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科技發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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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國防科技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通覽其社會功能及發展的外部條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整個科學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科技的發展具有科學技術發展的普遍屬性，并遵循科技發展的普遍規律；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科學技術領域，其發展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因而具有一系列自身的基本特點和規律。

一、需求牽引和技術推動的特點和規律

國防科技的巨大軍事、政治、經濟和科技功能以及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條件對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影響，使國防科技的發展明顯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和規律：政治的特別是軍事的需要，決定一個國家國防科技發展的必要性、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而經濟能力特別是技術條件，決定一個國家國防科技發展的可能性及可達到的規模、速度和水平。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國家國防科技的發展戰略、發展方向、發展計劃、發展項目。所謂“需求牽引”和“技術推動”正是這一特點和規律的高度概括。可將之簡稱為國防科技發展的宏觀規律。

國防科技是第一戰斗力。國防科技的發展決定武器的發展，而武器裝備對作戰方式方法、戰略、戰役、戰術及軍隊的組織編制和軍隊指揮等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而發展國防科技成為一個國家增強軍事實力、達到軍事目的，并謀求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重要手段。軍事史、國防科技發展史都證明：軍事上的需要是國防科技發展的動力，軍事上的需要“?牽引”國防科技的發展。古代如此，近代如此，現代更是如此，將來也仍然如此。因為從古至今，作為國防科技發展直接成果的數以千計的各種各樣的武器裝備，都是在軍事需求的刺激下而研制出來的。

僅注意到軍事需求對國防科技發展的“牽引”作用是不夠的。還必須重視經濟能力和技術條件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推動作用。國防科技的發展要消耗大量財力、人力、物力資源，必須以強大的經濟能力和較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或條件為基礎。否則，只有軍事需要的牽引，一個國家并不能保證國防科技實現所需要的發展。各國經濟、科技和國防科技發展的歷史?現實都證明這是一個真正。正因為如此，所以鄧小平以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果斷地提出，在我國經濟實力不不強的實際情況下，我國的國防建設、武器裝備的發展不能急于求成，“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發展起來就好辦了。大局好起來了，國力在大增強了，再搞一點原子彈、導彈，理一些裝備，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陸上的也好，到那個時候就容易了。

不能只強調國防科技在整個科技發展中的先進地位和先導作用，還應該充分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整個科技發展水平對國防科技發展的影響。顯然，國家的整個科技水平不高，國防科技的發展水平不可能很高；即使有時在某些方面的理論原理上取得了突破，也不一定能研制出高性能的武備；即使可能在某些方面能達到較高的水平，但整個國防科技的發展和武器裝備的研制總體水平并不一定高。如果某個國家缺乏基本的科技條件，就難以研制出任何先進的武器裝備，其國防科技也不可能獲得必要的發展。因此，全面發展國家的科學技術事業，培養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提高國家的整體科技實力和工業制造能力，是推進國防科技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戰術、技術、費用的綜合平衡原則

國防科技的發展史還表明，國防科研計劃和項目的確定是否合理、武器裝備研制項目的選擇是否科學，除了在總體上受軍事、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制約，即必須遵循上述客觀規律之外，還必須遵循或符合一些由其內部因素決定的標準或原則，即微觀規律：軍事上是否有效，生存能力是否強，效費比是否高。也就是說，所選擇的發展計劃或研制項目要獲得的武器裝備必須是軍事上有效、生存能力強和效費比高的，否則是不可取的。可將此三項判據或原則簡稱為國防科技發展的戰術－技術－費用的綜合平衡原則或規律。

綜合平衡原則主要是現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來國防科研管理經驗的總結和概括。由于是美國的國防科技政策專家保羅·尼采最先明確提出上述三原則。因此，西方國家常稱其為“尼采三原則”。

軍事上有效，是指所研制的武器裝備必須具備所要求的技術和戰術性能，能確保可靠地達到軍事應用的有效性。這就要求進攻性武器必須在威力、射程和命中精度上能對敵方造成實際的威脅，防御性武器必須能有效地對付敵方的某種進攻性武器。否則，就應效棄或取消對有關武器裝備的研制計劃。例如，美國50年代計劃研制的“奈基－宙斯”反導防御系統，60年代計劃研制的“奈基－X”、“哨兵”和“衛兵”等三種反導防御系統，均因軍事上的有效性不可靠而被取消。

生存能力強，是指所研制的武器裝備必須能在敵方的干擾和攻擊等危險條件下仍能確保生存（或具有充分高的生存能力），并繼續以足夠高的效率完成其任務。隨著武器裝備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一原則越來越重要。例如，沒有足夠電子對抗能力的坦克、飛機、軍艦，現在在戰場上很容易被敵方的精確制導武器所摧毀。因此那些只強調進攻能力不重視防護能力的新型武器裝備的研制是不可取的。前述“衛兵”反導系統設備龐雜、不能機動、易被摧毀，以及抗爆炸能力差，也是被取消的重要原因。英阿馬島戰爭中，英國最新式的“謝菲爾德號”導彈驅逐艦被一枚“飛魚”反艦導彈擊沉，主要是因為甲板材料使用不當、防護能力差的結果，不重視生存能力就會受到無情的懲罰。

效費比高，是指在?防科研計劃的制定和武器的研制中應以盡可能少的投資達到盡可能高的效果。特別是現代，由于武器裝備的研制和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防科研中的經濟因素越來越重，通常，在1對1的理想條件（又稱邊際條件）下，要求進攻性武器能摧毀敵方的比自己昂貴得多的武器裝備或使之造成巨大的損失，防御性武器能毀敵方的昂貴得多的進攻性武器或使之失效。否則，無論軍事上多么有效、生存能力多么強的武器系統，也是不宜研制的。通過效費比分析，美國在60年代放棄了先進的核動力飛機研制計劃，1975年又放棄了成本高的“羅蘭特”導彈研制計劃。這些都說明，效費比高早已成為確定武器裝備研制項目的一條重要原則。

為滿足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需要，各國在高度重視研制某些高技術武器的同時，決不會忽視對傳統的常規武器的改進。就我國而言，從經濟和科技能力及未來的高技術局部戰爭的實際需要出發，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不顧現有武器裝備水平而全面研制各種全新的高技術武器裝備。以現有的武器裝備為基礎，采取多代并存和高、中低檔搭配的武器裝備發展對策，理所當然是我國國防科技發展的最佳戰略選擇。

總之，國防科研計劃的制定和項目的確定必須全面按照前述三項原則進行綜合平衡，這已成為國防科技發展重要的內在規律之一。

三、高度綜合化的趨勢與大科學的管理模式

既高度專業化又高度綜合化，并以綜合化為主要趨勢，是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和規律，這一特點和規律高度集中地體現在國防科技（特別是現代國防科技）發展的過程中。

國防科技發展的高度專業化是現代科學技術高度分化的直接結果。

國防方面的研究、設計、制造和試驗工作的高度專業化，使每一個科技人中所涉及的學科專業領域越來越小。以武器裝備的操作使用和維護修理為主要組成部分的軍事勞動的分工越來越多樣化和專業化。據統計，軍隊的專業或工種數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約有20種，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約有200種，90年代初已增加到25000種以上。軍事勞動分工的這種高度專業化的趨勢無疑是武器裝備的種類越來越多，每種武器裝備的結構越來越復雜，因而其研究、設計、制造和試驗、使用、維護等都需要不同專業的人員參加的直接結果。預計未來國防科技發展將進一步走向高度專業化。

國防科技發展在高度專業化的同時又高度綜合化，而且在總體上以綜合化為主要特點。這是因為，首先，科學技術有越來越多的學科專業領域在國防上有直接的或潛在的應用價值，使得許多國家在國防科研中全面綜合性地同時對應用科學、技術科學和基礎科學開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與國防特別是武器裝備的研制直接相關的一般是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而基礎科學幾乎沒有對軍事技術產生直接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最近20多年來，不但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就連基礎科學的成果，也被大量應用于武器裝備的研制和改進之中，例如，除了數學、物理和化學之外，就是動物學中對某些動物器官的構造和功能的研究，也被用來設計與動物功能相似的軍事技術裝備。又如，生物學中對遺傳基因的研究用來研制基因武器，對人數高級神經活動的研究被用來研制瓦解人的意志、引起人們恐懼和幻覺的神經毒劑等。這使國防科研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從而形成了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在內的綜合性的科研結構。其次，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武器裝備（特別是現代的大型武器裝備）的復雜性逐漸增加，武器裝備的研制一般都要利用來自多個不同學科專業領域的專家的集體智慧，進行綜合開發。

由于現代國防科技發展高度綜合化的趨勢，現代國防科技發展計劃的實施及典型武器裝備研制項目的完成，都要按照現代大工業的管理方式由國家進行管理。例如，從原子彈、氫彈、中子彈、洲際導彈、核潛艇、軍用衛星到空間站、航天飛機和空天飛機等，無一不是由國家進行投資并組織來自大量不同學科專業領域的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的科技人員進行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與開發的結果。因此，現代國防科研具有“大科學”的典型特點，需要按照“大科學”的管理模式由國家進行計劃管理。此外，它還越來越表現這樣的趨勢：協作研究的規模逐漸增大，有的甚至需要在全球范圍內或多個國家中組織眾多的科學家、工程師進行綜合性的研究與開發。因此，現代國防科研不但要由一個國家進行管理，還往往需要多個國家共同進行協調管理。

四、技術上的激烈對抗性

國防科技的發展史表明，武器裝備的變革是一種復雜的矛盾運動過程。這集中表現在戰術上特別是技術上的激烈對抗生。這種對抗性構成了武器裝備演變過程中的基本規律或內在邏輯，也就成為國防科技發展的基本規律或內在邏輯。

從軍事上的戰術與技術需要考察，武器裝備的發展最基本的任務是要解決這樣幾個問題：發現（及識別）目標，向目標發起進攻（運載與推進），命中目標，殺傷（或毀傷）目標，殺傷效果的評估，后勤及技術保障，對上述每一個環節及全過程的指揮與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國防科技就是在發現與反發現、運載與反運載、命中與反命中、摧毀與反摧毀、保障與反保障、指揮控制與反指揮控制等這樣一種激烈的戰術、技術對抗中發展起來的。例如，相應于飛機及衛星偵察探測技術就出現了與之對抗的偽裝技術；相應于彈道導彈飛行（運載）的全過程先后出現了助推段攔截、中段攔截和末段攔截的反導防御技術；為了不被敵方武器毀傷，研究出了各種掩體技術、裝甲防御技術、發射并加固技術等；為了對付敵方的指揮、控制、通信與情報系統，研究出了包括通信對抗、雷達對抗、光電對抗乃至C3I對抗等各種對抗技術。實際上，每一種新的武器裝備的出現，都是為了提供一種有效的對抗或反對抗的手段，這就是武器裝備乃至整個國防科技發展的固有邏輯和客觀規律。

武器裝備發展的戰術上和技術上的激烈對抗性，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還集中表現為：進攻與防御的統一，用更先進的技術否定較先進的技術的否定之否定，從逐漸改進到完全創新的量質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