡洽，在中醫臨床治療方面極具特色，其撰寫的《胡洽方》一書，內容豐富，涉及傷寒、溫病、霍亂等外感疾病，風毒、腳氣、中風、痢疾、水腫等雜病的治方、食療。同時胡洽還精于藥物炮制。《胡洽方》內容不僅包括內、外、婦科等各種病證的辨治，而且還記載了許多胡洽的學術經驗，對現代中醫研究

有著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1 胡洽及其《胡洽方》

胡洽，為東晉南北朝時道人，精通醫學。又名胡道洽，自稱胡居士。

劉宋時劉敬叔所撰《異苑》記載：“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好音樂、醫術之事。……死于山陽(今江蘇淮安)。”劉氏卒于泰始中(465―471)，因而推知胡洽在其先，當生于東晉，卒于南北朝劉宋年間。

胡洽的醫術在當時已頗為知名，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稱“宋有羊欣、王徽、胡洽……治病亦十愈其九”。故后來的張杲《醫說》也說，胡氏“性尚虛靜，心棲至道，以拯救為事，醫術知名”。

胡氏著有《胡洽百病方》二卷，首載于《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作“《胡居士方》三卷”；《新唐書?藝文志》稱“《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因知，在隋、唐之際，胡氏所著方書曾有不同傳本。

北宋時，林億等校正醫書時曾屢引《胡洽方》，而在此前的《外臺秘要》、《千金要方》，乃至《補闕肘后百一方》中，均曾載錄其方。其他如日本的《醫心方》中，也偶有載引。然而，《胡洽方》原書不知亡佚于何時。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曾引據《胡洽居士百病方》，其書乃同于《新唐書》所載。

作為魏晉時期醫方醫學的一個時代特征，是方書眾多，然而至今卻大多亡佚，《胡洽方》也在其內，殊為可惜。有感于此，我們根據《補闕肘后百一方》、《千金要方》、《外臺秘要》及《醫心方》等所載，將《胡洽方》佚方匯輯成帙，并據實際存方，分為治傷寒溫病方、治風痹風濕風毒腳弱方、治卒中風痱口咼僻方、治飛尸疰病方、治蠱毒方、治虛勞病方、治諸氣膈病方、治積聚痰痰飲方、治嘔吐下利方、治水腫病方、治婦人產后病方、治瘡疽方，以及食治等十三部分。雖難以恢復“百病藥方”的原貌，但也足存其大略面目，并藉以探索胡洽的學術經驗。

《胡洽方》諸方，其所治廣涉內、外、婦科等各種病證，不僅繼承仲景、張苗等人的學術思想，而且還記載了許多胡洽的學術經驗。

2 《胡洽方》要方初探

2.1 用仲景法，變而通之：朱震亨在《格致余論》中曾說：“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明代醫家繆希雍也強調熟讀仲景書后須“師其意，變而通之……如是則法不終窮矣”(《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卷一》)。這種良好的學習方式，實乃晉唐醫家們開風氣之先。

據《胡洽方》所載，其對經方的變化加減，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僅善于化裁古方，而且更切合臨床實用。其有關方劑涉及外感、內傷及婦科病等領域，靈活加減，擴展成許多類方。茲略舉數方說明如次。

仲景《金匱要略》治虛勞有小建中湯，《胡洽方》有其衍變類方小建中湯、大黃芪湯、樂令黃芪湯等。《胡洽方》小建中湯與仲景方同名，云：“凡男女因積勞虛損，或大病后不復常，苦四體沉滯，骨肉疼酸，吸吸少氣，行動喘，或少腹拘急，腰背強痛，心中虛悸，咽干唇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陰陽廢弱，悲憂慘戚，多臥少起。久者積年，輕者百日，漸致瘦削，五臟氣竭，則難可復振。”方用甘草(一兩)、桂心(二兩)、芍藥(六兩)、半夏(六兩)、黃芪(三兩)、生姜(三兩)、干棗(十二枚)、膠飴(一升)。胡氏在仲景小建中湯的基礎上，加入半夏、黃芪。亦即仲景黃芪建中湯加半夏。按小建中湯中有甘草、大棗、飴糖，其味甚甘，因“嘔家不喜甘”，所以仲景云：“嘔家不可服。”但在必要時可權宜應變，加半夏以降逆止嘔，其法值得思考。另在《胡洽方》中所敘述的小建中湯適應癥，其癥狀較諸《金匱》所載詳細得多，所以更能方便地指導臨床運用。《胡洽方》中尚有樂令黃芪湯“治虛勞少氣，胸心痰冷，時驚惕，心中悸動，手腳逆冷，體常自汗。補諸不足，五臟六腑虛損，腸鳴風濕，榮衛不調百病，又治風里急”。方用黃芪、人參、橘皮、當歸、桂心、細辛、前胡、芍藥、甘草、茯苓、麥門冬、蜀椒(各一兩)、烏頭(五枚)、生姜(五兩)、半夏(二兩半)、大棗(二十枚)。此方較大黃芪湯多人參、麥門冬、當歸、茯苓、前胡、橘皮、細辛、蜀椒、烏頭，增加了益氣養心健脾、降氣及溫里的作用。將小建中湯加減變化而治療虛勞諸證，為后人樹立了典范，故在《千金要方》中亦有轉載。

仲景治寒疝腹中痛、產后腹痛，用當歸生姜羊肉湯。胡氏有小羊肉湯，治婦人寒疝，虛勞不足。方用當歸(二兩)、生姜(五兩)、羊肉(一斤)，除當歸少一兩外，其余均同。胡氏又有大羊肉湯，“治產后腹中、心下切痛，不能食，往來寒熱”諸癥。方用羊肉(三斤)、生姜(四兩)、當歸、黃芪、芎NF8E8、甘草、防風(各二兩)、白術(三兩)，加重了羊肉劑量，還增加黃芪、芎NF8E8、白術、防風、甘草五味，加強了溫中補虛、調營固衛的作用。患者往來寒熱而不用柴胡，卻加黃芪、白術、防風等，即后世所說的玉屏風散用藥，其構方思路，耐人尋味。這種靈活加減變化經方，不拘一格，善于辨證的治學態度，堪為后人楷模。

2.2 治卒中，辨偏枯、風痱、風懿、風痹：對于中風的辨證，《金匱要略》有中經、中絡、中腑、中臟之分，歷代醫家多宗其論。然而在《胡洽方》中，卻又詳細論述了偏枯、風痱、風懿及風痹的辨證論治，以及預后吉兇。認為：“偏枯者，小身偏不隨(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往分腠之間，溫臥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余，乃可復也。風痱者，身無痛，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知可療，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風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強不能言，病在臟腑，先入陰，后入陽，治之先補于陰，后寫于陽，發其汗，身轉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風痹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腹中、股脛濼，煩心，頭痛，嘔眩，時時汗出，目眩悲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據其所論，可知病人患中風半身不遂，而語言、思維均無異常者，通過“益其不足，損其有余”的正確治療，病可以恢復。患中風而手足癱瘓，語言、智力有不同程度障礙，病名為“風痱”，其輕者尚可療，而重則不可救。若卒中神昏，咽喉痰氣壅塞，舌蹇不能言語，則為中于“臟腑”，名為“風懿”。從其病機分析“先入陰，后入陽”，治則“先補于陰，后寫于陽”分析，可知這種疾病屬于陰虛而陽亢，即后世所說的陰虧于下、陽亢于上之證，故用補陰瀉陽之法。從其預后“發其汗，身轉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說明陰分得復，氣液宣通，乃是恢復的關鍵所在。當然，這里所說的“發汗”，絕非辛溫解表，發散風寒，而是通過補其陰，而使津液漸復，自然微汗。至于這里所謂的“風痹”，并不同于風寒濕痹的“風痹”，其癥狀除手足忽冷忽熱，脛股不適之外，還有煩心、頭痛、眩暈、嘔吐、汗出、氣短等癥，故其預后不容樂觀。

《胡洽方》對于偏枯、風痱、風懿和風痹的記載，是胡洽豐富臨床經驗的結晶，也是中經、中絡、中腑、中臟論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其同時代的《小品方》，下迄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都很重視此論而轉載之。甚至宋代的醫學巨著《太平圣惠方》和《圣濟總錄》也都繼承仿效，可惜其后臨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大小續命湯是古人治療中風的名方。自元王履有“真中”、“類中”之論，明代張景岳有“非風”之說后，人們多認為以上方劑屬于“真中風”的治療方，方中麻、桂等意在驅散風寒之邪。

《胡洽方》載有大小續命湯。小續命湯，“治中風冒昧，不知痛處，拘急不得轉側，四肢緩急，遺失便利”。并云：“此與大續命湯同，偏宜產后失血，并老小人方。”看來此方屬于體虛中風殆無疑義。然后對于大續命湯(《千金要方》名西州續命湯)，《胡洽方》卻明言為“治中風痱，……身體不知自收，口不能言語，冒昧不識人，拘急背痛，不得轉側方”。方用麻黃(六兩)、石膏(四兩)、桂心(二兩)、甘草、芎NF8E8、干姜、黃芩、當歸(各一兩)、杏仁(三十枚)。其中用藥，雖然有類外感病方，但從用于治療中風痱而言，則石膏、黃芩清里熱，當歸、芎NF8E8養陰血，甘草安中益氣，至于麻、桂、干姜雖有疏散風寒之功，但主要都在于“開腠理，致津液”，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辛以潤之”。如周身之氣液宣通，則在體表可見汗出溱溱。同時強調服藥事宜，必須注意觀察，說：“初服一升。猶能自覺者，勿熟眠也，可臥厚覆，小小汗出已”，“病人先患冷汗者，不可服此湯。若虛羸人，但當稍與五合為佳。有輒行此湯與產婦及羸人，喜有死者，皆為頓服三升，傷多，且湯濁不清故也，但清澄而稍稍服，微取汗者，皆無害也。”在《胡洽方》中另有秦艽散、魯王酒、茵芋酒、蠻夷酒，治八風十二痹，偏枯不隨。經驗甚為豐富，值得深加研究。

2.3 治療水腫，逐水扶正，并重食治：胡氏治療水腫病證，有澤漆湯和水銀丸二方。澤漆湯，“治水氣，通身洪腫，四肢無力，或從消渴，或從黃疽、支飲，內虛不足，榮衛不通，氣不消化，實皮膚中，喘息不安，腹中響響脹滿，眼不得視”。方用澤漆根(十兩)、鯉魚(五斤)、生姜(八兩)、茯苓(三兩)、人參、甘草(各二兩)、澤瀉(五兩)、杏仁(一兩)。制方服法甚為詳細，云：“以水一斗七升，先煮魚及豆，減七升，去之納藥，煮取四升半，一服三合，日三；人弱服二合，再服；氣下喘止，可至四合；時小便利，腫氣減，或小溏下，若小便大利，還從一合始，大利便止。若無鯉魚，魚亦可用。若水甚不得臥，臥不得轉側，加澤漆一斤；渴加栝樓根二兩；咳嗽加紫菀二兩、細辛一兩、款冬花一合、桂三兩，增魚汁二升。”從其說明看來，此方中還當有豆，故云“先煮魚及豆”。歷來，人們多熟知《千金》鯉魚湯為治療水腫病的名方，殊不知早在《胡洽方》中，已用鯉魚五斤與豆同煮，與通利藥澤漆根十兩、澤瀉五兩，以及參、苓、甘草等同方，則祛邪扶正，各奏其功。至于加減方法，也值得留意，如：弱人少服，得效增服，小便利腫減，或大便溏下，則應減服。又如：腫甚不得臥者加澤漆利水，水去津傷口渴者加栝樓根養津液，咳嗽加細辛、紫菀、款冬，并用桂以加強氣化，增魚汁以扶正消腫。凡此等等加減進退，如宿將用兵，指揮若定，秩序井然。

胡洽水銀丸在古代傳為名方，又名大水腫丸，“療大水腫，腹如鼓，堅如石”。其方用葶藶(一升，熬)、椒目(一升)、芒硝(六兩)、水銀(十二兩)。方中用水銀，炮制甚精，“水煮水銀三日三夜”，“搗藥六萬杵”。病人服藥尤為小心，先食服一丸，日三；日增一丸，至十丸，不知，更從一丸始。病當從小便利，當飲好牛羊肉羹，晝夜五飲，當令補養。禁豬肉、生魚、菜。勿忘飲漿水，渴飲羹汁。在利水同時，強調食養，并補充水液，以免祛邪而傷正。胡洽水銀丸是古方中運用汞制劑治療水腫病的典范，其配伍運用，更值得深入研究。

2.4 治下痢、熱毒、疰病，效著方奇：胡氏治下痢病證，頗具特色。治下痢方，胡洽曲蘗丸，“療數十年休息痢，下，不能食，消谷下氣，療虛羸”。方中用麥蘗(炒)、曲(炒，各一升)、附子(炮)、桂心、烏梅肉(各二兩)、人參、茯苓(各四兩)。患者數十年久痢，脾腎虛弱，運化乏力，失于收斂，故用參、苓以補益，附、桂以溫化，曲、蘗以化谷，加之以烏梅斂陰生津。此方用藥簡要，功效可期。又豬肝丸，“療下痢腸滑，飲食及服藥皆完出”。方用豬肝(一斤，煮焙干)、黃連、阿膠(炙)、烏梅肉(各二兩)、胡粉(七棋子)。因腸滑故也用烏梅肉，久痢傷陰，故用阿膠，與黃連同用，用黃連阿膠湯意。胡粉一藥，究竟為何藥，不明。方中并用豬肝一斤，是食療方法。后張子和用此法治痢，想也得法于此。如上所述，曲蘗丸治療休息痢，豬肝丸治療滑腸下痢對今天臨床治療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除上所述，《胡洽方》中還有不少方劑值得重視研究，如治“傷寒熱病十日以上，發汗不解，及吐下后，諸熱不除，及下利不止，斑出”的大青湯，藥用大青、豆豉、阿膠、甘草；治“腳弱風毒，攣痹氣上，及傷寒惡風、溫毒、山水瘴氣、熱毒，四肢痹弱”諸癥的大鱉甲湯，藥用鱉甲、升麻、麻黃、防風、石膏、知母、犀角、羚羊角、青木香、大黃、麥門冬、甘草、雄黃、杏仁等。以上二方，對于臨床外感天行熱毒諸癥的治療很有參考價值。

此外還有“療江南三十六疰”的金牙散，用藥復雜奇特，有金牙、曾青、硝石、石、石膏、莽草、玉支、雄黃、朱砂、寒水石、龍骨、蛇蛻皮、芫青、當歸、龍膽、大黃、細辛、防風、大戟、芫花、野葛、蓯蓉、天雄、茯苓、附子、烏啄、干姜、人參、桔梗、桂心、椒、貫眾、巴豆、貍骨、蜂房、鸛骨等，包括許多毒性藥物。但據胡洽記載，此方“療江南三十六疰，人病經年，羸瘦垂死，服之皆差。并帶之能殺鬼氣，逐尸疰，諸惡癘不祥悉主之。”可見對于結核病等多種傳染性疾病，其治療、預防作用是十分顯著的。這種如《素問》所說的“大毒治病”的方藥，較之后世中醫的所謂“王道之法”大相徑庭，實際上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郡齋讀書后志》還有胡洽重訂《雷公炮炙論》的記載，可知他也精于藥物炮制。

篇4

中圖分類號：R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07)06―0003―02

尚天裕教授是我國中西醫結合治療骨折理論和實踐的創造者，他的學術思想影響了一代中西醫骨科界學人，對中西醫結合骨傷科學的發展仍然起著巨大的學術影響。

1 尚天裕教授治學嚴謹，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為我們治學樹立了榜樣

尚教授從大處著眼――創我國中西醫結合診治骨傷疾病特色理論和方法；從小處做起――在外固定用具、復位手法、內外用藥的治療等方面進行歸納、總結、研究。這正是目前我們后學者所要繼承的學術思維之精髓。在外固定器具中，選擇了具有彈性、韌性，可塑性并能透過X線的柳木，創新設計出了適合于肢體不同部位骨折的小夾板。在復位的手法上，他在學習中醫正骨傳統八法基礎上，總結出了后來主導全國骨折復位的十大手法即：手摸心會、拔伸牽引、旋轉回旋、伸屈收展、端擠提按、搖擺觸碰、成角折頂、夾擠分骨、對扣捏合、推拿按摩。并按照骨折部位、類型、受傷原因、移位方向、復位質量、穩定程度和患者的主觀能動性，指導病人進行及時合理的功能鍛煉。這樣，一套集內固定為主導、以手法整復為特點，小夾板固定和功能鍛煉為一體的整復方法。提升了西醫治療骨折整復、固定、功能鍛煉三原則的、全新內容的中西醫治療骨折新療法就初步形成了。1963年在羅馬召開的第20屆國際外科學術大會上，首次向世界醫學界報告了“中西結合治療前臂骨折”受到國際骨科界的同道極大贊賞。他先后攻下了前臂骨折、肱骨髁上骨折、肱骨髁間骨折、踝部骨折、脊柱和骨盆骨折等治療的難題，使骨折愈合時間較單純西醫療法加快了近1／3，療程縮短了近1／2，同時，骨折的不愈合率由過去的5％～7％下降到0.4％，骨折的手術率也有所下降。

2在繼承的基礎上，找準中西醫結合點，辨證地求創新、求發展

尚教授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及反復總結，縱觀古今中外醫學的區別和聯系，各自的長處與缺點，認識到骨折治療中存在著“動與靜”、“筋與骨”、“內與外”和“人與物”4對矛盾中，固定與運動是主要矛盾，而后者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如：只強調固定，而忽視了活動；只重視對骨折的處理，而忽視了周圍軟組織在骨折中的作用；只強調骨折局部而忽略了整個肢體及全身；只想借助外力來整復固定骨折，把肢體當做一般“用具”來修理治療，而忽視了肢體本身內在的固定力和人在治療中主觀作用。其結果是：束縛了傷肢及整體的功能活動，影響或破壞了肢體自身的內在固定力；減低或損傷了骨折局部的自然修復能力，增加了病人的肉體痛苦及精神負擔；約束了人在整個治療中的能動作用。所以，在骨折治療中，不能強調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在處理骨折時，應根據具體骨折的病理、生理變化，選擇合適的固定形式和練功術式。在此基礎上，尚天裕教授提出了影響整個骨傷科界的創造性革命性骨折治療原則，即動靜結合、筋骨并重，內外兼治，醫患結合原則。

3不斷探索、不斷進取，完善和深入研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不斷提出新觀點、新看法，并在臨床實踐中不斷求證

篇5

【關鍵詞】中醫名醫思想；傳承；現狀；發展；時代；結合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4-0020-01

時至今日，名醫的定義與古代產生巨大的變化，其思想傳承模式，在不斷地探索與實踐中逐步完善。時代的烙印在當今名醫――這一學術思想傳承的先鋒群體身上更加清晰。首先，時展造成名醫的成長之路產生變化，多元化培養使得復合型人才成為醫生的發展趨勢。過往“一生承一師”的模式在如今較為罕見，大多數名醫在自身臨床能力過硬的前提下，并重科研、教學、宣傳甚至行政管理工作，這也使得名醫學術思想傳承范圍更廣、人力物力保障體系更健全。此外，社會的需求對名醫的影響至關重要。不論是學界內部學術成果得到政府認證、媒體推廣的學者，還是立足于臨床、療效上佳的大師，更多的情況是兩者結合，他們工作的成果勢必滿足社會需求，他們學術思想傳承的同時勢必對中醫學整體發展存在著積極地推進作用，方可稱為“名醫”。最后，名醫的內核，學術思想傳承的靈魂，仍在于個人的不懈努力。不論時代如何變遷，擁有遠大志向、強大社會責任感、無私奉獻精神的醫生終將護佑一方，得到政府與社會的支持，學術思想得以傳承。

通過本次調研發現，名醫思想傳承仍是中醫學發展中亟需重視、討論、完善的工作。現狀主要以院校與師承兩種教育模式相結合，輔以文獻研究、名醫工作室等新興手段。多種傳承模式、方法優勢互補、不斷優化結合效果是目前業內普遍推崇的發展方向。

我們發現，隨著高等中醫藥教育的興起、發展，有院校教育背景并以之為個人發展之重的醫生在我們的調研對象中比重很大。造成這一結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調研對象多為城市醫院、門診部醫生，院校教育學位作為評價標準之一普及率高。另一方面，院校教育的統一化培養標準、現代化科學理念、基礎性理論灌輸，大大增加了中醫思想傳承效率、范圍。這些特點與以實踐為優勢傳統師承教育形成有力互補，滿足現代醫療體系對醫生的多樣化需求，奠定了院校教育作為中醫人才培養發展道路上一大創舉的地位。

西醫課程的引入是否對中醫思維模式產生沖擊，這一問題在訪談中被反復提及，我們認為，中醫的生命在于臨床，有效緩解患者疾苦是一切醫學思想傳承、發展的最高目標。因此，博采眾長，西學中用，是名醫思想傳承堅持中醫本質、順應時代要求的發展方向。

師承教育隨著時代洗禮，與自古流流傳的小范圍、家傳模式已有巨大變遷：一方面，現代師承教育起始點有所變化，以研究生階段導師制度為主，輔以本科生利用課余時間隨師跟診。學生在院校教育中得到“廣度”的視野和基礎知識，后期跟師學習中對老師思想、經驗進行“深度”挖掘、吸納，形成個性化特色，大大縮短中醫人才培養周期。另一方面，師承教育對臨床實踐技能的高強度培訓，幫助學生滿足職業化規范要求，與院校教育優勢互補；長時間的直觀體驗，更有利于老師經驗、心得、思維模式等“隱性知識”有效傳承。

另外，對于“老師常有所保留，秘而不傳”“傳承效率偏低，成才速度慢”這些師承教育中仍需完善的問題，呈現出執業年齡越短認同感越強的趨勢。據此分析，隨著時代前進，拜師學習的真諦收到功利因素影響，師承教育的效率、實用度正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值得一提的觀點是，極少數專家認為，現階段一線臨床醫院更像是一部高效運轉的大負荷機器，每位醫務工作者都應被看作熟練掌握臨床技能的零件，分工明確，效率為重。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投入拜師、跟診之中。

篇6

[關鍵詞] 痰；胃癌；古代文獻

[中圖分類號] R735.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5（a）-0081-04

Trace the TCM ancient literatures of the phlegm theory of gastric cancer

LYU Ying1 LU Ye2 YE Min2 WEI Pinkang2 SHI Jun1，2

1.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Oncology， Yueyang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437， China； 2.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Shanghai 200003， China

[Abstract]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Although there is not the disease name "gastric cancer" with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tegory， this disease is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disease "dysphagia"， "vomiting" and so on by its sympto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legm and gastric cancer is recorded in ancient literatures. Based on collection of these records， it is found that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phlegm and gastric cancer originat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eveloped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So far， the complete academic phlegm theory of gastric cancer has been formed.

[Key words] Phlegm； Gastric cancer； Ancient literatures

胃癌是消化道常的惡性腫瘤之一，早期胃癌大多無明顯癥狀，進展期胃癌可能出現上腹痛、上腹飽脹不適、反酸、噯氣、納差、惡心嘔吐、消瘦等，甚者出現嘔血、黑便等消化道出血癥狀，晚期胃癌遠處轉移患者還可出現腹水、左鎖骨上淋巴結腫大、盆腔包塊等。中醫本無“胃癌”病名，臨床多根據這些癥狀將胃癌歸屬于“胃脘痛”“伏梁”“胃反”“噎膈”“癥瘕”“積聚”等范疇進行施治[1]。痰在中醫里具有其特殊含義，范圍不僅涵蓋了西醫呼吸道的分泌物，還是一切水液代謝障礙的產物，其既是一種病理產物又是一種致病因素，有“有形”“無形”之分，具有癥狀多變、遷延難愈、黏滯重濁的致病特點[2]。臨床觀察表明，胃癌從痰論治具有良好的抑制復發轉移的作用，消痰散結治法是有效的胃癌治法之一[3]，基礎研究也證實消痰散結法從胃癌增殖、遷移、血管生成、炎性因子等多個角度起到了抑制胃癌發生發展的作用[4-6]，以上證據皆表明痰與胃癌具有密切關系。本文從中醫古代文獻出發，通過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對痰與胃癌的關系做一理論溯源，從病因病機、理法方藥和醫案角度闡述從痰論治胃癌理論形成的源流。

1 胃癌從痰論治學術思想的萌芽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即有“胃病者，腹_脹，胃脘當心而痛……膈咽不通，飲食不下”的記載[7]，其與胃癌的癥狀十分相似。《內經》提出“飲發于中”“積飲心痛”[8]，從此痰飲導致胃病的理論開始萌芽，并提出了相應的治則――溫胃化痰法，論曰“溫以克之，微遲傷冷痰積惡物”。所謂“噫也，如胃有痰火噯氣者，星夏梔子湯”，記載了用星夏梔子湯治療痰火引起的噯氣不適。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將痰飲與胃病聯系起來，作為胃病的致病原因之一。

至漢代張仲景對痰飲引起的胃病做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金匱要略》云“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9]，這些癥狀的描述與胃癌引起的梗阻相似，又提出了具體的治則，曰“飲邪當以溫藥和之”[10]，且明確指出生姜在嘔吐治療中的特殊療效，認為生姜為嘔家圣藥[11]，并制訂了一些現在仍行之有效的方劑，其曰“痞而噫旋覆代赭湯主之[12]”“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13]”“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諸嘔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14]”等，以上這些方劑均從痰飲致病的角度，治療胃癌的相關癥狀，對后世醫家有很大啟迪，并將這些方劑保留并運用至今。

在理論進一步闡述的同時，也出現了臨床運用實例的記載，在多部醫案中出現了從痰論治胃癌相關病證的案例。《柳選四家醫案》記d：“吐血后呃逆，作止不常，迄今一月，舌苔白膩，右脈沉滑，左脈細弱。其呃之氣，自少腹上沖，乃瘀血挾痰濁，阻于肺胃之絡，而下焦相火，隨沖脈上逆，鼓動其痰，則呃作矣。病情并見，安可模糊，若捕風捉影，無惑乎？其不效也，今酌一方，當必有濟，幸勿躁急為要。半夏、茯苓、陳皮、當歸、郁金、丁香柄、水紅花子[七分]、柿蒂[二個]、藕汁、姜汁、另東垣滋腎丸[一錢]、陳皮生姜湯送下。詒按用煎劑、以通肺胃之絡阻。用丸藥，以降沖逆之相火。思路精細，自然熨帖。”清?林佩琴《類證治裁（清咸豐元年林氏研經堂刻本）?卷之三?噎膈反胃論治?噎膈》記載：“年近古稀，兩尺脈微，右關弦遲，氣噎梗食，吐出涎沫，氣平食入。夫弦為木旺，遲為胃寒。弦遲在右，胃受肝克，傳化失司，治在泄肝溫胃，痰水自降。丁香、益智仁煨、蘇子霜、茯苓、青皮、砂仁、姜[煨]。數服痰氣兩平。”這些典型醫案提示痰邪在胃癌的發病過程中無時不在，消痰必須貫穿辨證論治之始終，并根據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性質辨證加減，思路精細是治療胃癌的關鍵。

總之，痰證理論是中醫經典理論，通過溯源可以看到，將痰與胃癌相關聯的思想萌芽于秦漢，形成于隋唐至宋元，完善于明代以后，并不斷豐富運用至今，形成了完整的胃癌從痰論治的學術思想脈絡，為臨床從痰論治胃癌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 林洪生.惡性腫瘤中醫診療指南[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4：307.

[2] 劉慧芳，李風森，馬紅霞.痰病淺議[J].新疆中醫藥，2008，26（1）：2-3.

[3] 施俊，魏品康.胃癌從痰論治理論體系[J].中西醫結合學報，2011，9（6）：581-587.

[4] 桂牧微，魏品康，陸燁，等.消痰散結方藥物血清對人胃癌MKN-45細胞增殖和凋亡的影響[J].中西醫結合學報，2010，8（3）：250-255.

[5] Shi J，Wei PK. Xiaotan Sanjie decoction inhibits interleukin-8-induced metastatic potency in gastric cancer [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5，21（5）：1479-1487.

[6] 巨大維，魏品康，孫大志，等.消痰散結方對小鼠胃移植瘤及瘤旁胃組織中白細胞介素6表達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08，16（5）：284-288.

[7] 殷鴻.殷濟青先生“胃病”濕證治法5則[J].中醫藥導報，2014，20（14）：96-97.

[8] 李春杰，魏品康，施俊，等.胃癌從痰論治的研究思路與方法[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7，14（8）：84-86.

[9] 王朝暉.中醫藥治療胃癌嘔吐的基本原則[J].遼寧中醫雜志，2013，40（7）：1370-1371.

[10] 陳繼婷，王俊霞.試述《金匱要略》“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內涵[J].河南中醫，2010，30（9）：839-840.

[11] 王耀霞，楊志宏，岳旺，等.姜辣素在2種嘔吐動物模型中止嘔作用機制的探討[J].沈陽藥科大學學報，2009， 26（2）：134-137，164.

[12] 李心俊.《傷寒論》治療胃病方證及臨床應用[J].實用中醫藥雜志，2011，27（5）：328-329.

[13] 柴瑞震.《金匱要略》方劑的運用特點[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04，2（7）：24-27.

[14] 劉云霞.《金匱要略方論》治嘔吐方及其臨床應用概述[J].浙江中醫雜志，2009，44（12）：918-920.

[15] 陳蕾蕾.《諸病源候論》嘔吐證治析[J].貴陽中醫學院學報，2010，32（3）：1-2.

[16] 杜松，胡鏡清，盧紅蓉.論窠囊[J].環球中醫藥，2015，8（8）：930-934.

[17] 衣標美，潘桂娟.朱丹溪診治“痰郁”的法則探討[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5，30（4）：980-983.

[18] 何倩，唐林，孟靜巖.《壽世保元》論治翻胃[J].吉林中醫藥，2015，35（11）：1085-1087.

[19] 陳蕾蕾.淺析《癥因脈治》中平胃散的加減應用[J].光明中醫，2004，19（1）：19-20.

[20] 潘桂娟，柳亞平.明代中醫診治痰病的學術思想研討[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9，24（3）：344-347.

[21] 姜德友，陳強.痰飲病源流考[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33（2）：149-151.

[22] 盧紅蓉，杜松，胡鏡清.痰瘀互結證治理論源流考[J].中醫雜志，2015，56（10）：811-815.

[23] 張維波.《黃帝內經》氣血經絡概念解析[J].中國針灸，2013，33（8）：708-716.

[24] 黃海波.“伏梁”名候辨釋[C].中華中醫藥學會全國醫古文學術研討會，2010.

篇7

關鍵詞：疫病；民國；預防；診斷；治療

文章編號：1008-6919（2007）03-0089-03

中圖分類號:R2

文獻標識碼：A

【中醫中藥】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and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modern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the epidemic

AbstractObjective: To make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cademic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treating epidemic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through by summary that the health department ordered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doctors who participated in fighting on the epidemic to write after several times of epidemic in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Methods: To analysis the representative books such as and some other books. Result: We summarized epidemic pathogeny, pathology, diagnostic and remed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Conc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divides the epidemic into summer-heat epidemic and damp-heat epidemic. To emphasize the internal disease cause is damp-heat and stagnant heat. Pulse-taking could decide how serious it is and whether it easy to cure. Epidemic treating principle is never to leave the herbs pungent in flavor and cool. To comply with the food abstinenc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nt and recovering of epidemic.

Key word: Epidemic; Republic of China; prevent; diagnostic ; remedy

2003年春，一場SARS（非典），引起了人們對傳染性疾病的重新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次疾病的診治中，中醫與西醫的并肩戰斗，以及中醫對SARS的療效，使得人們從醫療管理、醫療政策以及中醫傳染病學等多個角度，重新認識中醫學在流行性傳染病中的作用與價值。

近代，在西醫傳入中國，并對中醫學術體系形成強烈沖擊的時候，中醫與西醫曾經在傳染病的防治方面攜手奮斗。這一過程，不但使人們認識到中醫在防治急性爆發性傳染病中的作用，也促進了中西醫傳染病學的匯通，是繼清代的溫病學衛氣營血辨證與三焦辨證之后，中醫傳染病學在理、法、方、藥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的時期。通過對民國時期中醫治療傳染病的歷史回顧，以及學術思想的梳理，能夠為當今重建和發展中醫傳染病學提供借鑒。

一、民國初年中醫參與治疫的事記

民國元年（1912年），內務部成立了衛生司。它的組織模仿日本內務省衛生局的制度。衛生司的職責之一為掌理傳染病的防治，并設有專門的防疫部門。當時中國依據日本的法律，規定了8種傳染病，即腸窒扶斯（傷寒）、發疹窒扶斯（斑疹傷寒）、天然痘（天花）、赤痢（痢疾）、百斯篤（鼠疫）、實夫的里（白喉）、虎列拉（霍亂）、猩紅熱。

1912年（民國元年）春夏之交，杭州一帶時疫流行，報道罹于疫者約死萬人，當時的紹興醫學會特派人員赴杭調查，查明癥屬濕溫疫邪伏氣為病。“調查畢，即回紹開會，本會同人特撰《醫學衛生濕溫時疫治療法》。編就病名、病因、病狀、衛生四章，急性、慢性時疫二種。選錄應驗一百三十五方。[1]

1917年8月（民國6年），鼠疫爆發于綏遠的伊克昭盟（今新安鎮地區），至11月擴散至全區27個旗縣，后疫情波及山西、直隸、山東、安徽、江蘇等省。這次鼠疫到1918年5月撲滅，流行時間達10個月，死亡14600人?2?。當時的防疫會長江宇澄將軍要求曹巽軒等著名中醫參與疫病的防治工作。由是曹巽軒銜命前往，楊浩如、陳其董、陳伯雅、孔伯華和張菊人等人參與其中。

1918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帶發生虎疫（虎列拉），警察廳派孔伯華、楊浩如、張菊人、陳伯雅四人參加防治工作。當時疫情猖撅，有病數日轉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孔伯華與同仁共商后，決定留陳伯雅應邀出診，其他三人深入莊村，沿戶訪問，邊作防治，邊作宣傳。數日后，因治療確有挽救危亡之功，群眾競相求治，全活甚多。陳伯雅因應邀出診應接不暇，勞力勞心，以至于在事畢不久，即行逝世。

應防疫會撰述疫病證治之法的要求，曹巽軒等人分頭將連續參與防疫工作的經驗，編寫成《傳染病八種證治晰疑》十卷，于民國7年印刷刊行。

二、近代中醫治疫的主要學術思想

近代中醫治療疫病的突出特征，便是在當時的政府組織下，在接受西醫傳染病知識的同時，將個體醫生接診的診療方式，轉變為集體的診療行為，并通過集體的學術研討，總結出了十分寶貴的中醫治疫思想與方法。因此，這一時期，不但中醫有關傳染病研究專著的數量急劇增加，其中亦不乏由著名中醫執筆者。本文試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及其學術思想進行分析。

（一）疫病發病的內因

中醫強調正氣在防止感染疫病中的作用。當時西醫防止傳染病流行的重點放在隔離與切斷感染途徑上，因此，衛生部門主要委托警察機構來實施防疫工作。中醫則強調通過攝生來維護正氣，達到感而不染，或染而病輕的目的，指出：“攝生者，卻病之良方；極欲者，致病之媒介。及染病而畏之，不如未病而慎之。” [3]

不攝生與疫病發生的關系是：染疫者“必其人先有伏病而未發，感受疫者之穢氣，如導火之線，一觸即發耳。” 因此，“病在愚昧者傷身最多”。[3]

那么“伏病”所指為何？民國時期，疫病的“伏病”已經具有易感體質的含義，即將“冬傷于寒，春必病溫”的伏邪，從一種潛伏在體內的邪氣（外來致病因素），轉化為受病的內在因素。孔伯華先生在“論外感溫熱病因”中明確指出：“夫外感溫熱病者，必先賴于體內之郁熱伏氣而后感之于天地癘氣邪而成……，是以內因之郁熱伏氣乃外感溫熱病發病之本也。” 除郁熱外，體內有濕也是染疫的內因之一，導致濕從內生的原因有“恣食生冷，……貪飲酒醪，嗜好茶茗，以多飲快食為尚。”[5]如此體質基礎，一旦感受疫邪，則病濕熱。

但是中醫的這種通過攝身、扶助正氣來預防疫病的思想，在科學高度發展的今天，很不為一些年輕人認可，如2006年劉士和醫生曾作了一個關于中醫防治禽流感的講座，在預防措施中建議: 1.生活有規律，按時起床和睡覺；2.飲食要節制，注意避免生冷油膩和刺激食物；3.服用保和丸、或者霍香正氣水/膠囊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是網絡上出現了一些抵觸的說法，“睡覺和流感有啥關系？” “該睡覺時睡覺，該起床時起床,別餓著也別吃撐著,.....這就是中醫的藥方?”[6]有道：大道至簡至易，恐怕人遇看輕，此之謂也。

（二）疫病的分類及病機要點

民國時期，將疫病主要分為溫疫（暑燥疫，有時也稱為溫病）與濕溫（濕熱疫）兩大類。兩者之中，以溫疫為多。

“溫病得天地之雜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于氣分，”因此，溫疫病機需要十分注意的是“傷陰” 兩字。緣“熱本傷陰，陰足者尚可支持，以待救治；陰虧者一遇此證，為熱蒸灼，陰液既虧，未有不死者。”[8]在溫疫的辨證中，需要十分注意觀察是否有挾濕的情況，這是由于人的體質多兼濕的內在因素所致。

濕溫由濕熱合邪之雜氣相感，發病多于夏秋之間，病程較長，變化較多，病位多圍繞脾胃，病機以中焦脾胃受阻為核心。

（三）審脈

凡溫病脈見洪、長、滑、數者輕；重則脈沉，甚則閉塞。

凡溫病脈見洪、長、滑、數而含和緩者易治，兼弦者難治。

凡溫病脈見沉澀小急、沉澀而微、浮大而散，皆危重。?8?

濕溫之脈，可見微而緩，或者弦而數。濕重于熱者，脈息濡細而緩。熱重于濕者，脈息濡數，或洪大而長。

（四）審證及察象

1.溫疫大抵可分為陽證與陽證似陰兩類。陽證者，醫生不難辨認。陽證似陰者，粗察脈證為純陰之象，如輕則手足逆冷，劇則通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脈沉伏澀，甚則閉絕。但內證表現為：氣噴如火，煩躁譫語，咽干唇裂，舌苔黃黑或生芒刺，心腹作痛；大便燥結，或協熱下利，再查矢氣，氣味極臭。

2.濕熱感受濕熱疫邪后，因人的元氣之盛衰，陰臟陽臟之不同，可出現濕重于熱和熱重于濕的情況。濕重于熱者，外見表邪，內有停濕，可見身熱，汗雖出而熱不除，肢體倦怠，渴不欲飲，口中粘膩，大便溏薄，舌苔白膩而滑。熱重于濕者，濕熱之邪從熱化而聚于陽明，可見壯熱不退，口渴自汗，脘腹痞滿，煩熱嘔惡，溺赤便秘，舌苔膩黃。

（五）、治法與用藥

治疫的原則是不舍辛涼。

1.溫疫

溫疫無陰證，皆為火毒。治法須以逐穢為第一要務。治療原則為：上焦如霧，清而化之，兼以逐穢；中焦如漚，涼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養陰。?11?

溫疫治療，多用釜底抽薪之法，十治七八。對于瘟疫的主要臨床表現，如咳嗽，咯血，咽喉腫痛，不要以為病癥只在肺，往往還與胃內停積化熱，大腸不通有關，采取清胃之法立可見效。再如發熱，頭痛，身痛，是溫邪內蒸，氣逆血熱所致，不可治風。若治風則愈益其病，當以清溫之法為治。

治溫疫之藥，須明宜與不宜，總以辛涼、辛寒、苦寒、甘寒、咸寒之味為主；而溫燥、升散、酸澀之味，皆當禁用。

以下為治療瘟疫的通治方，可根據病情進行取舍。?12?

連翹三錢至五錢 銀花三錢至五錢知母三錢至五錢炒梔子三錢至五錢黃芩三錢至五錢黃連二錢或三四錢大青葉三錢至六錢丹皮二錢至四錢薄荷一錢至二錢川貝三錢至五錢生石膏五錢重可加至三錢至四兩 元參四錢至三四兩 竹葉四錢三錢霜桑葉三錢生軍二錢至三四錢

上述通治方可以根據病情進行加減，如譫語可加羚羊角或犀角一錢至二三錢，或紫雪丹一錢至三錢；若神呆神昏則為熱入心包，可加安宮牛黃丸一粒至二粒。

治疫經驗：為切中溫疫病情，服藥需大劑，一日服三劑。用藥時切勿遲疑，切勿擔心藥劑太涼太重，以致延誤治療的時機。

治療溫病重劑清熱時，清里之藥仍必須配合辛涼解表之薄荷、桑葉、僵蠶等，使里清外透，火熱之氣得以豁然而去，達到速愈其病的效果。?13?

2．濕溫

濕溫治法，總以辛涼清解之劑中加入清化濕熱的藥物。濕邪在表，可芳香宣透，使濕從表出；濕邪在里，濕重于熱可化氣滲濕，佐以清熱；熱重于濕則清熱為主，佐以化濕。?14?

（六）養護

當時的西醫在護理病人時，讓病人飲牛乳、肉汁、雞卵、白蘭地、赤酒。中醫則認為，上述皆為助熱、助濕食品，不管對暑燥疫患者，還是對濕熱疫患者，皆如火上澆油，尤為不宜。這種對營養與疾病治療關系的辨證的看法，至今仍不為眾人所重視及遵循，但卻是中醫在疫病的養護時所強調的重點。

篇8

中國儒學的核心觀念是提倡“仁”與“和”。其中“仁”是人際關系的價值核心，“和”是社會與政治的價值核心。儒學經典之一的《尚書》就倡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其涵義是民眾應明白事理，各國應和諧相處，達到天下太平。“和諧”觀念是中國文化寶庫傳承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另一部儒學經典著作《禮記》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非常明確地以“講信修睦”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和平、和睦、和諧”三者相輔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責任，需要寬容。這些價值和哲學理念始終植根于中國文化的深處，造就了中華民族精神，鍛鑄中國人的品格。

這種“和合”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中源遠流長。我國思想家運用和合概念，從總體上理解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及其相互關系除強調團結、協作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凝聚的含義，特指事物與其所處的環境和相聯系的總體結構實現融合統一，這就是中華和合文化所體現的中國特色的整體系統思想。下面就孔子學術思想與和諧社會建設中要調節的四重關系，略作闡述。

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把人對自然的態度與行為提高到道德修養的高度來認識。環境、人口、資源是關系到當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世界性、時代性難題。目前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呈現出日益惡化的趨勢。水土流失、沙漠化、物種滅絕、大氣污染、全球變暖和臭氧層損耗已經使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此外，人口膨脹、能源枯竭、自然資源緊缺也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

中華和合文化中所蘊含的“天人和諧”保護自然的思想，諸如，“天人合一”“物我相親”等觀念，給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源遠流長，底蘊豐厚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標準。如《孟子·梁惠王上》說“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木材不可勝用也”。“數罟”是細密的網子，“以時”即按適當的時間。周、秦的國家法律都有定期封山，禁止伐木等保護自然的法律條文。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內容，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以及王廷相的“人定勝天”等。也是追求和尊重人與自然生態，提倡人對自然的索取程度應建立在保持自然生態系統循環自如的基礎上。

其實，和合文化主張的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與現在提倡的生態意識、環境意識、資源意識、人口控制意識實質上都是道德問題。

人與社會的關系

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中華和合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對社會的研究，闡發人的社會價值，人對社會的道德責任。在傳統和合文化中就貫穿著儒家的民本主義的社會政治觀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價值觀。如“以天下為己任”、“公而忘私”、謀求國富民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遠大抱負；有“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道德意識和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集聚并積淀為“社會遺傳密碼”又塑造著人類。和合文化在世代相傳中保存和復制著中華民族的民族風貌，作為一種社會潛在意識，它通過民族情感、意志、風俗習慣、道德風尚、審美情趣，折射出民族的價值觀念、價值取向和心態結構。它成了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的風風雨雨，而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挺立于世的精神支撐，也是今天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精神財富。

人際關系

和合文化強調通過調整人際關系以解決矛盾沖突。其基本原則就是“推己及人”，理解人、尊重人。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等等。如果人人都能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而不是只想到自己，那么人們之間就會加深理解，互利互讓，和睦相處。如在處理內外遠近的民族關系上，儒家主張慎用武力，重視教化撫綏。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所著《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引用林毓生的話說“儒學把人們內省精神和道德修養作為治理社會和研究學問的根本”是很有見地的。(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57頁，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

人與自身(內在精神世界)的關系

和合文化非常重視道德修養，其道德修養論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強調道德實踐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養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從孔子開始就非常重視道德實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子把履行這些道德看得比學習文化知識更重要。儒家特別強調為政者在道德實踐中的帶頭作用。孔子主張“為政以德”，提出正人先要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作為領導者，帶頭履行道德義務，在今天尤為重要。

二是強調道德的自律性。因為道德是一種自律的義務，道德修養就是要發揮行為者高度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首要的一條就是“誠”。《大學》提出了“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說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其次，就是提倡恕道，將人比己，寬厚待人，主動向好人學習。孔子提出“見賢思齊焉，見不善而內自省也”。

篇9

李東垣是金元時期的偉大醫家，為易水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世稱“補土派”。一生著述頗豐，尤以晚年所著《脾胃論》等書標志著其醫學理論造詣已達巔峰。他所提出的“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觀點及其所創立的補中益氣湯為代表的方劑，補充了《金匱要略》的不足，使內傷雜病的治療方法日瑧完善。

1 補中益氣湯簡介

補中益氣湯是李氏在《脾胃論》中為內傷熱中證所創立的甘溫除熱法的代表方劑。《名醫方論》曰：“至若勞倦形氣衰少，陰虛而生內熱者，表證同外感。惟東垣知其為勞倦傷脾，谷氣不盛，陽氣下陷陰中而發熱，制補中益氣之法。謂風寒外傷其形為有余，脾胃內傷其氣為不足。遵《內經》’勞者溫之，損者益之’之義，大忌若寒之藥，選用甘溫之品，升其陽以行春生之令”。《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曰：“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土位”。其病機自此可見。主治如《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曰“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方中黃芪補脾而益肺氣，人參、甘草甘溫益氣，同時甘草可瀉火熱，有“急者緩之”之效。上3味為除溫熱、煩熱之圣藥；升麻、柴胡引胃中清氣上行，扭轉中氣下陷之勢，同時可引黃芪、人參、甘草甘溫之氣上行，補肺氣而實皮毛，使衛外得以固攝，則惡寒，自汗可去；陳皮理氣和胃，散滯氣，有利于諸味甘溫藥物的運化和發揮作用；白術苦甘溫，或消除胃中之熱；當歸甘溫，補氣養血，因具活血作用，故又可調和氣血。這種甘溫除熱是治本而除其產生陰火之源。由此可見李氏獨重脾胃、強調脾氣升發在治療內傷病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地表現為對脾胃升陽益氣藥物的運用。《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曰：“如患者能食而心下痞，加黃連一分或三分；如不能食心下痞，勿加黃連”。縱觀《脾胃論》補中益氣湯加減法中無減升麻、柴胡之處。有文獻報告補中益氣湯在有升麻、柴胡的制劑中，藥理實驗表明對動物的作用明顯，而去升麻、柴胡時則不表現作用。由此可見東垣思想之一斑。

2 補中益氣湯的服藥宜忌

21 《脾胃論》雖有論述，但過于簡練，使人難以盡洞東垣之旨。《脾胃論·脾胃盛衰論》云：“補脾胃瀉陽火升陽湯，服藥之時，宜減食，宜美食，服藥訖，忌語話一、二時辰許及酒、濕面、大料物之類，恐火濕熱之物復助火邪而愈損元氣也。亦忌冷水及寒涼、淡滲之物諸果，恐陽氣不能升旺也。宜溫食及薄滋味以助陽氣。大凡此法此藥欲令陽氣升浮耳。若滲泄淡味皆為滋陰之味，為大禁也”。臨床上，按此宜忌服補中益氣湯每獲良效，故補中益氣湯之宜忌應以此為標準。

22 李氏認為飲食失節、勞倦過度及強烈的精神刺激，是導致脾胃疾患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脾胃為氣血津液生化之源，為精氣升降運動之樞紐，故脾胃一病，則百病生焉。《脾胃論·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曰：“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無春夏，及生長之用陷于殞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脾胃既為精氣升降運動樞紐及氣血生化之源，故脾胃之功能失常，則可導致多種疾病，如崩漏、陰挺、胎動不安、產后癃閉、胃下垂、脫肛、淋證、眩暈、頭痛、靜脈曲張等。若臨床辨證為脾胃虛弱、中氣下陷所致，均可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化裁，而不問其癥狀若何。如氣虛感冒及內傷發熱也均在此例。

篇10

關鍵詞：汪機 培元固本 營衛一氣 學術思想

1 理源《內經》，創營衛一氣說

1.1 陽有余陰不足，是“人之稟賦”

明代中期，是“陽常有余”說的極盛時期。汪機為補偏救弊，推出他的甘溫補氣觀，避免與滋陰派之沖突。首先對丹溪的“陽有余陰不足”論，解釋為論“人之稟賦”。而“非論治陰虛之病也”。他說“丹溪論陽有余陰不足，乃據理論人之稟賦也。蓋天之日為陽，月為陰。人稟日之陽為身之陽而日不虧，稟月之陰為身之陰而月常缺。可見人身氣常有余，血常不足矣。”“此丹溪所以立論垂戒于后也，非論治陰虛之病也。若遇有病氣虛則補氣，血虛則補血，未嘗專主陰虛而論治。且治產后的屬陰虛，丹溪則曰：‘右脈不足，補氣藥多于補血藥；左脈不足，補血藥多于補氣藥’丹溪固不專主于血矣”（《石山醫案》下同）。從而汪機尖銳的指出：“何世人昧此，多以陰常不足之說橫于胸中，凡百病，一切主于陰虛，而于甘溫助陽之藥一毫不敢輕用，豈理也哉？”從而糾正了亂用滋陰風的流弊。提出了甘溫補氣的學術觀點。

1.2 補陰即補營

汪機對《內經》的營衛論大下功夫。他說：“經曰：‘營氣者，水谷之精氣，入于脈內與息數呼吸應’。此即所謂陰氣不能無盈虛也，不能不待補也。”并對營衛之氣深層剖析。“分而言之，衛氣為陽，營氣為陰。合而言之，營陰而不稟衛之陽，莫能營晝夜利關節矣。古人于營字下加一氣字，可見衛固陽也，營亦陽也。故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補陽者，補營之陽；補陰者，補營之陰。”此為營衛論也。他說丹溪的“陽有余者，指衛氣也”；“陰不足”是指“營氣也”。“營者，陰血也；丹溪曰：‘人身之虛皆陰虛’者此也。”這樣就順理成章的把丹溪滋陰說轉為補營說。

1.3 營衛一氣，補氣是根本

根據《內經》“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等的論述。汪機在“氣”字上深究。他說：“比如天之日月，皆在大氣之中。分而言之，日為陽，月為陰。合而言之，月雖陰，而不稟日之陽，則不能光照而遠行矣。故古人于陰字下加一氣字，可見陽固此氣，陰亦此氣也。故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同一氣也。”即創造了“營衛一氣”說。補營即成為補氣。他說：“是知人參黃芪補氣，亦補營之氣，補營之氣即補營也，補營即補陰也，可見人身之虛皆陰虛也。”從而，陰、陽、營、衛、氣、血歸根到底都成了一個“氣”了，補營即補氣。補氣則是補之根本。

1.4 補營之氣即補營之陽

汪機說：“人稟天之陽為身之陽，則陽常有余，無待于補，何方書尚有補陽之說？”認為營氣有陰陽之屬，陰者為血，陽者為氣。他說“陽有余者，指衛氣也。衛氣固無待于補。而營之氣，亦謂之陽。此氣或虛或盈。虛而不補，則氣愈虛怯矣。經曰怯者著而成病是也。”提出了甘溫補氣的重要性。他說：“況人于日用之間，不免勞則氣耗，悲則氣消，恐則氣下，怒則氣上，思則氣結，喜則氣緩。凡此數傷，皆傷氣也。以有涯之氣。而日犯數傷。欲不虛難矣。虛而不補，氣由何來？”

2 擅用參芪的氣味、營衛之統一觀

汪機大力倡導補氣。臨證以擅用參芪而收奇效全功。《石山醫案》的119例中，用參、芪之劑的就有82例，占68.9%。《名醫類案》收錄石山驗案196例中，以參、芪為劑的有125例，占64%[1]。

2.1 參、芪補氣又補血的氣味之統一

汪機深明參、芪氣溫味甘之藥性，洞究《內經》處方要法。他說：“人參黃芪補氣，亦補營中之氣，即樸營也，補營即補陰也。經曰：陰不足者補之以味，參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補陰而何?又曰陽不足者溫之以氣，參芪氣溫，又能補陽。故仲景曰氣虛血虛以人參補之。可見參芪，不惟補陽，而亦補陰。東垣曰血脫益氣，仲景曰陰生陽長，義本諸此”。

2.2 營氣的陰陽二義之統一

營氣具有陰陽的兩重性，參、芪氣溫味甘，因此，即能補營中之陽，又能補營中之陰。他說：“經曰‘營氣者，水谷之精氣，入于脈內，與息數呼應，’此即所謂陰氣不能無盈虛也，不能不待于補也。……古人于營字下加一氣字，可見衛固陽也，營亦陽也。故曰血之與氣，異名而同類。補陽者，補營中之陽；補陰者，補營中之陰”。

2.3 參、芪之補，補營中之氣

《病用參芪論》中說：“茲所補者，乃榮中之衛，其氣曷常不虛？經曰勞則氣耗，悲則氣消，又曰熱傷氣，精食氣，又曰狀火食氣，非藉于補，安能營運于外而為血所使哉？參、芪之補，補此營中之氣也，補營之氣即補營也，營者，陰血也。”

2.4 陰中生陽，巧于配伍

汪機指出：“考之《本草》仲景治亡血脈虛，以人參補之，取其陰生于陽，甘能生血，故血虛氣弱，仲景以人參補之。”藥性所用，君臣佐使，固所當審。他說：“是知人參不惟補氣，亦能補血。況藥之為用又無定體，以補血佐之則補血，以補氣佐之則補氣，是以黃芪雖補氣，以當歸引之，亦從而補血矣。故東垣用黃芪六錢，只以當歸一錢佐之，即名曰補血湯。可見黃芪功力雖大，分兩雖多，為當歸所引，不得不從之補血矣。矧人參功兼補血者耶，人參性味不過甘溫，非辛熱比也，稍以寒涼佐之，必不至助火如此之甚，雖日積溫成熱，若中病即已，亦無是也。夫芎、歸味甘溫，世或用治勞熱血虛之病，并無所疑。然辛主耗散，本非血虛所宜。彼人參雖甘溫，而味不辛，比之芎、歸，熟輕熟重哉？”“醫之用藥，固所當審，不可輕視人之生死。”又，汪機配伍遣藥，加減損益，因證而變，因時而調，因患而異，具藥性節宜監佐。他說：“但加減活法在乎病者消息出入，如嗽加麥門冬，痰加貝母，咯血加藕節，氣喘加阿膠，痞悶加枳實”。“冬春宜仿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季宜仿清暑益氣湯例”。汪機雖學法東垣方治。然而，在臨證中，與東垣法有所異。他很少用升、柴、羌、防等升發之品；汲取丹溪護陰氣的治則，凡用參、芪多與麥冬、白芍、知母、黃芩等清潤之品配之，不傷脾胃之陰。形成其獨特的用藥特點。門人程鐈進一步闡述了汪機巧用參、芪的補氣說。他說：“且參、芪性雖溫，而用芩、連以監之，則溫亦從而輕減矣。功雖補氣，而用枳、樸以制之，則補性從而降殺矣。虛其滯悶也，佐之以辛散；慮其助氣也，輔之以消導，則參、芪亦莫能縱恣而逞其惡矣。”又，“予受業于石山先生，見其所治之病，多用參、芪，蓋以其病已嘗遍試諸醫，歷嘗諸藥，非發散之過，則降泄之多，非傷于剛燥，則損于柔潤，胃氣之存也幾希矣。而先生最后至，不得不用參、芪以救其胃氣，實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其調元固本之機，節宜監佐之妙，又非庸輩可以測識。是以往往得收奇效全功，而人獲更生者，率多以此。”從而看出汪機運用參、芪之巧妙嫻熟，融會貫通，辨證審因遣藥的“醫之王道”。

3 補氣培元固本

3.1 營氣之虛是產生百病的根源

汪機認為營氣具有陰陽二屬。無論傷陰、傷陽、傷氣、傷血，都是營氣之傷。所以，根據《內經》“邪之所在皆不足”和“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論述。主張扶正祛邪，先固根柢。他十分強調補營氣，其所謂的營氣兼氣血陰陽之屬。就是人身之元氣。“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故“補陽者，補營中之陽；補陰者，補營中之陰。”因而，汪機補營氣的實質是“補氣培元”。似東垣脾胃之元氣。

3.2 諸病亦多生脾胃

《內經》曰：“營氣之道，內谷為寶，谷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精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說明營氣之源來之脾胃。東垣說：“四時皆以養胃氣為本，宗氣之道。”（《脾胃論》）。汪機十分重視胃氣。繼承并發展了東垣的脾胃說，認為諸病亦多生脾胃。他說“經曰脾胃者，水谷之海。但脾胃受傷不一，經曰飲食傷脾，又曰勞倦傷脾，又曰憂思傷脾。與夫房勞、大怒、大驚，莫不皆傷脾與胃也。是以諸病亦多傷于脾胃也，此東垣所拳拳于脾胃也。脾胃有傷，非藉甘溫之劑，烏能補哉？經曰脾胃喜溫而惡寒，參、芪味甘性溫，宜其為補脾胃之圣藥也。脾胃無傷，則水谷可入，而營衛有所資，元氣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故諸病兼有嘔吐泄瀉、痞滿食少、……惡風惡寒等證，皆脾胃有傷之所生也，須以參、芪為主，其他諸證，可隨證加入佐使，以兼治之。”又說：“經曰：人以胃氣為本，無胃氣則死。蓋元精、元氣、元神不可一日無水谷以養之，其水谷藥石入胃，而氣屬陽，味屬陰。屬陽者，則上輸氣海；屬陰者，則下輸血海。二海者，氣血之所歸，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取資于此。”

3.3 人身之虛皆陰虛

汪機認為“人身之虛皆陰虛”。他說：“古人于陰字下加一氣字，可見陽固此氣，陰亦此氣也，故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同一氣也。然此氣有虧有盈，如月有圓有缺也。圣人裁輔相，即醫家用藥損益之義也。是知人參黃芪補氣，亦補營之氣，補營之氣即補營也，補營即補陰也，可見人身之虛皆陰虛也”。“虛損者，元氣、真陰虧敗之謂也”（《醫學原理》）。從而，汪機把陰虛之概念擴展為虛損證之和。涵蓋陰、陽、氣、血、營、衛之虛。

3.4 補氣培元固本，朱、李合壁

汪機之父汪渭曾說：“東垣主于升陽補氣，丹溪主于滋陰降火，若陰虛陽亢，當合東垣、丹溪兩法治之。”這一補氣、滋陰融合運用之思路，對汪機有很深影響，他的補營說，就是這一思想的產物。所以，汪機用營氣的陰陽雙重性和陰陽互根，把朱丹溪的滋陰觀和李東垣的補氣觀融為一體--即皆補營也。他說“天依形，地附氣，人身之衛則天之乾，人身之形即地之坤。營運于臟腑之內者，營氣也，即天地中發生之氣也。故以氣質言，衛氣為陽，形質為陰，以內外言，衛氣護衛于外為陽，營氣營養于內為陰。細而分之，營中亦有陰陽焉，所謂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是也”。“故丹溪以補陰為主，固為補營；東垣以補氣為主，亦補營也，以營兼血氣而然也。”這一闡發，是取營氣的陰陽兩性，而巧妙的把朱、李之說，融合為一。 參考文獻

[1]張其成 汪機醫學的文化背景和學術價值 [N].中國中醫藥報 2003年11月22日

[3]潘華敏等 略論汪機的醫學思想及其治病特點 [J] 上海中醫中藥雜志 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