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中國抑或“看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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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岔口之“雙城記”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征，一個轉折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

那年你決定朝北而去，而我卻必須往南遠行；你度過那條潺潺小河，而我卻翻越這座高山。那年你堅持往左的路，而我卻抱定向右的心；你走進那座茫茫城市，而我卻難離開這片鄉里。經過多少年一切都已經無經找回，你我卻都背著各自的疲憊，是否該丟掉心中的累贅，擦干這些年的眼淚；別忘了當年你我的約定，希望能總有一天再次相聚；共同分享彼此過去的經歷，再從頭展現當年的豪氣。

——趙傳，《你我的約定》

“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24年前，鄧小平為中國改革作出歷史性的第一推動，幽閉已久的市場之手重獲自由；10年前的南巡，巨人之手再度點亮改革之火。21世紀初，入世將再次催生中國改革的早春天氣，掀起改革的“第三次浪潮”，推動一場中國式的“明治維新”嗎？

“在這部以西方為主的現代史里，中國處于邊緣。這是‘文化’意義上的‘邊緣’”，新千年前夜，汪丁丁守侯在“歷史的邊緣”，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則以感觸的筆調寫下：“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p>

曾長期領航世界船隊，然在歷史急流的轉折處，“中國號”巨輪終因未能適時轉向而被甩出主航道，從“世界的中央”深深墜落，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歷經痛苦、迷茫，重又揚帆啟程，并必將因而后來居上重享榮耀。

龍困淺灘，重返大海，龍吟可期！

以“大歷史”觀著稱的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1985年得出一個當時并不引人注目的驚人結論：“中國已經完成向現代文明過渡的過程”，這位學人不無樂觀地認為，中國已可“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

“請你們回來！”，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舉行的“中國經濟論壇”發表演講時動情地向海外同胞發出呼喚。

雖處“地球村”時代，然血濃于水，“我們這一代人無論身在何處，其實在精神上都無法走出這種家國夢想”，這位投行家的表白在某種意義上亦是“海歸”的共同心聲。

華爾街的中國精英回來了，帶著熱忱與理想、不可替代的專業素養，然面臨的挑戰亦超乎想象：這是一個僅用10余年就走過西方100多年發展歷程、被比作“賭場”的新興轉軌市場。現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的劉嘯東，這位屬于美國社會“百分之一”的中國學子1999年底回國時在有關表格“條件”一欄里填的是：沒有。他說，這樣年老時可以平靜地告訴自己，我把最好的年華給了美國，但不是全部。

新千年第一天，“數字英雄”張朝陽從容登上千年學府岳麓書院的講壇：跨越三百年的自卑，以一種儒雅平和的心態，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位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中國“海龜”，以風險投資方式神話般締造了一家被視為硅谷中國版本的互聯網企業，在詮釋財富與夢想的同時，更刷新傳統商業規則與理念。

張的故事，只是“中國新力量”歷史性出場的序曲。天高任鳥飛，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性資產”與“外匯儲備”，“海歸”可謂適逢其時。身處“世界公民”的前夜，一個融合中西、兼具全球視野與中國關懷的社會群體正以主導性姿態進入中國中心舞臺，盡管暫止于技術層面并可能“水土不服”。作為異質性“增量”，假以時日，在引領21世紀中國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風尚的同時，他們可能在根本上重塑這個國家的性格，創造一個名副其實的“新新中國”！用張五常的話說即：以中國知識青年作本位，人民幣在21世紀會非常強勁。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個歷史上曾有“天下主義”傳統的國度正逐漸走出“1840情結”的陰影，“重回唐朝”，與世界展開全新互動：既非俯視，亦非仰視，而是正視。

作為中國入世談判的靈魂人物，龍永圖以其對世界的深刻洞見表達了他對中國前景的信心：“過去講風水輪流轉，今天，‘風水轉到中國來’這樣一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重組”中國：“一場永不回頭的變革運動”

作為重組、再造中國的關鍵一步，入世無疑是中國現代進程中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大步”。

在歷史面臨大變動、大轉折之際，我們一再與幸運女神失之交臂：發軔于英國的工業革命、爆發于法國的政治革命、造極于美國的思想革命。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寫道：“這個經濟世界不像英國經濟那樣發生爆炸，因為它缺少‘足夠強大的、能使核心升壓的外圍地區’?！痹隰斞秆劾铩皠右话岩巫佣家餮钡闹袊母镱愃朴诤纳⒔Y構，入世無疑是將“開放壓力”持續內化為“改革動力”的催化劑，它“鎖定”了改革路徑，使之真正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即使你有“讓世界停下來，我要下車”的沖動。是的，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這里是地獄的入口，這里必須棄絕猶豫彷徨”。

“產權與交易費用是理解中國改革的鑰匙”，張五常說得精彩，他亦曾告誡：中國漸進（改革）的話，印度這一關（指腐敗制度化）就很難過。一個開放參照系的存在，無疑有助于節約改革成本。借WTO之劍將纏為死結的所有“老鼠尾巴”一刀全砍掉，可謂“創造性破壞”；將轉軌與發展雙重目標置于WTO框架下，從而贏得更大戰略空間，這是創造性的智慧。

正如望遠鏡與顯微鏡的關系，歷史惟在長期視角下才清晰起來，在短期視角下才可解釋。翻開中國史冊，是一串令人扼腕的失敗改革記錄，雖盡艱辛終未跳出“烙餅”或“鐘擺”式歷史循環的悲劇宿命。然而今天我們終有理由相信：中國正走出歷史的“長隧道”（黃仁宇）與“三峽”（唐德剛）。

正如張維迎所言：“中國陷入動蕩或者印度那樣的制度性腐敗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非理性的行為往往發生在缺少約束的封閉社會，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像企業與企業一樣，國與國之間也面臨著競爭?！庇跓o聲處聽驚雷，伴隨入世“潤物細無聲”的漸進啟蒙，其深刻程度不啻為一場不流血的變革。面對前所未有的“陌生新世界”，我們失去鎖鏈，但亦如哈耶克所言：自由絕不總意味著快樂。在愛與痛之邊緣，親歷并見證這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亦為一種幸運。

現在進行時：改革尚未成功，國人仍需努力

毋庸諱言，由于政治體制及社會改革的滯后，發軔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增量漸進式改革在為中國帶來20多年的持續繁榮后，正面臨新的瓶頸，經歷陣痛與震蕩，從初期的勢如破竹、皆大歡喜到當下的步履蹣跚、苦樂不均，改革“蜜月期”不再、動力衰減、收益下滑，“改革正在過大關”（吳敬璉語）。市場之“手”深受權力之“腳”的羈絆，處于拉鋸狀態的改革有被“挾持”的危險，中國不得不為舊體制“買單”。在一些飲鳩止渴、涸澤而漁、目中無“人”的殘缺“發展”中，我們亦透支了太多的未來。有觀點認為，雙軌制的長期代價也許大大超過它贖買既得利益平滑轉型的短期好處。改革之箭正成強弩之末嗎？嚴酷的現實，足以讓一切樂觀的預言黯然失色，“警惕滑入壞的市場經濟”！

史蒂芬·羅奇在《中國的雙重優勢與兩難壓力》一文中指出，中國有可能造就21世紀全世界最偉大的改革傳奇，但她無法成為全線衰退的世界經濟的避風港。曾考驗過互聯網的難題再現了：如何在春天到來之前度過眼下這個最寒冷的冬季而不是悲慘地死去？

財富全方位重新分配，資源大規模整合重組，社會張力驟然膨脹，系統性風險悄然隱現，如何讓公眾更多分享改革“奶酪”，在潛流暗涌的急劇轉型中維系社會相對穩定，合鑄一個勻質、和諧、共贏的公民社會，將是考驗“中國智慧”的重大課題。有學者認為，政府、企業、“第三部門”任何一個部門失敗了，中國現代化都不可能真正獲得成功。“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新體制所創造的增量收益能否成功稀釋、化解仍在不斷復制自身的舊體制“黑洞”所制造的存量風險？自勝者強，凝聚全民共識，以非凡的智慧與歷史勇氣，實現由經改而政改、由民生而民權的“驚險一躍”，不僅是中國改革與現代性轉型成功的必由之路，亦將有力推動民族（統一大業）問題的妥善解決與民生的持續進步，更是一個負責任的現代文明大國贏得世界信任與尊重的內在道義要求。

誠然實踐已證明漸進改革模式的生命力，并正為經濟學帶來原創理論增量，但不可忽視在持久漸進中蛻變與“異化”發生“溫水青蛙”或“類人猿”式悲劇的可能性。漸進不等于回避，激進亦非盲動，在一個“不合時宜”的舊體制上陷得越深，退出成本將越高甚或被“鎖定”，“麻袋上繡花”式努力只可能貽誤改革良機，最終導致危機共振式系統性風險陷于“急診室悖論”使問題“無解”。當心“冰棍化在自己手里”，一旦改革“資產—負債表”中的（廣義）資產耗盡，漸進改革的內在矛盾發展到無法自我消解的程度，任何“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現代信息社會的傳染—放大效應下，社會平衡臨界值將多米諾骨般銳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歷史往往過了這村就沒這店，要避免布里丹的驢子徘徊于兩垛草之間無從抉擇活活餓死的命運，改革亟需新創意，在回旋余地較大時主動出擊，方可“柳暗花明又一村”。惟向前看才有前途：激活市場的力量，讓博弈各方隨機達成妥協，在既得利益階層謝幕與新興改革力量出場的置換中實現既有體系的“洗牌”；徹底終結無規則叢林游戲，實現“分配性努力”向“生產性努力”的轉變；通過憲政與聯邦體系的重新詮釋，以新意識形態為合法性尋求新的框架，實現社會整合，重建一個清新俊朗的社會！

恰似制約木桶盛水量的那塊最短木板，自由仍是現階段中國的“主要問題”，即使它因某種自身以外的“原罪”意味而略帶青澀?！拔覀儾坏貌淮髦備D與狼共舞”！正視當代中國語境下自由的邊界、風險與困境，讓自由獲得本土資源的有力支撐，我們希望看到對于自由的擔當與責任。在共同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現代中國的目標下，各種力量實現歷史性和解與合作，形成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互補，體制內與體制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的良性互動。

改革尚未成功，國人仍需努力。

中國版“雙城記”

還記得《你我的約定》嗎：那年你決定朝北而去，而我卻必須往南遠行...那年你堅持往左的路，而我卻抱定向右的心......

20世紀之于中國，猶如春秋大夢，衰敗、崩潰、自我否定、重建、受挫、再重建貫穿這“極端的年代”。為探求適于自身的發展道路，中國進行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制度實驗，亦曾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愛恨情仇、悲歡離合、滄海桑田，歷經誤讀、解構與重構，演繹出一幕幕“雙城記”。諸多曲折，正是一個后發大國在世界叢林中艱難突圍實現文明轉型全部復雜性的反映。在21世紀開局之際，中國終于徹底走出時代的歧途。

“鄉土中國”與“山坳上的中國”正漸行漸遠，“新城市運動”強勁沖刷著農本社會。著名學者秦暉教授卻認為，“就社會發展史本來意義上的City而言，......嚴格地講，我們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龍港”，他并表示：“就中國沒有Citizen（指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筆者注）而言，實際上我們都是農民”?！俺鞘械目諝馐谷俗杂伞保瑥霓r民到市民，不啻為一次遠征。

響徹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市場的神話”再度流行：上海成了跨國公司中國地區總部與“海歸”創業的第一選擇；在北京，胡適式以“新文化”改造舊傳統的理想已讓位于哈佛MBA與知識創業的激情。商業，成了時代樂章中最動聽的音符，企業家成了朦朧詩人、娛樂明星后新的風尚代言人與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經濟學家則是最權威的發言人，時代的季風正悄然轉向。

對于中國現代進程中的深切沖突，學者孫郁如是解讀：“倘說魯迅在心靈的意義上，呈現了人的尊嚴與價值，那么胡適則從技術的層面，為中國的現代進程設計了諸種方案。”

上海的沉浮，恰是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這個傳統中國的“邊緣”，在西風東漸中迅速崛起成為“現代中國的鑰匙”，又在時代劇變中成了“計劃經濟的排頭兵”，20世紀90年代后再度奇跡般復蘇，并欲演繹新世紀的“光榮與夢想”?！八衼喼薜奈兜溃材芨杏X到歐洲的存在，她是一個有活力而且充滿詩意的地方”（洛朗·法比尤斯，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部長），這種活力甚至讓諾獎得主、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感動得想哭”。

“我們曾兩度在炮火中離開了中國，但與中國的合作永遠不會中斷”，自1902年在上海設立第一間分行以來，花旗銀行中國分行曾兩度停業，這面繽紛飄揚的花旗幾乎見證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1992年友邦保險一登陸上海，即以其保險人營銷方式給同業帶來強烈驚詫?！笆澜缟险也坏降诙€像這樣的都市，中斷了半世紀，又要重新往那個方向走去”，一位負責城市發展戰略的上海市政府官員說。

在內地凋敝農村的強烈反襯下，30年代上海的繁華猶如浮在中國社會表層的膜，虛幻而脆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金融中心的情況下實現經濟起飛，得天時地利人和，以深厚腹地與中國綜合實力為堅實支撐，今日上海正迎來她的花樣年華，并有望超越30年代的輝煌，盡管很大程度上將不再一枝獨秀。這個“中國最強的地方政府”正通過塑造有限政府的努力，以海納百川的胸懷重構民間創新的“冒險家樂園”，從而迎來全新的“上海的早晨”。

張五常更預測滬港“雙城”的易勢：如中國大事開放金融，從開放時算起，5年后上海勢將超越香港。而法律專家恒方則認為，缺乏過硬的法律制度和獨立的司法體系為制度保障，正是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法治瓶頸。

作為大國首都，北京顯然對中國的南北均勢具有戰略意義。今天的北京正重煥青春，盡管空氣里仍飄忽著權力的氣息以及難以掩飾的“傲慢與偏見”?！袄献痔枴迸c麥當勞比肩并立，平板車與“硅谷”相映成趣，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奇妙組合在一起，老北京-新北京-大北京的嬗變令人目不暇接。北京同仁堂，一家與花旗銀行同為百年老店、經營“國粹”中藥的本土商號，成功轉型為現代企業，而一些“老字號”卻陷于窮途末路甚或進了歷史博物館。抑或現代商業遵循的根本就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戲規則？已入WTO門檻的“中華老字號”如何因應現代文明的挑戰，開啟“數字化生存”的未來之路？

作為改革開放的代名詞，深圳曾負有特殊使命，并具有無與倫比的精神幅射力。當深圳的自由繁榮與對中國實現歷史性超越的希望融為一體的時候，這座從無到有一夜催生的城市甚至獲得了足夠的道德資源。曾以“蛇口（政改）試管”勇為天下先的深圳，入世后將在更高起點、以更成熟姿態重拾火炬，以新一輪改革旋風再領時代風騷嗎？誠如是，以今日深圳之分量，其沖擊波決非昔日邊陲漁村這道“門縫”可同日而語。

一種頗有投資銀行意味的說法：香港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租賃和兼并案例，最大的受益者曾經是英國，將來是中國。視香港為自由經濟制度堡壘的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認為：“俄羅斯的改革沒有中國般的成效，因為俄羅斯沒有香港?！倍谕舳《】磥?，香港的繁榮在哈耶克“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這一理論框架里具有普遍意義。

歷史軌跡顯示，中國文明的重心大致自西北向東南移動，“2000年歷史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一覽各自的風華歲月。向有“北政南商”之說的中國，如今卻出現了“經濟北伐，政治南漸”的態勢。有觀點認為，“京派”與“海派”之分野，表面屬南北差異，實為傳統與現代的“中心”碰撞，其異質性甚至讓人想到中美之間的差異。這對“中國爐子”氣質迥異，表象看，上?！案弧保本百F”；北京“城”，上?！盀?；北京陽剛，上海陰柔。

北京—上?！钲凇愀邸_北，猶如一根藤上結的瓜，并在不同維度上互構“雙城”—“她者”的關系，其興衰榮辱，恰是一個時代的鏡像，并互為制度意義上的參照系。

伴隨中國改革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戰略轉移，作為“邊緣”、“增量”的深圳異軍突起，并迅速牽動上海、北京等“中心”、“存量”的改革大局。10年前鄧小平南巡，這一“雙城記”（以深滬為代表）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作為中國政經文化資源最集中的“三劍客”，“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新世紀頭10年看中關村”，只是“硅谷”、“中心”根本上只能是自由市場的內生產物，而非“規劃”或粉飾而成。一份權威報告指出：21世紀初至中葉，中國最有可能進入國際性城市之列的只有上海和依托天津的北京，加上回歸后背靠深圳的香港。作為中國進入現代軌道的核引擎，正如上海市前市長徐匡迪論及滬港“雙城”時所說：“就像足球場上的兩個銳利的鋒線組合，無論誰‘進球’，都是中國整體的勝利?！睆谋彼蔚拈_封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巴黎、倫敦、紐約、東京到香港、新加坡、上海，恰是這個千年世界“權力的轉移”。

鑒于規模及內部結構之復雜，中國的崛起意味著一個世界飛起來。有海外研究表明，雁行發展模式已轉移到中國國內，象亞洲國家和地區緊跟日本這個頭雁發展一樣，中國國內形成了以上海為領頭、從沿海到內地的雁行發展模式?！皻W元之父”、經濟學諾獎得主羅伯特·芒得爾教授在訪問兩岸三地后指出，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形成一個大中華經濟圈，以中國貨幣為交易媒介，在世界上擔當重要角色。

在文明共同體內部，大陸、臺灣、港澳以其不同試驗論證了這一古老文明重獲現代新生的諸可能命運，而由轉型的路徑依賴、地理環境、自然稟賦、人力資源、文化傳統等差異演繹的各區域經濟模式及其在WTO異質語境下循比較優勢的重塑，則為這一體多元的文明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國，仍在旅途中

“那些相信中國時代現在真正來臨的人說，你必須注意的是‘中國：電影’，而非‘中國：快照’，因為快照可能仍然不好看，而電影則展示著前進的過程”，《財富》雜志如是說。

“三代造就一個貴族”，中國的復興仍需要時間，畢竟近代以來的發展空間實過局促。徘徊于“我要飛”的激情與“貼著地面行走”的現實之間，誠如朱學勤教授所言，中國是磨練耐心的好地方。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通過“試錯演進”積累（改革）知識及人力資本的動態過程，需要“韌的戰斗”。作為美國“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于我們仍是有待“學習的過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任何凌空虛蹈的烏托邦沖動都只能是一種空想，甚至可能帶來倒退，重復的倒退。偉大總是蘊育于細節中，一位商人透過賣煙的老太太對顧客的一聲自然道謝就讀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商業精神并一舉定奪投資地，一個有深度的文明亦源于滴涓成河的不歇積淀。

一位學者感慨：與歐洲城市的閑適相比，浦東、中關村、深圳等地宛若“世界工地”，一切如此喧囂，你無暇思考。盡管不符“理性”，摩天樓仍成為“現代化”的象征，這幾乎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階段。一位房地產商坦承：這個浮躁的時代缺精品。米蘭·昆德拉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仍顯奢侈，“宏大敘事”也許更符合當下的中國語境：充斥著悖論，在雜亂的表層下孕育著變革，夾雜著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不同因子，經歷著“成長的煩惱”。在西方逐漸走出現代進入“散文時代”之際，中國仍行進在“詩歌時代”并努力走入現代。一位歸國學子比較道：在美國，你在歷史之外；在中國，你在書寫歷史。

中國能不經過“第二次浪潮”（工業社會），而直接從“第一次浪潮”（農業社會）躍升到“第三次浪潮”（知識經濟社會）嗎？對此，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認為：“中國試圖努力在一代人時間內改變這樣的結構，可是手中的資源有限，如何配置資源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經濟學家王則柯教授表示：“基于整體性理念，我不認同‘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命題和時間表工程。”

相關預測令人憧憬：未來五年，中國將有兩億人口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這無疑將刷新中國的社會結構，然問題亦隨之浮出水面：是時代環境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決定著“中產階級”的具體品相，與誕生他們的“擬似市民社會”這一母體相應，尚顯脆弱的中國“中產階級”具有以獨立、成熟的姿態負起時代使命的歷史自覺嗎？由“文化”而“商業”，不同的路徑選擇，將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化的軌跡？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逃異地，走異路，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謀生的途中無心觀賞風景；在花團錦簇的背后尚有1400萬城市貧困人口，這些城市“邊緣”的鮮活生命同樣有自己的夢想......我們蒙垢的心靈時常忘記了感動，正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奠定了我們這個“歷史進步時代”文明大廈的基石，盡管作為“歷史的小數”往往湮沒于時間的灰燼中。

馬克斯·韋伯曾探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經濟”，在漢語里本亦具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內涵，“從身份到契約”，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未來“我們的”市場社會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圖景？

“歷史沒有飛躍”，中國，仍在旅途中。

光榮與夢想：探求一個燦爛的“中國時代”

百年前，中國改革第一人梁啟超先生前瞻“少年中國”的圖景：“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1935年，胡適在《大公報》上發表《新年的夢想》，一如其“研究問題”的平實：“我的第一個新年愿望是夢想在這個新年里可以看見中國賦稅制度的轉變。”

身處大轉型的當下，一位作者暢想“我最愿意生活的十個時代”。因為愛與希望，所以創造與夢想。人類失去夢想，世界又將怎樣？

什么是我們時代質的規定性？是“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索羅斯及華勒斯坦）還是“歷史的終結”（弗蘭西斯·福山）？9.11昭示著“確定性時代的終結”，以開放的世界為坐標，對“中國時代”的探求才不會迷失方向。

可口可樂公司總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質資產毀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百Y源是會枯竭的，唯有文化才會生生不息”，紐約雙子塔倒下了，但其核心資產——自由精神并未湮滅于廢墟中，她的復興只是時間問題。面對深重危機，阿根廷街頭跳起探戈，韓國國民則自發捐金獻銀與國家共度難關，這是精神的力量！“誰妨礙了我們致富”（追求幸福）？誰拿走了我們的奶酪？若說“墑減”是一切進化（包括生命、意識的誕生）的本質——從無序到有序，那么精神的貧困正是我們最大的貧困。梁任公提出“新民說”已一個世紀，我們尚未獲得“人的自覺”（費孝通）。

已在一個社會中卻持不想訂立契約組成社會的立場，終將墮入“一地雞毛”的碎片狀態中。如何彌合巨大的“鴻溝”，恢復我們的共同記憶？學者黎鳴認為：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愛精神，分別構成了興起于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神學、哲學和人學的精神的核心。伴隨文明的轉型，面對理性與信仰雙重缺失的困境，要抵御極端世俗化、實用化和自我中心導致的內心“沙塵暴”，根基處仍系于超越精神在國民人格中的復興。

“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這無疑是一個“大時代”——一個“非常時代”，充滿多重可能性的時代。好得很還是糟得很？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是“苦悶的象征”？“做多中國”還是“看空中國”？我們將收獲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是成為歷史的主人還是歷史的“人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薄皺C”本是硬幣的一體兩面，這是時代的岔口，這是中國版的“雙城記”......

“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于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于荒野”（哈羅德·羅森堡，《荒野之死》），值此歷史再次面臨大變動之際，借用肯尼迪的一句名言：不要問中國能為我們做些什么，而要問我們能為中國做些什么，我們共同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么？

“我們一直在努力”，從“三農”到金融，從“草根民主”的實踐到憲政體系的籌劃，從思想到技術——“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南方周末》一紙風行成為一個時代“中國的安慰”；給點陽光就燦爛，來自溫州的民間活力讓人看到了“野草”的力量；“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茅于軾、吳敬璉、江平等知識界中堅在各個方向為中國現代轉型所作的努力，展現了權勢與金錢之外的“第三種尊嚴”；“位卑未敢忘憂國”，為中國農民鼓與呼，辭去鄉黨委書記職務的李昌平仍熱切關注著“三農”問題這一中國社會的“基本面”，提出要給農民“國民待遇”......愛因斯坦說過：“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被蛟S，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國的脊梁”？

讓我們重溫費正清的灼見：“中國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中國注定是我們的宿命，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法想象數億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自由遷徙。歷史沒有終結，中文世界的歷史仍在持續演進中，同在一片藍天下，讓每一個人在每一可能的方向自由創造，勢將誕生生機勃勃的偉大社會?！袄碚撌腔疑?，而生命之樹常青”，面對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巨大而永恒的秘密”，面對轉型這一“復雜”系統，我們深感知識的蒼白幾乃失語，“不可說，一說就錯”——娜拉走后怎樣，是否仍將面臨“夢醒了卻無處可去”的悲涼？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遭遇的是“把一鍋已經做壞了的湯還原為魚”（朱學勤語）或曰調適“堅硬的稀粥”的難題；置身“環球同此涼熱”的“十倍速”時代，自然演進空間的仄逼導致壓縮餅干式的消化不良；前現代社會基本面與所謂“后后現代”、“新新人類”的奇異混合體及技術革新明顯快于政治文化改良帶來的巨大張力，構成中國的不同橫斷面......我們往往只看到我們所愿意看到的東西，即使那只是“紙上的中國”甚或“真實的謊言”，我們沉湎于“茶杯中的風暴”的時間多于沉下來進行“田野（街道）調查”的努力，迄今我們對“中國問題”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并未超越先驅們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對“我是誰，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有什么、缺什么、準備放棄什么”仍缺乏足夠清晰的戰略認知，以致難以走出外部刺激-過度反應的被動格局。我們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嗎？舉目環顧，究竟誰是中國的老師？

歷經一個世紀的惶惑旅程，塵埃落定再回首，一切又才破題，終點又回到了起點？應坦承，近200年來中華民族鮮有重大原創文明貢獻于世界，然歷史的拋物線勿庸置疑已處于上升通道中。我們期待徹底走出“問題中國”的悲劇宿命，同時亦深省“歷史夾縫”的局限性?，F代市場經濟于我們是一個“他者”，今天的中國既有市場化嚴重不足的問題，也有“泛市場化”的問題；既有自由的問題，也有平等的問題——我們面臨的是一系列結構性的重構。我們不奢望一勞永逸的“完美”制度（完美只存在于彼岸，作為“最不壞”的選擇，自由在西方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濟理性存在宗教平衡），重要的是開放性與自生能力，一種自我復制與內卷的秩序終致文明的疲憊。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深信這個孕育了先秦思想、魏晉風骨、盛唐氣象與五四精神的偉大民族必將迎來她的偉大復興，重返歷史的軸心——引入異質性后的“新生”，因創新而超越，因自信而優雅。時間正站在中國一邊，抑或我們將再次辜負命運女神的眷顧？“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們探求一個燦爛的“中國時代”，對此持審慎樂觀的期待，因為理性思維正主導中國的未來。拒絕幻滅與虛無，走出信心“通縮”的陰影，“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謹記胡適先生的“信心與反省”：“發愿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凹词惯@個世界明天就要毀滅，今天我仍要種下一棵小蘋果樹”（西諺），這是一種向上生長的力量。我們目睹一個時代的歷史性謝幕及其背影的遠去，“新劇本已經寫好，只是等待歷史的展開”，中國的英雄時代尚未終結，在這個“偶像的黃昏”，我們仍祈望這片土地上出現無私無畏、以非凡的遠見卓識實現歷史性超越的曠世英雄，抑或這是歷史的悖論？“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這是比爾·蓋茨的危機意識；布萊爾稱：“不進行變革的政黨必將滅亡，工黨應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運動而非一座歷史紀念碑?！薄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在中國正以與時俱進的姿態對一系列課題作出全面回答之際，我們在“歷史之門”前仰望星空，祈愿每個人都擁有健康豐盛的人生，正如魯迅所寄望的，“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祈望中國——我們共同的家園，展翅自由飛翔，飛越千年凍土與荒原的沉重、苦難與歧路，飛向“流淌著奶和蜜”的“希望之鄉”......（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