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譯論文范文10篇

[摘要]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譯是城市文化對外推介和宣傳的重要渠道，在城市國際形象的構建中意義重大。旅游文化外宣英譯，能夠最大限度地讓眾多的國際友人領略到中國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然而結合實地調研和文獻梳理發現，池州旅游文化外宣翻譯呈現出總量稀少，進程滯后和合作欠缺的問題。基于此，文章探求池州旅游文化英譯的對策，主要是內外兼顧，提煉城市特色文化；知行結合，探求文化英譯的適用策略；校區聯動，提升文化英譯的質與量。

[關鍵詞]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譯

“旅游文化翻譯是一項典型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來華的國際旅游者提供語言服務，向游客傳遞、介紹景點信息和吸引游客;另一方面則是要將中國的優秀文化傳播出去，讓外國游客通過翻譯了解中國文化”[1]。文化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語碼轉換,更能促成異質文化交流、實現本土文化的再創造。英語作為國際第一通用語言，在全球范圍內使用人數眾多，也是我國外語中使用數量最多的語言。故通過旅游外宣英譯，能夠最大限度地讓眾多的國際友人領略到中國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池州市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和人文歷史文化資源，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牯牛降，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華山，特色歷史文化名村杏花村等各類景區、景點300多個，是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和省級歷史文化名城。池州市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優勢，制定“旅游興市”發展戰略，開拓旅游資源，做活旅游市場，經過“十二五”的大力建設，池州市旅游業已具備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和成長潛力，成為池州市的支柱產業。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全球跨文化交往愈加頻繁，中國各內陸省份地方城市的對外開放程度也日益增大。2014年，池州市正式納入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建設，致力打造美麗中國建設先行區、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區。在這樣的背景下，借由旅游文化的外宣英譯促進池州城市文化的對外推介和宣傳，塑造優秀的城市國際形象，不僅有利于池州國際旅游市場的開拓，更能激活池州豐富的人文自然文化，增強城市文化軟實力，推動池州旅游經濟可持續、強勁發展。

1池州市旅游文化外宣英譯現狀

近年來，池州市吸引了愈來愈多的世界各地人士來池州旅游觀光，并承辦了諸如首屆中國國際健身氣功交流比賽大會、第六屆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以及池州國際馬拉松等多項國際重大賽事，城市地域文化的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但是筆者通過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平臺以“池州旅游翻譯”為關鍵詞，進行全部類型文獻檢索，跳轉“超星發現”客戶端共得到1998-2018年間共26篇文獻，其中期刊文章24篇，碩士論文2篇，無著作書籍。筆者再次以“池州旅游翻譯”在中國知網分別進行主題、關鍵詞、篇名以及全文檢索，時間跨度為1998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1日，得到的相關文獻均包含于“超星發現”的結果，反映出該26篇文獻可以基本涵蓋20年間池州旅游翻譯的研究情況。基于實地調研并梳理池州旅游文化外宣翻譯文獻，發現目前池州市的旅游外宣英譯相對滯后，以下問題比較突出。1.1旅游文化外宣英譯總量稀少。雖然目前池州市的主要景區都有漢英雙語旅游標識，但與旅游聯系緊密的餐飲、住宿以及交通等公共服務領域基本還沒有英漢雙語公示語和介紹。2013年11月由池州旅游委員會編著的中文版《池州旅游大全》才面世，還未有英文版城市旅游手冊或指南。主要景區特色文化的外宣資料匱乏，旅游景點的導游詞也基本沒有對應的英語版本，關于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文推介作品更是少之又少。王超在其2017年碩士論文《功能對等理論視角下池州旅游文本漢英翻譯實踐報告》[2]中就提到池州旅游景點的英譯文本稀少，所以只得先通過網絡和實地考查的方式收集池州旅游景點的漢語介紹文本，將其作為英譯研究文本，在翻譯實踐中以功能對等理論為指導探討對漢語源語文本中的文化負載詞、景點地名，四字結構和漢語短句翻譯所應采取的翻譯策略。1.2旅游文化外宣英譯進程滯后。旅游文化外宣英譯進程滯后主要體現為理論探討多，實踐翻譯少，理論指導實踐不夠。目前為止，池州市旅游外宣翻譯多側重標牌和景點名稱的英譯，少有對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譯。致力于地方旅游文化英譯研究的學者們主要還停留在對池州景區標牌翻譯的糾錯上，或以某種翻譯理論為指導探討適當的旅游公示語文化信息翻譯策略。僅有部分學者開始思考池州地域特色文化英譯的路徑，但還未有學者對具體地域文化進行文化提煉、文本搜集和英譯實踐。早期池州旅游翻譯研究主要集中關注池州旅游景區標牌、景點名稱的翻譯失誤和方法探討。余義兵在2011年對池州市主要旅游景區雙語標識進行了調研，隨后基于公共標識語文體的分析，提出了準確性、規范性和審美性的翻譯原則[3-4]。同年，劉翠萍對九華山風景區內公示語翻譯進行了分類，以模因論為基礎，提出采用引入目的語模因、復制源語模因及化用目的語模因的翻譯策略[5]。葉春玲于2012年再次對池州旅游公示語進行調研，結合池州旅游公示語具有的特點提出歸化、異化翻譯策略及直譯、意譯和音譯的具體翻譯方法[6-7]。丁小鳳[8]、唐小愛[9]隨后對池州部分旅游景點公示語的翻譯進行了提取，用以舉例論證具體的翻譯方法。基于文獻梳理，池州旅游景點公示語的英譯失誤可歸納為語言失誤、語用失誤和標識制作失誤三大類。其中語言失誤具體包括拼寫混亂，譯名不一致，詞語錯譯和句法失誤；語用失誤具體包括中式英語、內容冗長、語氣不當和篇章失誤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學者在討論公示語翻譯語用失誤方面還提及了文化因素的影響。其中葉春玲在其2012年的碩士論文歸納池州標牌翻譯錯誤時就提到了“文化失誤”“其表現為公示語在翻譯過程中因翻譯方法錯誤未能正確傳遞文化信息，導致外國游客無法理解池州特色文化”[6]。由此，學者們開始關注并側重公示語翻譯中文化信息的表達。其中基于呂和發、蔣璐[10]提出的“創意翻譯”概念，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出發，李奕華提出了創譯法[11]，強調在文化信息翻譯時不要過于強調字面含義，用較藝術的方法進行創造，讓外國游客樂于接受和體驗城市特色文化。而霍雨佳以《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史志（1953-2003）》部分內容為文本案例分析對象，對翻譯過程中遇到的重點難點問題尤其是有關黃梅戲藝術和歷史文化信息的詞匯以及長句復雜句的翻譯上，嘗試在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的關照下，運用音譯、意譯、增補法、省略法等翻譯策略解決問題[12]。2015年開始，少數學者轉向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翻譯路徑的探討，其中以余義兵、李奕華研究最為活躍。他們以民俗旅游文化翻譯為起點，結合民俗文化中的空缺現象,從信息性和可接受性方面提出空缺保留+注釋，空缺釋義和空缺置換三種文化翻譯策略[13]。同時以最大程度滿足游客的求知、求美、求新的文化和心理需求為目標，又提出變譯法，以彌補文化缺失，釋放語言外的信息[14]。此外，李奕華還運用了語料庫分析手段，提出在漢英翻譯時，對過多的涉及歷史典故、神話傳說等豐富的文化信息可以采用縮減法,使得英語譯文更簡潔，更直接，更易于游客接受[15]。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中的漢譯英旅游文本語料是2013至2014年間收取北京、西安、安徽等地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介紹文本，并未對池州地區的旅游文本進行系統收集與梳理。其他學者在近兩年開始對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翻譯有所觀照，但還遠未形成一定規模。劉軍、魯萍基于國際傳播學視角，提出諸如增補法、省略法、借譯法的文化翻譯策略[16]。王昌俐又從目的論視角，提出仿譯與意譯的文化翻譯方法[17]。在尋求最優化的文化信息翻譯策略方面，眾多學者做出了努力。但在池州旅游文化的英譯中究竟采取怎樣的策略，還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予以考量才能探索出最適合池州特色文化傳播的翻譯路徑。這需要當地政府聯合專業研究者們進行有效的實踐翻譯與理論探討。1.3旅游文化外宣英譯合作欠缺。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譯合作欠缺主要體現在學者之間團隊合作以及與政府相關部門聯系欠缺。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對池州旅游翻譯進行研究的基本是來自池州市地方高校的外語教師。這些教師學者彼此地理距離近，甚至來自同一單位，研究關切相近甚至相同，但僅兩三位教師聯合發表了數篇研究論文。大多數學者未能開展聯合研究，對于部分景區標牌英譯糾錯或公示語文化信息英譯策略的探討發生了部分重合，團體研究優勢未能發揮。此外，學者們未能與相關政府部門產生積極聯動，學者們的學術研究并未有效地指導旅游翻譯實踐。多數學者指出池州旅游景區標牌翻譯的錯誤并給予正確翻譯參考，但并未引起相關景區管理部門的重視，甚至相關部門毫不知情。所以截至目前，學者對池州景區公示語的翻譯研究并未實質性推動池州旅游景區公示語英譯的規范化。早在2011年，余義兵在其論文中就呼吁地方政府制定旅游標識語的統一標準：“雙語標識的制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和準入制度……政府相關部門，如旅游部門、外事部門、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等應積極參與，并出臺標準，加強監督、管理。制定池州市旅游景點標識語使用統一規范標準”[3]102。然而至今，在《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GB/T30240）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全面實施后，池州市還未與國家標準接軌進行地方公共服務領域英譯的規范和標準制定，與時俱進探討地方文化翻譯的新路徑更未在池州興起。

2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譯對策

一、旅游文化與外宣翻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文化交流溝通的加強，旅游文化也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外宣翻譯也應勢而生。旅游文化翻譯屬于外宣翻譯的范疇。中國外文局副局長、中國譯協副會長黃有義指出，根據目前我國對外宣傳的實際情況，外宣翻譯需要翻譯工作者熟知并熟練運用外宣“三貼近”的原則，即“貼近中國發展的實際，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1］。這是外宣翻譯需要謹記的原則。本文以江蘇省幾大旅游城市的主要旅游景點為調研對象，考察當前江蘇省旅游文化翻譯的現狀，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可行性解決方案和應對策略。

二、江蘇省旅游文化翻譯現狀

在近幾年的旅游外宣翻譯中，我們發現，江蘇省旅游外宣翻譯中涉及模糊英語翻譯和精準英語翻譯的分布率只占整個翻譯領域中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說這方面的論文非常少。盡管江蘇省旅游管理部門已經開始意識到旅游外宣翻譯對江蘇旅游發展的重要性，在政府網站上也有旅游景點的英文宣傳，但是，江蘇目前在旅游外宣翻譯領域依然面臨專業人才稀少、翻譯隨意性強的特點。大量景區存在公示語錯譯、漏譯、硬譯、亂譯等不規范的現象。與此同時，旅游外宣翻譯缺少統籌監管的部門，也缺少地道的旅游英語翻譯人才。這就是江蘇旅游外宣翻譯的現狀。根據近兩個月在江蘇各知名景區如南京總統府、南京博物館、蘇州獅子林、蘇州博物館、鎮江金山、鎮江白娘子文化園、鎮江南山等地進行的走訪、拍照、搜集資料等工作，我們將發現的問題歸類如下：1．語言錯誤（1）拼寫類錯誤：拼寫類錯誤在旅游外宣翻譯中比比皆是，“這類錯誤雖然不起眼，但如果出現一個拼寫錯誤會影響指示功能的實現”［2］。例如：蘇州園林中，古五松林進門的標牌上將“trees”誤寫成了“tress”；南京雨花臺烈士園林北門左側的銅匾上，“全國保護旅游消費者權益示范單位”，翻譯成了“National　model　unit　for　Trotecting　Tourists｀Right　and　In－terest”；“protecting”誤翻成了“trotecting”；“calligraphy”翻譯成“galligraphy”；長江應為“YangtzeRiver”而非“YangtseRiv－er”。（2）語法錯誤：這類錯誤也是旅游外宣翻譯中較為常見的錯誤，是由于譯者的雙語功底不足所導致的，包括過分直譯、主謂不一致、時態、介冠詞錯誤、單復數等。例如：廁所譯成“toilet”，在英語中，名詞有可數不可數之分，還有單復數的區別，簡單翻譯成“toilet”會讓外國友人理解成此處僅有一個衛生間，可能會想到該廁所會不會是男女共用；還有將“雨花臺風景名勝區旅游導圖”譯成“Yuhuatai　Scenic　Spot　TourismMap”，這里的“tourism”是個名詞，而應改為用形容詞“tour－ist”。（3）專名翻譯不規范：受譯者本身雙語能力的限制，專名翻譯不規范的問題時有發生。例如：“本草植物”的譯文有woody　plant，arbor，ligneous　plant，卻不能自造成woodenplant這樣的詞匯；蘇州園林一處河邊的指示牌上將“在河上”譯成了“up　the　river”，在英文里，這并不是指在河上的意思，而是在獄中，如此翻譯無法讓外國游客對這河上之物產生美好的想象，更沒有來此旅游觀光的愿望了。2．文化特色詞翻譯欠妥當“翻譯應采取全球化范圍和行動標準下與當地文化相適應的特定操作技巧和管理方法，把國際的東西“本土化”或把“本土的”東西國際化。在翻譯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詞時，應加進去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注解。而在實際考察中發現，有很多外宣翻譯采取直譯的方法，并沒有補充相應的歷史背景知識”［3］。如：在蘇州博物館的簡介中，原文本寫道：“承襲了蘇州的歷史建筑風格，與周邊園林名勝珠聯璧合，交相輝映。成為蘇州文化的一件傳統與現代和諧圓融的“雙面繡”作品。”譯文翻譯成：“The　building　reflects　the　continuity　of　thearchitectural　style　of　traditional　Suzhou．It　blends　with　itsneighbouring　gardens　and　landscapes－each　reflecting　andenhancing　the　other’s　glories．The　new　one　is　also　a　true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of　Suzhou　stylebrought　up　to　date．”其中，把富有中國特色的“雙面繡”僅僅譯為“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這種做法是對文化特色詞的不正確處理，忽略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也就失去了外宣翻譯的意義。3．專有名詞譯名不統一外宣英語翻譯要求譯者能夠考慮其應用語境，采取國際標準，使用國際通用的語言、符號。然而，在我們的實際考察中發現，專有名詞譯名不統一的現象普遍存在。如：在蘇州獅子林中，對于同一景點“真趣亭”的翻譯出現了三個譯本，分別是“True　Delight　Pavilion”，“Zhenqu　Ting”，“Pavilion　ofTrue　Charm”。這容易讓外國游客產生迷惑。我們認為采取“Pavilion　of　True　Delight”比較恰當，既體現了真趣的含義，又符合英語表達習慣；此外，在金山公園的白娘子愛情文化園中，對白娘子的翻譯也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分別是“white　snake”“fairy　of　white　snake”“lady　white　snake”，我們認為應統一為“fairy　of　white　snake”，因為其譯本真實準確地詮釋了白蛇實際的身份是一個蛇妖。

三、應對策略

以上就是我們在江蘇省各大著名景點中發現的旅游外宣翻譯錯誤。這些錯誤不僅會在外國游客游覽時給他們的理解造成障礙，嚴重時還會使他們對我國的傳統文化產生誤解。我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錯誤，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譯者水平有限，無法很好地用英語傳達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色；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譯者在翻譯工作中不夠細心。因此，在本次旅游翻譯課題研究當中，我們根據總結的錯誤，認為解決策略除了提高對譯者和校對人員的要求之外，還應當從翻譯策略出發，活用音譯移譯、類比補償這些各具特色的翻譯策略。1．音譯和移譯熊兵指出“翻譯不局限于兩種文字之間意義的轉達，其本質上更是一種文化傳播活動，是兩種文化的互動交流活動，而譯者作為這個活動的從事者須承擔起文化傳播的使命”。［4］在不同的場合，譯者需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對富有文化色彩的文化負載詞進行不同方式的處理，以滿足不同的翻譯需求。而音譯和“移譯”［5］就是譯者常常采用的翻譯策略。一種語言文化中的某種獨有的事物和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譯性，因為在其他語言文化中無法找到相對應的事物或現象，而這樣的詞語往往是這個源語言里的文化負載詞，這種情況宜采用音譯等方式。如：“忘飛閣”被直譯成“Forgetto　fly”Pavilion，這略有不妥，因為這易造成中文意境的曲解，我們不妨采用音譯的策略。而移譯這一翻譯策略在翻譯景點的古詩詞中很有效果，如：“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譯為“emerald　lotus　leaves　shoot　into　the　sky　while　thelotus　flowers　are　ever　so　red　in　the　sunshine”。2．類比補償受中西方文化背景、思維差異的影響，漢英文本也體現出很大的不同。英語語言文本注重寫實，善用簡單詞和短句，邏輯清晰；而漢語的語言文本注重寫意、多用華麗的辭藻和優美的語句，邏輯較為松散。因此，我們在把中文旅游外宣文本轉換為英語的過程中，要學會正視差異，運用類比補償的翻譯策略。如：在南京總統府兵火搶掠展廳中，“其中孫玉庭做兩江總督時，督署大堂不慎發生大火，大堂及其左右房屋損毀嚴重”的對應譯文為“The　court　of　Governor－gen－eral　official　residence　had　made　fire　without　prudence　whenSun　Yuting　was　the　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譯文里對于兩江總督的翻譯是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而對兩江總督的歷史發展，歷史作用等信息均無體現。這是由于中國歷史上的官名在西方國家都無對應詞匯，產生了文化缺省。而這種策略可以大大降低譯入語讀者解讀信息的難度，創建了兩江總督與governor的最佳關聯，達到傳播中國特有的官職文化的目的。總之，江蘇省的旅游文化要想走出國門，走向全球，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外宣翻譯工作的質量。因此，“省內的旅游外宣翻譯工作要確定譯文受眾，強調翻譯策略，提高外宣翻譯的質量”［5］。面對科技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江蘇省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譯要以更加積極的態度發揮它的紐帶作用，促進旅游文化的發展。

摘要：文章指出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對外傳播的重要性，通過分析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對外傳播現狀，提出了提升其對外傳播質量的途徑；特別強調了對外傳播翻譯工作中應該遵循的兩個原則，為相關外宣工作人員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邢臺；歷史文化資源；對外傳播

一、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對外傳播的重要性

21世紀，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入。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深入實施，中國足跡沿著“一帶一路”走向世界更遠處，中國的對外文化傳播工作也隨之走遍全球。作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中國擁有光彩奪目的歷史文化遺產，做好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對外宣傳工作對于中國增強文化自信意義重大。邢臺作為殷商古都，蘊含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而且這些資源有著濃郁的地域特色，是邢臺地區優秀的文化遺產。做好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對外傳播工作，對于擴大邢臺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打造邢臺的城市文化名片，提升邢臺的文化軟實力，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要使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為越來越多的海外人士所認識、理解和接受，就必須打破文化和語言的隔閡，因此，將歷史文化資源整理翻譯成相應的外國語言文字成為歷史文化資源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對外傳播的現狀

在眾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的整理記錄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成績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已經出版了《邢臺歷史文化論叢》、《邢臺歷史經濟論叢》、《郭守敬研究》、《三代文明研究》、《邢臺通史》、《邢臺歷史文化辭典》、《邢臺歷史大事件》、《邢臺縣歷史文化讀本》、《邢臺歷史之謎》、《人文邢臺選集》等數十種歷史文化研究書籍，成立了邢臺歷史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研究隊伍日益壯大，涌現出一批歷史文化研究的帶頭人。在整理研究歷史文化的同時，市政府重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發掘、搶救、保護與整理工作，對臥牛城傳說、順德扇鼓、邢臺皮影、內丘神碼、巨鹿織錦、太平道樂進行立項保護。其中內丘神碼已列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另外，邢臺市政府、邢臺縣政府、社會團體和高校組織已經舉行了豐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宣傳活動，如中國•邢臺天河山七夕愛情文化節、清河縣鄉村旅游暨山楂節、秦王湖牡丹節、九龍峽桃花節等，這些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動吸引了國內外大量專家、學者和游客前來考察、學習和欣賞。然而關于歷史文化資源的對外傳播研究為數不多，目前已經發表的相關論文有《邢臺文化手工藝產品的對外傳播及英譯策略研究》[1]；《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調查研究》[2]；《河北省旅游公示語英譯現狀與對策研究——以邢臺市為例》[3]。這些論文對邢臺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對外傳播現狀做了研究，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善的建議和對策。比如，龐云玲提出政府要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的投入，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高水平專業翻譯人才的培養等。然而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論階段，很少有實質性的成果可供借鑒和應用。

話語分析:傳媒語言界面的共時表征

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一、跨文化傳播與公示語

通過對中國知網的檢索，僅僅從2008年至2012年，就有163篇英語專業的碩士論文，3篇英語專業的博士論文，10篇重要會議論文，5篇國際會議漢語論文，799篇期刊論文專門從語言學、翻譯學的角度聚焦公示語的翻譯，分析我國各地的公示語翻譯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從這些論文的題目看，中國各地從南到北，從經濟發達的沿海到欠發達的內陸地區，公示語翻譯的問題“隨處可見”。甚至一些外國人士也時常在國外的媒體上圖文并茂地述說在中國遭遇的錯誤公示語譯文。可見，公示語濫譯看似小問題，但是其高頻出現，卻給受眾帶來強烈的視覺及心理沖擊，嚴重影響一座城市、一個地方的形象。傳播活動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告訴我們，在傳播活動中，從信息的采集、鑒別、選擇到加工、傳遞，無不閃耀著人類創造性火花和創造性睿智。公示語的翻譯和我們的軟實力息息相關，畢竟，“在這個以文化定輸贏的時代，發現東方與輸出文化已經成為事關中國崛起軟著陸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文化戰略問題”［3］。

二、公示語的功能與翻譯

(一)公示語的感召功能

每一個使用中的語篇或文本都服務于某種交際目的。①換句話說，每一個語篇或文本的交際功能在其問世之前已經被確定。公示語可以視為一個完整的“語篇”或“文本”，而且在分析的過程中，“語篇”或“文本”兩個術語可以交替使用，同指使用中的公示語。［4］在分析公示語的功能之前，有必要根據不同的交際功能將其劃分成不同的文本類型。紐馬克把文本分為三類，表情型(expressive)文本、信息型(informative)文本和感召型(vocative)文本，并在ATextbookofTranslation一書中做了進一步闡述，更加明確了各種文本的不同性質和所轄范圍。［5］在紐馬克看來，表情型文本包括嚴肅文學作品，權威言論，與自傳、散文、私人信函三大類，表情功能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信息型文本包括教科書、技術報告、報紙雜志文章、科研論文等，此類文本關注客觀事實，信息功能是其核心。感召型文本分兩大類，一是指導型，如告示、說明書、各種規章制度;二是勸導型，包括廣告、宣傳品、論辯作品等。感召型文本目的在于促使讀者去行動、思考或感受，即按照文本的預期意圖作出反應，因此，該類文本目的性很強，就是影響讀者的行為。在對大量的公示語語料分析以后，牛新生觀點言簡意賅、令人信服地指出，公示語的具體功能體現為指示功能、提示功能、警示功能、告示功能、勸導功能和宣傳功能;凡此種種公示語的語言功能顯示，“公示語應當屬于感召文本，即是說公示語是一種具有指示、提示、警示、告示、勸導或者宣傳等感召功能的文本。”［6］從媒介信息的活動情況分析，公示語是靜態的信息;究其目的而言，公示語有的屬于意見性信息，有的是指導性信息。像所有的文本一樣，公示語也可能同時兼有幾種不同的功能。我們認為牛新生的觀點言之有理，公示語的主導功能是感召功能，因為公示語以讀者反應或行動為目的，也即公示語文體的目的性就是影響讀者的行為［6］。公示語也是信息發出者(作者)與接受者(讀者)之間的一種交際行為。由于沒有面對面的直接交流，很難在讀者身上產生與口頭交際那樣的功能。因此，為了達到預定的目標，公示語譯者必須了解受話人(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

(二)公示語翻譯策略

摘要：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翻譯活動具有傳播學的特征和規律。文章從傳播要素入手對湖南省某處紅色景點旅游文本的英譯進行考察和整理，歸納總結紅色旅游景點外宣翻譯的傳播現狀和問題，提出紅色旅游文本英譯中應遵循的傳播原則和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傳播策略。

關鍵詞：傳播學；紅色旅游文本；傳播策略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旅游文本的翻譯在跨文化傳播中日益凸顯出不可忽視的作用，紅色旅游景點作為城市的一張名片，體現了城市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故事性，紅色旅游文本的翻譯對于中國紅色旅游文化在國際舞臺上的傳播起著重要的媒介作用。對紅色景點旅游文本的翻譯研究則可以進一步提高城市紅色資源的利用率，宣傳紅色旅游產品，提升服務質量，深化紅色旅游的意義。主席在黨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一、紅色旅游文本翻譯傳播現狀

由于紅色景點的外籍游覽人群比較小眾化，缺乏中西對自然或人文風光景點的審美共性，且大部分紅色景點的位置相對中心城市偏遠，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游覽的不便。旅游部門對其翻譯介紹的工作往往不如其他景點的細致和全面，相關文本翻譯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以湖南省益陽市的紅色旅游景點為例，就存在著諸多問題。(一)英譯本傳播數量匱乏，譯介傳播媒介優勢發揮不足。益陽市委市政府雖然很重視紅色旅游工作，但現有的益陽紅色旅游資源的英譯本十分有限，在官方旅游網站上也未有完整的英語介紹。依據湖南省旅游發展委員會網站的介紹，周立波故居•山鄉巨變第一村，691(四方山)馬共基地，何鳳山先生紀念館及紀念墓地、益陽蘭溪金家堤村，南縣德昌公園、廠窖慘案遇難同胞紀念館都屬于益陽紅色旅游路線。但根據實地考察發現，目前擁有景點介紹英譯本的僅是少部分景點且只有在景點現場才具備。如廠窖慘案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僅是每個主題的主要介紹頁配有英文簡介，其他詳細介紹處則只有中文介紹。整體而言，紅色旅游景區所提供的紅色旅游文本往往數量較少而且質量參差不齊，傳播渠道較為單一，無法滿足前來參觀的外國游客的需求。(二)傳播噪音明顯。傳播噪音是指由于技術故障或技術不完善造成的干擾，并使得發出信息與接收信號之間出現信息失真，主要體現在景點介紹詞的誤譯或刻印錯誤。如南縣廠窖紀念碑中有明顯的刻文錯誤Is's(it’s)，praer(prayer)，洗血軒紀念碑處inscoptions(inscriptions)，雕塑——活埋處invaelers(invaders)，evant(event).雕塑——奸淫處clepicts(depicts)，buridealive(buriedalive)，雕塑——搶奪處countlesss(countless)，雕塑——殺戮處cruellykelled(cruellykilled)，如此顯而易見的錯誤究其原因是刻印工匠因為不懂英文所致，但因為這是公示語呈現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極為重要的環節，由于雕刻物件的特殊性，錯誤一旦造成，將難以修正并導致錯誤一直保留，即便譯者前期花了大量心思來審稿、翻譯、校對、勘誤，若不重視這一環節的工作，前期的工作都是徒勞。刻印錯誤在景點介紹詞的翻譯中往往是最常見和影響最長久的。德弗勒的互動過程模式認為“噪音不僅對訊息，而且對傳達和反饋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或要素都會發生影響。”[1](三)傳播反饋不及時。傳播反饋是指受眾對訊息內容的反饋，因為沒有做出反饋的要求也缺乏官方反饋的渠道，因此訊息中的傳播噪音往往被旅游者忽略或無視了，部分反饋的建議則由非目標受眾中的其他譯者或研究者提出，由于未能建立與直接管理機構的聯系也導致錯誤雖然提出了但也長期存在無人糾正。旅游翻譯文本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景區對外宣傳的效果和旅游經濟的發展，不規范譯文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的對外傳播，阻礙了紅色旅游的國際化推廣。

二、傳播學視角下紅色旅游文本的翻譯原則

隨著“漢語熱”的持續升溫，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在學習和使用漢語，而各種漢語詞典也就成為漢語教學中不可缺少的“助手”。然而，這些工具書在音譯語素的語源標注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某些問題，給漢語教學(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和對少數民族的漢語教學)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便。這里，我們試以公認的權威辭書《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下稱《現漢》)為例，探討關于音譯語素的語源失注的問題及其對漢語教學的影響。

音譯語素是漢外民族經濟、文化等交流或接觸中產生的一種詞匯現象，現代辭書對其適時收釋對于促進漢語教學及漢語規范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音譯語素的語源標注一般是音譯詞語釋義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語義理解及語用規范有指導性作用。總的說來，《現漢》對音譯語素的語源標注是積極而審慎的，能適應時展的要求，但《現漢》對部分音譯語素的語源也存在失注現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編纂者未能吸收學界關于音譯外來詞的研究成果。編纂者有時會對音譯語素失察而導致語源的失注；若是積極關注有關音譯外來詞的研究成果，辭書就會減少此類現象的發生。音譯語素的語源失注尤以當代新詞新語為突出。例如：

霹靂舞產生美國貧民區黑人中間的一種舞蹈，舞姿有翻轉、旋轉、擺動、模擬表演以及漂浮、滑動等動作。

烏龍球足球等比賽中球員不慎打進已方球門的球。“霹靂舞”是英語“bteak－dancing”的音意兼譯(即半音譯半意譯)；而“烏龍球”乃英語“owngoal”的粵語音譯加意譯，粵語中“烏龍”(英wrong的音譯)有“錯誤”、“糊涂”義，故用“烏龍”來諧譯“owngoal”。

在《現漢》新詞新語中，此類語源失注現象也不在個別，又如“保齡球”、“馬海毛”等音譯加意譯的詞語釋義中就未分別標注“[保齡，英bowling]”、“[馬海，英mohair]”，而“納米”等音譯詞的釋義中也未標注“[英nanometre]”。上述雙音節音譯語素存在語源失注的問題，而某些單音節的音譯語素也是如此。例如：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勣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1，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1955年10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呂叔湘在會上宣讀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2，漢語語法研究

如今，我國對外開放的格局正從沿海向中西部和邊疆民族地區全方位推進。與此相應，這些地區的新聞傳播也正發生相應的變化。對新聞傳播工作者的素質要求也增加了新的內容，表現在新聞傳播教育領域，則是對相關的新聞傳播教學提出了新的變革要求。為此，本文對廣西高校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的現狀，問題和發展策略試作探討。

一、高校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的歷史和現狀

2001年8月，國家教育部在《關于加強高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積極推動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的教學．國家重點建設高校．力爭在三年內開出5％一10％的雙語教學：高校要使用優秀的、先進的教材，特別是在信息科學、生命科學、國際通用性和可比性強的學科和專業直接使用高質量的原版教材”。在當年10月召開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教學工作會議上，教育部就高校開展雙語教學的專業、開課比例等做了具體規定：“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金融、法律等專業，以及國家發展急需專業領域，力爭3年內外語教育課程達到所開課程的5％一10％。對暫不具備直接用外語講授條件的學校、專業，可對部分課程先實行外語教材、中文授課，分步到位；提倡編寫、引進和使用先進的原版教材。對信息科學、生命科學等發展迅速、國際通用性、可比性強的學科和專業，可直接引進先進的、能反映學科發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兩段文件精神，體現了國家對高校雙語教學的重視。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金融、法律等專業外，同樣是應用性很強的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也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持續發展歷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聞傳播學教育領域開展雙語教學，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新聞傳播人才已經起步。1978年，鄧小平與親自批準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創辦新聞系，中國社科院、新華社、中國日報三家聯合設置英語新聞采編專業。從1978年到1989年，該專業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新聞傳播人才。

從1983年起．、國家教委、新華社和廣播電影電視部聯合在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中國新聞學院等高校開設雙學士學位的國際新聞專業；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廈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等高校也相繼開設了五年制的國際新聞專業。這兩次在新聞傳播學科培養上的實踐，都是旨在通過中英文講授新聞傳播學的核心課程，以英文版專業著作為教材，試圖培養出一批具有全球視野、熟悉中外社會與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聞采寫與編輯能力的高水平復合型專業人才。這段時期的雙語教學實踐是新聞傳播專業開展雙語教學的初步實驗期，是為了滿足當時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對新聞傳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學改革。

上海外國語大學作為最早開展雙語教學的學校之一，在1993年將辦學規模進一步擴大，由國際新聞專業升格為新聞傳播學院。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獨具特色的國際傳播學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廣播學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語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國家教育部等部門的大力倡導和扶植下，北京廣播學院開辦了國際新聞本科專業，1986年起，該專業招收碩士研究生，1999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該專業強調英語與新聞學、傳播學、國際關系學的復合，也十分重視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努力把學生培養成政治、業務、外語具有高素質的復合型國際傳播人才。

一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⑤玄學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可見思想界的革命實際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言意”關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