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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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社會學派是繼俄國形式主義之后，在俄蘇文藝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重要文藝學學派，它使文藝掙脫了傳統形式主義和先驗論的牢籠，恢復文藝更為具體和真實的位置，是20世紀極具前沿性的學科。米哈伊爾•鮑里索維奇•赫拉普欽科（МихаилБорисовичХрапченкo1904—1986）是俄蘇藝術社會學理論代表，國際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著名代表。他對文學藝術的考究融入了更多的社會歷史元素，他的歷史詩學理論是一個基于文學實踐、立足歷史、直面當下的開放性的文學研究體系，他一向重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對文藝學方法論的建構,善于分析研究世界文學和文藝理論中的新現象、新問題，在文學實踐基礎上，對文藝學的若干問題進行重要的理論概括，“赫拉普欽科提出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詩學的課題，填補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空白。”(李毓榛先生語)，對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赫拉普欽科在中國的研究現狀

關于赫拉普欽科的理論研究在中國相對比較活躍，截至目前，其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在中國的譯介和闡釋已經頗具規模，最早要追溯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譯者對這些文論的譯介為“赫拉普欽科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在國內的研究和勃興作出了理論貢獻。付大工翻譯出版赫拉普欽科專著《果戈理的死魂靈》（新文藝出版社，1957）；戈安等人翻譯出版《世界觀和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的發展》（1977）；劉逢祺和張婕的譯著頗豐，讓中國文論家真正熟悉和了解了蘇聯著名文論家赫拉普欽科，他們先后翻譯出版了赫拉普欽科的多部專著，《藝術家托爾斯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作為20世紀歐美文論叢書之一的《赫拉普欽科：文學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藝術創作，現實，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這些譯著。此外，中科院文學研究所蘇聯文學組編《蘇聯文藝理論譯叢第一集：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1958）中翻譯赫拉普欽科的《現實主義方法和作家的創作個性》；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七十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1979）一書中翻譯了赫拉普欽科的《在第六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85年我國俄蘇文藝學研究者劉寧教授以《當代蘇聯文藝學的發展趨勢》為主題專訪過蘇聯文藝學家米•鮑•赫拉普欽科院士，這是國內較早也是唯一一次與蘇聯當代文論大家進行的“面對面”式的跨文化交流。在訪談中，兩人就蘇聯文藝學和文藝批評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暢談，赫拉普欽科院士揭示了當代蘇聯文藝學和美學的新成就，客觀評價了巴赫金和維謝洛夫斯基的理論遺產，也對當代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否合流的問題作出了明晰的回答等等。但是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對赫拉普欽科文藝理論的規模性研究和闡釋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從歷史詩學角度進行理論的梳理和研究。彭克巽主編的《蘇聯文藝學學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系統評述蘇聯文藝學的理論著作,彭克巽先生條分縷析，用簡練明確的語言講解了蘇聯文藝學派產生的主要特點和理論影響，給我們勾畫了一個清晰的脈絡和框架，書中第三章尤其對赫拉普欽科的歷史詩學體系進行了專章系統介紹，這是國內學者對赫拉普欽科理論研究的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彭克巽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洞悉其理論的“突出特點是將文藝理論研究同作家創作研究的密切結合，因此，赫拉普欽科的理論著述最富有事實的說服力”，[1](113)這種理論定位,極為準確地揭示了其理論重要性，截至目前,這一章對赫拉普欽科的介紹,仍然是國內最為全面闡述赫拉普欽科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理論的重要資料；程正民、曹衛東等主編的《20世紀外國文論經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對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研究的原則進行了詳細介紹，介紹了他對藝術創作原則的研究，他對研究對象（手段和方法）的語義和審美方面的強調，及赫拉普欽科對價值問題的表述；黎皓智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將赫拉普欽科放入俄羅斯文學思潮的發展與演變中去闡釋，專章介紹了他的文學文體論，認為赫拉普欽科在認識文學運動和文體變化時，從文學發展的實際出發，不拘泥于孤立的史料，重視科學理論的指導又不過高估計抽象推論的作用，他的風格學、文學類型學、審美符號的觀點溝通了歷史和現代，處處閃爍著藝術分析的光輝，給小說文體理論以滋養；邱運華著《俄蘇文論十八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專章介紹了“歷史詩學”的兩套理路與文論研究中的歷史意識問題，指出了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研究的理論來源及理論創新；張進著《歷史詩學通論》（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主要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對歷史詩學進行分析闡釋,探討了俄蘇歷史詩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其中對赫拉普欽科的文藝理論進行了重點評論，表現出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學術潛力，這是我國用較大篇幅對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的概念內涵進行系統而詳盡的研究。這27五部著作不僅成為國內研究蘇聯文藝學的重要理論資料,同時,也引起了中國學界對赫拉普欽科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關注。其二，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角度對赫拉普欽科的文藝理論進行評述。廖蓋隆等主編《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本書正文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分為17個學科,內容涉及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類知識，包括思想理論、觀點術語、人物、著作文獻等，其中對赫拉普欽科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做了簡要評述；程正民、邱運華等著《20世紀俄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對70—80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了概述，理清了20世紀俄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脈絡，闡述了赫拉普欽科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理論的淵源及其理論建樹，指出其理論既避免了簡單肯定和簡單否定的極端性，又充分高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詩學的理論價值，而且他以畢生努力提出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課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內涵。此外，在中國學術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大多限于對赫拉普欽科文藝理論的概括評說及個別概念的介紹，很難體現赫拉普欽科文論的全部面貌。值得關注的有李毓榛先生的《赫拉普欽科的歷史詩學體系》（《國外文學》，1993年第3期），從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個性、藝術形象、文藝學的方法論、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四個方面深刻的分析闡述了赫拉普欽科理論研究的杰出貢獻，指出其“歷史詩學的研究成果，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指導作家的創作實踐，對提高作家的藝術水平，都具有巨大的實際意義”，[2](103)具有一定的理論影響；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吳曉都教授的《赫拉普欽科文藝思想概評》（《文學理論：回顧與展望》，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對赫拉普欽科的主要文藝學理論作了宏觀的評述，尤其對他的科學方法論、藝術形象以及藝術創作個性等理論進行了探討，而在2016年發表的《再論赫拉普欽科的文論思想》（《中國俄語教學》，2016年第2期）中，吳先生對赫拉普欽科的文論思想做了一次最基本且較為全面的介紹，分析闡釋相當有理論深度和影響，是目前對赫拉普欽科進行研究的所有論文當中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尤其是吳先生對其“維護藝術進步觀”的論述，體現了開闊的理論視野,“由此可見，赫拉普欽科的‘民族特色論’對于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學體系具有借鑒價值”，[3](6)對后來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李濤的《赫拉普欽科的創作個性研究》（《黑龍江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2期）認為赫拉普欽科文藝思想中的創作個性研究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盡管我國文藝學界對赫拉普欽科理論的研究工作屢創佳績，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主要集中于對赫氏文論個別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對于赫氏的批評理論及類型學理論，我國學者都缺乏系統的研究，對其基本內涵、發展方向及評價等內容都涉及不足，對其與20世紀西方藝術社會學文論的關系的認識尚且處于空白；其二，到目前為止，根據筆者所搜集到的相關資料可知，對于赫拉普欽科的理論研究只是散見于一些介紹20世紀外國經典文論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籍中，而且大多缺少對其有深度的學理性的思考和梳理；其三，有些期刊著述，對原始資料重視不到位，僅僅抓住原著中的個別問題就做引申，有的甚至脫離了歷史背景和原著語境，很容易導致先入為主或以偏概全的傾向，直接影響了研究結論闡述的可信性。

二、赫拉普欽科在前蘇聯文藝學界的研究現狀

我們再來梳理一下蘇聯學界的研究狀況。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理論家開始關注赫拉普欽科文藝理論創作，并給予赫拉普欽科極高的評價，70年代其理論建樹得到了蘇聯文藝理論界的公認。赫拉普欽科專著《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的發展》、《藝術創作•現實•人》分別獲得1974年度列寧獎金和1980年度蘇聯國家獎金，蘇聯評論界認為：赫拉普欽科對文藝學領域的方法論問題、當代美學和28文藝學走向等，做了宏觀研究，闡述并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研究方向,使詩學研究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蘇聯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展，為蘇聯文藝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2年蘇聯科學院文學與語言部各機構舉行了題為“歷史詩學及其研究原則”的學術討論會，赫拉普欽科在會上做了《歷史詩學研究的主要方面》的報告，提出了歷史詩學研究中關于總體歷史詩學的建立、關于各民族文學詩學歷史發展的研究等四個最重要的方面，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隨后蘇聯學術界掀起了研究赫拉普欽科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熱潮，他們對其歷史詩學的理論來源，具體作家的文學創作論有很多研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較成功的是莫斯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米哈伊爾•鮑里索維奇•赫拉普欽科》（1983）一書，這是俄國文藝學界幾十年來較為全面詳細論述赫拉普欽科學術著述及成果的著作，其中收錄了赫拉普欽科的許多重要論文，迄今為止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書中認為赫拉普欽科研究果戈理的著作比蘇聯任何其他研究著作都“更充分地體現出我們當代對俄國古典現實主義的認識業已成熟”了。[4](92)而對于赫拉普欽科對另一位偉大的俄國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的系統研究，蘇聯評論界指出：這項研究把作家的創作個性置于研究的中心，對于創作中的世界觀與創作關系這個經典命題做了深入細致和別開生面的研究，翻開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研究的嶄新一頁。著名學者尼古拉耶夫在蘇聯科學學報文學語言版《文藝學的基本原則》（1979），認為“赫拉普欽科的《藝術家托爾斯泰》一書提出了托爾斯泰小說藝術里表現個人復活到整個人民的復活的完整畫面，最充分、最廣泛而又貫徹始終地體現了列寧論述的托爾斯泰創作的構想，是蘇聯文藝學領域的重大成果之一”。[5](26)此外，俄國學者對赫拉普欽科文學的類型學研究、藝術符號學的研究也有許多介紹。但是從總體而言，我們可以發現,截至目前，俄國本土實際已完成了對赫拉普欽科理論的研究范圍、領域和方向等幾個方面的研究,但對于其理論建構卻存在著明顯不足，他們對赫拉普欽科的研究尚局限于學術會議、期刊和論集上發表的論文，并沒有形成體系，也不盡完善，除了出版赫拉普欽科本人的論文集《認識文學藝術——理論當展之路》（1986年）之外，更沒有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個案研究的專著。最后談一下赫拉普欽科理論研究在歐美的研究狀況。藝術社會學最先產生于歐洲，并迅速擴展到美國、俄國和日本，所以歐美對俄國藝術社會學派的研究較早，對于赫拉普欽科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研究肇始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但是由于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等原因，歐美對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的研究出現了許久的停滯,對赫拉普欽科的著述介紹和翻譯很少，沒有專著面世,一般僅以章節的形式出現在一些學者的著作中,研究比較零散，只限于歸納、借鑒赫拉普欽科的幾個核心概念，缺乏系統性，大多為生平及學術介紹，且有些學者比如海登•懷特（HaydenWhite）對赫拉普欽科的詩學研究方法頗多微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歐美學者對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研究的深入。通過以上國內外學者對赫拉普欽科文藝理論研究成果的評介、分析可知，這種研究現狀，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相對于赫拉普欽科對20世紀人文科學的貢獻而言，中外對他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尚有很多待挖掘的空間，赫拉普欽科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研究，實際是根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來擴大文學外部研究，試圖將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結合，伴隨著俄蘇文學理論的發展進程，赫拉普欽科在每一時期的關鍵點上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最終闡述并論證了歷史詩學的研究方向。

三、赫拉普欽科歷史詩學的理論建構

在建立歷史詩學方面，盡管維謝洛夫斯基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是對歷史詩學研究影響最大的還是當屬赫拉普欽科。前蘇聯科學院的兩位院士格•斯杰潘諾夫、彼•尼古拉耶夫認為：“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基本上處于理論建議階段，只是部分得到了實現，在歷史詩學的建設過程中，是赫拉普欽科的理論活動，以充分的根據提出了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思想。”[6](509)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赫拉普欽科就已經顯露出要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設想，在評價維謝洛夫斯基時，他指出：“用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維謝洛夫斯基等學者的遺產是極為不合理且有害的，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忽視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根本性分歧，那么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維謝洛夫斯基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作品中所有正確的東西，我們都可以采用拿來主義的態度，在新方法論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體系，但同時也要正視這些理論的不足。”[7](401)他明確了對待文學遺產的正確態度和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的宏大構想，在此后的理論研究中，他既點出了維謝洛夫斯基割裂不同藝術因素之間的有機聯系的錯誤，也指明了巴赫金把文學納入歷史和社會詩學范疇的研究方法的不足，他認為，將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說簡單膚淺的歸入“社會學”或者是有些人所認為的“社會—歷史批評”的行列，這是不確切的。他指出了未來文藝學發展的方向，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以及自法國泰納開始的一般社會學文藝學，一直從事闡明文學與產生它的時代之間的聯系的研究，這種研究方是完全必要的，雖然沿著這條路徑，已經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無論在西方還是蘇聯都有一批有價值的論著問世，但是，目前已經到了用歷史職能的研究（историк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изучение），即對文學的作用的研究來對這種赫拉普欽科稱之為歷史起源的研究（историк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еизучение,源于‘генезис'起源）進行補充，甚至是重大補充的時候了。對于歷史職能研究，赫拉普欽科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他指出：“它(指歷史職能研究)的任務在于，理清藝術作品在各個歷史時期用何種方式與形式對不同讀者層產生影響，它是為了揭示作品在歷史存在過程中的多層涵義與多重價值。”[8](337)當然，這種對文學現象的歷史職能研究與對讀者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夠簡單將這兩者等同起來，赫拉普欽科認為，前者關注的重心是文學現象本身及其多變的審美職能在不同歷史時期對社會的影響與作用，而后者注重的是對不同讀者階層的心理狀況與審美傾向的分類比較分析，其關注重心是讀者，所以這是脫離作品進行研究。雖然我們在進行歷史職能研究時，需要研究文學作品對各個不同讀者群與作家的影響，需要考慮到接受者的相關問題，但是這種研究始終關注的都是文學作品本身的各種屬性、特征與其不斷更新的職能，還有它對讀者的重要作用。對于形式主義的觀點，他更是給予了直接批評，他指出，“先鋒派和新先鋒派的擁戴者們也就是那些形式主義者們認為，只有以犧牲藝術家與大多數同時代人的生動聯系為代價，才能夠取得創作成果。這實際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有時候那些非交流性的藝術經常脫離重要的現實生活，它根本不愿意同人類的現實生活發生一絲一毫的聯系，如此一來，這種藝術就把自己局限在了空洞的抽象概括和純粹的形式創造的范疇之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脫離了重大而富有意義的藝術概括。”[9](9)赫拉普欽科認為這種純粹藝術的觀點，不僅忽視了社會現實對文學藝術的影響，而且也否定了藝術是人們進行交流情感的手段，他們借口保持和弘揚藝術的真正價值而否認藝術具有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性質，避開文學作品的內容大談高雅唯美形式的獨特性，這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藝術許多派別的共性。在赫拉普欽科看來，這些學者純粹的藝術觀是站不穩腳的，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是有機結合并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各以對方的存在為條件，但形式既是內容的形式，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對內容具有反作用，文學的藝術性必須是以二者的整體性為條件的，文學藝術本身的內容當以現實的社會生活為根據，必須具備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性質，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同社會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系是極為必要的。赫拉普欽科指出，對于那些先鋒派學者（指形式主義者）來說，通俗易懂只是平庸與低俗的代名詞，這些學者把藝術現象的不能普遍流傳與不可理解的程度作為衡量其價值的重要標準，他們把藝術同社會現實、普通群眾的聯系壓縮到如此程度，導致它經常被宣布是藝術家的獨白，被說成是只有藝術家才感興趣和完全理解的東西。幾十年來，他們集中精力關注純形式藝術的創建，實際這種行為使文藝創作的基本要素藝術客體與對象消失了，曾經在一定程度上召喚藝術家的航標，變成了無形與不確定的物品，所以這種物品無法繼續推動真正藝術創作的發展進步。毫無疑問，這種現象實質是資產階級文藝嚴重危機的一種表征，資產階級文藝在很大程度失去了同現實以及當代人的聯系，已經完全不能夠滿足當代人的精神訴求，所以這種現象暴露出藝術創作不能洞悉現代社會現實的本質，不能夠滿足社會民主階層的真正精神需求和渴望。法國批評家和文藝學家羅蘭•巴爾特就曾經強調過資本主義文藝不存在任何重要的社會功能，這種藝術在歷史和社會面前失去了價值。所以，赫拉普欽科認為，時間正在對那些學者的極端看法做出修正，那些忠實于純粹藝術的先鋒主義者應該從那種超然物外重新回到現實之中，但是這樣，并沒有促使這些醒悟的先鋒主義者去接近現實的重大問題，他們反而成了“制造資產階級大眾商業性藝術的直接參與者，這種藝術宣揚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觀念，培養低級趣味。從歷史演化角度來看，最為正確的結論是：應該把進步的文化變成人民的財富，為此就該改變那種阻礙勞動人民發揮創造力、阻礙勞動人民掌握優秀文化精品的社會制度。”[10](316)由此可知，那些所謂的先鋒主義者認為推動社會的進步只能通過勞動人民脫離文化來實現，試圖使文藝變成精英的專利，這種做法與歷史的發展趨勢和規律相矛盾，因此，它必將破產，赫拉普欽科直言不諱：形式的文學和藝術已經完全過時。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開拓者，赫拉普欽科院士堪稱歷史詩學最重要的構建和應用者之一，他清楚地意識到蘇聯如若要擺脫歐美的所謂形式、結構的純文學觀念的滲透，構建自身理論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就必須要開拓文學研究的場域，在做好國別文論研究的情況下，再將它們進行歷史延展，把東西方的詩學與文藝理論精粹進行整合研究，為此，他闡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向前發展進步的重要趨勢：“在我看來，如果把文學的歷史起源研究和它的歷史職能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再加上深入到作品內部結構的詩學研究，那才是真正具有發展前途的文學科學。”[11](87)他的文藝學研究逐漸加強了審美同認識論、心理學、藝術社會學、符號學等學科的滲透與關聯，并貫穿了歷史主義的原則，對作家所使用的所有藝術手段與美學原則進行了歸納與審視，并且尤其重視對歷史詩學的研究與探討，他的理論建樹豐富了文藝學研究的整個系統，正是赫拉普欽科奠定了歷史詩學研究的理論基石。但是，當前系統地介紹和研究赫拉普欽科的文藝思想的工作尚且十分薄弱，尤其是我國對赫氏馬克思主義歷史詩學尚無全面系統的著述，對其核心理論思想還缺乏深入的把握，許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索。

作者:孫偉達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