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范文10篇

論文摘要：《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是零散的、寬泛的、蕪雜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這正是文學批評理論萌生之時應有的現象。然而，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亦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本文主要探討了尚書》中“詩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辭尚體要”的思想和“察辭于差”的思想。

論文關鍵詞：尚書；文學批評；詩言志；辭尚體要；探討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獻總集，它記載了唐堯、虞舜、夏、商、周的各類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公文的告示，此外還有大量的帝王對臣下的訓導、告誡等?！渡袝分械奈膶W批評思想是零散的、寬泛的、蕪雜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這也正是文學批評理論萌生之時應有的現象。然而，由于《尚書》本身的狀況及其文學批評思想的零散性、寬泛性和蕪雜性，使得學界對其探討與研究不多，有許多文學批評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談。事實上，《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亦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討和研究《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筆者此文僅就研習所得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詩言志”的思考

“詩言志”作為我國古代詩歌批評的綱領，最早見于《尚書·虞書·舜典》，其中記載了舜對他的臣子夔所說的關于音樂(實為詩樂舞)的一段話：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傳聞，被認為“大約是戰國時寫成的，所記舜的話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記，“詩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學觀。顧易生、蔣凡著《中國文學通史·先秦兩漢卷》指出，“詩言志”應有較早的淵源，并引《左傳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詩以言志”以證之?！蹲髠鳌は骞吣辍酚涊d了“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諸子賦詩言志的事件，其云：

論文摘要：《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是零散的、寬泛的、蕪雜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這正是文學批評理論萌生之時應有的現象。然而，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亦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本文主要探討了《尚書》中“詩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辭尚體要”的思想和“察辭于差”的思想。

論文關鍵詞：尚書；文學批評；詩言志；辭尚體要；探討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獻總集，它記載了唐堯、虞舜、夏、商、周的各類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公文的告示，此外還有大量的帝王對臣下的訓導、告誡等?！渡袝分械奈膶W批評思想是零散的、寬泛的、蕪雜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這也正是文學批評理論萌生之時應有的現象。然而，由于《尚書》本身的狀況及其文學批評思想的零散性、寬泛性和蕪雜性，使得學界對其探討與研究不多，有許多文學批評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談。事實上，《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亦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討和研究《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筆者此文僅就研習所得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詩言志”的思考

“詩言志”作為我國古代詩歌批評的綱領，最早見于《尚書·虞書·舜典》，其中記載了舜對他的臣子夔所說的關于音樂(實為詩樂舞)的一段話：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傳聞，被認為“大約是戰國時寫成的，所記舜的話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記，“詩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學觀。顧易生、蔣凡著《中國文學通史·先秦兩漢卷》指出，“詩言志”應有較早的淵源，并引《左傳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詩以言志”以證之?！蹲髠鳌は骞吣辍酚涊d了“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諸子賦詩言志的事件，其云：

內容摘要：制度轉型貫穿于北魏政權的始終，其政治體制的演進經歷三個重要階段，從而使北魏政治體制從最初的胡漢雜糅二元制漸變為單一封建制，而對這種制度變遷起催化作用的就是北魏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吸收，孝文帝太和年間的經濟改革和官職改革使得北魏的政治體制逐漸接近于南朝。與政治體制的轉型相適應，北魏財政體制也在發生相應變化，由前期的內外二元財政體制和皇室財政囊括國家財政的現象逐漸演進為國家財政占據主導地位，由以軍事掠奪和游牧為主要財力來源漸變為租調成為國家財政的支柱，并在財務行政方面出現南朝化的趨勢。

關鍵詞：北魏、政治體制、轉型、財政體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轉型與財政體制變遷的關系是北魏財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北魏制度轉型不僅包括官制變遷、經濟轉型、文化心理變化，也包括拓跋鮮卑民族的漢化以及基本經濟區的嬗變等等，這一切變化都對北魏不同時期的財政體制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如何從官制轉型中探討北魏財政體制變遷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要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因資料闕失其難度顯而易見。先賢曾有不少卓見[2]，對我們深入研究該問題不無裨益。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提出北魏制度轉型的三階段說，并就其財政體制的相應變遷提出拙見，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與財政體制的轉型

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谷張兗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3]。這是北魏立國之初體制轉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晉十六國以來班爵制并存的胡漢雜糅體制，非驢非馬。但其政治體制此時仍是胡族體制據主導地位，中央政治體制上的內外官并行制更為明顯。

拓跋鮮卑內朝形成的時間，遠早于登國年間。史載，拓跋什翼犍在建國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眾職”[4]。這實際上就是《魏書·官氏志》所言：“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于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這種帶有氏族制殘余的制度經過百余年發展后，到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又設外官系統，“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終形成了內外朝制政治體制，并以制度形式確定下來。

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舉措，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由此得以完善，以后歷朝基本沿襲這種制度，對后世影響深遠。準確理解和把握三省六部制對于落實課程要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案例一：一位有6年教齡的年輕老師為了幫助學生理解記憶，勾勒出中國古代中央權力體系變化示意圖。如下：三公九卿（秦朝）→三省六部（隋唐）→二府三司制（宋朝）→中書?。ㄔ鷱U丞相、設內閣（明朝）→軍機處（清朝）示意圖的設置簡潔明了，對學生從宏觀上把握我國古代中央權力的發展趨勢是有幫助的。但當示意圖呈現在白板上時，學生舉手提問：老師，隋唐時期三省六部制取代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了嗎？老師非?？隙ǖ鼗卮鸬?，是的。這里就有一個疑問，是三省六部制基本取代了三公九卿制的職能？還是三省六部制的確立表明三公九卿制消亡？示意圖上無法反映，老師的回答看似肯定實則有錯誤引導之嫌疑。那么事實呢？“太尉一人，正一品。司徒一人，正一品。司空一人，正一品。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然周漢已來，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罷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唐六典》卷一《三公》）。這就是說隋唐時期仍有“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和司空，但不是秦朝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唐朝的“三公”級別很高，都是正一品，高于當時三省長官宰相的級別，“三公”只是“論道之官”，務虛不務實。名義上是“無所不統”，實際上是“無所統”、“但存其名位”的榮譽職務。正因為隋唐三公只是“但存其名位”的榮譽職務，所以沒有僚屬，沒有辦事機構。隋唐時期三公已淪為沒有任何實權的榮譽職務，實權掌握在三省的長官手中，這與東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公職權的演變趨勢是一致的，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一般規律，即級別最高的職官，往往是沒有實權的榮譽職位。

案例二：一位教齡10年的老師對三省長官都是宰相的解釋是，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那么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就有三位宰相，這就改變了自秦漢以來只有一位宰相的中樞權力體系，使相權一分為三，分割相權加強了皇權。這種對三省制的表述看似合乎邏輯，特點一清二楚，實則也是有悖歷史事實的。唐初，繼承隋制，以尚書的尚書令一員、門下侍中二員、中書中書令二員為宰相，這樣三省的宰相至少有五位而不是三位。“其后，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仆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宋］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六《職官志》）。尚書令一職只是官職而未實授，尚書省的副手左、右仆射代行尚書令的職權，左、右仆射同為宰相。在我國古代的官僚體系中把官位循資而升看作是一般原則，即使你是飽學之士，但官位級別較低，也不得參與國家大政，資位較高者往往保守持重，小心謹慎，缺乏祛除積習之勇氣。更為重要的是三省長官“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為名，讓其他級別低的官吏以“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義成為宰相。宰相人數增加，有時多至十多人。宰相成員的增多，既便于集思廣益，減少決策的失誤，又使之互相牽制互相制約，從而避免出現權臣專權的局面。這樣大大加強中央集權，防止了皇帝大權旁落。

案例三：一位教齡15年的市級學科帶頭人在說明三省六部制運行程序時，總結如下：中書?。Q策）→門下?。▽徸h）→尚書省（負責執行）→六部（具體實施）。這種表述不謂不對，也不能說是表述準確。人教版《歷史》必修Ⅰ對此的表述為“唐朝中央的三省中書、門下和尚書，分別負責決策、審議和執行。”這位老師的總結顯然是依據人教版教科書的表述而做出的理解。岳麓版《歷史》必修Ⅰ教師教學用書對唐朝三省六部制的表述為“中書?。ㄖ圃t）→門下省（封駁審議）→尚書?。ㄘ撠焾绦校浚ň唧w實施）。人教版教材和岳麓版教師教學用書對唐朝“三省”表述的最大區別在于中書省的職能不同，人教版教材的表述是中書省是決策機構，岳麓版教師教學用書的表述是中書省是制詔機構。而事實上，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六《職官志》記載：唐“初，三省長官議事于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政事堂為眾宰相的辦公會議場所。唐初開始設政事堂，說明唐代的決策機構采取集體辦公形式。自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玄宗開元十一年，政事堂設于中書省，為宰相議決軍國政務的最高國務會議；自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后，政事堂成為皇帝之下的最高權力機構，且以“中書門下之印”副署皇帝所發文書，有牽制皇帝之權。我國國學大師錢穆也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劃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p>

這就表明在唐朝初年三省均參與決策過程，而不是中書省掌握決策權，門下省只有封駁審議權，尚書省只有執行權。政事堂最初設于門下省，后移到中書省。這一事實，又表明門下省、中書省長官的決策權逐漸擴大，尚書省長官的決策權逐漸縮小。天寶年間，尚書左右仆射都不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照例都不是宰相，但官品仍高于中書令與侍中，尚書左右仆射的職權只是督責百官執行政令，不參加決策過程，參加決策的是門下省的侍中與中書省的中書令，尚書左右仆射尚書省長官最終退出宰相行列。史實表明，唐朝初年三省參與決策，后演變為中書門下參與決策。為此筆者認為對唐朝三省制下決策權的理解應表述為決策權由中央機構集體行使，決斷權由皇帝掌握比較適宜。那么，唐朝天寶以后三省的職能分工又是如何呢？《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記載：“尚書省……令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平y理六官，綱紀庶務。”“門下省……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舶偎咀喑?，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薄爸袝　袝钪?，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厘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子而執大政也。……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崛苏剖谭钸M奏，參議表章。凡詔旨敕制，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敝袝￠L官與門下省長官雖然都參決軍國之務，都是宰相，但兩者又有分工：中書省負責草擬詔敕（主要由中書舍人承擔），門下省掌審議詔敕（門下省的給事中還擁有封還詔書的特權）。尚書省為最高的行政機構，尚書省長官雖退出宰相行列，沒有決策權，但尚書省仍是最高的行政機構，國家政令的下達與監督執行仍由尚書省負責。這么一來，三省之間就存在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相權的進一步被分割與三省的相互配合、互相牽制，實際上反映了皇權與相權既有其互相依賴的一面，又有其矛盾的一面。從史料分析來看，岳麓版教師教學用書對唐三省職能的表述較為準確。

作者：臧新軍工作單位：酒泉市實驗中學

一、“敬”、“慎”思想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啟示

我們不難看到《尚書》中存在著這樣的一觀念，即敬、慎是傳統中國社會治理所應當有的行動指導。當然后來儒家講個人的修身，由此而講“涵養須用敬”以及“慎獨”等，敬和慎成為個人成德一個基本方面，可以說是后來敬、慎觀念的發展了。在《尚書》中，首先是古人對于天的信仰，天之可敬畏，政治統治者的合理性來源于天，天子諸侯之位是為“天位”，官職是為“天工”，禮樂綱常為“天秩”“天敘”，民眾也是“天民”。其次，民眾并非君主之私產，其既是一國之民，又是“天民”，而受天之眷顧。民眾對于不合理的政治的反抗被認為是天所賦予的權利，《尚書》所謂行使天之“威罰”是也。最后，基于天之可敬畏，民之可敬畏，要敬慎治國的法度，這在《尚書》中被稱為“憲”“典”等，要敬慎君主所要的命令，要“敬授人時”，要慎用刑罰，要敬慎地教化民眾等。《尚書》中敬、慎的傳統在社會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政府公共管理者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因而，敬慎同樣為公共管理活動提供了行動準則?！渡袝分敢碌墓补芾砘顒討邆湟韵吕砟?。

一是敬畏民眾。這條原則的核心在于確立規則使擁有政治權力者對民眾存有敬畏。在《尚書》中源于民眾之為“天民”，代行天之賞罰，擁有革命的權力，這樣君主便不得不對民眾心存敬畏。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是通過法律確立了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制約和監督機制。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民眾之可畏的確立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基于對上天的信仰，一是借助民眾的革命。后來漢儒發展出天人感應的思想來制約君主，但這種方式的明顯弊端在于沒有現實的制度約束。上天的信仰在很多君主那里是沒有作用的，而民眾的革命盡管有其懲罰性的作用，卻具極大的破壞性。所以要確立一定的規則使得擁有政治權力者對民眾有敬畏，核心的問題就在于怎么樣使得民眾對于權力者擁有常規性的制度性的制約，否則難以想象權力行使者為何要敬畏民眾。二是敬慎權力。對于權力的敬慎，是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產生的根源之一。阿克頓勛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近代西方政治學家們認識到“權力”這一東西的可怕，它可以決定生死、貧富；一個人擁有權力，可以獲得金錢、美色，也便有人為其高唱贊歌。因此對權力的反思是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的發源之一。

《論語》中有“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亦可以喪邦”，權力的運用也是如此?，F代公共管理者需要對權力的敬慎，意識到自己所行之權力關乎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幸福與否，也要意識到權力的行使所應具有的限度。三是敬慎憲法?！渡袝分杏小吧髂藨棥?。“憲”即是“法”的意思，也就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法則?！渡袝分杏小秷虻洹?、《舜典》，“典”訓為“常”，意即是治國的常行之道，這兩篇稱為“典”，可見儒家認為其就是政治的根本法則?！渡袝氛J為對于這樣的根本法則，要謹慎地遵守和踐行?，F代的“憲法”概念，盡管也有治理國家的根本法則的涵義，但更多地是法律規范的涵義，如此便有了客觀化的涵義。除此之外，對于法律的施行、政令的頒布、官吏的選拔等等，現代公共管理也是需要敬慎的原則。

二、結語

作為一種心靈治理的敬慎社會初始階段，人的自我意識還未萌發，對傳統、法度、道德規范具有天然的敬畏。這為道德和宗教的調節提供了精神條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發現了本我，強烈的自主性調動了積極性，技術因而得以進步。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物質條件的滿足和個人欲望的膨脹帶來社會的不公和道德良知的敗壞。這種情況下，德治理念亟待復歸。在道德和法律的之外，更需要一種信仰對人進行心靈治理，改善人的心志，激發人的善端，激活人的利他性，恪守法律和道德，最終實現彝倫攸敘。《尚書》中的敬慎思想就是心靈治理的良方。

論文關鍵詞:憂患意識西周文化精神

論文摘要:商周之際之所以會出現政治制度與文化形態上的劇烈變化.是囚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著極為可貴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于周人從立困到火商后面臨的艱難處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與保民思想.成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發點與宗旨之所在。

中國清代著名學者土國維先生根據自己對古文獻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得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的確.商周之際確實有過深刻的社會歷史變革.這點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史家公認然而.史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么在商周之際會出現一系列政治制度與文化形態上的劇烈變化這一歷史表象后而隱藏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經過進一步探尋.我們發現:西周文化中出現的極為可貴的隴患意識是造成周代很多制度之大異于商代的根源.而日這種意識將對周代歷史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憂患意識源于周人立國時艱難的歷史處境，也體現了小邦周戰勝大邦殷之后而對混亂局而的政治焦慮我們知道西周土朝是以小邦國的身份滅了大邦殷的。作為一個比殷商落后得多的民族.如果沒有從公劉到古公父到季歷乃至文土等歷代先土的努力.其結果是存是亡還難說。特別是文土.能穿著卑劣的衣服.從事荒野田畝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書·無逸》).小敢耽于游樂打獵.只是恭謹地處理政事.從而奠定了滅商的勝利基。以說在而對殷商先進文明的強大壓力下.周民族能山一個落后的民族而臻于強大并在文土的時候完成足可克商的新局而.這并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使得當時的周人小得小邁著小心翼翼的步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經·小是》)但這種歷程也讓周人在艱苦的處境下逐漸體會到了人的行為的重要性.囚為新局而的形成是他們的歷代祖先辛辛苦苦開創下來的.事情的吉兇成敗除天意外史主要是’,;他們本身的努力決定的也就是說在周人而臨的困境中.他們已經覺悟到若要突破困境.人的行為負有重要的責任.這便是“憂患意識”的萌芽。山這種隴患意識而產生的人的自覺.小能小說是一種新精神的躍動。

周雖克殷.但商畢竟是歷經數百年的大國.殘余勢力還很強大.隨時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種危機情勢.使得周人小敢躊躇滿志.仍然小心謹滇.時時警惕武土本人史是}一分焦慮.“自夜小寐”(《史記·周本紀》).克殷后小久便去世了。繼位的成土年幼小足以應付危機.于是便出現了周公攝政的局而。當時的自然災害嚴重.日又出現了管叔、蔡叔勾結殷舊勢力的反叛.還有小少邦國的騷動.周公協助成土歷經二年才平定叛亂.至此周朝的統治才算初步穩定下來。這段艱苦歷程使周人史加明自了守成也須兢兢業業.于是建國之初萌發的隴患意識得以繼承并有所發揚光大平殷之前.周公便以成土之名提出了要“永思艱”(《尚書·大話》);在周公攝政引起召公疑惑的情況下.周公又作《君》.明確表示:“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周公還政成土時.召公亦詔成土口:“惟土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維恤嗚呼,其奈何弗”(《尚書·召話》)殷切的心情、濃烈的憂慮意識溢于言表可見.憂患意識源于周人立國時艱難的歷史處境.也體現了周人在克殷之初而對混亂局而的政治焦慮。在憂患意識的激勵下.人信心的根源漸漸山神而轉向了人自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所以說這種隴患意識實際上“蘊藏著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

二吸取商朝滅亡的教訓使周人的憂患意識中含有重要的敬德與保民思想曾經小可一世的龐大的殷土朝的頃刻瓦解.迫使周統治者小得小在懷著強烈憂患意識的同時史著重于去探尋商朝滅亡的深層根源以及他們自己必須努力的力一向。他們認識到商的滅亡表明商土“我生小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戳黎》)的觀念是錯誤的.上天決小會把人世問的權命無條件地永遠賦子一姓土朝.正是山于殷土認為自己身負天命而任意非為.其結果是招致了大命的喪失和土朝的敗亡山此他們小斷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的滅亡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訓.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確保周土朝的長久統治。通過對商亡具體原囚的探究.西周統治者終于發現:“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囚所在。在《召話》中召公明確指出:“我小可小監于有夏.亦小可小監于有殷。我小敢知口: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小敢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笨梢?他們已經認識到殷人與夏人樣都是囚為小能敬德.導致早早失去了上天授子的權命。如此.周土朝要想保持長治久女.最重要的便是要“敬德”.即“土其疾敬德土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話》)。囚為文土本人便是敬德的典范:“惟乃工顯考文土.克明德慎罰;小敢侮寡.庸庸.抵抵.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尚書·康話》)?？傊?周人對歷史的總結是:“惟天小一小明厥德”(《尚書·多士》).還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即上天小會把天命給子小行德政的人一有失德.天命即會轉向他人。囚此反復告誡統治者一定要時刻以德為念.“明德慎罰”、“勤用民德”.并在《尚書》各篇中再二叮葉.提出了許多“敬德”的具體的要求.如“無逸”、“無康好逸豫”、“孝友”、“小腆于酒”、“克自扣畏”等等。對敬德的重視反映了周人發自隴患意識的一縷理性之光.也表明周人確實找到了商亡的關鍵囚索。公務員之家

中國古代通過集體會議,以討論的形式,集思廣益,為決策提供參考和依據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漢時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時期則日益成熟,稱為“集議”,還被寫入了王朝的令、式,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并在注釋中解釋“議”云:“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雹偌h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各種重大的關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諸方面的問題,均可通過一定的程序,成為集議的主題。有關法律問題的集議是集議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具體的程序和運作方面,更為完備,有著自身鮮明的特點,對當時的法制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到目前為止,盡管學界對唐代的集議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關于司法過程中之集議的研究還付之闕如。本文將嘗試對這一問題做較為詳細的探討,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司法集議的發動

隋唐時期,在司法運行的過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發動集議。從發動集議的主體看,大致可分為指定集議、法定集議和申請集議三種情況。

(一)指定集議

指定集議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難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詔,命令百官進行集議。隋代,嗣滕穆王楊綸曾被告怨望咒詛,煬帝命黃門侍郎王弘審理此案,“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煬帝令公卿集議,“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③。指定集議針對的多為制獄。對于制獄,根據王朝的律令,有關機關在審斷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權斷定罪①。這些案件一般來說或是事關重大,或是疑難復雜,或是牽連廣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權群體,或是關涉國家的重大利益,所以盡管皇帝可以權斷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復雜性又使他沒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這項權力,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在隋唐時期,特別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貴族階層尚有較強的勢力,而制獄又常和這一階層有關,所以或是出于審慎的目的,或是為了獲得輿論的支持,或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無私”以塞眾議,或是為了推脫責任并彰顯皇恩浩蕩,皇帝在做出最終裁決之前,常會命令百官集議,作為決斷的依據或緩沖之階。

在這種情況下,司法集議實際上是一種輔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權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皇帝權斷權行使中的剛性和不確定性,是對皇帝權斷權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約的一種補救,因而是一種緩沖性和補充性的司法機制。在這一機制運行過程中形成的多數意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團的整體意見,皇權也不得不予以重視。這樣就在皇帝行使其權斷權的過程中,加入了國家法律權力的因素②,對理論上不受制約的皇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此同時,這種機制也將皇帝權斷權的行使由隱秘轉為公開,可看做是中古時期司法公開的一種形式③。司法集議使司法過程具備了更加豐富的合理性,相對就更容易達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議是由皇帝所發動,所以并無范圍上的限制。在制獄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發的爭議或轟動性效應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隨時指定一定范圍的官員進行集議。從唐初開始,隨著三省制的日漸完備、權力制衡機制的日益嚴密,司法程序和司法過程也日趨繁密。在三省制下,尚書省裁斷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規定必須使用奏抄這一文書形式,而門下省有審署奏抄之權④,如此一來,在文書運作的過程中,相關案件在經刑部復審后,還要由門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是雙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門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異議。然后,再由門下省審核,另行奏定。即使經過了如此復雜的程序,如皇帝認為有疑問,仍可下令集議?！段亨嵐G錄》卷二“諫處張君快等死”條:“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滩坷芍懈呔囱?‘舉斷合死?！T下執依前奏。尚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跡可明,何得各為意見,弄其文墨?！蛄钣房碑敗Ｓ纷嘀?太宗曰:‘君快等謀為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因令配流。”⑤就是對上述司法程序較為完整的反映。從制度上講,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斷者,對其中引發爭議的案件均可發動集議。對于普通案件而言,這實際上等于在最后的審級之前又加設了一道臨時性程序,從而可以集體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視角和觀點為終審提供智力上的支持,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指定集議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設計上的直接反映。

我國古代秘書選拔制度

我國秘書工作的歷史源遠流長，其中歷代選拔秘書的經驗尤為可貴，對今天培養和任用秘書人員有借鑒作用。茲將散見于史籍的這方面記載搜集、整理，作扼要介紹。

秦代是我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選用秘書的主要特點是世代相襲。當時以承辦文書為主要業務的秘書人員稱"史"。這是一種專門職業，世代相襲。其后代自幼就被送入專門的學校學習，這是最早的培養秘書人員的專門學校。秦律規定，凡非史之子不得混入這類學校，違者治罪。同時，凡犯過罪的人也不能擔任文書工作。

漢代，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王朝已趨于鞏固，選用秘書人員已著重于業務能力。當時，中央政府機構尚書臺和御史府任用秘書，需經過嚴格的考試?！稘h書·藝文志》和《說文解字》卷十五引《尉律》中均有記載。這些部門的秘書，年齡須在17歲以上，要能背誦書九千字以上，并考其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書、隸書等八種字體。每年年底，先在郡一級考試，合格者由郡守移送于京城，再經太史面試，取其中優秀者派至尚書臺和御史府任尚書令史，掌寫文書。尚書臺中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書侍郎，要求更高，除注重其文采外，還很重視實際工作的鍛煉。初入臺時只能任尚書郎中，為見習官員，滿一年后升為尚書郎，協助詩郎辦理文書事務，三年后才能任尚書傳郎（事見《東漢會要·詔令》）。

魏晉南北朝時，秘書寫作已發展為一門專業性很強的技藝。統治者在選用秘書時已要求其精于業務，以提高文書工作的質量和使文書卷面字跡美觀。當時，士人中出現了文、筆之分。文即文章詩賦，須有情辭聲韻。筆即公文，不須有韻，也不必具有文采，只須直言，著眼于敘事達意，施于實用。凡表、奏、書、檄等公文皆稱筆，它有一定的格式，多為四字一句。能寫文章詩賦的士人不一定能擬寫公文。為此，產生了許多專以擬寫章、表、書、奏的著名人才。統治者都競相招納、禮聘他們擔任秘書。如陳琳、阮路被曹操所聘用。曹丕贊譽他們為“章表書記，令之雋也?！雹儆秩缒铣谱鞅?、奏、書、記的任陸，先后為宋、齊、梁三朝所任用，時王公的表奏、朝廷的文誥多出其手，時人將其與當時著名詩人沈約并稱為"沈詩任筆"。這些秘書落筆神速、擬稿精確。如阮禹在曹操大軍出發討伐韓遂時，受命作檄文。他在馬背上一揮而就，撰成《為曹公作書與韓遂》。曹操審閱時，竟無法增減一字。

同時，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書法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書法家。統治者紛紛聘請他們擔任秘書。如曹操四處募求，聘得梁鵠為選部尚書，掌管文書奏章；梁武帝聘用工褒為秘書郎；北齊尚書令司馬子如任用趙彥深為文吏，掌抄寫文書、參與機密；著名書法家王蒙之、王獻之、王徽之各被聘為內史、中書令、黃門侍郎等秘書官。

一、高歡執政初期優容漠視

孫騰、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皆是高歡心腹之臣，東魏初遷之時，高歡常居晉陽，置此四人于鄴，把持朝政。此四人位高權重，號為“四貴”。當時孫騰官至東魏尚書左仆射、太傅，依杖權勢“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肴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辈粌H受賄而且還盜用國家財物，猖狂之極。司馬子如“與奪任情，公然受納”。高隆之也是“時有受納”。咸陽王元坦祿厚位遵，但仍然“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表n軌頻以軍功升遷又兼外戚之貴，在瀛州刺史任上，聚斂無度?？勺銣喸缒昙磁c高歡相知，東魏遷鄴后即來投奔，在并州刺史任上，多有貪污。高氏父子身邊之人也是肆無忌憚地貪污納賄。張亮出身低微因有才能而知遇于高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陳元康東魏時期深為高澄依信，“而不能平心處物，溺于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偏于州郡，為清論所譏。”官員受賄、聚斂、放債及盜用國家財物情況均有，可見吏治之腐敗。

面對如此情形，高歡在初期多優容諸人，不加追究。東魏行臺郎中杜弼在天平末年(537)勸丞相高歡治理懲處貪污不法者，高歡卻說“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綱，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备邭g因東魏初遷鄴都，西與宇文為敵，南臨梁境，朝中文武人心未安，故采取寬綱紀，默許這種狀態來安撫諸勛貴。高歡的姐夫尉景，“以勛戚，……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后高歡讓優伶石董桶剝尉景衣喻其盤剝百姓且戒之。尉景卻反駁說“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放肆如此，高歡也只好容忍之。

二、高澄初掌朝政約束治理

但在東魏內部和外部處境穩定后，高歡就開始大力扶植兒子高澄的勢力，約束打擊權貴們的貪污不法行為。天平三年(536)，高澄入輔朝政，重用漢族士人，著手整頓吏治，約束朝中不法勛貴。元象元年(538)，高澄為吏部尚書，一改北魏崔亮后以年勞為制的選舉任官之制，“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贝艘粫r期，所提拔的“才名之士”多為高澄所信用的漢族士人，如崔暹、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依靠他們來治理東魏政權內部積重難返之貪污腐敗現象。武定二年(544)，高澄領侍中，“其文武職事、賞罰眾典，詢稟之，”鞏固了自己在朝政權，開始重點治理朝中官員的貪污行為，同時“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舍，”高澄曾對崔暹、宋游道說：“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笨梢姼叱螌Χ说钠谕?，也可窺見其對貪污治理的積極。崔暹遂成為高氏父子約束勛貴治理貪污腐敗政策中的核心人物。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世為北州著姓，初依渤海高乾為吏，后隨高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至為御史中尉，選畢義云、盧潛、宋欽道、崔瞻等人為御史，“世稱其知人”。朝中貪污者多為高歡昔日心腹舊將，位高勛重，極難治理。為此，高氏父子不失時機地抬高崔暹的個人威望，以示對漢族士人治理朝中貪污腐敗舉措的支持。如“文襄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Ｋ觳淮扯?，文襄降階送之。”高歡對崔暹也是多加褒獎。武定三年(545)，高歡朝鄴，孝靜帝于華林園大宴，令高歡選“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勸之酒。高歡唯推崔暹一人，并賜以所射賜物千段。崔暹也正如高歡所言“直言彈劾，不避豪強”。

摘要:伊尹認為德主要有美善和勤儉兩層含義:善與惡相斥,勤與儉相成。德的維修在于追求“一德”。德的意義在于維持家國天下以達到和諧的治世。

關鍵詞:含義;維修;意義

湯臣大賢惟有伊尹!《孟子》云:“伯夷圣人之清者也,伊尹圣人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時者也。”可見伊尹與孔子齊名。伊尹位重權極。其治國思想值得分析和研究。伊尹的治國之道,實質上是中央集權地建立及維護。其治道的核心是德。所謂“德惟治,否德亂”。[1]

伊尹認為德有其特定的含義,具體可概括為以下兩層意思:一,美善,“言當敬身,念祖德。圣謨洋洋,嘉言孔彰”。[2]洋洋即為美善之意?！按藝@圣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盵3]由此可見,此“美善”與“官刑”可謂相輔相成,“官刑”對于邦君下士,行“三風十愆”者無疑是惡的。但這種惡卻反襯著“圣人”的美善。然而“臣下不匡,其刑墨”,[4]則說明對于為人君者,這種美善的保障需要為人臣者的匡正,就連圣人也不例外。“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5]“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有引文分析可知善德無大小,小善都值得萬邦慶賀。為惡無小,小惡都可墜失宗廟?？梢?小善就是大善。小惡就是大惡。這句話語里其實隱含著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發展的過程。我們能從中看出成就善德的至高要求,即有惡的存在就完全否定了主體的善德,就是說主體絲毫不能有小惡。伊尹思想中的善德為至善,對惡有絕對的排斥性和不可兼容性?！暗聼o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6]善為德的主要內容,單個人的善不是至善,因為“善無常主”。善只有“合而能一為常德”[7]方為至善。然何謂“合而能一”?筆者認為達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8]的現實效果,即是“合而能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衷?‘一哉!王心。’”[9]——百姓的口碑,百姓的認同即是“合而能一”。二,儉德?！吧髂藘€德,惟懷永圖。”[10]伊尹認為為政者應當勤儉節約才可實現長世之謀。并且這種勤儉在于平常日夜不輟地躬行,才可達到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11]。這正是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12]和“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13]得回應。也是應對這種“巫風”,“淫風”等諸如此類的不正之風必備的一種德。只有儉德這種具有長期的抵制力與免疫力的德行才能將各種名利的誘惑拒之門外,只有儉德樸素的德行方能使得物欲的貪婪沒有滋生的土壤。為政者只有具備這種儉德,才能保持一種清廉的作風。這可以說是伊尹對廉政建設理性的思索。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伊尹的儉德是在勤政中實踐的?！跋韧趺了э@,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后人,旁非一方。無越厥命以自覆?！盵14]伊尹從先王的勤政作風引導出對太甲的規誡:“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可見儉德與勤政是相互促成的。

伊尹在《伊訓》中談到先王的功業時說:“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15]在這里伊尹是將德看做一種神奇的力量,桀之以上的先王皆是因為有德的存在,所以才沒有天災。甚至于“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16]桀不循其祖道,導致“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17]我們可以從這些話語中看出,伊尹首先是從王朝的興衰成敗來看德的價值與意義。“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盵18]在這里德是一種寬政,與之相對應的是桀的虐政。寬政的意義是使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皆信仰商王,擁護商王。這種德是王朝之基,立政之本。應該將其擺在先知先覺的高度上與王朝的興衰成敗聯系在一起,即“今王嗣厥德敗,罔不在初。”[19]這種德為何物?這種德是“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20]它的核心是親親。其推衍有一個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微觀到宏觀的方向性——它是維系家國天下的一條主線。然而它不能自發地起作用,它要得以保障,得以推行,就必須制度化,法律化。需“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21]并且這種德要得以彰明和光大,就必須“從諫弗咈。”[22]只有這樣,為人君者,為人臣者,方能“居上克明”,[23]才能以理恕物,照察下情。在主觀上,這種德要得以維系與保持,須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正如商湯所操持的“茲惟艱哉?！盵24]必須做到持有“‘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盵25]的自制力。做到持有“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26]的免疫力,做到持有“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27]的明察力。否則“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盵28]只有“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29]普天之下,黎民百姓,才能“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30]這樣統治者的仁德與被統治者的忠誠就可以有機地統一起來。在這種有機的統一中,德仁與忠誠就會出現一種良性的互動。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德的價值與意義才能真正地得以體現。伊尹曾作有《咸有一德》一文。那么咸有一德究竟為何意思?“‘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盵31]德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的踐履。從主觀上講,德是一種內心的維修,這種內心的維修見之客觀即是行。只有在行的過程中遵循德的要求,躬行實踐,持之以恒。自覺地排斥各種異端邪說地干擾,不二三其德,即做到了修持,也就是所謂“一德”。此一德,即為常其德,“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盵32]然而此一德不是墨守成規?！敖K始惟一,時乃日新?！盵33]看起來似乎此德的“日新”僅僅是德的“終始惟一”,誠然,修德要一如繼往的堅持,不能“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盵34]必須要認識到修德的長期性,修德的過程也具有復雜性和艱巨性。但實際上面對新的情況,新的局面。德也就應該有新的內函,新的意義?！敖K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35]這種“無有衰殺”,實質上是一種新陳代謝的外部表現。拋棄舊的過時的東西,采納新的合時宜的內容,讓德得以延續和光大。這實質上也是為有“一德”的態度。維持一德既是帝王之事。也是為臣之事。為人王者“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36]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這是帝王為德的一個最佳體現。選用賢才德才,為我王所用,實際上就可以使帝王的德得以散布,得以彰顯,得以發揚光大。帝王就可德澤萬民,恩被四野。對于人臣而言,“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37]稟受帝王的恩德,將此恩德布施天下黎民百姓。但是作為為人臣者,面對大大小小的事務,面對紛繁復雜的矛盾。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備慎重應對各種各樣事物和現象的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群臣和順、共秉一心、群策群力。即所謂“其難其慎,惟和惟一”。[38]君到臣,臣到民;民到臣,臣到君。君臣民上下相承,上下相維,貫之以德。不難看出伊尹是試圖以德為線索,構建出一個天下和洽的治世藍圖。這既是一種統治者內部的和諧,同時也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這種和諧的核心就是君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只有天下達到了這種和諧的境地,修德才真正達到了至上的境界。伊尹關于德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治世,而且也在于亂世,在討論商之所以戰勝夏的原因時,他明確地指出,“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盵39]修德要有榜樣,伊尹把祖德視為修德的榜樣,此所謂“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盵40]修德要有端正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奉先思孝,接下思恭。”[41]修德要有遠大的目光,明覺的洞察力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即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42]修德要有明確的目標,此目標就是“修厥身,允德協于下。”[43]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伊尹關于德的思想即是力圖通過個人的明德與修德,達到家國天下的“一德”,從而獲得和諧的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