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女性文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論文關鍵詞：自敘傳：孤獨漂泊：抒情小說

隨著網絡文學的興起，在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安妮寶貝的名字漸漸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辭藻陰郁艷麗，行文飄忽詭異”，主題往往關乎孤獨、愛、死亡、漂泊。在網絡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網，改版成紙質文學，如《告別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薔薇島嶼》、《二三事》、《清醒紀》和《蓮花》，而售書高居各大圖書排行前列，也足以讓安妮寶貝驕傲，她的被認可不是20世紀“政治的選擇”，而是21世紀“讀者的選擇”。而由此以來對安妮寶貝文學創作及作家歸位則成了焦點問題。筆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學的歸位來界定。而不延用“現代先鋒小說”、“私語小說”等模糊概念。雖然“女性文學”本身亦沒有統一界定，但本文采用當下相對廣泛的定義“女性作家描寫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寫女性題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須具有一種‘女性意識’，來對女性的歷史狀況、現實處境和生活經驗進行探究和描寫；既要顯示出與男作家不同的觀點、態度和語言表達方式，又要表現一種女性‘獨立’的主體意識”。就此而言將安妮寶貝的創作歸位于“女性文學”是恰當的。作為女性文學創作的鮮明代表，無疑安妮寶貝也面臨著在男權話語機制下女性言語權利的突圍，而筆者排斥將安妮寶貝贅述在諸如陳染、林白、衛慧之后的文學批評，安妮寶貝的寫作自有其個人的風格與策略，致使她在當代文壇上即使在女性文學的范疇內亦找不到一個她的呼應者、同盟軍，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與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遙望。本文就她文學創作中體現出的獨異性概括以下特點。

一、自我指涉的文學功能

在文學觀念上安妮寶貝的創作顛覆了傳統的文學要“真實反映客觀現實”的文論，認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寶貝的小說中，有著孤獨、遺忘，有著漂泊、死亡，有著愛與傷害，有著愛爾蘭的風笛與巖井俊二的《情書》。她的文學創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來自于她的往事。她說“往事是人最大的財富，我們保留它們，然后讓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與歡樂。”瞄這使她的創作帶有鮮明的自敘傳式的寫作風格。自敘傳的寫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個固定的自我形象，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職業以及周圍的環境等因素。安妮寶貝小說里的喬、安，她們的打扮都比較固定，安妮寶貝曾對此有過概括，她們一般只有兩種裝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腳穿球鞋。冬天是舊的仔褲，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裝外套。頭發是長的，有時候會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辮子。”就是這樣一個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顧”，網熱愛自由、特立獨行的女人，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質．是海德格爾筆下的詩意的棲居者。

這種私人化的寫作是女性主義寫作的一種解構策略。女性不再作為“符號”出現，而是對于世界感受的主體存在著。它通過一種獨一無二的經驗內容向男性話語發出挑戰，并進／而完成對它的消解。同時，這種經驗內容又是生成女性話語的基質。于是安妮寶貝開始了對自己身體和思想的神秘聲音的傾聽，對自己身體、癖好和情感，對自己意識深處比較隱蔽的角落的偏愛、迷戀和撫摸。

二、孤獨漂泊的思想主題

自敘傳的寫法，要寫的是生命的孤獨感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戀、自卑與自憐。都市的“游離者”的孤獨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題。安妮寶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質化的上海為情景，她喜歡城市的繁華，“我喜歡撫摸物質，感受物質，從不厭倦。我喜歡它像水流一樣占據感受的每一條縫隙。用它的氣味、色彩、觸覺，抵達我的靈魂。”她喜愛城市的特質，為這城市而寫作，她說“文字像蒼白迷離的花朵，扎根在這城市的陰濕的泥土里面。透過摩天大樓之間的狹窄縫隙的陽光，淡淡地傾灑過來。走在大街上的人，永遠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腳步。他們是我文字里出現過的人物。”但她并沒有極力展示上海物質文明的累累碩果，也沒有描寫蓬勃向上的社會生活，而是為我們展現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卻無法與上海的物質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類”人物的滄桑，或者說是一群“游離者”的困惑，描寫了她們的異類視角和異類思維。在命運的曠野里，它們沒有生命的線索，只能隨風流離，像飄零的種子。“林立的大廈，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無法依靠。”“在某個時刻，我們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時間。也沒有方向。” “這種孤獨感有時候驅逐著我們無處可逃，陷入沉淪，并尋求著掙脫。”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寶貝還是喜歡玩味這種漂泊和孤獨，她極盡所能的放逐靈魂，因為她認為靈魂是需要漂泊的。“這是一種我喜歡的狀態。流動的前行中的生命狀態。”

安妮寶貝的作品多是圍繞男女愛情展開，但常常以“破碎、離開、死亡、告別”為收束，其中“愛情”和“死亡”可以成為理解她孤獨、游離思想主題的關鍵詞。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為性格怪異的母親、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愛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東西都能夠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愛情。”

“也許有愛情，但沒有未來。”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愛情婚姻，認為即使是纏綿也是痛徹心府的，因為男人始終“是模糊不清的陪襯，就像一片濃重的陰影。”對于男人只是物質世界里讓她清晰體驗孤獨的符號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邊需要一個忠實可靠的感情陪襯，一邊心猿意馬地眺望遠方。就像先吃飽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選哪一份甜點。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顯出來，欲望非理性的迷醉與內心孤獨的絕望，讓主人公在焦躁、空虛中一路探索，最終在絕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為主的小說模式

自敘傳寫法伴隨的往往是以抒情為主的小說模式，而抒情小說在情節上相對弱化，對于網絡文學是不利的。網絡文學要求有一定的可讀性，而情節是保證可讀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許是出于這種考慮而增加了情節的比重。單純的抒情在文學發展進入新的時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學表現的重點，人們需要文學對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題進行思想，文學的表現領域也早超越單純抒情的階段。安妮寶貝的創作亦如此，她對宿命、死亡等命題的思考，也的確需要加強情節變化，抒情在表現這些命題上相對較弱，所以她作了適當的調整。

她在表現一種絕望的頹廢氣息的同時對傳統的抒情小說模式作了應時的改造，在原本較為單一的敘事結構上增加一些旁支，如《告別薇安》中敘述“他”與薇安的網上交往，但穿插了“他”與VIVIAN、喬的交往，使得原本簡單的情節得到豐富，而最后三個女孩都選擇了離開，以使“他”得到精神上的短暫解脫。安妮寶貝在一則簡單的剛戀故事中加人現實的元素，VIVIAN雖說是現實的女孩，但來去飄忽，只是聊天的朋友，喬是肉體關系的情人，使他飄忽不定的感情暫時有了肉體的滿足，但這兩者都最終失去，游戲有它的規則。“我們始終孤獨。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愛。”這是安妮寶貝所要表達的觀念。而把三個女孩連在一起的“他”的情感、內心也就成為安妮寶貝實踐其觀念的載體。她對他的情感給以高度關注，描寫他情感的變化歷程，并配合以適當的景物描寫，以營造相應的意境。而對意境的追求，也是傳統抒情小說的特征。

篇2

1．1攻擊方式口頭威脅、辱罵，吐口水100多次;徒手攻擊(抓傷、撞傷、扯頭發等)45次，持物攻擊(潑熱水等)8次，嘴咬3次。

1．2攻擊對象攻擊的主要目標是護士，約占所有攻擊行為的60%，其次是同室病友，約占20%，醫生和管教干警受攻擊的比率各約為10%。

1．3攻擊原因精神癥狀影響41例，占66．13%;與病友鬧矛盾10例，占16．13%;自知力缺失5例，占8．06%;護士態度問題2例，占3．23%;病房環境影響2例，占3．23%;藥物不良反應2例，占3．23%。

2攻擊行為分析

從以上對攻擊行為發生原因可以看出，導致精神病患者攻擊行為發生的主要因素是受精神癥狀的支配，而攻擊的主要目標是護士。住院精神病患者攻擊行為常帶沖動性和突發性，這與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妄想、幻覺、被控制感、敵意猜疑、易激惹等因素有關。因為患者在幻覺、妄想的支配下，感到自己正遭受迫害，從而做出對他人攻擊和傷害的行為;患者自知力缺失，不適應醫院環境，與病友鬧矛盾以及抵制住院治療等，也是導致其產生攻擊行為的重要因素;此外，患者的一些心理需求或行為得不到滿足，醫護人員的解決手段或態度處理不當，他人的頻繁活動等，也會導致攻擊行為的發生;由于藥物治療過程中導致的精神運動性興奮，也會導致少數患者產生攻擊行為;對于女性精神病患者，尤有特殊原因就是月經周期的影響，因為月經可使病情復發，促使精神癥狀加重。雌激素水平的高低影響著女性的情緒變化，而月經前期是體內雌激素水平最低時期，最低水平的雌激素加重了女性精神病患者抑郁、焦慮癥狀而控制沖動和自殺的能力下降，容易使其產生自殺觀念和攻擊行為;加上女性感情脆弱豐富，易傷感，這些生理、心理特征成為女性精神病患者在月經前后容易發生攻擊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3護理

3．1關心新入院的患者首先應熱情接待，住院環境及作息制度向患者逐一介紹，協助做好衛生工作;詳細了解患者病史，全面掌握患者的病情動態，患者由于從關押單位轉送到醫院治療，住院環境的陌生以及監管人員的改變，常感到焦慮與不安，護士應主動與其交談，解釋其病情;對情緒不穩定、自知力差及不愿住院的患者要多給予關心體貼，做好心理護理，使其對自身疾病有一定認識，從而產生親切感，積極配合治療，早日重返關押單位繼續勞動改造。

3．2安撫易激惹的患者對于易激惹的患者，護士的接觸方法尤其重要。在與患者交談時需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氣氛，以消除患者的戒備心理，在交談過程中認真傾聽患者的傾訴，避免使用過激性語言，以免激起患者的攻擊行為。同時，對患者的過激性語言采取不辯論，不說理，不注意，但不過分遷就的方式。住院期間，盡量避免將易發生沖突的患者安排在同一病房，防止因爭執等情況而引發攻擊行為［1］。

3．3注重服藥護理護士發藥時要認真負責，做到“藥物到手，服藥到口，看藥服下”;對有藏藥、拒藥行為的患者，要注意做好服藥后的檢查工作，不要訓斥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讓其認識服藥的重要性，積極配合治療，從而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3．4掌握患者月經周期規律因為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傾向與月經周期有密切關系，因此，護士在工作中要建立起女性患者的月經周期登記表，這對預防攻擊行為的發生具有重要作用。在每位患者的月經期前后，要嚴密觀察其動作、行為及心理的變化情況，有無配合治療護理及飲食、睡眠改變等，做到心中有數，班班交接，發現可疑情況，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通過心理疏導，熱情關心和安慰患者，耐心傾聽患者的訴說，從而逐漸達到消除安全隱患的目的［2］。

3．5沉著應對發生攻擊行為的患者當遇到患者發生攻擊行為時，護士首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管教干警的陪同下，迅速到達現場，盡快制止患者的行為;當語言不能有效制止時，果斷采取保護性強制約束措施;置單人房，派專職衛生員專崗看護;在保護期間，注意讓患者保持舒適的，經常巡視查看約束帶的松緊度，向患者解釋保護性的限制約束是為了患者及他人的安全，而不是懲罰;對極度興奮，雖經保護性強制約束措施仍謾罵大叫，躁動不安或吐口水的患者，應給其戴上口罩，或遵醫囑使用鎮靜藥物;待患者安靜并表現出合作態度后，可以解除保護性約束，并及時進行溝通，鼓勵患者繼續配合治療及護理。

3．6充分的預見性護士在平時的治療護理工作中要密切觀察患者的言行［3］，對患者攻擊行為的發生要有充分的預見性，尤其對新入院、躁狂癥患者、近期有思想波動者、拒服藥者、月經期患者等要重點觀察，一旦發現患者語調高、坐立不安、挑剔、無理要求多或有懷疑、敵意表情時，護士應高度警惕，盡量避免刺激患者，有條件時安排患者到安靜的場所，并及時把環境中可能的傷人或毀壞的物品移除，盡量不接觸患者的身體，適當滿足患者的一些合理要求，允許患者在限定的范圍內活動。

3．7做好心理護理護士在治療護理過程中，應視病犯為普通患者，一視同仁;及時了解患者的思想動態，做好健康教育，讓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這樣有利于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對沖動后冷靜下來的患者，讓她們講述沖動原因和經過，以便進一步制訂防范措施;平時鼓勵患者積極參加各種工娛療活動，減少或避免攻擊行為的發生;根據患者的不同性格、愛好、特長等，針對性向患者傳授如何緩解壓力及控制情緒、如何應對憤怒等的技巧和方法等，以提高患者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

3．8嚴格安全檢查精神科患者的安全管理是精神科護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日應定期檢查病房設施的安全，如有門、窗、床鋪損壞應及時維修;平時加強對危險物品的管理，如刀、剪、繩(約束帶)、輸液用的玻璃瓶、打火機、棉簽、藥膏殼等銳利物品，用后及時回收，并不定期進行清點;新入院、外出檢查或活動后回病房的患者，要嚴格檢查危險物品，禁止危險物品出現在病區內;同時，定期開展護士防身技巧培訓，嚴格帶教新上崗的護士，盡量將受傷害程度減小到最低。

4小結

篇3

進入城市后，鄉村女性的現實生活又是怎樣的呢？從憧憬城市到走進城市，再到逐漸熟悉城市，鄉村女性忽然發現，其實城市生活并不像他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對她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城市里有她們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還有不熟悉的生活規則。在城市中，因為性別因素，在謀生和報酬等方面，女性農民工與男性農民工相比，依然處于劣勢。為了改變這種境地，女性農民工力圖重新尋找和發現自己的優勢，掌握進入城市的捷徑。然而，最終她們只發現自己的性別和身體的優勢。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是最早寫女性農民工悲劇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連名字都沒有，被稱呼為“伊”。她“沒有享過‘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氣”。她完全是被當做動物的，可以自由買賣。15歲被父親賣到了夫家，成為勞動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愛子后逃進城里做傭人，但最終在丈夫死后，又被賣掉。她在城里的命運和鄉下一樣，都是被奴役的。魯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個不幸的進城者形象。她逃婚隱瞞身份來到城市做女傭，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兒子被狼吃掉，接二連三的厄運是她很無助。本以為在城市能找到一點做人起碼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給祥林嫂提供了謀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城里其實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遠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說是糟糕的。城市永遠是城里人的城市，鄉村婦女做再大的努力，也無法真正的融入城市。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離鄉進城的鄉下廣大婦女于孤獨、無助的漂泊感之外，還要經歷著種種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眾多的文學作品中，鄉村女性歷經千辛萬苦，想要在城市里謀得一個生存空間，我們卻很難發現一個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種的不幸。

二、回鄉

進城的女性農民工懷著對城市生活的憧憬來到了城市，經歷了艱難的掙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著巨大的苦難。在城里，他們做著最辛苦的工作，拿著最微薄的工資，卻還得不到與城里人一樣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還要承受異樣的冷漠和拒絕，甚至歧視。他們的城市夢不僅沒有實現，卻陷入了另外一種貧窮。當鄉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們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時，她們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鄉。她們真的還能回去嗎？即使回去了，她們還能適應鄉下的生活嗎？實際上回鄉只是一種設想，因為回鄉的路和進城的路一樣困難重重。且不說他們的土地已荒廢已久，種地無望，她們已習慣在城市的生活節奏，不愿再回到貧窮落后的鄉村。回鄉是再一次的尋找。

三、困惑

篇4

【關鍵詞】女大學生 就業 性別歧視 對策

前言：

新華網北京5月25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5日發表的《201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指出，美國婦女在就業、升職和工作等方面普遍收到歧視。人權記錄說，美國婦女頻遭歧視、暴力和犯。少數族裔婦女懷孕期間遭歧視。

而2011年引發全美關注的性別歧視案重新將性別歧視回歸到人們的視野。關于就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歧視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往往由于人們對歧視的理解不同，不知維權而無法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遠離了公眾的視野。沃爾瑪性別歧視遭百萬員工集體訴訟因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而備受矚目。在我國，對于女性的就業歧視由來已久，表現在各個方面，如同工不同酬，女性三期得不到保護，女性晉升，性騷擾等。

一、女大學生就業中性別歧視分析

現在女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尤其嚴重，目前女大學生就業中性別歧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性別歧視

因為現在女大學生就業空間相對狹小，除了這些明目張膽的顯性“性別歧視”外，還有許多用人單位則采取了陽奉陰違的辦法，表面上一視同仁，但在面試通知時卻是有男無女。其次，女大學生找工作時，沒有擁有與男生相同或相等的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女大學生找工作的難度要大于男同學。

2.外貌歧視

很多用人單位從不正確的審美角度出發，不注重女大學生的內在素質，而是更多地強調女大學生的自然條件，年齡、身高、相貌這些的先天條件應聘中“有力的核心競爭資本”，而能力、學歷卻成了這些條件的附加腳注。對于男生來說，女生耗時長、成本高，有的女生求職消費已達千元工作仍無找落。

3.工資歧視

現在女大學生都只能就低上崗，找到與專業不對口的工作，或與能力不一致的低層次工作，或同樣崗位卻報酬偏低的工作，使得很多女大學生不能得到與自己能力相符的崗位和工資報酬，有的女博士只能與男碩士同等錄用，女碩士只能與男本科同等錄用，因而在待遇上與男性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而產生女大學生就業歧視的原因首先是傳統的性別文化觀念的影響：因為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重男輕女”的性別觀念左右著勞動力市場，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偏見與歧視嚴重作祟，為女大學生求職就業投下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深重陰影；其次是用人單位追求利益最大化：現在市場用人單位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并會進行成本與效益的比較，全面衡量男女大學生畢業生的“性價比”，結果是：女大學生的“性價比”低于男大學生。主要是因為女大學生的聲譽及相關成本還有預期勞動生產率和提前退休福利成本；最后一點是因為女大學生就業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在高校畢業就業的法律法規建設上，對高校畢業生和用人單位和義務規范不全，缺乏有效的監督，法規的內容計劃體制色彩濃厚，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等等，堵塞了就業渠道，影響了大學生特別是女大學生就業。

二、消除女大學生就業歧視的對策

1.要加快經濟發展

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極為有利于婦女就業難題的解決。所以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就業崗位，創造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從而可有效消除女大學生就業性別歧視的現象。

2.政府方面：完善就業市場，健全法規和制度

要消除就業的性別歧視，最強有力的武器還是政府要加強立法工作，建立平等的就業制度，完善相應的政策法規，保障女大學生就業的各種權利，法規的出臺能對招聘單位性別就業比例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檢查，能有效保障女大學生的就業平等權，有助于促進政府的行為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3.社會要加大宣傳性別文化的觀念

傳統文化中的性別差異深深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要消除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就必須改變傳統的性別差異觀念。全社會要致力于消除文化觀念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要改變社會對男女價值的評價體系，充分發揮女大學生的優勢。

4.要提高自身素質

自己找不到工作除了現在存在的就業歧視問題之外，自身的就業素質也很重要，為了能夠在將來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需要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識面和加強學習能力，要大量閱讀課外書籍，通過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增強自己的社會經驗，培養自己的社會活動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等，這樣方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就業歧視問題實際存在現實生活中使許多高校女大學生失去了很多就業機會，在解決女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方面，離不開政府和社會的支持。所以，在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下，為女大學生就業搭建平臺，使學有所成的女大學生有機會回饋社會，報效國家。女大學生要轉變就業觀念，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主動適應市場就業競爭，為自己的未來爭取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 廖克玲.女大學生就業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J]. 機械職業教育. 2005(10)

篇5

摘要本文以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為指導,以《呼嘯山莊》兩個中譯本為比較,旨在揭示不同性別的譯者在翻譯策略、語言表達和審美標準等方面的不同特色。通過比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將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自覺運用到翻譯實踐中去,才能使譯文生動地再現原著中的女性主義特點。

關鍵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呼嘯山莊》 中文譯本 體現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使我們開始把翻譯作為另一種寫作方式,研究其受到的各種文化現象、文化思潮的影響。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為我們將女性主義研究引入提供了契機。

源于法國的女性主義一詞,大致說來是指女性有關爭取與男性同等的社會權利的主張,隨后流傳到英美并開始普及。其代表人物有Simon、Flotow、Chamberlain等。近幾十年來,女性主義一直是語言學及社會學對于文化身份的探討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之一。婦女的解放運動便是始于語言的解放,以往的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將語言作為實驗、論證的例證。翻譯亦是譯者對原文本的解讀。翻譯研究、女性主義思潮都涉及到了“性別”、“忠實”、“意義與價值的普遍標準”等問題,因此將此聯系起來對比研究是有意義的,同時將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應用于英漢翻譯實踐也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可以用來指導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

二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簡介

性別研究與翻譯研究都是跨學科的學術領域。翻譯研究從18世紀就展開了,而性別研究只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才開始快速發展。雖然它們的發展并不是平行的,但卻呈現出兩個學科相互交融結合的趨勢。女性主義對翻譯的認識是一種全球宏觀關照、局部微觀透視的文化翻譯概念,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源語和目的語的問題,而是兩種差異文化相碰撞時使用誰的話語,為誰、為何目的和如何闡釋的問題。尤其當翻譯跨越東方和西方、強勢和弱勢之時,翻譯的問題更為復雜。因此,女性主義認為,翻譯是一個跨文化、跨語際的違規(transgression)過程,是譯者傳達、重寫并操縱一個文本使它適用于第二語言的讀者的過程。譯者可以利用翻譯即翻譯時使用的語言作為文化干預的手段,以此抵制并改變父權話語的支配性結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揭示了傳統翻譯研究將翻譯女性化和邊緣化的過程,蔑視那些在以往的翻譯闡述中長期存在的某些對女性歧視性的表述話語,旨在消除翻譯研究活動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因為傳統的語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表達的是男性的思想,它限制了女性經驗,阻礙了女性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就是要揭示和批判這種既將翻譯又將女性逐入社會底層的狀況,以動搖維持這種狀況的男性權威和父權話語。因此,它在實踐上極力推崇一種譯者干預性的(interventionist)翻譯實踐。在它看來,譯者和譯本與原作者和原作之間應該是平起平坐的,譯作不應該只是盲目服從、忠實于原作,而應該被看做是原作的一個連續體,只有這樣,原作才具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生命力。換言之,“譯作使原作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擴大了原作的影響,原作對譯作的依賴絲毫不亞于譯作對原作的依賴”(張景華,2004)。在翻譯策略上,女性主義提倡重寫,通過增補、劫持以及添加前言和注腳這三種實踐方式來達到突出女性主義身份的目的。受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國內翻譯學家們已經開始注意并對它進行研究,一些女性譯者也開始接受它的某些觀點。在贊同主要翻譯原則的基礎上,她們的譯文在翻譯策略、語言表達和審美觀等方面都表現出了一些女性的差異,雖然有時這種差異并不十分明顯,但從字里行間仍然可以看出她們在潛意識中進行的抗爭。

三 《呼嘯山莊》兩個中文譯本的對比分析

《呼嘯山莊》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具有女性主義特色的作品,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國19世紀文壇的燦爛星群中永遠綻放出獨特的光彩。作為這部小說的譯者,方平(男)和楊苡(女)的譯本都非常成功,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他們在翻譯策略、語言表達和審美標準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最大的不同體現在對原文一些與女性特點有關的語句和段落的理解與表達上。本文將通過以下幾個例子對兩位的譯本進行對比分析。

例1:原文:He sat by the corse all night,weeing in bitter earnest.He ressed its hand,and 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and bemoaned him with that strong grief which srings naturally from a generous heart,though it be tough as temered steel.

(楊苡)他整夜坐在尸體旁邊,真摯地苦苦悲泣。他握住他的手,吻那張人人都不敢注視的譏諷的、殘暴的臉。他以那種從一顆慷慨寬容的心里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的強烈悲痛來哀悼他,雖然那顆心是像鋼一樣的頑強。

(方平)他整夜守在尸體旁邊,哭得好苦。他按住死者的手,去親了那張誰都不敢多看一眼的、譏嘲的、兇狠的臉。他深切哀悼死者,那種強烈的情緒出自一顆寬宏大量的心,一方面那顆心又像純鋼那樣堅韌。

這段文章對小說主人公Heathcliff的死作出了生動的描述。在世俗的眼里,Heathcliff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惡魔、大壞蛋。通過把“weeing in bitter earnest”譯成“真摯地苦苦悲泣”,以及將“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譯成“吻那張人人都不敢注視的譏諷的、殘暴的臉”,楊苡增加了兩個詞:“真摯地,人人都”來表達她作為女性對主人公悲慘命運的同情以及對當時社會的強烈譴責。與楊的譯文比較起來,方平的譯文顯得較為平淡,不足以表達原文作者此時此刻的悲痛之情。

例2:原文:‘These are the earliest flowers at the Heights,’she exclaimed.‘They remind me of soft thaw winds,and warm sunshine, and nearly melted snow.Edgar,is there not a south wind,and is not the snow almost gone?’

(楊苡)“這些是山莊上開得最早的花,”她叫。“它們使我想起輕柔的暖風,和煦的陽光,還有快融化的雪。埃德加,外面有南風沒有,雪是不是快化完啦?”

(方平)“這是山莊上開得最早的花兒,”她嚷道。“這些花兒教我想起了解凍的和風,溫暖的陽光和快要消融的殘雪。埃德加,外面有沒有南風?雪是不是都快融化了?”

這是Catherine大病初愈后看到Edgar給她帶來的鮮花而說出的發自內心的話語。為了表達Catherine 對自己身體康復的喜悅之情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憧憬,楊苡把“soft thaw winds”和“warm sunshine”譯成“輕柔的暖風”和“和煦的陽光”,而非方平的“解凍的和風”和“溫暖的陽光”,為讀者展現了一幅“和風送爽,春意盎然“的完美畫卷,顯示了她獨特的審美觀。這也說明,在翻譯實踐中,楊苡真正走進了小說中主人公的心里,把自己融入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中,想她們所想,愛她們所愛,從而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

例3:原文:“and that, not because he"s handsome, Nelly, but because he"s more myself than I am. 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

(楊苡)那并不是因為他漂亮,耐莉,而是因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論我們的靈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樣的;

(方平)而我愛他可不是因為他長得俊俏,納莉,而是因為他比我更是我自個兒。不管咱們的靈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個料子;

這是Catherine和Nell之間的一段對白,前者表達了她對Heathcliff的情感。從“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Catherine對Heathcliff深深的愛意。楊苡的譯文是“不論我們的靈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樣的”,方平的譯文是“不管咱們的靈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個料子”。坦率地說,楊和方兩位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是基本一樣的,只是在語言表達上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如“一模一樣”與“同一個料子”。這個例子說明,不同性別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都有著自己的特色,而女性譯者善于運用自己的主觀意識展現一個女性或譯者的主觀地位,并能在譯文中融入自己的女性意識。

例4:原文:“Oh, if I were but in my own bed in the old house!”she went on bitterly, wringing her hands,“And that wind sounding in the firs by the lattice.Do let me feel it―it comes straight down the moor―do let me have one breath!”

(楊苡)“啊,但愿我是在老家里我自己的床上!”她辛酸地說下去,絞著雙手。“還有那風在窗外樅樹間呼嘯著。千萬讓我感受感受這風吧――它是從狂野那邊直吹過來的――千萬讓我吸一口吧!”

(方平)“啊,我但愿我正躺在老家的自己的床上!”她苦惱地說下去,只管扭自己的雙手。“但愿這呼呼的風是從格子窗邊的樅樹林里刮來的!讓我在風里感受一會兒吧,這是直接從原野里刮來的風啊――讓我在風里透一口氣吧!”

這是Linton小姐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絕食之后對納莉的一段表白。原文中的“bitterly,wringing her hands,do let me feel”等詞語集中體現了女主人公此時此刻痛苦、悲憤、絕望而又希望獲得重生的心情。楊苡的譯文“辛酸地,絞著雙手,千萬讓我感受感受”相對于方平的譯文“苦惱地,扭自己的雙手,讓我在風里感受一會兒”來說,更能再現女主人公當時的情感。楊苡以她獨特的敏感和細膩的觀察,在用詞上字斟句酌,在吃透原文的基礎上將自己的女性意識融入到原文中,字里行間透示出一位女性主義譯者的形象,揭示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從而喚起了讀者對Linton小姐的深切同情,實現了她讓讀者傾聽女性聲音的愿望。

通過比較兩個譯本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將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自覺運用到翻譯實踐中去,才能使譯文生動地再現原著中的女性特點。兩部譯本的差異表明,女性譯者在潛意識里對原作中體現的女性特點更為敏感,并且作為女性身份,對小說的理解與原作者更為接近。

四 結語

篇6

論文關鍵詞：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指導思想；操作指南

隨著計算機技術與網絡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信息高速公路給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各個領域應用信息技術掀起了一場場變革。在高等院校，基于網絡的各種信息資源為教育教學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不再完全依賴于教室、粉筆、書本，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時間地點，這種新型的教育學習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學習方式與學習習慣，并促使傳統教學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轉變為師生互動學習及學生自主學習模式。在網絡學習環境下，各學校優質教學資源庫的建設更成為學校教育成功的關鍵。但真正在網絡教學資源庫方面的建設卻普遍存在下列情況：偏重于單一的網站(頁)及服務器資源建設，偏重于各主要學科的資源建設，偏重于對教師教學多媒體課件、教案資源的建設，而在人文素質教育、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等方面卻十分貧乏，其中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更是空白。

筆者針對長期工作生活在女性特色教育環境中，深感女大學生教育面臨的全面素質提升與就業困難等關鍵問題十分棘手，在長期女性特色教育實踐的基礎上，開展“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研究，構建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系統，進一步完善女性特色教育體系及其方法學，對于全面提升女性大學生素質與能力，具有極其重要與深遠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一、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應遵循的指導思想

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應遵循如下三個指導思想：整合、共享、共建。其內涵分別表述如下。

整合就是對現有的數字化資源進行廣泛收集、篩選、整理，并充分利用原有的資源，進行數字化再加工。共享是指學校教育資源對外開放，與外界交流，互相學習，使已建成校園網，充分利用高校高速公路，實現“校校通”，充分共享各學校的各種信息資源資源。

共建是指為了確保信息資源的豐富與不斷更新，調動所有能調動的相關人員，按照教育資源庫建設標準，在統一規劃與指導下參與到資源建設中來，以發揮每個人的智慧與創造性，及時為教育資源庫補充新鮮血液。

二、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研究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研究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定位問題。建校園網的目的是“全方位服務學校，建構現代教育模式”，要達到這一目的，教育資源庫的建設是核心。有了信息資源，才能提供服務，才能方便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方便學校的規劃管理，方便教師學生、學校、家庭、社會之間的信息交流。因此建立了校園網之后，當前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利用這些“硬”環境，否則就是設備的浪費、投資的浪費，教育信息化也成了空架子。特別對于學校來說，一線教師手中擁有大量寶貴的教育教學資源，為了更合理、更廣泛地利用這些寶貴資源，當前更有效的工作就是進行學校教育資源庫的開發與建設。

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的建設必須符合女性教育教學的規律和特點，對學科、年級、資源種類、文件格式等進行定義時要根據統一的規范標準，必須按照統一的標準格式，從而保證教育資源統籌、資源交流和共享。對于資源的存儲要注意標準的科學性、規范性和權威性，它是資源庫系統建設的前提。對于資源庫的內容建設，要具有高水平的“內容標準”與“技術標準”，注意準確性和科學性。我們特別強調要加強對基本資源按照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設計進行“整合”，提供優秀的案例，幫助教師進行教學改革。

三、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研究需要解決其他問題

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研究除了做好定位工作之外，還要對規范性、前瞻性、構建性、時效性等方面做出科學的要求和定義。

(一)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應具有規范性

現今市場上的教育教學資源庫十分龐雜，琳瑯滿目，但總體上來說缺乏規范性，相互的共享與兼容也就很難做到，這樣就造成了各方面的浪費。本來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就是一個投入大、建設周期長的大項目，由于缺少必須的規范性，各家企業、教育機構在資源庫建設中都在重復著同一件事，總體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特別是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的各地資源庫，基本上資源庫建設都沒有較大的起色，不只是重復性的勞動，而且不存在兼容性。如資源屬性的標注就處于混亂之中，同一個標注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含義，只要離開本地其他外地的用戶是很難使用同樣的方法搜索到同樣的資源。這些現象說明國家要盡快制訂有關資源庫建設的技術規范，以避免各企業、各地區在資源庫的建設中采用不同的技術規范，從而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應具有建構性

建構主義既強調學習者認知主體作用，同時又不忽視教師的主導性作用，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資源庫的建設必須要突出這種當代雙主性教學的特點，即教師的主導性和學生的主體性。建設中既要考慮老師教學的需要，同時也要考慮學生主動學習的需求。

另外，建構主義者(斯皮羅等人)還認為，學習分為兩種：初級學習與高級學習。初級學習是學習中的初級階段，教師只要求學生知道一些重要的概念和事實，在測驗中只要求他們將所學的東西按原樣再生出來；而高級學習則不同，它要求學生把握概念的復雜性，并廣泛而靈活地運用到具體情景中去。所以在初級學習階段的資源建設中，要大量涉及結構良好的知識，其中包括大量通過練習和反饋而熟練掌握知識的學習過程；而在高級學習階段的資源建設主要涉及大量結構不良領域的學習資源，主要是在知識理解的基礎上，通過師徒式的引導方式而進行學習的課件與其他學習資源。

因此在資源的建設中既要考慮到所建設的資源是否利于學科教師的教學，同時也要考慮建設的資源對學生學習興趣和形成學習動機的幫助，通過建設符合教學內容要求的輔助情景以及新舊知識之間的關聯線索來幫助學生建構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

(三)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應具有前瞻性

教育教學資源庫的建設不僅要考慮現實意義，綜合相關技術的發展，還要考慮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建設符合素質教育、高等教學、精英教學、繼續教育、終生教育以及新型教學模式的、有前瞻性的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教育教學資源庫應該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應及時與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緊密結合起來。

篇7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多元文化;遼寧省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語境下涌現出的后女性主義(post－feminism)、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族裔散居(diaspora)和族裔話語(ethnicdis-course)等理論，因倡導文化領域和意識領域的多元性，直接地推動了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發展，促使其從“邊緣”走向了“中心”。而少數族裔女性作家的創作中都集中地展現了少數族裔女性的邊緣地位、文化上的多元屬性，恰巧與后現代主義所強調的邊緣性、多元性相一致。因此，從女性族裔身份的視角出發，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展開系統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在后現代殖民環境下種族、性別、文化和少數族裔女性的復雜關系，從而更好地了解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特點，補充我國的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當前，國內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正在積極進行，本文將后現代主義作為背景，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進行概述，理清其研究現狀、研究意義，研究內涵等，并針對遼寧省內少數民族的情況和多元文化建設提出建議。

一、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現狀

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在美國并未引起很多關注，甚至可以說是缺失的。隨著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少數族裔女性文學才逐漸被發現和認可。近二三十年，是少數族裔女性文學批評蓬勃發展的階段，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少數族裔女性文學，涌現了很多少數族裔女性批評理論論著和文章。國外的著名論著包括BarbaraSmith的《邁向黑人女性主義批評》(1982)、DeboraEMcDowell《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天地》(1989)、AmyLing的《兩個世界之間:華裔女作家》(1990)、以及YvonneYarbro－Bejarano的《從南美裔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南美裔文學》(1987)、HaroldBloom主編了《美國華裔女性作家》(1997)、LeslieBoe撰寫了《背叛與其他顛覆性舉動: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美國亞裔女性文學》(2001)、PattiDuncan的《講述沉默:美國亞裔女作家和演說政治》，這些論著為少數族裔女性文學批評提供了深厚和詳實的理論基礎。國內也同時掀起了一場研究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熱潮，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增加。國內的研究大多是以后現代、后殖民、女性主義、后殖民等理論為理論依托，從文化認同、種族、性別、族裔歷史的建構等視角解讀文本。研究成果中大多是具體解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或是單獨談論某一種族裔文學的發展和特點。其中，吳冰(2009)、翁德修(2000)、曾艷鈺(2004)分別對美國華裔、非裔、猶太裔女性文學進行了論述。將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幾位學者在論著中開始嘗試對少數族裔女性文學開展整體性的研究，開始關注少數族裔群體。石平萍在《當代美國少數族裔女作家研究》中，評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族裔女性作家作品，同時梳理了各族裔婦女文學的發展歷史和脈絡，涵蓋了當代美國亞裔、非裔、西語裔和土著女作家，拓寬了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范圍。王卓的著作《投射在文本中的成長麗影————美國女性成長小說研究》也涵蓋了美國華裔女性、非裔女性、印第安女性小說。王軍、高雪、羅婷等也發表了有關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群體的論文。國內該領域的研究正在熱烈展開，令人欣慰。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目前學者們的研究雖覆蓋了美國多個少數族裔，他們的研究還不是很全面和深入，將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放置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進行橫向研究和系統研究也才剛剛開始，研究范圍雖有所拓寬，但內容還不夠豐富，研究也有待細致深入。由此可見，國內的少數族裔女性主義批評還未形成一種完整、明晰的理論體系，將后現代主義語境與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相結合的研究也僅僅處于起步階段。同時目前的研究都沒有提及該領域的研究對于我國我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及女性生存和成長的影響以及借鑒價值。

二、后現代語境下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的意義

后現代主義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流派，是20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壇上一個令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后現代主義具有顛覆傳統和跨越學科性，對西方文學有極大的影響。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文學作品在思想和風格上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們遠離了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啟蒙主義、人文主義等思想，推崇多元性、邊緣性、悖論性，這些恰好與美國少數族裔女性作家的創作模式相一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后現代主義推動了美國少數民族文學由邊緣走向了中心，大幅度地改變了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邊緣化處境。因此，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研究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是十分有研究價值和意義的。首先，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站在了族裔文學和女性文學的交叉點上，在當今的后現代主義語境下，對少數族裔女性文學進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在后現代殖民環境下種族、性別、文化和少數族裔女性的復雜關系，更深刻地挖掘少數族裔女性的女性意識和以及她們與眾不同的族裔意識，更細致地洞察她們對自身處境的深層探索。在后現代思想理念的影響下，美國少數族裔女性作家的邊緣性的際遇、相同的性別體驗使她們之間有著天然的共鳴與默契。將她們并置在一起尋找她們文學創作中的相似性，跨越了種族的界限，會更有助于揭示她們被隱藏在表象下的共同特點，進而可以更全面地總結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在后現代主義文化背景下所體現出的規律性，豐富和發展少數族裔女性批評理論。少數族裔文學是當今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熱點。以后現代主義為研究背景，展開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不僅能夠更好地了解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發展及其特點，補充我國少數族裔文學研究，并且還能了解美國少數族裔文學的最前沿動態，增進對美國當代文學的認識，從而有助于促進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向縱深發展。此外，這一研究會反映美國社會的族裔問題和性別問題，有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美國社會文化。其次，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進行分析和研究會為我們帶來啟示和借鑒意義。了解美國少數族裔女性的生存處境和文化心態，必定會加深我們對自己民族和社會的理解、省察與認識，有利于讓更多人關注我國少數族裔女性的處境以及她們的精神訴求。我國也有著豐富的多民族的文學作品和女性文學作品。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進行研究，對我國的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進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和女性文學的發展。

三、后現代語境下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研究的內涵

在研究對象選取上，應進一步向更廣更寬拓展，盡可能多地涵蓋有價值的研究對象。美國的少數族裔，包括非裔、亞裔、土著、猶太裔、拉丁裔、墨西哥裔，都應該覆蓋在內。把這些族裔群體中有影響力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納入研究范圍，與此同時，將從前對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單獨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轉變成對族裔女性整個群體的研究，并且將后現代主義作為研究背景，挖掘后現代主義對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創作的影響。在研究內容上，不僅應關注美國少數族裔研究中的傳統主題，如文化身份認同和建構，更應關注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作品有的族裔意識和女性意識。對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建構是少數族裔文學作品中的傳統主題，也是最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在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作品中也得到同樣的體現。后現代強調存在和本體論，嘗試身份的重新建構。身份是“人們對世界的主體性經驗與構成這種主體性的文化歷史設定之間的聯系”［1］301。任何人在成長過程中都無法回避自己的文化屬性和身份，少數族裔女性在成長過程中也必然會經歷探尋自己的族裔身份、尋求文化認同、重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過程。少數族裔女性有著雙重的弱勢身份，在白人文化占主導下的少數族裔，男性父權文化中的女性，她們是美國社會中的“他者”、是邊緣人。雙重的弱勢身份為她們在尋找文化身份認同過程中造成了更大的困惑和迷惘。在接受西方白人傳統文化的同時，她們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會與之發生沖撞，女性的立場也會帶給她們與男性不一樣的體驗。少數族裔女性作家作品通過分析少數族裔女性獨特的生活體驗展現了她們身份的多重性，矛盾性，悖論性。因此，將文化身份作為切入點，分析少數族裔女性文化身份建構策略就有著獨特的意義。可以從分析她們對自身雙重邊緣人身份的困惑入手，解讀她們對身份的確認和求索，進而分析種族和性別對族裔女性身份建構的影響。另外，可以著重討論文化上的“第三度空間”，分析少數族裔女性如何有選擇地適應宿主文化，又如何將白人主流文化、父權文化、本民族傳統文化以獨特的方式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進而形成新的文化身份。再此基礎上，梳理并總結構建少數族裔女性文化身份的關鍵因素。少數族裔女性具有獨特的女性意識和族裔意識。“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存在的最根本的意義在于對自身族裔女性意識的思考與把握，一旦少數族裔女性意識脫離了種族、階級與性別等文化身份背景，少數族裔女性主義文學也就不再引起當代批評家的額外關注了。”［2］27這一獨特的女性意識和族裔意識也是少數族裔女性作家著力展現的一個內容。后現代致力于解構，強調“中心”的消解，所謂的“邊緣”也不再邊緣化。女性主義運動也有著極為相似的觀點，強調消解男性中心，使女性及女性創作不再邊緣化。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中消解西方男權中心傾向和文化殖民傾向的內容與后現論不謀而合。因而，從這兩種傾向的分析入手，探討“殖民內置”對少數族裔女性的影響，梳理少數族裔女性作為少數族裔身份的特有的女性意識，以及作為女性身份的特有的族裔意識，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內容。它不僅有助于探討兩種意識相結合后對少數族裔女性文化身份建構的影響，還會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美國多元文化發展。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多元文化主義逐漸在美國文化中占據了主導位置。少數族裔在白人主流文化和自身族裔文化的相互碰撞中，進行選擇，并不斷自我調整。了解少數族裔女性的族裔意識和女性意識，會更有利于我們了解美國的這種多元文化。在文學形式上，應多關注后現代主義對少數族裔女性作家敘事策略的影響。后現代質疑元敘事和二元論思想。后現代主義奠基人利奧塔在他的《后現代狀態》中提出了“后現代”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對元敘事的懷疑看做是‘后現代’。”［3］6少數族裔女作家大都放棄傳統的敘事模式、宏大的敘事，既元敘事，借助神話、民俗、傳說來講述故事。在文學形式的研究上，可以從對少數族裔女作家的顛覆性的反傳統創作體裁入手，對她們所采用的書信體、女性日記體、自傳體，進行分析總結。同時，對她們的獨特的敘事手法和策略進行分析，包括解構傳統、重寫歷史、講述本民族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在此基礎上，分析少數族裔女性作家如何將本民族文化傳統和西方的文學創作相融合，分析她們運用什么樣的結構和語言、以及以什么樣方式將內容和形式相結合，使其能夠在美國文學領域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

四、對遼寧省多元文化建設的啟示

文化是一個地域的靈魂，它是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遼寧省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因其歷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原因，遼寧省在文化上具有鮮明的特色。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遼寧省內就居住著不同名族的人民，目前，遼寧省是少數民族較多的省份之一，除漢族外，還有滿族、蒙古族、回族、朝鮮族等多達51個少數民族。在多民族多種文化的相互碰撞與融合中，遼寧省形成了一種獨有的多元文化，如何根據遼寧省的情況更好地建設遼寧省內的文化文明成為當下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命題。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中展現的族裔意識、女性意識、文化身份認同等問題對我省的多元文化建設有著很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任何一個民族都會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在一個多民族共存的地區，情況更是如此。不同民族之間都不斷經歷著與漢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沖突和融合。我省的少數民族人民也都經歷著類似美國少數族裔所經歷的身份認同危機。在漢族文化占主導下，少數民族文化成為了“他者”，境遇被邊緣化，這會極大地挫傷遼寧省內的少數民族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另外，少數民族人民在面對漢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沖突時，大多會選擇放棄本民族文化，跟隨主流文化，這會導致我們許多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特性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和諧社會的構建，在民族關系上，表現為各民族和諧、團結地向前發展。幫助保存并發展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積極形成與主流漢文化和多樣的少數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遼寧省內，漢族人口居多，超過百分之八十，漢族文化是主流文化，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尋找適合我省的多元文化發展的有效途徑，對于我省和諧社會構建具是十分有意義的。我們能夠從美國少數族裔女性的經歷中積累經驗、總結教訓。可以學習美國民族性的碰撞以及最終的融合的實現途徑，通過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族裔女性在面對強勢的白人主流文化時追尋文化身份、尋求文化認同過程中的共性和差異，找到美國少數族裔女性在構建自身文化身份的同時，如何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如何形成新型的多元文化的因素，進而找到對遼寧省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維護各民族文化和諧發展的有效舉措。我們應著重探索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更好地關注少數民族女性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訴求的具體途徑，這樣會避免少數民族人民產生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危機。其次，探索如何在省內建設多元文化，進而促進我們省的整體文化建設，促進漢民族和少數民族和諧關系的形成，以及與外國友人友好關系的建立，為更好地建設遼寧省內的文化文明提供意見和參考。

［參考文獻］

［1］PaulGilroy．“DisporaandtheDetoursofIdentity”，inIdentityandDifference［M］．Ed．KathrynWoodward．NewYork:SagePublicationsandOpenUniversity，1997．

［2］王軍．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的歷史和沿革［J］．社會科家，2009(9):26－29．

篇8

（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吉林長春130012）

摘要：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是西方“后”學批評流派中的重要分支，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學中的身份認同與邊緣寫作問題上具有獨特的視角和獨到的觀點。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本和后殖民主義批評中的身份認同與邊緣寫作有著互相關聯的批判意識。后殖民主義批評為解讀美國黑人女性文學提供了有效的文學語境。

關鍵詞 ：西方“后”學理論；美國黑人女性文學；后殖民主義批評；身份認同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0

中圖分類號：I1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3—0132—02

基金項目：吉林動畫學院項目（項目編號：20140612）。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簡介：李嶸劍（1980— ），女，山東德州人。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王軍（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動畫學院外語教學部，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各類‘后’學理論相繼成熟，逐漸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后’學理論從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質疑啟蒙主義敘述的普遍性和一統性，沖擊了以現代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各種主要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包括西方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1］西方后現代主義批評與現存的批評思維模式有所不同，傳統的批評范式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縱向性和壓迫性，后現代主義理論敢于對傳統模式提出挑戰和質疑，倡導新的思考批判方式，并試圖剔除現存思維中一切不符合時展的各類因素。具體而言，后現代主義理論倡導平俗與解構，通過非理性認識在歷史斷裂中尋求新的思維途徑。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國黑人文化與文學的發展流變中，我們發現黑人女性文學作為美國女性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致力于為少數族裔女性在白人男性主義文化壓制下扭曲的身份正名，始終將性別、身份、族裔作為其文學創作的討論焦點，表達黑人女性處在種族和性別雙重壓迫下的矛盾與困惑。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黑人女性文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黑人女性作家在創作中找到了生存的價值和幸福感。黑人女性文學的不斷發展不僅使黑人群體的意識和社會價值觀得到分享，同時它也豐富了美國文學的樣式。黑人女性文學中出現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瑪雅·安吉洛、艾麗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她們的作品內容豐富、深刻，引人思考，她們的作品反映的理論精髓深受“后”學理論影響，她們憑借積極的態度拓展和突破先輩黑人女性作家的創作傳統，并結合時代特點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與潮流的作品。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不同作家的風格、手法不同，使得黑人女性作家內部產生了許多文學批評派別。例如：《黑人婦女》是托尼·凱德創作的作品選集，其中包含了當時流行的女性詩歌、小說、散文，被稱為“一個開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這個國家的當代黑人女性的關注之處”，［2］作品體現了人們對種族、性別等社會問題的關注；黑人女性文學領域的先行者瑪麗·海倫·華盛頓寫出了系列論文《佐拉·尼爾·霍斯頓：黑人女性對身份的尋找》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創造者》，選編了文集《黑眼眸的蘇珊們》，這些帶有深刻思想性的文論激發了學者和讀者對黑人文化與黑人女性文學的思考。

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女性文學領域的發展現狀與美國黑人女性主義、黑人女性文學研究悄然無聲的變化有異曲同工之處。沃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曾發表了黑人女性主義的獨立宣言《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這一黑人婦女主義理論在黑人女性主義批評與西方批評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她第一個界定了“婦女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的學說。黑人婦女主義明確了黑人女性話語權，完全擺脫了白人女性與黑人男性兩方面的話語束縛，黑人女性主義逐漸彰顯出黑人女性的書寫特點，并使黑人女性主義者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之間的政治態度、社會價值觀、創作意圖涇渭分明起來。黛伯娜·E·麥克杜維爾發表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方向》，對黑人和白人族裔間存在較大差異的種種歷史與社會事實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放眼于自己種族內部以及她所認同的黑人女性群體內部，得出了黑人女性文學和白人主流文學之間的差異。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文學方面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它正逐漸與整個女權主義理論乃至西方“后”學理論互動交融。

從黑人女性文學傳統中，黑人女性常常需要為了自身的種族利益而同黑人男性一起進行抗爭，目的是為自身的族裔建立身份認同。黑人女性遭遇族群內部階級、性別、文化壓制的同時還受到來自白人主流文化的種族歧視和來自族裔內外的性別壓迫、政治歧視，這也是黑人女性文本的重要內容。與白人女性作家相比，黑人女性文學的敘事風格更有戰斗性和抗議性。黑人女性作家從當事人的角度抨擊了罪惡的種族、階級、性別壓迫制度，反映了黑人女性渴求平等、爭取解放的強烈呼聲。研究黑人女性文學必須從黑人女性本身的經歷出發進行思考，關注黑人女性文學創作與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政治上的雙重壓迫之間的相關性。正是對改變黑人女性生存現狀做出的積極探討使得黑人女性文學創作散發出獨特的光芒。

依照后殖民主義理論觀點，作者或讀者在創作和評論以及欣賞過程中，往往依照已有的特定“價值觀念”，即種族、階級、性別等因素的固有模式進行書寫與閱讀，在這一過程中，對于“身份”的看法深深地扎根于她們的觀點之中，從而影響整個作品的效果。長期被邊緣化的黑人女性連同其作品被一同擱置在人們難以察覺的地帶，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在后殖民主義時期，種族區分這一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并非社會發展的必然，而是人在社會行為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結果。

總而言之，在20世紀后半葉多元文化思潮的影響下，美國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從邊緣邁向中心。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學與批評的派別，它在尋求差異與相似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使黑人文學得以充實與完善。激進的對立并不能為美國黑人女性爭取到社會權益、文化認同和平等地位，而是要建構一種追求族裔間和諧的黑人女性主體意識和認知模式。身份政治固然重要，但不是絕對地與之抗衡，而是在允許并尊重差異存在的基礎上建立各種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對當代西方文學與“后”學批評理論的構建意義重大，它為西方“后”學理論批評的深化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為西方“后”學理論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

參考文獻］

［1］王軍.西方后學語境下的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J］.社會科學家，2008（11）.

［2］Cheryl A.Wall.Changing Our Own Words：Essays on Criticism，Theory，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3］貝爾·胡克斯著.曉征等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4］嵇敏．美國黑人女權主義批評概觀［J］.外國文學研究，2000（4）．

［5］芭芭拉·史密斯．黑人女性主義評論的萌芽［A］.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篇9

關鍵詞： 美國非裔女作家 創作思想 指導意義

隨著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風起云涌，美國黑人女作家們異軍突起，涌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為美國黑人文學與美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些杰出的女作家們中，以托尼?莫里森、艾麗斯?沃克最具代表性。由于來自性別、種族、階級三重壓迫，美國非裔女作家不同于白人女作家與黑人男作家。正如芭芭拉?斯密斯評論的，她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其自身特點的文學傳統”。這些非裔女作家們站在邊緣人的立場，用獨特的視角審視黑人的歷史與文化，關注黑人特別是黑人婦女生活的痛苦，用自己的文字開啟了黑人與黑人婦女的自我意識，并以發人深省的理論與實踐開創了美國文學和文化領域最新思潮和理論前沿。她們作品中所承載的思想，不僅僅對本族文化與美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對于反對霸權文化、如何保留自身文化的特色、促進社會的發展也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因此，國內對以托尼?莫瑞森和艾麗斯?沃克為代表的美國當代非裔女作家群的創作思想和內涵進行了一定的探究。

一

一些學者們認為女性主義是當代美國非裔女作家們的創作思想。四川大學程錫麟教授與孫薇在《解讀艾麗斯?沃克的“婦女主義”――〈從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主義》一文中，主要論述了1983年艾麗斯?沃克獨特的女性主義觀――“婦女主義”早已出現于早期的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從佐拉?尼爾?赫斯頓到艾麗斯?沃克，黑人女作家們一直在挖掘、記錄女性的歷史，思考黑人婦女如何在美國社會尋找自我。她們作品中塑造的一個個鮮明生活的“婦女主義”女性主義形象正是黑人婦女所獨有的。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解讀美國黑人女作家的思想內涵的還有很多，包括程錫麟教授《談〈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的女性主義意識》，四川大學周春的博士論文《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天津師范大學田輝的《對〈寵兒〉的黑人女性主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的龍秀美的《〈寵兒〉中母親的故事給女兒帶來的力量》，上海外國語大學袁霞的《〈紫色〉中的婦女主義生存觀》，南京師范大學原蓓的《〈紫色〉――一部婦女主義成長小說》廈門大學黃雅真的《艾麗絲?沃克的〈梅里迪安〉的婦女主義解讀》，以及云南大學駱洪的《身份構建中的雙重話語――談美國黑人女作家的創作思想和作品主題》。這些文章著重論述美國非裔女作家關注黑人婦女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困境，對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身份構建提出不同見解。

另外一些學者則著重探討美國非裔女作家作品中反映的種族性與民族文化認同。蒲立在其碩士論文《所羅門之歌》中闡釋了莫里森強調的黑人民族意識；湯黎在其《傳統的回歸――從〈所羅門之歌〉看黑人文化傳統》一文中談到了莫里森呼吁回歸黑人傳統文化。大部分關于莫里森的文章如《回歸還是超越――解讀托尼?莫里森小說〈所羅門之歌〉的主題》、《〈所羅門之歌〉：‘追尋’的故事》等都分析了托尼?莫里森對于黑人文化在美國白人文化的沖擊下如何保留特色的思考與見解，概言之就是不要盲目跟隨白人文化和否定本民族的歷史，回歸、繼承、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對于黑人的精神解放至關重要。有些學者們則認為另一位非裔女作家艾麗斯?沃克對于黑人傳統文化是持批判性的態度，一味地回歸是片面與膚淺的。西華大學的趙莉華在《逃避傷痛文化，尋根非洲文化――從艾麗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當〉看美國黑人文化認同》中指出黑人文化認同中的兩個誤區：怯懦逃避傷痛文化，盲目尋根非洲文化。徐繼明在《從〈日用家當〉解讀沃克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識》中分析了沃克對美國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闡釋。美國黑人文化既具有非洲特性又具有美國特性，應該將兩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美國非裔文化遺產因特殊的歷史條件，兼具非洲黑人文化遺產與美國黑人文化遺產的雙重身份，如何在這兩者之間保持動態平衡是美國黑人身份認識的關鍵。

不難看出，學者們對于當代美國非裔女性文學家創作思想的探尋主要是針對某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或者兩部作品的比較，并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演變的體系，也沒有深入地研究當代美國非裔女作家群思想內涵的演變過程、原因及其影響。然而，美國非裔女作家個體的思想演變，女作家之間看待問題的不同角度，呈現出了美國黑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對待白人文化的沖擊采取的不同態度和策略，從托尼?莫里森強調回歸傳統文化，到艾里斯?沃克的批判性接受傳統文化，她們在保持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不過度看重自我文化而形成排他性。這一過程無疑體現了美國非裔女性文學家思想理論的不斷進步與提高。

二

我認為要探索當代美國非裔女作家的創作思想，首先必須立足于研究作家們的創作動因，看到女作家們自身種族與性別之雙重壓迫促使其創作文學作品，也要看到在主流白人文化浸下，黑人變得逐漸迷失，盲目否定自身文化，黑人女作家試圖通過文學創作來引起讀者思考，構建與主流文化平等社會地位的黑人價值觀和黑人獨特的民族文化。同時，其創作環境是不可忽略的思想外因。美國國內迭起的民權運動激發了她們執筆創作的欲望；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使黑人女作家不僅關注種族壓迫，還將目光投射到了黑人婦女悲慘的生活狀態和遭受的別歧視；現代女權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思潮為非裔女作家提供了文學創作的思想源泉與策源地。

其次，通過分析當代美國黑人女作家群的代表作品，比較其作品中反映的民族主義與婦女主義、人文主義，尋求在白人主流社會中如何構建自身身份與保留傳統黑人文化，研究她們的作品思想內涵，力求找尋其中的共性、個性和差異性。比如，莫里森側重民族主義，強調非洲傳統文化的回歸與飛躍，拒絕白人文化；艾麗斯?沃克的作品中更多反映的是婦女主義，指出要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不斷地尋找黑人在多元化文化中的動態平衡。從一系列的比較中，可以看出美國非裔女作家的思想演變，從前期作品中的民族主義、婦女主義升華到了后期作品中隱射出的人文主義情懷，提出在任何存在霸權主義和種族優越感的地方，少數族裔和人群都應該堅持呼吁和尋求人道主義的平等和包容，以及對人性的尊重，捍衛和弘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特色，豐富整個人類社會文化、文明色彩，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發展。

美國黑人女性文學作品的產生和發展掀起了美國文學和文化領域的新思潮，改變了美國社會原有的主流思維方式和認知模式，為黑人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作品中蘊含的思想價值不僅僅局限于美國白人社會的非裔民族。在當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中國應該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色，在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找到平衡點，既批判、繼承與發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又不過度保護而產生排他性甚至霸權文化發展論。當代美國非裔女性文學家在其作品中所表達出來的不同思想與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美國］托妮?莫里森著.舒遜譯.所羅門之歌.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

［2］［美國］艾麗斯?沃克著.陶潔譯.紫顏色.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3］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創作（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張立平.當代美國女性主義思潮述評，1999，（02）.

［5］劉戈，韓子滿.艾麗斯?沃克與婦女主義［期刊論文］.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3）.

篇10

[關鍵詞]清代　《紅樓夢》　接受史　女性

[中圖分類號]I207.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與方法，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陸與臺灣在內的中文學術界廣泛流行。此概念雖然是舶來品，但中國古代卻不乏相類的現象。張隆溪在《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發表的論文《詩無達詁》便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對等起來。事實上，錢鍾書的《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也就是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互為闡釋。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學”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與方法，很快就被運用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之中，海峽兩岸紅學界運用此類概念進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見增多。

清代主流社會對《紅樓夢》的接受(下文簡稱為“紅樓接受”)幾乎是與《紅樓夢》的面世同時進行；而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亦是隨之而來。毋庸諱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會相比較，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畢竟沒那么顯著，基本上是集中體現在紅樓題詠方面，其他如紅樓繪畫、續書、戲曲，目前所存者甚為少見。盡管如此，紅樓接受在清代女性社會與文學創作中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然而，或許因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不夠顯著，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一直頗為不活躍，直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海峽兩岸紅學界才不約而同對這一領域展開討論。大體上說，有關討論除了涵蓋面較廣泛的專論外，亦集中在題詠、繪畫、續書、戲曲四個方面。據此，本文擇其間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義的論著不受此時間限制)進行評述，并由此對若干議題作進一步申論。

二、清代女性紅樓接受專論

所謂“專論”，指從較寬泛的角度，對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進行專門探討的論文。這類專門討論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論文頗為匱乏，大抵只有如下幾篇。

吳靜盈的《清代閨閣紅學初探――以西林春、周綺為對象》(臺北《文與哲》第6期[2005年])認為，在紅學世界里，以“閨閣”身份體驗紅樓精神并訴諸筆墨者自當不少。因此，該文從閨閣的角度出發。擇取西林春與周綺二才女為對象，探討清代閨秀的閱讀反應。結果顯示，作為滿清貴族的西林春遠比身為漢人文士妻的周綺有更多發揮的空間及女性意識。但同具才女特質的她們，在閱讀紅樓之后，均以其纖敏的心思與審美的眼光締造出迥異于傳統文士的閨閣紅學。吳艷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學創作題材與(紅樓夢)的影響》(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5輯)則認為，清后期之所以成為女性文學史上小說、戲曲和詩詞創作的豐收期，與《紅樓夢》豐富的文本內容有莫大關聯。受到《紅樓夢》創作原則的影響，顧春等女性小說家把藝術創作的鏡頭對準了自己身邊的世界；吳蘭征等女性戲曲家把藝術描寫的重心轉入到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摹；在《紅樓夢》詩性文本及其帶有濃厚女性意識詩詞的影響下，清后期女性詩詞的創作在題材開掘上也取得了諸多進展。詹頌的《論清代女性的(紅樓夢)評論》(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6輯)專注于對清代女性題詠《紅樓夢》的詩詞作品、討論《紅樓夢》的書啟，以及《紅樓夢》續書所作的序等進行研究，探討女性評紅活動的特征及其所論析的問題，并進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紅樓夢》評論是女性文學批評的新創獲。劉舒曼的《應是

上述論文，大抵以“接受”(過程與方式)為聚焦，以文化／歷史為探討場域，將紅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勾連起來。在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視的情形下，這些論文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與詮釋的議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彌足珍貴；其學術貢獻甚為值得肯定，亦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然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歷史、時代乃至性別的深層意涵，仍有進一步發掘的空間。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在整個紅學研究史中的定位，這些論文亦尚未能給予明確闡述。

三、清代女性紅樓題詠之研究

作為一種傳統的鑒賞和批評形式，紅樓題詠幾乎是伴隨著《紅樓夢》的面世而出現。題詠者上至達官貴人，下至三教九流，幾乎包括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人。所題詠／評論者，既有《紅樓夢》的題旨，更有《紅樓夢》中眾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關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隱考證的范疇。這些題詠之作，可說是詩詞形式的詠紅專論，反映出讀者，批評者的思想意識與批評旨趣，從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時期社會大眾對《紅樓夢》所持的態度和見解；另一方面，歷來眾多的題詠作品也是研究紅樓接受眾多現象的重要資料。《紅樓夢》的題詠之多，亦為其他古典小說所望塵莫及。一粟編《紅樓夢卷》(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版)所收錄的乾隆末年至民國初年題詠之作就有70余人，約上千首。如果把有關《紅樓夢》的續書、戲曲、專書、詩詞等的卷首題詞，以及追和《紅樓夢》原作的詩詞包括在內，其數字更可翻幾倍。由此可見人們以談紅品紅為雅韻的風氣及盛況。

然而，歷來對紅樓題詠進行專題研究的論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對紅學流派作劃分時，往往不將“題詠”視為其中一“派”。近年來，卻出現一些學者對紅樓題詠進行深入探討，并嘗試將之歸類為紅學中一派。如趙建忠的《題詠派紅學的緣起、衍化及價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題詠派作品涉及的紅學文獻及相關資料的辨析》(丹東《遼東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著意為紅學“題詠派”正名，強調題詠派在紅學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因此對早期題詠派的作品進行頗為嚴謹、細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這對讀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詠紅詩對《紅樓夢》接受的時代、歷史及文化的背景與意義，有相當大的幫助。

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頗盛，在現有資料中可知的題詠者有范淑、熊璉、宋鳴瓊、張問端、丁采芝、錢守璞、鄭蘭孫、吳藻、沈善寶、金逸、孫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趙智珠、孫蓀意、汪淑娟、歸真道人、張秀端、周綺、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賢、李娛、扈斯哈里氏、胡壽萱、姜云裳、徐畹蘭、劉玉華、徐意、王紉佩、吳蘭征等，其所題詠、評論者，既有《紅樓夢》的題旨及書中眾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還更涉足繪畫、戲曲等紅樓接受現象的范疇。盡管如此，有關清代女性題詠的相關研究卻甚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題詠的專題論述，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詠紅詩略談》雖謂“略談”，卻頗為精詳，全文長達57頁，以“上”、“中”、“下”分載于三輯《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3輯、1996年第3輯、2003年第4輯)。作者將這類題詠紅樓的詩。歸于“舊紅學”范疇的“題詠派”。認為以詩歌形式論《紅樓夢》，是紅學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作者對清中葉至民國初的紅樓題詠詩進行了頗為全面的鉤沉梳爬并論述分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詠紅詩略談》[下]，以11頁的篇幅，論析了自乾嘉至光緒年間的女性詩人的詠紅詩。這篇長文，無疑為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參考資料，雖然有關清代女性詩人詠紅詩的部分因史料嚴重匱乏而論述較為簡略，但也仍能給人以諸多重要的啟發。鄧丹的《新發現的吳蘭征12首詠紅詩》(北京《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1輯)著重介紹新發現的清代紅樓戲女作家吳蘭征的12首詠紅詩，認為這些寫于程高本《紅樓夢》問世不久的詩作，除了對小說原著主要人物評論外，還對原著的創作意旨進行思考，是早期閨閣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助于對吳氏紅樓戲《絳蘅秋》的理解與評價。

上述論文基本上皆著眼于對詠紅詩文本的內容分析，未能在社會、文化，乃至性別等意義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發掘與論述。

四、清代女性紅樓繪畫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紅樓夢》程甲本與程乙本便已配有較為粗糙的插圖，稍后面世的幾種評點本也多配有類似的插圖，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評本《紅樓夢》的插圖更有64幅之多。這些《紅樓夢》繪畫，與《紅樓夢》原著的文字相對，可視為是對《紅樓夢》原著的接受。它們既保留了對原著的忠實摹寫，亦體現為對其情節、乃至題旨的二度創作。于是，其本身與原著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豐富、加深了對原著的理解，成為紅學(尤其是紅樓接受)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形象化資料。

王月華的《清代紅樓夢繡像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碩士論文)、周偉平的《論改琦(紅樓夢圖詠)》(舟山《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紅樓夢圖詠)之研究》(臺北：臺灣師范大學美術學系2004年碩士論文)、黃美惠的《(紅樓夢)繡像圖詠》[上下](臺北《中國語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張雯的《清代楊柳青(紅樓夢)年畫對原著的“誤讀”與“再詮釋”》(北京《榮寶齋》2007年第2期)、葛英穎的《孫溫繪全本(紅樓夢)與同類繪本的比較研究》(長春《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論述，或探討歷史流變，或比較價值影響，或分析藝術成就，皆對清代《紅樓夢》圖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視的貢獻。然而。這些著述對于清代女性的繪畫卻未曾論及。

雖然清代女性的紅樓繪圖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視者。如徐寶篆(1810-1885)的《紅樓夢人物畫》冊頁32幅。徐寶篆，字湘君，號湘雯、武原女史。善繪仕女，衣褶發飾，精細絕倫，作《紅樓夢人物畫》，將《紅樓夢》中賈寶玉及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畫。其夫李修易亦善畫，工山水，間為寶篆所畫美人像補景，為合錦圖。其受業女弟子黃鈺亦有作《紅樓夢畫冊》12幅。

關于徐寶篆及其紅樓繪圖，紅學界尚未能給予充分重視，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時《湘云猶是醉憨眠――記清代女畫家徐湘雯(紅樓夢人物畫)》(北京《紅樓夢研究集刊》第4輯[1980年])為專題討論。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約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紹發現該畫的過程，對徐寶篆及其畫本身的介紹及分析頗為不足。因此，對于徐寶篆及其紅樓繪圖的思考與研究應仍有進一步開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別是其紅樓繪圖與《紅樓夢》文本的關系、在清代《紅樓夢》繪圖史及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關注。

王樹村的《民間珍品――圖說紅樓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一書，不僅匯集了大量清代(為主)至民國的紅樓繪圖，還在“序”及“緒言”部分對紅樓繪圖的歷史、種類、特色、意義、價值等進行了頗為全面且深入的論析。全書主體分為“民間年畫”、“詩箋、箋譜”、“彩線刺繡”、“燈屏、窗畫”、“繡像畫譜”、“連環畫冊”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較詳盡的說明介紹，而每一幀畫圖也都有簡略的解說。因此，這部著作是我們在研究清代紅樓繪圖與女性紅樓接受關系時所不可或缺的參考數據。其中“紅樓夢十二金釵”、“黛玉葬花”、“寶釵撲蝶”、“媳姬將軍”、“牡丹亭艷曲警芳心”等繪圖可與女性的紅樓題詠互為發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紡績”更是難得一見的女性紅樓繪圖佳作。

五、清代女性紅樓續書之研究

目前紅學界的主流意見，基本認同《紅樓夢》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續作。所謂“續作”，事實上就是一種對原作的接受而產生的再度創作。換言之，紅樓續書是紅樓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態上最接近“原產品”的“新產品”。《紅樓夢》問世后的二百年間所產生的續書數量驚人，尤以嘉慶初年至光緒二年(1796－1876)的12種續書最為引人矚目。因此，清代紅樓接受研究中，紅樓續書始終是熱點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頗為匱乏，現今存書者大致只有顧太清的《紅樓夢影》。或許正是如此，盡管近年來女性研究興起，海峽兩岸的紅學界對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現象并未能給予重視，有關論述并不多見。

張菊玲的《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紅樓夢影)》(北京《民族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是較早探討清代女性紅樓續書的論文。該文從太清好友沈善寶的序人手分析，認為太清的續書創作是為了打破以往續書與原作本意相悖而失敗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著傳統倫理道德思想進行創作。以大團圓心理續編情節，最終仍難以跟原著相提并論。沈序期許《紅樓夢影》將與《紅樓夢》并傳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實現。但作者也認為《紅樓夢影》的語言精煉純熟，與原著相差無幾，確實如沈序所稱贊的“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續前書，毫無痕跡”。詹頌的《女性的詮釋與重構：太清(紅樓夢影)論》(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1輯)注意到顧太清將小說定位于現實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經驗與上層

社會的閱歷，使她在續寫《紅樓夢》的閨閣生活與大家族日常生活時得心應手；并論及《紅樓夢影》一書對照原作來看，實為作者顧太清以己意對曹雪芹原著的詮釋與重構。這樣一種詮釋與重構集中表現在對賈府命運的安排與人物關系、個性的改造與重塑上。馬靖妮的《淺析(紅樓夢影)的價值》(北京《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著意分析《紅樓夢影》所反映的社會學及民俗學價值。認為與原作相比較，該小說既有旗人小說的特點，又不失京味小說的風格；從特定的角度反映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時也開辟了紅學研究、晚清小說研究以及滿族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指出顧太清以女性作家獨特的視角續寫《紅樓夢》，在晚清小說史乃至清代文學史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吳宇娟的《走出傳統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臺中《東海中文學報》2007年第19期)以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王妙如的《女獄花》、邵振華的《俠義佳人》為研究基底，探討晚清女性蛻變的歷程，彰顯晚清女性從傳統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轉化過程。作者認為顧太清是一位漢化極深的滿州貴族婦女，在描繪《紅樓夢影》的女性形象時，都是以賢妻良母為塑造的藍圖。這些敘述無非說明她們適合家庭、適合成為丈夫的賢內助。作者指出，太清對于文本中已婚婦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傳統家庭內妻子／主婦／2親的要求，以作為男權／父權的替補角色，繼而延續男主女從的認知。女性在太清筆下，只能體現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價值與社會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紅樓接受者尤其是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為聚焦點之一，較為深刻地探討了顧太清在對《紅樓夢》的接受以及創作《紅樓夢影》的諸多主客觀因素。但對于當時整個女性文壇以及顧太清與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這些情形對《紅樓夢影》創作的影響關系，仍嫌論述不足。在女性紅樓續書資料嚴重匱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趙建忠發表的《新發現的鐵峰夫人續書

由于《紅樓夢》問世后所產生的續書數量驚人，(男性)主流紅樓續書研究盡管皆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卻極少能聚焦于顧太清的《紅樓夢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創作紅樓續書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應突出其重要性呢?與男性作者的續書關切的焦點是否不同?敘事技巧是否有所區別?此外，小說是敘事文類，比較抒情傳統的詩作更有論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紅樓續書更好地闡述自己的生命情懷?或者詮釋自己對《紅樓夢》原著的見解?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究，或許會有別具意義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紅樓戲曲之研究

所謂紅樓戲曲指改編自《紅樓夢》有關的戲曲及曲藝，包括傳奇、雜劇以及其他類型的曲藝。最早的一出紅樓戲，當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從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紅樓戲曲層出不窮，其劇種之多在古典文學作品中可謂首屈一指。紅樓戲曲在保留原著神韻的基礎上，發揮了戲曲特有的長處，同時也不同程度改變了原著的某些美學特征與表現風格，而原著的美學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戲曲固有的美學觀念。歷來紅樓戲曲甚為學者所重視，上世紀20年代起就開始有學者研究紅樓戲，據胡淳艷《八十年來“紅樓戲”研究述評》(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4輯)介紹，近年來，紅樓戲(尤其是清代紅樓戲)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續發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紅樓戲的研究卻甚為少見。

趙青的《吳蘭征及其(絳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學指導》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的論文。該文當是改編自作者的碩士論文《清代(紅樓夢)戲曲探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第七章。該文指出，吳蘭征是眾多紅樓戲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獨特的女性視角來解讀《紅樓夢》并融注到她的《絳蘅秋》創作中。作者認為，吳蘭征創作《絳蘅秋》的動機，首先是對他人已有的相關作品不滿意而力求獨出機杼；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了自述情懷。《絳蘅秋》繼承了《紅樓夢》的主旨――言情記恨，這是吳蘭征對《紅樓夢》的理解與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的論文還有：鄧丹的《三位清代女劇作家生平資料新證》(北京《中國戲劇學院學報》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紹清代女劇作家張令儀、王筠與吳蘭征。其中介紹吳蘭征時，作者運用新發現的吳蘭征《零香集》(與《絳蘅秋》同時付梓)中吳蘭征本人的詩詞雜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親朋師友的評語與悼念文字，對吳蘭征的生平事跡作出更為深入翔實的判析與研究。徐文凱的《論(紅樓夢)的戲曲改編》(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2輯)指出紅樓戲的改編多以寶黛故事為主，對于原著各回情節關目的選擇呈現出驚人的重迭。作者特別指出，清代才女吳蘭征的《絳蘅秋》寫才女黛玉時辭采清麗婉約，寫浪子紈绔時本色活潑，在紅樓戲中亦屬佳作。

此外，葉長海的《明清戲曲與女性角色》(上海《戲劇藝術》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別與戲曲創作》(南京《藝術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國古代女曲家批評實踐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閨閣中多有解人”――(牡丹亭)與明清女讀者》(溫州《溫州大學學報》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論文，關于紅樓戲曲與清代女性相互關系的多方面討論，尤其是其中涉及吳蘭征的部分，對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亦頗有參考價值。

七、有關清代女性紅樓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論文，雖然不是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現象作專門討論，但卻在社會、家庭、文化以及性別等角度，為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視野。

嚴明的《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書，從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這一社會層面，對《紅樓夢》的人物與情節，從性別文學的角度加以重新審視，著重探討作者的女性觀，并由各個角度分析小說與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關系。楊平平的《父權社會下的女兒國――(紅樓夢)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師范大學國文學系2005年碩士論文)，探究了《紅樓夢》女性人物婚戀沖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間的互動關系，以了解清代社會婦女的內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別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場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與價值；作者并說明該文的寫作目的即是想借著探討《紅樓夢》的女性人物，來引發社會大眾對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進一步認識與正視，并進而共同思考及改善這些一向被父權社會所忽視的女性議題。吳麗卿的碩士論文《(紅樓夢)的女性認同》(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5年碩士論文)，前兩章以歷史研究法對《紅樓夢》作外緣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來《紅樓夢》主題思想研究的發展、對《紅樓夢》兩性觀的解讀爭議，以及論述《紅樓夢》創作的時代氛圍――包括明清時代的婦女地位與生活、明清的社會思潮、明清時代的婦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紅樓夢》產生的外緣條件。這樣的討論，顯然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大有幫助。歐麗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元襯補之思考模式》(臺北《臺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02年])，通過對寶釵之居處蘅蕪苑以磚瓦之平堅冷硬、山石之封圍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實等特殊的安排，將其成長過程中，由淘氣遂欲之童年面臨失真人禮、化性起偽的轉變加以形象化，進而透過書中李紈、黛玉的模擬，隱喻女性成長過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經歷。再加上脂批點出冷香丸源自太虛幻境，因而與“千紅一窟”等名物具有孿生關系的“冷香丸”同樣也體現出女性悲劇的象征意義。

上述四篇論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從較為寬泛的視野來整理、詮釋、分析《紅樓夢》對女性認同的態度、對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畫、對傳統女性悲慘處境的同情、對女性全方位的肯定與贊揚以及對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響等等。

雖然以上論著與“接受”的關系不那么密切，但卻在關乎性別觀念上從不同方面給我們頗有意義的啟發，一方面，我們不宜簡單化地將《紅樓夢》定位為反對男權、張揚女權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承認《紅樓夢》是傾注全力地表現對女性處于父權社會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對女性高度的尊重與認同。這不免進一步令我們深思，《紅樓夢》在清代女性之間既然流傳極廣，甚至可以斷定女性一直是其積極的閱讀者，那么《紅樓夢》與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種關系?或許我們可以將之推想為“互文性”關系，即《紅樓夢》破除向來歷史都是以男性為書寫中心的觀點，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形象應是在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基礎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讀《紅樓夢》，又反映了女性對該書的強烈接受。由此可見二者的互文關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學的思想意蘊和美學價值，《紅樓夢》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當然，這些論著所討論的范圍，基本上還是囿于《紅樓夢》文本自身，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雖然有所啟示，但直接的幫助畢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的若干議題

由上評述可見，近年來海峽兩岸紅學界大致上都能較為自如地將“接受”、“性別”、“互文”等當代西方理論方法運用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相比之下，臺灣地區紅學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研究較為冷落，學者的參與遠不及大陸地區。而且，大陸地區紅學界的研究更多呈現為當論與傳統國學相結合的勢態，加上掌握較為豐富多樣的相關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顯豐碩、翔實而深厚。

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海峽兩岸的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化狀態，仍留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紅樓接受最突出的現象是題詠，其他如繪畫、戲曲、小說的接受則幾乎呈孤案現象。但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往往輻射，涵蓋／指涉了繪畫、戲曲、小說的接受領域。因此。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現象的研究，應以題詠為主要的觀照界面，結合其他現象進行互動探討。另外，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相比較，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別等方面所體現的特質／因素或許會更為明顯且復雜。因此，有關研究也應該更多結合這些特質／因素，并且適當運用接受理論、性別理論、互文性批評、跨文化研究等方法進行。具體的研究議題，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進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紅樓題詠的分類及其所透視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紅樓題詠所運用的文類，包括詩、詞、曲、賦、贊等；所觀照的范疇，既有《紅樓夢》的題旨，亦有《紅樓夢》中眾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還不乏關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隱考證等；所指涉的文本類型，包括《紅樓夢》的原著、續書、戲劇、繪畫等。通過上述文本資料與文學現象的梳爬、歸納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歷史傳統、社會習俗、文學修養、美學意趣乃至文化積淀，并可從中透視《紅樓夢》及其接受現象與女性社會演變發展的互動作用及影響關系。與其他文藝形式(如繪畫、戲曲)的結合，是清代女性紅樓題詠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討紅樓題詠時，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義與價值，也要注意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結合所產生的更為廣泛且豐富的文化意涵。

(二)紅樓題詠：女性與男性的視角

紅樓題詠者上至縉紳紈绔、紅樓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樓煙花，幾乎包括了社會上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不同階級或階層者，其視角的差異應在情理之中，然而從男女性別分際而言，亦當有不一樣的視角并從而體現對《紅樓夢》不盡相同的理解與認識。再者，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密切相關，無論是理解、詮釋、批評、乃至再度創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形成對話互動關系。而現實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紅樓夢》題詠又往往是與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對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既要關注題詠者／作品／現象本身，也要關注其與他人／群體／現象的互動關系；既要關注女性之間的互動，更要關注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互動。關注女性之間的互動，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現象及其發展，從中探究清代女性圍繞著《紅樓夢》接受所發生的文學交游與創作；關注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互動，則可在更為寬泛的文化場域，探究邊緣的女性與主流的文士關涉紅樓接受的文學交游與創作。

(三)清代女性的紅樓繪畫與題詠

今存清代才女徐寶篆《紅樓夢人物畫》冊頁32幅，為紅學界所看重。其受業女弟子黃鈺亦曾摹改琦《紅樓夢畫冊》12幅。對讀者而言，這些紅樓人物畫并非是單一的存在，因小說人物的繪畫與其原作有很強的關連性，它對原作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對繪者而言，紅樓繪圖又有其獨立性，因作品包含著畫家的獨到見解。紅樓繪圖通過畫面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內容更能直觀地、形象地向讀者反映、傳遞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遠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對紅樓繪畫的題詠也頗為普遍，是清代女性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些題詠，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層面“還原”紅樓畫的氣韻風貌。《紅樓夢》繪畫(及其題詠)，與《紅樓夢》原著的文字相對，可視為是對《紅樓夢》原著的接受者。它們既保留了對原著的忠實摹寫，亦體現出對其情節、乃至題旨二度創作之處。于是，其本身與原著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豐富、加深了對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許不乏表現出對原著種種的“誤讀”，然而這些“誤讀”，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創作視角與立場的差異造成。無論如何，皆可視為是接受者對原著的一種“再詮釋”。而《紅樓夢》原著一紅樓繪畫一紅樓繪畫的題詠，又形成一組多重接受對話關系，須細心比對辨析相互間的差異及其意義所在。

(四)清代女性紅樓戲曲的文化學考察

清代女性紅樓戲曲的文化學考察至少可從兩方面展開：1、紅樓戲的改編。清代女性的紅樓戲曲創作，現存只有吳蘭征根據《紅樓夢》改編的傳奇戲《絳蘅秋》。2、清代女性對紅樓戲的題詠頗為興盛。通過這些題詠可探討清代女性的戲曲審美觀念，并以此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對《紅樓夢》戲曲的接受、理解與詮釋，并進而從更為寬泛的社會文化層面，探討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態、習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紅樓戲改編的匱乏與紅樓戲題詠的興盛形成鮮明的反差對比，說明清代女性在文本書寫類型的掌握與運用上，明顯體現出嫻于抒情文類而疏于敘事文類的傳統滯后現象(相比較男性社會小說與戲曲類已有較大發展而言)。這兩方面的表現，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紅樓戲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戲曲接受――包括劇本創作、舞臺藝術、紅樓戲題詠等在內的全方位、系統化大為不同，呈現為明顯的弱勢與失衡。

(五)紅樓續書：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場

據史料所載，鐵峰夫人的《紅樓覺夢》、彭寶姑的《續紅樓夢》、綺云女史的《三婦艷》、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皆為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然而，現今僅存的清代女性紅樓續書惟有顧太清的《紅樓夢影》。有異于眾多男性文人的續書，顧太清的《紅樓夢影》可視為清代女性現實生活的自我寫照，顯見《紅樓夢》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經滲透進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過來看，顧太清的詩詞創作及其生活經歷，與《紅樓夢影》所形成的互文關系，是男性作者所無法擁有的。圍繞著這些女性的紅樓續書的創作過程及其反應，亦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視《紅樓夢》對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顧太清的《紅樓夢影》不免給當今學界留下更多懸念，諸如：作為女性作者，與男性作者續書的接受立場及關切焦點是否不同?敘事技巧是否有所區別?作為僅存的女性紅樓續書，顧太清《紅樓夢影》的重要性以及價值／缺陷、成就，失誤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續書有何關系?在清代紅樓續書史乃至整個清代紅樓接受史中的作用與地位是什么?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六)清代女性紅樓接受文本的互文現象及其文化意義

清代女性有關《紅樓夢》的題詠、繪畫、戲曲、續書，事實上就是紅樓接受的“后文本”。諸種“后文本”之間及其與“前文本”(《紅樓夢》)之間，莫不存在著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換言之，《紅樓夢》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現的種種文本，無疑就體現著相當明顯的文本互涉現象。《紅樓夢》及其相關的接受與詮釋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樣，都存在著文本與前文本、乃至與非文學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關系。清代女性有關紅樓題詠、繪畫、戲曲、續書等，不僅體現紅樓接受的文學／學術意義，還更體現了當下現實的社會文化意義。換言之，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廣泛影響／參與了當時女性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構、變化與發展。從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學的角度切入，當能發掘出清代女性社會文化更深層的內涵、價值及意義。因此，上述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關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動對話關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會一文化)，應置于較為寬泛的文化背景之下，與文學藝術、地域／地緣、家庭／家族、婦女教育、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聯系，進行諸類文本互動交集的分析，從而更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對于《紅樓夢》接受的全景式表現及其歷史流變與當下現實交互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