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期間網民焦慮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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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調查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我國網民的焦慮情況及其影響因素。方法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于2019年1月28日至2月4日期間，在問卷星平臺針對我國網民采用滾雪球抽樣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一般資料和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采用SPSS24.0的統計學軟件，進行單因素分析，Pearson相關檢驗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確定焦慮情況影響因素。結果有效收集3111份網絡問卷，其中焦慮人數1210人，占總人數38.89%，GAD-7評分均值為9.04±4.231。GAD-7量表得分在婚姻狀況、信息不實程度等方面有統計學差異（P<0.05），在學歷程度、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等方面有顯著差異（P<0.01），在性別、年齡、工作所在地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Pearson相關性檢驗和多元線性回歸證明，學歷程度與GAD-7量表得分成負相關（b=-0.795），疫情關注度、信息負面程度、身體狀況、信息不實程度、婚姻狀況都與GAD-7量表得分成正相關。（b=0.733，0.554，0.414，0.362，0.450，P<0.05）結論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大部分人群存在輕度焦慮情緒。學歷程度、婚姻狀況、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信息不實程度是其影響因素。

關鍵詞：病毒肺炎;心理狀況;焦慮;網絡調查問卷

2019年12月以來，中國武漢爆發的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漫布全國[1]，此后，累計確診病例數迅速增加[2-3]。為嚴防武漢病毒疫情擴散，從2020年1月23日10時起，武漢市和周邊市區等相繼宣布暫停運營公共交通，進行“封城”[4]，其余省市的政府，教育部門等也紛紛開展并落實各項疫情防控措施[5]。此次疫情波及范圍廣，傳染性強，對我國民眾的安全造成威脅，部分民眾可能會因此而產生一定的心理問題。此次疫情的信息多由網絡傳播，網絡中信息混雜，其中包含的不實信息、負面信息也有可能對網民造成心理應激從而導致焦慮等心理疾病[6]。為深入了解疫情早期，網民的心理狀況及導致焦慮的因素，本課題組開展了此次網絡問卷調查，以期為之后的心理援助提供一定的理論幫助。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本研究采用網絡問卷方式，于2020年1月28日到2月4日，對我國34個省份的網民進行調查，問卷共回收3157份，人為篩除“問卷響應時間少于等于90秒”的46份問卷，共計回收3111份，有效回收率98.5%。1.2方法。1.2.1調查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一般資料和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7-item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scale），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工作所在地、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及信息不實程度等。GAD-7廣泛焦慮障礙量表是2006年由Spitzer[7]等開發的7個癥狀條目的廣泛性焦慮量表，其信效度較好，Cronbach􀆳sα系數是0.90，重測信度系數為0.76。量表每個條目按照0-3四級評分，總分21分，分數越高，自我感知焦慮程度越高。根據焦慮評分總分，分為四個焦慮等級：0-4分為無焦慮；4-9分為輕度焦慮；10-14分為中度焦慮；15-21分為重度焦慮。1.2.2調查方法。本問卷由研究者依托問卷星平臺錄入問卷星，經過多次預調查，修改完善問卷條目，以保證問卷簡潔易懂。問卷前說明此次調查目的，問卷內容和承辦單位。問卷承諾：本次調查為匿名回答，其內容僅用于科研所用且嚴格保密，請填寫者積極參與并如實填寫，如我國網民獲得鏈接（二維碼）并自愿填寫，則默認為已獲取其知情同意。除單選題外，特殊題型會在題干中說明填寫方式，本問卷在微信、微博以及朋友圈中采用滾雪球的方法進行調查。1.2.3質量控制。相同的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每個條目均需要填寫完全后才能提交，填寫問卷響應時間需大于等于90秒方為有效問卷，以確保調查問卷所獲得數據真實可靠。1.2.4統計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24.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N（%）表示，計量資料用M±SD表示，兩組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驗證人口學特征、信息關注度、信息內容與焦慮的相關性，選擇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用多元線性回歸進行分析。統計學檢驗均為雙尾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研究對象一般資料。2.1.1人群焦慮情況。在有效問卷3111份中，GAD-7評分均值為4.39±4.69。無焦慮癥狀（0-4）1901人，占總人數61.11%；輕度焦慮癥狀（5-9）834人，占總人數26.81%；中度焦慮癥狀（10-14）220人，占總人數7.01%；重度焦慮癥狀（15-21）156人，占總人數5.01%。將輕、中、重度焦慮癥狀的網民統一歸為焦慮組，無焦慮癥狀的網民歸為非焦慮組，則最終有焦慮組GAD-7評分均值為9.04±4.231，總人數1210人，占總人數38.89%。2.1.2焦慮人群的一般資料焦慮組有效問卷。1210份，病例來源所在區域前三位的分別是上海市297（24.5%）例，遼寧省173（11.8%）例，浙江省89（7.3%）例；職業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公司職員242（20.0%）例，醫護工作者190（15.7%）例，醫學背景相關的學生181（14.9%）例。一般情況中，男323（26.7%）例，女887（73.2%）例；年齡在0-30有649（53.5%）例，30-60有550（45.4%）例，60-有11（0.9%）例；未婚605（49.9%）例，已婚576（47.5%）例，離異25（2.1%）例，喪偶4（0.3%）例；最高學歷小學及以下8（0.7%）例，初中及在讀48（4.0%）例，高中及在讀105（8.7%）例，大學及在讀231（19.1%）例，博士、博士在讀及以上66（5.4%）例；在城市工作964（79.5%）例，在近郊工作134（11.1%）例，在農村工作112（9.2%）例；身體狀況非常健康575（47.4%）例，良好526（43.4%）例，一般97（8.0%）例，較差12（1.0%）例。2.2GAD-7量表得分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不同婚姻狀況、信息不實程度的焦慮人群的GAD-7評分的比較有差異，其中，已婚和離異的GAD-7量表評分均值高于未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學歷、身體狀況、疫情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的焦慮人群的GAD-7評分比較有顯著差異，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不同性別、年齡、工作所在地焦慮人群的GAD-7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1。2.3GAD-7量表得分影響因素的相關和回歸將表1中P>0.05的因素與GAD-7量表得分做Pearson相關性檢驗，發現婚姻狀況（0.071）、最高學歷（-0.158**）、身體狀況（0.081**）、疫情關注頻率（0.122**）、信息負面程度（0.108**）、信息不實程度（0.071*）與GAD-7量表得分相關。（見表2）繼而以GAD-7量表得分為因變量、上述統計學結果有意義的因素為自變量進行逐步進入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發現最高學歷、疫情關注度、信息負面程度、身體狀況、信息不實程度、婚姻狀況都是GAD-7量表得分的影響因素。最高學歷與GAD-7量表得分成負相關，疫情關注度、信息負面程度、身體狀況、信息不實程度、婚姻狀況與GAD-7量表得分成正相關。

3討論

根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lobalBurdenofDiseaseStudy）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球焦慮癥的患病率為3721.764例/10萬人，居精神障礙類疾病首位[8]。嚴重的焦慮癥會使個體產生有睡眠障礙、軀體不適等表現，甚至引起自殺傾向。對社會而言，大范圍的焦慮情緒更是會產生恐慌，引起社會治安的動蕩[9]。作為國際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此次疫情已在國際多個地區廣泛流行，引起了各國政府及人民的廣泛關注[3]，造成了廣大網民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3.1人群的焦慮傾向。面對突發的疫情，本研究的調查顯示焦慮人數占總人數38.89%，GAD-7評分均值為9.04±4.231，說明焦慮人群的情緒也以輕度焦慮為主，這一點與中國社科院2020年1月27日的社會心態調查結果相近[10]。我國網民在病毒肺炎疫情早期的焦慮情緒，則與婚姻狀況、學歷程度、身體狀況這四個方面相關。其中，焦慮情緒與學歷程度成負相關（β=-0.157，P<0.001），即學歷越低，焦慮情緒越嚴重。在各項調查中，低學歷人群的衛生教育水平總體較為低下，在面臨疫情時，整體醫學基本知識較差，無法進行積極有效應對，這種不安全感更容易造成較嚴重的焦慮情緒[11]。焦慮情緒與身體狀況成正相關（β=0.066，P=0.19）即身體狀況越差，焦慮情緒越嚴重。身體狀況差的老年人，在平時生活中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比例較高[12]，且此次疫情中，身體狀況較差的中老年更是肺炎的易感人群，對患病的擔憂和焦慮可能就會更加突出。婚姻狀況中，已婚、離異者焦慮情緒高于未婚者（9.31±4.36vs8.74±4.073，P=0.02；10.48±4.629vs8.74±4.073，P=0.043）。方麗艷等[13]也同樣發現已婚的在職女工的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大大高于未婚人士。已婚人士肩負著職業與家庭的雙重負擔，在面對突發的疫情時，不僅僅要保護自己，也要顧全家庭，來自工作、疫情等多方面的壓力易使人陷入對未來生活的不安定感，從而產生焦慮心理。對喪偶人群而言，無論對于老年男性還是老年女性,其孤獨感水平都會顯著提高[14]，在經歷了負性事件后，高孤獨感更可能會直接引起焦慮情緒[15]。3.2疫情信息與焦慮的關系。根據本研究的統計學結果顯示，民眾的焦慮程度與信息關注頻率、信息負面程度、信息不實程度成正相關（β=0.733，0.554，P<0.001；β=0.362，P<0.05），即民眾對疫情信息關注頻率越高，接收信息的不實程度、負面程度越高，焦慮感越強。網絡的存在為信息的快速而廣闊的傳播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體，能做到即時的和傳遞，于是網絡媒介使得個體獲得信息的機會大大增加。研究表明，長時間地關注手機，會因刺激到大腦的獎勵中心而分泌多巴胺，產生快樂的感覺，但重復性的刺激會使興奮閾值降低，原本的快樂會轉化為“空虛感”，進而造成情感障礙[16]。相應的，當過度關注疫情信息時，過度的刺激會鈍化感知，弱化情緒調節能力和處理能力，因此，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時，他們不能很好地處理壓力，從而可能引起諸如焦慮等負面情緒。此外，受眾中心理論指出，受眾會積極地尋求“自己”想要的信息[17]，而負面信息，作為遠古的預警系統，較正面信息或中性的信息帶來更大信息量，相應的，會獲得人群更多的關注[18]。有研究表明，焦慮個體的注意力會優先偏向于具有威脅性的材料[19]。于是連鎖反應形成，關注疫情信息越頻繁，傾向于看到的負面信息也就越多，人群可能就會越焦慮，這種焦慮反過來還會進一步地促使人“沉溺”于更多的負面信息。在中心話語權解構的網絡平臺中，人人具有話語權。與此同時，能夠引發情感共鳴的網絡謠言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在準入門檻低、信息密度高、覆蓋廣的網絡媒介中頻繁出現虛假內容也就不足為奇[20]。于是現實中出現和受眾感覺到的不實信息，在所有疫情信息中的占比也上升了。這種無法分辨真實性的不安全感便會降低群眾對公眾社會的信任感，可能會造成彌漫的群體恐慌或焦慮[21]。3.3心態和認知。在面對災難時，焦慮作為一種負面情緒——預警性的保護機制，提醒著人們重視并進行行為響應。缺乏有效的應對機制和良好的心態調節能力，會使自己陷入過度應激，做出非理性的應答。因此，災后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值得重視[22]。在此次疫情中，保持穩定良好的心態是協調自身、積極面對疫情的基石。本研究可以通過適當運動，比如打太極拳[23]，轉移對疫情的過度關注；拒絕轉發不負責任的“謠言”，并減少對負面信息的過度關注；多和家人溝通，建立緊密而溫暖的社會支持，從而緩解焦慮情緒，樹立對疫情的客觀而理性的正確認知，平安度過疫情。3.4不足與展望。本次調查中，本課題組找到的各類因素能部分影響焦慮人群的形成，但不能預測完整的焦慮人群模型的形成，在以后的研究中，本課題組將會進一步補充其他可能的相關自變量，并進一步完善研究課題的線索。

作者:孫漫沁 李珊珊 岳虹妤 李翔 李蔚 徐世芬 單位:1.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市中醫醫院針灸科 2.廣州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