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參與范文10篇

1古村落社區參與旅游的四種模式

馮淑華(2002)提出一種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認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體與旅游客體之間高度整合的結果。他認為所謂“品”是指在旅游活動過程中，通過個體對旅游客體感知、理解、品位、體會等旅游心理活動，達到對客體的鑒賞、審美的目的，并從中活的精神愉悅的過程。它強調個體對客體內涵的理解，既強調旅游的過程，也強調旅游的結果。馮淑華認為古村的重要品質在于它的文化內涵，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這種內涵只有通過“品”才能被吸納，才能夠從有形的觀賞上升到無形的精神享受，獲得最大的旅游滿足[1]。雷海燕和趙振斌(2007)從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角度對社區參與模式的目的和原則進行了理論探討，對不同主體的角色地位進行了確定，他們認為在形象設計過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區參與機制，而且要明確規劃師、社區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門在不同階段的角色任務。并建議組建社區旅游形象建設委員會、社區學會、社區顧問規劃師辦公室等相關社區組織。該研究詳細闡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基礎要素調查、設計和策劃、審議、傳播與維護四個階段的社區參與方法[2]。余向洋(2006)認為社區旅游不宜進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據各個社區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對各相關利益群體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從而確定參與的層次和內容。他在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第三條道路”理念為指導，超越“左”（發展優先，受益對象為當地）與“右”（旅游優先，受益對象為旅游業和當地的政府及投資商），以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權衡相關利益群體的輸入輸出，對所有社區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續社區發展方法，提出了社區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區旅游連續統模型，構建徽州古村落社區旅游模式[3]。鄒統纖和李飛(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社區主導開發（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區控制，經營方面從獨立自主經營向經營者共生化轉變，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門票、土特產品、農家樂）與利益均沾的分配機制。市場營銷方面主要賣點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論的社區參與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構成委托關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與人都具有理性行為能力；②二者目標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對信息的掌握不對稱；④二者都面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但二者對風險的態度不一樣。基于車溪景區公司和社區居民的委托關系具有這種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論的旅游社區發展模式，為研究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這種模式下，景區公司將有課的“吃”委托給當地農家餐館，“住”委托給當地農家旅館，“行”委托給當地車隊、趕馬者和抬轎者，“購”委托給當地旅游商品經營者。景區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區公司與社區居民各自的特征，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實現景區與社區的利益“雙贏”，優化資源配置，達成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5]。

3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模式

曾艷(2007)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主體應包含：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并構建出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法制規范”，并且構建了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宏觀管理體系和微觀運行體系，提出了決策參與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環境保護機制和社區參與保障機制等微觀運行機制[6]。鄭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個體農莊模式等5種參與式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的設想。劉巖等(2002)提出廈門黃膺應實行股份合作制的參與式開發模式。黃昆(2003)借鑒美國管理學家麥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戰略性環境管理”，具體指景區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共享的價值觀、發展戰略、內部結構、開發技術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是基礎和核心。將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全面滲透到旅游景區的發展戰略、管理方式等五個要素中去，以實現景區環境管理外部性與內部性的全面整合，從完全意義上走上景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何彪和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雙向溝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雙贏（Bilateralprofit）機制（簡稱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過建立目的地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之間溝通的橋梁，讓它們互相了解對方的利益追求和關注焦點，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尋求雙方一致的利益目標，尋找能夠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法，實現旅游目的地系統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苗紅(2003)提出民族地區通過組建社區旅游發展咨詢中心、以多種形式代替資金入股、保證社區成員的優先就業權等途徑加強社區參與。陳金華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態旅游社區時發現當地社區參與在某種程度上處于被動參與狀態，提出可以通過成立保護區生態旅游股份公司、社區參與旅游規劃和決策、培訓社區居民、加強旅游信息傳播等方式提高社區參與程度。

吸納居住在轄區的在職黨員參與社區黨建工作的思考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人們工作、學習、生活消費等的多樣化，使得城市社區建設顯得更為迫切，如何將黨建工作由單一的街道內部向社區不斷拓展，發揮社區黨員的積極性，成為我們當前乃至今后面臨的一個新課題。接納居住在轄區的在職黨員參與社區黨建工作，這是深化和發展社區黨建工作的內在要求，也是新形勢下探索社區黨建工作又一有效途徑。街道在近年來不斷開展轄區黨建工作的實踐中，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感到在抓社區黨建工作方面要建立起“以街道黨工委為核心,居民區黨支部為基礎，社區黨員為主體，社區群眾共同參與”的工作格局。由于艮山街道在吸納居住在轄區內的在職黨員參與社區黨建工作方面起步較晚，還僅處于探索階段，因而對這項工作目前還缺少一套較行之有效的辦法。在新形勢和新的要求下，如何動員轄區在職黨員都來參與，怎樣去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什么問題，有什么對策等，還需要我們去探索和研究。本文試圖就這些方面結合艮山街道的實際，談談粗淺的認識。

一．吸納居住在轄區的在職黨員參與社區黨建工作的重要性

社區黨建工作是改革開放下的一項新生事物，它是在實踐─探索─再實踐─再探索的過程中發展成熟起來的，而社區黨建工作的主體──社區黨員也是隨著社區黨建的不斷深入和發展而得到拓展和延伸的。原有的主體，居民區離退休黨員雖然也為社區黨建工作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但由于他們年齡大了，身體差了，思想、思維方式也跟不上形勢的變化，有一些力不從心了，因而使社區黨建工作發展受到了局限。即使是轄區單位黨組織所在的在職黨員，由于他們絕大部分不居住在本轄區，只能在8小時之內參與，8小時之外就無能為力了，因而要參與社區黨建同樣也受到了局限。因此，居住在轄區的在職黨員參與社區黨建就成為了必要和可能，同時，通過實踐，他們的重要作用也就顯現了出來，主要表現為：

1．他們是社區黨建工作的主力軍。在職黨員是社區中最為豐富的人力資源，他們年齡輕、文化層次高、思想素質好，事業心、責任心強，在單位里，他們絕大部分是生產、技術骨干和中堅力量，都有一技之長，在社會上，他們彼此都有著廣泛的聯系，因此，無論在單位，還是在社區，他們都是最活躍，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一支隊伍。最主要的是他們分散在各行各業，掌握了各行各業的知識和技能，而社區建設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和知識，也要有方方面面的聯系，因此，可以利用在職黨員的這些豐富資源，來為社區建設服務，共同搞好社區的建設和管理，而這些，對于其他黨員來說，是難以做到的，因此，社區黨建離不開這支隊伍，這支隊伍在參與社區黨建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他們是社區黨建工作最主要的依靠力量。由于轄區在職黨員具備了在年齡上、知識層次上、技能上的優勢，因而他們思想活躍、思路敏捷、政策水平高，又具有一定的宣傳組織能力和協調工作能力，當社區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可以為社區發展獻計獻策，設計藍圖，還可以親自參加社區建設。又由于他們人數多，力量雄厚，從艮山街道的情況看，所屬支部的黨員總數截止99年9月底為893人，而組織關系不在街道居住在街道轄區的在職黨員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為1200余人，如果這支隊伍的潛能能夠得到較好的利用和發揮，將是我們開展社區黨建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根本，加強和諧社區建設是各級黨和政府高度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多年來，區委圍繞市委和中共區委統戰部的中心工作，本著“積極參與，合作共建，服務基層，注重實效”的原則，采取與鎮黨委結對共建的形式在社區開展各項活動，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一、統一思想，認派參與社區共建的意義和優勢

區委從一開始就清醒地意識到，要搞好社區共建，必須充分認識社區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意義，統一思想。費孝通先生對上海社區工作曾作過調研，他認為上海的社區建設離不開上海現代化和國際化這個大背景。他指出：“社區組織的出現，是居民實際生活的需要。社區建設體現了一批人所發生的地緣關系和互相合作的關系，包含著許多服務性的內容。”社區是城市的細胞，與建立和諧社區息息相關。

基于以上的認識，區委把參與社區共建提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的高度來看待，把社區共建納入黨派履行職責的重要內容。通過學習、研究、思考，大家認清了黨派參與社區共建的兩大優勢。

1、政治優勢

參與社區共建，有利于派深入基層，了解區情，反映民意，從而深刻認識與本地區發展相關的各方面問題，支持和協助黨和政府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同時，有利于派協助政府部門做好理順情緒、排憂解難、解疑釋惑、凝聚人心的工作，為促進社會的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摘要]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是推動社區圖書館發展的一種自下而上的力量，是社區圖書館發展的有效路徑。從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的模式、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相應的對策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社區圖書館;社會力量;圖書館發展

以打通公共文化服務“最后一公里”、滿足公眾就近閱讀需求為宗旨的社區圖書館在滿足公眾精神文化需求、激發閱讀積極性、建設書香社會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社區圖書館是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數量最多、最貼近民眾生活的圖書館。建設好社區圖書館有利于形成免費、開放、公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體系。近年來，國家重視文化建設，通過倡導全民閱讀來推進學習型社會建設。自2014年“全民閱讀”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至2019年，“全民閱讀”已是連續第六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社區圖書館作為人們身邊的圖書館，對促進全民閱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社區圖書館的建設不僅得到了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也吸引了廣大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十三五”時期全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規劃》將推進鄉鎮（街道）、村（社區）圖書室建設列為重點任務之一，國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圖書館的建設、管理和服務[1]。2018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以下簡稱《公共圖書館法》）要求采取政府購買、稅收優惠、開展志愿服務等措施，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圖書館建設。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積極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圖書館建設（第四條），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向公共圖書館捐贈（第六條），公共圖書館服務網絡建設堅持政府主導，鼓勵社會參與（第十三條）。

1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可以增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了解，增強社會凝聚力，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1.1為社區圖書館的建設注入新的生命力。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單純以政府為公共圖書館供給主體的單一化格局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2]。社會力量的參與是政府辦館模式的有力補充，其為社區圖書館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和人力支持，為社區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激發了社區圖書館的活力。一方面可以緩解社區圖書館人、財、物等方面短缺的壓力。另一方面，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的建設和管理，可以提高社區圖書館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社會力量是近代圖書館發展的原動力，目前社會力量辦館助館熱潮將引發一場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圖書館運動[3]。未來，社會力量將成為社區圖書館建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1.2公益文化事業相關法規及政策體系的推進和支持。公益文化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和政策推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基金會管理條例》《扶貧、慈善性捐贈物資免征進口稅收暫行辦法》《信托法》《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慈善法》《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十三五”時期全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規劃》《關于推進縣級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的實施意見》，以及深圳、內蒙古、北京、湖北、四川、廣州等地制定的《公共圖書館條例》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文件的頒布為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法規和政策保障。公益文化事業相關法律法規的日益完善為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2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圖書館建設的模式

一、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的三維理據

（一）理論依據：協同理論中的多主體合作。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協同參與精準扶貧工作雖然目前方興未艾，但精準扶貧工作的社會化大趨勢必然會推動越來越多的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到精準扶貧工作中來。從理論層面來看，協同理論為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協同參與精準扶貧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論依據。協同理論起初來源于自然科學領域，是20世紀70年代由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哈肯創建的，之后逐漸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意指社會發展的各種要素之間的和諧共生、協調同步和相互合作、協調同步。在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中，協同理論強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協同互動，從而達到公共服務供給的高效率。這就要求政府、市場、社會的力量在權力和權利方面保持協調，形成共同參與、分工協作、責任共擔，使多方得以協調，形成對公共事務共管共治的格局。在精準扶貧中，協同理論同樣具有解釋力，它要求打破政府單一的扶貧主體地位，將農村社區居委會、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企業、農村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納入精準扶貧工作，通過各主體間的協同合作，為扶貧客體提供更為個性化和多樣化的物質和精神服務。（二）政策依據：黨和政府政策支持的歷史沿革。2006年4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大力培育社區生活服務類民間組織。支持和鼓勵社區居民成立形式多樣的慈善組織、群眾性文體組織、科普組織和為老年人、殘疾人、困難群眾提供生活服務的組織”，a為了進一步發揮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又提出要“培育農村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完善社會自治功能”。b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培育發展社區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c2011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城鄉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支持引導社區自治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志愿者參與社區服務”。d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概念，并強調“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e這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的出臺，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但黨和政府一直在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社區公益慈善、志愿互助、科技服務等事業，這無形中為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于2013年11月做出了“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后，為了進一步發揮社會組織在精準扶貧工作中的作用，2014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了《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提出要“支持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各類組織積極從事扶貧開發事業”。f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作為基層的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工作，為實現扶貧資源供給與扶貧對象需求的有效對接發揮了作用。（三）現實依據：基于多元優勢的考量。1.瞄準性優勢：實現精準識別與精準幫扶的有機結合。精準扶貧，精準識別是前提，精準幫扶是關鍵。其中，精準識別就是要搞清楚“扶持誰”的問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地處農村，其組織成員也是社區居民，對本地的村情知根知底，因此，與其他扶貧主體相比，其在精準識別貧困對象方面更具有說服力。而精準幫扶就是要搞清楚“怎么扶”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扶持客體的需求。根據馬斯諾需求層次理論可以得知，貧困最主要的是生理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因此，“物質支持”是重點，生理需求滿足后，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這些“精神支持”也不可或缺。就精準扶貧的內容看，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慈善、科技服務等方面，政府部門和企業無法精準地對接這些幫扶需求。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類別多種多樣，包括各類教育培訓、文化娛樂、公益慈善、農業推廣、醫療衛生等協會組織，基本上可以涵蓋精準扶貧的方面。因此，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可以為農村貧困戶提供各種個性化服務，可以避免過去扶貧過程中容易出現的“脫靶”現象，因而與其他扶貧主體相比具有瞄準性優勢。2.便捷性優勢：距離與即時的雙重保障。政府、企業和非基層社會組織等扶貧主體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往往由于地域性的阻隔而不能夠隨時隨地近距離接觸扶貧對象，因而在精準扶貧中容易出現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無法準確地了解扶貧對象的需求；二是無法即時性地為扶貧對象提供幫扶。因此，政府、企業等扶貧主體往往只注重在精準扶貧中滿足扶貧對象的物質需求，而貧困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如疾病、殘疾、勞動力缺乏、文盲等都是致貧的原因，因而，扶貧應是全方位、多層面的。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可以彌補上述不足，它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近距離了解扶貧對象的個性化需求，并隨時隨地為農村貧困戶提供便捷化的幫扶。3.可持續性優勢：資源投入的不間斷性。精準扶貧工作是一個持續性工作。其一，過去農村扶貧集中以“輸血式”扶貧為主，這種扶貧模式只能夠短暫地解決農戶的燃眉之急，而無法提高農村貧困戶的“造血”功能，而“造血功能”的獲得本身需要的周期較長。其二，各類精準扶貧項目一般具有臨時性和短期性，一個項目完成之后還需要持續性地投入各類資源，并進行維護和管理。其三，脫貧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和不確定性，比如市場波動、干旱、疫病等，這就需要扶貧主體進行持續性關注和資源投入。上述問題通過政府和市場來解決效果都不是很好，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由于本身地處基層，其貼近扶貧對象的天然優勢可以持續性地為扶貧對象提供各種幫扶服務。

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的多重困境

首先，政府重視程度不夠，民眾參與度較低。長期以來，我國“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一直沒有改變，盡管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但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雖然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鼓勵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但在實際精準扶貧工作中，政府仍然對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設置了各種門檻，表明政府對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信任度明顯不夠，加之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因各種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因而其在精準扶貧參與方面面臨“玻璃門”，很難從政府、企業和社會各層面汲取各種資源。此外，由于農村貧困群眾公共意識的缺乏以及思想保守僵化，加之基層政府的宣傳力度不夠，他們往往更愿意相信政府派出的幫扶干部和駐村工作隊，而對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持懷疑的態度，對其提供的扶貧服務要么參與不積極，要么其參與也是流于形式。其次，缺乏協同合作機制，無法形成精準扶貧的合力。精準扶貧既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匯聚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廣大資源來有針對性地解決。各種扶貧主體之間往往是優勢互補的。這就需要整合各扶貧主體的力量，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構建協同合作的長效機制。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是政府和扶貧對象溝通合作的橋梁與紐帶，其在資源連接和扶貧效能提升方面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現實的精準扶貧工作中，政府往往壟斷著扶貧資源，加之“官本位”的思維定式，政府與包括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在內的其他扶貧主體間形成了一種不對等的關系，難以建立各種協同合作平臺，因而無法真正形成各主體間的信息溝通、協調合作、服務聯辦、需求反饋等合作機制。再次，缺乏獨立自主性，不能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資源依賴理論主張：“對資源的需求構成組織對外部的依賴，資源的重要性決定依賴程度”。a我國大多數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動成立的，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對基層政府和社區居委會存在著嚴重的資源依賴。比如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往往依靠基層政府和社區居委會為其提供活動場所和經費資源，導致組織無法擺脫行政力量的干預，從而缺乏獨立自主性。這種基于資源依賴而形成的具有“行政合法性”的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在提供精準扶貧服務時，往往會成為政府和社區居委會政績的附屬品。社會組織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工作，無法真正深入社區居民當中，傾聽貧困居民的意見，反映其真實的幫扶需求，無法真正實現“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最后，服務能力欠缺，難以保障扶貧工作質量。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一般具有“窮、小、弱”的特點，服務能力嚴重不足，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一是辦公場所缺乏，籌集資金困難。許多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并沒有固定的辦公場地，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農村社區，社會組織辦公場地嚴重缺乏。此外，經費嚴重短缺，政府資助、社會捐助、服務性收費、會員收費的資金畢竟有限，難以保障貧困幫扶工作的效果。二是組織成員年齡結構不合理。一般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員年齡偏大，中老年成員居多，而中青年的比例相對較少，多數青壯年長期在外打工，這使得農村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老齡化”現象十分嚴重。三是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人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發展，農村有知識有文化的“社區精英”往往流向城市，從而導致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員文化程度偏低，專業知識和技能人才缺乏，特別是農業技術、產業開發、專業社工等方面的人才十分稀缺。四是內部治理結構不規范。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社內部基礎架構不完整，理事制度、財務制度、監督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都缺乏規范性，組織權力機構失靈、執行機構中“一言堂”以及監督機構弱化現象突出，導致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在運行過程中容易偏離精準扶貧的目標。

三、構建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

一是切實轉變觀念，加強宣傳引導與政策支持。在精準扶貧工作中，政府要為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提供制度空間。雖然中央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但這只是宏觀方面的指導，缺乏實際操作性，因此，需要進一步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特別是針對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應從登記注冊、申請、開辦等方面降低準入門檻，簡化手續，從稅收、財政、信貸等領域給予其政策傾斜和優惠服務，出臺具體的專項操作性措施和方案，更好地引導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此外，政府需要加大宣傳力度，培養農村社區居民的公益慈善意識，傳播先進的扶貧理念二是構建有效的協同合作機制，形成精準扶貧的合力。要構建以社區為平臺，以政府購買服務為牽引，以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為載體的精準扶貧協同合作機制。建立基層政府、社區居委會和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聯席會議制度；建立信息溝通機制；建立需求反饋機制。三是堅持“去行政化”，構建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機制。基層政府和社區居委會可以放手讓社區組織深入社區群眾當中，通過實地察訪、面對面交流、社區論壇、社區信箱等形式，了解貧困居民的幫扶需求，形成文字材料提供給相關部門，使精準扶貧工作能夠把好精準識別關。在此基礎上，根據貧困居民的幫扶需求，社區可以制定具體的幫扶清單，社區各類社會組織可以根據這些清單結合政府購買扶貧服務項目的需求，自主選擇合適的精準扶貧項目，從而實現扶貧工作的精準對接。四是加大培育與扶持力度，促進社會組織的快速成長。地方政府應充分整合政府、基金會、企業、金融機構和媒體等多方資源，通過建立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孵化基地，通過設立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扶持基金、重點項目培育基金和公益創投基金等方式對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進行扶持。與此同時，政府部門應不斷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為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五是構建人才培訓開發與引進機制，切實提升精準扶貧服務能力。構建科學合理的人才培訓開發與引進機制，提升組織成員的素質是保證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能夠承擔精準扶貧工作的關鍵。可定期邀請高校的學者對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員進行培訓。農村社區可以利用電子信息平臺，在網絡上招募大學生志愿者參與農村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扶貧工作。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可以通過制定相關優惠政策來吸引大學生到農村社區就業，提升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

內容摘要：本文首先闡述了生態旅游的產生、定義及政策保障，說明生態旅游從一開始到實現定義中的要求，把生態旅游變成現實都隱含了社區參與思想，社區參與和生態旅游有著內在的、客觀的聯系。接著介紹了與生態旅游發展密切相關的社區、社區發展、社區參與概念；最后深入闡述了生態旅游發展中的社區參與，是指當地人（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到生態旅游發展的決策、規劃和管理中，他們基于共同資源的相互依靠是可持續生態旅游的基礎，他們共同形成的一體化決策是解決利益沖突的最好方法。

關鍵詞：生態旅游社區社區發展社區參與

生態旅游的產生、含義與政策保障

生態旅游的產生

生態旅游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965年，當時Hetzer意識到觀光活動造成生態環境的沖擊，乃呼吁各界重新思考文化、教育以及觀光的內涵，并提倡一種“生態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Hetzer認為所謂“生態性旅游”具有四個內涵：環境影響最小化、尊重當地文化并將影響最小化、給予當地最大經濟利益的支持、以及游客滿意最大化。“ecotourism（生態旅游）”一詞首次出現是在羅瑪麗的一篇文章中。

生態旅游從總體上被認為是一種小規模的、由當地社區所控制的自然旅游形式，這種旅游形式能夠補充當地的經濟收入并與當地的文化景色融為一體。可見，生態旅游是在傳統旅游業的發展受到挑戰時應運而生的，它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形式。生態旅游從一開始就定位于游客與社區居民，而且其控制權屬于當地社區。

文化是民族之魂，一個國家和民族只有擁有了文化，才能繁榮發展。社會的進步需要全民參與，社區雖然是諾大社會中的一個小群體，它的發展卻不容小覷。居民參與，首先要為其貫徹民主參與理念，在此過程中，可以提升居民的責任感，還可以群策群力解決現實問題。新時代，居民在社區中的定位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以前的服務享有者，也具有了社區建設者的角色。提高居民在社區文化建設中的參與程度，可進一步創新社區治理，推進基層民主治理水平的提高，本文旨在通過對社區文化建設中居民參與問題的研究，提出完善居民參與的可行性途徑，促進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文化建設，推動城市社區更好更快發展。

1社區居民在參與城市社區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1居民對文化活動參與熱情低。社區文化建設需要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居民是社區的主體，也是開展社區建設的中堅力量，沒有居民的參與，任何活動都將難以開展。就目前情況來看，社區所組織的很多文化活動大多都是依賴政府的行政權力在執行，居民是在政府的政策指令之下才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當中的，并沒有自己積極主動地參與進去。在政府推動下所參與的社區文化活動，很難達到所預計的效果，居民群眾在政府和社區的動員下參與活動，長此以往會造成居民群眾的一種逆反心理，潛移默化中也削弱了居民參與的熱情。1．2社區文化活動形式老舊單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步，人們更加注重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對發展和享受資料的消費比重日益增加。但目前社區文化活動開展形式過于單一落后，難以滿足居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區一般舉辦活動大多都只局限于節日慶典時，且很多活動都只是為了應付政府領導所布置的任務，這就導致活動拘泥于表面形式，缺少內在精神文化價值。而且目前所舉辦的文化活動主要是滿足居民的娛樂需求，通常以一些歌舞晚會為主，對于精神層面的活動，工作相對做的并不是很到位。實際上并沒有從居民群眾的真正需求考慮，缺乏創造性、有吸引力的特色文化活動。1．3社區內缺乏專業文化工作者。人才隊伍在在社區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就目前情況來看，全國范圍內都在加大對社區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力度，高校開設相關專業、出臺職業資格證書獎勵制度，但是真正能投入進社區工作的較高學歷和文化水平的人才卻是少之又少，社區缺少專業人才，至于專門的社區文化工作者，則更是少之又少。總體看來，目前社區人才結構不盡合理，工作人員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社區待遇并不高，很多專業人士并不愿意長期留在社區。社區難留住高素質人才，或多或少給社區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帶來了損失，較短時間內很難得到發展和提升。

2促進城市居民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的對策

2．1提升居民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的積極性。社區在組織開展文化活動時，應盡量開展一些滿足社區成員實際需求的活動。社區工作人員可以進行入戶走訪、開展居民座談會，充分了解民意和居民基本背景，以便有助于社區開展一些更適合本社區居民的文化活動，發現社區里的一些潛在的文化人才。尤其是針對社區內的一些特殊群體，像弱勢群體、外來務工人員，社區工作者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為這些特殊群體開展針對性活動，讓他們也能夠沒有顧慮地參與進來。2．2重視社區人才資源的開發。人才隊伍在社區文化建設中必不可少，高素質的專業人才是社區文化建設的必要保障。首先，社區要重視培養和吸納專業人才。政府應注重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并大力號召現有人才投身社區中去，并且要向新招聘進來的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的社區培訓，將社區的專業技能切實落實到基層工作者手中。對高素質、高學歷的社區專業人才，要給予一定的人才保障制度，在社區人才的數量上和對居民群眾的服務水平上有進一步提升。在社區建設理念層面，社區多吸納專業人才，來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其次，要吸引大學生加入到社區文化建設的隊伍中，鼓勵大學生多多投身于社區工作，為社區文化事業奉獻力量。2．3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文化活動。社區為居民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有吸引力的活動，利用好、挖掘出本社區的特色資源，針對社區的特點，開展有特色的、適合社區居民的文化活動，以吸引更多居民參與進來。文化工作者制定相應計劃，比如可以針對老年人、中青年、青少年等不同群體，提出別具一格的活動主題，并制定一些年度計劃、季度計劃等，積極開展實用性強，并能吸引社區居民參與的活動，以形成獨特的文化品牌，將社區文化的烙印深深打入居民群眾的心中。在形成本社區獨特社區文化之后，社區居民的積極性也可以被極大地調動起來，這將有利于日后文化事業的深日開展，形成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摘要：顧客參與創新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總結了國內外關于顧客參與創新、虛擬社區等研究的理論與成果，從顧客角度和企業角度兩個方面探討了顧客參與企業創新的機制，以供參考。

關鍵詞：顧客參與；虛擬社區；激勵機制；顧客創新；企業創新

互聯網技術極速發展的今天，催生了使用戶間可以廣泛自由交流的虛擬社區，使得顧客能夠全程參與到新產品的開發過程中。虛擬社區提供在線論壇，使顧客能夠互相討論產品使用的不便之處及對產品的期望，以便研發人員研發出新功能并改善不足。對企業來說，創建虛擬的品牌社區不僅可以搜集顧客的改進意見和建議，還能利用虛擬社區宣傳品牌文化、發布新品信息。目前，很多企業都推出了虛擬社區以便用戶交流。本文在系統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總結虛擬社區的定義，構建了顧客參與創新的概念框架，并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1虛擬社區中顧客參與概念框架

1.1虛擬社區概念發展

關于虛擬社區的定義，Rheingold(2001)最早將其定義為“具有相同興趣的共同愛好者借助互聯網平臺交流互動而創建的空間”；Badozzi等(2002)認為，虛擬社區是基于互聯網環境產生的一種社交媒體，使參與用戶持續有效的溝通在計算機網絡環境下產生的一種社會空間；Yates和Paquette(2010)認為，虛擬社區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產生的網絡空間，主要功能是交流互動；Jawecki(2009)提出了“虛擬創新社區”的概念，泛指與創新有關的社區。虛擬創新社區由企業創立，顧客可以在線參與，并互相交流關于新產品開發等內容。根據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虛擬社區是“基于互聯網”“借助了互聯網技術”創建的社交媒體。關于虛擬社區的功能和作用方式也有很多相關研究。Hemetsberger(2009)提出，用戶參與到虛擬社區中是為了解決使用產品時遇到的問題；Hau(2011)認為，顧客與企業積極合作且用戶與用戶之間可以自由地分享創新知識的網絡社區是虛擬創新社區；邢煒焱(2017)認為，虛擬社區是一個聚集了擁有相同興趣成員的溝通平臺，以此來發展人際關系；蔡騏和岳璐(2018)認為，虛擬社區的定義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功能而變化，但它始終是基于互聯網的用于用戶間交流互動的平臺。本文認為，虛擬社區是由企業創建的基于互聯網的應用軟件或網站，用于顧客與企業、顧客與顧客之間互動交流，提出建議、創新知識等信息，使得企業競爭力、服務水平等方面得以提升。

摘要：當前杭州城市居民的老齡化情況日益嚴重，物業企業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參與社區養老。文章以杭州市為例，對杭州市西湖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的運營現狀進行剖析，梳理物業企業參與居家養老的困境，并對其運營管理給出對策與建議。

關鍵詞：物業企業；社區養老；杭州

1背景

2014—2016年的杭州市老齡事業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底，杭州市總人口數738.29萬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為21.55%，比上年增長5.45%；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4.19%；80歲以上高齡老人占比為17.08%。可見杭州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養老逐漸成為社會問題。社區養老是一種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區為依托的養老方式，是傳統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有機結合。報告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社會組織參與居家養老服務可以促進公共服務社會化。但社會組織所提供的養老服務內容單一，服務效率和效益整體偏低。近年來，國家頻頻出臺養老政策，逐漸引導資本進入養老產業，在摸索和學習中發展。養老服務開始從鼓勵非營利性轉向運營主體多樣化發展。

2物業企業參與社區養老的優勢

2.1具有地理優勢，毗鄰服務對象。物業企業服務地為住宅小區，住宅小區內的年長業主及其子女即養老服務的對象，服務商與服務對象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社區養老機構由物業企業運營，可降低運營成本，盤活庫存房產，發揮集團公司的綜合優勢，為企業發展尋求新的增長點。2.2物業企業與業主之間黏性較大，更利于把握養老服務的需求。物業企業中的管家、客服需要與業主面對面處理一些問題，而老年業主由于空余時間較多，因此也會有較多的機會參與。基于物業服務的以往經驗，物業企業更加易于把握老年人的購物及餐飲喜好、設施及醫療需求、文化娛樂偏好。2.3物業和養老服務內容契合，便于疊加物業服務和養老服務。物業服務和養老服務中有部分內容是重合的，比如物業服務中的部分特約服務，像家政清潔、菜蔬配送等，可以針對性地滿足部分老年人的實際需求；物業企業舉辦的一些節慶活動如共度重陽節、書畫比賽等，可以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可以此為契機將物業服務和養老服務內容疊加，打造更受老年業主歡迎的服務項目。

社區建設是社區服務深化發展的產物，它隨著我國城市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應運而生,發軔于1990年代初的社區服務熱潮。從此之后，社區服務進入千家萬戶，深受群眾歡迎，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區服務的發展，原有的社區服務項目已不能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區工作，如社區衛生、社區文化、社區治安等也迅速開展起來。社區服務的概念已經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區工作，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基層社會管理薄弱的問題。2000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社區建設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始大規模推廣。目前社區建設已進入整體推進、全面拓展的新階段。

一、社區建設的動力機制討論

1、政府的大力推動。應該說，中國的社區建設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單位制”解體的背景下發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尋求新的管理體制和組織體系，尋求政治社會的穩定。對于高層決策者而言，宏觀層面上的社會失范是下決心推進社區建設的觸發因素。現代化進程本身所引發的動蕩性，使得城市社區無時無刻不處于改革發展的風口浪尖。下崗職工、社會保險、老齡人口保障等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社會群體中會普遍產生被剝奪感，進而導致社會沖突和合法性危機。在基層政府官員看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調整帶來的焦慮和遷怒，已經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會使社會沖突的負面效應放大。出于這種擔憂，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進社區建設的動機足可理解。可以說，政府的推動是社區建設產生重要原因和現實動力。

2、居民的漸進需求。單位制解體后，“單位辦社會”所負擔的多元化職能開始回歸社區，體制外的民工、流動人口等社會空間急劇膨脹，加上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都對社區安全、服務、環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當然，這種來自民間需求只是一種漸進的必然，和當前政府強大的推動力相比，參與途徑與公民意識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設社區的自覺力量相對弱小，這是一個典型的“強政府弱社會”的二元動力格局。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型，居民的需要會逐漸演變成為推動社區建設的主導力量。

在當今世界遍及各國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參與正作為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重要內容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運用。由社區建設的動力機制演變看來，居民參不僅是社區建設的主導動力，還是衡量社區建設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社區建設以人為本，人既是社區建設的客體，又是社區建設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發展”。同樣的，沒有居民的廣泛參與，也就無所謂社區建設。一定意義上說，“社區成員的參與狀況決定著社區建設的效果”。改革開放以前，在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的組織和整合中，“單位”起主導作用，街道和居委會這樣的法定性社區起輔助作用。居民參與社區事務主要是參與工作單位的內部社區事務，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區事務。隨著社會保障、醫療體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務等各項改革事業的迅猛發展和城市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單位”組織的復合功能逐步弱化，與職工之間的關系日漸松散。與此相反，居民與法定性社區之間的關系卻日益緊密。特別是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來，“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的趨勢更為明顯。同時，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老齡社會的提前到來，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等也都促使居民越來越關注法定性社區內的公共事務。因此，居民的廣泛參與在社區建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社區建設中居民參與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