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貿易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10 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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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服務貿易現狀分析論文
一、中韓貿易的簡要回顧
與韓國為友好近鄰,交往淵源流長,文化背景極其相似,這為中韓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并且,兩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結構互補,各有所需,也為兩國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現實性。自1992年8月中韓兩國正式建交以來,貿易形式從間接貿易轉為直接貿易,貿易額迅速增加。中國成為繼日、美之后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韓國也保持了繼日、港、美之后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的地位。與之相伴隨,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特別是韓國在華的投資,從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局面,占其海外總投資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間,中國累計實際利用韓國直接投資75.7億美元,成為韓國的第一大投資對象國,而韓國在所有來華進行直接投資的國家中,也占據了第七大投資來源國的地位。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帶動了大量原材料、技術設備及產成品的進出口,從而大大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存在的及原因
中韓貿易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快速發展過程,取得這些成就當然可賀,但也屬正常。隨著中韓貿易基數越來越大,發展漸趨成熟,其間暴露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問題,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采取應對之策。
(一)中韓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中韓雙邊貿易在宏觀層面上存在較直觀的問題有:
中韓貿易結合度研究論文
隨著全球化發展和國際經濟交流的擴大,具有地理,文化接近等優勢的中韓兩國貿易規模迅速增長。早期的中韓貿易始于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1979年前后。那時是通過香港,以間接貿易方式進行小規模的商品貿易。到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也只處于一個貿易規模不到10億元的低水平上,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隨著韓國政府推進北方政策,主辦漢城奧運會,中國對韓國企業開放山東半島等兩國經濟交流條件的逐步形成,貿易規模急劇擴大。1988年,雙邊貿易已經超過30億美元,創下高增長的新記錄。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兩國建交為契機,貿易迅速擴大,進入飛躍增長時期。通過香港的間接貿易大部分轉換為直接貿易。中國韓國出口商品所征收的關稅也從一般關稅轉變為優惠關稅,為韓國企業開辟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使得1992年貿易額達到63.8億美元。韓國出口增長率創下了165%的驚人記錄。1994年,貿易額超過100億美元,1997年達到235億美元,1998年,由于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韓國經濟萎縮,進口需求急劇下降,韓國銀行嚴格限制信用證的開具導致雙邊貿易額急速滑坡,飛速增長的韓國出口劇減,中韓貿易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達11.6%,然而,伴隨著亞洲市場的全面回升,進入2000年以后,韓國對中國出口和進口比前一年度分別增加了34.8%和44.3%,貿易規模首次突破300億美元大關。2003年,韓國對中國出口高達357億美元,占韓國總出口額的18.4%,中國一躍成為韓國的第一大出口國。
中韓貿易結合度分析
中韓雙邊貿易發展可用貿易結合度來直觀反映。貿易結合度是一個比較綜合性的指標,用來衡量兩國在貿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貿易結合度是指一國對某一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該貿易伙伴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其數值越大,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越緊密。貿易結合度的計算公式如下:
TCDab=(Xab/Xa)/(Mb/Mw)(1)
式(1)中,TCDab表示a國對b國的貿易結合度,Xab表示a國對b國的出口額,Xa表示a國出口總額;Mb表示b國進口總額;MW表示世界進口總額。如果TCDab>1,表明a,b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緊密,如果TCDab<1,表明a,b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松散。
依據中韓兩國建交以來歷年貿易數據,分別算得自1992年至2004年間中國對韓國和韓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國對韓國貿易結合度為1.33,以后各年份,數值逐年遞增。到1997年,中國對韓國貿易結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該數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到2000年,達到歷年最高點,為2.88。2000年以后,該數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動。另一方面,韓國對中國的貿易度亦呈逐年遞增趨勢。1992年的數值為1.75,增至1997年的3.99,達歷年最高點。1998年同樣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動。
經濟貿易便利化的中韓交流論文
摘要:文章立足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變化趨勢,利用對貿易便利化政策及其理論的演進,根據中韓貿易合作的現實基礎及發展的現狀、特點及存在的問題等,分析貿易便利化對中韓兩國未來經貿合作發展的影響及前景。
關鍵詞:貿易便利化;韓國;中國
“貿易便利化”泛指貨物跨國界移動時,如何在確保在實現合法管理目標的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從而減少相關的成本,使效率達到最大化。“貿易便利化”一詞在理解和運用上迄今尚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該詞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機關和貿易商處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組織所使用。
1WTO貿易便利化規則下中韓貿易存在的問題
①貿易不平衡。中韓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雙方貿易逆差規模連年增長,以2008年1-5月為例,中國對韓進口466.4億美元,出口291.8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達164.4億美元。據相關數據統計,自1992年兩國建交到2008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已達2900多億美元,韓國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最多的國家。如此巨大的貿易對中韓貿易的合理健康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隱患。
②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由于中韓兩國經濟發展及產業重點的差異,韓國向中國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為資本及知識密集型產品,如技術附加值較高的通訊設備、高檔家電、精密儀器、以及汽車機零配件,而中國向韓國出口的產品卻主要是初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鋼鐵原材料、化工原材料、農業機械、重型機械以及諸如農礦產品、紡織服裝、皮革等。據統計,2008中韓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電子產品142.2億美元,中國對韓國出口電子產品僅86.9億美元。正是由于雙方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帶來了貿易結構的不合理。
中韓貿易存在問題及對策分析論文
一、中韓貿易發展的簡要回顧
中國與韓國為友好近鄰,交往歷史淵源流長,文化背景極其相似,這為中韓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并且,目前兩國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結構互補,各有所需,也為兩國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現實性。自1992年8月中韓兩國正式建交以來,貿易形式從間接貿易轉為直接貿易,貿易額迅速增加。中國成為繼日、美之后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韓國也保持了繼日、港、美之后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的地位。與之相伴隨,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特別是韓國企業在華的投資,從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局面,占其海外總投資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間,中國累計實際利用韓國直接投資75.7億美元,成為韓國的第一大投資對象國,而韓國在所有來華進行直接投資的國家中,也占據了第七大投資來源國的地位。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帶動了大量原材料、技術設備及產成品的進出口,從而大大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中韓貿易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快速發展過程,取得這些成就當然可賀,但也屬正常。隨著中韓貿易基數越來越大,發展漸趨成熟,其間暴露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問題,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采取應對之策。
(一)中韓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中韓雙邊貿易在宏觀層面上存在較直觀的問題有:
中韓經濟合作現狀分析論文
一、中韓經貿發展現狀
(一)從總體情況看,中韓兩國經濟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十分廣闊。中韓貿易總量增長非常快。1992年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06年達到1343.1億美元,增長近300倍。中韓貿易在2005年時即達到1119.3美元,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個對華貿易超過千億美元的國家。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向韓國出口最多的國家。兩國貿易目前已年均26.2%的速度增長,今后即使按15%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就可達到2000億美元。目前,韓國是中國的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在韓國,每兩家貿易企業中就有一家和中國進行貿易;而在中國,每三家貿易企業中就有一家同韓國進行貿易。可見,中韓貿易發展分別快于中日、中美貿易的11年和9年時間。有人說美國和日本才是韓國最主要的經貿伙伴,而實際上,中韓貿易額已接近韓國對美日貿易總合。
21世紀以來中韓貿易大幅度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兩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年均在10.1%,韓國經濟年均增長也在4.7%的水平。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也為擴大進口開辟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二是隨著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訪和人員往來的增加,兩國關系全面發展,韓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兩國正在研究建立FTA關系,為雙方的經貿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環境。三是韓國商品競爭力強,與其它國家和地區相比,韓國很多技術含量高的商品在價格上較適合中國市場,售后服務也令消費者滿意。四是中國加入WTO后,市場更加開放有利于對外經貿的發展。五是近年來韓國企業對中國實際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帶動了韓國產品和相關零部件對中國出口的急劇增加,同時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也返銷到韓國市場,增加了對韓國的出口。
(二)兩國的進出口結構進一步從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轉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韓貿易,韓國主要向中國出口工業產品,而進口中60%是工業產品,其它是農產品和原材料。90年代末以后,韓國隊中國的出口中的工業產品占85%,中國對韓國出口中的工業產品約占75%。貿易結構發生了以進出口工業產品為主的變化。這表明兩國貿易由產業間貿易逐漸地轉變為產業內貿易。
(三)貿易逆差不斷增大。1992年貿易逆差為2.2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476..2億美元,14年增長200多倍,至2007年,中方逆差累計達到2209億美元。尤其是2002年來,中方貿易逆差更是每年幾乎要增長100億美元以上,韓國開始成為中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中韓之間的逆差產品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順差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韓國的統計也表明,自2003年起,中國已經成為韓國僅次于美國的最大貿易順差國。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一是結構性因素,世界性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在出口到歐美等國家。二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如2007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1%,而進口在連續幾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5.6%。三是中國企業對韓國市場的開拓不夠,不能根據韓國市場的需求特點、消費習慣,在中國生產適銷對路的商品對韓出口。四是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卻對從中國進口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使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便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實際上,兩國在貿易上完全可以實現均衡發展,因為在進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工業制品,說明雙方互補性強。只要雙方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也注重從對方的進口,完全可以實現均衡發展。
中韓經貿關系分析論文
一、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概況
中韓兩國建交以來,主要通過香港、新加坡等地進行間接貿易或通過雙方民間機構開展民間貿易方式的直接貿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后,中韓兩國政府簽訂了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雙邊經貿關系開始迅速發展,1992年中韓建交時貿易額只有50億美元,經過15年努力,2007年達到近1600億美元。新世紀以來中韓經貿合作發展迅速,7年來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長,不僅高于同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24.7%的水平,更高于韓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歐盟(25.3%)、美國(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長水平。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紡織品與服裝、煤炭、電子零部件、冷凍水產品、玉米、鋼材等,自韓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產品、化工原料、電子產品、皮革、紙張、不銹鋼材等。
韓國對華投資也快速增長,韓資已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2001年以來,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韓國注入中國的直接投資資金占中國當年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據中方統計,目前韓國在中國建立的企業已有4萬家,實際金額達380多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美國之后的第三大對中國投資國。
二、中韓經貿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雙邊貿易不平衡,中國貿易逆差嚴重
中韓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兩國貿易中中方都是順差,且順差增長幅度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況中方已經逐漸成為韓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國,尤其是最近幾年兩國間貿易不平衡加劇。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持續增長。從2001年的100多億美元,到2003年一舉突破2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億美元,2005年達到400億美元,2006年達到453億美元,再創新高。造成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容量比較大能消費更多的韓國產品,而韓國的市場容量小,無法吸收大量中國產品。如2006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8%,而進口在上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6.9%。(2)中國對韓國出口商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較大。世界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利用中國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3)中國關稅政策的變化刺激了進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國取消了16鐘進口調節稅比鞥開始逐年降低關稅,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的關稅持續下降,這些政策對中韓貿易的影響是刺激了進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對從中國進口卻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是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面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中韓經貿關系
一、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概況
中韓兩國建交以來,主要通過香港、新加坡等地進行間接貿易或通過雙方民間機構開展民間貿易方式的直接貿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后,中韓兩國政府簽訂了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雙邊經貿關系開始迅速發展,1992年中韓建交時貿易額只有50億美元,經過15年努力,2007年達到近1600億美元。新世紀以來中韓經貿合作發展迅速,7年來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長,不僅高于同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24.7%的水平,更高于韓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歐盟(25.3%)、美國(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長水平。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紡織品與服裝、煤炭、電子零部件、冷凍水產品、玉米、鋼材等,自韓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產品、化工原料、電子產品、皮革、紙張、不銹鋼材等。
韓國對華投資也快速增長,韓資已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2001年以來,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韓國注入中國的直接投資資金占中國當年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據中方統計,目前韓國在中國建立的企業已有4萬家,實際金額達380多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美國之后的第三大對中國投資國。
二、中韓經貿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雙邊貿易不平衡,中國貿易逆差嚴重
中韓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兩國貿易中中方都是順差,且順差增長幅度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況中方已經逐漸成為韓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國,尤其是最近幾年兩國間貿易不平衡加劇。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持續增長。從2001年的100多億美元,到2003年一舉突破2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億美元,2005年達到400億美元,2006年達到453億美元,再創新高。造成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容量比較大能消費更多的韓國產品,而韓國的市場容量小,無法吸收大量中國產品。如2006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8%,而進口在上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6.9%。(2)中國對韓國出口商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較大。世界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利用中國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3)中國關稅政策的變化刺激了進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國取消了16鐘進口調節稅比鞥開始逐年降低關稅,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的關稅持續下降,這些政策對中韓貿易的影響是刺激了進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對從中國進口卻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是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面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中韓兩國茶文化的對比分析
摘要:中韓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交流歷史源遠流長。兩國同屬儒教文化圈,因此兩國文化中難免有相似的要素,其中茶文化便是共同存在于中韓兩國文化中的一個文化要素。鑒于此,本文將從茶文化的起源內涵開始,重點剖析兩國的茶文化發展差異,并通過對中韓兩國茶文化的比較,來更好地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
關鍵詞:茶文化;中韓文化;茶文化對比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國際環境中,經濟貿易往來愈發普遍的同時,文化的交流進程也在不斷加快且變得愈發頻繁。從歷史淵源和地地理位置上來講,中韓文化中有很多共同之處,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起源于魏晉南北朝的茶文化,經過千年的歷史更迭,獨特形成了體系和特色,在地域特色的驅動下,中韓兩國對茶文化產生了不同的理解,這種差異是系統,變化可考的,因此為更好促進兩國多元化發展,在文化交流與碰撞中確保交流工作的有序、有效開展現已迫在眉睫。
1中韓茶文化起源的基本概述
1.1茶文化的定義。什么是茶文化?茶文化是在種茶、采茶、炒茶、飲茶、茶事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文化極致。它是一種內在的思想和人文修養,是經過上千年茶事工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具有體系、被普遍認同的文化共識。茶文化最早起源與兩晉南北朝,在唐朝變得鼎盛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就形成有規模,具有學術意義的茶文化研究。茶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種形態,開始被人們關注,并且形成百花齊放的局勢。1.2多元化環境下的茶文化。從多元化的角度來看,茶文化被越來越多的行業發現、運用、融合,最終形成了一種多元性的文化要素。茶文化背后的成體系的文化內涵和思維方式逐漸滲透到其中。在其傳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融入及在茶文化中的體現。隨著我國文化自信的建立,以及對外開放和包容性增大,中韓文化交流也出現了新的突破。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一。中韓文化因同屬儒教文化圈,在交流上并沒有過多的阻礙,其中兩國的文化特色在其中凸顯的淋漓盡致,經過時間的積累和磨合,中韓茶文化交流已經逐漸形成體系,而這無疑是對文化多元化交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示范。
2中韓茶文化對比分析
國內外勞動法發展現狀
摘要:人類進入20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全球化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潮流,由此也給法律的發展帶來了廣闊前景,勞動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榮。在開放的社會和世界性的經濟環境下,以一種新的思維和觀念來研究和探討勞動法律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去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韓國比較勞動法協會共同舉辦了“中韓勞動法的現狀與未來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中方代表包括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經貿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法學會、中國法學會、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勞動與保障報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單位的教授、專家、政府官員等30多人,韓方代表有韓國各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勞動法教授、專家等多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曾憲義教授和韓國比較勞動法協會會長李乙珩教授分別代表雙方致開幕辭。會議就中韓勞動法學界目前所共同關注的主要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講座,主要分為以下幾個專題:
一、中韓兩國勞動法的現狀與發展
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中韓兩國的勞動法的發展和研究都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次研討會上,中韓雙方首先就兩國勞動法的現狀與發展進行了概括和展望。韓國勞動法協會會長李乙珩教授在其《國際勞動公約與韓中勞動法的發展-21世紀韓中勞動法的課題》的報告中,對中韓兩國在勞動法方面取得的進步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但同時指出,用國際標準來衡量兩國勞動法的發展,仍存在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面:(1)勞動法的國際化、普遍化和統一化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勞動法領域出現了迅速國際化、普遍化和統一化的趨勢。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國際勞工標準超越了國家的利害關系,其帶有普遍性特征為世界各國所認同,但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普遍存在忽視勞動法國際發展趨勢的問題。從韓國情況看,韓國已加入了(世界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但對國際化和普遍化的原則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在這一點上,早已加入國際勞工組織的中國也有相似之處。(2)勞動法應當從民法中擺脫出來。從勞動法發展的歷史看,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雇傭勞動關系是由民法來調整的,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法已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成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間的第三類法-社會法,勞動法有其不同于民法的理念和原則,不能再以民法的觀念去看待勞動法律關系。(3)急需勞動標準的法律化。自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大量的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并大大促進了各國勞動立法的發展,今天,國際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動標準在實現勞動者的勞動權、提高勞動標準、促進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已加入OECD的韓國和即將加入WTO的中國應當認識到該國際潮流。(4)從理想到實踐的轉化。面對勞動法發展國際化的潮流,韓國和中國應重新審視國際勞工組織的設立宗旨和目的,并實現立足于其精神的“理想到實踐的轉化”,以符合時代的要求。韓中兩國首先應進行法律的調整,使之達到國際勞動標準的水平,并逐步向發達國際靠攏。韓國和中國的勞動法學者應努力研究作為世界各國和平生存與發展象征的國際勞動標準以及發達國家的勞動法,以促進韓中兩國學術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勞動立法有了很大的發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勞動法律制度。就我國勞動立法的現狀與未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關懷教授發表了題為《中國勞動立法概況與未來發展》的報告。關懷教授首先回顧了我國《勞動法》頒布前勞動立法狀況,指出《勞動法》的頒布是我國勞動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國《勞動法》的制定經歷了艱辛的歷程。早在1956年勞動部就成立了勞動法起草小組,后因極左思潮的泛濫而夭折。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要抓緊制定《勞動法》,(勞動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納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剛剛起步,許多問題的認識難以統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斷。1989年后,隨著勞動制度改革的深入,《勞動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為當務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后,為《勞動法》的起草確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勞動法》。《勞動法》的頒布,填補了我國法制建設的空白,結束了我國長期以來僅僅依靠勞動法規調整勞動關系的局面,全面地規范了勞動工作,把勞動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為進一步實施勞動制度改革保駕護航,有利于勞動爭議的解決,促進了社會安定團結。《勞動法》頒布后,為了貫徹實施和進行具體操作,同年勞動部就了17個配套規章,以后又了一系列配套規章。與此同時,國家還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勞動立法的規劃,今后,我國將陸續出臺《安全生產法》、《社會保險法》、《職業技能開發法》、《促進就業法》、《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工資法》、《勞動保護法》、《勞動監察法》、《勞動爭議處理法》等勞動法律,其中,《社會保險法》和《勞動合同法》是當前我國勞動立法的重點。現階段我國正向勞動法日益完備的方向邁進。
二、勞動法中的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是世界各國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從各國對人權的態度來看,西方國家主要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發展中國家則更加強調個人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生存權、發展權等,生存權又主要體現為勞動權,因此,人權保護與勞動法有密切關系。在本次研討會中,與會者專門就該問題進行了討論。
清與朝鮮關系研究論文
在明、清易位的幾十年間(1616—1644),朝鮮王國(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屬國安則大明亦安,屬國危則大明亦危”。【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一》卷2,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第225冊,1999年版,第28頁.】明與朝鮮真可謂唇齒相依。明朝滅亡之前,清朝兩次出兵朝鮮,把明朝這個最為重要的藩國變成清朝的藩屬,從而翦除明朝羽翼。張存武先生指出,從1592年到1636年,清朝與朝鮮是從無關系到非正式的關系,到兄弟聯盟,到封貢關系,而這種關系轉變的手段則只能斥諸戰爭。【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頁.】但在清朝征服過程中,朝鮮始終不改對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鮮還是想方設法與明朝潛通往來。明朝滅亡后,朝鮮又企圖與南明及臺灣鄭氏政權相通。而支配朝鮮行動背后的即是春秋義理思想。對于明、清交替時的中朝關系,劉家駒、張存武等先生已做過細致深入的闡述。【參見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張存武:《清代中韓關系》,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筆者無意重復前人的研究,只想通過朝鮮應對后金與清朝的過程,來揭示朝鮮所持的春秋義理觀,并借此探討朝鮮與清朝關系演變的歷程及其特點,為我們全面認識清代中朝宗藩關系的特點尤其是朝鮮對清朝的文化心態提供一些幫助。
一、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女真之往來
后金興起于建州。按照吳晗的話說,建州介于三大勢力之間,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鮮。建州女真在勢力強盛時,乘虛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無暇顧及時,抄掠明朝邊境;或南下向朝鮮攻擊。勢衰時便卑辭求內服,同時受三方官職,乞求賞賜糧食。【參見吳晗:《關于東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學報》(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鮮李朝實錄中的李滿住》,《讀史札記》,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47頁;又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頁.】朝鮮與清朝宗藩關系發展的艱難,與朝鮮長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關。因為朝鮮在長期與女真的往來中,一直將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終認為朝鮮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雙方交往中,亦存在過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關系,這些都是阻礙雙邊關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學者河內良弘對明代女真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參見[日]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與朝鮮的關系視作藩屬同宗主國的關系,女真諸部以事奉上國的姿態事奉朝鮮,而朝鮮又以待藩邦的態度對待女真諸部。他認為朝鮮與女真的關系是在大的中華體系之下,【中華世界體系,費正清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參見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認為中華世界體系中心是中國,而周邊分為:華化地區(SinicZone),以朝鮮、越南、琉球、某些時期的日本為代表;內陸亞細亞區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動之中國長城以北、中亞草原地區;外部地區(OuterZone),乃歷史上的外夷,具體就是東南亞、西亞和歐洲.日本學者藤間生大提出東亞中華世界發端于秦、漢,形成于唐、宋,見《東アジアの世界形成》(東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則將其稱為"天下秩序",指出德、禮、政、刑是維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見《從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韓關系》,《中韓關系史論文集》(臺北,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第1-166頁.】形成以朝鮮為中心的小天朝體系。筆者并不贊同女真與朝鮮存在著藩屬同宗主的關系,因為女真各部衛、所都是明朝設立,并非朝鮮設立的,而且女真諸衛所隸屬明朝版土,并非朝鮮的領地,故而不能說具有宗藩關系,但在明代雙方的交往中,朝鮮處于主動和支配地位,女真處于被動和被支配地位。這樣在朝鮮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開化的民族,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朝鮮初年,朝鮮半島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帶)并非朝鮮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動地域。遼、金、元三朝400年間,中朝北部邊界基本穩定在朝鮮江原道的永興地區。元朝時朝鮮北部由鐵嶺衛管轄,明朝永樂以后,鐵嶺衛北撤,這片土地遂由朝鮮掌管。【對于明代中朝邊界的形成,可參見王冬芳:《關于明代中朝邊境形成的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當時這一帶的居民以女真人為主,女真部族構成了朝鮮北部藩籬。朝鮮世宗國王時期(1419—1450),朝鮮先后在北部設立了四郡六鎮,【四郡乃懋昌、閭延、虞芮、慈城,六鎮乃慶興、慶源、穩城、鐘城、會寧和富寧.對其研究可參見李仁榮:《韓國滿洲關系史研究》(漢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書中對四郡的設廢過程進行了詳細研究,對朝鮮與女真關系更進行了專門研究.】以加強控制,并從南方強制遷徙朝鮮人在北部地區定居,逐步實施對北部地區的有效控制。當時遷徙來的朝鮮人,因為不適應北方的氣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歸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實錄》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為了確保北部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就得處理好與女真諸部的關系。為求控制女真,朝鮮采取羈縻與武力征伐兩種措施,以確保對這一地區的有效控制。朝鮮對女真的羈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籠絡,授酋長以侍衛、將軍等職位,同時,若遇上女真天災,亦予以救濟。朝鮮太宗時(1401—1418)開始對女真施恩。當時建州衛酋長猛哥帖木兒求見,即以其“居吾境,為吾藩籬,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實錄》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時期(1419—1450)對女真諸衛酋長多授予侍衛一類頭銜。《李朝世宗實錄》載:“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也,欲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李朝世宗實錄》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對當時建州衛童倉、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職,并令在朝鮮娶妻,使其安心侍衛,“使之迭相往來覲親,則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實錄》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間,建州左、中、右三衛發生罕見旱災,谷食皆枯,朝鮮遂給糧,人給米二升、鹽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盡。此皆是籠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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